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思源

 2012年 3月 21日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记者: 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资料照片)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对于温的这番话，有人认为言之有据、很有必要；也有人认为，那不过是危言耸听。“文革”真会卷土重来吗？美国之音记者围绕这个问题采访了一些学者。 “文革”对于年轻一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旧事重提，绝非无病呻吟、杞人忧天。特别是，他两次谈到否定“文革”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把《决议》跟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联系起来。 *“文革”基因或被植入十八大*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说，尽管“文革”在《决议》中被全面否定，但是近10年来，“文革”却成为网络上的敏感词，不允许对它进行讨论和批判，有人竟公开打出拥护“文革”的旗号。 他说：“‘乌有之乡’甚至歌颂‘四人帮’，在它的网站上可以辱骂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所有领导人。” 吴稼祥说，这是80年代邓力群主导意识形态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来，提倡主旋律，抵制西方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正在被复制到今天。 他说：“‘文革’残渣余孽的泛起，就像洪水一样淹没整个社会。他(温家宝)要不说话，不上去阻挡一下，那情况就非常糟糕，不会对十八的召开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可能文革的基因被植入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秋天举行，届时中共领导核心将进行10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由于“唱红打黑”而声名远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被认为是角逐九人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 不过，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以及薄在重庆推行的“文革”政治运动式做法，终于使他被革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手段也必须合法*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温家宝说“文革”悲剧有可能重演是有道理的。 他说：“很简单，一个公安局长在重庆都得不到人身保护，要找到美国领事馆去求保护。那普通的人在重庆能得到保护了吗？所以，重庆变成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了。王立军所揭出来的事也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没有人身保护的社会就是文革时候的状态。” 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目标伟大，就不必计较手段。联系到重庆的做法，作家戴晴说，这种观念跟法治社会是相抵触的。 美国之音 中国知名作家戴晴 她说：“就算你打黑打掉的真是罪大恶极的黑帮头子。你用什么办法？如果你用专政的手段、专制的手段、用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手段、用不公开的手段、用不可以讨论的手段来做的这件事，就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的过程是违法的，那么你的目标说得再漂亮，我不信。” 重庆有个叫李俊的亿万富翁逃到国外。他最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称，他在打黑运动中受到刑讯逼供。薄熙来否认重庆有此类违法现象。他在人大重庆代表团答记者问时说，打黑除恶虽然涉及面比较宽，但重庆都是依法办案的。 *“文革”亲历者反感唱红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在重庆的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唱红歌”。红歌运动不仅在当地搞得热火朝天，还要唱到北京去，唱到香港去。积极参加者或者为其叫好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也引起众多“文革”过来人的反感。戴晴就拒绝唱红歌。 她说：“我算是一个醒悟了的人。我自己知道，曾经在我生命当中的一段，我是如此之愚昧。这是我一生的痛啊！我不能再不断扒开我这伤口，来给这伤口撒盐。我得罪死你们，我也不唱。” 美国之音张楠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认为，问题不在于唱几首歌，而在于重新神化毛泽东，在于如何对待历史。 他说：“薄熙来说‘唱红’何罪之有？几亿人口吃不饱饭，头天上床，第二天爬不起来，饿死了，这些老百姓何罪之有啊！他们饿死了，被整死了，娃娃上不了学，十年不办大学，这么大的损失老百姓何罪之有啊！现在你们还颠倒是非，还要神化，走错误路线。那当然是复辟‘文革’了。” 曹思源说，是否坚持“文革”思想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待毛泽东路线和思想的态度。 *要守住《决议》的底线* 其实，复辟“文革”的思潮早已引起中国精英的警惕。去年，在纪念《若干历史问题决议》30周年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说，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并试图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呼吁守住《决议》的底线。他说，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根本否定的态度。 曹思源肯定了《决议》在分清是非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认为《决议》没有讲清楚“文革”错误的根源。他说，如果制度正确，毛的错误本是可以纠正的。 他说：“10年都纠正不了一个领袖的错误。这个制度是干嘛吃的？就是制度有问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在政治制度上，仍然是一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没变。” 戴晴表示，要说灾难，就不能只说“文革”，而应该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说起。 *尚不具备产生“文革”的基本因素* 不过，戴晴并不认为“文革”会马上死灰复燃。她说，产生“文革”需要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是经过多年造神运动产生的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第二是培养一大批无限忠于这个无上权威的百姓。 她说：”就现在薄熙来想要变成像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 然后在今天有了互联网的情况之下， 再造出几亿个当初像我们这样的大笨蛋， 那么敬神的百姓。这两个基本条件都 没有。” 重庆市委被改组了，温总理也向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发出了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警告。曹思源说，这只是“文革”复辟派的一个重大挫折，并不表明左倾势力会完全偃旗息鼓。 分析人士认为，归根结底，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新京报》社论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主办的《改革三十年与中国转型困境分析》研讨会上，对张木生《用新民主主义的标准看改革三十年》和胡星斗《 反规则的政治和反市场的经济 》主题发言的回应。 　　周志兴：好，上午发言讲完了，现在是12点，咱们有半个小时时间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我想比较简单的讨论的办法是谁反对谁的观点可以说出来，比如说秦晖老师反对星斗讲的民主，有没有反对的可以提一下。 　　秦晖：我觉得现在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确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几乎不存在，真正存在的界限是专制与民主，这个界限越来越分明。 　　胡星斗：它是一个旗帜。 　　秦晖：我不反对这个旗帜，但是这个旗帜不敢用。最近这几年，我们现在有一些得势的人，他们反对民主，主张专制，完全抛开意识形态，社会上任何地方出现专制，他都认为是好的，任何地方出现民主，哪怕是共产党民主他都认为是坏的，这个现象都到了非常怪诞的地步。一个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杀共产党非常厉害，剩下一帮伊拉克共产党跑到外面去，美军打进去，成立了6人委员会，仇恨萨达姆，支持把萨达姆干掉，我们国内一大帮人说伊拉克共产党是汉奸，应该支持萨达姆。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我首先要活命。共产党被抓住，千方百计要引渡，因为被抓住就必死无疑，活命就有机会反击，我们活命是第一位的！乌克兰革命不久就出现摩尔多瓦的事，内部的事件很多，他们搞了一次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把摩尔多瓦共产主义者党选上去了，这个领导人是俄罗斯人，通过民主程序当选了，成为摩尔多瓦的领导人，他采取了跟西方合作的态度，我们国内很多骂的，说这叫自我颜色革命。更怪的是白俄罗斯，大家可能知道白俄罗斯跟乌克兰也发生了颜色革命，白俄罗斯颜色革命就是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非说这是西方阴谋，共产党领导民主运动也是西方阴谋！现在一些权贵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讲资本主义如何，社会主义如何，我觉得意义不大，尤其在经济意义上，如果资本主义不行，现在世界上哪有资本主义？要说有，那也是中国，中国发生的危机就是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讲的过剩危机，中国现在就是靠外需来消解过剩，如果没有外需，中国出现1929年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的状况，马上是转眼间的事，但是对美国，我们讲西方出现的危机都是相反的，是消费过分的危机，不是生产过剩，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逻辑，那美国的危机应该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危机才对。 　　秦晖：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再谈资本主义只能把思想搞乱。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就是民主和专政的区别，在专政条件下，你搞社会主义你就是要约束老百姓，你搞资本主义就是要防控权贵，我们讲话不一定这么讲，因为涉及到话语空间问题，但是我们心里不能糊涂，怎么表达是一个问题，木生讲新民主主义，星斗讲宪政社会主义，假如他们的意义都在于推进民主的话，我觉得不如讲新民主主义，但是这里头，新民主主义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宪政社会主义共产党没有提过！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如果从这个词本身来源讲，新民主主义比宪政社会主义更可取。但木生讲的东西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的顾虑，因为共产党的口号里，关键在于党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即使在延安时期，共产党把新民主主义讲的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你讲的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最杰出的文本代表就是西方宪政，讲的非常高了，包括海外人士都没有超过。但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延安内部是绝不搞这套的，包括三三制，是我制定拟代表党外人士。试想，在延安允许有反对党吗？ 　　新民主主义如果真的要有价值，就在于新民主主义怎么限制共产党的权力，要不然共产党照样可以为所欲为，今天给你，明天就可以收回来，如果是这样，你还是跳不出来。 　　张木生：中国共产党有两次比较成功的试验。一次是延安时期三三制，毛泽东专门有一篇文章，和刘少奇一块搞的，就是说新民主主义宪法那就是宪政。所谓的三三制你可以看，有一系列的文章，从党团次序上，第一，共产党在议会，那时候有9000万人口的根据地了，这个三三制有几头互相制约的过程，共产党在参议院和政府是占1/3，第二，共产党如果没有备选1/3的，都不许派共产党，小于1/3就少于1/3。第三，你的领导只能是政府说服和党团在政府和议会中的作用。实行的结果没有毛的话，只要你能够代表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如果拥护你，我觉得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达不到，这是那一次的事件，就是把大批的像胡继伟这样的知识分子吸引过来。第二次建国初期的政协和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共产党也只占1/3，也实行了民党，那么，所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到中国来，毛在十大关系中讲的很清楚，斯大林一直怀疑我们在进行铁锅式改革，我就是第二个铁锅，所有的民主国家的首脑来访问中国，都认为中国在封闭资本主义，搞的是阶级调和论，实际上毛和刘在七大上，刘做的报告就和毛达成了非常大的共识，新中国建立以后阶级合作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是第二位的。党内斗争最高，如果你属于党内少数派，党内斗争绝不能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多免去你的职务，党内可以有派，党外可以有党五，绝对性标准就一个，谁能给人民带来利益？那么他就说一个是公司兼顾，劳资两立，工会发挥作用，统筹四面八方，双方签订合同。毛说，当时如果打了朝鲜战争才使斯大林对我的压力小了点，不然这个压力就去不了，打了朝鲜战争，就必须打，没有办法，冷战没出现前，美英苏是盟国的时候有它的新民主主义，美英苏一旦是冷战格局就有站队的问题，我没有办法，他说我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新中国，我对斯大林抬高了，说100年之后中国才有可能走到苏联的道路上，不然就要把西式资本主义一直搞下去，但是实际上一边倒了以后，他也从解放战争所带来的他一人说了算，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他一人说了算对他自己有党和国。 　　周志兴：为什么后来改变了呢？ 　　张木生：列宁有一篇文章叫批两种人，一个是批孙中山的，一个是批俄国的。毛是随年轻时代起就有圈套的社会主义思想，写过很多文章，到延安后他慢慢的接触面越来越广，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改变了，他也改变了。那么，一边倒了之后，就是他和杜润生谈话那次，如果出现中国和斯大林争论你站哪边？杜不敢说了，他就笑了，说你就是搞坚持长期过度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政策，但是他说我告诉你一条，斯大林打赢了二战，就这一点你就否定不了他。所以不是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想，而是国际大秩序允许你怎么想，不是你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我们很多东西都了。是国际大的次序允许你这么变，我现在的这一套，说新中国的基本矛盾，和继续要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矛盾不反映基本任务，这是很大的矛盾，我自己知道，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不工业化，中国是一个联合国，穷人也有一条打狗棍，你不把两弹一新弄到手，你永远在这个世界上不算数。你有什么高招使我跳出这个大环境？你没有！你就得听我的。他和杜谈的就是这个。所以有这个就越走越走。 　　陈子明：我说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以政治保守主义的态度来做选择，星斗说的宪政社会主义和木生说的新民主主义，宁可选择新民主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在共产党里有比较大的历史渊源和合法性，宪政社会主义虽然你把社会主义提得很高，但是毕竟是体制外的东西，在共产党内没有根基。体制外的东西又想用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跟共产党讲合，共产党不会听你的。现实价值不太大。 　　从星斗的描述说，从宪政社会主义走向真正的宪政，这个我觉得逻辑上有问题。从宪政社会主义走向宪政主义，这个说得通说不通？还有一点，能不能提这样的口号？因为以前有人批宪政社会主义的文章我也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政”，这个概念成立不成立？如果能成立，你这个有一定意义；如果“共产党领导”和“宪政”根本就是不能够合在一起的，那就没有意义。因为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称为“共产党”的政党也可以执政，但是“共产党领导”这个东西是与宪政民主制度根本不相容的。 　　第二，对于新民主主义，我过去和木生也讨论过，也提过不同意见。这个口号现在提出来有好处，有启发性，我支持木生提出这个口号，但是不支持他刚才讲的“1938年到1948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概念。“1938年到1948年的新民主主义”比1949年到1956年这套东西好，这个我同意。但是从1938年到1948年实际上有三个新民主主义。一个是毛泽东在1938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个里头有一个根本的误点。他说这个宪政是几个革命阶级对什么什么的联合专政，那么，他讲宪政的时候，比无产阶级专政弱化了，但是专政还是专政，只不过这个专政站在人民这一边的阶级多一点。 　　张木生：三个敌人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除此之外，全是合作的对象。 　　陈子明：我觉得把宪政理解为“联合专政”是有问题的，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错误。。 　　张木生：宪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陈子明：第二个新民主主义集中体现在1944年和1945年这两年，也包括1946年2月份以前。这个东西受到“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宪章”的影响，毛在1945年和路透社记者谈话中谈得最到位。当时斯大林也是同意了的。 　　秦晖：是斯大林力推的，南斯拉夫跟斯大林有矛盾，不是因为南斯拉夫右，而是因为南斯拉夫是最早搞一党专政，最早搞合作化，就不听斯大林的。 　　陈子明：所以我说，这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跟上一阶段的有根本区别，毛准备从延安去淮安的时候他的思想是有变化的，这个时候他准备和国民党大家都来搞选战，搞合法斗争，他是愿意接受一个多党政治局面的。所以“和平民主新阶段”——毛刘准备去淮安的这段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今天可以给予最高评价的新民主主义，但到了1946年冷战兴起以后…… 　　张木生：1946年冷战没兴起。 　　陈子明：冷战已经提出来了。丘吉尔铁幕讲话这些东西以后，随着苏联转向，中共也跟着转了，48年以后放弃宪政的提法，对“共产党领导”这一套，是坚定不移的，比39年的还厉害。对这10年里的三个新民主主义，我比较欣赏1944年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就是毛泽东对美国人讲的那些话。 　　张木生：毛这块很多人都认为有国民待遇，所以我们才提新民主主义，即使国民党完全溃败，我们还要搞新民主主义，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包括林垦的一套东西。他们是由多党或者两党中的所谓竞争胜利一方组织单一的政权，那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接一个专政，我们所主张的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的专政，它的阶级斗争是第二位，阶级合作是第一位。 　　陈子明：我再补充一点。如果要在理论口号中提到社会主义，也应该有更强的针对性。1989年那一年，曹思源曾经想做一项大工作，我们当时那个所的陈小平也跟他在一块搞。曹思源在《经济学周报》发表的文章中，提了一个口号叫“社会主义议会制”，我觉得当年这个口号比现在提“宪政社会主义”的口号更有价值。木生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忘了问了，你提到毛说“100年新民主主义建设”，木生是从哪儿发掘出来的？ 　　张木生：毛泽东讲的搞100年是几次和美国记者谈话，实际上我们告诉你一个秘密，真正能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咱们提四个现代化，那时候提六个现代化，我们在世界上大规模的依靠外资，进入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大量的进入中国，苏联共和国。到了七届二中全会，有人问毛，说苏联到1913年，俄国工业占到42%，我们的工业连10%都没有，凭什么你要否定100年？毛讲着就笑了，他说不是我想凭什么，你去斯大林他允许我们凭什么！ 　　孙立平：在新民主主义地方，党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位置？是一个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张木生：动态的。 　　孙立平：今后是什么样动态的过程？ 　　张木生：是这样的，他把社会主义推得很远。 　　秦晖：我们现在多一点社会主义不是坏事。 　　孙立平：在你构想的体制中？ 　　张木生：毛认为，邓小平也反复讲这句话，我们到2049年之前肯定是不够格的。 　　周志兴：要坚持党的领导，四项基本原则嘛！ 　　孙立平：社会主义概念中就是党的领导。 　　张木生：为什么自由知识分子都往共产党这搞，为什么中研院97个院士跑台湾6个，都往我们这跑。都说中国成为联合国常理事国，实际上6大军阀各占各的地段。蒋介石笨到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国的军阀的问题，对外毛讲的很激烈，说这个协议就是重新瓜分中国的协议，他们完不成这个任务，由我们共产党来搞新式资本主义就行。 　　李伟东：你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吗？对共产党有某种竞争式、选举式的合作。 　　张木生：没有别人，你肯定要官僚化。但别人不能代替我的领导！ 　　陈子明：上次我跟木生一块开会，我也问了这个问题，木生最后有一句话，表示不赞同作为斯大林模式核心的一党制。这个在网上已经可以查到了。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两会大争辩反既得利益集团也反极左。今年是胡温体制下最后一次召开两会，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博弈。中国面临发展瓶颈，然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与资本勾结，反对改革，更有极左人士指责改革者是「卖国势力」。不少代表寄望於半年后上台的习近平和李克强领导的新政府，可以从体制创新著手，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集团垄断的弊端，但又要避免运动式「唱红打黑」、罔顾法律「程序正义」，关键还是进入法治的市场化轨道。 这次两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提案吗？ 一千四百八十多名中共老干部和老新闻出版人联署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出台新闻法与出版法，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自由。这份联署原拟在去年两会前上网公布，不料因「茉莉花事件」而拖延一年。 左派方面，又有哪些举动？ 中国毛左派力量向全国人大呼吁恢復宪法「惩办卖国贼」条款，并在全国宣传和征集签名，十万多人具真名联署后提交全国人大。 专家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改革？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曹思源表示，共产党内不允许竞争的体制，结果窒息了党的活力，导致慢性自杀。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专访：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许家屯。九十六岁的许家屯回忆，他八十年代赴港的重要工作就是「统战资本家」，以利香港回归。当年李先念支持争取人心回归，财政部拨巨款。唐英年父亲唐翔千是统战对象，许家屯曾出席唐英年婚礼。他赴港第一个见的富豪是邵逸夫；曾替富商利铭泽扶灵。不过，他不想被误会在选战中为任何人背书。  

　　20世纪，中华民族遭遇了两次深重的劫难。一次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另一次是1958年至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这两次灾难都是人为的灾难，都给中国带来了数千万的人口损失。而到底有多少人直接死于这两次旷世灾难，仍是困扰中国人的迷，更少有人对两次灾难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一、八年抗战 　　日本侵略中国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造成中国大批军民死亡则是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 　　1，死亡人数 　　建国几十年间，中国对自己在抗日战争中伤亡人数的估量逐年升高。建国初期，中国将1937-1945年日军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1000万人牺牲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中国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有2000万人”。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认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1994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记载，”在抗日战争中, 　　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 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 　　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累计估计数为2062万人，军民伤亡累计最低限为3480万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在4100万以上。 　　以上这些数字并非严格调查和统计的结果，只是根据各种情况进行的估计。其中的主要数字还使用了”伤亡统计”，而不是”死亡统计”，不符合国际上进行战争统计的惯例。让人颇感吃惊的是，中国大幅调增了在抗战中死亡的人数，增幅竟达一倍。建国初期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1000万，1987年出现了胡绳2000万的说法，1991年国务院仍确认为1000余万，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以后官方采纳了2000万的说法。八年抗战究竟导致多少人死亡，由于当时缺乏可靠的人口统计技术，现在已经无法对人口死亡情况做精确地估量。 　　根据人口学的研究，可以估计中国人口损失的大致限度。侯杨方估算，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年初中国人口已经达到5.3亿，1911至1936年全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0.27‰。如果不发生抗战，人口就这样增长下去，到1946年全国人口应该达到5.87亿。根据已有研究成果，1946年年初中国人口在5.20-5.35亿之间，也就是说，八年抗战给中国带来总的人口损失在6000万左右。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数字，仅用来对八年抗战中的人口损失做大致估算。 　　这是不是说日本在中日战争期间杀害了中国6000万同胞呢?应该说，这个数字既包括了战争直接造成的军民死亡，也包括了因战乱造成的人口出生的减少、婴儿死亡率的上升，以及内乱导致的犯罪和自杀行为的增加带来的人口损失。此外，战争还会导致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下降，引发流行性疾病的增加和蔓延，导致人口大量减损。历史资料显示，战争会导致结婚率和婴儿出生率急剧下降。一战期间，匈牙利的结婚人数减少了68%，意大利减少了63%，德国减少了46%;与此同时，参战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匈牙利婴儿出生率仅为战前的60%，意大利为43%，德国为49%。战争期间，由于国家职能被严重削弱，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国家往往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地救灾和赈济。1942年夏，一次特大的旱灾降临已饱受战争、灾害摧残的中原地区。其中灾害最严重的河南省灾情一直持续到了次年的5月，随后又遭受了蝗灾、水灾的袭击，全省饥民3000万，死亡达200万至300万人。与此同时，远在华南的广东也遭受了大旱灾，并伴随传染病的流行，全省人口死亡50万。 　　其实，直接死于抗日战争的人口数量有相对可靠的数字。抗战胜利后，为了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国民政府进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1947年5月20日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公布了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抗战期间全国军人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死亡4397504人，负伤4737065人。国民政府在报告中说明，上列统计均未包括东北、台湾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各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1946年7月，中共在《群众》第11卷第11期载，”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等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鲸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另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死亡160603人，负伤290467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根据以上国共双方的正式统计数字，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死亡1911583人，平民死亡7673727人，军民死亡合计约960万人。 　　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因战争直接死亡960万是一个有充分统计依据的数字。一般来说，正规的统计数字可能偏低，它可能会遗漏某些调查对象，如中共的19个解放区只统计了7个主要解放区。不过，它仍然要比任何单纯估计的数字都要可信。近年来，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数字翻番主要是统计标准发生了变化，把战争间接导致的人口死亡也统计了进来，如饥荒、疾病、传染病导致的人口死亡。另外也加上了对先前遗漏的补充。这样，八年抗战中的死亡人口就达到了2000余万。 　　2，战争赔偿问题 　　战败国负有对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国际义务。1972年7月，毛泽东大方地拒绝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建议。在此情况下，1979年至2008年3月，日本对中国实施了规模庞大的经济援助行动，以经济技术合作、低息贷款、无偿援助(白给，无需偿还)等各种形式，对中国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等各个领域提供援助，援助项目遍布中国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总额达2248亿元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外汇储备极为有限，急需外汇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大型设备，日本的援助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行。日本是第一个无偿援助支持中国经济建设的国家，其资金主要来自日本国民交纳的税金。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 　　二、1958-1962年大饥荒 　　1959-1961年.通常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实，中国人口大规模死亡发生在1958年至1962年的五个年头里面，持续约四年时间，其中以1959年至1961年最为惨烈。全国性大饥荒结束后，中国人并没有摆脱饥饿，全国仍处在普遍的饥饿之中，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初期”包产到户”以后才得到改观。饥饿是很多中国人幼时的记忆。 　　1，大饥荒死亡人数 　　大饥荒的死难人数，从1000万到6000万有不同的说法。主要出处和来源有三个，一是人口学的计算，二是根据地方史志和年鉴进行统计，三是国家解密档案。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尔根据中国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1983年公布的千分之一抽样生育率进行研究和计算后认为，1958-1962年大饥荒造成2481万人非正常死亡、3081万人口减少出生，人口损失总计达5549万人。1986年，国家人口研究课题负责人蒋正华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其它相关资料编制出1981年中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并建立数学模型得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2005年，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显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2008年，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结合中外学者的看法，提出”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2011年，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研究指出，大饥荒共导致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6%-8%死于酷刑。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2005年11月，香港《争鸣》杂志对档案解封情况进行了报道。该杂志称，中共中央已于当年九月对1959年至1962年档案解封，但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被编辑整理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这些档案显示：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以上数据，1959-1962年全国因饥荒非正常死亡3755.8万人(其中城市687.3万人，只占18.3%)。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遗漏了1958年的数据，1959年的数据也少统计了12个省区。如果加上这些数据，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可能超过4000万。即使以曹树基比较保守的325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计，此次大饥荒仍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饥荒。 　　人口学的简单计算就可以揭示大饥荒时期人口损失的程度。1957年年底中国有人口64653万，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3.23‰，如果按这个增长速度正常增长下去，到1962年年底全国应该有人口万72519万。实际上，1962年年底全国人口只有67295万，这意味着大饥荒造成了5225万人的人口损失。如果考虑50-70年代是中国人口加速增长期，自然增长率一度到30‰以上，则大饥荒的人口损失可能更多，有学者估计在7000万以上。以上两个数字包含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的人口。 　　2，大饥荒实录 　　各省饥荒程度很不一样。根据曹树基的研究，死亡率最高的是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全省灾前人口18.37%，其后依次是四川省13.07%，贵州10.23%，湖南6.81%，甘肃6.45%，河南6.12%，广西4.63%，云南4.19%，山东3.38%，江苏2.88%，湖北2.20%，福建2.02%，辽宁1.71，广东1.71%，黑龙江1.21%，河北1.10%，江西1.06%，陕西1.02%，其余省份的死亡率在1%以下。以死亡人数统计，四川省死人最多，高达940万，其后依次是安徽633万，河南294万，湖南249万，山东181万，贵州175万，江苏153万，甘肃102万，广西93万，云南80万，湖北68万，广东66万，河北61万，其余省份死亡人数在50万以下。 　　大饥荒发生后，中央号召人民食用代食品。代食品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农作物代食品，包括农作物的根、秸秆、叶、果壳之类，如玉米根、稻草根、玉米秆、麦秆、油菜秆、高粱秆、薯茎、豆秆、高粱秆、玉米包皮、玉米芯、薯叶、麦壳、谷壳、稻壳、豆饼等。1960年春，《人民日报》在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第二类是野生植物代食品，包括野生植物的根、秆、叶、皮、果实之类，如草根、芭蕉根、蘑芋、石蒜、萝卜缨、洋槐叶、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鸭跖草、树叶、树皮、槐树花、橡子、沙枣等。第三类是野生动物类代食品，如老鼠、蚂蚱、蛇等等。此外，中央还号召人们食用原本用于猪饲料的小球藻。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用小球藻制作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等食品，清香可口。遗憾的是，代食品也不足以解决饥饿。为了充饥，饥民们吃各种各样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如拌了毒药的种子、返青的麦苗、蓖麻叶、枇杷仔、观音土，很多人因此中毒或死亡。 　　饥饿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如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妇女绝经、胃下垂、胃肠功能衰竭、肝炎、腹泻、疟疾、伤寒等等，很多人在疾病的折磨中死去。中共中央有关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国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干瘦、胃肠道、妇女绝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疟疾、紫绀等严重病情，将近4000万人次。余习广认为，全国在饥荒期间共有高达3亿6000万人次患上各种疾病。浮肿病是得病人数最多的一种病。治疗浮肿病没有良药，或者说唯一的良药就是粮食。但没有人敢说实话，说实话的人会遭到严厉打击，被”维稳”。一次，安徽凤阳县县委书记赵玉书”带人到一个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医院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越治越多，你们少什么药?王医师说：就少一味药，粮食!结果赵书记当场令公社召开大会批斗王善良，并通知公安局，在批斗会一结束，把他当场逮捕”。 　　饥荒造成的死亡是很惨烈的。作家梅桑榆回忆安徽凤阳县的情况说，早晨开门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路倒”。”有一天，我去上学，见一人迎面走来，先是摇晃了两下，然后脸往下，呼嗵一声，栽倒在路边。他的脸向一边侧着，嘴里流出一滩水来，其中有一些绿色的粘稠物和未消化的碎草叶”。还有一次，”一个妇女死在街对面，但她怀里大约两岁的孩子，仍然活着”。又有一个雪天，人们早晨起来，发现三个孩子跪坐在地上，脸朝向有火炉的墙壁，显然希望借炉火的余温取暖，却仍因冻饿而死。江苏省《高邮县志》记载，1959-1961年高邮县饿死37000多人，其中17000多人是儿童。山东省汶上县次邱公社某位社员有一个男孩，59年春天饿死了，家人害怕干部知道后减少口粮，连哭都不敢哭，忍着剧痛，悄悄地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囤里，臭了又埋在院子里。城关公社55岁的一位老太太，5天吃了3只老鼠，最后还是活活饿死了。 　　因为饥荒，全国有无数个家庭死绝，甚至整个村庄消失。如河南省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107.0321万人，占总人口13.2%。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 　　”人吃人”现象在饥荒期间普遍出现。山东金乡县卓庄村有个社员断炊好几天，刚开始吃毒蛇，后来，饿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扒出一个死去小孩的尸体煮着吃了。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一份《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余起。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呈交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记载，”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根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有网友回忆说，”小时候听妈妈说过，一说便流泪，我也是安徽人，安徽和河南是大跃进的重灾区!母亲说她当教师的时候，正赶上三年大饥荒，道上净是死人。有一个女的，把她的女儿给杀了煮着吃，公安局上她家，还从床上搜出一盆人肉，锅里还有半锅油汤，看过的人都说油珠和猪肉的油珠不一样，当时有的一个庄子只剩几个人”。一些地方当时还流传着顺口溜，”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的啃砖头”。 　　令人震惊的是，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口不都是被饿死的，很多人是被干部折磨和毒打致死的，其中又以1959-1960年的”反瞒产运动”最为惨烈。据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2月的一份材料透露，该省祁阳县1959年以来死亡2556人，其中与干部违法乱纪有关的928人，计打死烧死56人，逼死102人，饿死216人，折磨致死554人。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省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占22.3%。被打群众3446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死的549人，扣饭饿死的400人，打后自杀的125人，被打成残废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河南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仅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公安机关就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更是达到19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新县白雀园的一次现场会上，一名大队干部报不出数字，就被五匹马一匹套住头部，另外四匹套住四肢，咔嚓一下，五马分尸。四川省荥经县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县。在”反瞒产运动”中，县委书记姚青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挨家搜粮，对不老实的干部和群众，采用了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伤耳朵、捆绑、吊打、人烧人、火烧、锄把捅阴道、刀砍、活埋等37种惩罚手段，其中最惨的、有案可查的是把一个年轻妇女的腿劈开，用锄把直接从阴道捅进去，活活的捅死。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指出，从中国近年公布的官方文件来粗略推算，1958年到1962年期间，大约有6%到8%的非正常死亡者死于酷刑或直接处决。 　　3，自然灾害与苏联逼债 　　有人坚称，”自然灾害”导致了大饥荒。如《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显示，1960年、1961年发生了自然灾害，成灾面积都在4亿亩左右。让人无法理解的是，1956年和1957年连续两年发生成灾面积在2.3亿亩左右自然灾害，并未导致大规模饥荒，而1958年成灾面积只有1.0亿亩，可以说是一个好年头，1959年成灾面积也只有1.9亿亩，但1958年秋却迎来了全国性的饥馑。这意味着，《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的说法并不可靠，或者高达4亿亩的成灾面积另有成因。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有文字记载的中国2000多年历史也从未发生过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认为发生了全国性自然灾害，而且持续三年之久。这根本不可能。 　　以河南信阳为例，因饥荒非正常死亡107万人，全区人口的八分之一遇难，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时任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回忆说，河南信阳的确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河北张家口地区发生的情况也类似。据时任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蔚县后分为蔚县和阳原县)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社的书记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由社员领回家食用，相邻的公社闻讯，也秘密放了粮，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的。历史上发生饥荒，封建时代的官府都要开仓放粮，老百姓守着粮仓被大规模饿死，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有人将饥馑发生的原因归咎于”苏联逼债”。通常的说法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的所有苏联专家。至9月1日，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终止所有合作项目，并中止派遣按协议应来华工作的900多名专家。中国由此陷入国际势力的重重封锁。这种说法不实，中国不但没有遭到封锁，美苏两国还主动表示要援助中国。所谓”苏联债务”，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中国欠苏联的外债和利息共计57.43亿元人民币。这个数目与中国每年600亿元的财政支出相比，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完全不可能造成经济困难，而且截至1960年，已经将其中的33亿元归还。所谓”逼债”，唯一能找到的出处是，1960年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单方面把贸易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不过，紧张关系很快缓解。在得知中国方面出现饥荒后，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不久，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据中国贸易代表团汇报:”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对我1960年的欠账和借给我50万吨粗糖都不计利息……这种不平常的谦让和客气是11年来中苏贸易往来中所未曾有过的”。 　　美国也曾主动提出不带有任何政治条件的粮食援助。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侯锐在《试论肯尼迪时期美国针对中国自然灾害的政策调整》一文中称，”1961年1月25日，肯尼迪就职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及粮食问题时他表示：中共最近还在出口食品，因此不必向其提供粮食，但是接着又说美国关心世界任何地方的饥谨，如果既存在对食品的需要也有这样的请求，那么’不管其来自何方美国都会乐于给予考虑'”。3月4日，国务院给波兰大使馆发电文，直接对会谈大使比姆做出指示：’如果王炳南提到中国大陆的食品短缺，并谴责美国为了反面宣传企图夸大事实，那么可以引用总统1月25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使其相信美国无意单单为了制造宣传效果而提供食品。然而，如果王炳南方面真有对食品的紧急请求和需要，那么美国会乐于考虑答应其需求;要是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纯粹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相反，尽管会使王炳南表示出对接受美国食品援助的兴趣的这种偶然性微乎其微，但仍要让他知道任何需求都会通过你提交国务院处理)'”。美国方面的援助，被王炳南以中国不要”施舍”、”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为理由拒绝。 　　4，大饥荒的真正原因 　　既然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导致的，也不是苏联逼债的结果。那么，大饥荒怎么发生的? 　　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政策。1949年的毛泽东雄心勃勃，他要在中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一颇富理想主义色彩的目标与其他领导人希望继续走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愿望存在明显分歧。毛泽东凭借他在建国初期无与伦比的地位成功实施了他的理想，这体现为前后相继的两条经济发展总路线，一条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条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是对各种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经济成分，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年，这个目标顺利实现。随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它的基本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即使从语词里，人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流露的急躁和狂热情绪。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标志着”大跃进”全面展开。这次会议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把钢产量目标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目标由5000亿斤提升到7000亿斤，并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1958年8月，中共北戴河会议再次将生产指标夸大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全国各地大小官员展开一场吹牛比赛。如小麦产量方面，1958年《人民日报》刊载，河南省信阳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3530斤;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产量方面，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春社早稻亩产44308斤，广东省连县中稻亩产60437斤……。一些地方报纸刊载的水稻亩产更加惊人，《天津日报》报道称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广西日报》报道称广西环江红旗公社水稻亩产13万斤。如果这还不算稀奇的话，看一下河北省徐水县向毛主席表现的决心：一棵白菜500斤，一亩山药120万斤，一亩小麦12万斤，一亩皮棉5000斤。在官方媒体中，到处充满着歌功颂德和喜讯，丝毫看不出半点危机和警示的迹象。 　　俗话说”吹牛不交税”，这话错了。吹牛就是要交税。各地纷纷虚报粮食产量，也就意味着国家征购的增加，以及农民口粮的锐减。以福建省为例，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福建并非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情况尚且如此。征购和实际产量的巨大差额，令征购任务难以完成。在各地相继出现”缺粮”、”断粮”、”大规模逃荒”现象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人，仍认为农民隐藏、私分了粮食。经毛泽东批示，全国范围内掀起”反瞒产运动”，强行征购。有些地方的”反瞒产运动”极为凶残，当作一场阶级斗争来搞。就全国来说，打人现象及其普遍，惩罚形式多种多样，如批斗、辱骂、推搡、罚跪、背磨盘、捆绑、扇耳光、揪头发、灌粪、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抽皮带、毒打、吊死猪、刀砍等等。”反瞒产运动”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流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截止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值。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应该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经安排了1100亿斤完成 　　1200亿斤是有可能的。实际上，1959年冬至1960年冬，正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 　　农业丰产卫星接连上天，工业也不示弱。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范围内”以钢为纲，全面跃进”。1958年7月底，全国钢铁战线的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到了9月底，骤增至5000万人;10月，又增至6000万人;到了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男女老幼已经高达9000万人。”大炼钢铁运动”干得如火如荼、热火朝天。全国各地的田野里，山坡山，小土炉星罗棋布，到处烟火点点，浓烟滚滚，蔚为壮观。现在，人们都知道大炼钢铁是一出闹剧，炼出的都是一些残渣废铁，而它对农业的影响却是致命的。1958年被公认为一个丰产年，由于大炼钢铁抽调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粮食烂在地里，收不上来，造成丰产不丰收。此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仅一场伴随大风的降雨就会造成农作物倒伏，从而使粮食大量减产。其实只要人们把歪倒的禾苗扶正，粮食产量就可以基本不受影响。大跃进时期，人们一窝蜂地跑去大炼钢铁、开山挖渠、建水库修水坝去了，没有精力照顾农作物，上级们又瞎指挥，耽误了农时。这应该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真正的成灾原因。 　　”大跃进”运动顺利开展的制度基础是”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还是毛泽东的心爱之物，被看作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步骤。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兴起兴办人民公社的高潮。截至1958年9月29日，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外，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到了10月底，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进一步增至99.1%。”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单位，一般一个乡建一个社，公社内部实行军事化管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基本消灭了家庭。如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27个生产兵团和一个钢铁兵团，下设连、排、班等单位。公社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有事请假，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睡觉。全村的房子按营房统一分配，分为男营、女营，老幼营。男女即使夫妇也不可私会，否则会遭到批斗。人民公社制度不仅把全民纳入一个准军事组织之中，为动员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大跃进运动打开方便之门，也使企图远离这一运动的人无处可逃，丧失了一切反抗的机会和勇气。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建立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暴力收缴农民基本生活资料的过程。农民家里的灶台被拆了，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粮食、柴草、家畜家禽全部都被集中到公共食堂，甚至农民挖的野菜也要上缴。私自做饭是不允许的，一旦干部发现谁家烟囱冒烟，就会冲到农民家里，没收或杂碎做饭家具，组织批斗。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可以热一下。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农民的生存权也就交到了干部手里。在人民公社，干部的命令高于一切。他们不仅在公社内部设立民兵，强制执行他们的命令，还把食物作为惩罚和奖赏的手段，用以控制群众。当群众稍有违抗，就会遭到扣饭、减少饭量的惩罚。根据现有资料，由于干部扣饭、减少饭量，大量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在食堂前。杨继绳《墓碑》记载，四川省”江北县沙坪公社小屋管理区党支部委员贺某，在该管理区长河堰食堂工作期间，对患肿病的社员普遍扣饭，饿死病人数人。社员朱海清患肿病不能出工，被贺连续扣饭两个月，第一个月每天只给三两原粮，第二个月只给二两，到最后5天一颗粮食也不给，朱被活活饿死。社员蓝权在水库工地上患病回家，不能出工，被扣了30天饭，蓝没办法，每天挖野菜充饥，不久饿死在山坡上。社员冯银山一家7口人，有4人因患肿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饭，结果7口人全部死绝”。扣饭的原因各种各样。如”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请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一律扣饭”。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请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一律扣饭。有的公社还规定了”三扣”、”三不扣”：不按吃饭时间到食堂要扣，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不向食堂交野菜的要扣;干部不扣，干部家属不扣，干部亲戚不扣。扣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六生产队全队70 　　户人家，就有64 户被扣过饭。河北省石家庄的一个村庄，全村68.9%的人被扣过饭，因扣饭导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即使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没有人敢说一个”饿”字，否则马上就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遭到迫害。 　　食堂造成的大量粮食浪费，也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直接原因之一。公共食堂建立初期，社员们享受了两个月大吃大喝的富足生活。”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是当时响亮的口号，甚至外乡路过的人都可以随便进入食堂享受免费的餐饭，很有一点共产主义的意思。当时就有人反映粮食浪费现象，也有人看到粮食库存不足以支撑大吃大喝，主张定量供给，但这些意见统统受到批判。到1958年底，粮食变得非常紧张，1959年春天则出现了春荒。有资料说，7.72%的人在1958年的最后两个月被饿死。 　　令人惊奇的是，在群众被大批饿死的时候，一些粮仓却堆满了谷物。据中共广东省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报告，罗定县当年1-8月死亡17000多人，其中水肿病死亡7354人，其它疾病死亡10052人。后查知，直到1960年6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万斤稻谷。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指出，”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封建时代的官府尚且知道饥荒年间要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而1958-1962年大饥荒更奇特的现象在于，政府不仅不进行积极的救济，而且不准百姓逃荒。 　　在全国大规模饿死人的时候，中国粮食出口数量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支援阿尔巴尼亚15000吨。1961年8月，老挝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则显示，1950-1957年，中国粮食净出口每年在200万吨上下，而1958年则达到266万吨，1959年更蹿升至416万吨，1960年仍出口265万吨。 　　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一文中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著名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更是因为不合理的食物分配机制。自然灾害在现代饥荒中只是次要的原因，因为它很容易通过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加以应对。由于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当中国饿死成百上千万人口的时候，议会和报纸上没有出现任何批评的声音，毛泽东的错误经济政策得以持续了三年而得不到纠正，最终造成数千万无辜百姓的死亡。 　　三、与历史和解 　　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共造成5000-7000万的人口损失，其中至少3756万人口非正常死亡。以此数目论，大饥荒四年的人口损失规模基本与抗战八年的人口损失规模持平，因饥饿致死的人口总数至少为日本直接杀害中国人数量的两倍。这也意味着，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要数倍于八年抗战。 　　与日本侵华战争一样，1958-1962年大饥荒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是一系列错误的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抗战胜利以来，日本政府从未对侵华行为做出深刻的忏悔和道歉，同样，中国也从没有向无辜死去的三千余万饿死的冤魂表示忏悔，更不曾向遇难者家属进行赔偿。莫非从不对自己犯下的过错忏悔是亚洲人的一贯性格? 　　宋朝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只有经过和解才能达到”太和”的和谐境界。和解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尊重历史事实。二战后，德国衷心忏悔，德国总理不止一次的向不同国家的遇难者下跪寻求宽恕。最终德国不仅得到了欧陆人民的谅解，重新回归欧洲，还主导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成为事实上的欧陆霸主。相反，歪曲事实、隐瞒事实永远不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只能使不满和仇恨情绪暗暗滋长。日本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的印象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吗?不承认历史事实，也就失去了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机会。没有人反思大饥荒，待1964年和1965年短暂的温和期之后，中国很快迎来了更猛烈的风暴—-文化大革命。诚然，大跃进和大饥荒可以从文化上追溯到乌托邦理想，在罪恶的果实面前，没有反思精神，只能让那个摇摇欲坠的理想更加声名狼藉，遭到更多人的唾弃。他们似乎永远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永远不愿承认自己理论上的可怕漏洞，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永远无法在思想上取得进展，一切事情又和往常一样。 　　大饥荒已经过去50余年，它已在中国人心头留下深刻的烙印。直到今天，很多人见面的问候语仍是，”你吃饭了吗?”痛苦能让人更加热爱生命。人们有理由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共同缅怀3756万死难的同胞。向死难的同胞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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