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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局拟规定团购电影票价不低于7折 近日，电影局向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票务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主要矛头直指所谓的会员票、团体票，对现行的周二半价日和工作日的上午阳光场并未限制。 根据《意见》的规定，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将全国分为若干类地区，分别制定电影票价指导价格，指导价格为一部影片在各类地区的最高零售票价。普通影片的影院挂牌价格不得高于当地指导价格。3D、巨幕、VIP厅价格可适当上浮，但建议最高不得高于指导价格的50%。严禁任何形式的搭售行为，电影票上标注的价格，不得包括卖品及其他附加费用，所得票款全部参与票房分账。其中可能对现在的电影票房产生最大影响的核心内容是，会员票、团体票不低于影院挂牌价格的70%。 有业内的市场人士分析，如果《意见》的征求稿能获通过，并在各地得到确切的落实，那么对影院的团体包场会产生一定影响。以上海为例，目前许多影院的包场价格，尤其是非热门电影的团体票价格都在7折以下。至于有的影院推出的会员制所执行的价格体系，也通常在7折以下，但其中尚有变通的空间。不过，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团购网站这一块的业务，以目前上海平均团购电影票价30元左右的价格而言，它们都在受限之列。不过，该人士指出，由于绝大多数影院对团购行为都“既爱其客流，又怒其低价”，如果作为行业行为来迫使团购提价的话，欢迎度肯定无需担忧。 对于周二半价日和周一至周五上午票价半价，《意见》是采取了鼓励态度。另外，《意见》也鼓励影院、院线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不过正价7折的底线却不容突破。从目前的低价票可达的三四折回升到7折，对观众而言几乎是支出翻番。和本报接近的一些院线和影院人士表示，对其影响需要实际观察，目前还不能凭空作出判断。 来源：新民晚报

核心提示：中国的一些改革派学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不能归罪于市场经济，而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监督权利的机能无法提高，默许特权阶层的出现。今秋，习近平即将上台，左右两派阵营必将卖力”推销”自己的政策，双方的交锋也必将日趋激化。 原文： 「南方講話」から20年　中国経済の矛盾膨らむ 发表：2012年2月21日 作者：高橋哲史 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吹响市场经济化号角的标志。本月21日就是”南巡”讲话最后一天20周年的纪念日。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让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滋生了少数特权阶层，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今年秋天，即将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把重心放在”社会主义”还是”市场”上，将左右着世界经济的走势。 明确调低 目标 增长率 已内定将要就任共产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副主席最近出访爱尔兰，期间他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他明确表示，从今年开始中国将调低经济目标增长率。从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连续7年将目标增长率定在”8%前后”，2012年预计会下调到7%到8%。 共产党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采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济也以此为契机实现了年均10%的高速成长，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问题。习近平说，调低增长率目标是为了缓和物价上涨和能源、环境等层面的压力。 中国显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就快升至危险的0.5。过度的市场主义是使贫富差距扩大的元凶，对此中国领导层内部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解决矛盾需要新的政策，习近平对于这样的声音还没有摆明自己的立场。 2002年秋天，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自认为是邓小平的正统继任者。但是，胡锦涛年轻时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被灌输过马克思经济学，不少党内人士认为”他在思想上不可能是支持市场经济的”。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中国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集团崛起，他们批判市场主义，重视由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新左派的主张否定邓小平路线，胡锦涛虽未明确表示过支持新左派，但其政权口号”和谐社会”却是出自该派学者。 2008年雷曼危机之后，市场主义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抨击。中共=中国政府出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在国家的主导下成功将经济载入复苏轨道。自此，最大限度提高政府机能的”国家资本主义”登场。 政策交锋日趋激化  “第一页是我和小平同志的合照”，被誉为改革开放旗手的朱镕基前总理说到。朱镕基去年秋天出版了讲话实录，他自我推销的录像最近在北京市中心的书店里无间断地播放。这本书记录了推动市场经济化的轨迹，它的出版自然也包涵了希望现任领导人继续改革的信息。 担任过朱镕基智囊团的改革派学者们一直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不能归罪于市场经济，而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监督权利的机能无法提高，默许特权阶层的出现。” 今秋，习近平即将上台，左右两派阵营必将卖力”推销”自己的政策，双方的交锋也必将日趋激化。 广东省追求更多竞争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故里广东省，出现了进一步加速市场经济的呼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1月表示，现在应该实行的改革是打破既得权益的制约。汪洋常说，要依照市场原理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他的这些言论，基于他的一种认识——在社会主义名目下优先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会让经济畸形。 中国经济通过高增长的确实现了规模增大，但汽车和电机等基础产业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却寥寥无几。在汽车领域，外资与国企的合资企业让外资的技术和品牌席卷了国内市场，民族企业在狭小的空间里苦不堪言。在电机领域，液晶板等基础零件的国产化也才刚刚起步。中国第一家正统的民间半导体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也因为股东之争难寄期望。 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江指出：”中国之所以难以培育起新产业是因为以国有企业为中心。而国企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市场经济化进程最为迟缓的是金融部门。利率自由化迟迟毫无进展，内外的资金移动依然受到强力制约。由于金融部门没有迎合市场经济，所以资金难以流向新产业。国有银行更倾向于把资金贷给能够规避风险的国有企业，让民营企业的资金运营陷入苦境。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海外媒体报道，近几十年来，台湾派出上万特工，到大陆搜集情报。前后共有一万多人被捕，三千多人“殉职”。而1979年中国大陆同美国建交后，大陆抓捕并处死台湾间谍的情况仍屡有发生。 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星期四报道，台湾情报机构估计，近年来“大陆情报人员假借各种交流、参访、观光名义不断进入台湾，但在台湾，由于没人愿意冒险，派往大陆的间谍已经后继乏人。” 报道援引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说，“1979年美国和中国大陆建交之前，台湾每年都向大陆派遣百名甚至数千名间谍，前后有一万多人被捕，包括被处决的在内，共有三千多人殉职。” 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被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世界发行量第五(310万)的报纸、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日报所转载。百度百科介绍，“《参考消息》是与《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旗下)同为中国大陆唯有的两家能够合法直接刊载外电的报纸。” 这一报道并没有说明“殉职”的三千多特工是在哪个时间段被大陆处死的。《环球时报》8年前(2004年)曾报道，“台湾情报局对大陆情报战惨败 50年死3000人”，消息来源是台湾情报局“前官员”。 该官员两年前(2002)透露，台湾半个世纪对大陆的情报战，已有三千多特务殉职。《环球时报》的报道说，例如，1958年12月7日，广东高院判处5名台湾特务死刑，立即执行。 *中国媒体：两岸谍战最危险、活跃* 报道说，“50年死3千人，数字上颇为惊人。”但如果大陆涉案人员和被捕判刑台谍计算在内，人数可能超过一倍”，“两岸之间是世界上最活跃、最危险的情报战场之一”。 *台湾枪毙“匪谍”吴石案* 台湾方面，在国民党政府1949年退到台湾之后的年代，“防匪防谍”意识非常高，特别是上世纪50和60年代，台湾经常听到抓捕处死大陆“匪谍”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2000年后到台湾澎湖，看到岛上还有“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标语。台湾防谍最知名的例子就是中将吴石案。 吴石当时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1950年初，台湾当局发现他为大陆服务、秘密输送情报，遂将其逮捕，并在当年6月10日处死。一同处死的还有同吴石联系的大陆“匪谍”朱谌之(朱枫)、吴石副官聂羲、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从台湾在80年代中期废除勘乱条款、放开党禁报禁之后，对抓到的大陆间谍一般很少处以极刑。 *大陆最知名台谍案—刘连昆、刘广智案* 在大陆被处死的台湾间谍最有名的是解放军少将刘连昆、大校邵正宗。他两人于1999年8月15日被处决。后来有报道说，二人是被注射毒针处死的。刘连昆是解放军总后装备部部长、邵正宗是总后军械局长。大陆在1999年非常低调地处理了这个案件。 *李登辉泄露空心导弹要了刘连昆的命* 2000年2月19日，《华盛顿邮报》详细报道说，台湾方面承认，由于台湾领导的失误，导致中国反间谍机构，查获刘连昆和邵正宗。“并在1999年台湾的李登辉总统提出两国论之后不久，将二人处死。” 据报道，刘连昆、邵正宗案一共牵连24人。刘邵二人是台湾在大陆策反最成功、地位最高、最敏感和情报最准确的官员。 台湾方面开始不承认刘连昆为其服务，但后来在路透社和香港多家媒体报道后证实，刘邵二人的确为其服务。1996年台湾大选，大陆在海峡发射导弹，引起台湾人心浮动。 刘连昆的情报透露，大陆发射的导弹不带弹头，同时还提供了解放军部署，兵力和战斗力方面情报给台湾。李登辉发出安民告示，告诉百姓导弹不带弹头，因此不要惊慌。据报道，大陆军方只有10个左右高级将领参加了这次会议，情报部门马上调查，很快将刘连昆和邵正宗拿下并在半年内处以极刑。 *台湾特工张志鹏：情报生涯一场梦* 一年后，曾参与策反刘邵二人的台湾谍报人员张志鹏在台湾举行记者会，诉说情报人员的艰辛，为死去的同志感到悲痛。他说：“情报生涯本来就是一场大梦。” 据报道，台湾方面也委任刘连昆为国军少将，因此，他是第一位同时有大陆和台湾少将军衔而被处决的军人。 刘连昆是级别最高的被策反解放军官这一纪录，5年后被另外一位解放军将军所打破。2004年3月，解放军空军学院院长、少将刘广智因台谍罪被捕，他是正军级军官，而且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刘连昆是副军级，不是人大代表。所以，中国互动百科把两案并在一起，称二刘台谍案是中国建政以来军队内最严重的间谍案。 中国《警务中国网》(2011年1月2日)报道，专家认为，刘广智案的破坏力比刘连昆案还大。他涉嫌“将绝密的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以及空军主力战机苏27、苏30的部署和训练详情交给台湾。” *刘连昆、邵正宗、刘广智被毒针处死* 有报道说，刘广智很快就和刘连昆一样被判处死刑。维基和百度百科都说，他2004年被捕后，被解放军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注射药物处决”。刘广智一案也牵连了二十多人。 *科学家沃维汉、郭万钧被处死* 北京以“资敌罪”处死了刘连昆和刘广智这两位解放军高级将领4年后，又高调处死身份为科学家的台湾间谍沃维汉。 2008年12月，沃维汉在中国被处死，罪名是给台湾当间谍。《环球时报》曾详细报道，1948 年出生的沃维汉80年代到德国留学，被台湾间谍机构策反。沃维汉和刘连昆一样，都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环球时报》说，沃维汉认识了大陆导弹技术专家郭万钧，把郭给他的口头“科普”资料详细作了笔记，提供给台湾军情局。台湾军情局一个副局长对沃维汉说，美国非常重视他的情报。 报道说，沃维汉曾向郭万钧转交台湾谍报机构提供给数万美元和一块手表。中国媒体报道，沃和郭是远房亲戚，郭1942年出生，南开大学毕业，后来从事导弹研制工作。90年代初，郭向沃提供了“大量有关战略导弹的情报”。 2008年11月28日，沃维汉、郭万钧被执行死刑。 *陈锡藩：两岸无消除敌对关系* 针对沃维汉一案，台湾国民党智囊机构国家政策基金会国家安全组召集人陈锡藩(2008年12月3日)对美国之音说，两岸关系虽然缓和，但“不等于已经消除了敌对关系。” 陈锡藩说：“两岸现在的确关系和缓。但是，就中共来讲，现在敌对状态并没有结束。是中华民国这边，是李登辉先生，他已经终止了敌对状态。但中共那边，一直没有，现在就他们而言，检察机关、法院，甚至政府部门，还认为现在还处于敌对状态。什么时候解除敌对状态？大概要等到和平协议签订之后了。” *陆以正：胡锦涛处理沃案安抚强硬派* 曾经担任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顾问的资深外交官说，两岸关系特殊：“两岸，不是两个国家，但也不是一个国家。大家都在那里搞情报，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曾经担任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陆以正认为，胡锦涛处理沃维汉案件，也是想安抚强硬派，“要摆平各方的关系，搞平衡非常不容易。” *大陆猛捕台湾“间谍”* 2001年，北京中级法院对三起台湾间谍案作出一审判决，杨铭中还有两名女士姚嘉珍、张玮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十五年。 同时，北京高调逮捕了大陆留美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少民，并以为台湾从事间谍罪将其驱逐出境。 大陆媒体报道，1997年，西安破获朱晶民台湾间谍案；南京破获王冠都间谍案；1999年，武汉破获岳青间谍案。 2004年，千龙网报道，海南破获宋孝濂台湾间谍案；安徽安庆破获了台谍李庆生、张新民案；南京破获李运溥、高国宁和吴哲明案(和刘广智案同案)；广州抓捕了台湾居民童太平，指控他为台湾情报部门服务；福建逮捕了台湾居民张旭闽和余诗屏(女)，使台湾在福建的“情报部门瘫痪”。 *陈水扁说出大陆导弹部署，导致24名台谍落网？* 大陆媒体报道，1996年是李登辉说出了大陆导弹是空包弹，导致刘连昆被捕。而在2003年，陈水扁(总统)在高雄县“扁友会”成立大会上宣称，大陆在沿海600公里范围内共部署了476枚导弹，其中在江西乐平、江西赣县和广东梅州各部署96枚、福建永安144枚、福建仙游64枚。《环球时报》说：“这是陈水扁第一次‘精确’说出大陆导弹部署位置和具体数量。” 报道说，陈水扁这番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短短两个星期，大陆当局在广东、福建、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八个地方抓获24名“台谍”，包括傅宏章、宋孝濂、张豫人、王长勇、童太平、林介山、张耿桓、李享隆。

“十二五”开局之年，关系全国13亿人健康的新医改继续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效。抽样调查显示，城乡居民对新医改的满意度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升高。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目前，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已作为公共产品初步向全民提供，全国95%的城乡居民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全国95%的城乡居民有了基本医疗保障，居民不再“大病扛、小病拖” 故事：2011年8月，吉林省公主岭市杨大城子镇农民郑树学的孙女，在省一所三甲医院做了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新农合报销后再加上农村儿童大病保障，约4万元的手术费郑树学只承担了10%，大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覆盖全体城乡居民，截至2011年底，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项医保”的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比预定目标增加3000多万，参加率达到了95%左右，超过计划5个百分点。近800万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全部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障，这些人群看病就医缺少保障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年人均补助标准大幅提高，达到200元。同时，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门诊统筹基本实现全覆盖。 大病是一个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医改加大对大病的救助力度，2011年筹集资金188亿元。救助对象从低保家庭、五保户逐步覆盖到低收入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和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 我国全民基本医保体系初步形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安全网，为“病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迈出关键性步伐。 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采购价格下降30%，群众用药负担下降 故事：2011年11月，65岁的赵贵荣大娘在黑龙江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镇中心医院住院治疗血栓，平均每天要点两瓶“血栓通”。她说，过去两瓶“血栓通”要100多元钱，报得也少。如今血栓通一瓶才二三十元钱，再加上新农合报销额度高，不再害怕看病了。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长期以来，基层群众尤其是农民看病成本较高，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药费上。为此，我国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 2011年7月底，我国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目前，上海、重庆、云南等7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本药物制度已经率先覆盖到村。按照新采购办法，各地陆续开展了基本药物新一轮采购，价格比上一轮采购价平均下降了30%。群众用药负担下降，基层医务人员用药行为逐步得到规范。 药品价格下降、医保报销额度升高，这“一降一升”让老百姓得到了更多实惠，尤其是群众在基层就医时，更能感受到改革的好处。 基本药物的零差率销售，引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综合改革。通过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由过去以药品加成为主转变为由经常性财政补助、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一般诊疗费收入构成。目前，各地的综合改革基本完成。 抽样调查数据表明，综合改革实行绩效工资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月工资增加了600元左右。 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健全，居民实现就近看病 故事：2011年12月，65岁的重庆居民李薛渊说：“以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条件很差，生病只好往大医院跑。如今，这里的环境好多了，设施也齐全，看病再也不用往大医院跑了。” 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少人问津。为了让百姓就近看病，新医改着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软硬件建设。 到2011年，中央支持建设的2233所县级医院(其中县级中医院158所)、6200多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5万多所村卫生室已基本建成。目前已基本实现村村都有卫生室、乡乡都有卫生院、每个县都有达标县级医院。 在城市里，中央投入41.5亿元，支持了238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目前建设项目完工率超过75%。 2011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逐步实现全国5万多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有适量的全科医生。同时，采取多种举措吸引人才下基层。2011年，各地安排1.5万多名基层在岗人员进行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为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村卫生室分别开展在岗培训67.4万人次、51.8万人次、119.8万人次。 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建成，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和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不足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去年1—9月份，城乡居民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同比增加了3.1亿人次，增幅为13.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向4亿人提供，居民健康有了“守门人” 故事：2011年7月，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社区居民单桂兰来到社区卫生服务站，找到自己的健康管理医生谢吉伯，对糖尿病的治疗情况进行复诊。由于谢吉伯的长期跟踪治疗，单桂兰的糖尿病足病情得到控制。 2011年，全国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增加到26.5元。截至2011年9月底，全国规范化电子建档人数已达到4.33亿人；5900多万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得到规范化管理；8175万名65岁以上老年人获得了免费健康体检。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累计受益群众近1.9亿人。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推进和家庭医生队伍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卫生发展模式从重疾病治疗向全面健康管理转变，医生不再坐等患者上门，而是主动上门为百姓提供服务，促进了基层医患关系的改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认为：“这是历史性的转变。” 2011年，国家确定了17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全国参与改革试点的公立医院数量达到2299个。这一年，作为优质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市，人均住院费用实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与2010年同期相比，患者人均节约药费586元。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