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由于儿童经典卡通《 兔子，等着瞧！ 》wiki（苏联版的汤姆与杰利（Tom & Jerry），不过不是猫和老鼠，而是狼和兔子），在保护儿童不受媒体伤害的新法认定下太过暴力，俄罗斯电视台将被迫缩减播放。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博客们 好奇 俄 还有哪些 俄卡通可能会受影响。 一些搞笑的预测 俄包括小熊维尼会因为流浪汉及小偷遭审查，而安徒生的白雪公主则会因为绑架遭审查。很显然地，《兔子，等着瞧！》一些 被剪掉 俄的画面，是那些 狼在抽菸的画面 YouTube。 校对： Portnoy 作者 Andrey Tselikov · 译者 Ameli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957 次 更新时间： 2012-08-29 10:40:42 戴建业：瞧，这世道（二十三）！ 进入专题 ： 微博    ● 戴建业 （ 进入专栏 ）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社会还真的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而且此书越读越觉得自己太傻：你过去知道大桥也会“侧滑”溜冰吗？你现在熟悉如何携带二亿巨款快步如飞吗？你明白哪些汉语词汇“十分敏感”吗？你知道把“自由”写成“目田”的恶作剧吗？ 　　既然本人生性喜欢“东张西望”，文章内容自然也就“五花八门”—— 　　（一）制度当然无比优越，只怪大桥太不争气；领导当然非常英明，只怪食品自己太不给力；军队当然绝对强大，只怪钓鱼岛太不守纪律；教育当然是世界一流，只怪科学技术自己上不去。 　　@胡紫微: 是什么样的制度让我们走到这里？ 　　@王冉：一座总投资接近20亿、通车不到10个月的桥轰然垮塌，安监局发言人终于说了句尊重常识的话：肯定有质量问题。但质量问题的背后又是什么问题？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工程都变成不当利益的输送载体。是什么样的制度让我们走到这里？还有多少桥、多少路需要重来？ 　　（二）“正能量”一：前几天哈尔滨大桥因超载导致“侧滑”后，全国减肥的男男女女一夜之间增加了20多倍——过去减肥是为了美容，现在减肥是为了过桥。大桥都能学会“侧滑”运动，难道一个活人还学不会“轻功”？ 　　（三）“正能量”二：辽宁凤城市市委书记王国强携两亿巨款逃到美国，奥巴马总统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称赞“世上没有共产党员办不到的东西”。他身为总统想弄点包二奶的小费都很难得手，没想到中国一个地方城市的党委书记，轻而易举就能弄到二个亿！明天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接见他，亲自向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书记表达敬意。 　　（四）没有自信就不敢自嘲，不敢自嘲哪有幽默？幽默感来于智力上的优越与卓异，来于对自身实力的底气与自信，来于心态上的轻松与从容，来于对自己缺点的坦荡与自嘲。以上这些品质当代中国一样都不具备，所以我们目前患了严重的“幽默枯竭症”。 　　@张辛欣：中国奥运开幕没有而英国奥运开幕有的：工业革命，网络革命，都是英国领潮，英国仍在潮头；英国有幽默感自嘲力而中国没有；英国电影导演没中国导演那么多钱但更狂想更现代派也更古典，女皇陛下认可跳伞！我以为英国的超过中国的。 　　（五）奥巴马总统讲话可以坐着或躺着听，胡锦涛主席讲话老让人觉得应当起身立正。西方政客没有个性要装得很有个性，久而久之便真有个性；中国政要有个性要掩饰个性，最后便了无个性四平八稳。西方政客明明是念别人的稿子，但都要弄得像脱口而出，中国政要哪怕是自己写稿，也要念得活像小学生背书。 　　@顾猷：30日，奥巴马在白宫给土耳其总理打电话。经典诠释”Speak Softly; Carry a Big Stick”。 　　（六）什么是奥运乒乓球赛？就是世界各国业余乒乓球选手，观摩中国男女乒乓球专业队员切磋球艺，然后欣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男女金银牌全部包揽，乒乓球已经完全成了我们自己人和自己人玩的游戏，看这种样子的奥运会乒乓球赛，就像看我国的战争影片一样，不用看开头就已经知道了结尾。 　　（七）这两套动作谁做得更到位，连瞎子也一眼就“看”得出来。好像是林语堂先生曾说过：小孩总是自己的聪明，老婆总是人家的漂亮。承认自己的孩子技不如人，不是感情“偏心”，就是理智“有病”。中国人理智都很健康，感情又都非常实诚，所以看自家的孩子越看越聪明。 　　@区欠言成：看比赛要专业，要知道输在哪儿。 　　（图略：原图为2012年奥运会吊环比赛中，陈一冰与巴西选手纳巴拉特-扎内蒂的对比图。） 　　 　　（八）因果报应观念只能恐吓胆小如鼠者不胡作非为，但不能约束胆大包天者为所欲为。在法国年鉴学派所谓“长时段”中，历史的公正严明或许有所体现，而当今现实则完全是对因果报应的嘲弄：窦娥曾骂过老天不长眼，“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宝贵又寿延”；今天更是美丑不分善恶不辨，有时错将“大恶”当“大圣”，谬将“大忠”当“大奸”，误把“灾星”当“救星”，有时钦佩草包之“才”，嘲笑天才之“蠢”，景仰坏蛋之“德”，信服伪君子之“诚”…… 　　@吴稼祥：【报应】报应就是，你射别人的头，结果是自己的头被射，被别人射，或被自己射。所有人的行为，其实都是飞去来器，施恩者受恩，施害者被害。 　　（九）六十年来，把清澈的水变浊，把清新的空气变臭，把蔚蓝的天变暗，更要命的是把人心弄黑，把大脑弄坏，把汉语弄脏。语言是现实的晴雨表，现实中如果是非混淆，语言中就会黑白颠倒，在如今常用的汉语词汇中，“公仆”就是“老爷”，“主人”就是“奴隶”，“服务”就是“敲诈”，“高尚”就是“卑鄙”，“救星”就是“灾星”，“政治”就是“演戏”，“真相”就是“撒谎”，“严肃”就是“滑稽”，“和谐”就是“压制”，“教育”就是“蒙昧”，“学习”就是“洗脑”，“小姐”就是“娼妓”…… 　　（十）我们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样的世界，就要看我们给世界留下了什么样的后代。 　　（十一）“既独立，又依赖”，这是周国平先生眼中的极品女人——“依赖”能让男人体验到女性小鸟依人的温顺，“独立”又能让男人免去保护女性的麻烦，既享受占有女人的快感，又不必履行照顾女人的义务。周国平理想的这种女人现在要到深山老林里去寻找，周国平这种男人如今倒满大街都是，他本人便是我们时代男权主义的绝佳标本。 　　@周国平： 由男人的眼光看，一个太依赖的女人是可怜的，一个太独立的女人却是可怕的，和她们在一起生活都累。最好是既独立，又依赖，人格上独立，情感上依赖，这样的女人才是可爱的，和她一起生活既轻松又富有情趣。 进入 戴建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微博   

　　有人看到梁启超曾经主张君主立宪，对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很不理解，或者以为他已改弦易辙，更醉心于共和。他则声明，我只是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光绪二十五年（1899），梁启超写了《各国宪法异同论》发表在《清议报》上。此时，距戊戌政变发生不足一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亦不久，严复所翻译之《群己权界论》尚未发表。在中国，即使知识界，对宪法、宪政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一无所知。所以，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在一般意义上普及了关于宪法和宪政的知识，同时，也在总结百日维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新的政治改革的目标。 　　 　　　　一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实行立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发表了《立宪法议》一文，向清政府提出了六条建议，恳请皇上昭告天下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他认为，中国的立宪可以经过以下几个步骤：派重臣出洋考察、成立立法局，草定宪法、向国民解释和宣传各国宪法的相关知识、公布宪法草案，请全国士民展开讨论，并由全民公决。他预测这个时间需要20年。不管这个时间表是长是短，他一再提醒大家，由于日本已经“得风气之先”，顺应时势，实行立宪，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中国要迎头赶上，则不能不将立宪作为当务之急，“须臾不可缓”。 　　 　　　　他总结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所以失败的原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忽略了从制宪入手。他说：“日本之实行宪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颁布宪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创宪法也，在明治五年。当其草创之始，特派大臣五人，游历欧洲，考察各国宪法之异同，斟酌其得失，既归而后开局以制作之。”他希望清政府也能像日本这样，将立宪确定为基本国策，并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终有一天，中国也将以君主立宪国的新面目出现在东方。 　　 　　　　五年后，他的这套方案终于被清政府采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决定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显然是在梁启超的启发下做出的重大决策。有意思的是，这时的梁启超，其实是个清政府悬赏十万两白银通缉的“大逆不道”的罪犯。 　　 　　　　立宪非止一种，有君主立宪，也有民主立宪，前者以英、日为代表，后者以法、美为代表。梁看到，“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而君主立宪就不同了，以英国为例，“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而岂有佥壬得乘隙以为奸者乎？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岂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于其间者乎？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 　　 　　　　也就是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杜绝了野心家、阴谋家的权力欲望，并将每个人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防止出现国家权力集于一身的情况，不必因权力的更迭而引发动乱或流血冲突，国民的诉求和疾苦也有了伸张和落实的机会，从而使民怨得以化解。 　　 　　　　于是他得出结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而且是“永绝乱萌之政体也”。他希望当权者能看清时势，实行立宪，这样才能使国家走上独立富强之路，免除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二 　　　　实际上，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前的几年里，梁启超一直在民间进行宪政的启蒙与宣传。光绪28年（1902），他写了《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文章。 　　 　　　　同一年，他还创作了晚清第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当时便有人指出，这篇所谓小说，纯是梁启超为了阐发他的宪政理想和见解，穿插几个人物于其间。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正是黄克强与李去病关于政见的长篇辩论，整个第三回，1.6万余字，只写这一件事，翻来覆去的辩驳，你来我往，44次，在小说写作中也算作“至是而极”了。 　　 　　　　所以，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请梁启超代为起草考察宪政的报告，以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和请定国是的奏折，可谓找对了人。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透露了这个绝大的秘密： 　　 　　　　“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 　　 　　　　任公此信未记日期，徐佛苏多年后追记为“乙巳年”，即1905年,应该属于误记。不过，请一位流亡海外的朝廷要犯起草给朝廷的奏折，这样的奇闻恐怕只能发生在清末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很显然，梁并不相信中国的立宪可以一蹴而就。他始终认为，中国的立宪应该有步骤地进行，既然日本前后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那么，“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这是因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在这里，制度建设和思想启蒙，应该表现为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没有绝对的谁先谁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他有一篇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文章，就是作于1906年初的《开明专制论》，此文一直是梁启超“反对革命”、“维护专制”的铁证。其实，细读此文就会发现，梁启超所谓“开明专制”，并非维护专制制度，而是希望在实行立宪之前能有一个预备期，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当然，“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所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 　　 　　　　如果不是从某种观念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那么就应当承认，梁启超的主张自有其道理在。这个道理就在于对国民素质的认知，应该实事求是，对于国家社会组织的状况，亦应实事求是。 　　 　　　　然而，形势发展之快，变化之速，却是梁启超所始料不及的。 　　 　　　　自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7月13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来，朝野上下都以谈立宪为时尚。梁启超也主动结束了与《民报》长达两年多的论战，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立宪运动中去。他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例如何。” 　　 　　　　为此，他和蒋观云、徐佛苏、熊秉三等筹划成立了政闻社，并出版《政论》杂志，鼓吹立宪，制造舆论。这时的梁启超俨然是立宪派的幕后导师和精神领袖。 　　 　　　　应当看到，清政府在关于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对形势的估计，与梁启超并无矛盾，其中讲到：“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以上这一番说辞都是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反复讲过的，而且，清政府提出九年的预备时限，较之梁氏先前关于二十年的建议，至少缩短了一倍。但也许是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又为形势所迫，光绪三十三年（1907）6月之后，梁启超逐渐放弃了稳健的主张，转而要求速开国会，及时立宪。 　　　　三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之初，梁启超对君主立宪仍然情有独钟。他在宣统三年（1911）9月16日冒险回国，就是看到了还有实现君主立宪的可能，还想为此而搏一搏。 　　　　梁启超说：“本初（袁世凯）观望不进，今欲取巧，今欲取而代之，诚甚易，资政院皆吾党，一投票足矣。”他还说：“所幸武汉之事，出自将军黎元洪，而汤化龙参之，皆士夫也，或可改为政治革命。”但南北双方的政治博弈不仅没给清皇室留下太多时间，也没给梁启超留下太多时间。他这次回国，几乎一事无成，很快就失望地回到日本。 　　　　这时，他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尽管文章对于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与其它五种政体的利害得失做了非常详尽和深入的对比，认为前者最适宜于中国，并且详述其理由，但他对于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前景已经表示出深深的绝望。他在文章的结尾慷慨痛愤地说： 　　　　“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曰：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 　　　　梁启超此时颇有些感伤，但也无可奈何。随着清室退位，民国成立，《临时约法》颁布，他选择了接受民主共和这个现实，但在政体方面，他希望能采取政党内阁制，以促进民主立宪的落实。 　　　　这期间他参与了进步党的创建，并依托进步党，与袁世凯合作，对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加以制衡。他说：“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乱暴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而吾党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胜两敌，实为吾力之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战其一。” 　　　　他从中外历史经验中看到，“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所以他选择了不甚满意之政府，勉予维持，而集中力量对付“祸国最烈之派”。于是便有了在二次革命期间对袁世凯的支持，有了在总统选举中力挺袁世凯，有了在国会中对国民党势力的排斥。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袁世凯权力欲望的极度膨胀，最终走到恢复帝制、黄袍加身的老路上去。 　　　　四 　　　　民国四年（1915）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在北京发起筹安会，使帝制运动公开化，梁启超随即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不仅痛斥帝制之非，而且，借此机会阐明了他坚持立宪的态度：“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 　　　　很显然，梁启超是个坚定的超级立宪派，有人看到他曾经主张君主立宪，对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很不理解，或者以为他已改弦易辙，更醉心于共和。他则声明，我只是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他说：“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如果政论家一定要对国体问题说三道四，那他就是“不自量之甚也”。不仅政论家如此，政治家也应如此。“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国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主要的并不在于政治家的选择和政论家的鼓吹，而要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政治家或政论家都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国民，如果他们强行选择一种国体要国民接受，都可能给国家带来动乱和灾难。 　　　　他解释道：“昔吾对于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尝施反对矣，吾前后关于此事之辩论，殆不下二十万言，直至辛亥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犹著一小册子，题曰《新中国建设问题》，为最后维持旧国体之商榷。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辱我岂犹未极，苟微革命，吾至今犹为海外之民耳。复次当时皇室政治，种种予人以绝望，吾非童，吾非聋聩，何至漫无感觉？顾乃冒天下之大不韪，思为彼垂绝之命，岂有他哉，以为若在当时现行国体之下，而国民合群策合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则希望之遂或尚有其期。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 　　　　经过数年的社会震荡，国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喘息未定，不过，共和国体毕竟确立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每个人都应该珍惜的。所以，梁启超绝不能容忍一班文人鼓吹第二次变更国体，更不能接受袁世凯要当皇帝的事实。 　　　　虽然梁启超一再表示“君主立宪”最适宜中国的国情，但既然共和国体已然既成事实，他宁肯选择“民主立宪”。他说：“平心论之，无论何种国体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乱。治乱之大原，什九恒系于政象，而不系于国体。而国体与国情不相应，则其导乱之机括较多且易，此无可为讳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与公等有同情也。顾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张变更国体者，吾数年来怀抱一种不能明言之隐痛深恸，常觉自辛亥壬子之交，铸此一大错，而中国前途之希望，所余已复无几，盖既深感共和国体之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是用怵惕仿佛，忧伤憔悴，往往独居深念，如发狂易，特以举国人方皆心灰意尽，吾何必更增益此种楚囚之态，故反每作壮语，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几于不能自振矣。” 　　　　这里所说，应该是梁启超真实且矛盾的心理活动，随后他与蔡锷等起兵反袁，与其说他功在再造共和、再造民国，不如说他心中的共和与民国，还是立宪的共和与民国，而并非专制的共和与民国。这一点，对当今的政治改革也有很多的启发。 　　　　解玺璋：1953年生于北京，学者，其著作《梁启超传》即将出版 　　 　　http://misc.caijing.com.cn/chargeFullNews.jsp?id=112099131&time=2012-09-02&cl=106

上官酒瑞：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 进入专题 ： 政治信任    ● 上官酒瑞   　　 　　【内容提要】任何关于中国社会政治信任水平或高或低的简单判断，都会失之偏颇而难于形成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会造成严重政治后果。根据政治信任理论和民众的政治不信任表达，可以形成政治信任现状的基本判断：政治信任在类型学上属于转型形态；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为高低共存的非均衡格局；政治信任流失呈强化趋势，不信任压力增强；政治不信任表达形式日益多样化；政治不信任总体具有可协调性，处于可控范围。同时，政治信任缺损还隐含着不少风险，可能导致政治信任的整体性坍塌，造成公共政策的阻梗等。 　　【关键词】政治信任级差 政治信任 政治不信任 政治风险 　　 　　民众的政治信任状况是国内外关注现阶段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对此，形成了截然不同两种判断：一种认为政治信任度很高。如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发布的2011年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比2010年的74%提高了14个百分点。也有学者在对中国、韩国、日本、台湾等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政治威权主义与政治信任是一种正相关系，政治威权主义越强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信任度也越高。他得出结论：中国大陆的政治信任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高水平。1另一种则认为政治信任度很低。如《小康》杂志于2009年进行的“信用小康”调查表明，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公众的信任水平直降10个百分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虽然没有出现“柏林墙”，但出现了一道道日益厚重的墙，即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些墙不仅存在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穷人与富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从经验看，近年来弥漫于社会的普遍焦虑、群体恐慌，特别是频繁发生的社会泄愤、暴力袭警等事件说明，中国政治信任的磨损已经比较严重。甚至有人认为，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成为多数人的习惯，中国的老百姓已变成了“老不信”。 　　应当说，中国超大社会在深度转型期的政治信任状况令人难以捉摸是正常的。但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关于政治信任水平或高、或低的简单判断，都会失之偏颇而难于形成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根据政治信任基本理论，结合实际，可以对政治信任现状作出基本判断，并分析政治信任缺损的政治隐患。 　　 　　一、政治信任在类型学上属于一种转型形态 　　 　　政治的使命在于创造优良的公共生活，这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政治权力体系的建构，二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即广大民众主观上对权力体系的信任与支持。如果说前者是政治生活展开的前提，那么后者则决定着政治生活的质量。可以说，有序的政治生活必定是浸润着信任的公共生活，需要信任的“润滑”。政治领域中的这种信任本质上指向公共权力，是一种政治信任，即在直接或间接互动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的相信、托付和期待。以此可概括政治信任的要素为：谁信任、信任谁、为何信任和怎样信任。这四方面共同构成政治信任的认知框架，它们在不同历史坐标上与时空格局中的动态整合所展现出来的整体面貌，是为政治信任形态。在历时态上，用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区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形态。Cleary和Stokes提出了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分析架构。2总体而言，人格信任是传统政治信任的要核，民众对政治的信任与期待主要指向公权力者的政治人格；制度信任是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民众对政治的相信与托付主要仰赖于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则体现为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权重不同的交融状态。如果说，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现代化的复合过程，那么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即为政治信任的现代化。随着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政治信任各构成要素由传统走向现代，集中体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渐次成熟。当政治信任内核完成了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换，或实现了人格信任的制度化，现代政治信任就应运而生。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深刻地改写了政治生活的逻辑，推动了政治信任结构要素的嬗变与现代性成长，其展现的基本图景为：人格信任大幅消解，制度信任初见端倪，属于一种转型(过渡)形态。具体体现为：其一，体制改革推动了政治信任的结构转换，即在权力转移的政治改革行动中，政治信任对象已由政治领袖逐步转变为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公共政策、公共组织和政治行动者等多个层面，新型政治信任框架基本形成。其二，政治制度化建设推动制度信任生成，即以制度化为取向的政治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使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日益凸显，其运行的确定性、可控性、责任性与可信性日渐增强，民众开始把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和支持逐步指向政治和法律制度。其三，市场经济发展培育了民众的制度信任品格，即在集权政治解体的进程中，国家不能再随意宰制社会，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中国式的公民社会开始催生，民众的政治人格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盲目迷信权力，而是越来越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公共权力，并懂得了依法“治官”、依法维权，利益实现、权利保障、正义维系等构成了政治信任选择的根本向量。这几方面构成了转型政治信任的概貌，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政治信任的现状。 　　 　　二、政治信任水平呈现为高低共存的非均衡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推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与政治权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治信任由此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为政治信任与不信任、高度信任和低度信任的非均衡格局。这表现为：不同的公众对同一对象的信任度偏离较远；相同的群众对不同公共权力部门的信任投入水平高低有别；信任在心理、话语和行动三方面严重不对称；甚至一些人通过外在的不信任表达的则是内在的信任与期待；等等。 　　其中，民众对中央政府、地方和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差异很大，政治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提高逐级上移，政治不信任则处于下位，这可称为“级差政治信任”。从基本结构看，政治是有层级的，信任是有级差的。有学者指出，几乎所有关于政治信任衰落原因与结果的研究都是关于中央政府的，这忽视了基本事实：个人被置于复杂的政府结构之中，不同层级的政府解决公民不同的需求和利益，尤其是在联邦系统中形成了不同层级层次和部门，这些部门成为公民需求的对象、互动的场所与满意和不满意的源泉。3在中国，级差政治信任的特征是非常鲜明的。如2007年社科院所对全国28个省市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官和警察、社区组织、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信访机构、宗教组织等8种社会基本权力选项中，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接近很信任，对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信任程度则很低。 　　级差政治信任更集中地体现在一些特殊的群体行动中。信访是一种救济途径和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一定程度上也是衡量信访群体政治信任选择的“晴雨表”。多年来，中央相关部门受理信访量的直线上升，说明信访者对中央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抱有希望，而很多地方和基层政府则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尽管说，这种状况在2007年之后有所缓解，但越级访、进京访的总量仍在高位运行，趋势并没有根本改观。另一方面，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选择最有助于解释级差政治信任。李连江对不同层级共产党组织获取农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差异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对党组织的信任状况同样呈现出明显的“级差”性。4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和基层政府在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应当成为民众信任的首选。但在中国恰恰相反，民众的政治信任选择随着政府层级的提高而提高，对地方和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很低，这种“颠倒”的逻辑构成了中国政治信任的独特结构。 　　 　　三、政治信任流失呈强化趋势，不信任压力增强 　　 　　政治信任流失往往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失序、社会整合困境等“症候”。有研究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秩序指数”和“社会稳定指数”均为负增长，已经影响到社会和谐发展。5当然，将社会失序完全归结为政治不信任流失肯定是不恰当的。但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是观察中国社会秩序的重要窗口，也构成了衡量政治信任状况的重要尺度。有媒体就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公信力是一堵‘防火墙’，公信力越高的政府，群众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就越低。”6据《?望》新闻周刊报道：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根据官方统计，2010年因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20817起，虽然比2009年下降3.1%，但仍在高位运行，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一位的问题。尽管不同群体性事件所折射的社会政治信息不完全相同，但重庆万州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打人引发群体事件，以及其他诸多的群体袭警事件中民众与警力的直接冲突、与政府的强力对抗说明，很多群体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地方和基层政府，成为民众释放政治不信任的重要形式。对此，有学者认为：对公权力信任感的缺失是造成大规模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的重要诱因，如湖北石首事件就导源于民众对地方党政在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司法公平公正方面的不信任。8就此而言，群体性事件与民众的政治不信任表达两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标志着政治信任流失的强化。 　　应当说，政治不信任的表达在任何社会都是常见的，并可以发挥社会“减压阀”的功效，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近些来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标杆性”事件呈现了触点增多、燃点降低，参与人数多，破坏强度大，行为激烈，对抗加剧，组织化程度高，国内外影响大等特征，集中传递了政治不信任压力增强的信号。有人将群体性事件大致分为社会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事件等几种。其中，社会泄愤事件具有群体暴力、群体泄愤、目标明确等特征，其绝大多数参与者与诱发事件本身并无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是在明知攻击对象是国家政权机关的情形下，借机宣泄，释放长期积累的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甚至助推事件迅速扩大和升级，导致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给个人、集体和国家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如2008年6月28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中，打、砸、抢、烧等不满行为就造成了重大损失，瓮安县委、县政府及多个部门的160多间办公室被烧毁，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多万元。特别是社会泄愤事件中“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大规模参与，说明社会机体中蓄积的政治不信任已经很深，风险已经很大，需要警惕。 　　 　　四、政治不信任表达形式日益多样化 　　 　　理论上，政治信任或不信任包括政治心理、政治话语、政治行动三种形式，通常呈现为心理——话语——行为这样的逻辑线路。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民众的政治不信任已不再是以往的那种冷漠、容忍等消极的心理表示，其表达形式已日益多样化，特别体现为政治话语和政治行动。从政治话语看，人们一般利用民间歌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等来传播政治不满；也有通过大众传媒如报纸、电视、期刊杂志等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从政治行动看，既有人大代表投反对票、公民联名弹劾人大代表、行政诉讼、信访、举报等制度和法律化的方式，也有“非正常”上访、冲击政府组织等半制度或非制度化的表达；既有请愿、静坐、示威、集体散步，或以摧残自我进行要挟的较为温和的方式，又有堵塞交通、围堵政府机关以及打、砸、抢、烧等暴力抗议行为。这些都是现实中民众用于表达政治不满、释放政治不信任的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手机短信、网络等新兴媒体在中国的兴起和普及，拓宽了人们释放政治不信任的渠道。这些媒体传播速度快、影响大，有助于民众宣泄不满和愤慨的情绪，推动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心理群体的形成，甚至催生暴力性政治行动。传媒世界中遍布各大网站的“论坛”，其内容既有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公共政策，又有权利保障、利益博弈、政治诉求等；既有学术性的理论评价和民意调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政治信任   

韩兴雨：现代性语境中青年精神生活的理性建构 进入专题 ： 青年精神生活 虚无主义 现代性 世俗化    ● 韩兴雨   　　 　　摘 要：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当代青年精神生活遭遇到现代性虚无主义困扰。世俗化是青年精神生活虚无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价值僭政是青年精神生活虚无主义生发的内在机理，而个人主义则是青年精神生活虚无主义形成的文化基因。针对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虚无主义困境，需要深化改革为建构青年精神生活营造精神家园，重塑信仰为建构青年精神生活提供价值认同，转化传统实现青年精神生活的现代超越。 　　 　　关键词：青年精神生活；虚无主义；现代性；世俗化 　　 　　当代是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然而“又是一个因现代性不断累积因而问题丛生的时代，精神生活层面尤其如此”。1最近两年来，“药家鑫”、“汪晶刺母”、“我爸是李刚”等事件受得社会广泛关注与热议，从而引发思想界对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现代性处境的直面拷问与深刻反思。针对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遭遇，如果脱离现代性语境就难以准确把握其时代特征，更无法对其“现代性之隐忧”作出合理阐释与科学诊断。 　　 　　 一 精神生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与范畴 　　 　　“精神生活”不仅是一个专业性的学术概念，而且是一个经常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中的日常用语，但其内涵在不同的使用者和不同的语境中存在较大歧异。因此，对有关“精神生活”概念与范畴进行系统梳理和科学阐释必然构成青年精神生活现代性研究的逻辑起点。 　　目前，学界对精神生活概念与范畴的理解可谓是见仁见智，但他们一般都采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二分法，或者“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三分法的理论架构。其中，“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二分法认为，“精神生活是相对物质生活而言的一种人类生活”2。“人的生活不仅表现为物质生活，也表现为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它从总体上决定和制约着精神生活”3。而“精神生活之所以为精神生活，就在于它相对于物质生活而言，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4“精神生活这个概念本身即显示了它与生活的生物或生理之维的对待，也可以说，正是在与后者的分化过程中，精神生活才获得自己的存在区域”。5林德宏在《物质精神二象性》一书中也指出，“人具有双重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具有双重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有了精神，就同外部物质世界发生对象性关系，有了精神，人就具有了一个自我世界——精神世界”。6 　　比较而言，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更普遍地采用“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三分法的分析框架。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写到：“据我们看来，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二）社会生活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其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7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动理论”中提出三个“世界”的概念。哈氏认为“物质生活”对应于“客观世界”，“社会生活”对应于“社会世界”，“精神生活”对应于“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自然界的事实和事态的世界，社会世界是主体间的交往和规范的世界，主观世界则是自我的体验和意愿的世界，三者分别主要涉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以及主体与自我的关系。8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政治生活”乃广义“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因此，人类生活从整体上就可以区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三个组成部分。10 　　随着学界对精神生活研究的深入，精神生活概念与范畴的内涵被不断挖掘、丰富与细化。童世骏就把精神生活本身进一步区分为相对于肉体生活的“心理生活”、相对于经济生活的“文化生活”以及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心灵生活”。11另有学者从存在论的角度对精神生活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精神生活是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创造、表征、确证并享受自身存在本质与价值的生命活动。对于人的存在而言，精神生活是“内在的和本己的，是人对自身存在本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和精神追寻”12。有意识的精神活动总是试图去超越自然世界的限制，为人的生命活动和生活世界自觉灌注“存在的意义”，并以此作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为人的生活提供“普照的光”。 　　客观地说，学者们对精神生活概念与范畴的理解和界定为剖析当代青年精神生活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照和方法指导。然而，他们对精神生活概念与范畴的分析与界定多局限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探讨，而非严格的概念界定，并且对精神生活特性也缺乏必要的归纳与概括。我们认为精神生活是相对物质生活、社会生活而言的一种人类生活，是人类在精神层面上创造、表征、确证并享受自身本质与价值的生命活动，是人类追寻生活意义与终极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具有主体性、超越性和社会历史性等特征。主体性是指人在精神生活创造中不仅是客体，更是能动的主体。汉娜•阿伦特把精神生活分为思维、意志、判断三部分13，而思维、意志、判断三者无不是人的认知能力和主体意识的自我确证方式。超越性是精神生活区别于物质生活的根本特征，“物质生活以物化为特质，精神生活以超越性为特质”。14所谓超越是指超越物质价值而指向精神价值，超越个体生活的部分而指向个体生活的整体，超越个体而指向个体所属的共同体，超越当下的生活而指向未来的生活，甚至超越当下的个体生命而指向未来的个体生命。15社会历史性是指人类精神生活从根本上受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制约从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的存在本质、文化教养乃至一个民族或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表征。 　　 　　 二 当代青年精神生活遭遇虚无主义困扰 　　 　　中国当下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转型成为当代最为深刻的时代特征”16。秦晓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17现代社会转型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不断获得塑造和生发的过程，而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西方的文明形态为价值参照的。随着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以及现代性不断积聚，中国青年精神生活发展日益遭遇现代性虚无主义的侵扰与“羁绊”。 　　 　　（一）虚无主义：青年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遭遇 　　“虚无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本意为无或虚无。德国哲学家尼采把虚无主义区分为“积极的虚无主义”和“消极的虚无主义”。而“消极的虚无主义”，亦即“疲惫的虚无主义”是尼采所批判的，因为它代表着现代的悲观与颓废精神。尼采对“消极的虚无主义”的本质做过经典阐释：“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 18尼采把这种虚无主义的极端形式归结为双重的虚无化：一方面，在存在者主体方面，它否认任何的信仰、任何真实的行为存在；另一方面，在外部世界方面，它否认任何真实的世界存在，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感性的世界贬低为仅仅是某种虚假的“现象世界”，是某种本真的“理念”世界的不真实的“摹本”。虚无主义内蕴着巨大的破坏性能量，它的根本特征在于瓦解各种意义与目的，把任何信仰、价值都看作可有可无的，使人们的精神世界陷入纷争不已的状态，并最终分崩离析、没落乃至衰竭。 　　虚无主义与现代性有着深层的内在勾连。列斐伏尔曾经断言：“虚无主义深深地内植于现代性，终有一天，现代性会被证实为虚无主义的时代，是那个无人可预言的‘某种东西’从中涌出的时代。”19按照陈?的分析20，虚无主义的历史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四个步骤或阶段：第一阶段，脱离大地、人间而指向天空，在人间之外设定最高价值，由此超感官世界被设定为价值的源泉，以至于它由此而授权人去取消自己的存在。第二阶段，拒绝天空而依恋大地，发端于大地人间之外的一切价值皆不可信，由此拒绝一切超越性价值的设定。第三阶段，即不要大地也不要天空，而是趋于虚无的意志，也就是脱离天空与大地的意志，因而导致了非世界性的生存方式。第四阶段，从第三步趋向虚无的意志转向意志的虚无，如果说，趋向虚无还是一种否定、解构、拆毁性的虚无主义，那么到了意志的虚无这一阶段，连解构、拆毁、否定的意志都丧失了。虚无主义在第四阶段，就达到了它的终点或最后形式，对无价值的信仰在此完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他写道，“它（指现代性）是精神危机，新的支撑点已经被证实是虚幻的，而旧的铁锚已沉落水底。如此情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主义；没有过去或未来，只有无尽虚空”。2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现代性规划向纵深发展，而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杠杆和动力则是“资本的逻辑”22。全球化在建构中国现代性、使世人物欲得以充分释放的同时，也使当代人不断遭到现代性困境的严重侵蚀，加之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青年精神生活开始坠入虚无主义的“铁笼”。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虚无化”表现为是非不分、信仰迷失、诚信危机、道德底线毁坏等诸多病理状态，其本质是生活意义的丧失。意义世界一旦坍塌，生活中就没有美好与丑陋之别、高尚与卑下之分。如果虚无主义在人们精神世界中“弥漫”，甚至“大化流行”，那么“药家鑫”、“汪晶刺母”、“我爸是李刚”等事件的粉墨登场就应该不是那么令人匪夷所思了。 　　 　　（二）世俗化：青年精神生活虚无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现代化是一个传统性逐渐式微、现代性不断建构的过程。现代化或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世俗化23，这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一个不断世俗化的过程。因此，世俗化构成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生活虚无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按照现代性理论的解释，社会世俗化是“世界祛魅”的结果。所谓“世界祛魅”，通俗地讲，即宗教世界观的瓦解以及世俗文化的产生。具体来说，一方面是指“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进入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24。在世俗化社会，宗教已不再是价值之源，原先那些来自宗教的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也不再起着主导性影响，“世界原本的宗教图景，已失去它的神圣光环”；另一方面，基于社会视角的组织形式对以宗教为基础的公共生活形式的瓦解与替代。25在当代社会，世俗化的“社会”及其制度的视角替代了宗教在传统社会中所承担的爱契的共同体的视角。共同体意味着那种牢固地立足于地方的、面对面性质的团体，构成其主体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维系这一关系的因素往往是信任、忠诚、对长者的尊敬以及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清晰的权威模式。在共同体之中，个人的责任是由一种道德观念来约束的，而道德观念最终源自超自然的因素，或与超自然的目标有关，而宗教作为超自然事物的呼唤因而内在地根植于共同体的生活中。反之，社会的视角立足于非个人的角色关系、技术之间的协调、形式化和契约性的个人行为模式等因素之上，个人美德与其扮演的角色的义务完全不相关，美德因而无足轻重。 　　当代社会是世俗化社会，世俗化社会的价值导向是庸俗的物质主义。青年精神生活在当代世俗化社会中表现出明显的物化特征，即“精神生活舍弃自身的超越性，甘愿附生并同一于贫乏而低俗的物化方式”26。首先，青年精神生活物化特征表现为精神生活外在感性化。在世俗化时代，精神生活舍弃传统的抽象性、神圣性而趋于感性世俗的物欲化生活。一方面，精神生活对待世界的态度从传统的超验理性态度转变为现实的工具理性态度，物欲的刺激与满足成为精神生活的核心主题。另一方面，精神生活需要借助于物的感性刺激来实现。27其次，精神生活物化特征表现为精神生活信仰的虚无化。在当代社会，人从总体上摆脱了匮乏的物质生存境况，人不仅彻底解除了对自然的附魅，宗教失去其精神力量，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增加，借助于工商业、技术等现代性力量，人类“完成”了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从形式上看，人凭借自身的力量确立自我认同，实质上，人的对象化力量及其物化逻辑反过来确定和支配了人的精神。因此，实证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实用主义成为现代社会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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