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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遗忘抗战老兵是最大的国耻!

          《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文革时无休止的被批斗,永远低人一等,真的连狗都不如。当年因为满腔的爱国之情而去参军,行军时落下了一身的病,如今没有养老补贴,不给残疾证。汶川地震时我捐了700,后来我房子倒了却无人问津……”——老兵李秀辉 曾爷爷走了,带着日军留在他身上的九处弹伤和弹片,他说用血换来的纪念章,是人民对他的崇高敬意和承认!到今天,今年匆匆而去的老兵是103位。幸存的抗战老兵得不到承认和关爱,成群结队地走了!嚷个什么吊鸡巴岛啊!你如善待抗战老兵,人民一齐心吐口沫也能淹死来犯之敌!听见没?听见没?!—— @行者孙冕 他们,曾经为中国浴血奋战 @关爱抗战老兵广东群 :2012年9月12日,蔡廷锴卫士、19路军老兵曾晖归队,享年103岁。曾老从军十数载,中九弹伤,弹片永久留在他体内。当志愿者把纪念章佩戴他胸前时,老人说:什么都比不上这个,这是我用血换来的…… @公孙无恙 :吕恺还,91岁,黄埔十八期,抗战期间隶属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36师工兵营第二连,后随师调入第20集团军第54军,在滇西反攻战中横渡怒江,参加攻打腾冲战斗。 上个月老人摔了一跤,尾骨骨折,只能卧床。老人见到志愿者来看他很开心,并给我们看了他的遗体捐赠书,多么可敬可佩的老兵,令人唏嘘不已。 @关爱老兵网 :浙江天台,汤学伦老兵因病于7月21日21:25分离世,享年94岁。39年7月,汤老与同村3位青年志愿参加天台抗战兵团,后调入79师237团3营9连。40年在萧山被日军伏击,全连将士血战两个多小时,仅何老突围,后与部队失散而回乡。09年生活困顿的何老被志愿者发现而关注。 @梦落天堂cindy  :老兵李颂卓,1920年生,38年投笔从戎,考入中央防空学校当学员兵 随部队到兰州,报考了黄埔军校,17期7分校步科11总队毕业,于四川万县受训步行至昆明 编到38师113团 45年随部队回国。他有一本联络笔记记载着20年来跟黄埔同学联系的几百人资料,密密麻麻,现在活着的只有二十几人。 他们,却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 @左岸书友 :黄建文,广东省化州市新安镇山人,1927年生,64军155师463团第3营炮排机枪手,曾参加过抗日和抗美援朝战争,退伍回乡务农。“当年打仗时曾伤在山头没人抬,伤口哗哗地流血,棉裤都浸湿了。”现况不容乐观,2011年因直肠癌动了手术。每个月能领到650补贴,他的伤残证突然在去年被取消了,“现在没有什么心愿,只希望早点死,这样不用连累子女。” @子彬123 :陈培南,广东高州根子镇人,64军159师抗战老兵,打仗时咬手榴弹用力过猛把门牙崩断了。打赢了仗回来,父亲死了,后来儿子也死了,剩的3个孙儿孙女都在外打工。当了11年兵,现在浑身是病,“刚开始每个月能领到7块钱,偶尔涨两三块,到现在每个月有五六百了”,但不够治病打针,已经89岁的他,还要下地种田,两个老人相依为命,陈培南夫妻在他们日营业额不到10元的杂货铺前,请注意婆婆因为类风湿,不能穿鞋子,而且靠双拐杖走路。 @深圳胖哥 :魏朝,河南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乡人,抗战期间加入南阳抗战自卫队,第三纵队12支队二营士兵,参加惨烈的洛阳保卫战。今天才看到老人原来居住的环境照片,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震惊! @邵阳农夫 :今天,又去看望邵阳县三位黄埔老兵,看到三位老人的状况,感到非常伤心。去刘热源家时,老人家里正在做法事,老人唯一的儿子已由一个多月前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唐昭明老人每天在打针;现到达陈邦平家时,家里还是零乱不堪。没有人照顾,现卧病在床,自生自灭。 爱国,请从尊重老兵开始 @行者孙冕 :钱义范,时任26师警卫连排长,参加浙赣会战。见爷爷的茅草屋顶漏光。即送上修房子的钱。让他女儿趁天晴修好房。钱爷爷对我说:把你的名字写下来,我要知道你的名字。看到老人的泪光,心里一阵酸楚。谁一手遮人,为何不能给老人遮住风雨?能告诉他,我是丢了良知的中国人吗? @季业 :我们采访过几十位抗战老兵,或入狱、或遭受迫害、或流落异乡,每一位都晚景凄凉。对于什么是爱国者,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早已黑白颠倒、崩塌混乱,所以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会对被大力提倡的“爱国”两字充满警惕。今天是918,我只怀念这些悲怆的父辈。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 :九一八,国难日!如果忘记了历史,如果忘记了感恩,如果爱国演变成暴行,那才是真正的国耻!爱国,请从尊重历史开始;爱国,请从尊重每一个个体开始;爱国,请从回归人性开始!#老兵回家# http://t.cn/zl7TaTK  一段17分钟的视频,演绎了70年的国殇。更多支持,请点击 http://t.cn/zOq8WR3   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忘记和否认自己的历史,以及对历史有过贡献的人,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称不上是优秀的!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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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一个抗日爱国青年的自白

   该青年之愤青家学渊源,父母皆知识分子。母亲是死忠毛粉,家里悬挂毛主席像,书架上陈列的与毛有关哪怕一丁点儿关系的中外书超过200本,从《容斋随笔》到《红墙内外》到毛选,平时但凡提起毛,母亲的称谓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受母亲熏陶,该青年于14岁就读毛选数遍,《红墙内外》、《走下神坛》等书更是反复翻看,看到毛主席吃芋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腿肚子浮肿等细节,热泪盈眶无数次。 该青年是半个南京人氏,大学一年级,9.18的那天,作为一个路盲,特意穿过整个南京城,赶到江东门,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彼时要10元左右的门票,该青年太穷没有钱,只有坐车回去的两元钱,从纪念馆后墙爬将进去。见照片史料,白骨,于纪念馆楼外的苍茫一片的鹅卵石广场上静坐长哭。当时见到两个日本人,拿着笔记本,在翻译的陪同下参观,怒向心头起,恶从胆边伸,极想拿起一块鹅卵石从背后砸死俩小日本。 工作后有机会去北方出差,在旅顺口,哪里都没去,只进了中俄监狱。因为,据记忆,抗日志士安重根就在此殉难。在日寇的死刑室外停留良久。日寇的死刑室是绞毙犯人,一绞架,底下置一木桶,绞架底板打开,绞索落下,人毙后直接解索,放入桶中拉出去埋掉。日俄监狱外曾挖掘出近二十万具累累白骨。伫立在深坑边缘,五具作为样本的骷髅与我相对,时已近晚,广厅外暮色苍茫,广厅里唯此一坑,五双幽灵的眼睛在暗色中默默凝视,诉说六十年没有洗刷的耻辱和悲怆。 该青年握双拳,泪满面。遍读近代史,一个孱弱的民族,被凌辱时,命运不如猪狗,求当奴隶而不得的痛苦历历鲜明,每每拍案长啸,怒不可遏,虽锥心泣血尤不能洩此愤懑。 该青年在很长很长时间里,即使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仍然无法越过对日寇的国仇家恨的死结。该青年曾经异常藐视任何学日语的同学,不屑一顾地说:倭寇的语言,你们学了也不嫌污口? 该青年2003年担任一个叫做free.com的论坛版主时,在版头悬挂:禁止人身攻击,日本猪例外!另一位版主认为不妥,双方争论旷日,该青年辞职,并且与其绝交。 该青年从不购买日货,这个习惯延伸至今,即使在已经放下了仇恨的后青年时代,依然因为习惯成自然,买车时习惯性地跳过日系。 ……….现在,大约大家可以知道了,之所以对该青年这样了解,乃是因为该青年就是我本人。 扪心自问,今天在微博上喊打喊砸喊杀的每一位“爱国”青年曾经说过的极端的话,包括核平东京。不仅说过,我还恶意地在2006年的一篇科幻小说里写过,在那篇名为《终极爱情》的小说里,我很意淫地把日本在战争中用核弹抹去了。23世纪的日本常常在那个海域凭吊它。所以,在今天,每一次在嘲笑他们时,我都觉得是在鞭挞过去的自己。 那时候我以为我是绝对正义的。那时候我真的被自己的满腔悲愤所真诚地激动。那个时候的我,如果穿越回来在今天,谁塞给我一把国旗、我会主动拎着一篮臭鸡蛋上街。如果正好看到某个同胞在叽里呱啦说日语,我真的可能也会起而揍之。因为我认为,在“日本”这个词语下,没有任何可以原谅的人和事。这是一条铁的原则、钢的底线。 但随着互联网的打开,阅读的增长,被淹没的历史常识,逐渐地浮出水面,进入我无法回避的视野,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刷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价值观的底线,也不得不在反思中全盘摧毁,而后重建。 读完张戎、李志绥等人的历史记录,就算我不肯相信,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和墙内出版的那些正式的歌功颂德的官方书籍,是形成了不可推翻的证据链的。60年到62年,全国饿死了近4000万人,而此时,毛在全国各地建起包括滴水洞在内的二十多座行宫,一座行宫耗资上亿,而此刻,他的人民正在像秋天的蚱蜢一样成批成批地死去,饥饿的母亲煮吃自己的孩子。他曾经的驯服助手刘少奇对他吼:“人相食,我们是要上史书的!”我不想接受这些残酷的事实,但无论是海外严肃的学术资料,和党官方元老的回忆录如陈云等,及官方承认的数据,都互相验证,惨绝人寰、旷古未有的惨剧,是在悬挂在我家墙壁上那个“伟人”手里缔造。 这伟人还在1964年感谢日本来访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是有帮助的,没有你们,没有新中国…..” 这个伟人豁免了日本二战后的巨额赔偿….. 这个伟人….后来再读到文宫团、春藕斋、张玉凤、游泳池……那些香艳的故事时,我已经不复震惊。 再后来,读到抗日史料中的若干真实数据,原来国军不是不抗日,长沙会战、淞沪会战,国军阵亡人数从士兵到将军是漫长的一张报表,可谓一寸河山一寸血。原来,战后摘桃子的不是峨眉山上的猴子,而是南泥湾里种烟的那一群。 再后来,还读到日本正式侵华前,中日俄的微妙局势,前苏联下决心要将中国作为泄洪区、让中日开战,以保证自己远东安全,可以全力以赴对抗德国的政策……. 我终于开始明白,世界是一局很大很大的棋,除了单纯的仇恨,还有智慧和诡诈。在政治面前,仇恨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粒棋子。 再后来,我一直纳闷,为何8、90年代时,我们一直听到的声音都是鼓励中日友好,南京和大阪建立友好城市时,我们都还欢欣鼓舞地看到过鲜花和报道……为何到了90年代后期,各种各种的仇恨声音开始复苏。 当有一天看到,中国虽然豁免了日本的赔偿,但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各种无息无偿的援华资金,高达百亿之巨。当有一天又看到,日本首脑在不同场合的道歉包括对东南亚地区受害国家的道歉,其实超过六十次。而日本某教材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也只是右翼势力所为,日本的教科书不是统一教材,这类教科书所占据的市场不足百分之一。 ………..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某些信息控制和洗脑了。 再后来,接触了一些日本国民,也接触了世界其他各个国家的国民——我终于发现,世界之道,没有那么邪恶,也没有那么良善。所有的人都是普通的人,但一个有法治、有信仰、有人权的国家,产生出来的国民,戾气较少、思想较单纯、人性更为丰富充沛。 日本也没有象我想象中,“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新一代的日本人甚至对政治都不甚关心,我最讨厌的极端分子石原慎太郎也痛骂日本人:“是已经被阉了的狗、没有血性了。”在21世纪,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利,和有事没事就谴责政府,官员们忙着道歉。他们也不喜欢战争。 在我一直意淫不买日货就能摧垮日本经济时,我忽略了一个事实,日本在二战后,从原子弹的废墟上爬起来时,并没有依赖中国市场。 而最古老的真理是,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都只能倚靠本民族的自己的觉悟。一百个诸葛亮,也扶不起一个阿斗。 在日本大地震后,逃难的车队绵延数十公里,却依然保持井然有序,没有一辆超车插队。超市里免费给公众提供避难物资,一群日本人会分吃仅有的几盒泡面,妇孺优先—— 看到这样的新闻图片,我悲怆到了极点。仇恨已经不再重要。本族仇恨了这些年,无助于自己的进步,这样的民族才是不可战胜的。我的同胞、我的本族,什么时候才能呈现这样的团结互爱? 仇恨能带来什么?日军偷袭过珍珠港,在中途岛杀死数万美军,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过原子弹,数十万平民殉难。 ……..如果这些民族都牢记仇恨,那么世界今天都不能和平….. 历史给了我们很多遗留的债务,但绝对不是让我们用战争和杀戮去清算。“渴望战争的人,唯一的原因只是他没有经历过战争。” 但放眼四看,周遭仍然有那么多人,他们坚信,日本人都是狼,他们还坚信,“中美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他们肯定不会了解,在一个有投票权的国家,早在100年前,开始战争就必须要经过议会/国会的投票和批准。他们肯定不会了解,一场越战,被美国人民如何诟病……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都是在致力于阻止战争的发生。 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以为强大了就要去侵略别人,弱小了就一定要被瓜分。萨达姆这样干了,于是自己也就被干了。这个世界,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广大而坚固的世界文明游戏法则,就是为了避免一战、二战那样的悲剧卷土重来。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发生,但我可以肯定,第四次世界大战,武器一定是石头和棍棒。 在六十多年前,日本人曾经象兽类一样,用血、战争践踏了世界。六十多年过去,他们努力向世界证明,我们是人类。难道,我们却要重返20世纪最荒诞的时代,用仇恨、狭隘、暴戾向世界证明,我们是有血性的,我们也可以是野兽? 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盛宴上,中国始终是一个迟到的客人。在世界的舞会上,我们总是踩慢节拍。 时至今日,难道我们依然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落后于文明,我们不相信法律、我们不遵循规则,我们不相信权利,我们是只信奉强权的野蛮人? 一个80年代到90年代末都在中国生活过的老美对我说,他对80年代的中国人印象尤其深刻:生气勃勃,勤奋好学,充满希望、斗志昂扬。而现在,他所见的,唯有对钱的狂热和权力的膜拜。 走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时,我切身感受,那些异族人并不比我们优秀。他们其实很懒惰,一周工作40个小时都喊累,一出生就想着是如何享受世界、时光和人生。而我所生活过的北京上海,大多数人都比蚂蚁还要勤奋,几乎终身都在操劳,他们驯服、上进、勤劳、俭省、认命、爱孩子爱家庭,最苛刻的生存条件下也能露出笑容,只要饿不死都不会造反保存希望。我们这个民族,若能加以良好的机制,和开明的教育、自由的信仰,会是最好的国民。 而那一天,身为中国人,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象在家中一样自如、幸福、从容。 原文作者:陈岚  2012.9.18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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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杨继绳回应大饥荒“谣言”说

  半个世纪以来,大饥荒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它不时激起激烈辩论,折射出不同群体对现实的不同态度。      近来,中国大饥荒重又成为争论的话题。一年多前,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孙经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马列所主办的学术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称,“那种认为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      相关文章   记录大饥荒人相食的惨剧   大跃进的遗产   麦克法考尔:毛泽东的遗产   这篇长14页的论文通过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作者的数学演算,指出,造成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而是在1960-1964年期间,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漏报了户籍造成的。      此后,他又陆续写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等数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广为传播,受到中国左派人士的热烈赞扬,并主张参评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奖。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他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于2009年5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中提出,1958年到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此书至今在中国内地仍属禁书,但经过互联网等途径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大部分反响都很积极,当然也不乏批评之声,但据杨继绳称,“几乎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谩骂”;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认为“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因此“有责任回答”。      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走访,杨继绳写成《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在文章中,杨继绳指出,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并不可靠,因此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      孙经先依靠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据杨继绳在文中介绍,这一官方数据是中国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四处当事人至今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当年户籍处处长,今年86岁,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今年82岁,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60年代在四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      杨继绳曾就大饥荒死亡人数问题采访过他们。张庆五回答说:“我们户籍处没有统计,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也没有上报。我个人估计2000多万吧。”王维志的计算结果为:1959年-1961年三年里,非正常死亡大约3500万人。      2012年5月11日上午,杨继绳再次采访张庆五。为什么人口数据中总人口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不一致?张庆五回答:“笼统地说,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当时,中国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数字。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一个人死了,如果上报了,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难免会影响仕途。对省级和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在人口统计中,有一些外人无法得知的操作技巧,如1964年在总人口中消除了800万。据王维志透露:“当年死亡不报,并不是下一年补报,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时候就一次性注销。……人口普查时会消除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      孙经先称其结论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的”,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对此常识,杨继绳与孙经先没有分歧。但是,对于孙所宣称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杨认为,这一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杨继绳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      孙经先在他的文章中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杨继绳就此反驳:这些人吃什么?但孙经先的文章并未回答这个问题。      杨继绳先生的这篇回应文章长达万字,且同样包含许多数据和数学公式。杨继绳说,专业的批评需要专业的回应。      经杨继绳先生授权,纽约时报中文网独家刊登这篇回应文章。阅读全文请点击这里。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9/17/cc17yangpreface/cc17yangpreface.pdf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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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彪:我们距二次文革就一个小时

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东德的文章,大意是,在柏林墙推倒之后,曾对一些士兵进行了审判,其中一个士兵因为枪杀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人士而被判有罪。原文找不到了,记得审判官说的的大意是,作为一个士兵,执行上级的指示并没有错,但是,法律之上,还有良知。你可以开枪,这是你的职责,但是,你可以将枪抬高一厘米,打不准他,这不是错,而是你的良知。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也有非常多同样的情况,事后会得到审判吗?在中国,会有士兵肯在举枪的时候,将准星抬高一厘米吗?在中国,如果有了这样的不愿抬高枪杆的士兵,事后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        我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后,得出的结论是,三个都不会–我们的士兵不会有良心的不安,他们在瞄准时也不会抬高准星,他们的这些践踏良知的行为更不会受到审判。        得出这一结论,让自己非常沮丧。        但是,我清楚,这是中国的现实–我们的所有理想大厦,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土地之上。           二      这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中国还会发生文革吗?如果发生,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一件是:我八十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有一段思想解放的美好时光。这时候,开一个本地文艺家的座谈会,来者都是本地最聪明的人,都在各个专业上有成就有地位者,会上,他们慷慨激昂,欢呼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革除旧习,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来引领时代。我是会议的记录者,所以,他们的精辟言论,都记下了。但是,时隔不久,风向180度转弯,按照上面的指令,要开会肃清流毒。于是,同一拨人,又在同一个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几乎大家都坐原样的位置,我依然是记录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同样这批人,却能讲与上次意思完全相反的话,而且同样表现出慷慨激昂、出自肺腑。这些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可都是社会精英啊。他们会上所说,同上次发言,观点完全相反,却是同一个思想敏捷、神志健全的成年人。会后,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道义上的不适,照样谈笑风生,照样饮酒吹牛。        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孔子老先生的话是多么苍凉与无奈:“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悲乎!        另一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上面号召在全国县处级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组建了巡视组,指导开展工作。我被抽调去从事这项工作,当了副组长,巡视9个行政单位。组长是一个老同志,身体非常好,冬天仍然坚持洗冷水澡。巡视组的工作,是听班子成员一一汇报,让他们对所有班子成员作出评价,查问题找原因,如实反映。然后找他们单位的相关人员核实,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上级。几个单位听下来,让我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一是各个单位里,看似风平浪静,却都是杀机重重:班子成员之间,正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下级之间,真是一个个都是乌眼鸡,恨不得将对方吃了。相互揭发之狠,上纲上线之高,相互都恨不能将对方致于死地,让我大开眼界。而我们的组长,因为经历过文革洗礼,对这一套非常熟悉,安之若素,在私下和我的交流中,颇有可以大干一番的豪情,让我有点发怵。后来,我因另有任务,提前离开了巡视组。幸亏后来上面没有将这一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不了了之,否则,后果还真难以逆料呢–至少我相信,如果继续下去,开批斗会将充满火药味,而且马上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人,也不在少数。而现在的战斗,再也不会象文革那样“文斗”了,只有武斗,只会更狠,更斩草除根。      三      现在的中国,文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情况,事实上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官民对立比当年严重,贫富不均比当年更加加剧,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低到没有多少人相信政府的承诺和所有的辩解的地步,流动人口或失业者比当年更加众多,民意中的暴戾之气也比当年旺盛。这几年,我们社会上发生文革的气氛根本没有消除,而是越积越多。官场上,只要看看各地对唱红歌的趋之若鹜,就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社会上,只要看看网络上有多少暴力语言,就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      四      一个社会,起关键作用的,是三种人:官员(有权)、知识分子(有智)、商人(有钱)。   官员中,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的人,在权利面对,未必会反对文革。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因为对文革的不了解,常常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我在八九十年代的经历,让我相信,一旦文革发动起来,官员中积极参与的,至少占半数以上。而知识分子,更让人心寒,大多是骑墙派,几乎绝大多数都会“积极参加”。        对文革,知识分子里,除了巴金、冰心等老作家作过真心的忏悔,更多的,都是以无辜者的面孔出现。我所知者,浩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功臣,刘绍棠则认为挨打是应该。哪怕如梁晓声这样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也在为文革中知青运动高呼“青春无悔”。原来以为张艺谋是一个有点国际视野有点良知艺术家,不料,作品每况愈下,也不过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不过,想想居然有100个知名的作家,能堂而皇之地为那篇扼杀艺术的讲话做帮闲,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可都是中国作家的主流,都是当朝当红的精英人士!“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喜乎?悲乎?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大艺术家们。齐白石、徐悲鸿运气好,去世早。除了林风眠先生,其他的大师如李可染、傅抱石、黄胄、石鲁、黎雄才、关山月……哪一个不是在饿殍遍野的时候、在一片哀鸿中讴歌盛世的?真是“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如果说,在当时强作欢颜还情有可原,那么,等到文革结束,他们中有谁曾对自己的颂圣行为忏悔呢?可有谁曾想将功补过再作《三年大饥荒》、《饿殍万里图》、《文革武斗惨状图》呢?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听说过。他们都说自己是受害人。        商人呢?只要不要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愿去理会法治还是人治的,在当下,谁不知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头上弄个红顶戴戴?巴结官员都来不及呢。只是聪明一点的有钱人,早就办好外国护照了,是法律上的外国了,但是,人还在,心还在,依旧在赚中国人的钱。他们当然怕文革,但是,他们有了后路,也就无所谓了。      五      我们离上一场文革有多远?        从时间上说,如果从开始的1966年算起,有46年,如果从结束的1978年算,也有30多年了,但是,文革的思想思维依然,我们并没有清算过,从社会文化上说,我们还没有走出文革。看看现在到处依然红歌嘹亮的场面,就不会觉得奇怪。我以为,我们全社会离上一场文革的心理距离,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如果要发生文革,只要中央有一声号令即可做到。上一场文革,从《人民日报》发社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全面发动,因为传播问题,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现在传媒发达了,只要领导人在中央台作个直播讲话,全国所有的省市县电视、广播电台都会同步直播,全国除了港澳台就可以实现全覆盖。讲话一般为30分钟。我估计,待讲话一结束,不用号召,肯定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从开始讲话,到全面发动,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当然,发出这样的号召完全不必用文革的词句,但可用文革之精神,即以一个神圣的名义,从内部寻找敌人,挑起国民的内斗,统治者从中渔利:如惩治卖国贼一个不留,如消灭贪官腐吏绝不手软,如打倒不法奸商大快人心,如为富不仁天理难容,如破坏环境天诛地灭,如误人子弟教师可杀、医生害人不打如何平民愤……不论提出哪一条,都足以点燃全体民众心中的怒火,都足以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真理在手,只待缚住苍龙矣!      六      当然,这一小时里,会有少数人抵制。但是,只要是上面有“诏书”,有“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到处都是,这些敢于抵制的少数人(不会超过1%)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在24小时里就消失了。企望有能够抬高一厘米准星的人吗?对不起,据我所知,没有。如果有,可能已经被同伴打死了。        这一小时过后的23小时里,全国会进入狂欢状态。那一套原先熟悉的状态,会瞬息之间复苏。红歌、红海洋会马上出现,口号声、枪炮声、呼救声会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会陷于一片血海之中。        文革的实质是什么?是无法无天,是践踏法律。而现在,法治精神又有多少呢?         七      现在是多事之秋。东边钓鱼岛事件,南边黄岩岛纠纷,西边有疆独藏独,北边有青皮光棍玩大炮仗。外患之大,莫过于莫明其妙的总与北极熊结盟,莫过于匪夷所思地总与山姆大叔为敌。        但是,但是,同要发生文革的内忧相比,我以为这些外患都不过是疥癣之疾。   我不知道文革隐患能否会在二三十年内消除。   我不乐观。   因为,一小时的时间,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可能发生。   我们距离文革的浩劫,就只有一个小时。   谁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摘自《凯迪网络》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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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温家宝: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全文)

  温家宝总理在清华大学演讲!           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来清华看望同学们!上次我来清华的时候,同学们向我提出,说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经常在国外的大学里演讲,能不能在国内的大学也作些演讲,并邀请我来清华作一次演讲。今天,我是来兑现承诺的。      走进清华园,看到同学们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心里非常高兴。清华是一块教育和学术圣地。清华园人杰地灵。一百年来,从这里走出了许多中华民族的精英,可谓人才荟萃,桃李满天下。“水木清华”,“婉兮清扬”。我年轻的时候读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文中描绘的宁静恬淡的意境,至今记忆犹新。清华大学已经有100年的历史。10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为期颐高寿,但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却正值盛年,或者说还是青年。我祝愿清华大学永远年轻!      站在这里,我首先想起曾担任过清华教授的梁启超先生。1914年11月梁先生第一次来清华作演讲,题目是《君子》。他引《易经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勉励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我以为,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校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就成了清华的校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强不息”的品行,是古代先人的智慧和境界,它深深地融入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的身心意识中,使其刚健而不屈,独立而不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作为客观事物的发展,以其“刚健”的品格,自行运动着,真正有见识的“君子”当知天时、任时命,顺应“天道”自然规律,以“天”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推动客观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厚德载物”就是要像大地那样广博宽厚,容纳万物。这是我国古代人生修养的积极方面。孔子就说过:“宽则待众”,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不念旧恶,怨则用希”。孟子主张“君子莫乎已,与人为善”,“利人者即为,不利乎即止。”厚德,就是要加强道德修养。清华老校歌中说:“器识为先,文艺其从”,意思是说上学受教育,首先学习的是“气度”和“胆识”,学文学艺是第二位的。这里的胆识和气度其实就是泛指做人的问题,文艺其实就是为学的问题,为人与为学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华精神集中表现于两个命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这两种精神,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内忧外患,历经磨难,仍得以繁荣昌盛,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品德。      清华大学历经百年沧桑,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在老一代清华人的身上,充满理想主义的情怀,他们不仅有着卓越的才智,而且满怀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坚韧,表现出为国家和民族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清华一位老校长说过:“我们的清华大学,我们清华大学中的每一个成员,不是离开国家、离开人民孤立地存在的。我们学校的命运,我们学校中每一个人的命运,是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命运密切地联系着的。”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南迁西南边陲,敌机狂轰滥炸,物质条件极端恶劣,但没有改变师生勤于治学、弦歌不辍的斗志,一大批学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成才的,一大批老师也是在这里创造一流业绩的。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清华人第一次践履“我愿以身许国”的忠诚誓言,隐姓埋名从事“两弹一星”研究工作。有的虽然留学海外,但在获得学位后不到10天就返身回国参加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师生踊跃投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时代强音,取得高温气冷堆等一大批先进科研教学成果,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我的事业在中国”的豪迈誓言和爱国情怀。长期以来,清华人在真理面前不苟且,不低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困难面前逆势而上、敢于担当。今天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承担着将来建设国家的重任。怎样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也是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借此机会,在这里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这五千年是在艰难曲折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从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时代开始,经历过几十个朝代的更替,几十次分分合合。远的不说,就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距离我们这里不到一里之遥的圆明园遗址,就是祖国母亲身上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见证。虽然历经磨难,但我们的民族没有倒,国家没有散,愈挫愈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我们有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民族精神。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此,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走过“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弯路,犯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我们搞了多年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探索中前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不成熟到成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和实践,走符合国情的道路,使社会主义得以巩固和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生产力仍不发达外,还存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又出现一些如收入差距扩大、司法不公、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新问题。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真正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但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自由平等。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内涵、形式、途径都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为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一定基础。必须继续前进,而不能倒退。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关系到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时代的潮流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任何政府如果不加以监督,任何权力如果不加以制约,都会蜕变和腐化,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之所以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就是要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建立有效制约权力、并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的制度。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源泉,领导者应该恭敬人民,相信人民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从而依靠人民。      我们党从革命到执政,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以及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职能和领导方法就要相应地转变,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宪法和法律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具有任何人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是执政和治国的基石。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坚持司法独立和公正,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为大众所分享,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势必威胁社会稳定。必须毫不动摇地改善民生,改革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还要看到,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发展权利,让每个人生活得有乐趣、有尊严、有安全感。面对社会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只要我们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就会充满信心。我希望,在我们的社会,有对人心、人道和人本身的尊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选择和发展机会,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倡人间的同情和关爱,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社会的每个角落,让人间永远充满青春、奋斗和自由的气息。这是公平正义的真正内涵之所在。      自由平等是对每个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利。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思想的争鸣中萌发的。中国要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要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提倡独立思想和批判思维。社会活力和凝聚力来自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自社会文化的“个性化”,来自崇尚理性、尊重科学的精神,来自国民教育的普及。要创造更加平等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人民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逐步推进,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民主道路。我们相信,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懈地奋斗,一个繁荣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一定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今天和大家谈谈心,我感到很高兴。我们从清华的校训、清华的精神,谈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从我们国家的历史,谈到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其实,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在我的一生中,经历过许多真实的苦难,这些苦难使我懂得了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灾难太深重了。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爱我的祖国,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都浸透着对我们民族的爱,都流淌着对伟大祖国的深情。我的一切都是祖国和人民给予的,即使将来我化为灰烬也属于祖国。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深受无数为救国救民和民族独立解放所献身的志士仁人的影响。孩提时代,母亲给我讲爱国英雄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人民,我一边听,一边流泪,立志长大后要报效祖国,献身人民。祖国和人民培养了我,给了我服务国家的机会,我也为祖国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今天,我已年届七十,即将退休了。我将回到母亲身边,回到群众中去,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祖国和人民。      清华大学建立以来,为共和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以渊博的学识、聪慧的才智和严谨理性的气质,诠释着一代大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箴言,上续民族惠民,下行“内圣外王”之道,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不计名利,忧道不忧贫,始终保持高尚的境界和爱国的热忱,在艰苦的环境中洗净铅华,彰显本色,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今天我们要培养和重塑民族的道德理性,就必须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营养,倡导心存敬畏、行已知耻、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观,对社会要有奉献精神,对他人要有责任感,对弱者要有同情心,养成情操高尚的人格。这不仅是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尊重,更是人的自信与庄严。我相信,新一代清华人一定会牢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大力弘扬清华精神,努力学习,勤奋成才,将来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谱写清华大学更加辉煌的篇章!               本文来源: 清华大学新闻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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