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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武术影星成龙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批评香港已变成游行之都，他认为应该对游行有所规管。 成龙在接受 按键 《南方人物周刊》 的访问时表示，港英时代不如现在自由，以前没有这么多游行是因为“英国人镇压得很厉害”。 成龙并对香港人“骂中国，骂领导人，什么都骂”表示不满，他说，不管谁当特首都会支持政府。 2009年，成龙曾因为在博鳌论坛上发表“港台太自由”、“中国人是要管”的言论而饱受抨击，他在新的访问中仍然重申这番话。 成龙说，生在香港“不中不西”，他对很多香港人感谢英国管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俗表示没有这个感觉。 被问及有没有想过要从政或当议员时，他回答说，当议员要斯斯文文的，但“打能解决问题最好”。 他还说，以前在台湾时曾经试过拿餐刀刺破胡乱停车者的轮胎，“要用暴力的手法去对付一些暴力、不守规矩的人” 。 成龙并表示，他不反对有贼，能到汇丰银行把金条拿走而不伤到一个人的是天才，但伤害到别人便不可饶恕。 成龙已不止一次因发表言论而引起争议，而这次的访问几乎惹来了香港网民一面倒的抨击声音。 有网民讽刺说，成龙这样做是为了向中国市场显示其“有多爱国、有多爱中国同胞”。 香港媒体认为，成龙的言论受批评是因为与香港集会和言论自由、守法概念等核心价值相违。 《明报》则引述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王浩贤抨击成龙要规管游行的说法“可耻”。 王浩贤批评成龙不了解公民权利，也无视人权和集会自由等价值，必须为其言论负责。 他也说，成龙或许太富有，而不明白香港市民为何要不断上街游行争取。

上周四，北京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先生在他的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并且详细指控了刘铁男的数项腐败事实。 几个小时后，国家能源局称举报纯属污蔑造谣，并表示将报警。罗昌平随后亦通过新浪微博表示，实名举报纯属个人行为，已经委托律师浦志强和斯伟江作为自己和亲属的代理律师，“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对此事”。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刘铁男，但是罗先生的这一举动，已经引发了巨大震动。 此前在微博上匿名或者实名举报官员的例子数见不鲜，官员因此而“中枪落马”的亦已非一起。陕西“表叔”是一个著名的案例，而18大之后重庆北碚区区长雷政富不雅视频丑闻，亦发源于微博。不过，考虑到罗先生乃是中国知名杂志的媒体领袖，其多年前亦曾经上书总理痛诉农村苦情，身份不殊，而其所举报的官员位高权重，若是失败，所可能遭致的报复恐怕惨痛。因此，此次的举报所彰显的勇气诚然非凡。 我在不久之前曾经写过一篇理论性的文章，探讨微博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我当时认为，微博的媒体功能，不过是短暂的“荷尔蒙爆发”，在舆论无法自由的前提下，微博补足了媒体受限的作用。然而，现在看来，我似乎低估了中国国情的作用：也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微博仍然将成为传播此类信息的主要载体。 然而，罗先生这非凡的勇气恰恰暴露了一个至为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公民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来实名举报一个在位的官员？回顾此前种种，为什么微博，这样一个原始设计为社交作用的媒体，会成为反腐败的主战场？ 诚然近些年中国的媒体在揭发腐败方面经历长期不懈的努力，并且不时便有斩获，包括罗先生所供职的《财经》杂志。然而，恰恰由于媒体本身位置所处，亦在国家制度框架管束之下，多数情况下，只能打那些已经落马的贪官，亦即俗称的“死老虎”，对于那些仍在位上，往往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央权臣，或者地方诸侯这样的“活老虎”，即便手中有料，也惟有望而生叹。 从常识而言，一个国家的法律与制度，才是一个政府及其官员清明的根本性保障，最有效的机构，自然是检察院、法院、肃贪组织等暴力机关。在这种机制之下，检察官、法官和廉署工作人员等执法者才是反腐主力，媒体是舆论工具，而公众是这一切背后的支撑力量。在这样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公民不受伤，举报不冒险，执法不罕见。在成熟社会中，这也是一种日常化的制度运行模式， 一旦一个公民成为了举报者（往往还不是面对公权力，而是面对大公司），他或她便成为英雄。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Whistle Blower” （告密者），也端在于此。 但是在中国国情的笼罩之下，制度化的反腐却置于系统之中，而根本无独立的力量与之抗衡。纪委、反贪局成为官场，反腐成为过场，于是微博就成为了主战场。公众无力量，权力无担当，于是惟有依靠公民的以死直谏这样中国传统剧目中的戏码，才有一点点突破制度铁壁的可能性。 公民为什么必须在微博上进行反腐？恰恰是因为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检察院、法院、纪委、反贪局无法有效地、制度性地解决大多数的反贪反腐工作，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惟有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公示公众，倒逼制度。 可是，类似罗先生的涉身犯险，即便撞开了这厚实铁壁的一角，也对于整体的局势无补。因为制度铁墙之内的保护，足以令为数众多的官员罔顾这微小的可能性与概率。而那些招致报复的案例，却能够轻易使效仿者噤若寒蝉。 一种制度，一旦必须依赖普通公民的勇气与涉险来抗击腐败，其反腐制度的有效性已然存疑。而这个当政群体的反腐决心与动力，也就存疑。中共内部早就已经设置了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制度，也颇有一些不计个人安危冒险举报的案例。然而此种内置于体制之中的设计，所依赖的，无非仍旧是个人的勇气而已，于整体无丝毫撼动。 至于有着更大公众影响力的微博反腐尽管似乎蔚为奇观，此起彼落，但是其脆弱程度也几乎不堪一击。如果将反贪的主战场或者希望寄托在这样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未免乃是对于常识的嘲笑，或者至少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 连清川为IBTimes中文网总编辑。

　　郡县制度的确立 　　经过春秋战国的酝酿，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逐步演化为列国制度。最后的七国争雄，都尽力强化动员资源的组织能力。为此，七雄分别发展了相当有效率的军事组织和行政系统。各国也时时彼此学习发展的经验。在法家学者们手上，综合整理为管理学的理论；这是有关政治组织及其运作的第一次理论化。荀子、韩非子、李斯等人，综合了管仲、商鞅、申不害、慎到诸人的经验和讨论，不仅在理论部分有更完全的讨论，而且终于在秦帝国的组织形态上，得到了实践的机会。秦始皇统一天下，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其管理系统之完备和充实，在当时各处的大国，可谓独步。这个组织的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皇朝制度大体是一贯的。秦朝立下的帝国组织，在大原则上，改变不多。 　　这一代替封建制度的国家组织，我们称为“郡县制度”，即是中央直接管辖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经过两层或三层的金字塔结构。秦朝一千多个县，归属五、六十个郡。汉朝在郡的一级之上，又加了十三个州。郡县金字塔结构上端，就是皇帝的朝廷，有总揽全部事务的政府。政府和皇室内廷是分开的：皇室内廷，处理皇帝的家庭事务；政府有丞相或相当于丞相的人物，领导了不同的部会，分工办事。中国的文官结构，还另有特色，就是有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监察单位，称作御史台。政府之内文武也分途，文官和武职各自有自己的行政系统。皇室自己的财务和国家的财务是分开的。国家财政也有预算、执行和考核三个阶段。如此复杂的管理组织，中国大帝国的管理系统，无疑是世界历史上的空前创举。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汉朝文官制度，有“察举”选拔人才。当然察举制度以前，秦帝国的官员们，大多是从有军功的人员派任，并没有经过民间的察举。汉武帝的时代，察举制度才逐步发展，从民间选拔优秀的年轻人，在地方政府服务；有了地方政府的经历，这些人方才由地方首长推荐，集中在中央的“郎署”，学习观摩中央政府的运作和各种法令。经过数年历练，年轻的“郎”分发到中央或地方去做比较基层的官员，内外互调，学习各种事务。有些人在某些专业较有专长，就可能一生的经历都在这专业范围内发展。经由察举制度，一方面在全国吸纳优秀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有一个训练和考核交叉进行的过程，使得文官的候选人具备专业的能力。汉朝文官制度之下，担任主管的官员，在他第一次担任的前一年，应当是见习期间；见习期间成绩满意，此人才正式接任。见习制度是保证这个官员的能力和职务是相称的。整体言之，汉朝的文官是根据才能任官，而不是根据社会渊源或社会地位任官。个别文官的工作成绩，也有定期的考核。地方官员定期将期内的工作成绩，呈报中央；中央即可从地方送来的报告之中，不仅知道官员成绩的好坏，也能够理解全国各地的情形。因此，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文官系统，不仅是人才流转的机制，也是一个信息流转的机制。 　　如此专业化的政府，既有训练官员的机制，也有收集信息的功能。所以，秦汉帝国具有强大的开展能力。秦汉帝国陆续在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山林地带，一步一步地开发，将这些地方逐渐吸纳为中国所有。而且，一旦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就整体融合在中华天下之内。秦汉帝国能长久保持其坚实的凝聚性，应是由于有了如此高效率的治理系统。相对而言，在下一章我们会论述，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就缺少一个如此专业化的组织，也因此不能有坚实的核心，维持开拓和发展的成果。 　　秦汉的经济与思想 　　与帝国管理制度相应的，是秦汉逐渐发展的市场化农业经济。战国以来到汉朝初期，中国也曾经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城市，作为交换的中心和生产的中心。但是，在强大的皇权之下，到汉武帝的时代，政治权力不容许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至于可能威胁到已经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汉武帝时代，政府重税劫夺工商业的财富，打击城市经济，中产以上皆破产。以农村为基础的农舍手工业，遂成为生产日常用品的主力；农舍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配合在一起的地方产品，也经过帝国铺设的全国道路网，发展为一个全面的资源交流网络。在这个网络上，农村之上的市镇和城市，成为一级一级的集散中心，将全国的资源分布于各处。这一逐渐扩大，终于笼罩全中华天下的经济交换网络，其持久性和稳定性，和政权所寄的皇朝互相配合，将中国有效地建构为一个持久的共同体。于是，即使政权有时分裂，区间经济的互相依赖，会促成中国天下恢复统一。中国人相信，“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正是反映政权分裂、经济整合的现象。 　　在学术和思想方向，秦始皇虽以法家手段统治中国，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但是正如李斯撰稿秦碑碑文的陈述，秦皇朝高举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和儒家价值相当符合，也是着重儒家提倡的孝、悌、忠、贞。秦皇朝一样希望有安定的社会，也一样希望政府能够替百姓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汉初，道家得势，政府无为之治。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儒家得到政府的支持。 　　官家的教育机构，太学，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当然都是以儒家的学术为基础。西汉董仲舒感应学说盛行，其门徒持有道德和知识的勇气，依据“天命无常”的理论，批判号称授命于天的皇权，甚至主张刘汉的天命已终，应当让位贤者。这种理论，当然不为皇权所喜。王莽就借用这一套理论，夺得刘氏政权。到了东汉，皇权就禁止再有假借天命批评时政。东汉儒家的学术活动，相对于西汉而言，走向经典化。儒生们的精力，不再放在董仲舒等人发展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而是谨守经典传承的家法，他们的工作转向于整理经典，致力于训诂和阐释。儒家学说固定化，使儒家变成僵化的系统。这僵化系统丧失了西汉时代的活力，许多学者成为皇权的拥护者。 　　由合而分的嬗变 　　西汉开始发展的三个系统：政治系统、学术系统和经济系统：三个建构中国的大网络，到东汉时，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的网络，都发生了问题。政治领域，原意在选拔贤能的察举制度，日久弊生；地方层次逐渐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一些豪族，彼此提拔，将自己的子弟，察举进入文官系统。一代又一代，各地的世家大族，垄断社会资源，俨然成为地方上的统治阶层。本来相当活泼的社会流动，逐渐走向僵化。中央层次，又有依附皇权的宦官和外戚，狐假虎威，窃取权柄。中央与地方间，皇室和文官系统间，争夺权力，不断冲突，相当地削弱了国家的统治力。这就埋伏下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的分裂。 　　在学术方面，僵化的儒家系统已经不能够应付变化的时代，也不能应付道家的复兴和外来佛家的挑战。终于，新近传入中国的佛教，吸引了大量信徒。多少回应佛教的道教，也拥有庞大的群众，其中有些门派，组织了汉末大规模的武装集团，黄巾、五斗米道，等等运动，大乱一起，势如燎原。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天下分裂为三国，然后在面临外族侵略挑战之下，中国长期地陷入战乱，三、四百年，不得安宁。 　　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外族挑战中原。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长城以内的农耕社会，秦汉两代，一向在长城线上对峙。匈奴游牧帝国的强大战斗力量，迫使中国筑长城，隔离内外。基本上，中国守边为主，偶尔出击，保持僵持的局面。武帝时代，汉庭用全国的人力、物力，也不过扳个平手。然后，利用匈奴内部的矛盾，拉拢南单于，还是不能平伏漠北。公元89年、91年，窦宪北征，终将已经被困于持续寒冷的匈奴打败。 　　匈奴，这个庞大的游牧帝国，灭亡以后，北方草原的空间，许多本来服属匈奴的族群，纷纷建立自己的部落。这些族群基本上力量还不强大，而且也未必具体地按照文化与血统组合，其中有些散户，不论原来的族属，被吸入附近的部落。当时，北方气候寒冷，草原上的部落，一波一波，向南迁移。匈奴故地，先有匈奴留下的余众，及其近属羯人，接着有乌桓，后面跟上来的是原在东北的鲜卑。中国西北，则是羌人和氐人，他们崛起于西藏高原下的坡地和草原。这些族群，乌桓最先移入中国北方，被北方军阀编入内战的军队；曹操的骑兵，即是乌桓骑士。羌人早已是东汉边患；东汉军阀董卓就拥有彪悍的氐羌骑兵。在西晋因为内乱，终于崩溃时，这些北族，有不少个别人众，因为北方寒冷，牲口冻死，逃荒南下，进入中国，为奴为佣；后赵君主石勒，就曾经被人掠卖为奴。更有武装部落，成群迁移，纷纷跨过边境，进入中国内地，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国家，此起彼落，互相并吞。最后进入中国的鲜卑拓跋部，统一了淮-汉以北的旧日中原。 　　北族建立的诸国，并没有发展为列国并存的体制；那些部落首长，都想夺取整个中国天下，无论如何微小的国家都自称为天子/单于。拓跋氏的北魏，不断吸收中国文化，取得留聚汉人地方领袖的合作，终于涵化为中国模式的朝代。这一发展的方向，和欧洲蛮族入侵后，各自建立国家，颇有差别。 　　分裂后的再度整合 　　永嘉南渡，大批汉人陆续迁移长江流域和南方腹地。汉人在江南建立政府，朝代更换五次。中国南北长期分裂，号为南北朝，达三个世纪之久。北方扰攘，汉人向南迁移，乃是长期延续的缓慢过程，从东汉时代，即已开始，三国吴、蜀，以至永嘉以后，汉人在南方的扩散，经过长期的开拓，南方中国的文化面貌，遂是延续的深度涵化。汉人不断地经过交通干道，进入南方的山林地，先是南方主要港口，经过支流的河谷，网状地分散，汉人的开拓者，几乎掌握了中国东南部和西南部，在这过程中，非汉族的少数族群，有的是迁往别处，有的是同化于汉族。大概南方经过两百多年的过程，终于和整个东南部和西南部完全吸入中国文化圈。无论在北方，或者在南方，汉人和外族，处处人口的血统，不断混合，构成多元的泛中华族群。 　　在文化方面，儒、道、佛三家的学术思想，在这过程中，佛教依附胡人君主的庇护，鸠摩罗什等人翻译不少经典，华僧道生、慧琳等人阐释经义，传教工作，迅速开展，并且为大乘佛教的华化，奠定基础。道教则由古老巫觋信仰，经过陆道静、葛洪、寇谦之等人的努力，吸收道家哲学思想，发展为自然和生命的深邃神学，也制定许多仪节，俨然吸引众人的宗教。三家各自分别吸收另外其他学派的成分，逐渐整合为一个中国形式的三家融合。在经济上，由于政治不稳定，货币缺乏信用，遂转变为以谷、帛代替交易单位的自然经济。不过，前面曾说过的资源交换网络系统，有助于区域间的资源交流，中国北方和南方，虽在政治分离下，仍旧脱不开经济的彼此互相依赖。而且，经济网络的整合，终于有利于政治的再度统一。 　　公元第七世纪，中国统一于第二次的大帝国，就是隋唐大帝国。但仔细审查，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北方的民族成分，改变了北方人口的基因。到今天，中国北方人的基因成分，和南方的基因成分有显著的不同，身高体重、骨胳，都有相当不同。中国的北方吸纳了蛮族的成分，南方则吸纳了南方少数民族成分，这些少数民族其中有一些人就向海洋发展，成为所谓南岛系统。中国文化，在思想方面，有其高度的一致，但南北之间的生活起居，却也有相当差距。以饮食而说，北方是面食，南方是米食。语言而说，南方逐渐建构了一套今天与后世所谓北方官话的语言，而南方古代汉语的若干特色，吸收了少数族群的成分，构成南方许多不同的方言群。中国的思想方式，虽然还有相当的一致，但内部也呈现多元化。如前所说，一枝独秀的儒家，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不只在形上学上，不能有足够的活力，面对佛、道的挑战，而佛教和道家也互相影响。三家各自有进一步发展；要到隋唐时代，甚至宋代，才进一步整合，也逐渐走向成熟。 　　总结而论，秦汉到隋唐的统一，这中间已经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从盛而衰、合而分、分而重合的过程，文化是由一个单一趋向多元，集中趋向于分散，分散之后又重新整合，这整合工作在隋唐时期，终于能逐渐完成。

中国对朝鲜发射卫星表示遗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关于朝鲜发射卫星的有关报道，也注意到有关各方的反应。 他说：“我们对朝方在国际社会普遍表明关切的情况下实施发射表示遗憾。”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朝鲜问题专家刘鸣告诉BBC中文网，中国这次表示的“遗憾”实质上就是表示反对和不满。 朝鲜的卫星发射对中国的影响更加复杂微妙。朝鲜从2006年起第一次进行核试验，中国就曾发表过措辞强烈的声明。但平壤似乎数次置中国的警告于不顾，一意孤行，表明朝鲜在重大的战略目标不会听命于中国，这也让中国感到很无奈。 这也意味着，中国对朝鲜正在失去其影响力。尽管中国是朝鲜的盟友以及经济援助国。 刘鸣认为，目前中国也不便采取任何行动，只能通过与美国、日本和韩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合作，联合采取行动制约朝鲜。 意义重大 刘鸣说，朝鲜此次发射卫星成功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因为朝鲜拥有核武器，但是需要运载工具来达到发射目的。而发射卫星的技术和发射远程导弹的技术相似。现在朝鲜已经具备了运载工具的技术，如果它可以研制出小型核弹头，就可以发射带核弹头的导弹，对周边国家甚至美国等构成核威胁，大大提高了朝鲜的核威慑力。 此外，成功发射导弹卫星也可以对朝鲜国民的民心也起到振作和鼓舞的作用。 今年是朝鲜国父金日成诞辰100周年，金正日逝世近一周年，同时也是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恩接班一周年之际。 与此同时，朝鲜此次发射卫星之际也正值韩国和日本即将举行总统和首相大选之际。 平壤还希望借此给国际社会发出一个信息，它并没有销声匿迹。

王岐山总结时说，“你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 11月30日的座谈会大概进行了100分钟。行政法学者马怀德、廉政制度建设专家任建明、反腐败研究者何增科、以哲学视角的制度创新为研究特色的辛鸣、比较政治专家周淑真、行政法学者姜明安、党建杂志《求是》的研究员黄苇町、政府管理专家程文浩见到了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这位现年64岁的官员着西装但没打领带，提前10分钟到会场，并打破以往由副书记主持会议的惯例，在脱稿发言和互动交流中，听取了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王某人 周淑真11月25日接到中纪委通知开会的电话。她对此并不陌生，2009年她第一次接到类似邀请。据《新京报》报道，“自2000年以来，几乎每年，数十位专家受邀参加中纪委的座谈会。”赴会前一天，有朋友特意提醒：“嘿，周老师，王岐山的会可要认真准备，是不准念发言稿的。” 果然，笑呵呵的王岐山，一进门就声明“新文风新会风”。 据《新京报》报道，首位发言专家开口就是“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他请大家少说客套话，并借用丘吉尔的话“如果给我5分钟，我提前一周准备；如果是20分钟，我提前两天；如果是1小时，我随时可以讲”，提醒大家“说长话容易，说短话不容易”，提高会议效率。黄苇町感觉，“一股新风扑面而来”。王岐山点评他的发言：“你念了稿子，没有展开。” 对王岐山的干练作风，姜明安也印象深刻，他记得为鼓励专家们放开讲，王岐山一开始就说，“网络上骂我们的，我都看得听得，何况我们都是朋友，你们放开讲，不用有顾虑。” 周淑真准备了12分钟的发言。她有些紧张，因为自己就坐在王岐山对面，发言时书记一直看着她，不过这样她也更有了讲话的冲动，“他真的挺认真，目不转睛，那眼光是要求我们必须把所思所想讲出来”。 “参加我王某人的会，不能念稿，要深刻思考。”散会时王岐山又强调了一遍。 观点争鸣 会议的开放作风使得专家学者可以畅所欲言，由于观点不一，还形成热烈讨论。马怀德记得，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是反腐败是不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有的专家认为要打持久战，要长期地反腐；有的认为持久战跟现下公众的期待不一致，要搞攻坚战，快速遏制腐败势头。这个是一个争鸣。”马怀德回忆说。 姜明安就是提出“持久战”的学者，他提出应该制定一个反腐的5到10年规划。 对此，马怀德觉得，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建设，要在法治轨道上反腐败，“不能靠运动式的反腐。” 马怀德记得，听到这里，王岐山还专门插了一句，“地方好像还挺适应这种运动式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我是建议不要搞运动，不要搞风暴，要制度。”马怀德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第二个争论是在财产申报制度上，对于要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已达成共识，问题在如何操作。“是新任领导公开、提拔的公开，还是全都公开，是只公开房产、工资收入，还是要公开配偶子女、移民情况、就业就学情况。”马怀德说专家们各有看法。 周淑真和姜明安觉得“一刀切”有困难。周建议“新人新办法，旧人旧办法”，“要升职、从政，就要申报一下。做几年之后，财产增加的情况就有了一个对比。”她觉得这样操作阻力更小，更容易实施。姜同样认为财产申报推行目前还有难度，全面申报“技术上不成熟。贪官的财产可以东藏西藏”。 黄苇町同意他们两人的观点，他进一步提出，财产申报可以从房产申报试点，“一套房价值多少钱，也跑不了”，黄苇町说可以从省级、副省级官员开始试点。 马怀德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财产公开，应该是全方位公开，不是仅公开房产、工资收入，对他个人申报的重大事项，组织掌握的，我觉得都需要公开，这有利于社会监督、公众媒体的监督。第二，我觉得这个公开不应区分，新提拔的干部要公开，过去的不公开，这种差别的安排不符合法律的平等性质，要公开大家都公开，不分新老，不管是提拔的还是不提拔的。”马怀德同样考虑到了具体实施中的问题，但他觉得，可以先试点，试点后立法，“通过政府公开法，将官员财产公开纳入到里面。” 无论是反腐还是财产申报，对于制度设计，黄苇町觉得还是要谨慎，“差的制度比没有制度还要糟糕。”他记得王岐山也认同了这一点。 周淑真说，对于学者们的发言和讨论，王岐山听得很认真。 “三把火”与“润物无声” 能够争鸣，是学者们的核心祈盼。 早在今年7月份，周淑真就应人民论坛杂志社之约写了关于讨论新政治观的稿子，其中大部分是对于反腐败的看法，可是直到9月份，稿子也没发。她暗自嘀咕，“不会是写得太尖锐了吧？” 终于到十八大前后，周的两篇文章都得以发表。《人民论坛》10月1日发表了《新政治观的核心政党政治理念的变革》，11月1日发表《亟待研究政党变革的深层逻辑》。紧接着，十八大召开，提出三清政治：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十八大一结束，周淑真就被邀请参加反腐座谈会，“我觉得，这是新班子要开工干活啦！” 北京大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发言，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不仅应烧“三把火”，而且应烧多把火。王岐山总结，“你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 周淑真记得，在讨论结束后，王岐山还向与会专家推荐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对于这次座谈会，姜明安觉得挺振奋，他记得在会议结束时，王岐山说，“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们是我们的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