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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被“拆”之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被挂上了“拆”字，事缘一个美国土地权益组织抗议内地发生的抢占土地及强制拆迁。华盛顿“麻雀行动”(Sparrow Initiative)昨日确认，成员 周日在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外挂起写有“拆”的木板。 中国驻美大使馆门柱被写上“拆”字 周三（7月10日）清晨，三个大大的“拆”字被人涂写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院子大门的水泥门柱上和办公楼的入口处。 中国使馆不久后发现了此事，急忙派人将这三个由蓝黑墨水喷写的“拆”字清理掉。但在清理之前已有人拍下了照片。 从照片上看不到使馆门前设有警卫，但却安装有电子视像头。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这或许是有人或组织利用涂鸦方式抗议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强拆民居行为。 在美国的维权人士杨建利说，这是中国强拆行动的受害者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机表示抗议，希望吸引国际媒体、外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关注中国强拆行为对人权的侵害。 杨建利于三年前创立了“麻雀护巢行动”，以帮助中国强拆行动的受害者维权。 他说，麻雀护巢行动的口号是“还我土地，还我家园”。他希望借此唤起公众的关注，争取让每一个中国人享有公平合理、和平稳定、自由民主的生存环境。 中国中央政府曾出台多份文件，强调不许暴力拆迁和强制拆迁，但在发展经济口号的冲动中，中国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暴拆强拆事件。 中国驻美大使馆迄今未就此事发表任何公开评论。

围绕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讨论完全调转了方向，这从侧面说明人们对于这个曾主导世界经济的经济体期望值下降程度之大。 在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公布后，没人料到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会出现转机。官方数据显示，第二季度GDP增速放缓至7.5%，符合市场预期。 但现在市场关注的焦点是，在中国尝试推进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再平衡之际，全年经济会出现多大幅度的放缓。 更令人担心的是，对于这一点，甚至就连中国领导人似乎也没有把握。 近日有报道称，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很可能会低于7%，这刺激了投资者的神经。不过周末期间新华社就此发布了一份更正，称媒体对楼继伟表态的报道存在错误，仍坚持中国官方7.5%的增长目标。 而在此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做出保证，称经济增长不会低于确保就业市场稳定所要求的下限。 这足以让美银(Bank of America)分析师再次探讨中国是否会采取刺激政策或所谓的“李克强对策”(Li Keqiang put)以推动经济发展。他们认为，李克强首先需要一个稳定增长的环境，然后才能实施经济改革。 暗示政府可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似乎有些本末倒置。 如果从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中吸取教训的话，那就是如果不推行改革，那么经济增速将持续下滑。 相关阅读 中国经济放缓 影响波及全球 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速放缓至7.5% 毕竟，李克强领导的政府班子上任之初曾继续使用信贷刺激。这一举措在开始阶段产生一些效果，但之后不久，对增长的提振作用就消退。今年第一季度，创纪录规模的新增信贷换来的只是增长的放缓，通货膨胀上升和生产者价格进一步下降。 上个月，有关信贷投放过度可能弊大于利的担忧加剧。银行间利率在6月份出现的大幅上升似乎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信贷规模（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00%）已经达到难以为继的水平。 麦格理(Macquarie)的分析师们表示，中国在增长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需要决定是否牺牲短期增长，通过改革达成更可持续的长期增长。 这些分析师认为中国必须首先进行改革，因为引发经济放缓的是企业领域。 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三个，分别是资产回报降低，债务不断增加和利率高企。要想增长回升，需要首先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三个问题的综合影响下，经济体需要新的流动性用于偿付现有债务，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些问题也是决策者之所以陷入两难境地的主要原因。麦格理将此称为货币对增长的影响不对称，即目前投入更多的资金并不能带来增长的加快，但资金投入减少仍会对增长带来严重不利影响。近期有关信贷收紧导致企业为保留现金而裁员的报道正不断增加。 由于面临如此困难的局面，中国领导人对实现增长目标不那么信心十足也就不足为奇了。 分析师由此更加关注政策举措方面的迹象。 从近期显然是精心安排的银行间利率大幅上升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已做好了进行艰苦改革的准备。 有人甚至创造出一个新词“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用以描述李克强的经济政策，意思是：不推出经济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加结构性改革。 但麦格理(Macquarie)的描述可能更加贴切——中国将在改革和微调的混合形式下摸索前进。 该行设定的基本情形是，中国的改革力度不大或者不够及时，不足以抵消增长的放缓趋势。上周，该行把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率预测下调至7.3%，2014年的下调至6.9%。 有关改革的问题总是充满争议，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共产党放松对经济的掌控。尤其是金融改革带来了新的风险，人们已经看到，这些风险会带来意外的后果。 比如，近期中国通过鼓励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举措就带来了副作用，这为通过在香港开具虚假贸易发票进行大规模汇市投机提供了方便。 而且，这种人民币套利交易还获得了另一项放松监管措施的帮助——通过理财产品促进利率市场化的举措。理财产品回报率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打击虚假商务发票和理财产品，这很可能意味着流动性将进一步收紧。 尽管如此，中国似乎仍将推进改革进程。上周中国宣布上海成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承诺进一步放开利率和外汇市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促进跨境商品和资本流动。 上周五，中国还把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RQFII)扩大至伦敦和新加坡(之前只限于香港)，还增加了RQFII投资额度。 如果中国的改革速度加快，市场可以更加明晰地把握中国的前景，这将有助改善投资者人气。毕竟，市场为速度较慢但质量较高的中国经济增长付出更多代价并非毫无道理。

7月3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下称“自贸区方案”）获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上海方面多年努力的目标已然定音。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上世纪80年代5个经济特区、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比肩，认为其为“以开放促改革”的新的阶段。 在《自贸区方案》获得原则通过的背后，则是地方政府与部委之间的多轮“沟通”，这背后有哪些故事？ 在探索中前进 上海一直以来对自由贸易区有所期待。此前多有学者、研究机构建议上海在浦东设立自贸区，但上海方面尚没有公开回应。 2011年4月，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上海综保区管委会主任的杨雄表示，上海综保区要“积极探索向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转型升级”。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高层的公开表态。 而2012年11月，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上海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中，明确了要“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园区”。此后，上海将“浦东将试点建设自由贸易园区”写入2013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3年1月底，商务部官方网站转载了一条来自“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的消息称，“上海正式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了中国首个自由贸易园区试点方案”。上述消息亦称，“该试点有望在上海浦东率先实施”。 多位参与方案研究的学者透露，2012年，上海方面已经提交了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申请，并与国务院各部委，乃至中央更高层面的领导有过沟通。 但直至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海的申请并未获得来自中央的公开表态。在全国两会期间，已经履职上海市市长的杨雄公开回应记者采访时也只是说“正在与国家有关部门协商研究中，上海将按照中央部署，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全国两会过后，上海对自贸区的事情更为低调，坊间甚至有观点认为，随着国务院改组，上海自贸区的事情可能会从头再来，对于是否能够快速获批并不乐观。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3月底，李克强总理开始了他履新国务院总理后的第一次参观考察，据公开报道，李克强在上海的行程主要是后来被纳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并分别在28、29日召开座谈会。 也就是在此次的考察中，李总理表态，“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体制机制。” 当时通过媒体发布的李克强的讲话内容并不太长。但据接近上海官方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事实上，在3月28、29号两日李总理的讲话中，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构想已经谈得非常具体。 据了解，此次讲话中，李总理强调依据国际上对自由贸易区“一线放开、两线管住”的惯例进行分工，其中“一线放开”将涉及国务院各部委的协调。 一位接近上海政府的人士称，当时谈话内容已经具体到将牵涉到各部委协调的事情交由当时陪同考察的国务院秘书长来负责。 而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时间表在李总理那次的考察中也得以明确：28平方公里的试验并不用走得太慢，上半年拿出方案，下半年分步实施。 至此，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关键变成了做好和论证好方案。 李总理离开上海后，上海方面再次就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在上海层面征求意见，并与部委沟通。由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商务部、财政部、海关在内的众多部委，沟通的效果将影响未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具体政策。 据接近上海政府的人士透露，此轮的沟通中碰撞非常尖锐。这些碰撞来自于目前规范的做法和创新做法之间的矛盾。 “多个部委对上海提交的方案做了‘减法’，这些减法也都有‘依据’，但是‘依据’的都是现在的东西。”上述人士透露，“以前的成熟国家的经验与现在的规定不相符合，也还是不行。因此这方面还要讨价还价。” 上述人士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方案版本，已经是做过“减法”的。而事实上，即便部委们的“减法”，上海方面仍有机会，因为李克强总理在上海的讲话中明确的一句话是“在探索中前进”。 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人士也认为，上海未来进行自贸区试验过程中可以再进行进一步争取。“上海要先把这件事定下来。”上述人士说，“如果起步都不起步，那就没有探索机会了。” 开放促发展 从李克强赴上海考察时的公开报道中已经可以看出中央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期待。李总理在外高桥保税区考察的过程中强调了“开放促进改革”和“试点先行”。 而之所以选择上海，李总理给了包括自然条件、人文基础、工业产业基础和开放经验在内的四个理由。 李克强在上海考察期间所指的28平方公里即为上海综合保税区范围，这28平方公里的面积，之于上海超过6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来说并不算大。学界普遍的观点是，如果单纯从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并不值得高层领导以如此大的动作支持。而之所以可以获得自上而下的推动，则是因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担纲中国对内对外两面的发展试验任务。 “中国在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需要找到一些新的改革和政策点，释放新的改革红利。”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更像是自由经济区的试验”。 “以前谈自贸区，‘二线管住’后关内关外两回事，但这次的重心是给全国带动创造示范经验。”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则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后就已经形成了改革的方向，“经济结构将得以调整，并在这一基础上达成改革的共识。” 而除了对内以开放倒逼改革，来自目前区域型的贸易协定的谈判都在积极地展开，其中包括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泛大西洋贸易投资合作伙伴关系）、PSA（复边服务贸易协定）以及RECP（由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于2013年1月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周汉民认为，要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进，应对上述协定中拟议的世界服务贸易、劳工标准、贸易与环境的相关举措和规定以及基础服务业的开放。 杨建文亦有类似的观点，其以TPP举例，“以前我们确实没有自贸区，可是上海一旦开放，在TPP问题上我们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其中服务业和金融领域的开放被认为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为重要的尝试。陈波认为，这亦是中央选定上海进行试验的原因之一，“上海拥有发达的金融业和服务业，在这里才有试验的价值”。 而这也或将是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李克强曾在5月29日发表题为“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的主旨演讲。 其指出，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增长、包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涉及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克强指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 这与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期间三度提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命题不谋而合，而“中国经济‘升级版’”一词，在7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亦被再度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