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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谁动了20亿国家医药储备资金？ 　　 　　8月，署名“毛江雨”的读者(几位知情人的联合署名)向本报反映国家医药储备资金管理存在漏洞。眼下，又到中国灾害频发季节，这一关系广大受灾群众生命健康的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几位知情人称，这一领域的主要问题在于：承担国家医药储备的指定国有医药企业，对医药储备资金的使用另作它途，致使国家陆续投入的20多亿资金所剩不多，在国家出现灾情时往往不能满足救急之用。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毛江雨”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足以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救灾医药储备的问题： 　　 　　一位原在国家医疗储备体系内担任某一层级负责人的官员很早就发现，尽管国家每年拨付大量的资金，但往往有灾疫和突发事故出现时，医药储备工作人员便陷入手中无药的困境。曾经在要钱时积极踊跃的储备医药企业，在被要求往灾区送药时，往往推托没有。 　　 　　中国的医药储备制度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为适应战备需要，国家拨出两亿多元专款，在全国修建了13个药品储备库，创建了我国的医药储备。其后，医药储备的作用，由单纯的战备，逐步扩大到战备、外援、救灾、防疫和应对突发事故。 　　 　　国家为此几次增加拨款和安排外汇指标，至1990年代中期，医药储备资金已达20多亿元。在1998年之前，这项工作由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后来的主管部门分别是原国家经贸委和现在的国家发改委。 　　中国的医药储备长期以来的模式是：确定几家大的国有医药公司作为医药储备单位，根据国家灾疫趋势的需要，提出储备药品清单，连同大量资金，一起安排到这些公司。承担国家医药储备的公司的职责是，必须按清单备好急救药品，这些药品可以按规定的比例在市场上流动、更新库存，但在国家出现灾情时，必须按时按量向灾区提供。 　　 　　但是，灾害真正到来时，这一应急机制却往往不能发挥作用。这位官员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湖南、广西、贵州曾频发大水，每次地方上来人要钱要药，都让医药储备人员高度紧张。1996年，广东发生灾情，广东省医药局局长带队来到北京要钱要药。医药储备工作人员要求几个大公司赶快调剂救灾药物，可这些企业都不干。而就在当年，国家刚刚拨付了几千万元，分给了各大医药企业。但广东来的求助者就是拿不到需要的药品。 　　也是在这一年，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在向有关部门的一份请示中提到，这个局每年都大量接到灾区的告急和急需药物救援清单，“目前，我局已没有任何手段和能力担负救灾、救急任务。” 　　 　　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只好硬着头皮再找财政部要钱。 　　 　　“刚给了你们钱，怎么又来要？你们的钱怎么用的？要说清楚！”财政部工交司分管医药储备的负责人质问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 　　 　　1997年，财政部发文，要求对医药储备资金进行检查。本报记者从这份“财工字［1997］34号”的财政部文件上看到，这次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医药储备资金是否保证了专款专用，有否挤占、挪用情况，储备资金与医药实物储备是否相符。 　　 　　调查摸底之后得出结论：20多年间，国家一共为这项工作投入了22亿多元，但是，当时实际储备与之相去甚远。 　　 　　国家严格规定，救灾医药储备资金是周转性资金，不是救济资金，任何人任何单位不准挪用。承担储备任务的企业必须对这笔资金的安全负责，要做到保值、增值。受灾地区获得药品后，必须在灾后原数返还资金。也就是，医药储备资金投入多少，就应该保持多少。现国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原财政部预算司司长高强曾多次对原国家医药局强调这一观点：“这笔钱用来救急，而不是救济，是周转资金，绝对不应该损失。” 　　那么，钱到哪儿去了？ 　　 　　救灾医药储备资金去了哪里？　 　　 　　在本报得到的一份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的汇报材料中，巨大的资金损失被归结为以下原因：在医药救灾应急供应中，有一些应收货款收不回来；一部分款项在历次机构体制变动中划归地方或其他部门；不断支付各种必要的仓储、运输、管理费用；报损部分过期失效药品。 　　 　　举报人“毛江雨”说，这其中，报损过期失效药品就大可琢磨，的确有一部分药物由于管理不善，造成过期失效，资金报损。但有些细究起来却有很多疑点。比如，在1996年结束的普查中，一次报损黄芪(一种中药材)就达4亿多元。稍有医药常识的人都知道，黄芪是一种补气的中药。“救灾医药储备怎么可能安排这么多黄芪，难道灾害出现后要吃这么多黄芪吗？” 　　 　　但“毛江雨”说，事情的另一面是还有承储企业的挥霍行为。“毛江雨”中的一位，在几年后想起有关医药公司挥霍的情景，仍愤慨不已。 　　按照程序，国家安排某医药物资供销总公司购买相关药品，在大笔的财政资金拨下去后，该公司再召开专业会议，安排其他公司来采购或生产。“但是，这样的会议很少能正经开会，常常是以开会名义游玩挥霍。”他说。 　　1996年，湖南、广东突发了比较严重的灾疫情。国家有关部门紧急协商，从已经安排到重点项目中的外汇指标内抽出一笔，组织进口一批急救药物。其中，一部分外汇指标(相当于一笔补贴资金)下达给一家承担储备任务的医药外贸企业，要求进口国内紧缺的急救药物。但是，这家公司竟用这笔外汇指标，私自进口了当时国内市场紧俏的热销药物，从中牟利。而且，所进口的药物，堂而皇之打着“救灾医药储备”的名义，蒙骗海关，偷逃了关税。 　　 　　原国家医药局调查组曾经奔赴沈阳的一家医药储备单位检查库存，这家公司推托说打不开仓库的锁。从下午1点一直僵持到晚上8点，门终于打开，里面什么药品也没有，只是一包包报废的器械。仔细检查，居然是“文革”中农村赤脚医生用的器械包。医药公司称这些东西价值2000万。 　　 　　在调查组负责人的质问下，被查单位支支吾吾说弄错了，救灾药物在另一个仓库里。但打开那个仓库，里面却堆满了当时市场上时兴的营养药脂肪乳，而不见救灾药品。 　　 　　1997年6月，国家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员办事处对国家医药储备资金进行审计后，发现一些医药站专款未能专用，实际储备医药商品数量、价值与国拨储备资金相差甚远。 　　 　　本报得到的这份报告指出，某市医药站共使用储备资金2246万元，但1995年实际储备医药实物735.9万元，仅占储备资金的33%，且规格与该站自定储备计划不符。另一医药站储备资金2091.9万元，1995年实际储备医药实物823.4万元，仅占储备资金的39%。仅两家医药站，就有2000多万元没有用于医药储备。 　　而在财政部1997年发布的《国家医药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中，规定“为确保国家医药储备资金的有效使用，在没有发生特大灾情、疫情等突发事件时，国家拨付的医药储备资金，应有资金总量的70%以上以实物形态储存在储备企业”。 　　审计署查出新问题： 　　 　　1990年代以来，我国的水患、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明显增多，为了改变当时医药储备供应的困难局面，国务院于1997年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改革与加强医药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由于现行国家医药储备采取中央一级储备、静态管理的体制和管理工作不完善等原因，目前国家医药储备数量减少、救急水平下降，已很难适应保证灾情、疫情及突发事故等紧急需要”，决定从当年起，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分别拿出资金，在我国实行中央与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医药储备供应制度。 　　 　　这次改革改善和加强了医药储备工作的管理，但救灾医药储备资金的安全依然存在很大漏洞。 　　 　　一位知情人告诉本报记者，去年，原国家经贸委分管医药储备的一位领导突然发现，自1998年开始主管国家医药储备资金的原国家经贸委的财务账上，几年当中竟然没有救灾医药储备资金账目。这笔巨额资金的账目到哪里去了？经追查才发现，这笔资金居然在机关财务的账户外另建账户，由原国家经贸委医药司的一位负责人自管自支。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位负责人曾做过财务方面的工作，他应当懂得这样做的后果。 　　 　　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又查出，原国家经贸委医药司管理的国家救灾医药储备资金中，有8000万元被悄悄改变了存储方式———由国家财政拨款改为居民储蓄存款方式。至查出时，这笔资金的违规存储已产生了约100万元的利息。 　　 　　据“毛江雨”反映，许多年来，国家医药储备对口单位有五六家，这位负责人接手后，新增加了9家对口单位，资金的具体分配情况，别人不得与闻。 　　 　　有关部门发现问题后，这位负责人立即内退，并很快现身于上海的某集团，身居高位。某集团目前是全国最大的医药集团公司，据知情人透露，该集团即是这位负责人新增加的9个医药储备单位之一。 　　 　　8月31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这位负责人相关情况，他以医药储备是“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 　　 　　但一位医药储备工作人员则对本报记者说：“医药储备是为老百姓做的大好事，应该公开透明，大力宣传，谈何‘国家机密’？” 　　 　　出路在于改革： 　　 　　一份资料指出，我国地理和自然条件复杂，水患、干旱、地震、台风、大火、山体滑坡、酸雨及突发事故每年都难以避免，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国家之一。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的出现，容易引发肠道、虫媒(蚊、蝇、鼠等)、自然疫源性疫病；食物中毒和意外伤害(溺水、击伤、烧伤)也将增多。加强救灾医药储备，保证及时供应急用药物十分重要。 　　 　　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医药储备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去年SARS期间，为各地调剂了大量医药产品，但是，“毛江雨”说，这么多年来，资金安全依然遭受威胁，国家对老百姓急难时的紧急药物救援依然难以保障。 　　 　　“毛江雨”说，国家有关部门对医药救灾储备资金做了许多核查工作，发现了不少问题，提出了不少整改要求。但是，每次清查都不够深入，没有抓到黑手，没有弄清犯罪事实。比如，审计署1996年的报告，只提出了“钱物不符”的问题，有关部门并没有进一步彻查：那些以千万计的巨额资金，到底蒸发到哪儿去了？ 　　 　　一位知情人认为，查医药储备方面的问题有难度，一方面，打这笔资金主意的人太狡猾，在动手前就作了周密策划。另一方面，至今医药储备资金的管理机制不合理，漏洞多，容易得手，且这种行为多是以单位名义，众人下手，不易出事。但国家救灾医药储备资金由20多个亿变成仅剩几个亿，这么大的黑洞并非轻易可以遮掩。只要深入清查历次拨款金额，核对每笔货物数量和去向，从账与物是否相符上就一定可以查出严重的挪用或贪污问题。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要堵住国家救灾医药储备工作中的黑洞，除了严惩腐败分子外，还应认真探讨管理和运行机制上的改革问题。“我们不明白的是，这样的机制为什么还不改革，资金为什么还要放在那些屡屡发生问题而至今没有查清的医药企业中？”“毛江雨”也说。 　　 　　国家审计署1997年的报告就曾指出，医药储备资金的实际管理、使用“相当不规范”，“如不加以整治，不仅储备资金难以保值、增值，一旦出现大的灾情，能否保证及时供应更令人忧虑。” 　　 　　审计署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国家对医药储备资金未实行计划管理，更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或制度约束储备单位，致使已经取消计划调拨体制、走向市场并以赢利为目的的医药企业忽视储备管理，甚至为了自身利益挪用国拨专项储备资金。 　　 　　上面提到的那位业内人士说，“唐僧肉就在那里摆着，谁不想来吃一口？”他认为，这笔资金不应该放入企业中，“企业不能代表政府，不可能承担国家救灾的职能。企业以赢利为目的，就是赚钱机器，把救命钱放在他们那里，能保证这笔资金的安全吗？” 　　 　　记者了解到，救灾和社会救援工作做得比较规范的国家，如德国、法国、美国、墨西哥等，其政府部门对救灾资金和救灾物资管理十分严格和规范。同样是储备物资，我国政府对涉及老百姓重大利益的粮食储备工作也历来管理严格。去年我国还成立了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接受国务院委托，对国家储备棉直属库实行垂直管理，有利于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而在我国的有些省份，也探索出了较为有效的管理方法。浙江省经贸委医药化工办公室主管该省的医药储备工作，这个办公室的主任童建新告诉本报记者，浙江省平时保持3000万元的医药储备规模，此任务安排到两个企业中去。但这3000万不是省财政出钱，省政府做的只是帮助企业获得贷款，并支付贷款利息和药品的损耗。这样省政府每年只付出100多万元，而企业获得了贷款，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失，对医药储备工作也很积极。 　　 　　童建新说，3000万元的储备药品可以流动，随时补充，但政府对这两家企业有严格的管理，要求其必须保证及时供药。“这次‘云娜’台风来之前，我们就下去进行了检查。”他说。 　　 　　目前，国家有关机构正在对医药储备资金的问题开展深入检查。而2001年，原国家经贸委称曾对部分中央医药承储企业的储备资金和财务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对地方落实省级医药储备的情况进行了摸底，总结了医院储备管理工作情况和各地医药储备制度建设及工作进展情况。但是，记者尝试就医药储备存在的问题、如何加强医药储备资金的监管以及如何使用储备资金、如何搞好药品储备，采访医药储备的有关管理部门以及获得医药储备资金最多的某大型国有医药企业集团，均遭婉拒。 　　 　　按照《国家医药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负责对国家医药储备资金的日常监督，不定期检查医药储备资金的管理和财务收支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向财政部报告，而记者试图采访财政部，也未获接受。 　　 　　 　　 　　 　　 —白衬衫 　　 　　 　　 　　

　　毛泽东有句名言：“你要是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在毛泽东那么多花言巧语和胡说八道中，为什么我唯独觉得这句话挺好的呢？这是因为如果单从生物学角度理解，你会发现它道出了一个能够被我们的经验所证实的常识。 　　 　　可以想象一下：你从来没有吃过梨子，也从来没有见过梨子，完全不知道这个黄橙橙、圆溜溜的家伙能不能吃，不知道它是什么滋味，更不知道如果把它吃了，是立马就死呢，还是活得更旺盛？ 　　 　　这时候会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很简单，你是自己的主人，并且是一个为了谋求现世幸福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现在你很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于是你果敢地把它拿了过来，“咔哧”咬了一口，结果汁液甜蜜，满嘴留香，你愉快地吃掉了整只梨子，也并没有死掉，相反，你还感觉浑身很舒泰，很有力道，这时候你就可以满意地点点头，说：“嗯，这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以后可以吃它了。” 　　 　　第二种情形比较复杂，因为你不是自己的主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你都得听自称养活了你的那个人——虽然他说是你的仆人，但是既然他说你是他养活着的，当然也就是你的主人了，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主人”。有了这样一个支配你全部思想和行为的“主人”，你活得真是窝囊极了！譬如面对这只诱人的梨子，你很想尝一尝它是什么滋味，没想到还没伸手就被“主人”喝止了：“你别碰它！那东西是不能碰的！” 　　 　　你很不明白，委屈地问：“为啥么？” 　　 　　“主人”翻了翻眼睛，振振有词地说：“你可不能碰那个梨子呀！你甭看这东西长得黄橙橙、圆溜溜挺好看的，以为吃起来滋味也一定不错，其实你是大错特错了，不是我吓唬你，孩子，这玩意儿可是比砒霜还毒的东西，苦得很，你要是吃了，一定会像被五步蛇咬了一样，走不出去几步就得死！” 　　 　　可是你明明看见别人在那里咔哧咔哧的吃得兴高采烈，没有人来管，也没见什么人抽搐着倒地而死，就有些不明白，对“主人”说：“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吃梨子呢？他们为什么没有死呢？” 　　 　　“主人”的脸阴沉下来，耐着性子说：“你等着看，他们马上就死了。” 　　 　　又过了好几个时辰——大概六十多年了吧？那些人非但没有死，反而活得更加旺盛，身体越来越强壮，一个个红光满面，喜逐颜开；甚至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没有人可以真正阻挡住人们吃梨子的渴望，很多蛮横地不让吃梨子“主人”都被仆人赶跑了，从来没有吃过梨子的人也吃起了梨子，也认为味道好极了。 　　 　　你眼巴巴地看着“主人”，强调你看到的东西：“他们没死，好多人都在吃梨子，我还没看见一个人因为吃梨子丢掉性命……” 　　 　　“闭嘴！”主人凶恶地看你一眼，“我现在告诉你，他们早晚是个死；我现在还告诉你，只要有我在你就甭想动那个梨子，我绝不会让你动那个梨子，绝不！‘绝不’两个字你懂不懂？” 　　 　　你把目光转到一边去，眼眶里全是泪水，不说话。 　　 　　“你他妈给我说！”“主人”抬起手臂，“懂不懂什么叫‘绝不’？你知道‘绝不’是啥意思不？知道还是不知道？！” 　　 　　为了避免挨打，你只好说：“我懂。” 　　 　　其实你知道，所谓“绝不”并非“主人”他的自律，而是地地道道的“不许”，是用来律人的——具体到梨子的事情，实际上他只是不让你吃，他把所有梨子都弄到自己屋里去了，床上地下到处都是，想吃就吃，想糟蹋就糟蹋；他不让你吃只是害怕你一旦知道了梨子的滋味，就会要求分享他的梨子，就会闯进他的屋子，就会……这就是说，“主人”对后果的恐惧严重大于让仆人吃一两个梨子这件事本身，因此，“绝不”是他们的底线，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底线是生死线，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逾越的，所以他们总是高高地扬着手臂，随时准备惩罚要求吃梨子的人。 　　 　　说了半天，梨子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答案是：民主。 　　 　　 　　 　　 　　 　　 　　 —-白衬衫 　　 　　 　　

　　重庆政界人士：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 　　 　　编者按：2012年即将过去，凤凰网资讯推出大型策划《重庆·2012》，聚焦本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在重庆，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部分精英人士对薄王时期践踏法治、大搞个人专权的反感与恐惧；同时也听到部分普通民众对巨变的肯定，甚至对过去的怀念。 　　 　　为何重庆会出现两极化的声音？为何至今仍有相当大的群体怀念过去？如果不弄清楚这背后的缘由，我们认为对重庆事件的反思原未结束，重庆过去五年发生的一切随时可能重演。 　　 　　2012年12月11日，凤凰网对话重庆政界高层人士，深度剖析重庆事件背后。这位政界人士认为薄熙来过去之所以敢在重庆搞这一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握了中国政治历史上，“左”没有风险，同时也利用了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他指出如果不认真进行清算和切割，老百姓不会意识到薄熙来王立军这么做危害有多大。 　　 　　对话、整理：陈芳 　　 　　薄熙来敢在重庆那样搞就是把握了中国政治“左”没有风险 　　 　　重庆政界不少人，其实早就意识到，薄熙来这么搞，迟早会出事。但迫于压力，不得已。 　　 　　过去五年，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关键词就是滥用公权力、个人高度专权、煽动红色民粹主义，完全打破了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这与地方一把手不受制约有很大关系。一位卸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私下感慨“省委书记真是权力无边”，更何况一个政治局委员到地方任一把手。对政治局委员担任地方一把手，官员内部是不同看法的。 　　 　　薄熙来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也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用了一个王立军那么简单，重庆官场内部私下称王立军是一个“疯子”。人都是有两面性的，王立军在老干部面前很谦恭，过年过节期间，会从东北老家带来辽参去看望老领导。 　　 　　薄熙来在多个公开场合，毛语录都是朗朗上口。他之所以敢在重庆这么搞，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把握了中国政治历史上，“左”没有风险，“左”比“右”好。薄熙来过去五年，想要把重庆打造成中共历史上的延安，那北京就成了当时的西安，他这么做，置中央于何地？ 　　 　　薄熙来利用了老百姓对不公、贪腐、两极分化的不满情绪 　　 　　为什么薄熙来的政治试验能够持续将近五年？为什么至今普通老百姓依然念及他的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社会两极分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薄熙来就是利用了老百姓对社会的这种不满情绪。这实际上是左的回潮，尽管发生过文革那样惨痛的教训，但至今我们并没有真正反思文革，也没有清算，左的那一套也就一直有市场。 　　 　　薄熙来知道老百姓对社会的不满，给予他们一点所谓物质上的小恩惠就很容易赢得民心。老百姓是不问天气，只管收成的。 　　 　　首先说森林重庆，重庆老百姓感到很满意，你看我们重庆现在漂亮，银杏树现在恐怕是全国最多，我们一年栽了十年的树。但他们不去想，这些树花了多少钱？花的都是谁的钱？据我了解，重庆过去几年仅种树这一笔费用，就花掉了300多个亿。试想一下，如果这笔钱用在社保、医疗、教育方面，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这些东西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本身不会创造任何财务，这个钱如果交给人大，交给老百姓表决，我相信绝对不会把花钱在这种地方。 　　 　　其次西安建设，这是好事，应该予以肯定。为什么重庆能搞起来公租房建设？这是因为过去几年重庆储备了大量的土地。土地储备全国各地都在搞，但很多城市早卖完了，重庆还有地，这要赞扬黄奇帆市长，他捏得很紧，知道土地会一直升值，其他城市搞不起来，重庆还能拿出地来建。 　　 　　再比如户籍改革，强制农民转户进城，应该说是形式主义为主的一项举措，转户很容易，但并没有实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 　　 　　作为重庆城市居民，感觉最为满意的还是所谓的平安重庆。老百姓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交巡警平台，就觉得安全了。交巡警平台，是王立军为了政绩需要，也是为了帮助薄熙来上位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能作为常态吗？能够长久吗？这些老百姓不想。老百姓不知道所谓社会平安究竟指什么？小偷小摸少了，流氓地痞少了，但他们没有想到，重庆践踏人权、罔顾法治、因言获罪案子有多少？老百姓不知道最大的威胁其实不是小偷，而是来自于公权力带来的威胁。 　　 　　再比如打黑，完全是罔顾法治，刑讯逼供，而且把目标瞄准民营企业家，通过这种方式，也窃夺了大量资产。想想那些遭受无妄之灾和被打击的民营企业家，那些因言获罪的家属，他们能感到安全吗？在公安干警内部采取高压政策，真是人人自危，大家能有安全感吗？ 　　 　　薄熙来把重庆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所谓多数人，包括底层的民众；一种就是少数人，包括民营企业家、一些律师等。政府要保护多数人，但也要照顾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薄熙来为了迎合多数人，煽动民粹主义，对少数人为所欲为，这个很能迎合老百姓仇富仇官的心态。 　　 　　我认为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之一。老百姓只看眼前的、表面的利益，根本不会想如果薄熙来如果上位，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我们缺乏公民意识，只有臣民意识，盼望清官，盼望明君，却不知道任何权力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 　　 　　新的领导去重庆后，为什么没有将薄熙来事件大范围公开？这里有一个顾虑，即使现在，重庆普通老百姓拥护薄熙来的人依然很多。官场内转变很容易，也很清楚薄的问题，过去五年重庆官场，可谓官不聊生。但其欺骗性、危害性，普通老百姓看不出来，转换也难。 　　 　　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刻反思，现在还只是官方系统内部讲，而定罪主要也是以腐败为主，却没有想到这确实是一场极其严峻的政治斗争。不认真进行清算，进行切割，极左派仍然会有恃无恐，老百姓也不会意识到薄熙来王立军这么做危害有多大，甚至还有人会觉得他们下去真可怜。 　　 　　如果不是偶然的事件，中央要拿下薄熙来还真不容易，现在还听到一些老百姓根本不相信对薄的指控，他们觉得对薄的指控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重庆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我们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挂得很高，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不是GDP，不是面包，不是航空母舰，而是宪政，我们有宪法无宪政。宪法与宪政一字之差，相距千里。百年长河，宪政始终是我们不能圆的一个梦，不要偷换概念。以牺牲人权换回经济发展是要不得的。 　　 　　我们GDP总量很大，但分配极其不公平。下一步要改革分配，之前有两种争论：分蛋糕还是做蛋糕。现有规模基础上分蛋糕，就要动蛋糕的比例，既得利益集团不干。也就只能继续将蛋糕做大，比例不变，但蛋糕大了，民众能多分一些。 　　 　　重庆的问题，也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些问题如果不真正去反思，还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新一届领导人忧患意识很强。最近经济学家华生对外释放出这样一种声音，王岐山说过，中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无论从历史还是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的道路不会那么顺利，这些年我们走得顺了一些，但人民的代价也没有付够，今后可能会出现大革命。 　　 　　他为什么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法国大革命前情绪的积累，与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极其相似：一，都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民都去发财；二，正在加速城市化进城，农民进城，被边缘化；三，一部分精英已经感到危机，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竞相取悦民众，对现实进行批判却无力改变，导致民众更大的不满；四，专制掌控放松，但很诡异，在宽松的范围反而引起了更大反弹。 　　 　　改革与革命在赛跑，但法国最终是改革没赶上革命的速度，血腥和暴力可见一斑。 　　 　　我们现在民众对贪腐的容忍度与经济的发展速度成正比。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现在整个社会一切趋利，公民意识缺失，道德水准下滑，这才是最危险的。 　　 　　改革是时不我待，改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现哈维尔、蒋经国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主动突破；一种是压力逼迫，我非常看重网络，网络是现在推动中国舆论进程最强大的一个力量。 　　 　　我对未来保持乐观，十八大后这一个多月，让人感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以期待，肯定会有变。（周东旭对此文有贡献） 　　 　　 　　 　　本文来源《凤凰网》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