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现在能被媒体和舆论关注的二代，基本上都很糟糕。难道“二代”真的很“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开始是富二代出来丢人，接着是官二代出来丢人，现在是星二代出来丢人，反正前一…

马克思对技术改变社会形态的巨大威力洞若观火。他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而印刷术则“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 　　对于中国，微博这一新技术所释放的幽灵亦将如此——甚至不仅如此。 　　从2009年作为一种网络“时尚”出现在公共领域开始，3年来，微博从网民的狂欢变成公众介入公共事务最强大的工具。“网络问政”、“网络维权”、“官方微博”、“微博直播”的醒目存在，已经带来了一种“改变”。 　　而以近段时间的“郭美美事件”为标志，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微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的力量已经彰显无遗——关键在于，管理者是否透过热闹的表象看到了这一点，又如何应对。 　　社会信息控制相形失效 　　2011年6月下旬，拿微博当QQ“直播”和情人开房的江苏溧阳原卫生局长谢志强变成一个笑话。但显然不仅仅是笑话。它同时是一种隐喻性的提醒：官僚行政系统隔膜于微博，往往会犯悲剧性，或者愚蠢的错误。 　　在“微博开房局长”事件中，就权力监督而言，它相当于一种公民利用微博的特点对官员权力私用、掠食的“监控”，而前提是官员的无知。 　　而这类“反腐”，和以往通过传统媒体报道，以及网络论坛、博客曝光的路数差不多，都是在贪腐官员的劣迹自曝或被曝后，通过信息的传播、发酵、聚集，终成巨大的舆论场，营造出无法忽略的公共事件。 　　它的特点是，信息在传递时绕过了本能地会过滤、控制信息传播的官僚系统，得以“上达天听”，形成政治压力。这样，某一层级内的官僚系统对信息的控制不再有效，那种在垄断信息的情况下对贪腐官员进行“组织内处理”，处理结果容易受官僚关系网左右的模式也相形失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处理相关贪腐官员，权力系统就无法消除“民意”注视下的合法性焦虑。 　　所以，开房的谢局，以及因被媒体曝光家人卖“问题粽子”而大闹报社的“最牛工商局长”杨晓松杨局只能丢官，无法再得到庇护。 　　说起来，“微博开房局长”事件和以往网络公共事件的背景一样：网民不停地聚焦某个事件，事实上是对以往“群众”运动在广场上怒吼的一种替代。作为“乌合之众”，他们从大街上撤到了电脑屏幕后，虚拟空间取代大街成为新的维权和进行权力监督的场所。他们不再表现破坏的力量，而是展示破坏的可能。而恰恰是这种力量无法准确衡量，而且具有不确定性，权力上层必须重视这种民意的分量。 　　正因如此，“微博开房局长”事件的新意并不明显。它只是从既有制度途径之外引发了清除腐败分子的上层权力运作，但仍无法通过制度上的渠道介入权力的运作。 　　但“郭美美事件”却呈现了另一种超越。 　　2011年6月21日，“郭美美Baby”在新浪微博上炫耀“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而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反差所蕴含的疑点，使此前公众关于红十字会“天价餐费”，以及对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累积的不信任被大范围地激活。 　　事件的高潮出现在6月26日晚对她从深圳飞北京的“微博直播”。依赖于“全民搜索”和信息的即时发布，她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处于公众的视野内。 　　在舆论的压力下，郭美美、中国红十字会不断地发布“声明”，不约而同，都力图撇清彼此的关系，红十字会甚至使出“报案”的狠招。而随着微博搜索的深入，红十字会与某些商业机构的关系，以及自身的一些“污点”被一层层揭开。 　　综观整个事件，微博的新特点非常清晰。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它几乎运用了民间社会的所有资源，信息披露者包括媒体记者、普通网民、知情人、意见领袖，等等，具有了一种整合资源、协调行动的能力。这正是在权利饥渴中，公民利用自媒体“自我组织”的特征。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通过点对点的无数连接，它的沟通像黑洞一样瞬间扩散，形成一套权力控制之外的社会信息沟通网络。 　　在以往，离开了权力所控制的信息沟通网络，大范围的社会沟通不可能进行。但微博终结了这一点。 　　社会治理因技术而改变 　　毫无疑问，微博是嘴巴、眼睛功能的无限放大，且在这种放大的过程中获得了力量。与之对应，就是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今天开放社会的每一次跃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存在“道器之辩”和“体用之争”。马克思也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在社会治理层面，则是一个社会的沟通工具的变革，往往会改变社会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治理模式。 　　按照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的说法，媒介的意义和功能，有时候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媒介要干的事情，就是对一个社会(或不同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它意在通过人际交往空间的建立，形成公共空间。而社会的公共空间往往具有政治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人们就是在这个公共领域里介入和影响公共事务。 　　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权力对社会的治理并不神秘，无非就是对社会信息沟通的控制。因此，一种制度，一种治理模式大抵都有它的“技术支持系统”。 　　在原始社会，“政治”与“社会”合为一体。由于人与人的交往就是肉体的直接接触，其信息沟通模式也就是“口耳相对”。在这样的社会，行之有效的权力控制必须诉诸每个人的敬畏。因此，权力对社会的治理，其实就是“权威慑服”。 　　在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政治”和“社会”同样是一元结构。但要实行直接民主制，同样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人们之间的沟通，必须是直接的沟通。如果人口很多的话，直接民主制就无法维持下去，因为一个大会场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开会讨论和决定公共事务。近代后，欧美各个民主国家，无论是否有意愿，搞的都是“间接民主制”——没有一种媒介能够实现在公共领域里人们大范围的直接沟通，无疑是原因之一。 　　近代以前，进行信息沟通的媒介被社会精英阶层所掌控，等级社会没有受到什么挑战。但随着教育的普及，书籍的出版传阅，以及后来各种现代媒体的出现，民众建立了新的信息沟通网络，封建专制终于被埋葬。而民主制度正是顺应了新媒介对社会形态改变的一个结果：它可以让民众之间直接沟通，可以让选民和候选人沟通，可以让民众和权力沟通。权力某种程度上，退出了对社会信息沟通系统的控制，它要控制的更多是某些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 　　在“社会”和“政治”被分开的二元社会结构下，要实现“政治”自上而下对“社会”的控制，条件只有两个：控制和取消公共领域。或者权力垄断、控制人们进行信息沟通的媒介，导致人们无法构成一个沟通网络;或者，人们根本就没有条件通过媒介在公共空间里进行大范围的沟通。这一点，在“印刷机时代”是可能的，但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几乎不可能。 　　技术的变化，显而易见地，已经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不可逆的变化，控制信息沟通，无异于破坏和瓦解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从而倒退回以前不堪回首的旧时代。 　　微博催生社会治理变革 　　通过变革回应时代进步的要求一直是执政党的优秀传统。《人民日报》的提醒很有道理，公众通过微博参与公共事务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管理者理应“善待”。 　　就社会管理思维来说，“微博时代”所建构的信息沟通网络，已经和“印刷机时代”所建构的信息沟通网络并置、交叉，而且它是一个更加广大，甚至无限的公共空间。这意味着，建立在“印刷机时代”的管理思维已经落后。针对微博的特点，在社会管理上，政府部门的心态和相应的制度设计，权力运作，理应更加包容、开放。 　　微博上无疑存在一些情绪化的表达和错误的信息，但作为信息沟通的公共空间，它完全可以在信息的自由流通中自我净化。这极有利于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如果阻碍这种信息的自由流通，反而会制造一个糟糕的信息沟通环境，公众的情绪无法消解并化为理性，信息的堵塞容易形成谣言滋生的温床。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治理都有难以想象的后果。 　　针对微博信息沟通自成一体的局面，很多政府部门都开通了官方微博。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在某种意义上，官方微博是在政府公信力缺失，以及信息不够公开后的一种补救措施和制度跟进，意在让官方的声音也回响在微博这个公共空间。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是让官方的声音在微博上及时出现，还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取信于民?这需要的，仍然是在现实中对政府信息公开，以及与公民互动的制度改进。 　　必须看到，在微博上，无论是“微博问政”、“微博维权”，还是“微博反腐”，都是现实所激发。它们是公民在现实中，因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通道比较狭窄，或者被堵塞所开辟的另一条通道。重视这一条通道，把现实中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扩大、延伸到对网络表达的吸纳非常重要。 　　但这些，都还仅仅是把网络、微博预设为公民反映意见的途径，并没有预设公民也是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主体，从而没有触及到本质问题。 　　在中国，微博所具有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之所以如此明显，人们在微博上表现出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之所以如此高涨，乃是在“政治”和“社会”的二元结构中，他们的角色还只是“被治理者”，而非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主体。也就是说，民主还远未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以往，当社会信息沟通渠道被控制时，公民作为权利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诉求还不足以在逻辑上对既有治理秩序构成挑战，但在今天，微博自成一个社会信息沟通系统，意味着一种“社会权力”已经得以生长，以此为标志，我们已经从一个新的社会生态的大门迈了进去。作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它召唤一种新的政治生态、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之对应。 　　这种新的政治生态，就是对各类权利的保障，视民意为真正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而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承认社会也具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如此，方能达致“善治”。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2333

8月3日以来，“五壮士”砸墓碑的“壮举”赢得了广泛关注。 昨天旅行归来打开邮箱，有十多封函件就是询问我对“砸碑壮举”的看法？ 黑龙江省方正县为了吸引日商投资目的，花费70多万为当年“日本开拓团”建立纪念碑的“政绩”本人一样很愤慨！如此GDP工程让人心寒！ 但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我的朋友，愤慨“立碑”并不等于我就一定会赞许“砸碑”？ 第一次看到五壮士砸碑消息时，我立马想起了刘亚洲将军说过的一句话： “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用没有任何风险的廉价“口水”和“文字”来表达“爱国”的“变态爱国主义”在百年中国一直很有市场。那种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汉奸卖国贼”帽子满天飞的主多是这种类型。 欺软怕硬的“变态爱国主义”在五四运动时期就深深扎根于天朝肌体。当时爱国口号喊得最响的青年学生梅思平，二十年后出任汪伪汉奸政权的内政部长？ 梅思平显然是把“爱国”当成生意来做？ 对于五位千里迢迢奔赴黑龙江方正县砸碑的“爱国者”，我不想评说什么，我只想问他们一个问题： 当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群体是谁？ 一不是美国，二不是日本，三不是台湾，而是贪官！ 不仅是已经落网的极少数贪官，还有更多依旧在台上打着“爱国”旗号祸国殃民的贪官！ 当今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是谁？ 是裸官！是一边在台上破口大骂美国一边暗中把子女财产转移到美、加、澳的裸官！ 砸墓碑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 好象看不出来，文革砸碑砸得最多，孔府和外国人的墓碑差不多砸光了，可也没砸出什么国家新气象来，还差点把国家砸亡了。 若是勇敢站出来对形形色色的贪官裸官说不，拚将一死揭露制止他们的贪腐罪行，对国家民族的好处将是大大的！ 所以揭露抨击贪官裸官显然比砸外国人墓碑千倍爱国！ 有其去和一块无关痛痒的外国人墓碑较真？何不去和害国害民的贪官较真试试？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我也知道贪官裸官比外国人墓碑可恨千倍，可我最大的胆量也只能对墓碑撒气啊！ 外国人墓碑不能抗议不能反抗，背后又没外国人撑腰，砸起来多安全，还能轻而易举挣个“爱国志士”的响亮名头。 贪官裸官能量大大的，和他们较真可不是闹着玩的，多半会吃不了兜着走，弄不好“爱国”名声没捞着反落个“颠覆国家罪”。 所以玩“爱国”生意还是砸外国人墓碑现实些实惠些！ 当然国内也有很多造价远远超过70万的豪华墓碑，多是贪官榨取民脂民膏立起来的。记住这些豪华墓碑可千万砸不得？如果有谁敢砸我第一个服他，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中国只要有百分之一这样的爱国者就能超过美国！ …………

我有一个梦想，我们能有自己选的市长，我们的城市都有公民议政的光场; 我有一个梦想，我们的君队是保卫国家的力量，而不是真压人民的武装; 我有一个梦想，我们的JC是维护法律的榜样，而不是贪官污吏的棍棒; 我也有一个梦想，我们的法院是维护正义的殿堂，而不是真压良知的牢房; 我也有一个梦想，我们的ZF是公仆工作的地方，而不是蛀虫生存的家乡; 我也有一个梦想，我们的学校是培养希望的天堂，而不是制造奴才的工厂; 我也有一个梦想，我们能自由的展示自己的思想。 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所有爱好和平，自由，民主的朋友们坚定信念，传输民主的思想，让更多的愚昧之人清醒，让更多爱好自由民主的人加入弘杨，让我们的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法制，繁荣的天堂！

中国不单出口各种衣服、零配件，连孩子都成了出口创汇的商品之一，这种人间奇迹出现在湖南邵阳。《财经》爆料称：多年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与父母人各天涯。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更甚者，有的并非超生儿。而这些孩子有些已经被美国等地的好心人抱走领养，成为一桩不止在国内造成影响的事件。 至于为什么说孩子都成为出口创汇的商品之一，是因为这些领养中国弃婴或者残疾婴儿的外国人并非是经过审核条件允许即可领养的，而是要缴纳3000美元左右的抚养费才能领养。这其中甚至形成了一个产业链，由计生部门抢夺孩子，然后由福利院洗白孩子的户口资料，最终成为可以出卖的“合格商品”。甚至当地福利院对婴儿进行收购，用以充实货源。 由于职司媒体的缘故，这种事并非第一次进入视野，而是在很多地方都有过。蹊跷的是，这里的利益链条完全处于不能斩断的状态。多年来，有不少新闻报道曾经揭露过领养孩子需要缴纳不菲的手续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事儿，但这个状态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视。福利院按说应该是全额的财政拨款，实际上很多地方拨款不足，需要有一部分自筹资金。福利院能有什么自筹的方 式？孩子就成了商品。 而计生部门做这种事是丝毫不奇怪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年年代达到高峰的野蛮计生行动已经成了席卷乡村的狂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情况所在多有，甚至有标语云：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不止一次有媒体爆料强制计生的惨状，甚至刚生下的婴儿也被弄死，至于说足月流产就更为屡见不鲜。 为什么计生工作要到这个程度？很简单，生育是一个物种的本能冲动，而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对于生育也有着经济、意识方面的压力，用行政力量强制压抑人的本性，如果不用这种手段的话，确实效果不张。但作为一个人来说，如此没有人性当然必须要有更为强烈的动力，计生工作一票否决的考核制度，恰恰给了这些人动力。 随着这种动力而来的，必然是只求效果、不问手段的权力。因为可以肆无忌惮的从事暴力计生，自然也就可以从这种默许的权力当中得到收益。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利用收养者的好心为自己牟利，也未见得比直接杀婴更为罪恶，毕竟孩子还是活着的，有些孩子甚至可以开启自己不太一样的人生，至少考托福这个环节算是省了。 但细究起来，这种因为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不足而抢孩子、卖孩子的行为，至少涉嫌绑架、买卖人口，可是我们想一想，这件事真的会有人管，或者会追查到底么？这是不会的，因为一旦如此，必然就会追问到权力的使用、授予，以及计生政策的根本，正像其他事件一样，只要是进行追问，最终都会发现不能追问了。 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网友发起了一个解救被拐儿童、乞讨儿童的活动，也得到了公安部的大力支持。但如今我们发现，居然政府机构也有一部分在做人贩子这件事，一瞬间的心情几乎凉到了底。如果连某个政府机构都成了合法的人贩子，我们的努力是否还有任何价值？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当政府成为人贩子的时候 本文发表于 乐淘吧 欢迎订阅关注乐淘吧 黄金版TV，解压密码letaoba.info 你可能喜欢 当一个国家民众最普遍的梦想是到另外一个国家生活的时候，这个国家会怎么样？ [图文] 朋友不开心的时候，需要你这样陪 [图文]你遇见我的时候，恰好是我人生最诡异的时刻 其实大家聊天的时候不必那么费劲的 牛郎织女其实都是河南人，有电话录音为证 无觅

历史隐藏在细节里，很多时候，看一个人和一个地方，不能看他或者他们说什么，重要的，是要看他或者他们在做什么。 王银峰这位以重庆市原江津区区委书记所以被很多人知道，在于其非常生猛的言论和行为。2010年10月因“风水论”而出名，他在前往当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处，要求开发商停建并拆掉其楼盘时，抛出了该楼盘“挡了政府的风水，这是衙门，知道不”等观点。房地产开发商私下录下王银峰的全部讲话，并将其透露给媒体。该段录音显示，“书记”不只是在录音中讲了“挡了政府的风水，这是衙门”等观点，还在开发商不愿停建时，抛出了“知道重庆为什么打黑不？为什么打黑？你这不是找打么”等观点。 2010年10月14日，江津区邀请几十家媒体前往该区，召开当地区级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新闻发布会“辟谣”。王银峰在该新闻发布会上称，“开发商正在修建的大楼挡住区委大楼风水这样的话纯粹是炒作。”他说，“我没有说出这样的言论，有本事就把录音发到网上来。”次日，录音上网，证据显示，王在地方党政机构的新闻发布会上公然说谎。 这样一位愚昧、野蛮、强横、霸道、说谎的书记，早就应该引咎辞职或者被重庆市委免职、撤职，现实是，这位王书记不但继续当他的王书记，甚至还被提升为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从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来，重庆的所谓唱红打黑，都是忽悠人的政治把戏。如果真如他们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怎么可能还把一位愚昧、野蛮、强横、霸道、说谎的官员提拔高升呢！ 那些相信重庆薄书记的，看到这里，该醒醒了吧！   小远2011年4月25日星期一 5:38晴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目前，中文维基百科中关于百度侵权的讨论再次被提上议程，一部分愤慨的维基百科成员发起了公开声讨百度侵权做法的倡议，然后一份关于百度百科侵权的通知函件被起草。值得说明的是，这一次的维权讨论是由非官方的中文维基百科成员发起，目前尚未获得维基百科基金会的官方表态，不过越来越多成员的加入让这一事件不再那么简单。另外，由于维基百科词条的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所以词条作者有权对任何相关侵权行为提出质疑，并且在得到部分作者授权的情况下维基百科基金会能够作为主体发起诉讼。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百度百科抄袭维基百科了吗？依据现在了解到的材料，百度百科侵权的事实是清晰的，维基百科非官方未确定的侵权内容条数至少为1600条，这些侵权行为包括引用、修改未将作者、出处进行标注，也没有按照维基百科官方约定的“ CC-by-sa-3.0 ”协议以相同方式进行共享，当然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维基百科词条编辑的正式许可。按照通常的规则，我们可以预期百度百科会将一切归咎于用户上传，并且尽快删除那些侵犯维基百科的词条，但这一行为并不影响百度百科在未来继续抄袭并违规使用维基编辑的劳动成果。 让人意外的是，百度百科并未获得以往那么多的支持声音，在之前的百度文库以及百度MP3纠纷中，普通民众的支持是决定百度最终获胜的重要因素。他们支持百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己从百度相关产品获益了，他从百度MP3下载不需要付费与授权的音乐，他从百度文库获得众多未经授权的文档资料，这一次关于百度百科的争议适用同样的理论，事实上大量人群从百度百科获取有效信息，人们总是会下意识去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普通民众关于百度百科侵权事件的反弹很有限。 从双方的中文用户数量看，百度百科肯定大幅高于维基百科，但是维基百科的词条质量远远高于百度百科，尽管百度百科一直在试图学习维基百科，但是它很难模仿尊重版权、维护作者的信条，百度百科更相信一些看不见的规则。我看到双汇的负面新闻，第一时间想要了解双汇的具体情况， 百度百科 展示的是连篇累牍的官方式介绍，看起来更像是从双汇网站上摘抄下来的信息， 维基百科 词条内容简练有力，能够最快速让用户了解双汇是一家怎样的公司。这只是无数条对比中的一条，维基百科在大多数时候获胜。 其次维基百科成员的要求合情合理，根据维基百科词条相关的授权协议，引用相关内容应该注明作者并以相同方式共享。但事实上的情况是百度百科把别人内容扒走还改变了共享方式，这是一种毫无疑问的侵权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维基百科有足够的理由声讨百度百科，这更多是为了维护与感谢维基百科编辑付出的大量劳动。 维基百科整站没有任何形式的广告及营业收入，完全依靠捐赠来维持和生存下去，社群编辑也没有获取任何收入，他们用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做着做着毫无功利的事情，事实上你雇上上万名员工也不一定能比他们做得更好。维基百科是数字时代的一个奇迹，它改变了我们知识传播的方式，无数人都从中受益，其中包括律师、记者、学生、学者、ITer等众多行业从业者，我想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选择做对的事情，与维基百科站在一起。 日志标签: 版权 , 百度百科 , 维基百科 | 日志链接 | 1个人围观这篇文章 © XJP的碎碎念 , 2011. 文章如未注明均为原创，适用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2.5授权 ，非商业及个人网站转载文章须以链接形式注明来源，商业媒体及纸媒请先联系。 您可能还喜欢： 搜狗的尴尬境地 关于网游厂商的Q币炒作的一些闲谈 破釜沉舟之金山毒霸 后诺基亚时代的抗争 北京的川渝火锅 无觅

这个很早就拟定但一直没动笔的题目，原本想从郭沫若说起，近日翻读阎润涛先生的回忆文章，决定提起笔从曲啸说起。 阎文所回忆的20多年前曲啸败走美国的事件，当时的犀利公无法知晓，但同时期的另一件事却有点熟悉，这便是著名的“蛇口风波”事件。当时作为青年党员的我，事后参加了军校举办的讨论会，我是支持专家而反对“思想不太先进”的蛇口青年的。 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本文的引子。 一、引子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分别是： “当代牧马人”——中宣部局级调研员曲啸； “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李燕杰； “党的文艺工作者”——中央歌舞团演员彭清一。 李和彭的头衔简明易懂，曲先生的头衔源自1982年由谢晋执导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牧马人》，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原本与曲啸无关，但几年后因演讲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一时间，人借“影”势，影借人威，人们便把影片和小说里的主人公说成是曲啸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李和彭而位列“新中国三大演讲家”之首（也有人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刘吉先生加上合称为“四大演讲家”）。其实，单就演讲本身而言，李的忽悠劲更大一些，诸如“西点军校学雷锋”等著名桥段，都是李炮制的。此话头先打住。 座谈会上，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的……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一位青年反驳说：“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先生很生气，但并未发作。在会上“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有幸握了毛一个手指头的场面”的彭清一，忍不住质问那位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没想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了名片。会后第二天，李燕杰起草了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分送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并点了那位青年的名，以“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今天看来，22年前的那场因空洞说教而引发的新旧观念冲突，实在不值一谈，但在当时，舆论几乎都站在专家一边，包括自以为“思想先进”的犀利公。 二、当曲啸遇到了汪荣祖 尽管事隔20多年，但作为曲啸访美的接待者之一，阎先生这篇题为《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的回忆文章，脉络依然很清晰，除主角已故之外，其他当事人都还健在，情节是可靠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会员中有两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就反过来热爱自己并不熟悉的共产党，并拒绝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的联谊会。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先生。 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 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经常向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汪荣祖教授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感觉不对头的刘中海先生试图打断汪教授的发言，但汪的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已无法阻止：“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至此，局面已然不可收拾。润涛阎回忆道：“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 事实证实了阎的担忧。国务院的这位刘先生先是怀疑书生气十足的汪教授是台湾特务，继而果断终止演讲计划，带着曲啸回国。不久，曲啸的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三、“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两种形式 曲啸现象，犀利公称之为“捂着伤口唱赞歌”。 唱赞歌有两种形式：一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二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前者如曲啸、郭沫若；后者如余秋雨、王兆山、《八天八夜》编导组等。 还是说一说构思本文的最早引子郭沫若先生吧。 1967年4月12日，因“录音机事件”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转入海军当兵的郭民英自杀身亡，时年24岁。在弟弟自杀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日，因“X小组事件”被劳教而后转入中国农大学习的郭世英也跳楼自杀，时年26岁。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3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 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怎么样呢？ 郭民英自杀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神情激昂地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郭世英被造反派控制直到他自杀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建议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郭博（安娜生）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随着共和国历史面纱的缓慢揭开，“伟人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邓小平《郭沫若悼词》），49年建政后，郭是怎样继一面故旗（鲁迅）之后成为新中国的一面“活旗”的呢？在政协会上敢与毛泽东正面冲突（1953.9.18）的梁漱溟老先生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管窥个中缘由：1951年国庆节，梁和郭都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时，郭突然打出一面旗子来，上写一行大字：“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 于立群自己回忆的一件事，可以让我们领教郭那令人吃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郭让擅长颜体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纸一张一个字地书写36首毛泽东诗词，用纸两千多张，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车把这些重达一吨的“榜书”装入两个大木箱运到了中南海，毛连声说好，并立即给于写了一封答谢信。毛死后，于立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怀念这件事。有人用“吮痈舔痔”的典故形容郭-于二人的献媚高才，很是中肯。也有人称郭是大陆四大无耻文人之首，实不为过。 如果说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多少还有点不易的话，那么，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则轻易得多。汶川地震后，余秋雨的“含泪劝灾民”，王兆山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等等诗章，听听，犬吠似的歌声是多么轻松！ 今年“3.28”王家岭事故，38名遇难矿工的冤魂尚未散去，“党的文艺工作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动用山西电影制片厂史上最大的投资，拍摄名为《八天八夜》的影片，作为今年国庆节重点献礼片，计划在“十一”前后隆重推出，以歌颂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英明，最终在民众的唾骂声中尴尬收场。 四、“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 1、曲啸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扭曲 曲啸败走美国事件，引出两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问题一：历经22年磨难的曲啸，神经不可谓不坚强，为何被汪先生的几句发言就轻易击倒了呢？ 问题二：同样的报告内容，为什么国内的听众认同曲啸的“母亲打孩子”论，认为“一个受组织迫害长达22年却在平反后更加热爱组织”这样一件事例充分证明了这个组织非常伟大和可爱；而来自台湾的一介书生却能够极简明地道出一个常识——曲先生的经历说明那个组织比后娘都残忍。 问题一解答： 解答前，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曲啸的经历： 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 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 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马兼做小学教师。 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盘锦县，在新安农场小学教书，并与妇女队长冯玉兰结婚。 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经历真可谓步步血泪。可以想象，在汪先生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本来是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反而被东北师大的革命者指责他“与苏联有仇”并进而定他个“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一。 ——他想起了因自己谴责调戏女同学的领导反而被学校党委指责他“目无党组织”并定了个“反党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二。 ——他想起了要求儿子抚养权时法官那轻蔑的回答：“右派要什么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铁窗生涯。 …… 是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补偿的，不是风光的“当代牧马人”桂冠可以抚慰的，也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 对于曲啸的心理崩溃，有一种分析颇有见地：“曲啸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他的宣传除了骗别人，还有自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对于他自己给别人那套说法是有一定真诚的，否则的话，即使他的宣传术被人家道破，也不会崩溃。”（邝海炎《曲啸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极权主义宣传可以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欺骗不了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无法再强迫自己捂着伤口唱赞歌了。 “榜书”大师于立群于1979年2月25日自缢身亡。有研究者说她是因为不堪忍受失子之痛，这不太符合实情，因为：（1）此时距失子已过11年，心理已经过较长时间调整；（2）身边还有一子一女两个亲生骨肉陪伴；（3）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各种待遇已经全部恢复。犀利公倾向于认为老人像曲啸一样，在反思条件具备之后（文革结束），对荒唐岁月和荒唐行为幡然醒悟，以至于心如死灰，自寻解脱。曲啸在醒悟之后已经无力了断（瘫痪在床），而于立群却果决出手。无论是对曲还是对于，我们都应该向醒悟者致以敬意。“曲啸最后精神崩溃，说明他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终于醒悟，知道做施暴者的御用工具是违背良心的。”（雷崇功《母亲打儿子——荒谬的命题》） 问题二解答：荒诞的国民性——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 1949-1976年间，蒋氏台湾与毛氏大陆尽管都是独裁专制政体，但却有显著的不同。（1）台湾始终对欧美开放，西风传导从未断绝，蒋是开着大门搞专制，异见人士有路可走；而大陆则完全封闭，毛是关起门来搞独裁，异见人士无路可逃。（2）蒋氏恐怖是地下的、小范围的，社会主流意识仍旧崇尚民主；而毛氏恐怖却是公开的、全国性的，社会风行的就是红色恐怖，全民性反右，全国性文革。因此，两岸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状况和思维形态：在台湾，政见不同可以避走欧美（如汪荣祖教授），民众并没有丧失基本的常识性判断能力；而在大陆，政见不同只有死路一条（发生了反右、文革等几轮大屠杀），存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采取知而不言的态度，普通民众基本上丧失了常识判断力，纷纷加入“捂着伤口唱赞歌”的队伍。这就是曲氏演讲轰动神州的历史背景。 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的确是一种病态的国民性。 当然，在万民癫狂的年代，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者。林昭，一位曾经尊呼毛泽东为父亲并积极批评右派言论的北大才女，在识破毛的政治流氓手腕后，义无返顾地坚持“决不再说违心话”。在历经长达10年的折磨后，于1968年4月29日被残酷杀害，在狱中留下了“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的凛然诗句（《血诗题衣中》）。而曲啸留下的是“男儿当有凌云志，不爱香风爱党风”（《赠同事诗》）；郭沫若留下的是“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宇宙充盈歌颂声》）。同样是面对极权、身处逆境，但人格的差异竟然如此惊人！ 2、郭沫若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诱惑 如果说曲啸和于立群现象主要缘于被极权主义宣传所扭曲了的话，那么郭的谄媚无底线与亲情丧失症则是缘于极权主义的诱惑。当过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一生对名誉、地位的异乎寻常的追求，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以及后世研究者们的发现，都指向这一点，无需犀利公再饶舌。 为了保住“国家领导人”的地位，郭像变色龙一样，用他那拙劣的诗句，不停地变换着歌唱或谩骂的对象。1969年4月，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1976年5月，他响应江青指挥的反右倾翻案风运动，骂“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5个月后，江青垮台，他又写“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而此前（1967.6.5）他曾当着亚非拉朋友们的面朗诵过“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壮美诗篇。 对极权主义狂热分子而言，“令人惊异的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被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章），汉娜.阿伦特早在郭世英兄弟遇难前16年所写下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应验在他们的父亲郭沫若身上，还是应验在刘允斌遇难时的刘少奇身上，或孙维世遇难时的周恩来身上，都是那样地精准。 令人钦佩的是，郭世英的“X小组”在40多年前所探讨的问题的深度甚至是今天的部分青年人都难以达到的，如，共产主义是否是乌托邦、毛泽东思想是否也要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现行政治的种种弊端……尽管伟大的革命家父亲们用儿子青春的血无情地浇灭了他们思想的火花，但留给今人的启迪却仍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在记住林昭、李九莲、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体制外的反极权青年们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体制内的叛逆青年——他们更能够证明一条真理：邪恶的东西终究是邪恶！这对今天热衷于到重庆红歌会赶场子的朋友来说，尤为重要。 五、极权主义变种 在对曲啸现象所引发的问题二的思考中，我描述了，被极权主义洗脑后的民众失去了判断常识的能力，也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推理能力，以至于从曲啸受迫害22年却能够华丽转身的事例中，竟然得出了两条变态逻辑：（1）虐待你越厉害的组织越伟大；（2）组织越迫害你而你却越爱它，那么你就越伟大。许多被平反的“右派”，听曲啸的报告以至于感慨泣涕，甚至登上本单位的小舞台也作起了报告，就是基于上述逻辑，一方面认为组织伟大，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挺伟大。坦率地承认，犀利公当年没少听曲、李二人的报告，也是感动非常，持有的正是这样的逻辑。 然而，认识到此不能算完。上述那两条变态逻辑以及“母亲打儿子论”，还有许多新的变种。 1、“新父母论” 通常从“我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口说话的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女士，在劝导民众不要埋怨政府以及解释自己从不投反对票时，说过几句名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还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 倪女士所言的“父母”是指政府，她穿上“爱国”的盔甲来为自己不给“父母”添乱作辩解，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以阻止别人“添乱”。这种“新父母论”是曲啸“母亲打儿子论”的变型，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新变种，其实质就是欺骗民众不要给政府“添乱”，至于政府给百姓添乱（诸如任由房价上涨、任由开支失控、任由腐败蔓延），她则不管。 2、“多难兴邦论” 热衷于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的犬儒，千百年来从未断绝，毛时代尤甚。新时代的文犬们更是练就了一身与时俱进的功夫，每当灾难（多是人祸）发生时，他们首先嗅到的总是诸如“党员干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之类的闪光点，对灾难背后的贪腐和渎职刻意掩藏，炮制出一篇篇充满谄媚和冷血的犬文。“变坏事为好事”，这种极权主义宣传之风至今仍在盛行，涂抹的结果必然是“难很多、邦难兴”。 3、“自我纠错论” 不管开多少次大会，只要下一“大”能够认识到上一“大”的错误（不一定能够纠正），那么组织就是伟大的，因为它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民众希望建设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以走出下一“大”否定上一“大”的循环怪圈，“绝不们”是不赞同的，因为那样就没有证明自己伟大的机会了。只有巩固能够继续创造失误的体制，才能为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胜N年不遇之自然灾害”以证明其伟大的机会，如同无良软件商先制造病毒然后再向群众证明其杀毒软件好使一样。 4、“纵向比较论” 极权主义洗脑，通常要洗到你只知道纵向比而不知道横向比的程度。他们这样教导民众：甭管62年前与我们一样落后的日韩台如今怎么样，只看“旧社会”咱们自己怎么样，今天的我们比62年前的祖爷爷们吃得饱，那就说明组织伟大。 尽管在斯大林死后，阿伦特也曾说过苏联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尽管万岁毛死后中国逐步从极权时代走向了威权时代，但极权主义宣传却仍然存在。反思曲啸和郭沫若现象的意义就在于：别忘了，那部宣传机器还在！ 转贴于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