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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IST CHANG PING YET TO RECEIVE A WORK PERMIT PUBLISHED ON TUESDAY 6 DECEMBER 2011.  Print  Send   français   Partager   In an open letter 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sks why the visa request by journalist Chang Ping remains unanswered. 6 December 2011 Donald Tsang  Chief Executiv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amar,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t.  Immigration Tower,  Wan Chai, Hong Kong Dear Sir Visa application by Mr. Zhang Ping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n organization that campaigns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wishes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case of Mr.  Zhang Ping , also known as  Chang Ping  (长平).

　　前几天，一位编辑传来本次作代会的一个花絮，请写稿。并未写，但却看到了这样的报道：除了选举中国作协主席和副主席，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通过新修改的《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新的章程明确了会员退会程序……。看到这里，很好奇也很疑窦，退会与否，纯属个人自愿，是最简单的一道手续，莫非还要繁琐的程序。 　　原来，在这5年中，曾发生过郑渊洁等作家退会事件，但因为《中国作家协会章程》并未规定退会章程，所以郑渊洁在退会时只是在自己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退会公告。作协发言人当时也承认，作协没有具体的程序规定，作家退会都是自己发个声明就可以了。难道这样不可以吗？我很不解，像郑渊洁这样的作家，靠自己的版税生活。他不想呆在里面了，觉得不好玩，要出来，公告一下还不行吗。难道还要申请。 　　中国作家协会，看来是个协会，但其实是衙门。衙门就有衙门的规矩，这规矩就是它的尊严。像郑渊洁那样，也太不把我作协放眼里了，说走就走，我这里又不是饭店。于是，我们看到了新修改的章程，“会员有退会自由”成了“会员要求退会时，由本会书记处会议确认后终止其会籍。”如此一改，条款的性质就是两样，原来退会自由的权利蜕变为作协批准的权力。让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不过是自己给自己一个面子。人家要退会，并不要你批准，别说提要求，连招呼都不打，微博一下就完了。你又奈何。 　　作为一个纳税人，我很关心这次作代会又花去我等多少银两。如果大会没事做，连退会自由都要当做一项重要章程来修改，我真的很心疼我们那被流水一样花掉了的钱。中国作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作家，他们的幸福指数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一国的作家可以比。除了他们劳动所得的版税外，我们纳税人还按月给他们提供不是他们劳动所得的工资（这里指的是那些专业作家），甚至还供养原本应该是联谊性质的作家协会，连同协会的所有活动，包括这次全国性的大会。 　　然而，作协这样的机构，如果原本是联谊性质的，但却全盘官化和行政化了。那一层层行政级别且不论，亦不论以上章程的修改分明是在彰显权力。联想到上次编辑约我写的那条花絮，如果可以钩玄，隐含的两个字依然是权力。“11月22日铁凝参加第八次全国作代会内蒙古、江西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当江西作家卜利华在发言中提到铁凝主席时，铁凝主席风趣的说：‘在这种场合请不要称呼我为主席，作为作家的一员，我更喜欢你直接称呼我的名字——铁凝。’卜利华说好。铁凝主席又笑着说：那你叫我一声‘铁凝’我听听。卜利华叫了一声铁凝，会场立刻欢笑声一片。”当然，网络上也一片笑声。这是部长主席放下权力的架子，但如果作协是联谊性的，主席就是一个普通的服务职位，就不会出现刚才放低身段的喜剧一幕。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一直呼吁高校去行政化，其实作协更需要去行政化。请看，部长主席，还有厅长主席，如果全世界的高校还有公办一说，但作协作为一个行业协会也有公办的吗。作协去行政化，根本举措，就是改变它吃财政饭的性质。现在的专业作家，以他们的创作能力，压根不用纳税人供养。作家不吃财政饭；那么，作协那些并不创作但吃行政级别饭的人，纳税人就更没有包养的理由了。当然，作协本身是需要的，只要作家有这样的需要。但它完全可以由一个行政级别的权力机构渐变为作家自由结合的权利机构。 　　最近，广东方面逐步向社会开放社团登记，其中包括文化类的社会组织。如果落实，它就兑现了宪法第35条的公民结社自由。这是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体制改革，有政治和行政两个层面。如果政改比较敏感，可以行政体制先行。以上说到作协变身，不妨可以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包括作协在内的一些民众性的社群组织，与其官办，不如重新登记为民办。一则作家结合的自由度更大，另则政府可以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同时理论上也可以降低纳税人的税负指数。 　　一石数鸟，理当为之。 　　 　　

　　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未来四年内，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公务员将全体接受一轮“职业道德培训”。……从全员轮训到加强考核，政策连出，显示出国家对官员道德危机的警惕。这是近期《南方周末》的报道，题目为“最大规模的‘官德轮训’”。 　　因为“官员道德危机”，所以要“官德轮训”。前者作为一种现象，无数官吏贪腐违法的现状，远非一个道德危机所能形容（更可怕之处，是官德败坏对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摧毁）。至于官德轮训能否解决问题，无待讨论，恐怕人人都能预见其结果（甚至包括出台政策的人）。 　　请看报道中江苏省公务员局培训处的一位处长如何推进这项工作：“除了上课之外，还要举行宣誓、读书活动、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这几乎全是花架子功夫。为官者入党时不是宣誓过了吗。如果那次宣誓不管用，这次宣誓就解决问题了。如此干活，我甚至可以建议这位处长，还可以两个人结成对子，一帮一，一对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确保问题不过夜…… 　　欲治官员道德危机，不是不可以搞官德培训；但比官德培训更重要的，是制度防范。权力失范，是官员道德破底的根本原因。当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恣肆，对大多数权力者来说，道德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利益的诱惑太大了。所以，当官员道德成为危机时，真正危机的其实是导致官员道德成为危机的那种制度。《老子》第三十八章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当道丧失之后，才讲究所谓的德。同理，当我们今天要提升官员的品德时，那已然是道本身出了问题。老子的道是衍化天地万物的自然之道，转用于本文，它指的是防范权力和限制权力的制度之道。因此，当官员的德、仁、义、礼普遍沦丧，以至要通过全员培训而振起时，因病下药，真正能化解问题的，不是礼、义、仁、德，也不是宣誓、征文、讲演，而是要有效构建一套能够防范权力并限制之的制度。 　　当来自纳税人的公款被吃喝三千亿用车三千亿出国三千亿时，官员的道德宣誓除了秀，还有什么意义。当官员贪腐的资产大规模流向境外时，丝毫不妨碍官员们讲演时比谁都道德。当买官卖官受贿行贿成为官场公开的秘密，官员的道德品质当然比任何时候叫得都响。据该报道，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一位县级组织部长，他直言不讳：“以我的经验，考察干部品德时，如果问了30个人，有个别人能说实话就算不错了。”没有真话与实话，这是官场生态一种，但它是道德问题吗，靠道德培训可以解决吗。 　　失道而后德，但此德是伪德；真正的表述应该是“失道无以德”。道德，道德，由道而德。因此，有道才有德，无道必无德。德出问题，理当唯道是问。如欲治理，亦当以道治德，而非以德治德。前者是制度论意义上的治本，后者为道德论意义上的治标。就此，当年胡适的一些论述可以给我们今天以启示。胡适在上个世纪讨论民治制度时，说：“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为恶”。胡适认为“‘人心丕变，民德归厚’都不过是门面话”，关键在制度，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减少它为恶的机会”。因此，胡适指出“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这里，不难看到胡适的现实意义，胡适从来不反道德，正如他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君子。但，对于权力，显然用制度制约比用道德制约更有效（这是胡适出于对人性幽暗意识的洞悉）。如果道德还可以用来作幌子，制度却使权力不敢为恶、也难以为恶——这就是道的作用。权力不作恶即为善、即为德。因此，由制度之道而官员之德，是为真德。这就是从制度到道德的贯通。 　　“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因此我建议，官德轮训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抓紧改密我们现有的制度，比如，别的可以暂且不论，至少应当适时推出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纳税人，我们不需要官员宣誓，只需要他亮相财产。如何？ 　　

又到了一年的底，今年比较懒，写的不多，许多事情都没有机会说，这两年也没有安排任何和读者见面的活动，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我的问题，可以在这几天里留言在文下，我会选择一些回答，绝不说那些走过场的客套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都回答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