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热点

华盛顿 — 一些在广州街头抗议朝鲜核试爆及核污染的维权活动人士被警方以未经批准“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名拘留。有关律师认为，这一罪名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中朝边界地区一位中国居民表示，平壤当局不顾本国及周边国家人民安全一再进行核爆，全中国老百姓都应该起来抗议。 上周六在广州天河城广场拉横幅及在人民公园集会抗议朝鲜在中朝边境附近举行地下核试验的十多名活动人士被警方控制后，陆续传出他们当中有数人遭到公安行政拘留，其中张圣雨和刘远东被处罚行政拘留15天，徐琳行政拘留7天，刘云云是这些被拘留者当中的唯一女性，她可能被判拘留15天。 刘云云来自四川，她丈夫是美籍人士，目前还在美国无法联系。一起被抓的另一位女性活动人士网名叫染香姐姐，据信已经获得释放。 *反核标语 含敏感词* 设在海外的中文网站维权网发表声明，敦促广州当局立即释放这些因为抗议朝核试爆污染而被拘押的维权公民。声明指出，这些维权活动人士所亮出的横幅标语包括“反对核武、反对独裁”、“抗议朝鲜核试验、停止援助小流氓”、“要和平不要核武”等内容。 受上述维权人士委托的律师隋牧青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明天将去拘留所他在星期一前往拘留所会见了刘远东，并且得知刘远东关在那里后被一名警察打了四巴掌。 *集会申请 永远不批* 隋律师表示，广州警方以未经批准非法集会罪名拘留举行抗议的公民是非法的，是一种流氓手段，被拘留的当事人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来申诉。 他说：“我认为这个是，未经批准就是定为非法集会，这是错误的。而且说得激烈一点，这是个流氓概念。 因为集会我不认为 有非法之说。如果集会未经批准，顶多算是一种违章的行为，就是违背了一些办事的程序，谈不到违法。不能受到法律制裁。你可以说在一个不恰当的场所集会了，这个可能对别人构成影响，那你告知我，我换地方就是了。我没有经过批准，你告知我，下一次要来备一下案。但事实上中国是这样的，你去申请（抗议集会游行），永远都不会批。等于事实上取消了游戏示威集会等权利。” 一个多星期前，朝鲜驻沈阳总领事馆外面发生了小规模的示威行动，数名来自沈阳、抚顺、丹东的中国公民在那里举牌抗议。 *维稳反核 孰轻孰重* 家住鸭绿江边的辽宁省丹东市退休教育工作者于晶磊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人起来抗议朝鲜核试爆对中国造成的污染和威胁是正义之举。 他说：“因为朝鲜搞核试验不单威胁朝鲜本身的安全，也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特别是东北三省。像我们丹东，离朝鲜更近，对我们威胁更大。不单我们这面离朝鲜近的民众百姓应当起来抗议 ，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应当起来抗议。” 这位退休教师指出，中国政府虽然口头上表示反对朝鲜搞核试验，但它不允许民众自发举行反对朝鲜在中朝边境附近核试爆的抗议活动，主要原因是担心其一党专制可能受到波及。 他说：“政府不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朝鲜的核试问题。它只是从维护一党专制独裁政权的角度考虑，担心民众起来抗议朝鲜核试验的时候，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的政权 。所以，它不允许人们起来抗议朝鲜进行核试验。甚至有关朝鲜核试验对我们国家产生的威胁，执政者方面都很少报道。” 与此同时，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认为，当局这次拘留这么多民主活动人士是迫于朝鲜压力。他分析说，这一次居然行政拘留十位民主人士，国保没有这个胆。郭飞雄还指出，习近平先生昨日要求实行法治，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审批。他表示，习近平讲得好！但能否首先保证中国的司法不受小国朝鲜的操纵呢？ 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政府虽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并不愿意看到本国民众自发抗议其盟友平壤独裁政权的核野心造成的这种危害。有分析指出，朝核問題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迫使北京作出因應對策時陷入進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fullrss.net

来自西藏的报道说，一名藏族男子星期日在青海省点火自焚。   这位名叫帕莫顿珠的20岁男子在海东藏族自治州的加琼寺外点火自焚，据说是为了抗议中国在西藏实施的政策。   加琼寺的僧人把帕莫顿珠送入一个当地医院治疗烧伤。现在还不清楚他的生命是否有危险。   一名和当地有密切联系的藏人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国保安部队派出大队人马分散到帕莫顿珠自焚的加琼寺去，寺中的僧人正在为帕莫顿珠的生命祈祷。   过去3年来，已经有1百多位藏人选择自焚，以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对西藏的镇压。 fullrss.net

很多人择偶时会用一些“硬指标”：收入、房、车、学历、年龄等都要拿来掂量一番。最近，一份由世纪佳缘网站发布的报告，成为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在这份名为《2012至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恋爱起步价。 所谓的恋爱起步价是指：单身男女对其理想配偶收入的最低要求。 以下是各地恋爱起步价。 来源：羊城晚报 猜你喜欢 政改稳步推进 都能给别人打饭了 信政府 后果很严重 请问你是高级黑吗？ 一句“我们”暴露了什么 多感人的国际主义情怀

2001年春晚结束后，总导演王冼平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谈起了春晚背后的故事。镜头前的她并没有显得有多兴奋，她语调缓慢而优雅：“我不会再做春晚导演了。” 她搪塞了追问，“给年轻人机会嘛。” 十二年后，王冼平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向《中国周刊》记者道出了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是不想再做一次傀儡。” 留一个名 从演播厅回家的路上，已经快要天亮了，鞭炮声还会零星响起。王冼平看着车窗外，马路空空荡荡，这大半年春晚总导演的身份让她心累到极限。 王冼平在责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当一次春晚总导演，非要留下个虚名。 其实，王冼平不是第一次参与央视春晚[微博]的导演工作。 1987年，刚刚进中央电视台五年的王冼平和赵安一起被选中成为1988年春晚总导演邓在军的副手。策划会开完的第一周，团队里的音乐编辑因为得了黄疸性肝炎住院，负责音乐类节目的王冼平又兼任了音乐编辑。 而晚会当天临近尾声时，领导找到王冼平和赵安，说他们都是年轻导演，字幕不能写导演，只能写副导演，而且名字要放在那位住院的音乐编辑之后。 当年，王冼平27岁，赵安28岁，两个年轻人心里不服，决定抗争一下，就在直播出的字幕里写“副导演：平平安安”。 参与过春晚主创后，王冼平渐渐开始独立做大型晚会。 1994年春晚，总导演郎昆因尝试技术创新影响节目效果，在直播前七天，领导要求更换总切换，台里安排王冼平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王冼平心里清楚，总切换是总导演之外总重要的岗位，失败要承担重大责任，即便是成功了团队里的人也不会高兴，因为报字幕时“王冼平”三个字要排在那些辛苦了大半年的同事之前。 于是王冼平跟台领导约定，无论成败，这一届春晚主创名单里都不出现自己的名字。 除了身边的朋友和参与过那两届春晚的人，几乎没有人知道王冼平在2001年春晚之前已经两次参与春晚而且担当重要岗位。 2000年，王冼平评上了正高级编辑，整个文艺部除了领导之外只有她、郎昆和倪萍[微博]有正高级职称。那一年，郎昆已经当了两届春晚的总导演，倪萍则是过去10年春晚的主持人。不明就理的同事很奇怪，怎么从未参与春晚的王冼平能评上正高级编辑？王冼平觉得，自己必须真正做一回春晚总导演，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于是，那年夏天，厚厚一叠春晚的竞标方案中有一份来自于王冼平。 王冼平并不喜欢竞标，而更愿意做一些“舍我其谁”的晚会。偏偏2000年的竞标却异常开放，原本只有文艺部参与的春晚方案竞标，扩大到全台所有部门所有岗位，连新闻中心也组团参加竞争。 从六七个方案选其一，变为十几个方案选其一已经让王冼平颇为不满；在竞标结束后又传出有人“背后活动”，结果几天之后一群人又被拉到顺义拍摄基地重新采用匿名方式第二次招标。 王冼平一度想要退出这场滑稽的竞标，她最后还是忍了下来，成为“春晚总导演”是必须的。 43张“小条子” 2000年夏末，刚刚出差回京的王冼平得知自己的方案中标，但是另外两个竞标导演王宪生、金越也要并到2001年春晚团队，和王冼平并列春晚总导演。 王冼平自己倒没有异议，没想到当年李岚清副总理到台里去慰问春晚团队时，听说有三个总导演，便问：“这怎么回事儿？总导演不是应该一个吗？为什么是三个，谁说了算？”台领导只好打马虎眼说分工不同。 已经是文艺中心副主任的赵安，曾经特意跑来找王冼平解释：“排在第一个的才是真正的总导演，王宪生、金越配合你。这样就有更多人能当上总导演，大家都很积极，你要理解。” 王冼平半开玩笑地说：“只是一个组织工作者罢了，听话就够了，换了谁做都是一样的。”王冼平心里想的根本不是她和王宪生、金越谁听谁的，而是明年冬天的那一台晚会有多少节目能从艺术的角度考量。 开始选节目，台里给王冼平送来了43张“小条子”，都是各路领导推荐来的歌手，关系一个比一个硬。 王冼平马上召集这些歌手到她办公室开会，大家一头雾水，从来没有人给“条子演员”开过会。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王冼平走进去，用一贯优雅的语调说，“这一次你们得感谢我们这些导演，你们自己心里都知道你们怎么到的春晚剧组。我希望明年你们换一种方式上春晚，不要拿条子来，拿作品。你们有本事花一年的时间去找作品，去请人给你们写作品，去好好长本事，明年不要再拿条子来，拿作品来。好，散会。” 几十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时，王冼平已经转身走了出去。 没想到，在王冼平面前一句话不敢说的“小条子”们一回去就开始动用关系给王冼平施压。最硬的那张“小条子”是个女歌手。王冼平说，那个女歌手的演唱水平无法恭维，但却要求在12点独唱。 王冼平一听就火了，坚决不同意。于是就有领导为这个女歌手说项，送礼。王冼平把礼物退回去后，对方就开始来硬的。 女歌手的母亲打电话给王冼平，“你有领导吗？你知道你们的领导是谁吗？知道你领导的领导是谁吗？”这位母亲一边施压一边提出要求，串烧歌不行，六重唱、四重唱都不行。只要独唱，最次也要二重唱。 王冼平气得跑到台办说要开新闻发布会请辞春晚总导演，领导们都来劝王冼平，但是却没有人站在她的阵营，请辞最终也没奏效。 最终，这个女歌手在一个重要的时段唱了男女二重唱。 这些关键的节目王冼平尚且不能做主，更多的事情，她无能无力——她希望大摇臂扫下去，每个桌面是干干净净的，可现实是上面摆满了赞助商产品；她想要的简洁大气的舞台设计，可码了一排格格不入的盆栽…… 2001年春晚后，台里开总结会议。政治导向、社会好评、广告创收、技术创新……说了一溜儿够，王冼平坐在人群中听报告，没有一项是和艺术有关的。 “我们是在给中央电视台‘演’春晚导演，”王冼平演得似乎让台里很满意，但她自己却再也不愿意碰春晚。 有愧的坚持 2001年春晚发生一件事，让王冼平愧疚至今。事情的起因不是她没有坚持艺术，恰恰相反，是她坚持了艺术。 当时，一首选送上来的歌曲让王冼平颇为欣赏，名叫《亲爱的中国，我爱你》，“歌名字很土，叶凡的声音非常有味道。” 当年，叶凡还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歌手。王冼平上报了这首歌的独唱，但是因为叶凡没什么名气，领导没有批准独唱，而是建议改为四重唱。台领导还提醒王冼平，这样还能多解决三个条子演员。王冼平只好同意，于是就开始挑人录带子。 正巧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的老总向王冼平推荐歌手朱桦[微博]。朱桦是王冼平多年好友，王冼平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知道有机会上春晚，朱桦也很高兴，而且好友当总导演，必然万无一失。 等带子录好，王冼平发现四重唱完全毁掉了叶凡演唱时的那种味道。王冼平下定决心，让叶凡一个人独唱。这一次，她胜利了。 2007年叶凡去世。葬礼后，叶凡的先生告诉王冼平，叶凡在弥留之际还拉着他的手说，“上过春晚，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王冼平一下子落泪了。 王冼平每每说到自己的艺术追求时一定会提到《亲爱的中国，我爱你》，她爱惜这首歌就好像是爱惜自己的羽毛。 但是，这首歌又让她想起曾经的好友朱桦。 朱桦没有上过春晚，她没能像叶凡那样一夜成名，王冼平总觉得愧疚，但她却从来没有亲口向朱桦说一声对不起。 “我很想说对不起，但是不知从何开口。如果我有错，那就是我没有本领高超到化腐朽为神奇。但是我有愧，愧在我不能把控得太多，却偏偏改变了朱桦的命运。” “是他们无法忘记” “在央视的时候，我笃信自己是最好的导演，春晚的光环实在是太大，让我看不清自己而满足于现状。”2001年春晚之后，王冼平的名气响了起来，走到哪里都被人尊敬，办很多事情，抬出“春晚总导演”的名头，就会变得简单许多。 但是慢慢地，王冼平发现，名利成了她最大的负累。“十二年过去，无论我做多少，人们眼里，我还是‘春晚总导演’”。 2011年，“水木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文艺晚会招标时邀请王冼平去做顾问。当时有六组人竞标，王冼平看过方案后觉得都不满意。 “难道百年学府的庆典需要助兴吗？”王冼平提出这场晚会不需要任何一个明星。因为这一点，组委会放弃了之前六组招标方案，聘请了原本是顾问的王冼平来做总导演。 百年校庆一改文艺晚会热热闹闹的风格，通过《水》、《木》、《清》、《华》四大篇章，表现清华大学百年的创业、奋进、发展历史。“用100分钟的时间讲述清华一百年，每一分钟是清华的一年。” 这一场晚会是王冼平人生另一个制高点。“春晚最大限度地发酵了名利，而百年校庆才是我想沉淀下来的东西。”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后者呢？”王冼平反问。 2011年，王冼平办起了自己的工作室，50岁出头的她空有一身经验，却和一大批老编导一起成了闲人。 那一年，央视为了培养年轻编导，规定50岁以上的导演不能再做具体的节目编导和节目制片人。音乐频道给了王冼平一个首席编辑的名头，却收回了所有节目，只是聘请她来做顾问。 有了更多空闲时间的王冼平租了一间公寓办起了工作室，她开始发掘一些并不起眼的“原生态”的民间艺术。 “原生态”对王冼平来说，多少是个遗憾。 2006年时，王冼平给台领导提过一套方案。因为青歌赛降温，王冼平提出原生态歌曲大赛的想法。领导看完方案后，提出把这个方案和青歌赛合二为一，在青歌赛的比赛中加入原生态单元。 “原本可以做成一个品牌、一种文化的节目成了青歌赛的一个补丁”，王冼平虽然理解和支持台里的决定，但心有遗憾。 淡出央视之后，王冼平带着自己的团队到江西、四川等地搜罗民间艺术编排了上百场舞台剧、情景剧。现在，她的团队正在制作一部关于蒙医题材的电视剧《蒙医传奇》和一个酒文化的栏目《生命中的那坛酒》。 在《蒙医传奇》的宣传会上，王冼平特别嘱咐团队，一定不要提自己春晚总导演的身份。王冼平希望他们要卖出去的是电视剧本身价值，而不是“春晚总导演”这五个字。 已经过了12年，有些光环，到了该消失的时候了。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华盛顿 — 中国维权人士和访民两会前夕积极行动，访民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北京，呼吁废止《信访条例》，并且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北京维权人士发起的“找人大代表” 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胡佳：信访制度就是骗局*   2月21日，来自中国各地的几十名上访维权人士在北京发起全国“两会”请愿。他们请求设立申诉、控告、举报监督机构，制定《申诉、控告、举报监督法》，同时废止《信访条例》。   北京知名社会活动人士胡佳表示，信访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个骗局，起不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会激化矛盾。   胡佳2月23日说：“实际上‘信访’在中国就是个骗局。所谓人民来信来访等于一个过滤器，它把所有社会矛盾用那个（信访）拦截了，就是给你一个虚假的希望。似乎你能通过信访解决问题，我看过许多信访人，最长的访了几十年。少则十几年，几年。但是实际上信访能够解决问题的机率，官方的数字大概是千分之二。”   胡佳认为，通过信访申冤的案子几乎为零。相反，各地对访民的截访已经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的利益链条。他说，信访制度在中国是一个病态的制度，应该彻底否定。   《信访条例》2005年1月由中国国务院通过，同年5月1日起实施。《信访条例》取代了1996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近十年，中国维稳体制对民间的打压和地方官员对百姓的欺压加剧，冤情越来越多。怨民指望到北京上访，希望北京的“清官”给断断自己的冤案。   不过，访民到北京上访的结果却是被关进黑监狱；或被押解回原籍，受到打击报复等。   特赦国际、中国人权等国际人权组织，都对中国官员压制访民人权的行为表示反对。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社会活动人士和访民要求废除信访制度。   *何德普：人大代表应跟人民零距离*   另一方面，北京维权人士何德普等12人最近启动了“我们要找人大代表”的活动。参加者都是北京人大代表公民参选人，从活动开始到现在，维权活动小组去过两次东城区政府找人大代表。之后，每个星期都去海淀区，希望有人大代表愿意跟他们见面。遗憾的是，每次去都落空。   何德普同一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项活动他们还会继续搞下去，因为，选民见人大代表是在行使选民权利，而人大代表应该跟人民保持零距离。   何德普说：“很遗憾，找了快俩月了也找不到一个。人大代表确实比较难找，我估计还是不愿意见我们。因为打着牌子在那里站好长时间，又是东城（区），又是海淀（区），还是（站）在马路上。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找下去。因为他还是老百姓选的吧，法定的代表人民。人民有疾苦、有事情，见一见，还是合情合理的。”   何德普告诉记者，他们每次去见人大代表都会带着问题去，希望反映给代表。他说，访民现在有冤情只能找人大代表，因为，法院现在根本不给访民的诉状立案，即便罕见地立了案，那么败诉的一定是访民。   但是，何德普他们这么简单的愿望也遇到过警察的暴力。何德普说，上个月北京市两会期间，他们在去两会会场的路上，警察将参加“见人大代表”活动的野靖环推倒在地上，在推搡过程中何德普的一个指甲盖被掀起，疼痛钻心。   何德普是北京知名异见人士，参加过1979年北京民主墙运动，是中国民主党成员。何德普创办过《北京青年》民间杂志。他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1月28日，何德普先后被失踪、被刑事拘留，2003年1月30日被正式逮捕，判有期徒刑8年。无论是刑拘还是入狱，罪名都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何德普先后参加过至少三次北京区县人民代表竞选，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