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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的理性的分析，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与翔实的经济数据，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作者本着关注最底层社会民生的态度，呼吁反思人民利益，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降低税率，加大反腐力度。 　　 　　2012年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重磅新书《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茅于轼新作《中国人的焦虑哪里来》精彩内容选刊）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人羡慕。俄罗斯、日本、东欧、拉美，更不用说非洲国家，无论生活的提高、政治的进步，还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第八十多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庞大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中国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白衬衫 　　 　　 　　

　　中国梦，梦之难。 　　 　　当下，从庙堂至江湖，皆言中国梦。习近平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时，称大国复兴，乃是中国梦，相对政治家，升斗小民，亦存在种种梦想。南方一大报的“中国梦”新年献词，虽最终流产，亦反应了社会上的普遍情绪。 　　 　　 “美国梦”的存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为此造就了一个开放博大而又雄浑的国家。从洛克菲勒到盖茨，商业精英都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政治领域，出身贫困的林肯，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少数裔的奥巴马、骆家辉亦登上了政治舞台。 　　 　　“美国梦”的最大魅力，不仅是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精英，更在于使民众相信成功和财富，来自勤奋和努力，鼓励他们保持对未来的希望。纵使今日是屌丝，未来亦值得憧憬。正如华裔NBA运动员林书豪，昨天在球队做替补都岌岌可危，睡在队友家的沙发上彷徨伤感，明日就可能爆发，成为“林疯狂”，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曾经激发出巨大的活力与生机。无论是在火车站密密麻麻的民工，还是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命运的新兴知识精英，皆相信通过公平与努力，可以获得更为美好的未来。中国梦被寄托了无限了希望，承载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中国，极少数家庭占有绝大多数的国民财富。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而美国、日本财富的过度集中，使一般民众在财富上的成功希望变得日益渺茫。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富严重分化的同时，社会的公平性日益被怀疑。在中国3000多个财富超过1亿的家庭中，竟然有2900多户有各种背景。比例之高，触目惊心。当财富的来源不再取决于自身努力，而是取决于出身、特权等因素时，民众仇富的本质，乃是对于社会不公、机会不均的绝望乃至仇恨。 　　 　　特权阶层与豪强势力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挤压，而且在社会管理，人才成长领域，对于中国造成了严重阻碍。 　　 　　　　由此，首先在经济领域，豪强势力恶化了中国的经济危机。 　　 　　　　本次经济困局，某种意义上乃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这种不合理，有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的经济力量，集中在铁工基、地产等领域，而大众制造缺血。这些领域往往是官办企业，可谓权力的嫡亲，地产企业众所周知，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乃是权力的表亲。 　　 　　　　垄断产业和地产行业的膨胀，严重挤压了实业的生存空间，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 　　 　　　　其二是，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存在着身份的严重不平等。 　　众多周知。近几年一些官办企业强势收购效益非常好的民营企业，迫使民营企业在钢铁，航空等领域退出。　其实，这种因为官办企业的挤压而倒闭的情况，在更多领域均已出现。 　　 　　　　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国有企业在非战略性领域退出，特别是在竞争性产业领域。但是，最近几年的情况却相反，很多本来已经退出的领域，国有企业重新进入，很多本来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重新封闭，如航空和钢铁，煤炭，民营企业接近全军覆没，很多不该进入的领域，却疯狂进入，如地产，众多央企都成为各地的地王，不务正业，与民争利。 　　 　　　　官办企业的生存空间急剧扩张，使很多民营企业失去生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近中国民营企业的倒闭潮，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空间不够，很多产业不能碰，需要的资金没有来源，创业环境恶化等。温州之乱，就是投入1000个亿也没有用，唯有开放金融才有效。 　　 　　　　在社会领域，权贵与豪强亦挤占了大众的生存空间 　　 　　　　与经济领域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压相关的，是在社会领域，豪强势力对于大众生存空间的挤压。造成了阶层的固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 　　 　　　　最危险的是，正如经济学家王小鲁所说，中国形成了一种“新底层阶层”，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 　　 　　　　而既得利益阶层一直非常模糊，其实，细究起来，也就三大势力，其一是政府官员，其二就是传统的“企事业单位”人员，也就是垄管官办企业，以及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其三就是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产业，如地产行业，煤炭等资源性行业，其创办人必须有极广的政府人脉。此外，就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后，被逐步吸纳到“体制内”的势力，如各地的政协委员，往往多是知名企业家，他们相当于被招安。 　　 　　　　其实，阶层的分野，各个国家都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各个阶层，应该能够自由流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阶层逐步固化，纵向流动日益困难。 　　 　　　　在社会管理方面，“新底层阶层”被排斥在社会管理事务之外，不要说决定社会事务，就是想投票决定自己喜欢的歌手，也被禁止——湖南卫视等众多选秀节目，因为仿效普选模式而被叫停，豪强阶层，不希望底层阶层分享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垄断了中国的国家治权。使“民治”落空。 　　 　　　　在就业方面，“拼爹”替代了拼能力。中国各级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在选拔官员和聘用雇员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官员后代更容易成为官员，穷人的后代继续做穷人，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并非戏言。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而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 　　 　　　　伴随官二代出现的，就是穷二代，大都市不仅是豪强的乐园，亦是造就蚁族的土壤。代际遗传逐步加强，曾经被横扫的“血统论”沉渣泛起。 　　 　　　　在知识文化方面，资源亦开始倾斜。 　　 　　　　目前，各个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日益减少，北大和清华，来自农村的生源之占15%，城市生源高达85%，而事实上，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基本对等。同时，很多官员子女，通过各种特权，获得加分或者特招机会。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但是，在起点上，公平已经严重失衡。 　　 　　　　最关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本身已经坍塌。 　　 　　　　以前，一个贫困的家庭，可能因为一个人考上大学，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现在，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下层阶层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毕业于武汉大学的的杨元元自杀，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陆步轩卖肉，就是对“知识就是力量”最后的绝望。 　　 　　　　豪强势力对于中国最严重的危害，还是破坏了中国梦，造成了全民的理想与信心的丧失。 　　中国目前存在汹涌的移民潮，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 　　 　　富人动向，可以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动态的风向标。富人和名人移民的出现，值得深思。 某种意义上说，富有阶层是中国的夹生饭，既有成为豪强的基础，但是由于制度的缺失，又时刻有被权力巨兽所伤的危险。一度贵为中国首富的宗庆后，拥有美国绿卡，曾经收到过邓小平亲笔信的天皇巨星李连杰，也是在移民新加坡才得安心。 　　 　　　　如非缺少安全感，他们何以移民，离开造就他们成功的故国?根本原因，还是梦想破灭。 　　 　　　　中层和部分上层人士可以通过移民，来实现安全着陆。但是，底层民众却不行。在中国梦的破灭之后，底层民众，不少也陷入疯狂之中，传销的邪火难以止息，根源就在于此。 　　 　　　　绝望情绪蔓延整个社会之时，必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未来选择。部分底层年轻精英投身传销，“中国梦”的危机，使他们不再相信勤劳和奋斗可以创造未来，而是寄希望于一夜暴富，于是投机、贪婪由然而生。大学生富有现代知识，容易很快成为领袖与骨干。而非法传销在中国流行了十几年，也被批判了十几年，作为大学生，理应洞察其危害。明知邪路，却偏要赌，这种微妙的心态，极为值得关注。 　　 　　　　当天使不再拯救大众的时候，那些具有野心和才干的人，往往便将命运抵押给魔鬼。历朝历代埋葬王朝的领头人，往往不是报国无门的落魄才子，就是被裁撤后无路可走的退伍军人，黄巢闯王，皆为同类。此中真意，值得深思。 　　 　　没有安全感的不仅仅是中产和底层民众，当中国梦的破灭，整个社会将处于不安全感中，豪强阶层亦将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更为拒绝改革。阶层固化更为严重，进一步恶化社会环境，造成恶性循环。全体国民如坐火山，不知何时爆发。长久以来，将戕害全社会的信心。 　　 　　欲复兴大国，必先再造中国梦。为长久之计，则中国急需抑制权贵，伸张民权，造就普遍之平等，铸就普遍之希望。在政治领域，削弱官权，还权于民，在经济领域，抑制垄断，扶助民营，在社会文化领域，开放管制，成就多元。 　　 　　罗天昊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 致力于国家战略研究 著有《大国诸城》 　　 　　 　　本文摘自：英国《金融时报》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