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核心提示：毛泽东曾经强烈反对限制人口增长，他说”人多力量大”，而在其逝世3年后，邓小平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似乎更赞同毛的观点。陕西孕妇被强制引产的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网民认为，该案骇人地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利用收入不平等现象。    原文： Understanding China's One-Child Policy  发表：2012年8月15日  作者：Massoud Hayou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北京顺义孤儿院中的儿童】 毛泽东强烈反对限制中国人口增长的建议，他提出”人多力量大”。    毛泽东1976年逝世，在他去世3年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设计师邓小平违背其前任的意愿，推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似乎赞同毛泽东的观点。    今年6月，当地官员强迫一名怀孕7个月的中国孕妇引产。相关照片现在仍在网上广泛流传，引发了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功过的争论。    23岁的冯建梅无法向陕西省的计生官员支付超生二胎的6300美元罚款。她躺在被引产胎儿旁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仍在中国社交媒体网络新浪微博上广泛流传。    中国网民认为，冯的案件骇人地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利用收入不平等现象：经济状况好、有能力支付冯建梅交不起的罚款的中国人能够比低收入家庭生更多的孩子。批评人士说，这是鼓励经济适者生存的政策。    新浪微博用户Felinsachen8月初的一条评论称：”中国法律是富人的法律。富人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因为他们有钱交罚款。”这条评论的旁边是那些臭名狼藉的照片。    避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另一个传统途径是到国外生孩子，但这种方法也需要很多钱，许多工薪阶层家庭负担不起。 冯建梅的案例是众多被强迫流产的案例之一，对此Felinsachen提出一个温和的修改政策建议。 她写道：”我认为实施计划生育的唯一办法是把（不遵守政策的）父母关起来，那样不管他们是不是有钱来付罚款，都不会生超过1个的孩子。”   经济因素  鉴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厉措施，一些中国人为何还热衷于继续推行该政策？    从某些方面来看，毛泽东有关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是正确的。    北京大学社会政策教授熊跃根在为本文接受采访时说：”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目前在人口规模方面仍具有优势。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大量人口会继续给劳动力供给和国内消费带来帮助。”    渴望寻找就业机会的庞大年轻人群体使得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低工资意味着生产成本低，这使中国具有了作为世界工厂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工人被迫忍受大规模人口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供应状况，正如美国公众在过去几年所看到的，位于中国南方、组装苹果iPhone和iPad的富士康工厂不时发生引人关注的自杀事件。熊跃根说：”在人口过多的社会中，在找工作和其它机会方面，工人将面临更多困难。” 过多人口使中国的贫穷工人们一直贫穷，恶化了经济差距和竞争，即使30年来实施的生育政策估计少生了4亿人。对于13亿人口来说，在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来只有大约3万6千人。竞争是激烈的。我在那所大学学习的时候，几个教授说校园里每年至少有一起自杀事件，通常不会在媒体上报道。 对于某些中国的高中生来说，打败其他同龄人，进入像北京大学这样梦寐以求的好学校的压力是不可克服的。2010年和2011年，都发生过与声名狼藉的高考有关的自杀事件。2007年，北京大学进行了一项对14万名学生的研究，在官方的《中国日报》上发表了报道，说20%的人”考虑过自杀”。根据北京自杀研究和防控中心的研究，在全国层面上，每年有28.7万人自杀。    在孩子竭力取得成功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助于父母将全部资源用在独生子女身上。25岁的上海人王波（音）不久前从密歇根大学毕业，他目前在华盛顿工作。王波指出，计划生育政策让他的父母能拿出全部积蓄送他到国外上大学。    王波在谈及计划生育政策时说：”从经济角度来说，父母的钱没有用在其他兄弟姐妹身上。”他解释道，否则的话，父母可能没有能力负担国际学生的学费。北京大学的熊跃根从更广的层面解释了王波经历的社会影响，他说：”大多数独生子女一代比他们的父母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这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   性别和年龄不平衡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孩子拥有王波这样的机会。 2008年，我采访了北京大学一个餐馆的女服务员。她来自西部省份甘肃的农村地区，那儿不需要遵守政策，政策的目标是城市。她告诉我她希望成为一名医生，但家里的钱只够让她的哥哥上学。她说，作为男性，哥哥有更多的机会挣钱养家。 计划生育政策的反对者——不仅仅在网上，还有在政府资助的出版物上——指出，性别不平衡加剧是该政策导致的灾难性结果之一。    香港大学城市社会学教授徐建华（音）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许多中国家庭为了要儿子而选择堕胎，这导致了性别失衡。”    据报道，在中国，男女出生比例为120比100。一些分析人士因此担心，不是每个男性都能找到女性配偶。    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者还指出，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据联合国的数据，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预计将减少17.3％。《中国日报》近期的一篇时事评论文章指出，政府将生育率提高至每名妇女生育2.3个孩子，才能缓解劳动人口减少的趋势。 中国承诺要从生产依赖型经济转向更为消费导向型的平衡经济。是否需要维持一个巨大的劳动力来生产低质、大量的产品，像今天生产的那些产品一样？只有时间可以知道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正确。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将继续在国内、国内都遭受到许多争议。 Massoud Hayoun为北非裔美籍作家、演讲家，研究中东、北非和中国事务。他为《大西洋月刊》、《时代》杂志和香港《南华早报》撰稿。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徐贲 　　 　　吴述纲的如此言论是由于对人权的极端无知，还是迎合了某种敌视人权的政治气候?无论是哪种可能，都足以让我们看到当今中国人权知识的贫乏和扭曲。是什么使得人权在中国成为一个可以咒骂，但却不能好好讨论，甚至有所“禁忌”的敏感话题?人权真的有这么可恶、可憎吗?不如让我们看一看表达人权的《世界人权宣言》到底说了些什么，想一想到底有没有理由害怕和咒骂这些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得更像人的权利。 　　 　　人权的“柱廊” 　　 　　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共有30个条款。美国丹佛大学的人权研究专家伊谢教授(Micheline R. Ishay)在《人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Globalization Era)一书中，将《人权宣言》比喻为一个由四根圆柱支撑而起的“柱廊”(portico)。 柱廊一般是建筑物的入口，由圆柱支撑起一个屋顶，是古希腊对后世很有影响的一种公共建筑样式。用柱廊来比喻《人权宣言》，令人联想起它的高尚而宏大的公共意义。 　　 　　伊谢是在对人权的历史研究中形成关于《人权宣言》的形象比喻的。她把世界普遍人权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人类早期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伦理思考;第二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人权理念;第三是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者们提出的人权要求;第四是20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而得以加强的群体自治人权观念。伊谢说，她的灵感来自法国法学家勒内·卡森(René Cassin) 所说的法国革命四大价值支柱“尊严、自由、平等、博爱”。卡森是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曾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和欧洲人权法院院长，1968年因对起草人权宣言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伊谢形象地将《世界人权宣言》描绘为由四根廊柱和一个廊顶构成的世界正义大厦。宣言的前27条依照“尊严、自由、平等、兄弟关系”这四个基本价值形成四个部分，像四根柱子般地撑起宣言的廊顶，这廊顶就是《人权宣言》的最后3条，(28-30条)。这三条说的是实现人权所需要的国家社会和国际条件、与民主社会的关系、以及“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第30条)。也就是说，如何国家、集团、个人都不得对人权做出违背《人权宣言》的解释，也不得有违反人权的行为。 　　 　　 　　尊严与自由 　　 　　支撑《人权宣言》的四根支柱，每一根都代表着人权发展的一个历史里程碑。第一根支柱是“尊严”，它包括在宣言的第1和第2条中——人类的所有个人，不分种族、宗教、信仰、民族、社会阶级或阶层或性别，都是有尊严的生命体。“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1条)，“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第2条)。人权是适用于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的，因此是普世的，不普世的权利不是《人权宣言》所说的人权。 　　 　　《人权宣言》的第二根支柱体现在宣言从第3至第19(共17条)中，代表着伊谢所说的“第一代人权”，也就是启蒙运动时期得以清楚、强势表达的公民自由和自由权利。个体拥有“权利”，这个观念使得启蒙运动时期的民主观迥然不同于古代民主。例如，法国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说：“古希腊的民主是给每一个公民以权力，让他们得以争论、决定、评判，在法庭中评判，因为主持法律公正的，……没有国家，因此，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国家里实行权力分离。……古人的所谓自由，就是不做任何人的奴隶：这是一种政治自由，一种干涉城邦事务的自由。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古代国家是建立在个体拥有权利的概念上的”。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便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个人权利与道德公共生活，与具有正当性的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卢梭)。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认识有很多局限性，但它的开创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由现代世界中绝大多数人共同认可的普遍人权所充分证明。 　　 　　第一代人权强调的主要是作为有尊严的个体必须拥有的个人权利，如“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3条)、不得奴役他人(第4条)、禁止酷刑和不人道、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5条)、尊重人格(第6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第7条)、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必须予以补救(第8条)、不得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9条)、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第10条)、证实有罪以前，应被视为无罪(第11条)、保护隐私和名誉(第12条)、自由迁徙和居住(第13条)、自由出入祖国(第14条)、可以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第14条)、有权享有国籍(第15条)、婚姻和家庭权利(第16条)、财产不得任意剥夺(第17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18条)、发表主张和意见的自由(第19条)。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这些人权会在国家的实在法中成为法典，明确规定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平等与群体自主 　　 　　《人权宣言》的第三根支柱包括从第20至26条(共7条)之中，这是第二代人权。它的核心价值是平等，主要是社会主义者们在工业革命历史阶段中所争取的那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平等，涉及平等的投票权，社会公正和福利、对劳工、妇女、儿童、殖民地人民和其他弱者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护等等。例如，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第20条)、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有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第21条)、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第22条)、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同工同酬、组织和参加工会、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第23条)、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第24条)、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保护母亲和儿童(第25条)、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第26条)。 　　 　　对普遍人权的歪曲总是把第一代人权(自由的政治权利)与第二代人权(平等的社会权利)割裂开来。这是违背《人权宣言》的。伊谢指出，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第二代人权，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继承者。他们不仅没有排斥，反而是继承了启蒙主义者的世界主义和跨国精神。他们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不是满足于在一国之内实现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价值和权利。他们反对任何政府以特殊国情为借口随意曲解和取消他们的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平等权利。 　　 　　 　　《人权宣言》的第四根支柱是包括第27条中的第三代人权，这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提出的关于群体和民族团结(友爱)的权利，在20世纪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趋势中，明确为群体自我治理的原则。第二十七条规定，“㈠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㈡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这一条往往被看成是与个体有关的群体文化权利。 　　 　　国家政府的人权责任 　　 　　《人权宣言》的四个价值支柱，它们所支持的不同种类的人权都是普遍性质的，都适用于人类的所有成员，而不只是世界的某个局部地区(如“西方”)的人们。我们知道，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的一项最重要的公约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称“B公约”)。由于世界人权宣言内容包括第一阶段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第二阶段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再达成一个同时包括两阶段的公约是很难在国际上达成共识的。另外，像资本主义的美国会比较关心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则偏向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撰写了两份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伊谢在《人权史》中将人权发展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把有关于自由、财产的权利称为“第一代人权”(形成于启蒙时期)，把有关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称为“第二代人权”(形成于工业化时期)，把与群体和文化自主有关的权利称为“第三代人权”(特别与二次大战后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有关)。这样的区分与《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二两个阶段的人权的区分是符合的。但是，她同时强调，文化自主的人权虽然是“第三代”，但在“第二代”时已经出现。文化自主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团体、个人可以随意歪曲解释在联合国这个具有国际权威的机构框架中订立的人权宣言。任何一个国家，一旦签署承认这个宣言，就有义务尽可能忠实地贯彻执行，并在国家的法律中将这些人权法规化为具体的公民权利。 　　 　　我们所珍视的各种价值都是由法律以及使得法律成为可能的政治所赋予的。尊严、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公共政治的产物，都是由特定的政治制度所创制的。人类并不天生就有拥有与这些价值相一致的权利，能够提供、维护这些价值的制度和秩序都是由于政治和法律使然，并且只有在政治、社会发展中才能得到保障。当这些价值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难实现或者被公然诋毁和破坏时，我们责怪的首先便是政府，我们甚至会以为，政府的存在对于这些价值和权利本来就是多余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只有依靠政府的存在才能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只有政府才能制定保护这些权利的法律。 　　 　　政府对一个国家内部公民是否能享有这些权利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政府的正当性因此是与公民们能否拥有这些权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公民们的这些权利不应该是政府赐予的，而应该是他们自己争取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要争取的那些权利，以及他们所依赖的那些价值，都需要有允许和鼓励争取这些权利和价值的政治条件。一个国家的人权状态需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如果能够由此勾勒出现状的不足，那么也就能对未来的改善有切实的期待并确定合适的目标。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2_08/22/17000670_0.shtml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6日第RB15版，作者：李公明，原题：万山不许一溪奔 　　 　　只有“自由”是思想者最高贵的头衔 　　 　　台北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带花园的独家平房。这个地址，以及眼前的这片小巷景象，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投下一抹炽热的色彩。当我们在一个很美丽、很宁静的上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无数个风雨之夜，在这个矮小、简朴的门口出出进进的人与思潮，还有那些昼夜蛰伏着的监视者。“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一九六六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我好奇地用眼睛在四下里扫视一下，这回却是一片的暗漠”。殷海光的学生郭松棻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和妻子面对着这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水泥批荡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长形木牌，上书：“殷海光故居”。旁边爬满绿色植物的围墙上钉着一块刻着“市定古迹”字样的铝制铭牌，铭文中有曰：“先生任教于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对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具有贡献”。不知是谁撰文，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殷海光最浓缩的介绍和评价。我想到，在我们还没有去过的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的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这是依据他的遗嘱而立。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而对于所有思想者而言，难道还有比“自由”更重要、更高贵的头衔吗？ 　　 　　殷海光的确是毕生研究和提倡自由主义，至死方休。(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以敏锐和深刻的洞见以及决绝的勇气，就自由与专制的问题撰文警醒国人，几乎是以天生的直觉老早就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看清楚、讲清楚了，今天读来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人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自由中国》鼓吹民主宪政，胡适为其撰写的发刊宗旨有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从创刊号上，殷海光发表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到1960年9月因雷震案被关闭前最后一期他的《大江东流挡不住》，殷海光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无比犀利、敏锐的文笔振聋发聩，《自由中国》因为他的健笔而辉煌。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曾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虽然李敖的文笔口吻常好故作惊人之语，斯言诚哉！ 　　 　　殷海光对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的“自由”状况有过很痛切的揭露：“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得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斯言至矣！ 　　 　　殷海光虽未因雷震案入狱，然而围攻、贬抑、监视之氛围十年严逼，他的生活备受困顿。自由主义在强权高压下的挫败带来了寒蝉效应，殷海光亦转向更内在的反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出沉重的感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6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斯言痛哉！ 　　 　　推开那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走进这所“自由思想者”的院落，我想到了殷海光追求自由的思想蕴涵中的审美感性问题。“花园”虽好，毕竟人造，对自由的追求使他对自然的无限宽阔极为敏感和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殷海光在台湾生活近二十年，甚少远足。1968年5月4日，殷海光欣然与学生同往新竹清华大学，又在附近的青草湖游玩。几天后他在写给远在美国的林毓生的信中这样描述那天的景致与心情：“湖水渺远，杨柳依依，荒烟蔓草，鱼跃鸥飞，野趣盎然。哎！羁台将近二十载，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由”。我们也曾踏足青草湖畔，固然也喜欢那种景色，但不会有殷海光那么深的感受。 　　 　　1967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正式邀请殷海光赴美作为期两年的访问研究，但一直被台湾当局拖延不予办理出国手续。他曾托朋友设法找关系，甚至计划发动海外人士联名呼吁，然而这些他称为“出笼”的计划都落空了。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对自由的渴求常伴随着感伤的慨叹，他曾说，“我这半辈子追求自由，当我在院内散步，想到这里，内心有时不免些微感伤”；同时他又是那么坚定无悔：“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殷海光在病危期间写下的《自叙》中对生命的眷念执着与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震撼人心：“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 　　 　　他没能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 　　 　　我们在今天仍然面朝大海。 　　 　　“哲学家的花园”的忧思与怒火 　　 　　一九五六年秋天，殷家从松江路的住所搬到了位于温州街的台湾大学教师住宅，当时这一独家平房院落的门牌是十八巷九号。以今天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位普通教授能分到这样的独立带花园的院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读过白先勇的小说《冬夜》，不仅会对这条温州街与台大教授宿舍有点印象，而且会进入历史的语境：“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它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巳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今天我们从新生南路走进温州街，虽然眼前已经不再是白先勇描述的那种情景，但不知为什么，那种只能来自日据时代的气息，仍然从那些为数已经不多的有围墙的平房院落里飘逸出来。 　　 　　据殷海光的夫人夏君璐女士回忆，刚搬来时院子里没有一棵树，到处是垃圾。殷海光自己动手，沿着院子西边围墙挖了一条小小的人工河，名为“愚公河”；在小河边种树，在河里种了白色和粉红色的睡莲。殷海光还用挖河的土堆起了一座小山丘，其上摆着他用水泥精心做成的桌子和凳子，此山名为“孤凤山”。他还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树，做了水泥桌椅，还挖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游泳池。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草木扶疏、丘石错落的花园，著名的“哲学家的花园”。夏女士回忆说：“在他一手经营的花园里，我们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清晨我们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我们一边喝红茶，一边谈天。时而看天上的浮云，时而欣赏他种的玫瑰。我们曾在山上的炉子上烤肉、烤红薯、煮咖啡招待好友。月夜，我们一同欣赏水池中月的倒影，山坡上的白杜鹃在月光下更显得皎洁，满院散布着番茉莉迷人的香气，我们常徜徉至深夜”。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它根本不能说是殷海光的花园。还没有搬到这里之前，他在致友人王道先生的信中说：“我深喜那静寂，闲散，宽舒的东方情调。愿我能浸润其中一辈子吧！因为，只有在那种气氛里，我才会是个真真实实的独立自由的人。……然而，我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我立即怒火中烧。”如果没有了这种殷海光式的“怒火中烧”，这样的园子与那些政客权贵、御用文人或商贾买办的后花园又有多大区别呢！谈殷海光的花园，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在这园子里郁积的愤怒和忧伤。身处“哲学家的花园”中的殷海光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他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是因为在“这个几乎没有灵魂的岛上”，他感到周边是“一群一群没有大脑而又自私的动物，连看一看的兴趣也没有。所以，我才能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来回地在小径上走一两个钟头，沉思”。可见，“哲学家的花园”不是吟风弄月的摆设，而是自由思想者痛苦求索的长廊。 　　 　　还是他的学生郭松棻了解老师，他宁愿那依墙而挖出来的池塘只是一汪死水———实际上那是一条有其小小源头的活水，从殷海光有一次谈起如何随着河水的涨落而坚持打捞浮萍可见———只有这样才符合殷师的性格：在政治的高压下他就像那一汪死水一样不懂变通。1966年，政府对自由、民主斗士殷海光的政治迫害是以借调他到教育部任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为名，实际上是想断绝他与台大学生的接触。在郭松棻看来，这种形式的迫害几乎是谁都可以屈从的。然而殷海光却不断抗争，最后当安全部门人员上门相逼的时候，他竟拍着桌子怒骂：“你们所优为之事，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他的学生说，这种作风不是很像那一畦没有退路、绝不变通的死水泥池吗？而这便是我们喜欢他的地方。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们也徜徉在殷海光亲手垒筑的花园，仍能感到那些曾经的忧思与怒火。 　　 　　书！书！书！ 　　 　　书籍对于殷海光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第一需求，在他的友朋交往中关于书的交流是最令他兴奋和看重的事情；他临终前还为他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计划而委托在香港的友人替他购书。在目前仅存的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列的书目和对书的评价，可以辑为一本颇有意义的小册子。 　　 　　尤为使人感同身受的是在对书的渴求中，折射出解严以前台湾政治的高压。一九六八年，殷海光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LyonSharman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ShantiSwarup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ChalmersJohnson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他说直接寄这类书籍给他会非常不方便，因此请对方寄给住在他家附近的美国朋友魏君；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台湾的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时常请求帮他买书、寄书，同时多次叮嘱来信不要谈及所寄书名、作者等，甚至教朋友每次以不同的寄件人姓名和地址，总之是对台湾邮件检查的高度警惕。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更令人唏嘘的是，1969年1月，离他去世只有不到8个月，正被病魔折磨着的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还反复谈如何寄书给他才能躲过审查扣压、如何向邮局交涉追查，“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他在另一信中说到《鲁迅全集》只收到两册，连其它的书共损失14册，“真是损失惨重！”当时台湾思想禁制的高压氛围于上述种种“书话”中可见一斑。 　　 　　为了买书，殷海光不仅要冒着政治高压的风险，而且因为薪水被减、研究资助中断而肩负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给美国友人、学生的信中多次提到不敢多写信，因为“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国计民生’啰！”；至于买书的钱就更是窘迫。在书信中，他请朋友替他买书通常都言明书款的付还方式，而且对书的价格也多有关注和叮嘱。但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知道他的困境和爱书，常常赠书给他。对此他和朋友商量了一个办法，除了感谢大家以外，制订了所谓的“一人一年一书”(也称“三一制”)制度。即为了顾及朋友的财力和他的真正需求，由他提出想要的书，每一位朋友在一年内赠送一册；对于某些关系特别的亲友，他也会提出一年赠两册的愿望。由书情而知学人生存景况之大概，殷海光虽然孤傲不屈，但心境的悲凉不难想见：“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student-friends(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每一念及，心灵怎不感到轻微的震动”。当我读到殷海光书信中的这些文字，也真感到了心灵的震动。 　　 　　殷海光对书的判断有时候是很严苛的，他总是保持对书的独立评判。他对读小说一直都兴趣不大，但是也写过一些文学类的书评，从对书的选择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是与他的思想密切相关。在《自由中国》上，他曾经发表过评论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年》和高夫力·白伦敦(GodfreyBlunden)《莫斯科的寒夜》的文学书评。前者不用多说了，后者是一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译者是夏济安(署名“齐文瑜”)，5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我曾经在一篇读书札记中介绍过这本小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殷海光写过该书的书评，但是我在文章中却提到了他：“20世纪的40年代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很多人都有历史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从晚年陈独秀到青年殷海光，甚至连这位出生于澳洲墨尔本的新闻记者白伦敦，他们对‘莫斯科寒夜’的揭示无不也是一种‘历史的先声’。”至今我还没找到殷海光的这篇书评来读，但是我的联想竟是言中了。 　　 　　友朋与学生之间的真实与残酷 　　 　　我们终于穿过庭院，故居是一浅绿色木构平房，立面是以横木板构筑，很有老房子的风格；据门口那块铭牌的介绍，修建该房舍使用的是拆除台湾大学校警宿舍的建材。房间面积不大，现用做“殷海光教授文物资料展”的场所。展览内容架构清晰，系统地介绍了殷海光一生的主要事迹和学术著述；值得称道的是，以殷海光生平与学术心路相结合，尤重师友朋辈间问学切磋的史料。 　　 　　女管理员费了不少周折给我们放了一部台湾“公视”拍摄的“台湾百年人物”中的《殷海光集》，长度约20来分钟。有点意想不到的是，片子一开头就是一杯咖啡。从咖啡入手讲殷海光，因为他最喜欢的饮料就是咖啡，而且是要喝好的咖啡，似乎是他的“西化”与“哲学”的象征。殷海光对于他最喜欢的事物，甚至会以咖啡来形容。比如1953年，当他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时，他就是以“一杯浓浓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来形容。片子里有很多珍贵的图像资料，也采访了他夫人、女儿、陈鼓应、林毓生、钱永祥、王晓波等人。当我们看到片子中采访王晓波先生的镜头时，深为这位殷门大弟子今天的变化而感慨良多。 　　 　　在展览和资料中，有不少殷海光与友朋的往来书信以及后人研究著述，借此可以对殷的思想同道有所认识。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夏道平先生。到台湾之前，我对于当年《自由中国》的另一支健笔夏道平仅有过一点印象；当我在殷海光故居的资料室书架上找到2007年在这里举行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海耶克、夏道平与殷海光：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海耶克今译哈耶克)的时候，很高兴。管理员见我如此神情，就主动说这一册可以送给我们。这本论文集正可以加深我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1907～1995年)的了解。夏道平也是当年《自由中国》的主将之一，他撰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社论)受到胡适高度评价，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本新生的刊物差点就被迫停刊。虽然与殷海光的名重岛内外相比较，夏先生的名望似乎并不太彰显，但他一生对译介和传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对现代政治民主和个人主义理念的认知和坚持，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与殷海光注重政治理念、文化启蒙的理论阐述不同的是，出身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夏道平主要是以对自由经济的研究而奠定其思想底色，以对米塞斯、哈耶克自由经济学术思想的译介和对台湾经济现象的研究而推动社会的改善。殷、夏个性不同、命运有别，但同为《自由中国》的两支健笔、同为台湾校园思想传薪的播种者而记录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思想史册。 　　 　　在殷海光故居里还想起了一位作家———陈映真，主要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台后没多久就参加了一个规模盛大的陈映真创作国际研讨会。忘记是在哪里看过，说殷海光曾经说陈映真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在殷海光去世的前一年，陈映真因参加读书会而被捕入狱，判了七年。这是台湾的“白色恐怖”延续到后期的牺牲品，也是陈映真作为台湾左翼文学旗手的合乎逻辑的劫难。据郭松棻的回忆，在陈被捕后，殷海光在饭桌上和学生聊天时突然说起来：有多少人知道陈映真的被捕呢？便是知道了，也只当一阵秋风扫过罢了。他很感慨的是，已经不再是李公朴、闻一多那时还可以引起公愤的时代。是啊，今天还有谁知道和关心什么人被捕这样的事呢？殷海光的学生们闻言后都无声地低头吃饭。 　　 　　更残酷而又极其真实的是，郭松棻认为如果他的殷师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政治，那不免是白死，因为在他的这一群学生中已经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去当烈士了。他甚至还如此不避残酷地扪心自问：“一位老师，一位正被政治现实打击着的知识人的即将死灭，到底能在当时每个人的心里占多少的重荷，于今我仍然很为这点犹疑”。 　　 　　殷海光一生极不善于应酬，交往朋友不多。尤其是在60年代屡遭围攻、迫害的日子里，他的处境是很孤独的。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书信中说：“我的门早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上街，十几年的老同事碰见了，有的似点头非点头地交臂而过，有的明明看见，转脸做购物状。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这一点也不能错怪这些人。良以二十年来统治的恐怖形成的空气，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而且，殷海光为人率直，经常受骗。他自己对此总结得很有意思：“简直太容易相信人了。在过去，来者只要吹三句自由民主，谈点罗素，附带骂骂唐君毅头脑如浆糊，钱穆是义和团的历史鼓手，我便立刻引为知己，马上把心肝五脏都吐给他。哎！这类受骗的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对不够熟识的人谨严起来”。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在雷震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密谋以所谓的“除三害”计划引诱殷海光下水，再以“谋害国家元首罪”将其惩办。后来计划落空，但是殷海光的一位朋友却被诬告下狱。 　　 　　幸亏殷海光有他的学生林毓生、李楣、张灏等仗义相助，他对朋友和学生的来信总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喜悦。 　　 　　离开殷海光故居的时候，有两种印象郁积在我心里。一是这个人的悲愤心情：“二十多年来，我最伤痛的事，就是中国经历如此巨变，人民遭受这样惨重的牺牲，不只于竟连一钉点儿经验教训也没有得到，连一丝一毫的真正是非也未显现。大家的去路迷茫。叫人往哪儿走？今日，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失落与彷徨，实在与此有根本的关系”。另外也是他说的：“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因此他会在信里对朋友和学生说：“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最后，还是想到了南宋杨万里那首有名的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2010.3.26.广州 　　 　　作者注：文中所引殷海光书信资料见《殷海光书信集》(《殷海光全集》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4月初版一刷)；郭松棻回忆文章见王德威编选《台湾：从文学看历史》(麦田出版，2008年初版六刷)；有关史实参见王中江《万山不许一溪奔———殷海光评传》(水牛图书出版，2003年3月二版一刷)。◎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有《思想守望录》、《左岸的狂欢节》、《中国美术初步》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2_08/22/16999746_0.shtml

核心提示：摩托罗拉的中国员工激烈抗议该公司20%的裁员决定，这是由摩托罗拉的现东家谷歌（Google）作出的。 原文： Chinese Workers Protest Google's Motorola Layoffs 作者：Kenneth Rapoza 发表：2012年8月20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示古”翻译，已经校对 【图：北京的摩托罗拉大楼前的员工在抗议，图片来自”光明网”】 摩托罗拉的中国员工对于总公司谷歌的作出的裁员两成的说法出离愤怒。谷歌去年以约120亿美元收购了总部位于北京的摩托罗拉移动控股公司。他们周一宣布将裁员约4000名员工——并非所有这些员工都来自中国公司。 上周，约有100名来自南京公司的摩托罗拉员工在大楼外抗议，并称这次即将进行的全球裁员是”非法的”。周五，估计有200名员工在摩托罗拉北京办公楼前抗议。一名来自南京软件中心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告诉《中国日报》，正式裁员通知以及补偿方案的细节会在本周公布，让员工和媒体能更好了解即将到来的缩编。”任何裁员计划都将给员工和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负担，”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员工告诉记者：”如果所有人都同时被解雇，那他们很难再找到工作，因为南京对软件工程师的需求是有限的。” 南京的软件中心是摩托罗拉在中国三个分支机构中最大的，拥有超过500名软件工程师。当地中文新闻报道说北京和南京分部加起来可能有约1000名员工会被裁员。摩托罗拉移动中国区公关经理司轩军告诉《中国日报》说，这些裁员数字不准确。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核心提示：过去几个月来，有关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的信号十分混杂。一方面，中朝两国高级领导人的高层会晤因金正日去年12月去世而中断，会晤最近才得以恢复。另一方面，中国许多分析人士和官员都抱怨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有限。    原文： Beijing Doubles Down on Kim Dynasty  发表：2012年8月17日  作者：Richard Weitz（理查德·韦茨博士，现任华盛顿哈得孙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任）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图：胡锦涛会见北韩高官张成泽】 过去几个月来，有关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信号十分混杂。而今看来，两国关系已平安渡过北韩最近的领导层交接期，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得到巩固。朝鲜执政党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张成泽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在朝方巩固复杂的领导层交接的同时重振两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关系。中朝两国在张成泽访华期间宣布，根据今年春天进行的一系列高层会谈，北京将通过两个经济区对北韩加大投资力度。   中朝两国高级领导人的高层会晤因金正日去年12月去世而中断，会晤最近才得以恢复。在金正日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不爱旅行的他曾三次造访中国。金正日打算让小儿子金正恩接班。上述访问似乎成功确保了北京对其计划的认可。据信，金正恩只有二十多岁。今年4月5日－6日，由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率领的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与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人民武力部部长金永春举行了会晤。当月晚些时候，金永日访问北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委员戴秉国、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会见了他。王家瑞本人还在今年7月30日－8月2日访问了北韩，成为与金正恩会晤的首位外国高官。据报道，王家瑞当时敦促北韩，至少在中国于今年晚些时候完成政权交接之前，不要继续发射远程导弹，也不要再进行核武器试验。   北京加大对朝鲜投资力度   张成泽访华期间，中国商务部发表一份声明证实，中国在北韩境内的投资以及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其它联系都将在未来几年得到大幅发展。主要推动因素将是，两国将重申开发两个经济特区——即罗先开发区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的承诺。设立上述经济区的目的是吸引外国直接对北韩投资。据认为，张成泽是幕后影响平壤最高领导人的大人物之一。8月14日，张成泽还与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北京共同主持了上述经济区的组委会会议。   中朝经济关系专家约翰·帕克（John Park）在今年举行的詹姆斯敦防务与安全会议上做报告时称，自从中朝双边关系于1992年跌至谷底——北韩领导层当时对北京与韩国加强关系表示不满——以来，北京一直在大力维护北韩境内的稳定。几年后，中国还帮助遭遇洪灾和饥荒的北韩恢复元气。此后，北京一直鼓励北韩引进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同时还帮助北韩建立执行上述经济改革所需的国家能力。比如说，北京一方面不再那么强调食品援助及其它单向转让，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则一直在帮助平壤开发本国自然资源和采矿。中方在北韩投入巨额资金、设备及其它资源，还对当地工人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张成泽本月访华期间还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对北韩提供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该国发展并改革经济。王家瑞表示，中国政府会考虑这一请求，但希望朝鲜承诺将这笔追加资金用于经济改革，而非军事开支。   除降低邻国出现垮台风险外，北京也从投资和当地能力建设中获得了其它好处。北京可由此确保，北韩以比全球市场低得多的价格对华供应大量煤炭、铁矿石及其它矿产资源。中朝在上述经济领域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且北韩的稳定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对中国来讲，让北韩免受进一步制裁以及不引起平壤的敌对情绪以防朝方针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实施报复可谓利益攸关。即便如此，中国领导层在某些时候可能也需在支撑北韩经济和确保以低廉价格获得朝鲜自然资源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据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估计，中朝2011年双向贸易额已达到50亿美元并刷新了最高纪录。中国对朝主要出口品包括汽车和机械，进口品有矿产、木材和稀土等资源。此外，中国还一直单方面向朝鲜提供食品援助、燃料援助和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北京当前至少让大约4万名朝鲜劳工在中国工作，并将他们的大部分工资支付给急缺资金的朝鲜政府。这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是有风险的，因为北韩工人可能会与中国本国无特殊技能的劳动力展开直接竞争。许多中国人认为，该国对不懂感恩的北韩人提供的援助过于慷慨，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北韩海盗最近扣押并虐待中国渔民也加剧了中国民众的这种情绪。   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还在对北韩提供可加强该国军队的军民两用型援助。比如说，今年早些时候，平壤在阅兵式上展示了新型导弹运载车。这些导弹运载车看起来象是由中国万山特种车辆有限公司提供的。该公司是颇具政治影响力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下属的一家独资公司。2012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对国会说，尽管联合国对北韩实施制裁，美国政府还是掌握了中国仍在支持北韩实施导弹计划的证据。6月29日，联合国一工作小组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北韩存在38项涉嫌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其中21项与中国有关。首尔保守政府2008年上台后取消了多项朝韩双边经贸项目。朝韩经济关系此后破裂。这也在经济上巩固了中国在北韩的首要地位。   尽管如此，中朝官方的双向投资额很低。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对朝非金融部门投资额仅为3亿美元，朝鲜对华投资总额仅有大约1亿美元。一名匿名的中国商人说至少有8,000名中国商人在北韩工作。据他说，虽然北韩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但是北韩的基础设施状况拖累了运输，也破坏了商业信誉。北京已经在为北韩的管理人员提供培训课程，同时也投资于北韩的基础建设，以此作为构建其经济能力的努力的一部分。辽宁大学的朝鲜事务专家张东明在谈到8月14日的协定时确认中国在帮北韩构筑发展经济的能力：”根据国家的条件形成经济政策是北韩目前最重要的人物，培训管理干部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从如此低水平增加投资应不是难事，但直到最近，有关北韩政权交接的政治不确定性及朝中关系现状可能一直在打击投资者信心。金正日去年12月去世后，中国媒体随即报道说，中国的专家们对北韩局势感到不安。比如说，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韩镇涉就对北韩近期发生外交政策上的变革这一前景持怀疑态度，因为新领导层的重中之重是权力交接。据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张庭延猜测，北韩可能会按计划进行权力交接，但他也警告说，”我们不能排除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性”。一月的时候，中文媒体对于北韩的局势则有了更乐观的、更确信的估计。   中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中国许多分析人士和官员都抱怨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有限。他们说得可能是真话。过去几年来，中国试图恢复去核化谈判（2008年下半年中断）未果。今年3月，杨洁篪外长重申，北京支持六方会谈。杨洁篪称，六方会谈是”讨论和解决核问题并增进各方共同利益的有效机制和重要平台”。   最近也有证据表明，北京对北韩新领导层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北京发动长达一个月的外交攻势，试图让北韩取消3月16日发表的声明——即该国将利用远程火箭发射”地球观测卫星”，但以失败告终。大多数外国观察人士认为，北韩按计划发射也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远程弹道导弹能力——如果说那并非北韩的首要目标的话。联合国安理会已禁止北韩进一步进行导弹发射活动，日美两国官员尤其对此感到担忧，因为北韩似乎已在研制可与此类导弹搭配的核弹头。中国外交部称，未事先获得北韩政府通告。北韩4月13日发射卫星失败。中国外交官此前与李英浩等朝鲜官员及其他外国代表举行了紧急会晤。事后看来，这些努力都没有起到效果。对北韩人来说，发射活动已成了一个关乎声望的问题，因为北韩当时要利用发射活动纪念重要的国家纪念日。事实最终证明，试射活动令人尴尬地以失败收局，但这一发射未遂事件导致朝美在中国支持下于2012年2月底谈判达成的不扩散换食品援助的协议脱轨。   与2006年和2009年发生的类似危机一样，中方代表对平壤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但也批评了呼吁对朝作出强硬回应的首尔和华盛顿人士。北韩进行发射活动后，北京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中国政府对平壤表示了不满。其表示不满的方式有，允许此前一直被关在韩国驻北京大使馆内的五名北韩难民最终到韩国避难。但北京阻止联合国通过新的制裁措施，而只同意安理会轮值主席发表声明，对北韩的发射行为进行谴责，并指示制裁委员会寻求采取更多措施。北京起初是想以此向北韩施压，避免其采取进一步挑衅行为，但随后还是应北韩要求否决了有关制裁措施。此外，中方代表还拿避免朝鲜再次进行核武器试验一事邀功。在2006年和2009年发生导弹危机后不久，北韩都进行了核试验。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有证据表明，朝鲜准备在今年春天进行核武器试验。但平壤随后宣布，它并无计划”在当前”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中国目前仍是北韩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伙伴。但中国利用上述资产向北韩施压的意愿是有限的，这基于几点考虑。尽管对北韩政权感到愤怒，但大多数中国官员更担心的似乎是北韩可能垮台，而不是北韩领导人在核和导弹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北京担心，北韩一旦发生崩溃就可能导致东亚地区出现大规模经济混乱；导致大量难民跨境流入中国；让美军得以将军事潜力集中于其它战区（如台湾）；还可能去除掉一个将本国边境与美军驻守部队隔离开来的缓冲带。最糟糕的局面是，朝鲜崩溃可能在朝鲜半岛引发军事和民众冲突，其负面影响由此可能渗入中国境内。中国决策者们一贯反对对朝采取军事行动、严厉经济制裁及其它可能威胁朝鲜半岛稳定的动作。但北京一直以来只愿为实现上述目标采取有限举措。这些措施包括：施加一定压力——如批评北韩的行为以及暂时减少经济援助等，但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经济贿赂及其它刺激措施诱使平壤就范。   结论   中国最近承诺，将向北韩追加经济援助。这表明，尽管中朝关系吃紧，北京对平壤的无赖伎俩表示担心，但中国领导层还是决定支持北韩新的领导团队。北京没有考虑美国提出的加大对朝制裁和施压力度的建议，而是选择通过更积极的手段——贸易、投资和能力建设——来施加影响力。中国的逻辑或许是，该国而今需要对北韩重新树立影响力，为的是此后能以拒绝给予北韩好处这种靠得住的威胁方式，阻止朝方进一步采取挑衅行为。目前来看，北京施加影响力的手段还不够灵活。威胁切断食品或燃料援助缺乏可信度，因为那可能导致北韩崩溃，而那种局面将是北京最可怕的梦魇。然而，中国当前也在进行本国的领导权交接工作，这就增加了北韩在未来几个月内重新考量其对华政策的可能性。 注释（略）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