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朱厚泽
博按一：对朱老我有着不是贵州人但同样很强烈的情感，我为了采访他，曾经花费两年的时间，做足了功课，两次聆听朱老演讲，两次直接交谈，之后，制定对朱老报道的编辑策划方案，朱老低调接受采访，并在改革开放30年系列纪念中予以公开发表，回顾全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有哪家官方媒体曾经在2008年热议改革30年中，专门公开报道过朱老呢，只有《当代贵州-影响力》杂志。为此，我觉得自己应该算是比较有种的那类记者了。
博按二：“之所以从2007年10月……开始设法采访您，源于您老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惊人牺牲和率先发出有魅力的先声。后来的采访，您老有言在先，做资料可以，发表不行。文章写出后，因赶着纪念30年改革这一期，策划方案时，我提出30年贵州的改革开放，没有一篇文章记载朱厚泽，道义良心都说不过去……整个纪念30年这一期的策划方案是我做的，社里同意，选取您在贵州省委这一段，避开所谓禁区和敏感。文章没有印出来时，我们心照不宣的担心是，祈求期刊不因这个文章被查禁，想也没有想过问题出在编辑、审校系统。文章发出来后，也引起一些大学生的良好反响，大家读懂了记者编辑的良苦用心。”——摘自《帅好2009年2月致朱厚泽信件》
1985年的朱厚泽
文/帅好 杨茜 图/杨舰
（原载《当代贵州-中旬刊影响力》2008年10期，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文）
记者在预约的时间按响了门铃，朱老笑着开了门说，“你们晚了5分钟”。那笑容，就像每天在广场、公园散步的长辈一样亲切。围坐在暖色调的茶几旁，朱老拍拍自己身旁沙发的空位，让最年轻的记者坐到了他的身边。
1985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就调查农村改革的问题，沿着台江、剑河、三穗、天柱、锦屏、黎平、榕江、从江走了黔东南一圈。走到剑河县的河边上的时候，当时发大水过不去，朱厚泽挽起裤腿试图穿越，站在河对岸的黔南州州长见省委书记要过河，忙喊话，说自己淌水过来汇报工作。
给养鸡专业户壮胆
回忆贵州农村改革，研究政策的人都举例池必卿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朱厚泽也认为这是贵州最精彩的片段。三中全会前朱厚泽属于 “牛鬼蛇神”，基本没有参与，三中全会后平反了，恢复工作在贵阳市委任秘书长。
朱厚泽说，我在贵阳市传达十二大包产到户以后，就到省委工作了。那时候，整个农村被包产到户激活了，但是进一步怎么搞，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池书记就说：“包产到户之后，我们就没有得心应手之作，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池必卿的意思就是带动全局发展的东西要抓什么，包产到户以后怎么走，说我们的工作有点散。
1984年2月，朱厚泽与贵阳市长李万禄一起到花溪，见到了一个养鸡专业户，还和他照相，给他题词，后来贵州日报用一版报道了这个事。
朱厚泽说，这个就是池必卿说的没有得心应手之作的问题。农民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拼命想发展，可是我们的微型农户太小了，一人几分地，连国际通用的“小农经济”都算不上，农户一旦把力量集合起来，除了生产粮食自己吃以外，还要考虑农产品怎么销得出去，什么东西价钱好。
当时贵州农村出了一些专业户，对专业户怎么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朱厚泽说：“在耀邦同志来以前，1983年我们就在研究，专业户一旦起来以后，他就拼命的发展商品，不是自给型的，种猕猴桃不是自己吃，养鸡养猪也不是自己吃，是为了销出去，中国的农村要从这种“家家种粮食，个个搞饭吃”渐渐的走向社会化的生产，冒尖出来的专业户就是这个时候生产发展力的方向。”
朱厚泽这样做，一个方面是让大家认识发展专业户的意义，另一个方面，专业户发展大了，按照传统的社会观念，专业户就有了顾虑——私营经济来了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朱厚泽说：“姓社姓资是很严重的问题。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养一点儿鸡是可以的，但是再养多了，将来会不会把我看成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和李万禄在花溪看个体养奶牛，看个体的养鸡，正好有记者一块儿去的，我就说‘来来，我们一起照个相，立此成照’后来发到了贵州日报上。”
总闸门与水龙头
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失控，中央说要调整，要控制。当时朱厚泽对贵州报纸宣传提出，水的总闸和水龙头的关系，意思是贵州的问题不是过速而是要加速。国家在强调控制，减速时，朱厚泽出人预料地提出“加速”。
朱厚泽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大国，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有的地区发展很靠前的，有的地区发展滞后，我们又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个情况下，中央的决策，常常看见已经出现的问题，采取一些必要的经济措施，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常常忽视地区差别。有的地方控制工资总额，控制货币发行量，考虑贷款的量等，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我们一研究，贵州，工资总额根本就没有差，没有达到，银行存款，不是用光了，而是根本用不出去，还把贵州的钱调到外省去投资，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不注意贵州的实际，提出在贵州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还有出人意外的是，当时朱厚泽并没有预先和省委其他人商量，在重庆开经济协调会，《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前来采访，朱厚泽直言感慨：“哪个龙头漏水，就关哪个龙头，不要一遇到新问题，就把总闸给关了。因为各地情况是不一样的。”
2008年秋天朱厚泽对记者回忆此事时认为：“以前贵州出现过情况，就是落后地区一旦遇到政策松动，就会很快出现增长速度很高，因为基础很小，不要看增长快，其实没有多少。”
有一次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的经济调整会议，县委书记们都到了，把中央精神传达布置下去了。这个会结束后，人都没有走，朱厚泽就通知所有县委书记下午三点开会。 “压缩、控制，在整个宏观经济工作中是不能不做的，但是中央有时候照顾不到这么多的情况，贵州应该有什么状态，是全国都压缩控制，我们就压缩控制，还是从我们的情况出发？既然我们的宏观指标没有突破，那么我们就要积极进取往前走。究竟要才采取什么态度。”朱厚泽留下县委书记开会就是讲这个的。
当天晚上池必卿就找朱厚泽了：“怎么回事，上午刚结束会，你怎么又开会？”朱厚泽说：“中央的决策从全国大局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具体到贵州，我们很多的宏观指标根本就没有达到，我们是做不够，贷款余额大大的有，用不出去，工资总额没有突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来推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我就是把精神状态如何面对布置下去。”
池必卿是知道贵州情况的，但是他既没有继续批评朱厚泽，也没有说同意这个做法，只是对朱厚泽说，“这个做法可要谨慎。”
新闻： “贵州话与普通话”
朱厚泽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报纸不能只说讲普通话不讲贵州话。意指新闻的两个关系。
朱厚泽说，这个是两个意思，一个不能只讲普通话不讲贵州话，就是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要提出自己的问题；另一个，不能只讲贵州话，不敢对全局的问题发出见解。这个在贵阳工作时就讲过。
朱厚泽顿了顿接着说，1983年以前，贵阳办了一个晚报，没有日报，我说省报是作为省委面向全省，它重点在农村，它要照顾全省的情况。我说贵阳市的晚报，不就是个城市报纸吗？贵阳晚报当然主要是面对贵阳，但是城市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派记者到遵义到安顺到凯里去采访，发表他们的城市消息，提出共同的城市问题怎么搞，你们怕什么。但是他们说，这个可搞不得，人家会说，贵阳市委手那么长，伸到我这里来了。报纸新闻是没有界限的。贵州日报对全国性的问题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嘛。所以这个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本身应该具有贵州的特色，除了普通话，就是贯彻中央的东西以外，还应该讲贵州的东西。另一面，作为地方的报纸，对全国性的问题也可以发表评论，发表自己的意见。
记者请朱老回过头再看20多年前的这个观点，朱厚泽直率地说：“第一，对现在年轻的同志，我决不会说贵州日报，你要对全局的问题发表看法，这个风险太大了。要是年轻人听了这个话，惹出乱子来，我对不起年轻人。另一方面，我现在认为，不仅可以讲普通话，而且可以讲英语。就像全球金融风暴，贵州财经学院的博士、教授，为什么不能发表对全球金融的看法，这就是全球化。
给中央西部开放最早的建议信
朱厚泽在贵州省委工作这段时间里，学者刘学洙统计，其个人见报不到十次。但是给中央写了一个开发中西部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比中央西部大开发决策早了十五年。
朱厚泽说，那个文件现在还在，大概就是一页左右的打印纸。怎么回事呢？就是中办的一个主任，到西南做调研，广西，四川，云南都到了，我就约他喝茶聊天。当时邓小平首先提出，建立四个特区，接着又提出开放沿海14个城市。聊天时我就说，小平同志关于四个特区建设和开放14个城市的设想，把整个海岸线都搞活了，但似乎沿海经济主要是加工型经济，我们在有了这个前沿部署以后，应该考虑在纵深方向上有所部署。能不能设想，建立资源开发型的内陆特区，或者是叫开发区。因为港口的腹地有深腹地有浅腹地，深腹地可以一直到四川到西北，浅腹地，像贵州。对于广东而言，湘南、赣南都是比较近的腹地，浅腹地。像这种有条件的地方，实行资源开发型的内陆特区，使内陆的资源、能源与沿海的加工业、商贸业相互支撑，既互相联系，带动内陆发展，又支撑沿海得到原材料，这不是很好吗？
聊天聊到的这里，中办的领导同志讲：“这么大的事，你写报告没有？”我说：“我写什么报告，我是地方的，这是你们的事。”他说：“你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做好沿海开放政策以后，从战略上要向战略纵深选择，这是很大的问题，赶快写报告。”然后我们就用一页纸，把黔中地区的资源、能源、区位条件，还有我们的想法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这个意思。
记者请朱老谈一下这个建议和现在的西部开发之间，有什么联系或区别？
朱厚泽说：首先，对当时中央机关在接受小平同志大开放战略上存在这么大的差距，我当时还不了解。我提的建议，中央有同志赞成，但是当时直接控制经济工作的人是不会理睬我的，我在地方工作我不知道啊。你问我现在看法怎么样，我觉得，从我们的实践来讲，经过20多年，实际工作正在这样推移着，这是我们感到比较欣慰的，但是我们也感觉，有一些问题慢了，可以做得再快一点的，搞得更早一点，可以更加自觉一点。不过人的认识有先后，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设想，没有来得及具体实践，我本来是作为一个个人的信，给必卿同志看了，必卿看了说，这个意见非常好的，就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讨论以后，最后是以省委的名义，向中央报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