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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俊：1989——一场失败的爱情 进入专题 ： 爱情    ● 梁立俊       我是1986年在西安上的大学，到大二的时候，得了神经衰弱症——晚上睡不着觉，但一上课就朦胧入梦。这时恰好我们班来了一个新疆的进修生，叫黄福新。他在外面租房子住。于是我先和他商量，他满心欢迎我去同住。之后，我找辅导员沟通，他为难了好一阵子，最后私下同意了——我们订了君子协议。我搬到了学校外面的农家庭院住，不久神经衰弱好了，但也不搬回学校，过起了神仙日子。但不久好日子到了尽头——1989年春夏之际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们住的农民庭院里住着很多南来北往，花花绿绿的莘莘学子，他们都是各色各样进修班和自费班的学生。我和黄福新住二楼靠角上的一间房，隔壁住着几个山西姑娘。我们虽然是邻里关系，但各自独来独往，从来互不授受，有时打个照面，顶多点头而已。虽然互不授受，我和黄福新晚上聊天，却常常拿他们做玩笑的话题。其中有一个姑娘姓赵，脸圆圆的，眉毛弯弯的，很长，鼻子很特别，一笑，皱皱的。我特别注意她。     她们常常一群姑娘说山西话，嘎！嘎！嘎的，像鸭子叫，听不大懂，但觉得很有韵味。那个姓赵的姑娘，有时我们在校园里见面，会相对一笑，但从不说话。记得是1989年的春天的某一天，正是人间四月天，太阳暖暖的。那天她们没课，把板凳摆在过道上看书，但更多是说笑。我起晚了，赶着要去上课。我要从她们中间借道过去，她们靠着墙，腿搭在阳台扶手上挡住了去路。我走过去，那个姓赵的姑娘腿横在那里：说：留下买路钱。     说完她脸红了，笑了起来。其他姑娘们也笑了起来。我几乎是逃跑似的离开了——我被姓赵的姑娘的这句话击中了。我顿时觉得整个世界变成了暖融融的一团，连天上飞过的鸟儿的鸣叫也是那样的明亮和愉快。我不记得那堂课上些什么，一切不相干的概念在心房里都被清出去了，我的心里空空的，满满的，太平洋的暖流缓缓涌动。那个姓赵的姑娘，她的一颦一笑，远远地飘过来，又飘过去。我像一叶醉舟，任甜蜜的海风吹到天涯海角。     这大概就是爱情吧！于是，我每天希望碰到姓赵的姑娘，想象她翘着腿，挡在我的去路上，说：留下买路钱！。但又怕见她。每一次她的皱起的鼻子上的笑靥，击穿进我的心房，我像遭到雷劈，胸腔像要爆裂。有一天，我在房间看书，那里能静下来！耳朵像是雷达，搜索着姓赵的姑娘。突然，她们一群姑娘从大门里涌进来。一路嘎、嘎、嘎的山西话。突然，她开腔说了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的心一阵反抗，然后轰然倒下。     黄福新家里是养鸡专业户，家道殷实，他有一架相机。那个春天他几乎整天忙碌，拿着个照相机，在街上拍照。那一阵子西安的街道和广场上像是过节，黄福新拍下了很多感人而且珍贵的场面。其中也有我们共同创造历史的记录。黄福新专注于时事，但也觉察到了我一心二用的秘密。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向他摊牌。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必须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而且必须要他来完成这个任务。黄福新无奈地笑了笑。我暂时搬回学校，回到了风暴的中心。     我焦急地等待黄福新的消息，就像焦急地等待广播里的新闻一样。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有一天晚上黄福新来找我。他把我叫到操场上，诡秘地笑了笑，说：你不要做梦了吧！人家家里有男朋友了，已经在筹备结婚。“哪我的信呢？你给她了吗？”黄福新还给了我十页子纸的一沓。之后，黄福新扶着我回到宿舍，同学以为我在集会上晕倒了。当晚我就搬出去了。之后，每次见到那个姓赵的姑娘，她依然“皱巴巴地”一笑，而我形神散落，犹如头颅坠地。     5月中旬之后，一切皆在胶着之中，而姑娘们毕业回家的消息已经确定。我们之间反倒交往起来，有时候也谈谈时事，觉得山西姑娘个个像刘胡兰，玩笑也开得自然多了。出乎意料的是：黄福新和其中的一个姑娘真的缠绵起来。这哥们为我作青鸟，自己也暗渡陈仓！姓赵的姑娘对身边的姑娘的恋爱无动于衷，而我对姓赵的姑娘的无动于衷只能徒呼奈何。临别姓赵的姑娘拿来一个笔记本，让我留言。我在桌子上放了好几天，最后给了她。我赠了她一首诗。          曾经沧海水，     爱观巫山云。     过眼烟雨旧，     君且自珍重！          愿上杏花村，     君且备美酒。     幸若十年醉，     福比万户侯！          那天晚上，他的男朋友来接他，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在临别的筵席上，我们还互敬了白酒，甚至说了些豪言壮语。但是，我的头蒙蒙的，什么都没有感觉。第二天他们早早走了。我起来，姑娘们住过的房间门大开着，空空的，我的心也是空空的。6月8号这一天，我像加缪笔下的一个人物，跟着感觉，随着队伍走上街头，喊着口号，来到新城广场。那里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人影。整个世界好像聋了，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惟有夏日惨阳如血！     6月底风息浪止，黄福新也收拾行李，带着一大堆胶卷和历史，准备回家接管自家的养鸡场。他的缠绵自然也是过眼烟云，他说：“没想到，她——”。我们一起住了一年多，我几乎白住，他的忍耐和宽容帮我治好了神经衰弱症。临别他才告诉我，他其实已经结婚，但是绝不提及家庭的细节。关于他的轶事我记得一件：有一天他早起，和胡卫东坐车去城里吃涮羊肉。我还没起床，他匆匆又回来了。我问：这么快吃完了？他说：钱不够，胡卫东在桌子上等着呢。     临别我也赠了他一首诗：          尽卖诗书添新酒，     与君同销万古愁。     岂无研墨著风雨，     敢有歌吟哭神州。     并世颇嫌日月短，     此生唯恨乾坤久。     寂寞远客随风去，     雁没江天不忍流。          别后距今已是23年，我和黄福新相忘于江湖，再无音讯相通。那位姓赵的姑娘给我留了一个山西原平的地址，更是杳如黄鹤。我的那首藏头诗，不知她读懂了没有，或者当时嫣然一笑，或者至今蒙在鼓里。今天晚上我想起了他们，回忆前尘往事，也是哀悼、惋惜逝去的青春岁月。而黄福新、我爱过的姑娘以及一个国家的历史，则隐没在某处，再也无法“自在”地重现！          2012-6-2    进入专题： 爱情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4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张千帆：宪法有用了，改革才会变好 进入专题 ： 宪法 法治 改革    ● 张千帆 （ 进入专栏 ）   　　     良性改革需符合两条件          今年既是1982年宪法颁布三十周年，也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这些年过去，“南巡”影响巨大，形成了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比它早十年的宪法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在宪法基本上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改革是要出问题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回归宪法规定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原则，让宪法真正运行起来。     “南巡”之后的改革，成就是显然的，但是问题也同样明显。一方面，大家都能看到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高速发展，政府的财力急剧扩张，从而也为官僚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20年来的经济改革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活力，但是也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包括资源的严重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发展整体上给各级官员增加了寻租资源和寻租机会，并且不断刺激他们寻租的积极性。所以“南巡”之后的改革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张非常复杂的图景。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改革”一开始在中国是没有保留的褒义词，但是经过这20年，我们已经对它有所保留了。因为改革，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一些很严重的困境。制度当中存在很多的弊端，这样的社会往往是迫切需要改革的。但是我们发现改革的难度、阻力实在太大，以至于我们对于一些比较长远的制度性改革根本都不去想，因为觉得没有可行性。     良性的改革不可行，而所谓“可行”的改革往往是非良性，甚至是恶性的改革。良性改革，也就是对这个社会有利、有好处的改革。未必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当某些条件不满足的时候，改革可能不是越改越好，而是越改越糟。     良性改革必须符合一些条件，我认为至少要符合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这种改革必须允许平民大众、社会老百姓的参与，他们可以向政府表达他们的基本诉求，至少要能够对他们认为对自己利益有害的诉求说“不”，要能够抵制政府的一些有害政策或者是以改革的名义作出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政府的政治精英、官员足够开明，欢迎大众的参与。如果态度不积极，至少能够宽容公民参与，并且在社会压力之下，为了能够延续长期执行，而自愿推行良性改革。     只有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良性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只有公民的诉求，但是政府坚决不让步，良性的改革也是无法进行的。我把从1978年到1990年之间的10年改革定性为“幸运的例外”，它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公民参与，但参与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它仍然发生了，问题是这种改革并没有能够持久下去。如果改革不符合我讲的这两种条件会怎么样？只有两种结果。改革不是越改越好，而是越改越糟。          两次改革一脉相承          有学者把我提到的改革的前十年和后二十年分为两个改革，认为这是本质不同的改革。我认为这两次改革是非常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区别对待的，这确实是在效果上极其不同的改革。我专门考察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的中央文件，认为改革在整体方案上基本是连续的，现在的改革思路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只不过在这短短10年时间内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而已。除了党政分离之外，我们没有发现改革的思路有根本的不同。“南巡”的意义就在于，它重新启动了原先计划之中没有来得及进行的改革。后二十年改革为什么和前十年改革如此不同？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但是这两次改革的目的和初衷，乃至于方案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我们现在所谓的政绩体制和G D P思维，正是今天饱受诟病的一种发展模式。政绩工程、政绩体制虽然造成了所谓的盲目发展，大量的拆迁征收和社会冲突以至于民间悲剧，但是这种体制显然不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发明，事实上它甚至不是1949年的发明，这种体制在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统治下自古以来就有。     在政策方面，我们看到在今天发挥了很多作用的政策，例如分税制、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导致高房价，所有这些在当代看起来非常有争议的政策，是在1992年“南巡”之后逐步形成和落实的。但是这些措施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就已经在酝酿的。所以在政策上，上世纪90年代之前和之后带有一种很显著的连续性。     这两次改革的问题也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两个字———腐败。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两次改革是连续的一次改革，所以我不倾向于把它分为两次改革，而是一次改革的两个阶段。为什么前10年的改革是良性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良性的，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因素。     首先一个很显然的因素是，改革起点很低。当时城市改革刚刚起步，实质性的改革主要限于农村。在城市，经济改革只是限于有限的放松，例如个体工商户、私营经济有限的合法化。真正的国企改制尚未启动，所谓的“国企改制”是在到了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的。改革只是限于国有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让企业自负盈亏，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基本上也是在给企业和社会松绑，赋予私人以更大的活动自由，这样的一种改革必然在效果上是增加了社会的活力、民间的财富和人民的自由。所以说这个效果必然是比较好的。     当然，这是不彻底的国企改革，不是很有活力，业绩不是很好的国营企业在进行着有限的自主经营改革，工人的住房、医疗、教育这些基本福利还在维持着，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下岗、贫富差距拉大这些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问题。后一个因素也是非常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在改革初期，领导人确实想改，确实希望把这个国家改好，而且他们也有信心和魄力来进行真正的改革。     一个理性的官员要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良性改革要想持续下去，一定要有社会的适度参与，否则最后很容易半途而废。          分税制导致财富集中于政府          邓小平的“南巡”虽然没有具体提到中国的改革怎么改，但是奠定了以后的改革基调。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改革的基调，当时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其中规定了一系列今后要制定的政策，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分税制。另外要严格管理土地，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保护耕地是否要严格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农民能否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建设？这个问题很根本。1993年的决议把它否定了，农民的土地一旦被划为农地，那就好好地种地。农地用途不能随便转为工商业或者居民其他用途。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改革发生了倒退。     分税制导致的后果是中国增长的财富更多跑到了政府的钱袋子里，而不是百姓的钱袋子里。分税制要实现两个目标，并不只是要改变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的比例，同时还要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 D P）的比重，并且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合理确定”，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     从1994年到目前为止，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这对于中国社会绝不是一件好事。分税制以地方分权始，最后以中央集权终。分来分去，最后中央集中了更大的财权。表面在制度上是地方分权试验，但是实际在效果上发生了中央集权。有人说这样对于地方好，地方高兴还来不及呢！但是恰恰是分税制遭遇了地方非常严重的抵制。地方没钱了，“三公”消费是不会压缩的，但是中小学教师要发工资，这些钱从哪里来？就要通过土地财政来解决。所谓征地，无非就是二次征税，再把负担施加到老百姓身上。这是分税制给我们带来的后果。     土地管理问题也很严重。1993年，中央已经下决心要在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1997年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要切实保护耕地，规定了很严格的限制政策，除了国家征用之外，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不得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现在所谓的“小产权房”仍然不合法，国土部强调要严厉整治小产权房。其实在哪里建房，公民有这个权利，为什么在农村建房就是小产权房，在城市建房就是大产权房呢？这主要是国家的用途管制。如果说在不影响耕地的前提下，农民自己建房甚至把房卖给城市居民，双方自愿交易，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这不行！不得转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     集体荒地也不得进行非农建设，所以这就把农民自主发展的空间都给限制死了，当然会造成大量的土地被荒废。一般的把农业用地转变为工商业用地，肯定是提高它的价值，农民从中受益。但是现在他们的自由被国家法律限制剥夺了，所以国家就要给他们补偿。因为这是一种所谓的“管制性征收”。中国在1994年修宪之后明确了补偿原则。有时国家可以不通过征用，通过限制去剥夺农民的权利。例如原本可以发展这块地产，但是因为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比如说保护耕地，为了粮食安全，不让你自由发展，从而限制了你的权利，这种情况下构成了表面上的法律限制，但是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征收，所以叫做“管制征收”。国家需要予以补偿，但是现在国家没有给农民以任何补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国家剥夺了农村和农民自由发展的权利。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种二元结构到了1992年之后，被普遍误解为农村土地变成城市土地必须通过征收。所以地方政府很高兴，很大一部分G D P增长就是来自于城市化，城市化就必须经过政府征地，因为根据这种理解，农民不能进行城市化，农地不能随便变成非农用途。只有当政府决定城市化后，政府把地征过来，再以高价卖给开发商，这时才可以城市化。所以这种发展模式可想而知会产生什么后果了。     南巡重启了经济改革，强化经济主义发展战略。它的本质就是通过中央财政集权来挤压地方财政，集中国力办大事。用政绩体制，用G D P这套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迫使地方政府带动城市化发展，所以各地官员只能诉之于土地财政，从土地财政中赚取差价来取代之前的各种乱收费，征收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侵吞民财的最大黑洞。人民就不得不忍受高房价、高收费、低医保。这种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除了人的麻烦，在物质上还留下了钢筋混凝土、高速公路、高楼大厦等等，但是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生态污染和资源浪费。          改革不应成为官员专利          2003年之后的“胡温新政”基本上继承了“南巡”的精神，通过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来纠正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一方面是延续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同时又提出要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原则，来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但是总的来看，效果有限，并未能减缓各种官员积极的“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惯性，因为“发展”对他们来说太有利了，“发展”的恶果愈演愈烈。有些后果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     例如2009年底的唐福珍自焚事件之后，促使了房屋征收程序的改善。新的征收条例确实比原来大有改善，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没有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所以征地拆迁的问题还是屡见不鲜。     分税制本来可以合理分离，本来可以按照中央和地方的实权分配来合理划分财权，中央、地方做了多少事就分多少钱，没有必要产生中央通过分税制挤压地方财政，造成“跑部钱进”、土地财政这些严重的后果。耕地制度保护可以实行很有效甚至很严格的用途管制，可以合理分配中国的居住工商业和农业用地。大家去其他国家看一下，所有的发达国家对这套东西管理得井井有条。不可否认，住房商品化之后，住房质量比以前的单位分房大大改善。但是房价有必要这么高吗？国企改制本来可以实行更有合理的改革方式，通过更加有竞争力的聘用制度，来培养更有技能的劳工队伍，而不是简单下岗。国企改制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把城市的职工辞退了，用更多的劳工来做他们的工作。中国的经济落后，需要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可以在提高综合国力的同时改善百姓生活，增长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并且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是片面追求G D P数字。最重要的是，干部可以考核，但是没有必要变成现在的政绩工程。     所以说，这两个阶段的改革在不同的环境下，得到的是不同的经济后果。本来是可以更好，但问题是当人民从改革的决策过程中彻底消失，改革几乎完全是官员等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专利，那么所有这些良好的愿望只能是空想。     中国今后向何处去？其实要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答案并不难找。良性的改革必须有公民大众参与，而公民的政治权利只有通过宪法才能得到保障。只有让宪法规定的制度真正运转起来，中国的改革才能走上正轨。 进入 张千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法治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7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香港 , 一国两制 , 投诉 , 管理主义 , lewisdada 文：lewisdada 香港人真的很难相处。明明是他们四处开山劈石、填海伐林，建得四处都是石屎森林，却连几只“青蛙”（该是树蛙或是蟾蜍？）的叫喊都容不下。人家没有嘴巴，不懂说话，才不会反过来也投诉一下人类很吵。香港人其实也不是不爱大自然的。不过他们爱的大自然是要花钱的、要消费的大自然，他们才觉得矜贵。到瑞士滑雪、到东京看富士山、到京都赏樱‥‥‥这些才叫“享受大自然”。 在自己家门前的，多几棵木棉飘絮，有几只蟾蜍求偶，就非常打扰他们的清静。然而，每个地道香港家庭那司空见惯的电视机，每晚开得吵耳欲袭，我们却习以为常，不以为躁。可怜一群春情勃发的蟾蜍就此被棒打鸳鸯。恐怕连巫山的云雨都未尝过就要被人类很不人道地毁灭。 投诉捻和管理捻 投诉的是投诉捻。管理公司是管理捻。管理捻，即是左翼青年念兹在兹的“管理主义”。（※捻，繁体字“撚”，香港网路用语，爱好某类物品、价值观的人士，带贬意。投诉捻亦即是“爱投诉的人士”）管理公司正经八百地出memo（告示），是要“管”好那群“青蛙”。现代人类社会的“管理”，就是将我们看不顺眼的、不喜欢的人和事，用“似乎很文明”的方式消除掉。我们要管理青蛙，实际上就是唯我独尊，不准青蛙顺着本能去生活、去叫、去求偶；学校要“管理”学生，就是唯学校尊，将学生当成货物，要他们安安份份，不让他发挥天赋；政府“管理”人民，则是唯政府尊，抑制人民的自由、禁制他们的权利；纳粹党要“管理”犹太人，所以想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出来：将他们一批一批地屠杀。 奸狡的管理 在不知所云的现代管理术语之下，每个人的脸都越来越朦胧。而我们也在这些术语之间混水摸鱼，用似是而非的“管好XX”来隐瞒自己的真正的利己图谋。“管理”也包含着一个权力关系：有权的人，才有权管理别人。“管理”仿佛是个正面的事情，成龙也有句动L名言：“中国人是要管的。”因为中国人认为不管，事情就乱。但这不过是用来愚弄蠢蛋的蠢话。 然“管理”却是一个利使权力的过程。因此，有权的人，看你不顺眼，就能用“管理”的名义来消灭你，还能给出一个大义凛然的理由：为了xx好——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奸狡之处。不是炒你尤鱼，而是“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优化”；不是赶绝小店，而是“进一步推动优质商场管理”。现代社会，从来都无声无色，杀人于无形，连手都不用沾血。所以，梁振英也说要“管好”香港，是不是？ 自己管，或是被人管 香港人与共产党相较，那敢情是后者有权。于是香港人就成了“被管理”的一方。十五年来，这只紫砂茶壶的渍也被洗得七七八八。水已经越来越滚。香港已经很干净，妥妥当当，不出乱子。主流的港人心底依然“自视”为中国人。所以“管理公司”如何倒行逆施、率兽食人，都是“血浓于水”，不让它管，谁管？十五年来，香港“被管”，却人仰马翻，这些师奶阿叔，不是感觉不到。但是他们一想到自己“只能”是中国人，就认了命。没有想象力和不读历史的人，最容易认命。所以他们还是对这间管理公司一腔盲目，照单全收。 某某屋苑的几个住客与那堆蟾蜍相比，当然很有权。生杀予夺，操之在我，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将蟾蜍“管理”得干干净净。可怜的香港人，甚么权都没有，要对着一堆蟾蜍，才显得有一点权，可以透过这些蠢事来过一下“管理别人”的瘾。所以争取民主，是叶公好龙。真的不敢玩。假的，比较合香港人的脾胃。 插图语：“你们人类恶尽了！整个地球全住了？” 来源：温水剧场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18511381559243&set=a.290598104350571.66728.171253832951666&type=1 —————————————— 附录：2012年6月1日《明报》 投诉蛙叫 听涛雅苑捉蛙捱轰 专家：叫声远不及蝉鸣车声 【明报专讯】市区常有的小动物鸣叫声，为冷冰冰的石屎森林增添一点自然气息，但有马鞍山听涛雅苑居民却忍受不了青蛙叫声投诉，引致物业管理公司要派员捕捉青蛙的荒诞事件。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对事件表示关注，呼吁居民应抱包容心态，不应将小动物赶尽杀绝。 今次事件是继早前青衣有雀鸟噪鹃于清晨鸣叫，而被管业处以射灯驱赶后，保安驱走大自然动物的又一争议事件。 专家吁包容勿赶尽杀绝 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行政总监段国梁表示，他上周五得悉听涛雅苑管业处会于翌日周六捕蛙，屋苑后来向他表示未有发现。他昨再到屋苑察看，发现园内设有花圃及水池，水中见不到青蛙或蝌蚪，估计居民听到的叫声，可能来自青蛙或蟾蜍，透过园内种植花草混入屋苑，或遭人放生，于水池栖息。 他估计，青蛙鸣叫声介乎30至40分贝，滋扰程度远不及蝉鸣及屋苑外驶过的汽车及马铁列车，认为青蛙叫声对居民滋扰程度有限。 有关管业处的捕蛙通告昨于网上流传，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的社交网站，一日内已有逾300名市民留言，不少人认为青蛙叫属小事，批评有人滥用投诉机制，容不下大自然，亦有人质疑青蛙叫声是否足以令人感滋扰。 管理公司称未有发现 听涛雅苑物业管理公司昨回复本报称，接获青蛙叫声滋扰的反映后，已立即跟进，但当日并未有发现，如有发现，会将青蛙交渔护署或爱护动物团体处理。 渔护署未有接获屋苑居民投诉青蛙叫，但该署于2010及2011年，分别收到1宗及4宗有关蛙类鸣叫造成滋扰的个案。发言人表示，该署会向市民解释蛙类的习性，它们大多在夏季交配，并会发出低沉的鸣叫声以吸引雌性注意，属自然现象，一般会在约一个月的短暂交配季节完结后消失。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任何人不得利用狩猎器具或陷阱狩猎任何野生动物，包括两栖类动物。

吕鹏：从东亚样本看“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多元路径 进入专题 ： 后共产主义 后-后共产主义 社会理论    ● 吕鹏       【内容提要】一些学者认为“后共产主义”一词现今已经过时，理由是转型的成果在那些之前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已经定型。然而中国持续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层面的转型却否定了“后共产主义终结”这一理论，因而即使是在抛弃苏联式社会主义体系的二十年之后，“后共产主义”仍不是一个多余的概念。相反，在东亚和东、中欧的比较研究中，重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并将它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变量，能显著地增进我们对转型国家多样化轨迹和形式的理解。          一、后-后共产主义：欧洲学者的偏见？          1991 年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两年之前开始的“后共产主义时代”席卷了整个东欧。二十年后，就在一些人“庆祝”或“哀悼”苏联的终结之际，一些学者却已经开始指出，后共产主义本身也在走向终结。一位政治学教授2004 年 9 月 24 日在中欧大学的一个午间讨论会上曾声称：“正如无论是德国还是意大利在 1960 年（也就是二战结束 15 年之后）都没有被称作‘后法西斯’一样，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共和国也已经在共产主义衰退 15 年之后摆脱了‘后共产主义政权’这一头衔”。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并不仅仅只有他持有这样的观点，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只不过没有公开发表罢了。     不过，在进一步讨论“后共产主义是否完结”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后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后社会主义”，到底指的是什么？从字面上来讲，它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应该通过它的历史终结以及在它之前的历史而非它本身来加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术语，理由是它标示着一些人所认为的那个“共产主义体系”的“死亡”，并转向“一个更开放、‘放任’的政治形态”。由此，除非这些国家又变成了共产主义政权，否则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无限期地使用这个术语。换个角度来说，毕竟这个词有着暂时的“秩序的消解”这一层含意。因而，当短暂的时期最终完结时，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术语来取代“后共产主义”，听上去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一些社会科学家和地理学家而言，当给中、东欧国家重新命名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后共产主义”政权开始变成“正常国家”。鉴于此，我们有了定义“后共产主义终结”的第一个版本，也就是“转型的终结”：转型的起点是“共产主义”，终点是西方范式的“市场和民主”。如果我们进一步往深里挖掘，不难发现支撑这个观念的是一个“作为一种趋同的全球化主题”的进化模式，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过程会产生一个单一的同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这种论调的拥护者而言，共产主义（在东、中欧或欧亚国）仅仅只是一个插曲。一旦达到常态并稳定下来，长期的转型也就结束了，这些国家所面对的新问题也就不再是有关“转型的”了。     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东欧—欧盟八国）而言，这八个后社会主义新成员国家在 2004 年完成了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东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考虑在内。在学界颇具影响的一种说法认为，成功的转型有三个表征：（1）（稳定的）自由民主；（2）（制度化的）市场经济；以及在某些情况下（3）一个明确民主的政治社会和国家认同。“正常国家”论者指出，欧盟组织在 2004 年的扩大是东欧八国在它们各自的发展历程中迈入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个新阶段可以被解读为“后共产主义的终结”。     然而，大批学者对此并不表示认同。他们呼吁，“后共产主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转型”（transition），即直线发展的、目的论模式下的社会转变；相反，我们应该看到，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多方位的、异构的、不确定的，甚至是来回往复的。有些时候，他们更愿意使用“转变”（transformation）一词，因为与“转型”相比，它所包含的目的论意味更少。     另一方面，不是所有“反对目的论者”或是“多元论者”都坚持使用“后共产主义”一词。对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而言，“回归多元性”而不是“回归西方”，恰恰是一个抛弃“后共产主义”这一“无用”概念的正当理由。例如，早在 2000 年，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就宣称：“随着各个国家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政府的联合形式就有从兴盛的社会民主到苏丹化甚至是王朝政权这样的各种形式，继续将所有 27 种（甚至更多）的转型看成是自然现象，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指出，“这个附在转型上十年的标签（后共产主义）现在显得似乎越来越奇怪，波兰和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称谓应该完全不同”。于是“后—后共产主义”（post-post communism）或是“后—后转型”（post-post-transition）这样的词被学者们创造出来，用以描述除共产主义以外种种可能的路径情形。在这里，我们就有了“后共产主义”的另一个不同的定义：终点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而不是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体系。     依据上述概念的澄清，“后共产主义的终结”一词实际上所指的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对于坚持“常态化”的转型论者而言，“终结”是指“回归欧洲/西方”（即自由的政权）过程的完成阶段。因此，他们会将这个用词限制在东欧八国，即便有时候会纳入那些“后橙色革命”国家（如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而我更愿意称这个概念为“‘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版本”。与此相反，对于指称一个更广义范围的共产主义或是后共产主义（至少包括俄罗斯和那些“东南欧国家”）的比较主义者而言，“后共产主义”随着东欧和前苏联之间愈来愈大的分歧已经终结。我用自己的术语将其概括为“‘后共产主义终结’的多元主义版本”，这个版本是对前面提到的“‘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一种否定。     这两种“后共产主义终结”的阐述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在抛弃共产主义 20 年之后，转型或者转变的成果，无论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稳固下来了。     也就是说，对于欧洲和欧亚国来说，“后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或者从“新铁幕”的争论中借用一个更激进的表述——它们属于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是东欧八国。大多数关于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它的后果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稳固的民主国家在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是少数。第二个阵营中，俄罗斯是老大，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很少在比较分析中被涉及。中亚、蒙古和高加索地区则更少出现在比较主义者的视野里。     中国和越南构成共产主义的第三个“阵营”。本文将重点放在中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既不符合“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也不符合多元主义的版本。很明显，中国并没有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因此无法满足自由主义者设定的“常态化”或“民主化”标准。在市场经济方面，正如我在下面的章节将展开叙述的那样，说经济转型已经定局还为时过早。换句话说，“后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终结”也许大体上可以说得通——虽然所谓“向欧洲的转型”是否已经完成，在很多学者看来仍然值得商榷。相反，“后共产主义”仍是用以描述中国正在进行的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一个有效术语。因此，如果任何有关“后共产主义的终结”的论点没有考虑东亚的话，它就是一种欧洲的偏见。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声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家。正如下一节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学者也存在偏见。在中国社会学界，对中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区域和专题研究的兴趣都在下降。          二、“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危机          并非所有在“超越后共产主义”的争论中无视中国和越南的做法，都是源自欧洲中心主义。尽管有时将中国看作是一种“变种”，多数社会学家并不否认将中国定性为一个重要的“后共产主义”政权。对研究“后共产主义”的一些学者和学生而言，他们几乎不谈东亚“后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是因为很难找到中国国内的个人或研究机构做合作伙伴，此外，语言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对“转型的终结”这一争论里中国的缺失感到歉疚。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缺乏合作和语言困难仍然是最主要的障碍。此外，比较主义者更多地关注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或是先进国家，这主要可能是这些项目更容易融入主流的研究，也可能因为能获得更多的资金资助，或两者兼而有之。     然而，合作关系、资金和语言并不是导致“后共产主义”的理论探讨在第二个十年明显不足的最主要的障碍。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学者认为，相比二十年前，东亚和东欧之间的比较已经不怎么让人兴奋了。例如，在欧洲，一些研究人员“搁置”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几乎没有在所谓“民主化革命”中发生剧变的国家。但这种“搁置”也让他们忽略了这两个国家在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基层公民运动。不过，我此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判断欧洲和美国比较主义者的是非，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对关于“后共产主义”的研究作自我反思。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正是由于某种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漠不关心，导致“比较后共产主义的研究”正在被边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上的倒退，因为“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作为“第二次大转型”，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沃土，可以去收集更多的资讯，从而去检验基于其他地区提出的其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契机，让我们可以重建一门具有革命性的社会科学，重新思考我们已经从现存古典和当代理论中所掌握的知识。     当然，作为补充，我想提出两个“限制性的说明”。     首先，我不是在建议对“后共产主义”不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与此相反，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现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对后社会主义世界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特别是，相比与其他文明的研究（如伊斯兰文明研究），社会学和其他邻近的社会科学中的“后共产主义”研究在整体上做得要更好一些。 但相比于十年前或二十年前蓬勃兴盛的景观，不能不说，当下的“后共产主义”研究的确存在着不少的缺憾。     其次，仅仅是扩展研究的“地理边界”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和它的“遗产”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要素。事实上，将中国和越南纳入“后共产主义”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地理层面上的。人们可以去做一个包括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跨区域比较研究，但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和东亚与拉美之间的比较研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换言之，东亚和东、中欧之间的比较分析可能在未来会不断增多，但它们并不是我所主张的真正意义上的“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因为含有“后共产主义”语境意识的研究有着自身的独特要求。     “后共产主义语境”的独特意识在于，要将这些国家与“古典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区分开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和重新思考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并将这段过往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解释这个地区的多元性。例如，在 1998 年，Iván Szelényi 和他的同事指出，“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同于经典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态。一些人也许会认为这没有什么新意，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了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多种形式。但与这些“古典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变种”有所不同的是，“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之所以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门类，是因为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市场秩序在一个之前废除了私有财产和甚至没有私有财产萌芽的社会中发展起来”；“此前关于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很少就这种独特的情况提出见解，因为他们总是假定，一个资产阶级总是先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存在的。”于是，“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就与其他的“转型”区别了开来：东亚“四小龙”和拉美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也经历了民主转型或经济腾飞， 但这与“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或多或少已经存在市场经济，而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几乎为零。     正如 Bunce 注意到的那样，“区域研究的影响最终取决于（研究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塞勒尼（Szelényi）和他同事们的杰出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论证了如何通过“共产主义”的视角来促进一般性的比较研究。这正是继续在多元化的情境下使用“后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的本质含义：这一概念提醒我们注意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和其持久的遗产。我在本文的最后一节将重申中国（和越南）作为“后共产主义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是为了呼吁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综合比较研究之中。 有意思的是，现今“后共产主义”研究在社会学中地位的下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它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兴盛时期所埋下的种子。因此，有必要重新回顾近二十年的“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但是相关的文献实在是太多了，试图做个全面的文献回顾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本篇论文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学视角的比较研究上。          三、“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社会学争论          一个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学分析就其产生和发展而言，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1989 年，倪志伟（Victor Nee）根据他以往的实证研究，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到市场”的论文。这篇文章和他随后的文章激起了海外华裔社会学家和致力于“共产主义研究”的国外学者的强烈反响和争议。在 1996 年，《美国社会学期刊》组织了一个关于市场转型的专题，标志着第一阶段争论的高潮和“停战”。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和学生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标志着“后共产主义”中国的研究趋向更加多元化的第二阶段。关于“后共产主义”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在 1996 年前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回顾，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简要概括这些争论所产生的两种后果：第一，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二，我们错失了什么。     尽管通读这些文献会产生许许多多的主题，但将它们划分为几个大类也并非一件难事。以下八组议题是当时讨论得最为热烈的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其重要性的主观认知）：（1）地位获得和职业流动，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精英；（2）教育分层；（3）代际流动；（4）工作和就业过程；（5）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及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的回报；（6）文化消费和政治行动；（7）组织和市场机制的转型；（8）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对中国研究有极大热情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议题，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整个学科的热点。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个别的议题被排除在了“主流”之外？     上述议题尽管关注点各异，但大致可被划归为两类：（1）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更具体地讲是“在市场转型中的分层结果”；（2）经济社会学（组织和网络）。鉴于这两个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在美国社会学的相对强势地位，它们在深受其影响的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话语霸权”并不令人惊奇。然而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充分的，因为还有其他的领域，例如文化研究和历史比较社会学也是美国社会学课程的主流，但直到最近，试图从这些角度研究“后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变化的有影响的著作还不多。对于这一现象，一个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围绕“市场转型”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长期致力于这个领域的带头学者形塑的。由于这些学者大多主张“市场转型”的框架，因此围绕“市场转型”的争论成了中国社会学界“后共产主义研究”主导议题，甚至“市场转型”的标签比“后共产主义”还要被频繁地使用。总之，知识上的历史渊源起着很大的作用     然而，另一个因素也在促使这些议题成为“主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与欧洲“后共产主义”地区的“同行”所做的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让我们以围绕着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而引发的争论为例。简单说，倪志伟在 1989 年和随后文章中的核心论点是：中国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了社会的分层结构，从本质上消解了“再分配者”也就是行政精英的相对权力。倪志伟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他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但是他成功地引发了一个与市场化有着普遍关联的问题：谁会是新兴的市场经济的赢家？而谁又会输掉？     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中国问题专家（如 Andrew Walder， 边燕杰， JohnLogan， Jean Oil， 林南， William Parish， Donald Treiman 和周雪光），还是对中国略有研究的其他知名社会学家（包括 Iván Szelényi， Peter Blau， RandallCollins， Glen Elder， Barbara Entwisle， Neil Fligstein， Alex Inkeles， MichaelKennedy， Phyllis Moen， Nancy Tuma），他们都对倪志伟提出的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应。于是，反过来，在中国进行的“市场转型的争论”对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也产生了交互影响。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种“双赢”的沟通最终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量地在欧美顶级刊物上发表。     这种蓬勃发展的局面当时就存在一个主要的缺点。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地位/收入的获得、职业流动和社会网络在就职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农村、民营企业家、地方一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等少数的议题上。尤其是领头的社会学家的权威地位，使得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在一些问题上的研究热度不断升温。在 1996 年以前，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当时，许多研究把兴趣集中在所谓“从下至上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农村集体合作社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而国企的所谓“私有化进程”仍比较缓慢。     幸运的是，这种状况已经逐步得到改善。因此，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有趣而正合适的时点来进行反思：在过去二十年的转型研究中，是否有什么我们所遗漏了的其他重要方面？或者，随着 2002 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东、中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新变化，是否有新的具有可比性的议题可以供我们审慎细究？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灰色”领域值得我们关注：（1）社会福利体制改革；（2）政府对市场的逐步渗透，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研究这两个领域需要我们对在 20 世纪 90 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甚至要重新思考 20 世纪 80 年代所谓的“改革社会主义”的本质。正如 Falk谈到的，摆正我们在“过去与将来”之间的位置，我们可以更好地端详我们20 年前不知道而现在终于知道的一切。          四、“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新议题          （一）“第二波转型危机”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有关“后共产主义”的“主流”社会学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一个层面上：市场化的浪潮以及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个偏好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说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一直是这些国家最为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类似“所谓的共产主义福利国家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关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却没有能在社会学的转型研究中得到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对于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学家来说，这种缺失起初看起来并不会带来什么学术上的损失，因为除了政权更迭之外，这些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本来就是“单面的”，也就是说，主要就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譬如，大量相关文献指出，在 90 年代刚经历激进的“经济重建”的匈牙利和波兰，它们的旧有社会福利体制却基本上还是完好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后共产主义合法政府”“不仅保存了旧有的社会福利体制，而且在转型阶段也极力提升这些福利计划。至于俄罗斯，尽管它对社会福利的自由改革是在 1991 年到 1993 年间进行的，但这一举措在 2000 年之前基本上因反对势力过于强大而停滞失败。     然而新世纪发生了一些变化。面对低效和财政赤字的旧有系统，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试图进行自由主义范式的制度改革，即减少福利和津贴，以及对医院系统进行私有化。这些举措在当时激起了亲福利的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甚至引发了骚乱（例如 2006 年在匈牙利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将此称作是“第二波转型危机”，与“第一波转型危机”时由于产权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改变而导致的 GDP 迅速下降以及大量的失业形成了一个对比。尽管有这些骚乱，但市场导向的改革在财政压力的刺激下或是在像普京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推行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中欧则更为明显。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就很有趣：中国的社会配置系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也是类似的私有化或商业化的改革吗？直接的回答是：在20 世纪 90 年代中欧和东欧的社会福利体制的自由主义改革受到阻碍之际，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却都在经历市场化和去中央集权化的过程——激进的医疗体制改革甚至被形容为一个“大逆转”。但是，就在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开始抛弃它们以往的公共卫生体制的时候，财政实力雄厚的中国党和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体制，计划在 2011 年用 1240 亿美元来补贴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增加医院的数量。针对人们对卫生服务体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越来越多的怨言，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作出承诺：“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来达到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总体上，从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历史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与大多数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是走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径：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的市场很不景气而中国的商业化程度却很高；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欧洲的政府正在努力退出，而在中国，强大的政府又回来了。问题是：那又怎样呢？     首先，它强有力地证明了“转型并没有终结”。对于“后共产主义”三大主要地区——虽然对东欧、中欧和东亚而言，称它们形成了不同的福利政权或是福利国家政权还为时尚早。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作者就已经试图将这些情况标记在“福利资本主义世界”的地图上，尤其是与埃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的经典论述结合起来。在 1996 年，安德森自己曾拒绝将中欧和东欧看作是一种“新”的福利模型，认为这些国家和他提出的三种福利类型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原因是它们还在转型。但在转型 20 年之后，很显然，福利体制仍处于转型阶段。因此，研究者们形成了一点“共识”，那就是“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相较于埃斯平-安德森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福利模式，都是有显著差异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同的模式，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学者对它持怀疑态度；但仍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出现了福利国家的第四种类型；另一些人则将“后共产主义”的福利国家划为三类：前苏联一组（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中欧国家一组和东亚儒家福利体制一组。无论是哪种说法，在转型的20 年之后，对于福利国家的类型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其次，社会福利体制的多种转变路径不仅仅只是福利国家社会学或是医疗社会学的事情，而是组成了“后共产主义”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福利体制的比较都可以是之前社会经济不平等方面主流研究的补充。例如，塞勒尼（Szelényi）就曾指出，本质上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的，因此，由“主导”机制制造的不平等，最终会通过一些次要的机制得到补偿。具体说来，在市场经济中（如先进的资本主义或是后共产主义中欧的资本主义），不平等主要是在市场领域中产生的，但是再分配机制会纠正这些不平等现象；相比之下，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如国家社会主义），不平等主要是来自于再分配，而那些弱势群体则不得不依赖市场领域（如“地下经济”）来补偿他们的劣势。     但就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展而言，这个“通则”也许就受到了挑战：当一些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由于市场化丧失了收入来源之际，经济再分配机制却正通过强化干部及其子女的特权扩大了贫富差距；更糟糕的是，福利再分配体制并没有缓解反而通过将人们最需要的医疗服务商业化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换句话说，再分配和市场化导致的不平等开始相互强化，而非如预期的那样相互抵消。有意思的是，塞勒尼注意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匈牙利恰恰也发生过类似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有关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匈牙利的非同期比较分析，以及这两个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同期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市场转型期间产生不平等的机制的理解。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列出其他所有从社会福利转型中可以提炼出的比较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体制转型并没有完结，相反，在某些领域序幕才刚刚拉开。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好是坏，你会发现，并不仅仅是一个领域在变革，经济体制的转型很有可能只是孕育期。          （二）重新国有化或国家的重新归来？          早在“后共产主义”第一个十年末期，就有了“市场转型是否终结”这一争论。大量现有文献反映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什么是“（市场）转型的终结”这一问题上，定义模糊不清。在安妮特•布朗（Annette Brown）编辑的一部文集里，收录了一些转型研究专家在这方面的意见。布朗在这本1999 年出版的书里所作的概括，即使在过了十年之后的今天也是有用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转型会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由化和稳固化，第二阶段则包括了无数结构上的改革……他们大体同意第一阶段在多数国家都已经完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进展和成功却出现了分化。”     尽管对经济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很多社会学界研究“后共产主义”经济转型的带头学者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市场）转型已经终结”的呼吁也许有些夸张，但大的趋势——“市场化的第三次浪潮”——已不容否认。例如，倪志伟就认为，中国已经在 2002 年左右成功地转向了市场经济，尤其是在股市方面已经完成了市场转型。总体上说，在市场转型的 30 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市场转型的过程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逐步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条路的轮廓已经非常清晰了。”     在另一方面，中国强有力的政府介入或是国家所有制，同样已经在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站稳了脚跟。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便在一些被认为是自由化的国家（比如波兰）也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所有制，因为国企也可以市场化。后共产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认为，“机制”才是市场转型是否终结的试金石。魏昂德（Andrew Walder）曾指出：“市场转型并不是指将市场机制作为这些结构的补充，而是指市场机制占据主导的体制转型，即便它们还没有完全取代政府计划。”     在中国，公认的是，在产品市场上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市场原则所主导。然而，对于生产要素市场，要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状态，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垄断了金融、电力、石油和通信部门（当然事实上它们的确垄断了），而是在于政府是否能在供给来源、稳定物价、补贴营利机构等经济领域继续扮演“计划者”的角色。尽管国有控股的垄断性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已经在市场化管理方面取得相当的进步，但很多人认为，其主要的机制仍是计划经济的。我没有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全面数据，但是一些研究已经指出，在越南和俄罗斯，境况是类似的（甚至更严重）。那么，这样的事实与本文的主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这提醒我们，在比较无论是企业层次还是国家层次的经济成就时，将“转型”视为单独的一个变量是有必要的。进一步讲，就是我们需要区分三种各自独立的宏观机制：工业化、全球化和市场转型。事实上，东亚“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工业化过程与欧洲的“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像已经工业化乃至“过度工业化”的中、东欧，中国和越南并没有完成工业化和积累的过程，尤其是农业这一部分。事实上，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 历史和文化遗产（比如行动者的关系、宗教传统、集体记忆等），与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的地缘邻近程度，以及尤其重要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的时点及其与民族特性发育的关联——所有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为型构阶级、建立联盟以及阶级内外的冲突，创造了不同的机会结构，而正是本土各阶级之间和内部的力量格局，对特定国家沿着哪条轨迹建设市场经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全球化”和“计划经济的市场转型”不仅是决定不同社会结构以及解释各种转型路径的变量，也应该被视为三种导致企业或国家层次上不同经济后果的分析性并行机制。以中、俄高利润的石油产业的比较为例，它可以是全球石油市场价格上升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走出之前的大萧条而走向经济复苏的结果。但是政府制定价格政策以及准入门槛，也许是一些企业超过另一些企业的主要原因。这些机制在现实中相互交织。为了分析它们的特殊作用，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比较策略，如设置适当的控制变量，或是在比较研究的不同阶段结合使用不同的比较策略。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留下了这样一笔遗产：即使是在发生变化的十多年后，依然可以将“后共产主义”经济（或者至少说是它的一些部分）与其他的发展状态相区分。     将要素市场纳入到市场转型研究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意味着市场转型在中国和其他有类似现象的经济体制中没有完结，而且它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它们的最新进展加以关注：朝向市场化还是国有化？是否存在有一天“倒退”的可能性？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有趣的是：在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之际，政府的“回归”也许不仅仅限于社会领域。     政府投资驱动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 2009 上半年占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 88%，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难以做到的，而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占据了主要股市的近七成。全球经济的衰退给了中央政府这么做添加了更多动力。尽管私营企业仍控制了整个经济的一半以上，但很多中国观察家都认为，经济刺激措施将会扭转局势，因为据说到目前为止 90%以上用来刺激经济的资金都投到了国有控股的企业。     在生产要素市场中，“战略资产”的国家控制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国家在电信、电力和房地产这类行业的固定资产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因此，有媒体甚至学者猜测，是否可能发生一场新的“（重新）国有化”运动。由于国有化之前曾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经济”的代名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见证国产主义的复兴或是共产主义文明的一种新形式？国有化会不会成为整个世界的新药方，正如 20 世纪 90 年代风靡私有化那样？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参与或是拥有国民经济的特定部门，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在上个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偶尔将铁路、煤矿和钢厂国有化，甚至为了国家利益而控制银行。但国家控制的企业在政府的管理下很快就回归到私人的手中”。至于中国，绝大多数学者也都认为，零星的国有化基本上都是基于市场准则来进行操作的。     但是，我在这里并非打算讨论在中国或其他地方会出现“共产主义经济”或所谓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修订版。我想强调的是：对于“后共产主义世界”的比较研究来说，看上去的或事实上的国家所有权加强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浪潮中真正发生了什么。20世纪 80 年代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创业型资本主义”或“改革型社会主义”的时代， 而 20 世纪 90 年代被认为是私有化、分散化、市场化的时代。中国是如此吗？ 事后看来这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旨在恢复一个合理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而这之前它被混乱的“文革”中断，这种与东、中欧不同的改革起点对中国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市场经济的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他学者则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 1998 年发起了一场“双轨”改革，“抓大放小”的方针最终将在 21 世纪创造众多的巨型国有企业。我们需要更坚实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历史和比较研究，来解决这些尚不确定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的舞台上成为一个所谓的“北京共识”、“新发展模式”或“新文明国家”时，一些之前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双轨改革和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五、结论          “我们是在‘转型的转型’之中？还是‘转变’？‘后转型’？甚至是‘一体化’？还是仅仅是简单的‘发展’？谁在意吗？”祖尔克（Suhrcke）提了一个好问题。如果仅仅是术语上的争论并不会引起人们关心，但它确实不是一个修辞意义上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比较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前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多元的（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变迁仍是有裨益的。     科尔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满足了以下三个条件时，即意味着转型的终结：执政党不再具有垄断权力；主要生产工具掌握在私人手中；经济活动主要是市场在协调；此外，福利国家的改革也很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前共产主义国家，还是中欧和东欧或东亚国家，都不能满足上述所有标准。首先，东欧八国和俄罗斯的福利国家制度的自由改革仍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且结构转型也在放慢速度。其次，戈尔巴乔夫在 2009 年曾指责普京政党“比苏联共产党还糟糕”——这可能是唬人的，但俄罗斯的“可控民主”的确在走下坡路。其市场化改革也停滞不前。第三，尤其在东亚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生产要素市场的主导机制绝对不是市场。 更别说，对美好未来的乌托邦式幻想仍然在影响很多地方当下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此外，如果我们的视角从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化，转到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尤其是社会记忆，我们会发现更多“后共产主义”持久性的证明。     本文并不否认如今在这一区域各国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但正如有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并不能仅仅因为前共产主义国家自 1989 年以来已经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路径，就认为‘后共产主义’是一个多余的概念。”萨克瓦认为，“后共产主义”概念的提出，“是一大批‘后’哲学家披露了我们这个年代太多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后共产主义”一词提醒理论家们，对这个区域的比较分析应该与共产主义文明在我们当下迫切的问题上留下的长长的身影相结合。在极其多元化的“后共产主义”世界，比较东中欧，欧亚国和东亚并不是在比较苹果和橘子，而是要放到特定的情境中去理解和比较。如果不考虑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型而来的历史特点，我们就不能完全地或是正确地理解某些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在收入或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并不仅仅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或社会主义医疗体制商业化的结果，也应该从特殊利益集团——或使用更准确的术语，“单位（situses）”残留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企业或国家层面的多元化经济表现并不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同时受工业化、全球化以及从计划经济转型的不同策略影响的复杂问题。     在具体考虑共产主义的遗产和“后共产主义”的特殊性时，使用比较分析方法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问题，更不是说比较研究就肯定优于其他方法。无论是只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还是扩展到国际范围的讨论，都应该是任何学科自我反思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减少隐性或显性的国家中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后共产主义”地区的各种文明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为培养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打好基础。不幸的是，经过二十年的转型，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正越来越少。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的今天，重新呼吁这一点尤其重要。    进入专题： 后共产主义 后-后共产主义 社会理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研究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8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俄罗斯研究》2012年1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袁剑：泡沫的崩溃 ——《大拐点》选载之九 进入专题 ： 大拐点    ● 袁剑       繁荣之后的收缩过程说来复杂，其实也异常简单，那就是缺钱，到处都缺钱。那些在繁荣时期过度负债的机构和公司，要么直接破产，要么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去偿还债务，正如他们在繁荣时期到处借钱买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一样。只不过以前到处筹钱是为了发财以及发更大的财——所谓利润最大化，现在筹钱是为了还债。个人如此，公司亦然。个别人或者个别公司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特殊原因，无关大碍。但不断重复的悲剧却是，在繁荣之后的经济收缩过程中，总是有一大群人、一大群机构会被迫这样做。这就构成了所谓系统风险。无论是盈利模式的毁灭还是流动性危机，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就像在繁荣时期争先恐后地购买是害怕价格上涨，在收缩时期，卖出者的心态也同样急迫，他们唯恐自己卖晚了，只能卖出更低的价格。这样，资产价格螺旋式下跌的魔鬼就正式出场了。     如果对目下中国的经济形势有稍微清醒的判断，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已经处于这个螺旋式下跌的起点。     我们已经听到四处缺钱的声音。但这种缺钱并不是这些人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促进民族复兴之类的伟大事业要办，而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非理性扩张以及加入高风险资产泡沫游戏而导致的资金紧张。那么，他们会怎么办呢？在真实的世界中，他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等，等待央行给他们送钱，等待资产价格再一次上涨。的确，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中国央行对于他们从来就是体贴有加的。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任何坚持到底的投机者不仅每一次都及时解套，而且最后都等到了更高的价格。在与一群人讨论要不要买房的时候，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当场问在座诸位一个问题：你们买房子有谁亏过吗？答案是：没有。于是，这位房地产商以不容争辩的口吻得出结论：那还讨论什么，继续买。这种自信显然来自对中央政府意志力的轻视。在经济增长与房地产泡沫之间，中央政府的确无法做出一边倒的决策。于是，等，就是最好的策略。然而，这一次却大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已经处于恶性通胀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不要江山（显然，强势利益集团绑架中央政策孤注一掷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在外，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继续收紧甚至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将是中央政府的唯一政策选择形势比人强，任何渐进的决策都有最后质变的临界点，现在的情况已经由不得中央政府。我相信，不用多久，那些用老经验看待新问题的人们就会绝望的发现，等待将是多么不智。那些为债务所迫急于筹集现金的机构与个人将开始抛售他们的资产。当发现有人开始抛售，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更多的人将以更低价加入抛售。接下来，就是大家在泡沫史中反复看到的那一幕：不断增加的抛售队伍反复推低资产价格。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会在哪里结束，正如谁也不知道中国股市会从6000点跌到哪里一样，但结果出来之后，连许多大空头都大吃一惊：1600点。前车之鉴，中国房地产跌倒任何位置我们都不应该意外。     有投行经济学家安慰我们说，中国购房者有很高的首付比例，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崩溃。这真是一派胡言。高首付，只会在泡沫崩溃时减少对银行的冲击，但丝毫也阻止不了抛售，也不会阻止泡沫崩溃。中国股市没有任何杠杆，不也在短短一年时间跌掉七成吗？何况中国房地产只有三成首付呢？而中国的所谓高首付，对于许多年轻的买房者来说，经常是榨干了两代人的存款。     在经济下滑时期，实体经济中的现金短缺将是普遍的，这迫使人们抛售各种资产以换取现金。在中国，账面增值惊人的房地产将首当其冲。很难知道谁会打响第一枪，但它可能来自四面八方：可能是房地产商，也可能是现金奇缺的各类企业（中国各类国营私营企业这几年已经大量涉入房地产投资），也可能债务负担愈发沉重的房地产投资者。对于中国房地产商而言，短期的现金短缺以及长期的盈利模式的破坏，都将驱使他们降价抛售。而后者则是更加重要的动力。在房地产极其疯狂2010年，中国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竟然是－705亿，同比减少1150亿。从短期看，在房地产销售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房地产商除了降价销售，抢先一步争取现金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高招。房地产商再聪明，斗志再顽强，也斗不过大趋势。不过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房地产商存货价值大幅度缩减，高利率所引发的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将迫使房地产商进一步降价销售，以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出现地产商破产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对于中国房地产来说，最为重要的历史困境在于：原来那种靠规模、靠速度，靠制造恐慌诱发非理性消费的盈利模式，将在经济转型中被彻底摧毁。城市化增速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都将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之所以能够维持，是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作为预期条件的，一旦这个条件瓦解，作为泡沫推动力量的预期就会顷刻灰飞烟灭。显然，我们已经非常逼近这一历史时刻。     在中国，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非常扭曲的信任是支持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这种信任的一个隐含指向是，中央政府将会为任何市场行为承担最后责任。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个因素最大化激励了地方政府、银行、公司以及个人在经济行为上的放任，推动各种微观市场主体向同一方向上的冒险和投机。一位银行家在被问到高铁贷款傻瓜都能看出的风险时，狡黠的回答到：相信铁道部会还钱。说这话时，他的弦外之音是，反正有政府最后兜底，难道我们不应该相信政府吗？不惟银行，投机者个人、房地产公司、地方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这种“中央政府最后有能力搞定一切也必须搞定一切的思维”，导致中国房地产行业全链条上普遍的财务软约束，以致风险持续积累。在所有经典的泡沫之中，人们都可以发现这种所谓“信任”而导致的软约束特征，只不过，这一点在中国显得格外重要和突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始终将这种“信任”作为衡量泡沫的一个重要的反向指标。在所有的相关政府能力及信任的调查中，中国似乎总是名列前茅。这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     然而，中央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承受到极限时，他要么自己被拖垮，要么将这些风险重新推回给那些市场主体。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这几年，房地产泡沫的重大危害已经尖锐的呈现出来。它不仅推升通胀、错配信贷，更显著恶化了中国的财富分配。与股市泡沫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准公共品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严重侵蚀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归根结底，在治理房地产泡沫方面，中国决策者面临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选择；是让强势利益集团为自己的过火行为付出代价，还是对他们再次网开一面，以货币政策的名义，通过洪水般的通胀将这种成本再次转嫁给全社会？不过趋势已经明显不利于房地产利益集团，因为，通胀洪流正在淹没一切。     鉴于房地产泡沫在政治上、经济上越来越严重的负面效果，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正在以最大的决心为自己解套。在最近的讲话中，中国几位重要的经济决策者先后表示：要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这其中的潜台词是：他们已经下决心压缩房地产泡沫并接受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某种程度的冲击——虽然我认为他们可能低估了这种冲击的力度，也低估了解套的难度。显然，中央政府并不愿意或者说不敢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他们仍然希望在通胀、泡沫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以实现所谓“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在他们那里，中国经济的理想状态是：泡沫慢慢泄掉，通胀维持在温和状态、经济仍然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这种两头下注的政策选择看上去固然是最为理性的，也符合中国技术官僚们一贯的作风。但是，两头下注甚至多头下注可能一头都押不中。在经验中，我们只见过泡沫的破裂（如果它是泡沫的话），从未见过泡沫的所谓软着陆；只见过不断自我加强和自我实现的通胀，从未见过可以驯服地按照领导人意愿维持在温和“可控”（4%抑或5%？）状态的通胀。或许，中国的决策者们运气非同寻常也未可知，他们真能实现他们想看到的理想状态。然而，将关系生死的重大决策建立在非同寻常的运气之上，无疑是异常危险的。三十年改革换来如此制度理性，言之可叹。在我看来，无论目前这种平衡政策还可以维持多久，中国领导人恐怕最后也都只能在泡沫破裂、经济失速或者恶性通胀之间做出痛苦选择。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民众，都没有为最坏的结局做好准备。     从1998年中国的房改开始——这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开始，伴随着其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房地产经历了一轮长达十三年的牛市。既作为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也作为这个增长的一个结果，中国房地产的盛宴正在落幕。这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须，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必然，更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趋势中所必定要衍生出的一个后果。我们有从未有过的充分理由相信：以2010中国房地产价格的癫疯为起点，房地产泡沫最后的死亡之旅已经开启。而在2011年，我们将会目睹标志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最为醒目的一些重大事件。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也可能受到重大冲击。     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股票市场从6000点高峰一路下跌至1600点左右，其后随着中国超级刺激政策而回升，一直徘徊在3000点左右。由于这个缘故，中国资本市场被认为已经消除了泡沫，相当安全。然而，仍然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其实远远没有像指数所显示的那样干净，而是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泡沫。在金融危机之后，能够有效和真实衡量中国股市规模的流通市值从2007年年底的9.31万亿元狂增到2010年年底的19万亿，增加超过一倍。在此期间，中国IPO几乎以每天一家的速度发行。上市公司总数从2007年底1550家狂增到2010年底的2063家。在超级刺激政策实施期间，中国的股票市场的融资总额缔造了金融史上前无古人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股票市场实际上出现了非常明确也非常严重的结构性泡沫。在主要股指徘徊在3000点一线时，深圳中小板指数几乎超越金融危机前高峰的一倍。而新生的创业板公司却动辄以七八十倍的高市盈率发行。以上种种，肯定隐含着巨大的资本浪费。那些充满重大不确定性的所谓新兴行业以及一定会随着经济下滑而无以为继的政府扶持产业，将成为这种资本浪费的重灾区。跟随中国经济令人炫目的反弹以及IPO泡沫，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也出现非常严重的泡沫，我的诸多从事该行业的朋友向我诉说的同一个苦恼，竟然都是手上钱太多，需要马上投出去。     然而，随着经济下滑所导致的盈利模式破坏以及流动性危机，潮水般的现金请求将会让股市变成另外一个重要的提现通道。大股东们的现金危机，将迫使他们抛售股票。全流通之后的中国股票市场将变成一个实体经济的重要的流动性来源。这与以前可能正好相反。事实上，股东在资本市场抛售以获取现金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明显增多的趋势。在2011年3月份，上市公司大股东共抛售5.03亿股，环比增幅达到131.8%。在整个2010年，中国平安的原始股东们在资本市场套现76亿元。不过，这并不是最为严重的。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上市银行在股票市场已经进行了数以千亿计的再融资，以补充其不断被消耗的资本。最新的证据则是，号称中国最赚钱的煤炭企业的中国神华刚刚推出了1200亿的融资计划。不难想象，有朝一日，中国股票市场将成为众多企业应对现金危机的提款机。     很多人以为，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处于所谓估值底部，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细查中国股票市场，大概只有银行股的估值看上去比较合理。但中国银行业目前的估值远远不是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安全。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中国银行业依靠垄断及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利润高增长时期，已经确定终结。在未来，中国银行业利润出现大幅负增长也将不是什么新闻。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在经济体系中不断出现的资产重估，不独独是银行，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都将被重新审视。资产的重估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翻转，使中国股票市场仍然存在着被反复推低的重大风险。     中国一直是一个间接融资占有绝对份额的金融体系。然而，随着流通市值的不断跳跃式增长，金融风险正在不断向股票市场转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银行不断抽取的天量融资，以及如过江之鲫的上市新股上看得非常清楚。经济体系中多年积累的风险一朝爆发，资本市场也定然受到沉重打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对于中国特别年轻的资本市场以及特别年轻投资者来说，必须反复提醒他们记住两段历史。美国股市1929崩溃之后，直到1954年股市才恢复到当初水平，期间经历漫长的25年，而在1989年日本股市崩溃之后，22年过去了，日本的股市水平仍然仅仅是最高峰的1/4。这种经济转型带来的痛苦，在资本市场表现出来的就是漫漫长夜般的超级熊市。     所谓泡沫经济，就是以某类价格不断上升的资产（通常是以房地产）为抵押标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不断放大信用的过程。一旦资产价格不复上涨开始下跌，其信用收缩的过程也会同样剧烈。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都将受到重创。鉴于中国大型企业，地方政府、各类投资者、住房消费者主动或者被动卷入这个泡沫的广泛程度，我们相信，资产负债表的重估将是全体系的。这个过程对实体经济反过来会造成剧烈收缩效应。如果泡沫破裂与经济下滑是同时出现的话（现在看来似乎极有可能），那就将引发中国经济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多乐观派对房地产崩溃予以中国经济的打击可能存在严重的低估。有数据显示：在2010年，仅仅中国住宅房地产投资就占GDP的12%，这远远高于2005年美国最高峰的5%。加上房地产所牵涉的上下游，房地产崩溃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或许远远超过一些人的估计。戒除毒瘾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对中国房地产而言也同样如此。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中国政府在2011年力推保障房，一方面保障民生，另一方面则部分平滑房地产崩盘带来的冲击。然而，这个与地方政府利益严重冲突的保障房美景，很有可能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厢情愿。在2009年高达2.9万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中，按规定应该有10%即2900亿元投入保障房，但最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仅仅投入460亿元，不到规定比例的1/6。即便真正能够投入，保障房最后会否重演1997年香港政府“八万五公屋”计划的历史，实在也是未定之天。     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深刻卷入了房地产泡沫，这场灾难显然不只是属于企业的。它同时将对地方政府的财务构成灾难性的冲击并由此引发政治结构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进入专题： 大拐点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9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