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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廿三年祭:陳也 – 孩子的六四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6月5日 帶着牛王頭,已經八年,除了坐月子那一年沒辦法出門,孩子跟我們年年到維園,在大喇叭高分貝廣播着「平反六四」口號時,那一年孩子才一歲,趴在我背上的嬰兒架中,歪着小腦袋睡着了。兩歲開始,他不再爬上我們的背,爸爸把他抱着,維園那些熟悉的角落,他坐得很慣似的,沒扭計。上了幼稚園,他更懂事了,雖然不大情願,有時會掩着耳朵,可還是陪着我們到維園,風雨不改。有一年還是發着低燒,以為他會為難我們,結果沒有。也許是藥物影響,他比平時安靜,樣子獃獃的,燃點燭光時,孩子眸子裏閃閃的,像承受不住六四傷痛的淚光。我眼淚差點掉下來。天安門父母親失去了孩子,天安門妻子失去了丈夫,天安門孩子失去了父母,年年六四,他們的眼淚,比維園這片燭海閃得更厲害,全年就有這麼一個夜晚,維園在低泣。燭光淚影廿三年,這不是流淚比賽啊,看着別人灑淚的那批表示「不願置評」的政治動物,還算是生物,我很疑惑。 我像電視台記者那樣問牛王頭為什麼六四要去維園,「是紀念那些死去的人。」他毫不遲疑回答。嗯,孩子正直,將來肯定不會做特區領導人。我放心。  自由花 自由火 永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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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枪还是不开枪?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

核心提示:为什么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却能延续至今?为什么有的掌权者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抗议者开枪,有的却手足无措?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系教授Mark R. Thompson对这一90年代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给出了更系统化的答案。 《开枪还是不开枪 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这篇发表于《比较政治学》2001年第34卷第1期上的论文至今看来仍有见地。在我们为维园的烛光洒泪之时,在一些文学性的描述称东欧剧变是因为“坦克人”的感召力量时,或许,我们还可以先不要自认为一张照片、一个画面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能更客观地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的不同。 以下是本文节选: 中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发的民主革命运动有着相似的开端,都是以群众为基础、非暴力的抗议来反对持强硬路线之政权。然而在十年多之后,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东欧的成功革命却变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国家之后的发展可谓”天差地别”。在下令军队向和平抗议者开枪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处决或囚禁了数以百计的民主活动人士,同时还逼迫其它民运人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却从未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随后都垮台了。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两国均已不复存在,但包括近期选举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彼此继承者,都已变得民主化。 正如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其所作的形容,东欧的民主化往往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雪球”。  波兰、匈牙利的协议式转型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转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都被人们淡忘,而后两个国家在当时遭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们忽视了。相反,东欧的民主被视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集团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的邓小平并非是与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动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也就被视为向着非民主方向发展会出现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持强硬路线的共党领导层并非仅中国一家,尽管戈尔巴乔夫暗示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应该进行改革,两国当时的领导人也同样顽固不化。 人们很容易忘记当时两国均弥漫着一种恐惧: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者将会遭受与中国学生示威者同样的命运。东德政权故意制造了这类焦虑,该政权在当时选择仅对中国政府击败”反革命”的作为大加赞扬。反对派领导人和普通示威者则以严肃态度看待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1989年10月9日——发生在莱比锡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天——成千上万民众正准备和平反对东德政权的和示威,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却在欢迎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东柏林并赞许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采取的镇压抗议的行为。另一位东德政治局成员则警告两位新教领袖说,北京”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言下之意很明显是在说东德政权不排除武力镇压抗议者这一选项。对莱比锡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西),还有28个各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也被动员起来反制示威运动。政工人员向已经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员之后的最终团体做了情况简报。”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莱比锡各家医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浆,这个信息让示威者普遍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同样,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权中央委员会数位成员”草率的考虑了采取'中国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议开始的第一周曾认真考虑过动用武装部队的做法。  抗议者担心遭到开枪镇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学生示威被野蛮驱散之后。 “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发生的事件并未与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同样方式收场?”这仍然是1989年革命岁月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尝试解答它。各种解释往往太重视文化差异以至于看不出这种比较有何意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宣扬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亚洲国家 。  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也以类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冲突 。  尽管如此,前东德成功开展民主化及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关于东柏林的红色普鲁士和波恩的内阁民主的争论,更遑论德国固有的威权主义特征。  尽管台湾进行了民主化,但认为中华文化天然具有威权主义成分的相似成见迄今仍未被弃之一旁。  本文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些文化主义的论点、这些对一种文化内涵所做的假设、以及东方主义视角。 学者们在思考为何中国会向抗议者开枪而东欧国家却并未这么做时,提供了四种重要解答:政党的正当性、社会现代化、领导层的行为及反对派的策略。尽管每种解释都对解开此疑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全都忽略了1989年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同政体类型及其亚型(subtypes)之间的差异。1989年时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党政权都是后极权主义的政体,但在中国的”初期型后极权主义”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滞型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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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忌評論﹕廿三年來的六四創傷

2012-06-04 原文及聲音版本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每一年的六四,都是牽動人心的時刻;以往六四在華人圈子當中,著重為「愛國民主運動」,以愛中國的民族主義,訴動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然而在此以外,六四的意義卻遠不止於此,1989年是地球自由的黎明,八九民運激起千層浪,最終拉倒了柏林圍牆,解放了東歐的鐵幕,六四的鮮血,解放了千千萬萬的人,可是最悲哀的,莫過於中國人至今仍然活在水深火熱,自由民主在中國,仍然遙遙無期。 八九六四對香港,存在多層的意義;首先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絕大多數的人口都是來自中國,當時多是為了逃離中共的虎口的政治、經濟難民;在八十年代中英談判之初,幾乎沒有香港人願意被中共兼併統治,當時絕大多數的香港人,對「毛主席、無米食」、「毛澤東、褲穿窿」仍心有餘悸,幾乎每一個港人,對國家民族的事,都已經上過一次以上的當,在香港找到新的家,又有誰願意走回頭路?如果有選擇,又有誰願意再上多一次當?人心惶惶的香港,根本沒有共同的意識,也沒有共識的基礎,最貼切的形容,就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就在1989年,香港人見到了希望,在一個絕望國度,大家誤以為天國近了!全香港人異常團結,百萬人上街遊行聲援八九民運,演藝界全體動員「民主歌聲獻中華」,每一個人都以為勝利就在望,大家都以為大陸要變天了,君不見所謂「人民子弟兵」,都已經開始動搖了嗎?君不見擋坦克的烈士王維林,能夠令用個人的力量,去制止坦克的前進了嗎? 一夜槍聲,打破了一切的希望;血洗屠城,把看似已經到手的所有,全部輸了回去;中國人民已經很勇敢,可是人肉長城仍然無法克服機關槍與坦克車;中國的知識份子已經很有良知,可是良知在廿三年當中漸漸不敵牛油與麵包。我們距離天堂,曾經只有過一步之遙,看看柏林圍牆如何倒下吧!看看羅馬尼亞的壽西思古如何被槍決吧!可是這一步的距離,卻這麼近,那麼遠,就在看似要跨過之時,人們倒臥在血泊之中,民主、自由、人權的大門,啪的一聲呯然關上;傷心、灑淚、落寞,剩下的,只有無盡的黑夜,無限的沮喪。無恥的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喪盡天良的血洗屠城,洪洪大火,伴著學生百姓的哀號,漫漫的黑夜降落,從此寂靜無聲。 六四的鮮血,洗滌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點燃了香港人政治醒覺的道路;就是因為了六四,前所未有的香港主體意識才成形,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四大支柱,第一次成為香港人心中良好政治制度下的必要條件。因為六四,香港人才第一次團結起來,要在明知不可為的情況下,保護香港的自由;也因為有了六四,零三七一才有了先例可援,令香港人得以團結一起,對抗廿三條的暴政。 這一夜,全人類都應該團結在一起,為建設民主的地球而奮鬥。無論大家心中的香港或者中國,究竟是應該怎麼模樣,六四都是香港人的共同起點,讓我們連結一起,去抵抗暴政與命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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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官”普遍,中共信心大危機

中共黨內高官「裸官」已不是孤立現象而是普遍情況,這說明貪腐官員心中有數,一旦東窗事發,可以逃出中共的控制,「裸官」現象正造成中共黨內的信任危機,這些黨官常用愛國主義和清正廉潔來教育下屬,卻把自己的家人送往國外。 最新上市的英國「經濟學人」刊出題為「冒險一賭」(Hedging their bets)說明中共黨官早有兩手準備,家人財產都送到海外安全地方。「裸官」這個詞,是安徽省的一名官員和博客作者周蓬安在2008年所提,用來形容那些家庭成員都攜帶財產移居海外的官員。 文章指,不一定身涉腐敗才能當「裸官」,把家人送往國外是「有備無患」狀態。但不管有沒有貪污,這種現象昭示(他們)對中國未來的穩定並沒有太多信心。 不僅黨國官員,中國許多富商也正籌畫抽身之道。最常見的合法途徑之一包括美國、加拿大以及香港的投資移民項目—通常需要高達100萬美元的投資數額。中國人對這些移民項目趨之若鶩—去年,美國移民項目中四分之三的申請者是中國人。 報導指,財力較少一些的富人則從其他國家—南太平洋島國、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等地國家,以更能接受的價格,約僅2萬美元獲得護照。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那些尚未與中國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備受貪官歡迎。一位前雲南省省長下台後,被發現擁有五國護照。 「裸官」們通常先把子女送到海外求學。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薄的兒子薄瓜瓜剛自哈佛取得碩士,還計畫繼續留美唸書。在這之前,薄的妻子谷開來已將鉅額財產陸續移轉到海外。 但中國政府對「裸官」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鮮有作為。他們僅在去年才開始監查官員家庭及財產下落。2011年,中國社科院評估報告稱,1995年到2008年共有1萬8000名官員外逃,席捲共8000億元人民幣財產(約合美元1300億)。中國首席檢察長曹建明聲稱,2011年外國政府協助追捕1631名中國涉嫌「職務犯罪」的外逃人員(包括政府官員和國企員工),追回78億元人民幣贓款。 一些高層官員已在推動改革。今年1月廣東省宣稱,家屬移居海外的官員將不能擔任高級職位。但這僅是例外,有能力將家人移居海外的官員通常最有權勢,對中國的問題也認識最深。北大李主任表示,「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國模式是不可持續的,而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危機」。 世界新聞網編譯中心綜合3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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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为什么格尔登寺成为自焚藏人的中心?

核心提示:在川南的崇山峻岭中,格尔登寺成为现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股自焚浪潮的中心。中国的武警对那儿的严加看守达到了极限,令人窒息的气氛反而让喇嘛们更加激进。 原文: In Occupied Tibetan Monastery, a Reason for Fiery Deaths 作者:Edward Wong 发表:2012年6月2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图:格尔登寺的喇嘛 这一股自焚热潮是现代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印度达兰萨拉 ——一名年轻的藏族喇嘛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然后留下了一份自杀遗书,谴责官方禁止他们举行一项宗教仪式。另一位时常微笑的喇嘛,他喜欢谈佛而非政治。第三个,也曾经也是喇嘛,他喜欢牧民们放牧的牲口。 格尔登寺在西藏高院东部边陲的崇山峻岭中,他们三人都曾在这儿身着藏红色僧袍。他们均点火自焚,抗议北京的统治。其中两人死亡。 据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西藏运动组织给出的数据,自2009年起,至少有38名藏人自焚,其中29人死亡。位于四川省格尔登寺的约2,000名僧侣们成为 这一现代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的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自焚行为的抗议曾经在越南南部出现过,僧侣们以此抗议西贡的腐败统治。 其中25名自焚者来自格尔登寺所在的阿坝州;15名是或曾经是格尔登寺的年轻喇嘛,两名是德干曲廓林尼寺的尼姑。 中国的武警现在把守着阿坝镇的每一个街区,格尔登寺处于封锁之中。记者们被禁止进入该寺,这令格尔登寺如何会变成火山喷发式的自焚浪潮中心变成了一个谜团。 但从格尔登寺逃出、跨过喜马拉雅山脉抵达印度达兰萨拉镇的僧侣和教友说:在过去四年中,当局对格尔登寺实行的占领和镇压位列藏区有史以来之最,这让格尔登 寺也越来越激进。中国的安保措施已将这座白墙围砌的修道院——包括寺庙、宿舍和行祈祷轮,变成了一座事实上的监狱,当局本想利用这些方式遏制喇嘛的愤怒, 不料却”火上浇油”。 经过五周的平静,自焚事件上周再次爆发。5月27日,在西藏首府拉萨,两名男子在大昭寺外点火自焚。这是拉萨四年来第一次为人所知的自焚抗议。其中一人以前是格尔登寺的喇嘛。 周三,一位三名孩子的母亲在阿坝自焚死亡。 从阿坝逃出来的流亡人士说,即使是采用北京对西藏的控制标准来看当局对阿坝镇和寺院的安保措施也已经达到极限。据西藏运动团体的报告及尸体照片,2008 年,在藏区起义期间,安全部队在阿坝用实弹朝示威者开枪,打死至少10名平民,其中包括一名喇嘛。这是最暴力的冲突之一,愤怒及被异化的情绪弥漫在当地藏 民之中。官员们加紧了安保。 2009年2月,在阿坝镇的市场地带,一名来自格尔登寺的年轻喇嘛自焚。这名名叫札白的喇嘛幸存了下来,官员们加紧了对格尔登寺的监督。 2011年3月,发生了又一起自焚事件:20岁的彭措在该市场的同一条街上自焚,这条街现在被当地人称为”英雄之路”。 当地藏民们说,在事发后六个月,当局以重拳回应,这更加激发了这种自焚抗争的继续。官员们下令让武警包围了该寺,砌了道墙封住了寺院的后门;禁止一切宗教 活动;砸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强迫喇嘛参加爱国主义再教育大会;切断互联网;禁止朝圣者进入寺院。他们还连夜带走了300名僧侣,他们当中很多 人到现在都回来。 流亡的格尔登寺喇嘛康亚次仁与在阿坝的同仁还有联系,他说,现在大约有300名官员住在寺院内看守。去年夏天,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的次数可能又翻倍了。 另一名格尔登寺的喇嘛洛桑说,那些军警在寺院周围建立了四所军营。 最近抵达达兰萨拉的洛桑说,”最令人难受的是看到那些士兵用枪指着你,但又不朝你开枪。” “这是自2008年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宁愿被枪杀,也不愿他们每天24小时用枪指着我。”他要求只透露他的姓。 他说,似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自焚计划。 “我认为那些自焚殉葬的人,他们之间没有舍呢么正式的协议,但人与人之间有种团结精神”,他说。”藏民的力量就象是一串完整的佛珠手链。你找不到头尾,因为它是一个圆。” 中国官员谴责那些自焚者是”恐怖分子”,并指责这是达赖喇嘛煽动所致。达赖喇嘛否认这一指控。 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员们认为,阿坝的挫折感要归咎于令人窒息的安保和”主动出击的警察监控术”。这一组织发现,从2002年到2006年,花费在安保上的阿坝的人均政府支出是四川的非藏区的三倍。在2006年之后有了快速的增长,到2009年则达到了非藏区的五倍之多。 北京高层官员已签署了封锁令。今年2月,阿坝党委书记侍俊被晋升为四川省公安厅厅长。 与洛桑有密切联系的多杰仁增曾是格尔登寺一名喇嘛,后因对该寺受到的封锁感到窒息,他于2010年离开了该寺,以放牧及做体力劳动为生。他于二月份的一个夜晚,在一所小学点火自焚。洛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七月。 “他告诉我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一感受到阿坝镇的气氛就头痛”,洛桑说。 这与第一位自焚的札白是同样的情况,洛桑说。2009年在札白自焚的前两天,他走在军用卡车之中,用脚去踢它们。 “他是想故意挑衅那些士兵”,洛桑说。 “我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他这是怎么了?’那一天他真的很不一样,在他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他对军队有多仇恨。”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层的喇嘛在僧侣聚会时通知说,格尔登寺不得不取消当天一个重要的祈祷仪式。洛桑说,半小时后,札白就在市场上点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如果政府禁止该宗教仪式,他会自杀。 洛桑说:”人们都非常尊重他的动机,和他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下一名自焚的喇嘛是平措,曾与平措一起学习过的洛桑说:平措从来没有表现过阴暗的情绪;他喜欢开玩笑,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经常炫耀他的肌肉。 洛桑说:”我从来没有听平措说过任何政治主张,他采取的自焚行动在我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在他的内心隐藏了多少东西。” 平措自焚后,当局开始了激烈的再教育活动,并封锁了寺院半年。这令更多的僧侣变得激进。最紧张的时刻之一发生在2011年4月,当官员们试图抓走那些不是 来自阿坝的僧侣。据国际西藏运动组织消息,阿坝的居民们试图阻止警方,两名藏族老人被殴打致死。官员们带走了300名喇嘛。 八月份,法庭判处三名喇嘛超过10年的监禁,其中两名与平措的自焚有关,一位是平措的叔叔,他当时拒绝将平措的遗体交给警方。 九月的一天,在官员们放松了对格尔登寺的一些限制后,两名喇嘛中午飞奔到市场,他们的长袍上着着火焰。一名手举着被禁的雪山狮子旗。在倒下前,其中一名喇嘛洛桑格桑是平措的弟弟,他高喊:”我们是被告。” 今年春天抵达达兰萨拉的一名目击者描述了这一事件。”由于不公正的判决、压迫和歧视政策,因为所有这些,藏民们感到被孤立了”,他说。 “这些自焚不是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始。” 张伟(音)从北京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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