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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柏蔚林 科斯老先生在世之时对经济学界多有批评，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偏离了其应有的方向，不去研究现实世界的问题，而成为了所谓的“黑板经济学”，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这一类主流经济理论工具的好处是让黑板上画满图表打发课堂时间，从而避免了讨论真实世界里头的实际情况”。后来有国内经济学者李华芳老师写了篇博客文章，响应科斯的号召“从经济学家手中拯救经济学”，希望能推动一些更加深入的思考。在他们这些界内人士看来，在现代日益复杂的世界中，由于其自身的某些缺陷，主流经济学现有的思维方式和解释能力已经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了。在这里我把这句话改写为“从经济学手中拯救经济”， 基本的意思，就是顺着这一思路来思考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前几天看了些关于青岛输油管线爆炸的报道，突然又感觉到很有必要思考一下老先生的批评。 如果移植到当前中国语境中，科斯老先生等人的观点可以说对今天的中国格外重要，而且请注意，这并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经济学圈子。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界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学术研究圈子。经过几十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一些知名发展经济学者对于政府政策走向已经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其他任何学科的学者所望尘莫及。记得陆学艺先生就曾经呼吁，希望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能多一些发声的机会，多有一点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就是说，经济学本身的弊端如果局限于学术的争论，自然无所谓。但是一旦影响到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不那么简单了。尤其是当经济学的某些思维方式成为了主流的话语霸权，并且为上上下下的主政者们所全盘接受，其结果就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最近有位在美国名校攻读经济学的朋友在网上很有些洋洋自得地写了这么一句令人玩味的话，大意是“一个西方观察家会感到羡慕，在共产中国，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制定能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我完全同意这位朋友的观察，但我的感受则与他的优越感完全相反。其实在很早以前的一次闲话中，我就曾经对这位朋友清楚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现在已经不是70年代，80年代，或者90年代，中国经济经过了几十年的恢复和增长，在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的情况下，政策的制定不可能再如改革开放初期一样，简单地以经济学的原则作为指挥棒，一切以市场化为导向，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而是要着重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财富的分配，或者更深远一点，如何重建社会的公平正义，因为社会矛盾也在快速增长。也就是说，技术型经济学人在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社会财富丰盈的情况下，与增长并重的还有很多的要素必须被考虑，而这就已经超出了他们的作用范畴。相反，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继续机械地奉行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然是以经济增长数字作为国家复兴的唯一指标，经济学科话语仍然是一支独大，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仍然被压在“稳定”的大帽子之下，前景只能是令人堪忧。 与西方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科体系相比较，中国经济学术的发展是残缺不全的，其基本框架是以经典西方经济模式为静态范本的单纯增长研究，而较少顾及到其他方面。相对于西方一些知名经济学人的谨慎，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往往忘记了，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经济史学”，经济学人因而常常乐于充当先知的脚色，动辄就能预测出几十年的增长前景。很可惜的是，科斯等人这些冷静的言论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甚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感和冷落。起码是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方面，在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简单线性推理的鼓噪下，GDP至上主义仍然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核心，大拆大建依旧是主政官员的不二法门。对于这次青岛发生的输油管线爆炸事件，虽然网路上已经做了各种角度的分析，舆论的焦点无外乎批评政府对应无力、新闻封锁、推卸责任、国企霸道等等，但是在我看来，这里还有一个为人所忽视的大背景，即当今中国奉行的（发展）经济学思维正在如何把中国经济引向一个充满风险的未来。 林毅夫和杨小凯曾经有过一段著名的争论，即“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前者相信“后发者”具有很大的发展优势，可以绕过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而后者认为“后发者”实际上处于劣势，发达国家的历史积淀无法被简单模仿和超越。最后林毅夫的理论成为了中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基调。然而事实证明了林理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青岛损失惨重的输油管线爆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根据媒体的报道，很明显，仅仅从技术角度而言，无论青岛市还是中石化，在危机处理中都表现出了缺乏对高度复杂系统的管理能力。城市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堆积的过程，对于城市的管理能力，更需要逐步的学习和消化，一蹴而就的城市化必然带来巨大的隐患。换句话说，发达国家几百年积累起来的经验，绝不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技术在短短几年里就能吸收消化的，对复杂系统的管理能力，只能在实践中逐步积累。毫无疑问，在未来可见的几十年里，中国日益膨胀的城市将面对为数众多的各种突发事件，而管理部门很可能束手无策，就像这次爆炸事件，竟然在数个小时的时间里，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都没有启动任何预警措施。不知多少人还能记得，一年之前的北京，一次暴雨引发的城市洪水就能造成77人遇难的惨剧，这同样是城市灾害管理能力远远落后于城市扩张的结果。 中国（发展）经济学者的乐观判断往往是基于众多的假设，这本身是经济学科的一大弊病，而在中国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则是被极度放大了。在众多对于市场的理想化假设之后，在这里，他们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假设：即默认不同国家间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均等的，落后国家可以制造出与发达国家一样质量的产品，后来者可以与先进者具有同等的系统能力，因而只需对数据进行对比就可以对今后几十年的前景加以预言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滥用假设在前一段时间林毅夫与韦森等人的对话中就暴露无遗。林毅夫认为，消费不能作为促进经济的出发点，如果提高消费就必然要求要有收入做保障，而收入提高的前提是提高效率，要提高效率则意味着增加投入，因而必须以投资作为经济战略的核心。在这里很清楚，他首先假设了投资就意味着效率的提高，进而假设效率的提高就等同于分配的合理。而韦森等对于林的理论缺陷看得很清楚，直接就指出了林对于政府投资必然高效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 科斯老先生倡导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对今天的中国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几年前有一次回国之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面对城市里到处都是的高层建筑，我不禁马上产生了一个问题，消防救灾的能力有没有跟上去？我在美国参与过联邦灾害管理的项目，所以想知道国内是否有类似的东西。虽然我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看看消防通道上拥挤满满的大小车辆和形同虚设的警示标志，也能知道个大概。后来我还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询问了一些居民如果发生天然气泄漏应该如何是好，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后来经人指导，我在小区的通告栏里看到一则小广告，上面写着如果天然气出了问题，可以打电话找一个维修服务，但我相信一个服务部解决不了紧急情况。要想知道更多的此类例子其实很简单，上网搜索一下各地几年来的道路塌陷，桥梁倒塌，和各种公共设施相关的事故，就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它同时也是一个质量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很多百年老屋仍然在使用中，而据说现在国内建筑物的平均寿命也就仅仅30年而已。“黑板经济学”造成的增长幻想还远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警觉。 新班子开始搭台唱戏以后，赢得了不少经济学界和财经媒体人士的喝彩，主要是对于其坚定完善市场化的原则表示赞赏，领导人个人的经济学背景也吸引了不少的关注。其实这一方面的争论与赞美在事实上都已经了无新意了，来来回回就是那么些套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在我看来，这里面隐藏的问题不容忽视。“经济”两个字的含义无疑并不仅仅就是“增长”，除此之外，社会财富的分配/再分配、社会福利体系、社会公正、环境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在中国特有的权力配置模式下，都要求“经济”的主导者必须具有纵览全局的能力和改革社会的魄力，而不仅仅是盯着狭义的“经济学”教条，玩弄一些所谓“杠杆”技巧。但是从目前的各种官方信息来看，政策最核心的一点，最清楚的表达仍然是“保GDP就是保就业”这一句，也就是说除了数字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其他方面仍然是被搁置一旁的。从政策有效性的前景而言，这说明主政者把当今中国的国情与30年前混为一谈了，并没有意识到能够在改革开放初期使社会大众受益的政策，在今天可能已经并不适合国情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各种类似于青岛输油管爆炸的突发事件在各地时有所闻，这就已经证明仅仅把注意力放在GDP和就业上在未来并不足以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对近来比较流行的“看好”体，我个人的态度则比较谨慎。跟踪了一段时间的官方媒体和重要讲话，发现都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而已，感觉“经济学”并没有思路上根本性的变化，也看不出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好”的。对于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那句关于经济学家在中国影响力巨大的话，我思前想后，觉得他的观察很敏锐，也很有意义，一时间在头脑中的确激起了一些共鸣。但正如前面的交代，我的反应是完全反向的。所以最后只能做了一个比较悲观的回应，“经济学长期的主导地位，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思考能力停滞不前的重要标志”。希望他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