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本期嘉賓 華健 Shanghai：上海人，《天南》編輯。 黃崇凱 Taipei：台灣人，《聯合文學》編輯。 黃靜 Hong Kong：香港人，《字花》主編。 主持手記 喧囂時代的人文作坊 文/加菲 喧囂的時代裏，文學雜誌就像最原始的手工藝作坊，做最單純的事，只求保持高純度的文學。散落在人海中的作者，用文字表達自己，找尋內心的自由。文學雜誌給了他們一個展示自由的舞台，觀眾將與他們一同起舞。 文 學在消費無孔不入的香港，像歧路深處的一座花園，驚艷卻邊緣。《字花》嘗試打開歧路的入口，「探索文學跨越媒介的彈性與特質，發掘本就植根於文學中的社會 意義，跟進步的社會運動者、漫畫家、工人合作，碰撞出新的可能」。但受限於讀者群，《字花》仍像這座城中只屬於小眾的私密語言。主編黄靜認為緩慢、迂迴、 偏鋒都是文學的價值，在這個過度發展，所有東西都容易被同質化的超級都會裏，這些價值更應該被珍視，而非落入可以被輕易消費的優雅。所以《字花》始終秉持 對社會現實的人文關懷，不會剔除文學對政治的表達。 沉 靜深刻的閱讀向來就不是大眾喜歡的口味，但由於內地人口基數龐大，內地的文學雜誌讀者群仍然有可觀的數量。內地的書店充斥著商業化寫手的通俗文學作品，而 傳統的文學雜誌又是功成名就大作家的作品領地。有一批日趨成熟的作者，他們生於七零年代，有豐沛的表達欲望，渴望尋找發表平台。新銳文學雜誌《天南》希望 用突破創新的形式，來為這群作者搭建這樣一個平台，彌補了文學雜誌市場的這片空白。《天南》編輯華健認為與台灣、香港相比，大陸雜誌內容更純文學 ，但始終無法擺脫政治審查的纏繞。寫作自由與審查標準的成為《天南》所必需面對的博弈。 台 灣的華文文學市場不斷萎縮，好在老牌文學雜誌《聯合文學》已經累積了穩定的讀者群。但為了未來持續的發展，仍需不斷調整。《聯合文學》編輯黃崇凱認為，現 在的文學雜誌不但要刊發好作品，還必須為作品多作「創造性的轉化」的工作。他認為好作品需要適度包裝，來更好地引介給讀者，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輕讀者。 台灣出版人傅月庵主編的《短篇小說》六月創刊，在台灣引起熱烈反響。這位出版人曾說過，「文學的夢想，即將逆襲時代。」不知這位資深出版人的預言，在兩岸三地文學雜誌遭遇種種問題的境況裏，最終會否實現，但首先擺在面前的問題是，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文學。# 【問題1】請大家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來介紹一下你們的雜誌。 華健：我真名叫「華健」，致电餐館訂座時經常會被問「請問貴姓」，只好澄清「我不姓周」，哈！ 我 自去年十月起加盟《天南》，《天南》有完全區別於傳統文學雜誌的理念——首先，它組稿的方式是「策展式的」（Curated）；其次，雜誌結構又像一棟建 築，有入口，有出口，還有30-40頁的、英文刊中刊，這也看作是一個故意搭建的違章建築；最後，它有全新的設計理念，視覺訴求遠高於其他文學雜誌。但 《天南》又是很傳統的，它著力於更沉靜的深度閱讀，因此我们每篇文章几乎都有近萬字。 黃崇凱：我是黃崇凱，常被稱呼的諢名是黃蟲，1981年生，在台灣屬於大家習慣稱呼的「七年級」（民國紀年70年後出生者），有出版小說《靴子腿》和《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2010年至聯合文學工作至今，擔任雜誌編輯工作。 《聯 合文學》雜誌是1984年創刊，二十多年來不斷推介華文世界重要文學作家及作品，當然也包括引介世界文學動態和重要的藝文發展。雜誌在2009年是近年最 大的轉折點，新任總編輯——秀異小說家王聰威，上任後持續對內容編輯作了小幅度改版，將更多的想像力和編輯技巧帶上編輯台。 黃靜：我叫黃靜，八零年代出生，剛於6月加入《字花》擔任主編。我並非傳統意義的文學人，而較活躍於文化藝術媒體。 《字 花》創始於2006年，一直試圖在文字和設計上搭造生活、社會現實和文學創意的聯繫，建立多元且高水平作品的發表園地，亦是一個尖銳評論交流的平台。《創 刊辭》中一句「以非常嚴謹的要求為基礎，去表現恣肆的活潑」可稱做是雜誌的核心方針。主流傳媒對「文化」的收編，令文化群落口味變得愈來愈欠缺耐性，也讓 《字花》團隊思考蛻變。曾經身為媒體工作者，我觀察到主流喜愛將藝文安置到某種消費公式中。我希望把「文學」從消費鏈中解放出來，成就自由的藝術表達。 【問題2】在你工作的地方，文學雜誌的生態是怎樣的？有哪些你所熟悉的或影響刊物？發展情況如何？ 華健：在大陸，文學雜誌還是較小众的讀物。很難想像人們在地鐵里捧著一本文學雜誌在閱讀。但大陸人口基數大，因此若同樣比例的人熱愛文學，也是相當可觀的數量。 除了《天南》，大陸影響力較大的文學刊物還有《收穫》和《人民文學》。两者皆是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學雜誌，更注重現實主義的寫作，更傾向於刊登已成名作家（多數是五十、六十年代生）的作品。 黃 崇凱：關於台灣的文學雜誌生態，台灣文學書市狀態及報紙副刊或者可以作為參考基礎。本土華文創作除了輕文學或大眾文學之外，銷量普遍令人搖頭。文學書市還 是完全由翻譯文學稱霸，甚至很多年輕讀者完全不讀華文作品。報紙副刊從1987年報禁解除時期以來，逐漸衰微，時代的聲音更多元更豐富的同時，也侵奪了原 本文學的比重。這樣的情勢下，文學雜誌的處境可想而知。台灣曾經出現過許多文學雜誌刊物，相關的藝文期刊也相當有水準，可惜多已停刊。 現 存的文學刊物，還是得靠承辦一些藝文活動或會議配合，才能維持收支平衡。現在台灣幾本文學雜誌，《聯合文學》算公開發行的雜誌裏比較悠久也比較廣為人知 的；《印刻》編輯陣容幾乎就是十年前《聯合文學》的編輯；《幼獅文藝》關注挖掘、培養年輕作者，目標族群應當在中學生與大學生之間；《文訊》除刊登創作、 評論等稿件，且為台灣文學史料打下非常厚實的基礎。 黃 靜：一如各地，文學雜誌不單處於主流文化的邊緣，且是藝術的邊緣，邊緣中的邊緣。香港的文學雜誌難免小本經營，仝人（同仁）本位，甚至需依附「教育」等主 流價值，為自己建立存在的理由。除了經營多年《香港文學》、《城市文藝》外，香港也一直有不少面向學生的文學讀物，例子包括《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秋 螢》。 不少文學人往往會認為較重要的文學雜誌都是屬於過去的，像七十年代的《素葉文學》，又或九十年代只曾出版六期的《呼吸詩刊》。這兩本都是高水平、具視野的純文學雜誌範例。 【問題3】對《天南》和《字花》而言，新型文學雜誌和老資格文學雜誌在定位上是否有所差異？對《聯合文學》而言，台灣是否也有新興文學雜誌？你們如何看待這些後起之秀？又會不會因此調整自身呢？ 華 健：前面第一個問題曾講到《天南》的一些特色。比如策展式的、建築式的，以及視覺上的訴求。从內容上而言，《天南》更著力於挖掘七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 他们處於已成名的老一輩作家及相對較為商業化的八零後作家的夾縫中，他們的寫作正趨於成熟，亟需一個平台。當然，年代的劃分總是粗糙而易於失之偏頗，更重 要的還是文章本身的質量。 黃 崇凱：《聯合文學》2009年開始逐漸轉型以專輯主題企劃為重，強調每一期雜誌都要有辨識度。例如2010年9月號「張愛玲學校」專輯曾創下銷售一空還再 版兩萬本的紀錄，今年推出的6月號「世界末日」專輯、5月號「20位40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專輯等。2010年開始，《聯合文學》推出國際作家 專欄，每一年都邀請重量級的作家撰寫，並與華文世界一流水準的作者在雜誌上刊載並陳。 黃 靜：香港文學雜誌一向都有較強的仝人刊物的氣色，作者年資較深，作者、編者、讀者之間形成較親密的群落。《字花》希望在這個基礎上，與非文學讀者對話。我 們希望探索文學跨越媒介的彈性與特質，以及發掘本就植根於文學中的社會意義。嘗試跟進步的社會運動者、漫畫家、工人合作，碰撞出新的可能。同時，《字花》 企圖衝擊、打破諸如「年輕等如幼稚、輕率、無重」的社會標籤，推廣年輕作者，開放發表平台。我們在意的是年輕作者與資深文人、不同界別的人之間的文學對 話。 【問題4】各位是否了解其他兩地的文學雜誌呢？能否談談你們的認識？感覺三地是否有不同之處？ 華健：我讀過香港的《字花》和台灣的《印刻》及《聯合文學》。感覺大陸的文學雜誌要更「純文學」一點，港台的雜誌則更關注社會議題（這點於《字花》尤為明顯）。 黃 崇凱：中國大陸老牌的《人民文學》、《收穫》以及比較偏年輕作者的《萌芽》等，每期固定刊載大量作品，有時甚至一部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也可一次登完，令我 非常訝異。近幾年陸續引起討論的《鯉》、《獨唱團》、《大方》、《天南》等新興文藝雜誌，也打開了過去由老牌文學雜誌制訂的想像空間，變得更多元活潑，圖 文之間的協調性更好，版面也舒朗易讀許多。 我對香港的文學雜誌的認識，可能還是以《字花》為首。《字花》給我的印象是設計感強烈，關懷的議題常不僅止於文學本身，常常也跨越到社會議題。香港最佳的寫作者幾乎都在這裏，當然它也吸納了不少兩岸三地優秀的寫作者。 另外還得提到北島主編的《今天》。這本原先在中國創刊的文學雜誌，如今落腳香港印行，許多當代中國及海外的作家、學者都長期在此發表作品，可說是認識華語文學關於流亡及離散主題的最佳讀本。 黃靜： 內 地的風格較多樣，畢竟人口多，基數大，即便只針對最嚴肅、深沉的讀者，也能維持。台灣具文化根基與氛圍，只要推廣策略、深度與品位巧妙結合，成效顯而易 見。香港本身只七百萬人口，文學讀者比例極小，文學讀者份外內斂含蓄。所以《字花》以至不少本地雜誌的做法，不會大張旗鼓，而是注重呈現一種迂迴的趣味， 有點像城市裏文學群落的私密語言。 我觀察到的，除了三地的異，還有相似之處：在小寫文化強調連結的年代，港台文學界互動頗為頻繁，而內地正加入這種連結當中。 【問題5】你們認為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是怎樣的？雜誌是否歡迎有政治意涵的投稿？ 華 健：政治是如同空氣一般的存在，你無法避開它，它浸淫於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學也不例外。政治滲透在文學的每一個角落，可以說是在字裏行間。客觀存在的審查 制度也驅使大陸地區的作者們以更迂迴的方式談論、書寫政治議題，始終存在著審查標準與寫作自由的博弈，我們雜誌也始終為拓展寫作的自由空間而努力著。 雜誌當然歡迎有政治意涵的、切入當下的寫作——《天南》有好幾期的主題是頗有政治意涵的，如「亞細亞故鄉」、「革命」及「離散」等。 黃 崇凱：文學常常跟政治離不開關係，不管是遠是近、是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比如我所熱愛的拉美文學，常常跟政治意涵有著矛盾、辯證、曲折的關係，許多作家也實 際參與政治事務，例如聶魯達、巴爾加斯．尤薩等。作為文學雜誌，我們不在意文學作品是否有政治意涵，而比較在意那是否是夠好的文學作品。 黃 靜：從今日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看，常常談論到個人政治與文化政治的範疇。循此去看待藝術、文學，政治便變得理所當然。受冷戰的意識形態影響，不少當時的作家 都把藝術和政治看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但願我們能超越「政治只是投票制度」僵化的想像。我自小便受存在主義文學如卡夫卡等作家影響，也被東歐作者憂鬱的 政治敏感所吸引。近年我常讀的伯格（Berger），更開啟了我對藝術評論、文學與政治交織的想像。我在大學修讀政治，老師首先教的，正是文明史上最早的 「政治家」蘇格拉底的觀點——政治源自對理想社會的想像與冀願。在這前提下，將文學從政治分割開來實在不智。不過文學作為一種迂迴、延遲意義的敘事，的確 和政治運動或動員、批判語言有所分別。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既能拓闊政治想像、活化政治語言，也讓文學回到與社會接壤的情景。 【問題6】現在雜誌的發行量和盈利情況如何？主要盈利方式是什麼？身為編輯，各位認為堅持文學品位和盈利之間是否有矛盾？ 華健：雜誌發行量約為每期2萬。至於收入方式，《天南》有幾頁廣告，也有來自現代傳播集團的大力支持。至少在《天南》雜誌，編輯有完全的自由決定刊發哪些作品而絕不以商業上的考量為主。 黃 崇凱：以台灣這樣的人口比例來看，居然可以存在幾本公開發售的文學雜誌誠屬不易。目前《聯合文學》是台灣銷售最佳的文學雜誌，大約2-3萬本發行量。雜誌 仍需要相關藝文廣告配合，加上承辦一些藝文相關活動或座談會議，才勉強打平。我認為文學品味和盈利必得兼顧，唯有自給自足，才能不受更多限制。萬一盈利問 題多過品味，那文學雜誌的定位可能就危險了。 黃靜：《字花》目前每期的印刷量約為2000本。對於台灣或大陸來說，這數字應該不算甚麼。然而香港的文學環境，以大眾為面向的文學雜誌，能夠賣到一千本的，已可算是「暢銷」了。因此我們一方面以此鼓勵自己，另方面有時亦難免對整體環境感到無力。 對 文學雜誌來說，「盈利」是最弔詭的詞彙。《字花》受香港政府藝術發展局的資助，《字花》的出版團體是非牟利慈善團體，從各種基金和學院等不同組織，獲取資 金支持，贊助我們舉辦文化活動，辦各種教學計劃。我們連續五年舉辦以中學生為對象的寫作教育課程，透過小班教學，教導學生創作，每年大概有三百位學生。 【問題7】哪類人群是你們的主要讀者？近幾年來，讀者的人數和群體是否有變化？ 華健：《天南》的讀者群主題是較為年輕的七零後，但也有不少年紀更大的文學讀者喜歡我們雜誌。 黃 崇凱：年輕讀者是我們現在想努力經營的對象。這話看來似乎怪異，但實情是當年輕人被很多別的好玩事物環繞時，他會去選擇看聲光逼真的3D電影、打揪團闖關 的網路遊戲或智慧型手機的小遊戲，而不會把金錢和時間獻給文學雜誌或文學作品。《聯合文學》創辦二十多年，我們有很多老讀者，可是時代繼續推移就需要新讀 者的加入，而如果一個雜誌無法吸引年輕讀者，那會是有點欠缺未來的。 黃靜：《字花》較早期的編輯有種說法，指中年以下的、不同階層的知性讀者，對社會事務和藝文皆有關注。我們不曾正式統計，但激發年輕人對文學的興趣、擴闊他們對文學的想像，是《字花》行之有年的編輯方向。 【問題8】你個人認為，文學雜誌未來發展的方向是怎樣的？ 華健：法國作家Charles Dantzig曾說過一句名言，「讀書毫無用處。正因如此，它才是一件大事。我們閱讀，因為它無用。」或許我們的閱讀形式和閱讀平台會改變，例如《天南》下月也即將推出iPad版，但我覺得文學雜誌绝不會滅亡，人們始終需要文學。 黃 崇凱：有老一輩的編輯和作家認為，文學雜誌只要刊登好作品就好了，其他什麼太過複雜的東西都能少則少。這個觀點我不那麼認同，因為我們的時代情勢已經無法 這麼單純了。現在的編輯必須多作些「創造性的轉化」的工作，把好作品跟好作家適度包裝引介給讀者。所以我個人覺得編輯文學，必須要有大於文學的思考範圍， 多多參照其他各地能見的優秀人文刊物，才能有別於過去。至於電子版雜誌，目前似乎還沒有一個大家可以通用的網路平台和格式，還得再觀察。 黃 靜：我希望《字花》將繼續在社會發出勇敢而尖銳的聲音，以及讓更多「不可能」的，即文學範疇以外的作者，加入《字花》這個文學書寫的實驗中。文學作為價 值，包括緩慢、迂迴、偏鋒——希望這些價值在香港過度發展、同質化的超級都會裏，更多被珍視、被聽見，而非單純一種隨手挪來消費的優雅氛圍。 【問題9】無論國內或國外，有沒有哪家同行是你們的標杆？為什麼？ 華健：《Granta》和《Paris Review》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前者也同為主題書，後者一直致力於發掘最有潛力、最具先鋒性的當代寫作，他們刊發的作者常常是若干年後的大作家。我們期待有這樣的眼光及預判能力。 黃 崇凱：我想英國的《Granta》、美國的《紐約客》或者日本《達文西》都是很棒的參考座標。不過我私心覺得日本的《東京人》、《BRUTUS》或 《PEN》雜誌偶爾製作文學相關專輯，也很值得借鑑參考。他們的作法非常鮮活，常常讓讀者讀過雜誌之後想找那些作家或作品來閱讀，我想這應該是文學雜誌要 具備的重要質素之一。比如我們在去年5月號推出「海明威逝世50周年」專輯，恰好日本《PEN》雜誌也作了同樣的專輯。當然兩家取向不同，但都讓不認識或 想更認識海明威的讀者有更多想像空間。 黃 靜：我反而想提提兩份華文的、未必被視作「行家」的文化刊物：香港九十年代的《打開》和台灣的《人間》雜誌。我雖然佩服《紐約客》、《Granta》、 《Paris Review》等編輯與視野的完整與成熟，但《打開》那種另類、鮮活的編輯方式，其實是我少年時代的啟蒙。例如《打開》的六四專號中，編輯邀得梁文道撰寫 〈廣場密碼〉一文，並以視覺和文字象徵，創造關於集體記憶的辭典——由一堆看上去中性、冷異、與六四仿若有關的關鍵詞，牽引出想像與敘事，另闢蹊徑，勾勒 我們對屠城的思考與創痛。而台灣的《人間》黑白照片濃厚的人文關懷，都令我見識到何謂沉靜的力量。對我來說，我們需要更多深沉，而富有真正創造力的出版 物。 【問題10】黃崇凱問華健：你們是怎麼面對海量投稿的呢？又怎樣去設想中國廣大的各地讀者差異？ 華健：我們設立了一個專門的投稿郵箱，通常我會先讀開頭數段，基本能判斷出是否合適，如果喜歡開頭的文字，會繼續讀完。目前看來，投稿文章的整體水平還不夠高，但偶爾也有例外。 至 於讀者的差異問題，我想這更多是一種機會——雜誌永遠無法、也不應該去迎合所有讀者的口味，相反地，各地的讀者或許都能從這種差異性中有所得，那樣會比較 好。或許也正因為這個，我們下期的主題將設定為「地方／方言」，專門探討不同的地方及方言寫作，希望能呈現各地語言及地方的差異性。 【問題11】黃崇凱問黃靜：香港作為簡體與繁體交雜、華洋文化的匯聚之地，這對寫作者的書寫有著怎樣的影響？（似乎頗有些作家是中英文都能寫的） 黃靜：基本上我們是繁體字的社會。這兩年有些店舖起用簡體，即遭近年的「本土派」圍攻擊之。華洋集處促成觀察自身文化的距離，但外地文化對香港文學的影響卻實在愈來愈少，尤其不常面對外國文學、沒有留學體驗的新一代。 【問題12】华健問黃靜：香港地域狭小，文學作者也不多。《字花》是如何考慮作者資源的匱乏的？你們介意經常刊登同一批作家的作品麼？ 黃靜：這個城市斑駁的歷史，作家身處的邊緣狀態，往往令他們的敘事語言極具創造力，亦有一種純粹感。 我們不希望經常刊登同一批作家的作品，雖然在香港這個小城或者無可避免。除了向內地、台灣、星馬等華文作者邀稿以外，我們希望引誘更多「非文學作者」——像編劇、學者、畫家——嘗試投入文學書寫，或創造出與別不同的作品。這也是開拓文學作者的重要方法。  

反對者把所有支持當局的觀點視為當局的宣傳，把所有持支持當局觀點的人視作當局的宣傳工作人員，最終把對當局專制的敵對，落實到對專制具體成員個體的敵對，引發約架。 文/Stariver 副 教授與女記者微博約架並踐諾的視頻傳于網路，引起關於暴力、合法、民主、言論自由等諸方面的爭議。事件的因果和進程，想必關注者都已了然；各方面的觀點衝 突，也盡於轉發評論之中畢現。支持者名之曰反抗和表達，反對者責之以法律及正義，雙方言辭激烈，但對為何至於「武器的批判」，似未明言，筆者就此闡發一些 議論。 中國大陸長期專制，權利環境實不充分，言論自由更是抵擋不住有司的深文周納、羅織構陷，重如譚作人、冉雲飛、陳衛等人因言獲罪，輕如無錫女子王譯因網上一言而遭勞教，這些自不待言。即便常態媒體傳播，當局及其支持者所擁有的優勢、所獲得的資源，也遠非反對者所能相比。 各 種「有害」信息常遭封禁，微博敏感之語難逃羅網，餘者皆諂諛之辭。這就造成了各方在言論自由上的極度不平等。約架當事一方吳丹紅副教授，屢于群體事件發生 之時於微博發表言論支持政府，而反對之聲多被壓制。雙方若能開放平等辯論，各自闡述道理，這是自由社會的常態；即便不能達成一致，也斷不致一方欲武力傷害 另一方而後快。 然而，雙方在言論自由上 的不平等，加劇了反對者對當局專制的厭惡、敵對。反對者把所有支持當局的觀點視為當局的宣傳，把所有持支持當局觀點的人視作當局的宣傳工作人員，最終把對 當局專制的敵對，落實到對專制具體成員個體的敵對，引發約架。我無意去評價這種敵對以及敵對的落實是否正確、正義，而只能說，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 無 論如何，自稱持有自由、民主、法治精神和觀念的人，都不應該去支持和實行因為觀點不同而針對對方身體的傷害。那麼觀點衝突為什麼能夠演變成為一方期待對另 一方身體的傷害？我們似可假定，即使在專制社會，人們也都希望追求權利上的平等，其中言論自由權利的平等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如 果現實情況是言論自由的不平等，那麼人們就會試圖以行為去糾正這樣的不平等。糾正的形式多樣，包括選舉、司法、示威、遊行等多種非暴力的、符合程序正義的 方式。如果「糾正」的方式是不符合程序正義的，那麼它就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糾正者意識不到程序正義是追求自身權利唯一的途徑，舍此之外別無正義；一種是糾 正者認為程序正義已經不可能實現，因此退而求其次，追求「實質正義」。 中國大陸當局長期實行黨 禁，中共一黨對國家的領導寫入憲法，通過選舉來改變專制局面至少在當前無可行之途。司法方面，如前文所述，民眾動輒得咎，因言獲罪，法律實為當局制裁之工 具，而非保障平等權利之公器。至於示威、遊行等，可否改變現實暫且不論，僅行為本身就為當局長期防範。 綜上所述，即便反對者有充分的對 正義的認知，也不可能在當前框架下追求並實現程序正義。沒有程序正義支持的實質正義，就是私刑。不論是由多廣泛的人群參與，不論是否有政府權力的加入，都 只是私刑。因為任何人無權去定義整個社會所認可的正義，只能追求我們所認同的關於可見程序的正義。 在言論自由強烈不平等、程序正義無可 訴 求的環境下，吳丹紅副教授成為私刑的犧牲。當女記者先以雞蛋擊之，後以掌披其面，又有不明身份者背後飛腳，現場一片污穢之語時，我們看到的絕不是一個簡單 的暴力場面，而是一個社會強烈的、真實的思潮和現實的縮影。固然，人應該在任何情況下堅守自己認同的理念，然而這個要求對於尚處高壓專制之下的民眾，甯不 高乎？ 另有多位公知名人，強調暴力攻擊人身之非法。從約架現場視頻看，女記者和少數圍觀者使用了暴力，對吳丹紅實施了人身攻擊。同樣可 以 確信，如果在場眾人均以暴力傷害作為唯一目標，吳某實難全身而退。這種基於私刑的暴力確實非法，但它是很有限的暴力，其目標不在於傷害，而在於表達反對。 拿這種克制的、有限的、意圖不在於傷害身體的暴力，與基於國家機器強大權力的暴力相類比，智者所不為也。況且，暴力本身只是一種工具，它的正義性判斷來自於使用暴力的原因、方式和目標。僅因暴力本身就否定暴力，相當於放棄民眾反抗暴政的最後一道防線。 每 個人擁有自然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與免於恐懼的權利。任何對此自然權利實施侵害的政府，都屬於專制政府。在專制環境下，每個人都會成 為受害者。底層的血淚如是，約架的吳丹紅副教授、女記者周燕，眾多的圍觀者，以及每一個評論者，包括我自己，一樣是專制的受害者。 歷史從來不會逃避。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當中，民眾會重新審視這樣一起約架事件，透過觀點之爭、人身攻擊，理解專制如何將每個人逼迫到最危險的境地。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菲律賓的選舉制度早在二十世紀伊始就建立起來了。它可堪稱亞洲最早的一批民主國家之一。然而，在菲律賓民主之前，人們常常必須加上一些限定次，比如「失敗的」、「虛假的」、「水土不服的」。 文/程西泠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菲律賓的政治，是「賭場政治」：在任何一個經營有方的賭場，賭桌被操縱得從統計上有利於賭場老闆。為了吸引顧客，老闆必須讓他們不時贏一把，甚至是大贏，然而在當週末或者當年末，莊家總是賺錢。 這個比喻可以說明目前在菲律賓實行的美國式選舉的某些側面。而這裡的賭場老闆，就是地方寡頭和世襲家族。 據統計，菲律賓有二百多個世襲政治家族，比較活躍的超過100個。2007年，菲律賓國會265名議員中，大約有160名來自這些家族。此外，這些家族也壟斷了眾多省長、市長等行政職位。這種壟斷在中央權力越是薄弱的地方，就越明顯。 家 族政治源自菲律賓的近代歷史。在被納入西班牙殖民統治之前，這裡只是大大小小的島，以及分散在各處大大小小的小王國、部落、族群。殖民統治的時代雖然賦予 這裡一個統一的名稱（菲律賓的國名，源自十六世紀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但西班牙和美國對菲律賓的殖民統治，只能沿襲既有的格局，利用家族派系，甚至不得 不培植、扶持之。至1946年菲律賓獨立，家族體系成為這個基礎薄弱的新生國家統治的基礎。 全國性選舉是美國征服者於1907年引入的。 這一創舉的直接背景，是亞洲第一次近代革命——菲律賓1896年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起義。這場運動主要是由小城鎮要人和地方紳士領導的，它也引來了民間 各階層的廣泛參與。在接替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完成對本土民族主義勢力的鎮壓之後，美國殖民者意識到，穩定的殖民統治有賴於創造出一個菲律賓政治領導者階 層，這個階層要有濃厚興趣與新的征服者通力合作。於是，他們決定建立一個全國性立法機構。 自 然而然的，所引進的選舉制形式上模仿了美國。而在二十世紀頭十年裡，美國具有所有工業大國中堪稱最腐敗的選舉制，而那時候，美國總體也缺乏一個全國性的職 業官僚機構。（後來的進步主義運動為美國彌補了這一整治缺陷，而菲律賓卻永遠沒有機會建成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機器。）這一套政治機制本身還不足以穩固殖民 政權，正在興起的菲律賓殖民政治體系的真正黏合劑， 是通向先進工業世界這一最高關稅國家的自由經濟入口。 關鍵的農產品是糖。在美國統治時期，地方糖業大亨迅速崛起，其他地方巨頭也乘勢而起。這一切使得美國的維穩工程格外成功——在整個三十年代，菲律賓成了唯一沒有發生嚴重民族主義運動的重要殖民地。 二 戰以後，美國在清除日本勢力後重建了這套體系。地方寡頭的統治得到鞏固，而城市中產階級的政治表達，則受到有效的抑制。這個階級在五十年代開始壯大，但還 勢單力薄。1960年代初起，他們試圖改革這套體系，所循的路線好像半世紀前美國的進步運動。但這些努力終歸失敗，在此期間，美國移民法作了一些列修改， 鼓勵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產階級菲律賓人背起行囊奔赴加州。 新的寡頭們領會到，國會體制如何能夠有助於擴充他們的權力。國會對錢袋、對高級司法職務的掌管，讓這個寡頭集團懂得，「法治」是對它的財產和政治統治權最為有力的保障，如果是它制定和操縱法律的話。 但 是地方寡頭民主制在它自身內包含了敗落的種子。大約1960年代末，這些種子明顯發芽了。對國家和私人資源無節制、寄生性的巧取豪奪，使菲律賓倒向長期滑 落的軌道。它從1950年代東南亞地區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跌成了1980年代最蕭條、最貧窮的社會。到黃金時期尾聲，這個國家5%的人口大概拿到了總 收入的一半。 問題的癥結是總統寶座，它始終有潛力攪亂地方寡頭民主制。這個寡頭集團的團結，有賴於菲律賓國會，是它為所有你爭我奪的地方 豪族提供了大致平等的出頭之地。然而一人獨佔的總統位子是不可分割的。老練的老寡頭們預見到了可能的麻煩，從美國借來了總統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法律條文 ——於是這個官位就可以靜靜地在這個排外小集團裡流通。 一 般認為，選舉將會產生讓很大部分選民滿意的貨真價實的政策成果。這也是民主制的優點之一。但這一機制要想發揮作用，通常需要具備一個前提：一個連貫協調的 文官行政機構，它能夠施行因選舉而致的各種政策。即是說，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東南亞研究的國際權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寫道：有充分的歷史根據認為，在普 及大眾選舉制度之後，建立這樣的政府難乎其難。 菲 律賓的民主選舉先於一個真正強大的全國性文官行政機器的創建，選舉沒有給廣大社會集團帶來什麼看得見的積極政策後果，相反，它成了地方寡頭、家族政治維護 自己利益的最好掩護。在馬科斯任總統之前，人們很容易發現，檯面上相互競爭的政黨，其實無非是利益相關的家族聚在一起冠上一個「黨」的稱謂，傳統、封閉的 家族政治由此搖身一變成為現代民主體制下的政黨。於是，美式民主下的菲律賓有了最奇怪的政黨政治，一個政黨的領導人轉天就可能加入對方陣營，給先前的黨致 命一擊。 1960年代起，戰後獨立的一批新興民族國家普遍陷入政治衰微。政治學家亨廷頓目睹這一情景，提出了以首先強化權威政治、緩行政治參與的解決方案。在真實世界中，人們看到的是遍及第三世界的軍政權和一黨政權的蔓延。這股浪潮最終也席捲了菲律賓。 當 1972年馬科斯的合法總統任期將滿時，他建立了自己的獨裁政府。他或許有機會整頓地方寡頭集團的統治，利用手中的獨裁權力，建立一個真正的全國性政府。 然而，這終究幻影。馬科斯沒有成為菲律賓的樸正熙，相反，他淪為一個更大的寄生者。終其一生，他都只是個變相的地方豪強，依靠恩庇關係、裙帶、私人軍隊和 警察來維持掠奪性的統治。他尤其擅長經營與華盛頓的關係。他兩次為尼克松的總統競選提供大筆私人捐贈，因此，華盛頓對他的獨裁統治若無其事地睜隻眼閉隻 眼。1972至1986年間，馬科斯家族及其親信密友，完全依賴美國的繼續支撐，有條不紊地掏空了不甚強大的菲律賓經濟。 進入80年代，東南亞的冷戰高潮階段結束了，白宮中那些更冷靜的頭腦認識到，馬科斯獨裁政權必須滾蛋。於是中情局積極介入了反對該政權的民眾運動。經過1986年的「人民力量運動」，阿基諾夫人接掌總統寶座，立即多方面恢復了馬科斯之前的地方寡頭民主制。 1986 年也正當東亞經濟奇跡的巔峰期，托馬科斯多年統治之福，五十年代仍是該地區最有希望的國家——菲律賓事實上卻破產了。然而，正因為菲律賓經濟破產，它的經 濟不曾經歷泡沫，而且自那以後，就一直維持著一種正常化的、半民主半寡頭的後冷戰的、文官控制的政府系統，所以它蒙受金融危機之苦最輕微。寡頭制的、然而 競爭性的現行政治體制看上去相當穩定。 和許多東南亞國家一樣，菲律賓面臨著嚴重的青年人才外流，殖民主義的遺產之一英語，更是加劇了這種外流。 菲律賓的大學適齡青年的大學比例達到38%，但是學生們大多處在低劣的文憑加工廠裡，學校差不多什麼都沒教給他們。它也沒有有效的、以工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體系。 這種外流是馬科斯給菲律賓帶來的深重苦難之一。馬科斯的統治讓國內的中產階級深感失望，恰好又趕上這一段時間美國移民法修改，便利了菲律賓人的移居。於是，出國成為中產階級民眾的替代選擇。 據 統計，整個馬科斯統治時期，超過一百萬菲律賓人（主要來自城市中產階級及其受過教育的子女），移居美國，且大多數是永久移民。一位歷史學家寫道：資產階級 的這種失血，短期來看是削弱了寡頭集團的一個強勁政治對手，長遠看來卻使它喪失了一個重要政治盟友。這也是馬科斯時代之後，菲律賓政治又重新步入地方寡頭 控制的主要社會原因。因為一個對於有品質的民主自由政體利害攸關的群體，差不多已經流失殆盡，或者雖然留在國內，但已經對於政治改善失去了信心。 今 天的菲律賓，每年都有大量的人拿著當地大學的文憑，移居世界各地，做女傭、護士、酒吧招待、妓女、私人司機等。他們寄回家的錢，成為菲律賓外匯收入的最大 單項。而許多上層和中層階級的父母，決定儘量避免國民教育體系，送子女到當地的國際中學念書，進而依據各自的收入水平，送去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讀大學。這些年輕人有的永不回國。而回來的人，也很少願意在祖國的教育系統裡謀職。 教 育政策之所以有這些缺陷，也和東南亞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結構性特徵有關：多年以來，工業發展的主要投資者來自該區域之外，特別是美國、德國、日本、韓國和臺 灣。所有這些投資客都在尋找低薪、聽話和沒有組織公會的工人。後三國還尋求離岸平臺，它能提供進入美歐市場的低關稅通道。對這樣的投資者來說，在業務的直 接需要之外從事職業培訓，很少有利可圖。而且，他們發展起來的製造工廠同國內經濟與社會只有微弱的關聯，往往運作得有幾分像飛地。 在東亞經濟奇跡歲月的多數時間裡，菲律賓被看作一個可悲的例外。它在別國紛紛大踏步前進之時，卻陷入了慢性貧困。 菲 律賓的選舉制度早在二十世紀伊始就建立起來了。它可堪稱亞洲最早的一批民主國家之一。然而，在菲律賓民主之前，人們常常必須加上一些限定次，比如「失敗 的」、「虛假的」、「水土不服的」。菲律賓一直苦於只能擁有一個異常虛弱的政府。決定著大多數公共資源分配的體系，完全掌握在為數約200多的地方寡頭和 家族手中。每一家，都有自己劃定的政治王國和地盤。 看 起來，民主在菲律賓所起到的主要功能，是對廣大民眾的安撫和馴化。用安德森的話說，菲律賓的案例，再明顯不過地證明了：選舉制有一種效果，即傾向於把活躍 的、經常的政治參與限制在執業政客的圈子，他們熱衷於維護他們那制度化的寡頭壟斷。繁多的「自由選舉」對菲律賓的苦難無濟於事。而自由選舉的缺失，對蘇哈 托時代尾聲的印尼卻是一場災難。

「在中國內地，色情活動，正在受到政治異見分子、激進藝術家和民主、民權人士所掀起的更大範圍內的民主運動的影響。色情不再僅僅只是色情了，它變得更嚴肅、更有意味；而正是因此，它也變得更加危險了。」 圖書介紹：比利時文化研究學者Katrien Jacobs（余幼薇）認為，，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跟唐朝詩人魚玄機的名字（初名鱼幼微）一樣。唐朝那位據說因為寫了些色情詩而被砍頭，現在這位就寫了本《人民色情》，專門研究中國網民如何通過互聯網體驗性愉悅，並借此爭取公民自由。她試圖使讀者們意識到，「掃黃打非」不僅僅要控制每一次快感的釋放，這還是一場關乎生存與自由的革命。 文/月近人 2012年4月底，中國河南省省會鄭州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該市共計421個報刊亭全部被政府拆除，成了目前唯一沒有報刊亭的省會級城市。 根據鄭州市掃黃打非領導小組的說法，報刊亭歷來是「掃黃打非」的重點區域：「個別報刊亭存在私售黃色、反動、格調低下的違禁出版物等現象……拆除報刊亭有利於相關監管。」 新書《人民色情：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作者、比利時文化研究學者Katrien Jacobs（余幼薇）認為，中國人正在創造非常強大的地下色情文化，這些強大的地下色情文化，是在對抗、嘲笑官方對於言論的嚴厲審查，以至於官僚系統的偽善和自身的腐敗。 余幼薇說：「一些中國官員和權貴階層有他們自己特有的享受色情服務的管道，色情成了他們的特權，這讓很多中國人無比憤怒；再加上法制落後或不健全，普通人無法正當地享受色情，於是他們索性去DIY自己的色情文化。這是嚴厲審查制度導致的正面的結果。」 郑田田以民族志研究方法所做的中國性產業調研《紅燈》（Red Lights)一書，描述了在中國常見的一種自欺欺人的地方政府掃黃模式：地方上提供性服務的卡拉OK歌廳，需要無償地給政府官員提供相關服務，還要負責接待當地官員們帶來的各種「客人」。一到當地政府需要執行掃黃打非任務時，官員們就會通知該歌廳，讓他們做好準備迎接審查。這些讓余幼薇覺得異常諷刺的現象，促使她自己動手做有關「人民色情」的研究，尤其是色情文化與互聯網、政治監控的關係。   作為一種「中國特色」，「掃黃打非」與「六四事件」同歲。1989年8月，針對「改革開放以來非法盜版活動在暴利的驅使下開始抬頭」的狀況，百忙之中的中國政府宣佈設立了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統一部署了全國範圍的「掃黃」、「打非」工作，並將此專項活動延續至今。   「掃黃打非」絕非孤立、固定的例行檢查，而是與歷年中國國情和政府工作重心密切相關的重頭大戲。   到了2010年，「掃黃打非辦」氣勢磅礴地描述國內外形勢：「世界發生了重大轉折，各種政治力量的鬥爭錯綜複雜，國際形勢風雲變換」；國內，「隨著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各種社會思想多元多樣多變，各種社會矛盾凸顯且碰頭疊加」。 2010年8月，胡錦濤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這番論述引發了社會上「反三俗」的熱潮。雖然胡並沒在講話中提到「掃黃打非」，但在其後的官方宣傳中，「反三俗」被作為「掃黃打非」在意識形態上的崇高依據反復強調。同時，在實際操作中，「反三俗」也大大地拓展了「掃黃打非」的打擊範圍——一切不夠「正統」「高尚」「先進」的文化形式和個人表達，都可能因被定義為「三俗」而遭受質疑和打擊。   但中國政府當年或許沒想到，這個看似不證自明的「反三俗」口號，卻觸動了中國人日益敏感的神經，引發了針對「反三俗」的全民群嘲。這一「群體運動」的「標誌性事件」，是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創作的反諷式相聲段子《我要反三俗》，其中一言被譽為「一語道破天機」：「敢說我三俗？！三俗是我用來侮辱人的手段！侮辱我可不行！」   其實，隨著公民意識的覺醒，一些中國人早已不再把「掃黃打非」視為理所當然。進入21世 紀，「流氓罪」的取消，針對「聚眾淫亂罪」的爭議，對「同性戀」解釋的去病化，木子美、衛慧以至於今日之葉海燕等「性名人」的崛起，年輕人對於情色文化的 「性趣」，李銀河等社會學家對於身體自由、性自由與性取向自由的呼籲，「草泥馬」「河蟹」「雅蠛蝶」等網絡「神獸」文化的活躍，莫不說明中國人的性意識較 之1989年已發生了巨變。   2008年，著名作家韓寒在自己發佈的博客中添加了日本AV女優松島楓的個人博客鏈接，結果引發了大量針對他的性道德的質疑和譴責。韓寒回應道：   然 後說一說AV的事，我想，其實日本AV片是很多青少年的性啟蒙和性教育課，我們需要加以引導的應該是告訴少年，人家那是剪輯成的，有藝術誇張成分，如果沒 到那程度，也不是你無能。這是一件大家都做的事情。當然，道貌岸然者也可以一口咬定他爹媽從來沒有過性生活。在很多國家，這是合法的，但在一些國家，這屬 於淫穢品。這就說明色情類東西的定義並不是一個定數，我們國家通常認為這些東西不健康，我想問，這怎麼不健康了？如果上床不健康，那大家都是不健康的產物 了。其實，不是這些事物不健康，是這個國家不健康。 數年後，這段話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余幼薇副教授引用在了她的著作《人民色情：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中。她認為當下中國網絡上的色情表達與爭取更高層次的個人自由無不相關：   「中國的激進行動家已經學會了利用情色化的動物精神去對抗政府審查。以神獸『草泥馬』為例，它在2009年就已經成為互聯網圖騰。互動網路百科全書『百度百科』上列有十種『傳說中的神獸』，它們都被網民用來幽默地表達他們的反抗，包括『法克魷』、『雅蠛蝶』和『菊花蠶』。」 余幼薇認為，將網絡情色活動視為爭取政治自主和言論自由的民主活動的一部分而予以壓制……而從這個角度來說，性少數群體、身體藝術家以及活動家所受到的壓力有時比性工作者、性產業從業者所受到的要大得多。 在接受陽光時務專訪時，她解釋說，在中國內地，色情活動，正在受到政治異見分子、激進藝術家和民主、民權人士所掀起的更大範圍內的民主運動的影響。色情不再僅僅只是色情了，它變得更嚴肅、更有意味；而正是因此，它也變得更加危險了。 以下是陽光時務專訪話余幼薇的摘要：   陽光時務：該如何看待「掃黃打非」和「反三俗」運動？   余幼薇：根據相關指示，中國人應避免參與任何『三俗』有關的藝術活動，但是關於三俗的定義本身卻是如此的模糊不清，以至於它有可能包含幾乎所有當代藝術作品，運動也明顯展示出對於人們幽默感與批評意見的打壓…..年輕人對於情色誘惑和在綫情誼保持樂觀、激動和愉快的精神，他們時刻準備著對國家民族的大範圍控制機制做出抗爭。 陽光時務：寫這本書的初衷是什麽？   余幼薇：我曾分析內地官方通訊社對掃黃打非相關活動的報道——那些總是充斥著「這次行動關閉了數千個黃色網站」「這次行動刪除了數百萬張黃色圖片」之類文辭的官方報道。   雖 然中國政府總是用「關閉」「遮罩」「刪除」之類語義嚴厲得近乎於「抹殺」的詞彙來形容他們對於色情文化的舉措和態度，但我認為，中國內地對色情產業及其產 品的壓制絕非世界大環境中的個別現象。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也堅持對色情產業實施高壓政策。當然，中國政府是個中翹楚。   所以，我寫了這本《人民色情：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希望能讓中國官員們意識到，中國內地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地下色情產業/色情文化群體，而且這個產業和群體對社會發展是有正面影響的。 陽光時務：這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余 幼薇：我沒法說出那些涉業人員的真名，很多人也從未公佈過他們的真名。不過有一個人所共知的實例，就是中國境內無數向用戶提供日產色情影片、圖片的網站。 這些網站上大部分色情產品都是非原創、來源於日本且沒有版權，但它們是將中國用戶引向色情文化的重要橋樑。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內地缺乏本土原創的色情產 品。我認為內地應該復興中國源遠流長的色情文化傳統，創作出屬於自身的富有本土特色的新的色情文化。那就是DIY（Do It Yourself)的意義所在。 我認為中國人正在創造非常強大的地下色情文化，去對抗、嘲笑官方對於言論的嚴厲審查，以至於官僚系統的偽善和自身的腐敗。畢竟，很多中國官員自己都深陷於性醜聞當中。新聞報道說明，一些中國官員和權貴階層有他們自己特有的享受色情服務的管道，色情成了他們的特權，這讓很多中國人無比憤怒；再加上法制落後或不健全，普通人無法正當地享受色情，於是他們索性去DIY自己的色情文化。這是嚴厲審查制度導致的正面的結果。當然，負面的結果就是搞這些事情要冒很大的風險。 陽光時務：你曾訪談時提到，中國政府掃黃打非，也是因為其「將網絡情色活動視為爭取政治自主和言論自由的民主活動的一部分而予以壓制……而從這個角度來說，性少數群體、身體藝術家以及活動家所受到的壓力有時比性工作者、性產業從業者所受到的要大得多」。能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嗎？ 余 幼薇：在中國內地一直存在著對政治異見分子、激進藝術家和民主、民權人士的高壓措施。我認為在中國內地，色情活動，或者我們不妨管它叫「毛片運動」吧，正 在受到上述這些人士所掀起的更大範圍內的民主運動的影響。色情不再僅僅只是色情了，它變得更嚴肅、更有意味；而正是因此，它也變得更加危險了。   正 如我在書中提到的，所謂的「草泥馬」及其相關「神獸」，就是運用色情符號對於政治的嘲諷和批判。這個現象被艾未未所注意到，並將其作為元素運用到他的藝術 創作中去，拍攝了自己唱政治諷刺歌曲《草泥馬之歌》的視頻。這便是色情文化在中國內地與民權人士互動、提升自身意義的一個例子。

作者：唐寶林 中共黨史研究學者唐寶林在本文中，將周成啟的新書《沒有覆信的書簡》中提到的當代中國前進方向總結為四個派別：毛左派、維穩派、救黨派以及切割派。與周堅持救黨不同，唐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即是一種空想，在這基礎上的一切努力都勢必白費。 近讀老友、二野老人周成啟所寫所贈的這本書（1998-2011年致友人的113封信，香港大道出版社），深受教益。他今年81歲，因腦梗見過兩次馬克思，但因搶救及時，憂國憂民心願未了，又被馬克思推了回來，竟然未得後遺症。   面 對專制、腐敗的現狀，他依然不停地思考著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如晚清的先進志士那樣，不懈地尋找救國救民的方案。由於這些信，都是近些年來與國內著名的民主 派領軍人物李銳、胡績偉、李慎之、朱厚澤、楊繼繩、吳江、杜光、謝韜、辛子陵、張顯揚、張博樹等交流的產物，因此可以說，彙集了當前最前端的各種救國方 案。   讀了這些信，你可以知道中國當前思想界（包括權貴集團）的思想狀況及其救國方案大致可以分為四類：   一，毛左派：他們認為：「毛澤東是中國幾千年來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只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才能把中國的革命事業推向前進，最後解放全人類，實現全球一片紅。」   這完全是癡人說夢，決不是什麼「救國」方案，而是「禍國」方案。可悲的是，這種人還「人員不少，而且或明或暗得到某些權威人物的支持」。有的人還險些「進入中共最高領導集團」。如果他們得逞，中國必將倒退到毛澤東和斯大林時代，中華民族又將經歷一場文革時代。這決不是危言聳聽，這次薄、王事件就是一個小小的預演。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警惕啊！   二，維穩派：也就是當權的權貴集團。他們口口聲聲要保衛老一輩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紅色江山，做一代守墓人。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資格說什麼「老一輩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紅色江山」，因在「太子党」中，真正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烈士子女」並不是當權主流派。1949年勝利時掌權的人是用千千萬萬別人的鮮血和生命「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新的統治者。   有的革命老人挑選「接班人」，用的是變相的朝鮮式的封建世襲制，認為心軟、手軟不能做接班人。他們不惜動用殘暴的手段和巨大的資金來「維穩」。據統計：中國每年的「維穩費用」已經超過「國防費用」（2010年全國公共安全支出就達5517.7億元，而國防支出為5333.37億元）。可見，國家鬥爭矛頭很大一部分已針對人民了。   三，救黨派：作者就是這個派別之一員。他針對充滿危機的現狀憂心如焚：「國家存在的遺留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社會很不安定，思想動盪，人心不穩，政府和老百姓很多事情想不到一起，政府對大眾缺乏親和力、公信力，老百姓與政府間的矛盾嚴重存在。官民都有憂慮，中國會不會因國內矛盾尖銳化的結果而發生茉莉花效應？從而又引起社會動亂、統治危機。」   他進而又規勸執政者乘現在「共產黨還沒有失去政權，槍桿子、筆桿子都在中國共產黨手中，專政機器、輿論工具都在執政者手中，黨組織、公務員隊伍也在自己控制之下」的條件下，立即擯棄「紅色恐怖」、「封閉療法」、「愚民政策」等極左路線，改行「三寬政策」（寬鬆，寬厚，寬容），「緩和老百姓和執政者之間的矛盾，實現真正的『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並提出「依靠中國人口大多數」；「緊跟時代潮流，看清歷史大趨勢，逐步實行國家民主化」；「落實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允許試辦民辦報紙、雜誌」等12條具體建議。並說：   「共產黨進行政治改革，實行民主自由，它就可以長壽，延長自己的生命週期……如果它搞專制，而且專制到底，它就可能折壽、短壽……。」   這簡直似一個「忠臣」直諫「昏君」到苦口婆心、涕泣破額的程度。但不知昏君是否有所觸動？會不會一怒之下，把忠臣推出午門斬首或發配邊關？也不知時至今日企求「好皇帝」的思想，是否還適用？多少先烈走向刑場時高唱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的歌聲是否已經遠去？他們當然是有所企望的，望神州大陸再出一個「智者趙紫陽、胡耀邦」，出一個「強人蔣經國」，力挽狂瀾，扭轉乾坤。   但是，救黨派為什麼不聽聽70多年前的陳獨秀遺言呢：是制度決定人，不是人決定制度！當年陳與要打倒斯大林的託派一樣，極端痛恨斯大林的罪惡，但陳說：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不是斯大林個人心術特別壞，而是制度決定的。如果我們不覺悟，只醉心於打倒斯大林，那麼，一個斯大林倒了，以後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從蘇聯和其他國家中產生出來。這70年的歷史證明陳的預見是多麼英明。如果趙、胡、蔣只是歷史的偶然，「千年一人」，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把希望寄託在這種人身上呢？而且在這塊專制的頑土上，趙、胡之人，是多麼的不堪一擊。   四，切割派，即運用外科手術，徹底切除這個罪惡滔天的「權貴集團」毒瘤。所謂「切割」並非就是暴力流血的革命，也可以是「和平演變」。關於這一點，書中所附的張顯揚的覆信，解析得無比精彩絕倫，讓人讀了熱血沸騰。他的意思是：   所謂「徹底」，其一是，不僅否定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反人類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其後的一切變種，還要徹底否定他們的鼻祖——「馬克思主義」。因為這個主義，雖然有學術思想的一面（可供人們不斷研究），但主要是一種指導人們革命的行動指南。它的核心內容是「科學社會主義」，即：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張顯揚先生斷定：   「搞社會主義，搞暴力，搞專政，理論上的始作俑者是馬克思。」   「『科學社會主義』不科學，不但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反而造成了無數災難。」   其二，不僅要廢除「專政社會主義」（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還應徹底廢除一切「社會主義」，包括黨內改革派熱衷的「民主社會主義」。這些人，由於看到了專政社會主義的罪惡，竭力找出恩格斯晚年主張的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以使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並宣稱「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殊不知「民主社會主義所以能夠在西歐和北歐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是以那裡有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為前提的……在中國這樣的專制制度下，一切和民主有關的思想、更不要說制度了，都無從立足，談何民主社會主義？」   所以，「把民主和社會主義捆在一起，是不正確的。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二者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中國人正是在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被徹底剝奪了民主權利的。「因此，絕不要在爭取民主的時候，重新把人們引入社會主義的迷途，用『托古改制』或『孔子改制考』之類的辦法，重新定義社會主義，重新塑造社會主義的形象，有百害而無一利。社會主義不是社會發展的方向。」   實際上，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正在發生變化，正在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化。他們現在「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團結、互助等『基本價值』，並且以這些價值民間尺度去批評資本主義的弊病」，「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而是改善資本主義」，這就把「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本質」也否定了。無怪乎許多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主張把「社會主義」從「民主社會主義」中剔除出去，把鬥爭目標明確設定為「社會民主主義」。而我們的黨內民主派還把「民主社會主義」當作香餑餑。   陳獨秀晚年也是這個意思：人類最後的歸宿，只有民主主義，沒有別的主義。當時陳對社會主義還尚有好感，但是託派硬說斯大林的蘇聯還是「社會主義的工人國家」（雖然是病態的）時，陳回復說：「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斯大林的國家還是社會主義，那是糟蹋社會主義。今天當我們瞭解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和毛澤東到至今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後，難道還不知道「社會主義意味著什麼嗎」？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中國人還要在「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中蒙蔽多久呢？   自然，現在專政的社會主義距離社會民主主義太遙遠，用民主社會主義過渡一下，也未尚不可。   親愛的讀者，您以為上述意見如何？您有新的救國方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