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和家庭的经历经历了被迫害和被歧视的痛苦。我从中学到了忍受巨大痛苦和凌辱的能力。父亲个人经历了国民党的监狱、共产党的流放，这种迫害和苦难成为了我的家庭生活内容的最基本状态。我适应这种状态，也很了解这种状态。我对中国的人性，对极权政治的残酷性和野蛮性，都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解。对于我来说，承受政治迫害已不是新鲜的事情，我也没有任何幻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准备好了，就可以承受突如其来的种种痛苦。 如果问我，如何能成为今天这个状态，肯定有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我出生在中国，经历了若干个不同的时期：童年的时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去了美国纽约后的经历，之后再回到中国，已有将近二十年。这几次经历，使我对中国社会有着比较强的认识。我认识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仁、义、礼、智、信这种礼教政治的控制之下，每一个人的个人位置都是非常确定的 。共产党将这个封建礼教打破以后，仍然沿用了封建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认同和服从。这导致统治者的行为不受局限和权力滥用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政治的现实。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统治者说的。唯“上智下愚而不移”，是说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人是智慧的，而下层的人都是愚蠢的。孔子说唯此而不移，这是封建社会的秩序，秩序是确定的。今天开两会，从他们的方式、态度和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权力在文化中发挥和渗透着。这完全是上层和下层一种断裂的状态。显然，这片土地离民主社会很远，这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它的野蛮和非理性的特征始终是持续保持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参与和表达化为虚有，社会在基本层面上否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当大家公认，作为个人是不能够提出政治见解，没有真正美学和伦理学判断的时候，这种全民的放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生长的最佳土壤。 作为一个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建立交流是我的天职。我在表达过程中发现很大的空缺，我说的很多观点，实际上谁都可以说。即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百分之八十的人会拒绝去说，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会说，但是却没有人能听得见。这导致了百分之百的没效果。我公开的表达了这些观点，已经算是非常特殊，一个有社会影响力或者生活处境很好的人，为什么会和权力对抗，已经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同时，这个状态又给了我很大的空间，由于没有人说，我的行为就变得很明显和突出。再就是，我的声音有可能被听到，因为作为艺术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可能被听到，直到这几年，我在国内完全被禁。 虽然我做艺术的时间很长，但是，在其中很多阶段，实际上我是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太关心艺术问题，而是对建筑、设计、甚至收藏，还有策展、出版这些事情，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直到我找到互联网给我提供的可能性。在05年年底的时候，新浪要求我开一个博客。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打过字。虽然最初很不熟悉，但是很快我就自觉的克服了这些不足，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网络使用者。博客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将个人孤立和切断的事实打破，进入一个与他人，可以随时随地建立一种新关系的交流方式。这在以前的经验中是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关系的确带来了新的自由表达的可能性。这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媒介本身就是信息”。记得我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2007年的Kassel文献展，我做了作品“童话”。在做“童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和多种的可能。这是我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很大原因。 由此经验，我08年开始，做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这是另一次主动通过网络交流发生的事件，通过和志愿者的招募、交流，实地的考察，信息的整理，并且在博客上的公布，使这个调查成为了一起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作为个体参与到社会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个事件使我的博客被彻底的被永久关闭，由于不可能再使用国内互联网媒介，促使我使用了推特。在推特上，我每天公布死亡学生在当天的姓名、生日，动员网友们对每个学生的名字的朗诵，并寄回给我们，合成了一个叫做“念”的声音作品。 这些案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致使我们在以后现实当中，遇到的很多事件，包括我在四川被因为为谭作人作证，被警察施以暴力，之后在So Sorry的展览过程中做了脑部手术，回到成都后再次申诉，并引发后来一系列政府的报复行为，包括，对我监视居住，工作室拆除，再后来，对我秘密拘捕关押，以及释放之后的1500万的税款事件，以及网上借款行为，都变成我们在网络上进行自觉表达和参与社会事件的活动。将艺术融入今天的生活，融入一个国家惨痛的现实，融入个人理想、个人表达的一种尝试。我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些表达是有效的。这种表达成功的尝试将个人的艺术行为融入到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中。 我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完全被禁，从09年开始，至今已两年半时间，我的网络影响力仍然在不断的增加。我被关押监禁，在放了以后，推特上的跟随者增加了将近一倍，从七万到目前的十三万人，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测试。政府打了一个很简单的主意，他们把我抓了，然后以经济犯罪的借口来惩治和污垢我。被抓后的第一天，他们面对面地告诉我，“你攻击政府，我们要把你搞臭，让人们知道你是一个骗子”。我当时比较愤怒，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挺好笑的，是因为我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刚开始跟我说，是诈骗，经济诈骗，我觉得这罪名非常好笑。他们后来摊牌了，说他们实际上是想削弱我的影响力。原因是我在外媒和推特上对政府的批评，他们直接跟我这样说，这令我觉得他们挺坦率的。但是我在想，这罪名有没有可能成立呢？我说，你认为一个90后年轻人会相信你们说的这些话吗。他笑了，说，大部分人是会相信的。我想，这是他们压的一个赌注吧。 我出来以后才知道，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抹黑和诬陷的工作，当然，是技术质量很低下的抹黑，直接、明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缺少耐心，连制造舆论评论的“五毛”也是教养很差的那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才会做大量低质量的抹黑，包括环球时报和境外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失去了风度。关于我的案情，国内报道极少，他们回避公开讨论，只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诸如司马南、吴法天之类的学者旁敲侧击。他们已经非常羞涩了，没有任何问题敢拿出来公开讨论，没有公开指责和批评。他们大可不必，去做一个执政了60多年的政党所应该做的事情。你自视强大，无需要做一些很不体面的勾当，当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勾当的时候，那就是黔驴技穷了。 在被关押的时间中，得不到一丝关于外界的消息。我曾说过，关押时，我就像一颗黄豆滚到了一个无人关注的缝隙里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被彻底的遗忘，与外界的生活断裂。警方明确告知不允许会见律师和通知家人，完全切断了我和外界可能产生的任何联系。直到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关押可能成为有史以来个人失踪所引发的，无论是政治层面或是艺术群体、普通民众极为关心、参与的，多种方式，持续的一种反应。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处境的一种反应，而是表达了对于言论自由、个人权利遭受侵害时，抒发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表达了人们对极权政治的野蛮和非理性的厌恶，这种情感是普遍的甚至激烈的。无论是我家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网友、国外的艺术家、博物馆，从普通民众，80后90后的年轻人到政界的一些显要，都对言论自由所遭受到的伤害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表态。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毕竟，中国在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新闻媒体做了细致和持续的报道，使人们能够再一次重新意识今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舆论抗争的巨大优势。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81天监禁中，我的处境所承受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人类在监禁中可能承受的最为严厉的刑罚，虽然没有肢体接触和殴打，但仍然是一种心理和意识上的折磨，非人性的一种酷刑。在这种非人性的处境中，所遭遇的苦难不是来自皮肉的疼痛或精神上的凌辱，而是通过强迫性的屈从致使个体对正义和公平绝望，致使个人对社会正义和你生命的生存含义失去信心和希望。这种失望来自于，个人意识到，眼前的社会和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开的、无视法律、拒绝交流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你，没有任何权力的制约，阻止对个体生命实行任意迫害的时候，生存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这是对宇宙间的秩序、人的伦理和美学、生命崇高的信仰的摧毁。没有一个人，不管在进行什么类型的抗争，不是期望和信任更高的伦理和意志的存在，相信善意能够战胜邪恶。迫使一个人在一种状态下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不是脆弱的，将无一例外，因为极权知道，生命的特征就是脆弱。 在收到罚单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三万多人踊跃借款给我，和最终拿到9百多万的捐赠，这个事实让我非常吃惊。这个事件，同样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重新的评价。我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和今天的社会并不是像往常所想象的那样一盘散沙，拒绝参与和表态。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合适的机会，或一个合适的方式，这些都很重要。我相信整个社会都是在自我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权力方还是这些争取权利方，或者第一次应用自己权利进行表达的人，每一个人，都在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动的前期，互联网的出现，使我有机会通过这种技术革新寻找出一种新的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科技的变化是个人发展至今天这一状态的最主要原因。同样，科技的革命也是中国可能发生变革和必须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关于变革的时机，没有人能够知道。既然是变革，它很难出现在人们的预期之中。变革的含义本身就是意外和不可知的出现，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关于伦理和社会正义的争论和辩证当中，德国始终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色。德国的公众觉悟和公共舆论、政界和商界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支持，是今天维护普世价值和社会公正的重要的力量。我希望看到德国在今天的社会变革这个重要时刻仍然能够坚持这种立场。在政治和经济的交往中，人们共同的倾向是做出某种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通过在关于差异的争议上来完成的。这些差异之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牺牲弱者的利益来获取交易中的优势。希望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作出交易与决定的人们，有更长远的观点和宽广的视角。不要牺牲长远的价值，为了一个短期的利益。任何在人的价值，人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上作出的让步和妥协都是罪恶的，都应当付出代价，因为这必然是盗用和掠取他人的生命和不幸在做交易。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这个混乱来自于一个旧有的世界、固有格局在新的政治和技术条件下的瓦解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的现状，也是全球的现状。这个瓦解和变革会持续下去直到旧有的体制彻底崩盘。新生的可能和对自由的渴望必然会取代陈旧、腐朽、束缚自由，对人的基本价值和生命伦理的扭曲。在这一点上，人性必然会胜利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有觉悟的世界。 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使我和中国产生了某种密切的关系，它意味着现实的，也可能是超现实、形而上的联系。这致使我的去留负有特殊困难和附加的含义。我没有要离开中国的准备。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给生命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危险真正到来之前，你都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这是不确定的一种状态，在这里的生存是可能和极有含义的，除非被强制性的置入另外一种不可能状态下，在此情形出现之前都是可能的。 来源：艾未自由

核心提示：艾未未自述文，谈个人经历、谈艺术、谈科技、被失踪……以及他的观点变化。 原文：” Ich bin nicht bereit, China zu verlassen ” 作者：艾未未 发表：2012年3月27日 本文转载自“ 艾未自由 ”网站，经 @aiww 授权发表 原文提要：一年前，中国警察让他“被失踪”。在经历了“精神折磨”之后，艺术家艾未未为什么仍然相信自由会胜利。 【原文配图】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和家庭的经历经历了被迫害和被歧视的痛苦。我从中学到了忍受巨大痛苦和凌辱的能力。父亲个人经历了国民党的监狱、共产党的流放，这种迫害和苦难成为了我的家庭生活内容的最基本状态。我适应这种状态，也很了解这种状态。我对中国的人性，对极权政治的残酷性和野蛮性，都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解。对于我来说，承受政治迫害已不是新鲜的事情，我也没有任何幻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准备好了，就可以承受突如其来的种种痛苦。 如果问我，如何能成为今天这个状态，肯定有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我出生在中国，经历了若干个不同的时期：童年的时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去了美国纽约后的经历，之后再回到中国，已有将近二十年。这几次经历，使我对中国社会有着比较强的认识。我认识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仁、义、礼、智、信这种礼教政治的控制之下，每一个人的个人位置都是非常确定的 。共产党将这个封建礼教打破以后，仍然沿用了封建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认同和服从。这导致统治者的行为不受局限和权力滥用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政治的现实。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统治者说的。唯“上智下愚而不移”，是说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人是智慧的，而下层的人都是愚蠢的。孔子说唯此而不移，这是封建社会的秩序，秩序是确定的。今天开两会，从他们的方式、态度和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权力在文化中发挥和渗透着。这完全是上层和下层一种断裂的状态。显然，这片土地离民主社会很远，这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它的野蛮和非理性的特征始终是持续保持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参与和表达化为虚有，社会在基本层面上否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当大家公认，作为个人是不能够提出政治见解，没有真正美学和伦理学判断的时候，这种全民的放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生长的最佳土壤。 作为一个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建立交流是我的天职。我在表达过程中发现很大的空缺，我说的很多观点，实际上谁都可以说。即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百分之八十的人会拒绝去说，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会说，但是却没有人能听得见。这导致了百分之百的没效果。我公开的表达了这些观点，已经算是非常特殊，一个有社会影响力或者生活处境很好的人，为什么会和权力对抗，已经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同时，这个状态又给了我很大的空间，由于没有人说，我的行为就变得很明显和突出。再就是，我的声音有可能被听到，因为作为艺术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可能被听到，直到这几年，我在国内完全被禁。 虽然我做艺术的时间很长，但是，在其中很多阶段，实际上我是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太关心艺术问题，而是对建筑、设计、甚至收藏，还有策展、出版这些事情，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直到我找到互联网给我提供的可能性。在05年年底的时候，新浪要求我开一个博客。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打过字。虽然最初很不熟悉，但是很快我就自觉的克服了这些不足，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网络使用者。博客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将个人孤立和切断的事实打破，进入一个与他人，可以随时随地建立一种新关系的交流方式。这在以前的经验中是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关系的确带来了新的自由表达的可能性。这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媒介本身就是信息”。记得我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2007年的Kassel文献展，我做了作品“童话”。在做“童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和多种的可能。这是我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很大原因。 由此经验，我08年开始，做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这是另一次主动通过网络交流发生的事件，通过和志愿者的招募、交流，实地的考察，信息的整理，并且在博客上的公布，使这个调查成为了一起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作为个体参与到社会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个事件使我的博客被彻底的被永久关闭，由于不可能再使用国内互联网媒介，促使我使用了推特。在推特上，我每天公布死亡学生在当天的姓名、生日，动员网友们对每个学生的名字的朗诵，并寄回给我们，合成了一个叫做“念”的声音作品。 这些案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致使我们在以后现实当中，遇到的很多事件，包括我在四川被因为为谭作人作证，被警察施以暴力，之后在So Sorry的展览过程中做了脑部手术，回到成都后再次申诉，并引发后来一系列政府的报复行为，包括，对我监视居住，工作室拆除，再后来，对我秘密拘捕关押，以及释放之后的1500万的税款事件，以及网上借款行为，都变成我们在网络上进行自觉表达和参与社会事件的活动。将艺术融入今天的生活，融入一个国家惨痛的现实，融入个人理想、个人表达的一种尝试。我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些表达是有效的。这种表达成功的尝试将个人的艺术行为融入到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中。 我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完全被禁，从09年开始，至今已两年半时间，我的网络影响力仍然在不断的增加。我被关押监禁，在放了以后，推特上的跟随者增加了将近一倍，从七万到目前的十三万人，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测试。政府打了一个很简单的主意，他们把我抓了，然后以经济犯罪的借口来惩治和污垢我。被抓后的第一天，他们面对面地告诉我，“你攻击政府，我们要把你搞臭，让人们知道你是一个骗子”。我当时比较愤怒，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挺好笑的，是因为我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刚开始跟我说，是诈骗，经济诈骗，我觉得这罪名非常好笑。他们后来摊牌了，说他们实际上是想削弱我的影响力。原因是我在外媒和推特上对政府的批评，他们直接跟我这样说，这令我觉得他们挺坦率的。但是我在想，这罪名有没有可能成立呢？我说，你认为一个90后年轻人会相信你们说的这些话吗。他笑了，说，大部分人是会相信的。我想，这是他们压的一个赌注吧。 我出来以后才知道，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抹黑和诬陷的工作，当然，是技术质量很低下的抹黑，直接、明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缺少耐心，连制造舆论评论的“五毛”也是教养很差的那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才会做大量低质量的抹黑，包括环球时报和境外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失去了风度。关于我的案情，国内报道极少，他们回避公开讨论，只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诸如司马南、吴法天之类的学者旁敲侧击。他们已经非常羞涩了，没有任何问题敢拿出来公开讨论，没有公开指责和批评。他们大可不必，去做一个执政了60多年的政党所应该做的事情。你自视强大，无需要做一些很不体面的勾当，当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勾当的时候，那就是黔驴技穷了。 在被关押的时间中，得不到一丝关于外界的消息。我曾说过，关押时，我就像一颗黄豆滚到了一个无人关注的缝隙里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被彻底的遗忘，与外界的生活断裂。警方明确告知不允许会见律师和通知家人，完全切断了我和外界可能产生的任何联系。直到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关押可能成为有史以来个人失踪所引发的，无论是政治层面或是艺术群体、普通民众极为关心、参与的，多种方式，持续的一种反应。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处境的一种反应，而是表达了对于言论自由、个人权利遭受侵害时，抒发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表达了人们对极权政治的野蛮和非理性的厌恶，这种情感是普遍的甚至激烈的。无论是我家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网友、国外的艺术家、博物馆，从普通民众，80后90后的年轻人到政界的一些显要，都对言论自由所遭受到的伤害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表态。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毕竟，中国在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新闻媒体做了细致和持续的报道，使人们能够再一次重新意识今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舆论抗争的巨大优势。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81天监禁中，我的处境所承受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人类在监禁中可能承受的最为严厉的刑罚，虽然没有肢体接触和殴打，但仍然是一种心理和意识上的折磨，非人性的一种酷刑。在这种非人性的处境中，所遭遇的苦难不是来自皮肉的疼痛或精神上的凌辱，而是通过强迫性的屈从致使个体对正义和公平绝望，致使个人对社会正义和你生命的生存含义失去信心和希望。这种失望来自于，个人意识到，眼前的社会和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开的、无视法律、拒绝交流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你，没有任何权力的制约，阻止对个体生命实行任意迫害的时候，生存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这是对宇宙间的秩序、人的伦理和美学、生命崇高的信仰的摧毁。没有一个人，不管在进行什么类型的抗争，不是期望和信任更高的伦理和意志的存在，相信善意能够战胜邪恶。迫使一个人在一种状态下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不是脆弱的，将无一例外，因为极权知道，生命的特征就是脆弱。 在收到罚单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三万多人踊跃借款给我，和最终拿到9百多万的捐赠，这个事实让我非常吃惊。这个事件，同样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重新的评价。我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和今天的社会并不是像往常所想象的那样一盘散沙，拒绝参与和表态。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合适的机会，或一个合适的方式，这些都很重要。我相信整个社会都是在自我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权力方还是这些争取权利方，或者第一次应用自己权利进行表达的人，每一个人，都在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动的前期，互联网的出现，使我有机会通过这种技术革新寻找出一种新的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科技的变化是个人发展至今天这一状态的最主要原因。同样，科技的革命也是中国可能发生变革和必须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关于变革的时机，没有人能够知道。既然是变革，它很难出现在人们的预期之中。变革的含义本身就是意外和不可知的出现，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关于伦理和社会正义的争论和辩证当中，德国始终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色。德国的公众觉悟和公共舆论、政界和商界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支持，是今天维护普世价值和社会公正的重要的力量。我希望看到德国在今天的社会变革这个重要时刻仍然能够坚持这种立场。在政治和经济的交往中，人们共同的倾向是做出某种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通过在关于差异的争议上来完成的。这些差异之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牺牲弱者的利益来获取交易中的优势。希望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作出交易与决定的人们，有更长远的观点和宽广的视角。不要牺牲长远的价值，为了一个短期的利益。任何在人的价值，人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上作出的让步和妥协都是罪恶的，都应当付出代价，因为这必然是盗用和掠取他人的生命和不幸在做交易。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这个混乱来自于一个旧有的世界、固有格局在新的政治和技术条件下的瓦解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的现状，也是全球的现状。这个瓦解和变革会持续下去直到旧有的体制彻底崩盘。新生的可能和对自由的渴望必然会取代陈旧、腐朽、束缚自由，对人的基本价值和生命伦理的扭曲。在这一点上，人性必然会胜利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有觉悟的世界。 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使我和中国产生了某种密切的关系，它意味着现实的，也可能是超现实、形而上的联系。这致使我的去留负有特殊困难和附加的含义。我没有要离开中国的准备。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给生命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危险真正到来之前，你都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这是不确定的一种状态，在这里的生存是可能和极有含义的，除非被强制性的置入另外一种不可能状态下，在此情形出现之前都是可能的。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和 艾未未 有关的更多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李满长：从南斯拉夫分裂看多党制的危害 进入专题 ： 多党制 南斯拉夫    ● 李满长       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不同的民族组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国情需要建立起与其相符合的制度。反之，则大乱。     20年前的南斯拉夫和苏联，由于违反了这一规则，最终导致二战以后欧洲最大的政治悲剧。          一、南斯拉夫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建立起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铁托倡导的“兄弟情义和团结友爱”得到了全国30多个民族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民族大团结”构成了南斯拉夫统一国家的坚定基石。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探索，创立了“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制度”，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大胆创新，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中等发达的工业强国。1950年至1980年，南斯拉夫GDP总量增长了5倍，1960年至1980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5％，远高于当时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创造性、优越性和活力。南斯拉夫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文化繁荣，国家强盛。人民生活水平赶上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是佼佼者。随着国力的提升，南斯拉夫在国际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西方和东方阵营拉拢的对象。     德国前总理科尔曾向当时的南斯拉夫领导人表示，德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等，都是南斯拉夫的数倍，但德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远不如南斯拉夫。凡南斯拉夫在国际上想做的事情，基本都能成功，他非常羡慕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领导人回答说，正因为南斯拉夫在国家制度和对外政策等方面不同于西方，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地位和这么多的朋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领导人和各领域的专家曾纷纷前往南斯拉夫学习取经，借鉴他们改革开放和建设的经验。          二、南斯拉夫的教训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两次向南斯拉夫表示，欧共体（即现在的欧盟）愿意立即接纳南斯拉夫为其成员国，只要南斯拉夫放弃共产党一党执政即可。铁托两次坚决地拒绝了西方的要求，铁托知道西方这么做的目的，深知多党制将对多民族的国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之后，南斯拉夫破获了西方的一份情报，其核心内容是，南斯拉夫的发展模式非常成功，已经对西方模式和价值观形成挑战，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会有更多国家模仿南斯拉夫的模式，对西方不利，应设法把南斯拉夫纳入西方势力范围。     东欧剧变后，南斯拉夫成为欧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军事实力为欧洲第4强，当时南斯拉夫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西方趁机利用“经济援助”换取南斯拉夫“同意实行多党制”，软硬兼施，迫使南斯拉夫共产党接受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全国各地就出现了1000多个政党，在首次地方选举中，新成立的政党在4个共和国取代共产党上台执政，共产党只在2个共和国保住了政权。反对党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一是煽动民族主义，攻击和大骂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失误；二是得到西方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从政治到资金。     以斯洛文尼亚为例，斯洛文尼亚是南斯拉夫最发达的地区，在社会主义时期每年该共和国要拿出相应的资金支持欠发达地区，为争取民心，反对党提出斯洛文尼亚“不再受剥削”、“斯洛文尼亚首先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等口号，而其他几个共和国的政党也纷纷效仿，激进口号层出不穷，他们煽动群众情绪，煽动民族主义，使各个共和国之间、各个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加剧，把社会主义时期几十年精心培育的民族团结、兄弟情义毁于一旦。此时，以斯洛文尼亚为代表的北方和以塞尔维亚为代表的南方矛盾激化，斯洛文尼亚要求扩大共和国的权力，把联邦制的国家建成松散的邦联，而塞尔维亚则要求收回共和国的部分权力，以加强中央的权力。斯洛文尼亚以不满足其要求则独立相威胁，塞尔维亚以“所有塞尔维亚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其意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生活着200多万塞尔维亚族，如这几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塞族也可以独立出这些国家）做回应。在西方明里暗里的支持和帮助下，闹独立的共和国有恃无恐，组建自己的武装，从西方国家得到了1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独立道路上越走越远。1991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以这两个共和国的行为破坏了国家宪法为由，派军队接管了与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边境，引发与这两个共和国的武装冲突，生活在克罗地亚的40多万塞尔维亚人也宣布成立自己的“国家”，并独立出克罗地亚，民族冲突由此而起。欧共体立即介入南斯拉夫危机，从此，本属于南斯拉夫内政的问题国际化，南斯拉夫联邦政府永远失去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和可能。继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之后，马其顿和波黑也宣布独立，波黑的塞尔维亚人同时也组成“塞尔维亚族共和国”并独立出波黑，波黑的克罗地亚族也成立了自己的“国家”，仅一个波黑就一分为三，从此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间爆发了一场3年多的波黑战争。这是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陆时间最长、最残酷、损失最大、伤亡最惨重的一场战争。波黑战争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难民100多万，10多万人死亡，40％的桥梁被破坏，公路完全被毁，经济倒退20多年。     自1992年起，西方为了彻底削弱共产党执政的南斯拉夫，采取了外部经济制裁和内部分化瓦解的策略：在南斯拉夫与邻国边界处增派观察员，监督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制裁和禁运；支持黑山共和国与塞尔维亚闹矛盾和寻求独立，从内部打垮米洛舍维奇。至1999年，美国这一政策的效果微乎其微，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仍是巴尔干地区的大国和强国，政权仍掌控在共产党人米洛舍维奇手里。米洛舍维奇虽然有意改善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但仍继续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拒绝加入北约，拒绝进入西方势力范围。米洛舍维奇政权成为北约和欧盟双东扩的障碍。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以保护塞尔维亚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人权为由，对南斯拉夫联盟实行空中打击，在78天的轰炸中，共出动4艘航母，55艘其他战船，1200架飞机，飞机起飞34000多架次，投下了20000多枚炸弹、大量贫铀弹和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集束弹，对军事、民用、电视台、学校、医院、国际列车等目标进行轰炸，对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轰炸达250多次，造成2000多人死亡，其中近百名儿童和婴儿，6000多人受伤，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200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政府宣传的“西方式民主、自由和人权”，他们保护人权的法则是，夺取一批非亲西方的无辜人的生存权，来实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为了尽快推翻米洛舍维奇，西方出人、出钱、出力，把塞尔维亚的所有反对党组织起来形成统一阵线，向米洛舍维奇政权发起攻击，要求提前组织大选，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处也积极出谋划策。为确保反对党在选举中胜利，西方提供了3亿多美元的经费，外加广播、电视、办公和宣传用品等设备，在南斯拉夫邻国匈牙利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在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分别举行了军事演习，北约多艘军舰进入亚得里亚海，对南斯拉夫形成大兵压境之势，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公开表示，如果米洛舍维奇选举后继续执政，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答应，给南斯拉夫选民制造强大压力和恐怖感。在首轮总统选举中，米洛舍维奇和反对党联盟领导人均未获得过半数的支持，但在西方支持下，反对党联盟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以米洛舍维奇在投票中作弊为由，号召全国各地群众到首都集会抗议，他们冲击议会和政府部门，占领广播电视台等，宣布自己已经取得大选胜利。外部有西方和俄罗斯的压力，国内有几十万人闹事，面对巨大压力，米洛舍维奇被迫宣布下台，交出了政权。     2001年6月28日，米洛舍维奇以反人类罪被送到了海牙国际法庭，2006年3月死在牢内。     2006年5月，黑山举行全民公决，结果多数人支持黑山独立。     2008年，在西方的支持和经营下，科索沃宣布独立。     至此，铁托领导的共产党建立的南斯拉夫已经一分为七，成为7个独立的国家。          三、 西方在南斯拉夫搞多党制的实质          西方着手推翻共产党特权，为把南斯拉夫完全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西方以多党制为武器，开始对南斯拉夫实施手术。采取的步骤有：     第一，收买南斯拉夫国内部分政治家、亲西方学者和媒体，由他们提出多党制的优势及南斯拉夫引入多党制的迫切性，强调舍此别无他路可寻，不断制造舆论，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形成巨大的内外压力。     第二，压迫南共盟放弃一党执政。西方压制南共盟有两个手段，一是不支持南联邦政府制定的稳定经济纲领，不提供新贷款，同时不断讨要旧债；二是冷淡与联邦的关系，强化与地方、共和国的交往与合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南斯拉夫改革，欧共体也提出条件，要求南斯拉夫加快政治改革和军队改革，要学习借鉴东欧经验等，一改过去几十年的政策、立场，称世界上最发达、富裕的国家都实行多党制。     第三，用新出现的亲西方的政党攻击南共盟统治时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失误，为击败南共盟并取而代之创造条件。     第四，取消南军队中共盟组织，使军队非政治化，夺取党手中的军队，为彻底击败南共盟和分裂南斯拉夫创造了条件，这是西方分裂南斯拉夫采取的关键一步。     1989年南斯拉夫宣布政治改革，引入多党制。西方在南斯拉夫搞多党制的实质在于：     1. 客观上的事实是把一个完整的社会分成无数个利益团体、民族团体，或者以区域划分，或者以民族划分，让这个社会形不成合力，让大家相互制约，相互反对，相互斗争。形成了三心二意，争权夺利，互不服气的局面。在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出现以民族为特点的政党，则不利于民族团结。如果形成以区域为特点的政党，则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2. 多党制使非法的政治组织合法化，让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极端分裂主义分子等成为政治家，为这些极端组织生存提供了保护和发展空间。     3. 多党制使非法的要求和非法主张合法化。他们以政党的形式出现，通过媒体合法地宣传他们的主张，蛊惑人心，欺骗不明真相者，寻找支持者。     4. 多党制使少数对社会有仇恨、不满者和有意破坏社会稳定分子很容易形成团伙，他们可以打着政治旗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社会大舞台，使他们社会化。     5. 在国家经济上，由于各个政党政见不同，所以不可能有长远规划，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长期战略规划，政府更迭频繁，多则4年，短期的一两年即下台。     6.

奥巴马到访“三八线”韩方一侧的朝韩非军事区。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日（3月25日）抵达韩国，访问“三八线”韩方一侧的朝韩非军事区。 奥巴马还会见了驻韩美军士兵，晚些时候他将在首尔发表演讲。 周一，奥巴马将与来自其他50个国家的元首共同出席在首尔召开的核安全峰会。 关于朝鲜核项目的内容没有出现在官方公布的行程中，但美国官方明确指出，奥巴马将在与中国及俄罗斯领导人的会晤中讨论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 朝鲜将不参加此次峰会。 有报道称，奥巴马此行的活动安排时间地点均比较敏感。26日是天安舰事件两周年之日，同时也是金正日去世一百天。 朝鲜日前宣布将在4月发射卫星，引起多国强烈反应。 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将筹备部署拦截朝鲜卫星。 中国政府则呼吁“各方克制。”

奥巴马与韩国总统李明博 3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朝鲜，如果下个月发射火箭将面临进一步的制裁。 奥巴马在韩国首都首尔与该国总统李明博一起会见记者时说，如果朝鲜发射火箭，那么对其食品援助计划将很难继续。 有消息称，朝鲜已经将火箭运送到发射场地。就此，奥巴马说，朝鲜的威胁和挑衅行动将不会有任何收获。 奥巴马还说，现在仍然不清楚朝鲜究竟是谁在发号施令。 他还批评中国对朝鲜的政策，认为“根本不管用”。 “我曾经反复对中国说：奖励不良行为、对蓄意挑衅视而不见、试图掩盖挑衅性言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极端挑衅性行为，很明显无济于事”，奥巴马说。 奥巴马对中国的建议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使朝鲜的行为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中国与朝鲜沟通的方式需要反映出这个事实。 此前，奥巴马在访问了“三八线”韩方一侧的朝韩非军事区，并会见了驻韩美军士兵。 周一，奥巴马将与来自其他50个国家的元首共同出席在首尔召开的核安全峰会。 关于朝鲜核项目的内容没有出现在官方公布的日程中，但美国官方明确指出，奥巴马将在与中国及俄罗斯领导人的会晤中讨论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 朝鲜将不参加此次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