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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有一则邀请世界各地共享空间联署的“共享工作空间宣言”(co-working manifesto)，道出了共享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建立“信任小区”：“我们奉行以下价值：合作而非竞争、社群意见比个人议程重要、参与比围观重要、做比说重要、友情比形式重要、敢于尝试而非追求安稳、不断学习、永远把人放在第一位、关注生态系统而不是价值链”。” 引言：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推动该市成为“共享城市”(sharing city)。什么可以共享？停车位、孩子的衣服、各种工具、小区空间等，都可以在不同时段拿出来。只要大家在小区建立共享文化，资源运用便会更为有效，社会可以更美好。 共享 VS 私利 我在九月底与三十位参加“MaD创不同旅程”的香港年青人考察首尔的社会创新。选择首尔，是因为自称“社会设计师”的朴元淳市长在去年底当选后，以社会创新和共享精神作为施政理念。他率先开放政府的办公楼及会议厅，让市民在晚上使用；他也成立了“七人委员会”，由市民自荐出任，每隔数周与市长会面，批评他的政策，而他则会谦虚聆听，把意见写在不同颜色的post-it贴纸，贴在办公室墙上。 他更推动首尔成为“共享城市”(sharing city)。 “共享精神”由开源(open source)软件运动带动，是社会创新和范式转向的大趋势。 共享或分享并不是什么高深和崭新的概念，是“有福同享”的人类交往文化而已，例如妇女之间互相交换食谱，就是“共享”。这种对资源和创意的开放态度随着商业社会把发明和产权专利化及以法律垄断使用权之后逐步变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群硅谷的软件工程师由Linux牵头，响应大公司对软件价格的垄断，鼓励开源。 开源运动发展十多年，能量越来越大，网上的免费计算机系统、软件和app都很多；在版权领域有“创意小区”(creative commons)，版权持有人愿意与人共享创作，不独揽版权。开源背后也是“流通”的价值，由美籍印裔青年沙文 . 可汗 (Salman Khan) 创立的免费网上补习社Khan Academy是“开源教育”(open source education) 的表表者，连盖茨基金会也乐意拨款支持。在政府，共享精神是“开放管治”(open source governance)；在工作间，则是“共同办公空间”(co-working space)。 开源运动把“由谁拥有”的概念重新定义，让公与私的界线模糊化。它始于朋辈协作，理念务实；不过，在市场主导及利润最大化的心态下，要鼓励共享，就似乎要与“独家”和专利背道而驰。 Good Lab: 共享工作空间 根据美国Deskmag 网，旧金山是“共享工作空间”的发源地，全球的共享工作空间在过去七年发展迅速，已有超过一千七百个。据Deskwanted 网页统计，这些空间逾四分三在欧州、美国和澳洲，亚洲城市才刚热起来，估计在未来数年会遍地开花。现时新加坡有一个Hub，开张三个月收了逾百会员，而上海早有“新单位”，是个创意工作小区。 在香港，我与谢家驹博士、张瑞霖及魏华星等刚在长沙湾启动二万平方呎的Good Lab(好单位)。我们希望它是个促进合作，为社会创新提供资源，令创意变成行动的小区。在那里，没有狭窄的木板隔间房，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桌，会员每天想坐哪里也行，像家也像咖啡店。Good Lab的目标，是让社会创业者与各行各业的志同道合朋友连结，建立互助和创新的网络。因此，空间除了有办公桌、免费上网和咖啡，也会长时间开放，并定期举办多样化的讲座和工作坊，让更多人明白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Good Lab以社会企业模式运作，收入靠会员和活动收费，在启动时得到恒基及RS Group的赞助，期望能尽快达致自负盈亏。 我相信“共享工作空间”将会是个新的工作模式，它能有效响应创业的昂贵成本，也能协助社会创业项目的启动。在香港，大多数年轻人都在打工，甚少出来创业，其中很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创业成本高，单是租金一项就足以吓倒很多人。但时代在变化，有很多事情可直接通过互联网处理，早期的创业项目也不需要很大的办公室，社会创业则更需要跨界思维的启发，寻找拍档和资金的机会和各方面的专业意见，这些都可在一个共享平台找到。  建设“信任小区” 在网上有一则邀请世界各地共享空间联署的“共享工作空间宣言”(co-working manifesto)，道出了共享空间的存在，是为了建立“信任小区”：“我们奉行以下价值：合作而非竞争、社群意见比个人议程重要、参与比围观重要、做比说重要、友情比形式重要、敢于尝试而非追求安稳、不断学习、永远把人放在第一位、关注生态系统而不是价值链”。 香港社会普遍缺乏信任，也缺乏跨界合作的方法，要建立“信任小区”似乎有点理想化。但这确是Good Lab的使命。在这个空间，规矩由会员共创（co-create），责任由大家分担，会员是来自十方各界的创革者（changemakers）──艺术家、学者、商界、设计师、IT 人、老师、环保工作者、创意人、社会企业家，他们要懂得“和而不同”，以“信任”作为核心价值，建立一个崇尚合作、重视参与、敢于创新的社群。若Good Lab及类似空间成功，将会带来思维改变和范式转向(paradigm shift)，香港有更多社会创业家，一起创造可持续、公平和具影响力的未来。 当下的香港面对着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严峻挑战，只有通过共享、信任、创新和跨界思维，才能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黄英琦：香港Good Lab共享工作空间创办人及召集人。） （本论文已全文发表过，此次是二次发表，原文首次发表在《装饰》杂志 2012 年第 11 期）

“中国人的公众场所60年来历经流变，，从“公家空间”，到“公用空间”，再到今天“公共空间”的初步萌芽。我们开始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在于其规模之大小，而在于其是否以人为本，服务于公众生活，不只是政治表达的工具。” 顾名思义，公共空间就是属于所有公众的场所，无论男或女，老或少，穷或富。中国人熟悉的公共空间有广场、礼堂、街道、公园，等等。但公共空间不仅仅只是个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空间之上的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包括公众自发的日常文化休闲活动，和自上而下的宏大政治集会。 1978年以前，在中国人的公共空间里，主导的人物是领袖、干部和群众，压倒一切的活动内容是宣誓、口号和报告。那时候的公共空间，其实只是“公家空间”。改革开放以后，在公园、街道等“公用空间”里，群众的自发性活动开始回归，而且花样繁多。进入新世纪，中国各个城市中规模宏大的广场遍地开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缺憾，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却从虚拟网络中抽出最稚嫩的枝芽。   公家空间：政治集会的场所 1949年以前，宏大的公共空间十分罕见，纵有一些公共表达的活动，大街是更加常见的场所，如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这一切在1949年得到彻底改变。建国前后，随着中南海被确定为中央政府的落脚点，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的修缮、扩建就破土动工了。浩大的工程之后，在原来的帝王宫殿之前，赫然出现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巨大广场。 在首都的规划问题上，苏联专家最终战胜了梁思成等本土学者。天安门广场附近拆旧建新的规模越来越大，更多宏大建筑矗立起来，如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等等。连同修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这里成了整个国家的“公共空间”，见证了60年以来每一次的重大政治活动，例如开国大典、五次国庆阅兵、文革时期的大接见等。这里是中国人“公共空间”的典型，所有的活动都是有组织、目标明确的。公共表达也是整齐划一的。 在远离首都政治心脏的地方，宏伟的广场暂时还难以复制。革命政治功能的载体，于是被各式各样的“礼堂”所取代。甚至在偏远落后的乡村，顶上一颗硕大红五星的礼堂也并不少见。工人、农民、学生在劳作之余，“集中”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仪式， 广州的小洲人民礼堂。 50年代大规模建设后的天安门广场。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公用空间：公园里的百姓生活 1978年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集会越来越少，广场和礼堂里的政治仪式也慢慢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褪去。群众空间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成为“公用空间”，比如城市里的公园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很多在史无前例期间遭到破坏乃至关闭的公园，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例如北京市的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于1971年2月关闭，1978年3月重新开放。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成群聚集在公园里，不再是为了某种事先规划的政治活动，而纯粹是个人化的散步聊天、唱歌跳舞、交友恋爱。 更难能可贵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当代中国艺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星星画展，就是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办。北岛领衔的《今天》群体，在玉渊潭公园连续举办了两次诗歌朗诵会，一次虽然天气不好，依然有四五百名观众，另一次则有近千名。作为民刊的《今天》，还曾在紫竹院公园举办过一次作者与读者的见面会。这种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的活动不仅空前，而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有绝后之势。 即便是主题和过去并无二致的政治集会，公共表达也开始出现个性化的内容。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在政府组织的天安门游行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据称这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行动。标语的内容虽然还是和领袖有关，但已经变成了对话式的问候，而不是膜拜式的万岁。在这张著名的照片上，大学生们潇洒的步伐、自由奔放的笑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对那个开放年代的重要记忆之一。   1978年之后，城市里的公园给人们提供了谈情说爱的空间。 星星画展1979年开展，被称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起点。 1984年国庆，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 公共空间：期待从网络走进现实     礼堂的消失 从1990年代开始，“商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大潮，所有的东西都要为之让步，包括曾经最为神圣的广场和礼堂。不消说，各式各样的礼堂早已褪去了政治的功用，尚有利用价值的，变成了歌舞厅、录像厅、展览馆，而小城镇的礼堂大多在岁月的风雨中日渐衰败，终至坍塌。就连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商业的身影也随处可见。 国家引导并培育了人们对商业的热爱，人们的公共意识也在同步消退。在改革开放之初，非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肃的问题，而到了今天，人们都退回了自己的领地，这样的问题甚至连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了。   “新广场”遍地开花 受惠于经济的腾飞，大到人口上千万的大都市，小到几千人的村镇，形形色色的“新广场”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它们的名字叫“人民广场”、“市民中心”、“城市广场”，不一而足。好像一场新时期的跃进比赛，它们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巨大。 然而，这些地理名词上的“公共空间”，与公众活动大多数处于割裂状态。一方面，其政治功能弱化，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承担浩大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公众自发的文化、休闲活动也很少在这些空间上演，更别说公共表达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广场弥补了中国城市缺少公共空间的遗憾，却大多流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与民众的生活无关。   公共空间的雏形在虚拟空间出现 在现实的空间成为公家空间、公用空间、唯独没有成为公共空间的时候，从论坛到博客再到邮件组，直至今天的豆瓣、饭否和Twitter，虚拟的公共空间开始出现。网络上的互动极其活跃，而且还推动了现实中公共空间的成长。各种网友聚会打破了年龄、职业和地域的界限，更多的是精神认同，而非外在的身份认同。 近年来公民社会的成长，得益于网络的十年培育。从最初触目惊心的话语暴力到“打酱油”、“躲猫猫”，说明公共空间的话语规则逐渐形成。从虚拟的公共空间，到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也有可能是一道天堑。即使是天堑，迅速成长的公民们也终将跨越。   结语 中国人的公众场所 60 年来历经流变，，从“公家空间”，到“公用空间”，再到今天“公共空间”的初步萌芽。我们开始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在于其规模之大小，而在于其是否以人为本，服务于公众生活，不只是政治表达的工具。 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空间的涵义更加广泛，它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他强调，在公共空间内，公民间的交往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以公共事务为话题的“公共交往”。显然，我们距离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还遥远。

“他花十年的时间说服台电拆去围墙、整理社区；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去联结一栋社会福利馆、一座有屋顶的路桥和宜兰河上的步行栈道，为了让严整的机构打碎淹没在环境里，让地貌可以被意识到，让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他也在各个建筑项目的缝隙里悉心布局了道路，让它们缩小、曲折、安全，让老人和孩子有更舒适的步行。” 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每一个建筑都好像一段乐章飘在街巷里，期盼着下一段的到来。 这是在宜兰看建筑师黄声远的房子时常有的感受。 一个冬日寻常的下雨天，黄声远带我们信步走进宜兰的田野街巷，看他和伙伴们在地二十年做过的大大小小的房子。他脚步不停，语速飞快，手势悬在半空，一路走，一路连，几乎没有放下来过。一座房子，连上一段路，然后是一座桥，旁边再一座桥，隔开几十米，再一条路，再一个房子……如今的宜兰，遍布黄声远和伙伴们的建筑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公共建筑，它们星星点点地分布在街道、稻田与河流之间，每一个点都以未完结的姿态，继续生长，彼此呼应，勾连起一个流动而充满可能性的公共空间。 2012 年 12 月，黄声远和他带领的“田中央”联合建筑事务所的最新作品，宜兰罗东文化工场，获得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公民建筑奖。这一年，黄声远 49 岁。 在领奖现场，黄声远温柔地向这座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县城宜兰致敬：“每一个小地方都需要相信自己能够往前连接历史，往后建构传奇……宜兰就是宜兰，不疏不密，城不是乡的下一步，乡也不必为了城扭曲……田中央有幸身在其中。” 1993 年，台北出生、长大的黄声远，带着耶鲁大学建筑硕士的学历和美国著名事务所的工作经验回到台湾，一头扎进宜兰，一待就是二十年。他与镇里上上下下打成一片，城镇乡大大小小的设计工作他都做，盖房、修路、做景观、做规划。他的工作队伍，从最初的一个人、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将近三十人。因为大多数工作都是在田野之间完成，伙伴们亲昵地称呼自己的团队为“田中央”。 黄声远和“田中央”一直坚持只做“离宜兰车程三十分钟以内”的项目。 “我们就在这里，就住在宜兰”，黄声远坚持，“设身处地”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使用者需要，而这一点对于公共建筑，至关重要。很多建筑师事务所从一个专案从开始到完成只见甲方两面，第一面签合同，第二面交货；“田中央”不同，他们和建筑的使用者和建造者生活在一起，随时待命，随时到达工程现场，与施工队一起讨论，发现需要修改和弥补的地方，时时调整。除了做设计，“田中央”的成员甚至还熟悉砌墙、木工或者焊接技术。 在黄声远看来，要“从生活细节往上构架”，一座城市才不会无序地扩大，而只有“在地”，才可能细细打磨出这些符合理想城市的生活细节。 他喜欢在宜兰四处走、四处看，看见哪里不对劲，就想说，这里可不可以改一改。这些“不对劲”，有时是人行道的位置，有时是一栋房子开门的方向，有时是被马路阻断的公共空间……如果暂时没法改，就存着念想，一旦有哪个专案涉及，早就写好的计划书立时交上，念想才可能变成了现实。在公共建筑严格的预算和繁复的审批和中，黄声远和伙伴们早就习惯了以十年为计时单位的工作。 他花十年的时间说服台电拆去围墙、整理社区；他用十三年的时间去联结一栋社会福利馆、一座有屋顶的路桥和宜兰河上的步行栈道，为了让严整的机构打碎淹没在环境里，让地貌可以被意识到，让人们可以自由出入；他也在各个建筑项目的缝隙里悉心布局了道路，让它们缩小、曲折、安全，让老人和孩子有更舒适的步行。黄声远说：“人们一开始会好奇我到底要建什么，怎么这么多年也建不好。我慢慢让大家明白，我们做的不是项目，也不单单是在建房子，而是环境改造活动。” 二十年里，宜兰县换了四届政府，政党轮替了两次，“田中央”的“专案”始终不结，建筑师也迟迟不走。人们送他们一个戏称：“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 黄声远说自己越界做了很多规划的事情，在宜兰县政府一个一个单独的项目里，埋下了脑海中早就有的理想城市的规划图景。他相信不管有多少麻烦事，自己终究能做成，因为“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而“政客一定会下台的啊”。 什么是黄声远心目中的理想城市？他这样说：“她要可以让小孩安全地骑车，进出政府机构像进出自家后院，而且，发生过的故事，以后还都找得到痕迹。” 那么，什么样的建筑才可以构成这样的城市？ 2013 年初，我们邀请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建筑评论家朱涛与黄声远对谈。黄声远和田中央在宜兰的建筑实践被视为华人世界公民建筑的典范，他们的经验是什么？又是什么机缘，让黄声远和“田中央”扎根宜兰？他们的经验，能够在其他地方复制吗 连接与可能性 朱涛（以下简称“朱”）：你被公认为台湾“在地建筑师”的代表之一。很多同行都佩服你在宜兰持续近二十年的空间实践，帮助强化了宜兰地区的地方身份和特征。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你的工作：一来，你一直在建筑和地景语言上努力探讨和表现宜兰特色；二来，我觉得你的工作更富特色的是，你不光设计单个的房子和地景，还经过多年努力，把你那些分布在宜兰各地的作品，利用各种外部公共空间，街道、桥、公园等，逐渐都串连起来，形成一条条连续的地景廊道。有些地景廊道的伸展范围已经相当大了，有了区域性尺度。但你还在继续“栽培”，让它们像超级藤蔓一样，持续生长、蔓延，连成“地景网络”。你为什么老是连来连去的？ 黄声远（以下简称“黄”）：有一个原因：台湾的公共政策。你做完一个房子，没有什么机会去修正它。一个房子做了以后，其实是有生命的，它会坏掉，也会因为我们的年幼无知，因为我们被厂商骗，材料用得不对，对人的估计也会错误……既然它一定会在一个什么地方是坏的，那我后来想出个方法应对。比如西堤屋桥，后来修过很多次。开始犯了很多错误，材料不了解，漆也不对，后来我知道，要面对时间这个事情，要有一些策略。大多数的材料，最好还是它原原本本的材料，凡是有套路的建筑系统里面的一部分，通常都会有事。因为建筑系统本来设计得就是要更替的，这样才可以花钱。可是政府的预算是不会有后面那一笔的，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在它旁边搞另一个 project 出来，这个 project 可以伸手出来去救原来那个。因为你不可能花钱再去改原来那个。真正认识到设计的核心部分，取得一个重大价值，细节慢慢修正，这个在私人住宅可以的，但是公共建筑根本不可能。我只好在它旁边再搞一个什么东西。没办法靠得很近，就得离稍微远一点，中间再搞一搞，我才有机会让所有事情是在一个永续的状态。我们开始也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改，所以需要实践，需要动手做才知道。所以我都是逮着机会就做做做，做的过程里会有体验。所以说我“连来连去”，动机跟这个有关。 朱：你光说用后一个修复前一个也太简单了……比如你修西堤社福馆，一栋建筑觉得不够，非要从基地里伸出一个西堤屋桥，超出边界，跨越公路，到达宜兰河边，在河边修一个观景台，然后继续在过河的混凝土桥旁边修人行道桥，一直把“气”贯通到河对岸——这显然不光是为了修复自己，而是为了两岸的连通。城市空间的打通，我觉得你是一以贯之的。可能一开始是做单个建筑物，但不知什么时候，你开始 zoom out ，开始画区域空间联结，想生发出更整体、更大尺度的能量。 黄：我有个奇怪的个性，你看我都不喜欢跟人家约时间。我也不喜欢被绑住。一旦觉得被卡住，就很不舒服。比如西堤屋桥到了堤防上，面对着宜兰河。我觉得河比湖厉害，呜地就出去了。做宜兰河的时候，我才知道水是这样流的，水有削切面和堆积面，削切和堆积，我想让两岸的不同被感觉出来，想要让这个河被意识到，而想要感觉出来，人最好实地去体验。 那个步行桥（津梅栈道）真的做了好多好多年，都不知道怎么算它开始的时间。我一开始异想天开，说可不可以装个电梯，一个按钮，呜就划过去。还想过在河里拉筏。但（这里归）河川局管，几公里几棵树都管得紧紧的，所以很多最初的设想，技术上被调整成今天的样子。（当时）怎么一脚踢，踢进去，我们也不晓得。（能做的）就是含在嘴里，不要放，一直关注着。郝柏村上台，“中央政府”要扩大内需，一下撒钱出来，地方政府一下不知道钱要往哪里花。可我们做设计的一早就想好，做社福馆时就想，这里通不过去有点难过，于是伸一只脚在这里，设计先做好，等扩大内需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把图给你了，弄不好大家高兴把它给做了。可是要做横跨宜兰河的桥，要花更多的钱。当时赶上一个“竞争型城乡风貌”的热潮，全台湾讲究工程要减量，所以一定要看不出来，才要得到钱，如果是凸显性的就要不到钱。所以那时我们想到，在河旁边做一个裂缝，那个裂缝其实就是椅子，可以坐，我想象中秋节，河两岸的人可以一起看月亮……一千人一起看月亮，那是多么壮观！ 我们这个年代的愤青，你总是看到一样的努力产生不一样的命运，就觉得不爽。有一个议员，每次去申请水泥桥，他只要改变桥的弯度，下到哪条街，那条街马上就被改变了，对面的能量通通被吸过来，乡村的能量全部被吸进城市，没有倒灌回去。我一直觉得，要想个什么办法，让这些能量倒灌回去。 这些思路，老实讲没有多少头绪。我们的人生就只有那么点时间，能够让它挣脱现在的、闷在那里的感觉，能够动就先动。我纯粹是想要挣脱一点什么东西，没有深思熟虑。可是每件事情我们都没有把它做绝，都只做了一个头，我会很小心地保留可能性，因为知道随时可能有新的东西、新的计划出来，只做一个头，必要时还可以扭过去。这是蛮有意思的。 朱：你这里说的是策略上可以很灵活，每一点都是比较开放的。但是“连”的这种意识，你不妨好好想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描绘的动作都很生动，比如“不愿意闷在那里”、“疏通”、“倒灌”……这种对“空间能量”的形象化体验和描绘，我觉得很重要。刚才你提到，一条高速公路修过来，整个区域空间格局全变了，老城可能迅速衰落，郊区可能迅速修建起新区；很多河流在历史上曾是重要航道和地景廊道，但铁路、公路一通，它们便迅速没落。你的工作室最近就在帮助宜兰修复过去的水道、水网……不管具体策略上多么灵活多变，或者迟疑不定，但是这种“连接”意识的确不是典型建筑师的思维，因为建筑师的做法是受片段化土地开发模式局限的：单个地块划定边界后，独立业主在里面该修多大的建筑，你建筑师给我修出来…… 黄：对，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干建筑师了…… 朱：通常建筑师对城市的地面、水流，所有的大尺度的连续性，实际上是不在乎的，他也没责任、权力去在乎。但你这种“连接”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东西你觉得“闷”，要往外长、往外冲，一连二十年，发现好多东西连起来成了网路。其实在你这里，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地景设计，是合在一起了，甚至从城镇规划到区域规划都在做。 黄：你讲得有道理。我曾经出了一次台湾的建筑师考试的题目，一个题目让所有人都大为惊骇。我是反过来出的题，我照了照片，里面有一些房子，请建筑师们做出它们的基地。让他们想，这个基地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应该要有什么功能。很多人是完全做不出来的。 朱：这让我想起来，我的导师 Kenneth Frampton 作为建筑史家特别重视地景。他有时说建筑不可能了，只有整体的地形、地景设计（ landform ， landscape ）才能修复城市空间的连续性。因为当代建筑就是一个个孤立的 object 。传统的城镇是有连续性的，它通过街道网、通过低密度的城市肌理实现空间的连续性。但现在的私有开发，就是划分地块，各自往上修房子而已，只剩下地面才可以维持或修复连续性。通常的建筑师，做房子有红线。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有红线？是不是宜兰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上来就根本看不到红线…… 黄：我们大部分的 project 都是这样……比如礁溪林宅，看起来是个住宅，可它摆明了又不是一个住宅。主人一直跟我说，他要回妈妈家去吃饭，他们村子的人也可以统统到他们家来……他家根本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来到宜兰后，我才发现，其实不是有产权限制，公共性是可以渗透到我家客厅里面的。这些人确实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所以空间都是流动的。（朱：不受产权界限影响）。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感受：你去主张你的产权，是一种丢脸的行为，是在那个社会会被唾弃的行为。这确实是宜兰的经验，我在台北和台东就没这样的经验。我非常讨厌他们要在兰阳溪口做什么社区农地重划。下一场大仗我不惜跟县政府翻脸——它要在兰阳溪口做社区的农业重划，就是为了取得公共设施，把它划出一些地块，可那些地块一定会是台北人买啊。那么漂亮的地方，台北人一定可以出一个比较高的价钱拿下来。那是咽喉之地啊，三条水汇合的地方，宜兰最有象征意涵、最敏感的地方！那个地方怎么可以把它拿来，规划得让它有被私有收购的可能？这是伤害我感情的，理论上政府应该买下来，然后去补偿那些人，替大家贡献所负担的损失……我好不容易选择做建筑这一行，就是我还以为建筑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一些事情。老是觉得，搞空间的人可以让我们解放。去当建筑师和这个有关，结果自己把自己绑住了，只能在框框里做…… 朱：这涉及一个空间政治问题。我们在说“连接”，连通的主要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你好像特别不赞成宝贵的公共开放空间被私有开发占据。比如，你宁可在宜兰火车站门前广场，花巨资修“丢丢当”森林，占据地盘，彻底杜绝以后私有资本开发的可能性——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大部分的建筑师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在产业链里，建筑师往往处于很下游的环节，在开发商决策的下游。 黄：我非常不喜欢在别人的下游。总有一个方式我要翻到他上面去。我如果是公共，我就最大。谁会比“公共”更大呢？而且，我觉得“空”最大。好多地方给了我们这样的经验，反正趁机会，只要他一不注意就把它挖空。通常政府不会让你“空”的，有空地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塞”东西进去。政府想要制造很多“面包”——感觉上我做了很多事，可以被数得出来的东西。可是如果是这样子，假设我们罗东文化工场盖一个房子，里面有很多功能，换了一个党上台，新上台的会说，哟，我们再盖一个把它包起来——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好险的是，换党的时候要降低预算，我们就趁机把上面的给它铲掉。你看到就像个废墟一样，整个上面一层完全是空的。拿掉了之后，我觉得好高兴。从此以后它就自主了。空了以后，就没有人敢再让它往上加东西。我也赶快去计算，把结构的强度降低，让结构的强度不能再支撑盖回来。我很怕下一任政府想要再加盖什么东西。保持它是空的，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没品位到，硬要加盖一个什么东西。掌握了这个“空”，就掌握了一个时间上的优势。因为你不管怎么换，这个东西先护住了，掌握了这个“空”，不管怎么变，都不会变得太多。 朱：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理想中的公共空间，一是绝对不能被私有开发占据；其次是，即使是公有的空间，你也希望，从剖面上、从地面上，尽可能留“空”来营造无穷多的可能性，而不要被限制死？ 黄：对，还有我觉得用它的人都需要付出代价，都需要努力，要奋斗才可以用到它。不能说分到他就是他的，“公共”不是这样分的。我总喜欢在“空”里引入不稳定的软体，这让很多人不愉快。像文化工场的美术馆做成一个漂起在三楼的东西。美术馆负责人非常生气啊，他说我们的画放在一楼都没人看，放在三楼谁要看啊？我觉得说，你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的画根本不好，我不要你在一楼随随便便给人看啊。放在地面就完蛋了，初一到十五全部排满，一群野狗扑上去，完全动弹不得，还占了一块地，把地气的那个“通”也破坏掉了。所以我直接把文化馆放到三楼。所有人都不理解我在搞什么。 朱：它也不能妨碍其他的可能性——像你说的三楼的画廊，上面在布展，下面还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事情。宁可把这个“空”给未来，给各种其他的可能性。 黄：对。忽然有一天它不是画廊了，不是就不是吧。如果一开始做死了，就很惨。这个思路按王俊雄（台湾建筑评论家）的解读是，我们这种出生在“戒严”时代的人，骨子里有恐惧，怕什么事情被人家说了算。他觉得说这是“戒严”时代走过的人心里的伤痕。 （张洁平：香港《号外》杂志副主编。） （本文有节选，全文刊载在《东方历史评论》第 2 辑，文章链接： http://history.orientalpatek.com/newsdetail.aspx?id=435)

很多人认为，王金平作为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并且高居“国会议长”，却经常充当“和事老”，不仅给民进党人留下好印象，还深深伤害了马英九政府。在正常的民主社会，“国会议长”难道不就是扮演各政党议员的统筹者和争议调解者？这种“以党领政”的传统思维已经成为国民党人的“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   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入关说，引爆国民党政治风暴。王金平否认关说，强调自己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国民党考纪会11日上午做出处分决定，王金平被撤销党籍。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党员若遭受撤销党籍处分，经过一年以上，可以申请恢复党籍，意即王金平最快一年后，即可申请恢复国民党党籍。 所谓“关说”的意思介于打招呼、说服之间。台湾人民超有文化，很多词大陆已经不用了。“关说”出自《史记.佞幸列传序》，“公卿皆因关说”，用言辞打通“关节”。也就是说，国民党认为王金平为了民进党立委召集人涉及到的案件，向法务部部长打招呼，此举干涉了“司法公正”。 根据《台湾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公职人员之关系人不得向机关有关人员关说、请托或以其他不当方法，图其本人或公职人员之利益。本法第八条定有明文。其中所称关说、请托，指其内容涉及机关业务具体事项之决定或执行，且因该事项之决定或执行致有不当影响特定权利义务之虞者。 事态下一步会怎样？ 台北地方法院11日下午证实，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已经委托律师邱太三，派人到法院递状提出“假处分”诉求，要求国民党将撤销党籍的处分暂缓送至台湾“中选会”，另外也同步提出“确认党籍”民事诉讼。 王金平如果依循前台湾“立委”许舒博模式提起上诉，在没有确定处分前，就可保留不分区“立委”资格，而且胜算很高。 许舒博曾因涉及中药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不分区“立委”身份差点丧失，最后却以1000万元新台币取得“假处分”裁定书，国民党被法院要求不得在审判定案前注销许舒博的“立委”资格。 在许舒博成功告赢国民党再度夺回党籍身份后，国民党已修改党章，明订“申诉期间，不影响考纪会决议执行，”也就是所谓的“许舒博条款”。在该党章的规范下，国民党员如不服党内处分，就算向法院声请“假处分”，也无法在申诉期间阻止国民党将决议送交台湾“中选会”。 因此，台湾媒体分析，如果国民党在做成撤销王金平党籍身份决议后，立即将决议送达台湾“中选会”，王金平将立即丧失“立委”资格，亦即将一并丧失立法机构负责人一职；届时，就算王金平再声请假处分，亦无任何实益；因为法院不可能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完成收案、分案、开庭等作业程序。 苏式政党的政治遗产 有关马英九与王金平的心结，不得不提及2005年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2005年，国民党完成了历史性的首次差额直选党主席，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成为新党魁。他用选票击败了党内最具政治实力的王金平——当年，王金平已经连任三届“立法院”院长。 过去百余年，这个自诩为“亚洲第一个民主政党”的权力交接从来都是“钦定”接班人，公众提前多年就能目睹接班人的成长。党的改革甚至远比地区民主化进程还要慢。 彼时，刚完成大陆“世纪之旅”的连战宣布不参选，但连爷爷没有表明自己属意的接班人是谁。当连战走到投票所投票时，他希望能留下这个历史镜头，彰显自己的让贤之举，因此在投票时多停留了几秒钟，配合媒体拍摄。但也因此，电视媒体事后通过技术手段证实，连战将票投给了王金平。 连战的决定，代表的正是党内大佬的真实想法。若不是马英九人气旺盛、实为党内最有希望在2008年胜选的人物，论资排辈远远轮不到他。1954年，江丙坤从政时，马英九才5岁；吴伯雄1973年担任桃园县县长时，马英九刚从台大法律系毕业。没有地方人马和党内派系支持的马英九，无疑是第一个从党内民主中受益的主席。 2008年以后，马英九开启了国民党深化改革之旅，包括党产的处理、地方派系的整合。中常会选举透明公开化，并且在有贿选疑云时，立即宣布改选。但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马英九的能力和他身边的学者政客们往往因为魄力和能力受到各种质疑。 2012年年初大选时，国民党曾经营造出极为团结的场面，几乎每个场合，马英九和其现任及未来的副手萧万长、吴敦义等纷纷上台演讲，连战、吴伯雄、王金平等党内重量级大佬纷纷站台，试图对外说明国民党无比团结，大佬们没有因为马英九启动的改革而与之产生心结。 但是这些大佬们的表现，显得毫无新意。在吴伯雄到场时，前排所有人均起立迎候，唯独萧万长岿然不动。直到连战到场，较连战更晚当上“副总统”的“微笑老萧”才赶紧站起来，频频致意。 这种特殊的文化，让国民党看起来极为不像民主社会的选举型政党，苏联式政党的文化展露无遗。比如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国共平台是最主要的途径，因此国民党党内的各个大佬极为重视自己的职位，以便于在两岸交流中获得自己的地位。比如国民党十八大时，为了调整各方利益，设置了八个副主席，被台湾媒体调侃为方便与大陆九常委交流。 在这次马英九与王金平的政治风波中，很多人认为，王金平作为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并且高居“国会议长”，却经常充当“和事老”，一些举动不仅给民进党人留下好印象，而且还深深伤害了马英九政府，比如一些法案，国民党籍立委明明在“立法院”占据多数，通过却很艰难。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国会议长”难道不就是扮演各政党议员的统筹者和争议调解者？“国会”难道不应该严格审理政府的每一项法案和决议？这种“以党领政”的传统思维已经成为国民党人的“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 台湾的政治制度与这种思维有很大的关系，国民党人在解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受到党内保守派（当年马英九也属于保守派，他反对“总统”直接选举）的影响。当年，改革派认为，直选符合民意，而且美国式“总统制”正成为所有新兴国家效仿的对象。保守派则坚持孙中山的“五权体制”，认为国民大会不能废除，过去的“总统、内阁混合制”可以有效制衡权力。最后的政治制度的确立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为了满足“以党领政”、延缓执政生命的需求，孙中山的五院制度被保留，“总统”也被允许直选。因此台现行“宪政体制”既不是“总统制”，也非“内阁制”，被称为接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总统”、“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三者之间的也常因权责不清而导致政局纷乱，王金平与马英九的冲突也与此有关。（壹读-台湾边角料有删节） （郑东阳：专栏作者，曾供职于凤凰周刊等媒体，历任记者、主任记者、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