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方法：方舟子与他所影响的论战法则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陈鸣   叶飙   实习生   沈颖   谢雪   肖涵   最后更新：2012-06-21 “要理解方舟子，需要看他长期以来的对手”。好斗的性格或许天然有之，但如今“一个也不饶恕”的立场与广受道德质疑的战斗逻辑，却是在“千锤百炼”中形成。 与方舟子有关的论战渐成攻讦，言语羞辱与文革式指摘蔓延，且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人身威胁，没有什么比这样分裂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 回头省视方舟子如何炼成、怎样参与到网络辩论方法的塑造之中，或是检讨当下互联网风格的路径之一。 45岁的方舟子可能是中国最富辨识度的公众人物。他身材高瘦，脸骨棱角分明；说话口音浓郁，听者时常颇感费力。但是如果把他说的话整理成文字，很多时候会发现他的表达比一般人要严谨明晰得多。 这个最富辨识度的人同时又是最难以被定义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引发立场截然对立的反应。2012年1月11日中午，方舟子出现在北京电视台的一档辩论节目里，主题就蕴含着非此即彼的态度：“是否支持方舟子的打假”。 辩论现场的气氛一开始就剑拔弩张，当话题转入“转基因”时，混乱达到了最高点，大批来自“乌有之乡”网站的观众高举反对牌，挥舞着手臂，大骂：“汉奸！卖国贼！骗子！”还有人将手中的牌子砸向场内。方舟子也怒不可遏，猛拍桌子，呵斥这帮台下的观众“滚出去”。 几名脾气火爆的观众跃跃欲试，打算冲上主席台。方舟子的朋友司马南大喝一声“我可是练家子”，总算镇住了场面。司马南是“乌有之乡”这个政论网站的明星，但是在“科学”问题上却坚定地站在方舟子一边。 台上台下壁垒森严的这一幕是方舟子处境的生动写照。在互联网上，“挺方”和“倒方”的攻防战像时钟转动的指针一样全天候行进，即使全世界的时钟都停掉，对垒大概也不会停止。 方舟子不分时间、地点和范围地招来对手，对手们除了在反对方舟子这一点上可以达成一致，自己随时也会吵起来，有时候他们是朋友的敌人、敌人的朋友，有时候也可能是朋友的朋友甚至敌人的敌人。 方舟子的好斗很容易让人们想起他一心效仿的鲁迅。林语堂评价鲁迅的一段话如今可以拿来描述常年居住在网络上的那个方舟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 一个人如何能在一部分人中受到狂热追捧，同时在另一部分人中臭名昭著？他是支持者眼中的正义守护者，还是反对者眼中的偏执狂？ 凤凰周刊执行主编黄章晋自认是方舟子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评价说：“要理解方舟子，需要看他长期以来的对手”。而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方舟子有着自学生时代开始的漫长的论战经历，在被大众知晓之前他已有过无数的对手。好斗的性格或许天然有之，但如今“一个也不饶恕”的立场与广受道德质疑的战斗逻辑和方法，却是在“千锤百炼”中形成。 “立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批倒批臭，绝不能心慈手软” 围绕方舟子的骂战早在他还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时就已经开始。1994年，网友李宏宽曾在ACT论坛发了个帖子，开篇第一句就是：“方舟子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话放在18年后的今天看越来越像一个准确的预告。 对互联网来说，1994年遥远如同上古时期。那时候全世界的互联网还没延伸出实验室，万维网尚未普及，网友之间沟通采用的是新闻组的方式。1992年夏天，中国留学生魏亚桂创立了第一个中文新闻组，名为ACT，这个网络荒原中罕见的中文绿洲迅速吸引了大批的北美中国留学生。 ACT所构建出来的虚拟中文社区成了留学生消解孤独的最好去处，甚至最早的中文网恋也是那时从ACT开始。台湾网友王排当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念博士，他回忆起那段生活十分感慨：“至今许多人依然会认为ACT是他们年轻岁月中一段重要痕迹。” 当时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就读的方舟子亦在其中，刚开始方舟子贴出的《大明小史》系列的帖子给王排极深的印象，尤其在知道方舟子的专业是分子生物之后就更加佩服。 方舟子的博闻早在中科大的时候就得到同学的公认。生物系1985年入学的同级同学、如今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任教的邹晖回忆，当年很多同学宿舍的桌子放着水壶、脸盆，而方舟子的桌子下面随时塞满的全是书。另一位校友对方舟子印象不深，除了一口听不大懂的普通话，唯一的记忆便是有一次两人在校园里偶然碰到，方舟子怀抱着一本《史记》。 1980年代的校园里，诗人是最受尊敬的身份，方舟子曾经是中科大荒原诗歌社的社长。他在诗歌里热衷于使用“预言”、“先知”、“宣告”、“启示”之类的词汇，在一本诗集的后记里他似在剖析心迹：“我们的时代不能没有反叛的先知，来宣告一个世界的幻灭和兆示另一个世界的来临……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日子是应该有启示录般的吟颂出现的……因此我只能自封为先知了。” 在另一首发表在1988年的《诗歌报》的诗里，方舟子写道：“所有的时刻一起涌来/不死的人在秘密的奇迹中诞生/你们不能不顶礼膜拜/以最初的仪式/迎接最后的先知。” 这是一个困惑于时代，又痴迷于自我世界的文学青年。一位诗友在文章里这样描述方舟子：“你离尼采最近，离植物细胞最近，离GRE最近，离黑白世界最近，但离人群最远。” 一直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就读之后，诗歌依然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当时该校的中国留学生中的几位诗友聚会还曾围绕顾城展开了朦胧诗的讨论，方舟子在一篇答诗友的文章里为朦胧诗申辩，少见的用到了“宽容”一词：“不要嘲笑他们。我们，当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时，也往往缺少一点宽容和理解的心。” 在ACT时代，方舟子一边继续贴一些情辞动人的文章和诗歌，但也开始显露他“离人群最远”的另一面。 在贴了一段时间的明史和诗歌之后，他开始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和网友们的论战之中。他和网友辩论鲁迅和周作人的优劣，争论胡适和鲁迅谁更有影响力，针对留学生大量信教的情况对基督教展开了批评。 网友解滨当年已经从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大学毕业，但却是ACT上长期的潜水员。在他的观察里，方舟子在这一阶段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网上的“战斗”中。当时的中文输入法并不完善，输入法麻烦到一分钟只能打3个字，很多人费了吃奶的劲码了几百个字，方舟子上千字的回复却很快就贴出来了。很多人并没有那样的精力和体力投入到网络中，不得不放弃争论。 另一个细节更能看出方舟子的投入。“别人说的话会被他拷到软盘上，一旦赖账，他就拿出来示众。如果有人骂他，他回复的时候会把骂他的内容也贴上去，省得围观的群众反复跑来跑去地看发生了什么。这么做虽然没有技术难度，但是一般人不会这么较真。”解滨说，“当时很多人就说他拿网络当生命，他会十分介意别人不关心的事，然而从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很多讨论没有任何意义。” 但真正让ACT网友从吃惊变成愤怒的是方舟子“永远正确”的辩论风格。 有一次方舟子在帖子里说律诗中不可有重复，网友陈嚎当即举了个杜工部的诗作为反例。方舟子马上解释他说的是一般情况，像杜甫这样炉火纯青的大家，当然不在一般规律之内。“这成为方舟子日后诡辩的标准模式。你指出他的错误，他马上偷换概念，自圆其说。”网友sanba回忆说。 还有一次王排纠正他说李敖并不是胡适的学生，方舟子的回应方式是不断地在王排的帖子里寻找另外的错误。“更有甚者，把一些议论无中生有地塞到你的嘴巴里。” 方舟子很快成为ACT网友聚会的话题中心——“三句话不离方舟子”，人们开始在席上讲他的笑话，模仿他的方式说话：“看，我又赢了！看，我又打了一条落水狗！” 王排开始注意到这个另一面方舟子奇怪的情结：“他似乎很喜欢把人家‘斗倒’的那种征服感，不管是他真的‘胜利’，或只是别人口头讲不过他，甚至包括人家不想理他，他都一定要在字面上把对方讲到非常不堪，一无是处后才罢休。” 网友李长铎在ACT贴了一些关于太极与太阳系关系的认识，遭到方舟子一顿痛批。在说明科学道理之余，方在一篇帖子中提出主张：“我们与太极科学院的骗子们的矛盾则属于敌我矛盾，对他们要作深入的揭发和彻底的批判，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批倒批臭，绝不能心慈手软”。 这一幕与后来新语丝网站上和现在新浪微博上屡屡出现的情形极为相似，李长铎的帖子并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方舟子语言的戾气也超过对事实的实质讨论。这往往成为方舟子参与的讨论的唯一方向——对事实与道理的辨析最终滑向斗争的泥潭。 阵地——新语丝的“宫廷政变” 在ACT老网友的记忆里，ACT从一开始留学生异乡谈心的客栈，变成了方舟子战群雄的擂台。方舟子在一首诗中曾经有这样的句子：“独向群狼战不停”，如果借用来形容当时的状况并不相差很远。 ACT论战最高潮的一幕是在一位名叫不光和尚的网友发了一个脏词遍布的帖子之后。方舟子发了一份法律警告向不光和尚所在学校的网管告状，要求封禁此人账号，否则就要状告校方。 如今在网上被人用来攻击方舟子的侮辱性外号其实多源于这个时期，ACT上的一帮网友如同有默契一般再也不跟方正儿八经的论辩，而是对方从身体特征到性格特点进行攻击，不光和尚满是脏话的帖子达到了攻击的最高点。 在生活中文静木讷的方舟子少有地放出了狠话：“我就是要造出一桩新闻来……反正在网上能玩的花样都玩完了，翻来覆去也不过几句话。咱也到网下玩玩，看看谁比谁狠。” 网友sanba能够理解方当时与日后的愤怒，他认为方舟子后来在互联网上表现出来的好斗与ACT上这一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自认是抱着非常崇高的目的上ACT的，结果被一帮人往最难听的地方骂，铁打的也受不了。” 无论如何，方舟子在ACT的经历练就了一身网上掐架的功夫，他将掐架和太极拳进行了比较，总结出三点法则：“第一，舍己就人，后发制人。第二，听力懂劲。第三，借力打力。” ACT的繁荣只维持了短短几年，后来Windows95系统的出现使得互联网进入火爆的BBS时代。 另一面的方舟子依然在勤勉地吐丝结网。1994年2月，他和几位网友发起的《新语丝》创刊。发刊词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相信，这张网伸到汉字的发源地，让亲人们听到我们的心声的日子不会太远。我们今天所努力编织的，也许不过是未来一张恢恢天网的小小起点。”新语丝很快也成了海外非常热门的中文网站之一。 18年后回望，《新语丝》正是方舟子未来的起点。 即使是那些最激烈批评方舟子的人也会承认他异乎常人的精力。有着同样海外学习经历、现在台湾中部高校执教的王排说：“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他在中文网路成就非凡，包括在早期互联网发表文章、编辑电子报，换了别人就很难办到。而在国外念学位功课绝不轻松，他依然完成了博士学业。” 一位方舟子曾经的支持者，现在的反对者，在描述支持者眼中的方舟子时，引用了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句话：“一个人应该有能力换尿布、策划侵略、杀猪、给轮船掌舵、设计建筑物、写十四行诗、平衡收支、造墙、接骨、安慰临终之人、写菜单、发布命令、合作、独立工作、解方程、分析新问题、施肥、写电脑程序、做可口的饭菜、有效地战斗、英勇地死去。” 在很多铁杆粉丝看来，方舟子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全能型的人物。他的打假战绩辉煌，学科领域从生物一直横跨到文学。方舟子的理性支持者黄章晋评价：“在互联网上，视野如此之广博，没有人能超过方舟子。” ACT时期的激烈论战中，方舟子大力维护进化论，驳斥了很多伪科学，包括当时有美国小报鼓吹“登月阴谋论”赢得很多人相信，方舟子必欲根除他人谬见。“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方舟子已经开始针对一个个特定题目去‘打’，可能就是他日后‘打假’的发轫。”王排说。 但最开始的新语丝与打假尚无关系。 竹人，本名张峥，如今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他曾经是新语丝创建团队的一员。在他的理解里，“新语丝”一直有两个，一开始的那个新语丝由方舟子、竹人、蠢侠、呆子、古平、散宜生等人共同发起，操作形式是每期轮流有责编，全面负责稿件选取，其他编辑可以供稿、提意见，但没有决断权，是相当民主的做法。 “舟子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事务性的工作，比如确定每期的责编，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新语丝》的运作不会那么顺畅。另一个有杰出贡献的是散宜生，印象中做了所有的校对，那是很重的体力活。”竹人说。 但是在最初的这个新语丝平台上，一次“事故”让方舟子和朋友们像在ACT上又一次闹翻。 1997年，一次内部业务讨论不一致，编辑部投票的结果方舟子处于少数一方。方舟子怀疑一家商业机构欲借此事吞并新语丝，投票结束两天后，在其他编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自行向纽约州政府注册登记新语丝，建社理事为他与另外两人。原来的新语丝编辑团队愤然退出，另外成立了一个互联网刊物。 事后方舟子将此事件称为“‘集体反叛’风波”，在一篇针对离开的编辑团队的文章中，方舟子写道：“各位的所作所为，有点要推翻方舟子的反动统治的味道，才能跟宫廷阴谋扯上关系，或者曰：‘反叛’。”后来在接手后的新语丝上，方舟子把竹人的住址、电话、传真等隐私都在网上曝光。 这段往事当年曾经是小众的中文互联网圈里人人好奇的事件，但如今在量产着各类爆炸信息的汪洋之中，它早已经是一桩陈年往事，连一颗水滴也算不上。时隔15年之后，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了竹人，他在邮件中对往事已经谈兴不高，他的提议是：“回头看不如往前看，我们年纪已经大了，火气早就已经消了。” 离开的编辑团队后来成立了新的刊物《国风》，而新语丝的氛围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知名网友北京厨子还记得有一次“拍砖”事件，当时来自中国大陆四通论坛的几个网友，闲极无聊，一定要去给方舟子网上“拍砖”。“在我们那个时代，拍是表达亲切感情的一种方式。多少网友就是拍砖中拍成了莫逆之交。” 但一众“老流氓”失望而归。方舟子的应对是迅速地封掉几个网友的IP，义正词严地批评了以某某、某某、某某为首的流氓无赖集团，一干人等只能四散逃离。 “我们互称流氓的时候是开玩笑，而方舟子是认真的。” 网络撕裂者——“少侠下山，劲风扑面” 时间走向2000年，借助商业化浪潮，互联网已经从孤岛越来越成长为一个社会。 就在这一年，方舟子初试打假，在国内崭露头角。他联络了生物学者和国内媒体，揭露了“基因皇后”陈晓宁的骗局，首战告捷。几个月后，他又把矛头对准“珍奥核酸”，当时的《南方周末》在头版进行了长篇调查报道。两次轰动全国的学术打假开始令他成为众多知识界人士关注的焦点。 江晓原在方舟子第二年出版的书的序言热情洋溢地称赞方舟子：“就像武侠小说中经典的一幕：远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艺成下山，突然崛起，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而且内力深长，刀法明快，几番大战，都不落下风，一两年间，名动江湖。设局高手，人人自危，都道‘方舟子来也’。”在ACT上练就的火眼金睛和铁齿铜牙一般人很难招架。 在这张四通八达、枝蔓延展的网上，执著地以网为生的并不只是方舟子一人。中文互联网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朱海军。这是一个完全生活在互联网上的人。他几乎不眠不休地泡网，如果他饿到完全受不了，他也会先发帖倾诉完饥饿感才下楼吃饭。他孜孜不倦地在网络上宣扬一些荒谬且惊人的言论，比如他宣称人类直立行走的驱动力来源于面对面性交，这一论断后来被戏称为“朱海力”。 毫无意外地，方舟子跟朱海军展开了论战。 很长一段时间里，方舟子的对手有的来头甚大，有的只是像朱海军这类孜孜不倦的吹牛者。他们通常既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素养，也没有严谨的姿态。常人也会去拍砖朱海军，但大部分时间是一笑而过，而方舟子却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驳得他体无完肤。 然而当这位论敌猝死在电脑前面，消息传来，方舟子的第一个举动是发表了一份声明，他怀疑“死亡”事件纯属伪造，然后他说：“朱海军的突然去世，使他失去了反省、改正的机会……” 在方舟子的“掐架”生涯中，有过无数次不讲情面的时刻，每一次都会在互联网上留下尖锐的撕裂声，但这个声明在当时无疑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一位名叫“铁皮鼓”的资深网友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里面表达了一类观点：“一个人的死，其实只是极私人的事情……人活着的时候怎么都行，跃马横枪，本来就是人生一大乐事，你骂他无知也罢，说他以穷骄人也好，他还有回击的可能。而一个人死了，情形却应该有所不同。” 但是另一方面，方舟子对伪科学表现出来的决绝得到更多坚定的支持者。“中国大家都和和气气的，这样就没有动力了。最后大家都没有是非观了。”他以前生物系的同学，后来也到了美国的邹辉说。 2002年，方舟子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做演讲，演讲正式开始之前，方舟子对台下的学生们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过理工科训练的人，有更多共同的话语，不会像那些文史哲专业的人因为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而难以沟通。” 许多人对方舟子深刻的印象就在这一时期建立。老网虫北京厨子在去美国工作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方舟子居然还在网上，而且打假还打出了成就，“从这个时候起，我对方舟子的看法，从原来的不屌，慢慢地有了一些尊敬。毕竟都是过来人，知道坚守，是个多么辛苦的差事。” 当时的新语丝网站每天都蹲着大批记者，客观上媒体和方舟子之间形成了一种攻守同盟。没有人意识到其中隐藏着的巨大风险，当方舟子打某人的“假”，在很多媒体那里就预设了这位美国归来的铁面无私的博士就是对的。 中科院的那次讲座之后，黄章晋写了一篇热情的文章，题为《一个纯净的斗士》，文中对方舟子进行了褒扬：“中国的进步不可能建立在一系列明显的变化上，它靠的是方舟子这样毫无顾忌的批评者的努力，从一点一滴的影响开始促其缓慢地发生变化。中国学术界的腐败，靠内部产生强烈的批判声音是不可能的，方舟子的专业和其在海外的独特身份，天然具备了这个最需要英雄的时候成为英雄的资格。” 但是就像朱海军之死带来的撕裂，在方舟子归国打假高歌猛进之际，来自朋友的指控也越来越多，新语丝式的分裂一次又一次出现。陆续与方舟子绝裂的包括当初热情地把他介绍到国内科普圈的江晓原等人。 方舟子与国内很多媒体闹翻也在这段时间。王洪波曾经是《中华读书报》“科技视野”栏目的编辑，是方舟子热情的支持者，最多的时候一期里面四个版有三个版在刊登方舟子的文章。 后来方舟子批评钱理群新语文读本引起了一系列攻辩。在正反辩论文章登载几番之后，方舟子停止了与这个栏目的合作，理由很简单：他的一篇脱离事实辩论却措词激烈攻击性高涨的文章被拒绝发表。 方式论战——“智障”、“无耻”、“造谣”和“欺诈” 2009年，南方周末记者曾经与方舟子有过一次邮件往来。 当时正值“反坝派”和“挺坝派”人士之间一场名誉权官司正在进行之时。其中“挺坝派”的水利专家在网上对另外一方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用语火爆直接，比如前者称后者是：“数理化打死也学不会，靠死记硬背考上文科大学的‘残废’。” 此前的2005年怒江建坝之争几乎又是公共领域的一个撕裂事件。当时方舟子认为太多的伪环保分子和媒体主导了公共舆论，大批记者被他贴上“造谣”和“欺诈”的标签放到新语丝网站上示众。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方舟子与众多此前有过亲密合作的媒体决裂，无论是报道有事实问题，还是与他的意见相左，都极有可能被贴上“造谣”类标签。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干脆建立了“不良媒体”名单，这份名单越来越长，读者可以在名单中找到众多的著名媒体与媒体人。 2009年的那次邮件采访中，方舟子对挺坝派的文风进行了辩护，他认为“智障”、“无知无耻”、“脑子不好使”、“活宝”这类用语在网络上极为常见，“经常阅读网文的人不应该会对此觉得惊讶”。方舟子的回信让人想起他早年在ACT上遭受的谩骂。 方舟子的支持者通常都会持同样的观点。比如黄章晋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道德批判是种万能而可疑的武器。不能否认道德批判在今天的社会批判上仍有其积极意义，但把它用在对科学和经济学的批判上，逻辑上就变得荒谬而可笑……之所以对方舟子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其道德、性格上，因为从纯粹的技术手段上要完成对方舟子的批驳是令人绝望的。” 很多时候，黄章晋的这种论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轻易地偏信了打假案例中打假的那一方，而没有在技术上进行深究。 2006年发生在四川大学的魏于全事件，就曾经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传媒圈中报道此事的大部分人基于方舟子以往的打假信誉站在了质疑的一边。 这个案例至今被视为方舟子打假的成功案例悬挂在新语丝网站上，然而它引发的质疑是广泛的。美国的《自然》杂志以《示众》（Named and Shamed）为标题来叙述方舟子的这次打假，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科学有着被一把双刃剑切割的危险：一方面是猖獗的科学不端行为，另一方面是基于虚假指控的迫害。”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华裔科学家傅新元牵头的120位华人科学家一同替魏于全联署喊冤。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在一篇给方舟子提建议的文章中同样提出：“对于四川大学的魏于全，可能有人有微词。但他的Nature Medicine（《自然医学》）论文，是否有问题，就是很严肃的事情。” 上个月，撰写《示众》的记者David Cyranoski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如果这个事件被处理得好，它可能就只是一场学术争论。但现实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中国缺乏有效的调查手段；举报者宁愿在网上发起指控也不通过官方渠道；魏于全不愿公开数据；大学对此事的无所谓态度，这都导致现在这个结果的出现。” 他说：“结局是不可能在学术范畴内解决这个问题。无法公开讨论就会存在一种威胁，人们会把指控学术不端作为打击竞争者的手段，就像197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那样。” David Cyranoski曾经找过饶毅，饶毅专门请了研究免疫的专家全文通读论文，而专家说从论文本身不能发现造假。“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匿名批他就不妥。有其他比较确凿证据的事情才可以。”饶毅在文章中说。 在新语丝网站上至今依然可以找到关于这起打假事件的材料，方舟子翻译了《自然》杂志的文章，但标题变成了《中国流行指控学术造假，有人担心文革式迫害》。 原文中有这么两句话：“网站上学术造假的指控让人联想到1970年代批斗政敌的大字报。”“在所有这三起案例中，一个有众多读者的中文网站新语丝对加强公众舆论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网站在揭露中国科学造假方面享有声誉。” 但是在方舟子转载到新语丝的版本中，前一句消失了。 David Cyranoski认为“很难指责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人”，困难在于并无合理的公共制度解决问题。 如果说在这一起事件中，方舟子的越界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在“孙海峰事件”中，“离人群最远”的另一个方舟子则完全放纵了自己和粉丝们的攻击。 2011年4月，孙海峰发微博称“我下载几篇相关论文验证过，（方舟子之妻刘菊花论文）确有大量抄袭”。随后方舟子开始在网络上征集孙海峰的论文，宣布要打他的假，5月，方舟子宣布：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2007年发表的论文《略论传统美学中的“自然”观念》与某学院方波、季红丽老师2004年发表的《由“自然”之道和“虚静”说看〈文心雕龙〉中的道家存在》论文大量雷同。 事实却是方波、季红丽参考网络资料时没有注明，事后当事人在与孙海峰的电话中已经表示了歉意。 类似这样的事件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公众基于信任把打假的公共权力让渡给方舟子，方舟子怎么能够用它去“镇压”反对者？他怎么可以先宣布要打某个人的假，然后再去找材料？他又怎么能像十几年前在ACT上掐架那样对可能出错的事实视而不见？ 封闭与分裂——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 方玄昌在2004年报道揭露王振国时与方舟子结识，后来两人还共同经历了肖传国的袭击。作为一个资深的科学报道编辑，他认为方舟子在十几年间参与调查而揭露的案例，尚无明显的错案。 相反，他对方舟子面临的很多指责感到不解：“方舟子健康的性格，显然与其在美国的求学经历、接受科学训练的过程有关。可惜，在中国这片极不健康的土壤、一个病态社会中，一个具有真正健康性格及心智的人，反而会被一些人看成是病人。方舟子如同一个身处精神病院的健康人。” 按照方舟子身边朋友的说法，生活中方舟子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方玄昌说：“他生活简朴，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写作和看书上，平时花费很少，他也极不看重钱财。在我们受袭击之后，有一个南方来的支持者要捐助给他个人一百万，他当场拒绝。”另一位在场的见证者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这样的细节。 但是，很明显的，人们如果希望“打假”的讨论有意义，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公共功能的话题，而不仅仅是个人道德的评判。不论方舟子的攻击者还是支持者都经常把二者混同。 罗永浩曾经是方忠实的支持者，几年前他还曾在报纸上公开支持过方舟子，两人惺惺相惜，一个称对方是“科学斗士”，另一个则恭维对方是“维权斗士”。但是在2012年的对掐中，罗永浩提出了一项严厉的指控：“由这样一个有人格缺陷的人负责打假，实际上是极为危险的。人们却以‘中国需要方舟子’为由来原谅他。” 在曾经的粉丝北京厨子看来，方舟子好斗的性格已经把公众让渡的打假权力引向歧途，他有一个过于严厉的指控：“他亲自葬送了这份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个人从事的行业。这个世界上，不可以被收买的人少了一个，多了一个随时可能出手的无赖。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笑话。” 在深圳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一位姓孙的网友，他在新浪微博上的名字叫“批判性思维启蒙”，他曾经给方舟子的基金捐过款，很长时间里他都是方舟子的铁杆支持者，但是如今方舟子在微博上展现的打假方式令他心生反感。 “如果打的假都是错的，人家并不会相信他的判断，如果有的对有的错，结果恰恰更加可怕。”孙先生说。 “可是很多人会有跟我一样的困惑：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些偏执的事不一样是很有价值吗？”南方周末记者问。 “我们现在讨论的恰恰首先是他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故意构陷侮辱抹黑他人、煽动仇恨的人，不配打假的自我标榜。” 黄章晋是罗永浩和方舟子共同的朋友，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永浩砸冰箱和方舟子打假，都是因为公共机构失效，人们投诉无门，只能自己挽起袖子来干。不同的仅仅是你有可能从理论到实践说服罗永浩，而在方舟子那里，如果你想维持朋友关系，最好是闭嘴。 基甸是ACT时代的老网友，跟方舟子在宗教问题上有过争论。2010年他在新浪开了微博，看见方舟子打假唐骏、禹晋永、李一，经常说一些赞赏的话。后来方舟子在微博上发了一些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帖子，基甸又一次表示了反对，再后来他想留评论的时候，发现已经被拉黑了。 “苦笑之余，我也试图理解他——想在他的地盘上留评论的人太多了，可以想象有很多可能是谩骂攻击、胡搅蛮缠的，他一定不胜其烦。我虽然不骂人、不纠缠，但理解他不愿意对话的心理。” “他经历过的攻击不是你我可以想像的，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也是一种心理保护。”黄章晋说。 南方周末记者试图通过方舟子的朋友表达采访的意愿，方舟子的回应是：他们怎么写我已经无所谓了。发稿前南方周末记者又通过邮件、微博联系他，最终没有任何回应。 “如果你聊的人足够多，你会看到对方舟子持两种对立看法的人都有，到最后，对立的两面很可能是贴合的。”作家李海鹏有一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也曾在微博上评论方舟子：“遇事该骂还骂他，不过等他死了，我要去他的葬礼送束花，表示敬意。” 5月份的一天，南方周末记者在深圳大学采访孙海峰。当他讨论起和方舟子一年来的缠斗，就像是在讨论某一种不幸罹患的疾病。 在微博上，孙海峰决定用方舟子的方法对方舟子发起反击。他给方舟子取了外号，经常在语言上羞辱对方，最近几天又在展示如何通过控制来歪曲信息。 “为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呢？”那次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扫厕所难免一身臭。”孙海峰答。 1990年的时候，美国律师戈德温对公共讨论中盛行的给对手扣“纳粹”帽子厌烦透顶，他提出了一项法则：当一场对立的公共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一定会把对方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 他觉得纳粹类的戾气已经形成了公共讨论文化的某种基因，他希望讨论的参与者能用力地想想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meme）的带菌传递者。 互联网学者胡泳自年初“方韩之争”起就持续地关注网络上的辩论，他在一篇文章中向读者们介绍了“戈德温法则”，并类比地提出了在中国的“文革法则”。 如今论坛上、微博上“挺方”和“反方”的攻讦已经触目惊心，从言语上的羞辱，“文革”手法的互相指摘，已经逐渐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约架和人身威胁，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 一位拒绝接受正式采访的人士开玩笑地说：“现在你想打听人们对方舟子的看法，比在宴会上打听纽约人的政治立场还要难。在立场已经站好的人群里，这样的讨论通常不是弥合，而是分裂。”

原文地址： [转发]教育病 作者： 大漠孤烟 两会三人行之七:中国教育病(实录) 主持人曹景行 ：《两会三人行》，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咱们谈教育。谈教育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加上我，我们今天都可能以大学老师的身份来谈（笑）。介绍一下，贺卫方教授，是北京 大学的，应该是法学院教授，今天我们不谈法学，谈教育，实际上依法治国，什么都要法（笑）这个教育也应该有法。 贺卫方 ：对。 主持人曹景行 ：周孝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周孝正 ：人民教师周孝正（笑） 主持人曹景行 ：今天我也把自己也放到人民教师，我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笑） 贺卫方 ：访问教授。 主持人曹景行 ：是访问学者，我自己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但是我在大学里呆了三年，我们今天谈谈教育。这次开两会，实际上教育的问题也不断地成为热点，当然跟前几次好像不太一样，去年谈的比较多的是“读不起书”这个题目，今年你感觉到的热点问题是什么？ 贺卫方 ：这阵子发生一些事情，前一段媒体议论比较多的是评估，本科生教育评估在全国范围开展，这个事也是全国高教界非常关注的话题，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话题。另外就是一些花絮性的事情，像样板戏进课堂，也是教育部主导的一个行为，也在政协会议上受到一位政协委员的质疑。包括最近还有一个13级大学教师评比，我不知道周老师你们人大是不是也在开展这个，确定这个级别？我们那儿已经在搞了。 主持人曹景行 ：13级是怎么回事？ 周孝正 ：不是很清楚。 主持人曹景行 ：你们已经在搞了？ 贺卫方 ：我们已经搞了，都填了表了。据说为了让教师的管理更加符合一种科学化，然后教师要有一个等级化，每隔两年或者三年重新评价一次，从一级到十三级，一级到四级是正教授，五级是几级。我自己也搞不懂这个，非常复杂的序列。 主持人曹景行 ：谁来评？ 贺卫方 ：他们通常有一个比较宽泛的规则，这个规则比方说对文科来说，周老师我们这种专业，可能就不可能有1级的，因为1级只有院士才符合，我们最高就是2级。有这么一个规则，然后再加各个高校自己来去确定特定的老师的级别。 主持人曹景行 ：这次两会当中，当然没有谈到整个教育体制，因为去年就非常强烈，关于教育体制的收费很贵。 贺卫方 ：这是属于公平问题。 贺卫方：我感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授治校”的问题 主持人曹景行 ：还有包括大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等等，还是很多。今年至少我觉得还是比较热门，比如说吉林那边还得回应，就是大学欠这么多债的问题，那个东西他们强调自己没有乱花钱。教育还是很敏感的问题，很热切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感受来谈，特别是从我们的网友关心的焦点来谈，我觉得是有许多问题，能不能够抓住当中的一些大家最关切的问题？现在到底教育，您觉得如果要谈教育问题，现在的病症最主要在什么地方？ 贺卫方 ：我不知道周老师，我个人觉得我们在高校里边工作的人，可能感觉最强烈的问题是“ 大学如何更加有一种办学方面的自主性 ” 的问题，“教授治校”的问题，当然这跟我们本身是学者有一定关系。社会公众关注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比方说高校收费问题，最近似乎也是一个很热点的问题，学费是否能够降低问题，也包括教育本身的公平问题，比方说学校有一些不同的省份之间，分配名额过程中间是否存在着这样的都市区的考生？ 主持人曹景行 ：对。 贺卫方 ：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周孝正：素质教育并没有解决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 主持人曹景行 ：因为像清华大学校长他也谈过，统一高考分数线不现实，但是有一位宁夏的网友，说北京的高考分数为什么比很多地方都低？是因为北京的教育条件都比西部都艰苦吗？还是北京的师资力量比那些地方都差？这个大家都很关切，尤其现在还涉及到一个所谓“高考移民”的问题，高考的公平性到底怎么体现？ 周孝正 ：我们一直说1977年8月8号，就是邓小平做了一个决策，叫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的高考作为一种分配稀缺资源的办法。相对于别的领域，比如提干，比如分房，比如评职称，比如分房子等等，还是公平的，因为什么呢？它毕竟说你是一个穷孩子，要权力没有权力，要声望没有声望，要财富没有财富，但是你脑子好使，你就可以参加“公开报名、择优录取”的高考。高考里头作弊算刑事犯罪，所以他们老有一个糊涂概念，叫高分低能，这句话绝对是糊涂的，因为什么叫高分？因为每年由教育部出面，组织一些有经验的老师，把他们相对的封闭，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他们一般来讲都得有一、二十年以上的教学经验，他们按照教育大纲按照一百多个知识点出一份卷子，你参加这个考试，得一个高分，就是“高分”。什么叫“低能”？你有没有一套评价能力的体系？你根本连那个标准都没有，你拿一个有（标准）的和一个没有（标准）的比，这叫混淆视听。如果“高分低能”是一种规律，那就是谁分低要谁。所以教育界这种混乱的思维，一直到现在还说叫素质教育。你四个同龄人里头只有一个能接高等教育，我们那时候也就一百万，现在已经五百多万了，毛入学率25%，四分之一，四个人都想接受高等教育，这无可非议，什么办法？抓阄，推荐，然后考。所以说考是相当公平的，老有人说我们要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大家都搞了，但是分配稀缺资源办法还是没解决，所以就得评价谁的素质教育搞的好，这又成应试了，比如怎么评价？弹钢琴，画画，如果说这是素质，大家就教，最后还得说谁的素质高，谁的素质低。所以这些糊涂观点，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他们完全没有说到本质，本质就是“不患寡，患不公正”，原来叫“不患寡，患不均”，表达得不够准确。 主持人曹景行 ：但如果是统一标准的话，我不说北京，我说上海 ，上海的可能入学率一下掉了30%。 周孝正 ：所以咱们组织一下叫过渡期，如果我们全国一个标准，我们有过渡期，比如说上海五年，北京五年，五年以后如果你还不这么公平，那就是我们北京孩子上大学的可能性就比你们高的多了。 主持人曹景行 ：但是北京有一个大学好像去年就提出了。 贺卫方 ：中国政法大学提出来按照人口分配，比方说河南将近一个亿，山东将近一个亿，他们相对名额要分配更多一些，按照人口比例来分配。他说我是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政法大学，所以他这样一个分配当时也引起很大的关注。同时，据说北京市的某些人也觉得不大好，因为这对于北京市的人来说造成了利益上的损害，而你中国政法大学毕竟在许多方面要依赖北京市。 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高考制度，即便说全国统一，不分配名额，现在这样的高考制度其实也有它的不合理的地方。我想我们三位都是高考恢复的受益者，我们都是高考（恢复）以后上大学的，我是78级的。 周孝正 ：我是77级。 主持人曹景行 ：我也是78级。 贺卫方：教育领域中计划经济的痕迹比任何其他领域都重 贺卫方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不知道现在命运怎么样，但是30年这个时间，已经够我们回头再总结一下，同时要改革一下。在我看来，其实我们应该有一种新型的高考制度，当然我不是研究教育学的，请周老师批评。就是说是否能够设计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考试，但是这个门槛不是特别高，通常人都可以过的去，比如80%左右的考生都可以过去，过完了以后各个高校分别招生，分别自己命题，从已经过了第一关的人中间再欢迎你来报考。有些人会报考比如说人民大学，有人会报考北京大学，有人报考复旦大学，有的人这三个大学都报，各个学校之间考试的时间错开，以便增加学生的可选择的机会。他可以考五次，可以考五个学校，因为我们现在太不公平了，比方说你高考那天正好感冒了，你就歇菜了，一辈子可能都耽误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两天时间，这三天时间，你必须要保持非常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不公平。我们如果比方说有分五期考试，不同的学校安排在不同的档期，然后他们今天这次考砸了，一个礼拜以后还可以再考，可能将来会拿到五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我再选择我到复旦还是到人大，还是到北大，可以做选择。我觉得这种考试可能既尊重了大学的自主性，同时也保证了，每个人的考试的发挥，能够更好的去选拔人才。 主持人曹景行 ：有一个很荒唐，我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某一个省有一个文科第一名，当时北大和清华都要抢他，结果后来清华没有这个省的文科指标，这个我就不懂了，这事很奇怪，你这个学校就不能到那个省去招你要的学生。 贺卫方 ：对，所以这是计划经济留下的一些遗迹，我觉得在 教育领域中间计划经济的痕迹比任何其他的领域都要重 。 周孝正 ：它改革最滞后。 贺卫方 ：包括课程设置，包括评估，包括像样板戏剧学校，为什么一定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指令我们做这个事情？甚至现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部有一个意向，准备全国统一，现在几个专业已经是全国统一命题了，历史学、教育学，还有心理学，几个专业已经是全国统一了。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的《高教法》，您刚才谈到法律跟教育有密切的关系。《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自主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现在看起来在许多方面，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脑子里边基本上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思维。 周孝正：大学里强化“官本位”是方向性的错误 主持人曹景行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学生的角度。我还碰到过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去年夏天有一个，我在广东那边有一个学生，他告诉我，他录取了中山大学，他不去，他再多读一年，为了考清华北大，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中山大学不去，这样的一种状态怎么会形成的？ 周孝正 ：其实我觉得人各有志，他要愿意的话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我觉得像考试实际上可以变成一个，我们用一个教育评价体系来代替。因为教育评价体系包括比如说书面考试，他也包括面试，包括情景考试，模拟考试，都属于教育评价体系。这实际上应该公司化，考试公司，一年四季都可以考，你要有兴趣你就来，考试公司是相对他那个考试的教材，也继承了一定的人类基础文明成果，你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至于说你上哪个大学你自己来。大学也应该是规范化，比如北大你要想上北大，告诉你，你需要什么条件，自己看看具不具备，具备你就来，要是根本就不具备，别瞎耽误功夫，不能打一 枪 换一个地方，像北大也得相对稳定，人类的文明成果是在变化的，但没那么快。你必须先得站在巨人的肩上，巨人就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完了你再创造。你进门槛的时候告诉你你这个文明成果，你继没继承？没继承你继承去。我赞成这个。现在高中就分文理科，荒唐，大学本科都不能分。发达国家本科是法学的，到了研究生才分，这叫“通识教育”。到了研究生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兴趣了，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所谓研究生的专业。大学本科学专业非常荒唐。比如我给社会学系上课，我说你们知道我们社会学是讲什么呢？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社会学恢复的很短，谁知道社会学讲什么的？所以说很盲目，我觉得这些都是教育的一些根本问题。像行政化也是这样，都急，什么都是急，那个“急”后头就是赤裸裸的利益，房子多少平方米，冬天取暖给你报销多少平方米，你得了病了，你药的报销品种，级别越高报销的越好。有一个人说“找不着快乐去找真理”，应该怎么说呢？学术界是找着真理就有快乐，商界赚了钱就有快乐，当官的有了权就乐，各个领域的乐不一样，你把大学也往商业上去，急后面就是钱。他就得想，我得发论文，我得在一级杂志上发论文，一级杂志是有限的，一年发行的论文的量是有限的，可是跟那些想晋升的人不匹配，那怎么办呢？那就恶性竞争，非常荒唐，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我们在大学里边又来一个强化“官本位”，我觉得这是方向性的错误。 主持人曹景行 ：这里有一个网友的话，标题很严重，叫“教育走投无路”。他说“中国教育一是地位不正，教育和其他部门不应是并列关系，而是母子关系，因为没有教育就没有其他智力支撑和发展；二是尊重不够，名义上是尊师重教，实际上社会地位最差，一个高级中学教师月薪只有千八百块，还不如小时工；三是没有注重师范教育，原先是最好的上师范，现在是考不上的，最差的才上师范，教师的素质越来越差，导致教育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结果就是走投无路。这个说法对不对？ 周孝正 ：教师的分化和社会分化一样，两极分化。 贺卫方 ：对。 主持人曹景行 ：大学也这样？ 周孝正 ：当然，大学里边也有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不知道有没有，估计北大有，千万富翁不用打问号。 贺卫方 ：我觉得总体这样的评价肯定稍微有一点夸大了，不是每个地方的高级教师都是一千多块收入，比如北京这些重点高中的老师，他的收入绝对不是这样的数字，同时大学教师差距也很大。但是整个社会“尊师重教“的这样一个风气现在是不是下降了？我自己感觉，还是比八十年代还是好一些。 主持人曹景行 ：但是我觉得老师的权威性，或者在社会上形象的破坏，倒不是他的收入低，而是可能因为他的收入发展当中，教师本身赚钱，这个之间的关系摆的怎么样？ 周孝正 ：教师确实两极分化。 主持人曹景行 ：现在大家觉得学校有点像“学店”。 周孝正 ：现在教授、博导都叫“老板”，他们去弄研究课题和经费，弄完了让研究生干，所以学生现在管他们不叫老师，叫老板。 主持人曹景行 ：这是在大学，在中学、小学靠辅导赚钱，靠编教材赚钱，甚至靠卖辅导教材拿回扣。教育的商业化或者产业化这个过程当中，对教师形象本身的破坏，我觉得可能比他说的不重视教育更严重。 贺卫方：应该允许不同所有制的大学出现 贺卫方 ：我想最大的问题，咱们国家的高教体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制。一方面我们所有的大学都是国立大学，这最基本的经费应该是靠国家拨款的，但是拨款占多少能够支撑我们的运行？我们要创收，我们要办班，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化缘。国家不能够支撑这所大学，然后高收费，有些项目就高收费。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教育体制是非常根本的问题。今后我们能否允许私立大学，允许不同的所有制，企业是可以的，但是大学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有许多时候我们可以把大学分分流，有一些大学可以私立，现在私立大学根本没有办法和国立大学平等竞争，像吉利大学，他们很多权利是没有的，为什么不能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国家教育部官员最喜欢说的话，我们是一个穷国家，要办世界上最大的教育。但实际上我们能否让这个国家中间那些富人们，能够有机会来更多地把他们的钱投入到教育领域，办一些好的私立大学，同时跟国立大学竞争？既减轻了国家支撑大学的负担，同时也能提高教育的竞争和它的品质。这些东西到现在根本没有，我们说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说我们老觉得教育领域中间是改革最滞后，最麻烦，就是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没有任何起色。 主持人曹景行 ：我自己呆的这几年当中，我看比如北京的好多大学，我感觉大学本身还是一个大学，但是有点象公司，又有点像衙门，这三种剥离不开来的感觉是很奇特的。而且刚才周老师讲的，前几年大家两会都听到很多，今年反而讲的少了。是不是大家觉得讲的没用？ 周孝正 ：心理疲劳。你要老讲自己也觉得没意思，别人听着也觉得没意思，包括刚才您说的最后不行就贷款，贷款不行就欠好几个亿，最后不行就卖地吧。 主持人曹景行 ：最后国土资源部说不许卖（笑） 周孝正 ：不许卖就变相的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说闹的整个学校关系，没有改革更没有理顺，而且现在就业都成了问题。因为一扩招，一就业，没有了，一就业我们叫做学历比较高的，年纪比较轻的，就就业不了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就业问题还不是农村，就是这些城市的人。 贺卫方：解决“教育病”首先应该改变观念 主持人曹景行 ：原来是下岗工人，现在转成是年轻人。但是总有很多因素，好像纠缠在一起，那个扣解不开，而且越扣越紧。教育的事情，我今年看不出教育可以从哪个角度着手，你说别的行业，可能大家还有许多比如层次不同，教育部的官员是领导学校的，应该是更明白的人，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办，这个扣从哪儿解？ 贺卫方 ：我觉得首先有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可能需要改变。比方说过分的把教育视为一种特别意识形态化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提“解放思想”，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怎么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光说解放思想，但是我发现写解放思想文章的人自己的思想都没解放。教育这个领域中间你如何真正把思想解放一些？比方说大学的教学内容方面，如何真正能够恢复到大学本来面目？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老贺，还是应该把孩子送到香港 读书，我说为什么？我觉得孩子应该在国内大学读书，读完书以后再到国外。他说人家虽然是三年学制，但是人家学的都是干货，我们学的是“湿货”，水分太大。多元化的大学体制，我们中国三十年代、二十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比起日本，我自己觉得简直可以说是要好的多。我们有非常好的法学，像东吴大学法学院，多么好的法学院，我们有像清华大学，在49年以前它的文科非常优秀，清华国学院都代表着这个国家最高的水准的。但是那样的一种竞争格局，蔡元培为聘请一个好的教授，为了聘请陈独秀，三到前门那个小旅店聘请这样一个人，去了以后说陈先生还在睡觉，蔡先生说不要打扰他，我在下面等他一会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去聘请一个学者，因为不聘请最优秀的学者，这个大学就会在竞争格局中垮掉，校长有这个责任心。我们现在的校长有多少人真正为一个大学的发展有这样的责任心呢？ 周孝正 ：大学高度官僚化。在改革初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要 “近亲繁殖”，现在你看看近亲繁殖更加严重，他要留他自己的研究生，你为什么留自己的啊？应该任人唯贤，他说首先任人唯贤的前提就是任人唯亲，不亲怎么知道贤？我带了我的学生我才知道他贤，别人我不知道。所以说大学的衙门化，官僚化，或者说功利化非常厉害。你说年轻的这些老师，你问他们想什么呢？他们不像咱们，咱们多多少少还有点理想，你问他们有吗？惨不忍睹。他们非常实际，我说你们要追求金钱就下海，办企业当企业家，你们要追求权力，你们就考公务员，进官场，你在大学就要追求真理，这是最关键的事。他不能错了位，他到大学来追求官，追求钱，所以你看我们那些教授，所谓当时这边教着课不好好教，外边弄钱去，弄出几百万、几千万，他的精神素质以及他的人格，他怎么能为人师表？我们叫做身教重于言教，所以这些学生一看，我们这些教授都是明星教授，他们有一些大学把一些不入流的人都弄成教授，比如像某某主持人，估计那个水平初中毕业有限，教授。明星就是明星，你有价值，你一出场费，你那广告，但是你怎么能到大学当教授呢？基辛格当了国务卿了，类似于中国总理，当完了还想回去，回不去，人家哈佛大学说了，我们教授有尊严，不是你想回来就回来。所以说中国这些东西都是错位的事情，所以中国的事情其实改革就是一个常识，我们叫理顺。 洛阳网友 ：中国教育怎么了？是病了吗？是。但病根不在教育本身，而是在体制。教师们不懂教育吗？否，是体制让教师的灵魂扭曲了，竞争机制的引入让教育彻底变了味。老师们把教学当成一种谋生手段，评职称，涨工资才是关键，有多少人把它当作一种事业去经营？校长、局长有的为了保住官职，这种体制谈什么素质教育，不是一句空话吗？ 主持人曹景行 ：有道理吗？ 贺卫方：我不承认现在教师的良知都泯灭了 贺卫方 ：有道理。我觉得这个 大学不是一个学术的平台，它像是官场、商场、战场、赌场，好多种地方的一个合一，唯独学术的东西现在变的非常非常稀薄 。但是体制跟人还是有一种互动，或者有一种关联，我自己接触这么多的同行，我觉得大家内心里边还是有一种不安，还是有一种觉得不对，这样有问题。但是究竟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我不承认现在教师的良知都泯灭掉了，我觉得大家还是想推动这种改变，但是体制的能量还是过大，以至于我们现在你自己浑身都想使劲，但是就找不到一个使劲的地方。 我在两、三年前，我不再招收硕士生，当时引发了一些关注。我觉得有一种想去抗争一下，因为为什么大学招生，硕士生招生变的像本科生招生，考的科目非常非常多，我自己特别的注重的，比如我招法律史专业，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学生是那种特别偏好历史的，特别偏好比较文化的，在这方面积累多的人他在可能某些方面，比如经济法，他可能就会非常不喜欢。我觉得过去那种考试办法是历史这方面的权重特别大，然后他能够发挥的特别好，但现在蜻蜓点水，考12门课，2张卷子，非常复杂，都是一些小题，都是一些背诵题，我特别不满意，想抗争一下。但是即便我们所有法学院的同事都觉得这种制度不好，但是改不了，据说这是教育部的意向，说应该逐渐推广这样一种考试的方式。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抗拒这种制度？我拒绝招生了，我当时想，如果要是所有的教师都不招了，他可能就会着急，就会出问题，但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个别人做一个抗争，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归于平静，这样一种事情就会推而广之。是不是社会中间一切恶的东西都靠这种方式？ 主持人曹景行 ：现在不是许多行业，比如政府他采取一些措施，都要做一些比如开个听证会，听取大家意见，该涨的涨，该降的降，该改的改。在教育方面您刚才说的这些做法，比如考试要这样的做法，检查要这样的做法，这是怎么样产生的体制？我因为在大学时间不长，也不需要参加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比如说考核的体制，你像考试的体制，考研究生的做法，这样的题是经过大家讨论，然后比如说集中了中国最主要的一些脑子，大家认为这是最好的，还是别的一种渠道出现的做法？ 贺卫方 ：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趋势，是教育部的那样一种对大学控制的意向变的越来越强烈。另外有时候有一些举措也做一些所谓的专家论证，但是通过这次比如样板戏进入中小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也说他们请了专家，我们一看报纸上报道，有一位叫吴江的中国经济院的院长，他说这绝对是我们做了很认真的论证，如何如何，但是另外一方面，梅葆玖先生和其他一些政协委员说，这个根本没有，我们的意见不是这样的，我们坚决反对。关键是说你请了什么样的专家论证，不能说论证完了以后向我们公布就行了，论证的过程要让我们看到，要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去参与到过程之中，然后大家去争论，为什么15首曲子里边有9首样板戏，到底这个比重合理不合理？你说这是为了继承传统京剧，这是传统京剧吗？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拍拍脑门在这个地方说，我们看不到过程，我们没有机会来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 周孝正 ：这就相当于一句话“逢听必涨”，什么意思呢？听证会开了，只要一开肯定涨，听证会什么人呢？他找的，你要是不按照他的说法，他下回不找你。 贺卫方 ：而且据说有些听证会头一天要彩排，就是头一天出席的专家要先把自己要发表的意见先发表一下，要审查一下有没有出格的。 周孝正 ：所以这种都等于作假了，一个学校弄虚作假，学生也明白，你们作假，老师也明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了。我们就说大学它不应该衙门化，这是很简单的事，就是你是教育家，你当校长，你是官员，你当部长，就这么简单。 贺卫方 ：有的和尚都分级，灵隐寺的住持是厅局级。 周孝正 ：它还是一些等级，所以说和大学的精神都是背道而驰的。不管前年开会，还是去年，还是今年开会其实都存在。 周孝正：分级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 主持人曹景行 ：您觉得这次大学教师要分13级也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吗？官本位的考虑？ 贺卫方 ：我觉得这次为什么会出台这些措施，我不知道动机到底是什么。大学教师其实是以知识为自己的生活基础，追求的目标，以真理为自己的追求目标的一个职业。以真理为目标的话你还分什么奖？大家都是在共同开掘某些知识金矿的过程之中。这样一个职业，我们不是说待遇不可以有差别，但是通常我发现其他国家一些大学，大致上教授也就是两个层次，一个叫大学教授，这是很有尊严的，地位很高的，名片上也印个大学教授，但是其他的就是院系聘的教授，但是教授大概就是分这两个层次，收入差距并不大。 主持人曹景行 ：或者有一些教授当终身教授，地位就比较高了。 贺卫方 ：对，他是一个终身制的，大概就是这个层次，层次很少，让大家有一种平等感，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为什么会做这样一种分级？分到13级了，我记得我研究法官制度他们才分到12级，我们比法官这个级分的还复杂。另外一个，我觉得两、三年要重新评一次，你知道这个评的过程中间会有一些，大家心里边说不出来的，冲突，打啊，有些真的是拍桌子，他就周期性的让你学者互相打，你打了以后外边的心思就不管了，就在里边耗，内耗，我自己觉得特别悲凉。但是只要上边拍拍脑袋定下来，你就要搞。我想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历史教学多么好，李敖先生到北大的时候倡导北大精神，它一定要保持一种自治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学校没有了抗争精神，不可能去抗争。真是低眉顺眼的，什么事情都是搞吧，那就搞，你内部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他都觉得你给我找麻烦。我们好好听教育部的，教育部以后会给我们很多钱，给我们很多资源，太可怕了。 主持人曹景行 ：所以对于大学老师分13级，今天有一万四千多网民有投票，反对的四成四，支持的有三分之一。我想他们支持三分之一也有他们的道理，我不知道具体他们的支持原因是什么，但是你说社会上都分，为什么大学教师不分，法官也能分。 周孝正 ：他们觉得分级比较实际，不分级比较理想，但是不实际，凡是得到手的贼没有逮着的在逃犯，人家说实际。 贺卫方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因为大学这个事物在中国还是相对晚进了一百多年，比起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已经快要过一千年校庆了，我觉得这种体制在中国的生存有一个生存环境，是否有足够的历史传统支撑。我觉得西方的这样一种大学产生之初，大学教师的声望、地位，他宗教和世俗权利中间获取的能力，一种非常高的社会的公信力，都是可以说让后来的大学，已经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大学是独立的，大学是不搞级别的，大学一定要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评价标准，跟官员是不一样的，官场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学百年的历史，然后其中还战乱，各个方面，运动不断，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什么叫一个大学教师？包括我刚才说法官，法官这种职业在中国也是相对比较晚些的，所以大家对这个职业有一个社会的想象，比如我们想象法官是像包拯那样的人，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真正跨入到真正的现代社会。教师我们也有一个想象，我们还是想象过去科举制度下的模式，这样的话有三分之一的人赞成大学教师分级，这一点都不奇怪。他们觉得哪个行业不要分级，没级还不乱套了，过去还说大锅饭，你知道大锅饭是一个很贬义词，所以他就容易跟那些东西发生勾连。 周孝正 ：你像我们国家的院士，或者是学部委员，他们怎么定的呢？就是经济上正部级待遇，政治上副部级待遇，就是说这些“级”无孔不入，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官场文化。我们问学生，你们毕业以后要干吗，公务员，你们什么理想呢？我们这辈子“确保局级，力争副部”。所以我说我们年轻的这些老师留在学校当了教授，想当老师或者以后当教授，你说他有什么理想？很实际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很实际。因为咱们是所谓运动的一代，咱还搞过运动，咱们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呢，现在都是要房子，要的职称，职称后边就是赤裸裸的钱，我投入多少，产出多少，都是商人，现在连结婚都是，说我娶一个，他嫁我，我们俩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我入多少股，你入多少股，我有多少效益，你有多少效益，完全没有情感，完全没有所谓的感性的东西，或者叫非理性的，都是高度理性。 主持人曹景行 ：现在的青年教师他们的处境，跟我们大锅饭的时候…… 周孝正 ：我们那时候就受到出身的影响，那是所谓的政治歧视，现在政治歧视没有了，但是有别的了，有所谓的钱了。 主持人曹景行 ：现在的这种情况下面产生的，你用现在的方式管理教育，你不能说恢复到蔡元培那个时期的方式，也不行。 周孝正 ：还没赶上呢，不是恢复的问题，还没赶上蔡元培呢。 贺卫方 ：我觉得大学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鼓励大家，把学问做好，如果大学教师在做学问过程中间总是三心二意，总是觉得我不当个官，做个老师，太窝囊，这个很可怕，没有认真做学问的人。大学搞校庆的时候，你看主席台上清一色的官员，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都在鼓励人们崇尚“官本位”的文化，我觉得这个特别不正当。 周孝正 ：我到发达国家去过一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人家那个校友是犯了法的，被所谓判上重罪的，人家都写上，说这是咱们校友。咱们不是，按照级别来，而且级别他要不行，就撤掉，这个影响其实非常恶劣，其实校友是很平等的，不管你多大官，咱们都是同学。 主持人曹景行 ：校友的排列可以看出学校本身追求的什么。如果是学校主要对大学学位，教学生，就这两块，还有什么？现在我们一些做法，比如教学评估，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做学问，教学生？ 因为现在这里又是一个网民的投票，一万四千多网民当中，比较有趣，也有四成的人支持教学评估，有四成不到五成的人反对，看来教学评估也有它的道理？ 贺卫方 ：我觉得调查的时候要有一个更细致的调查，比如你了解评估过程中间的问题吗？你是否参与到了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如果做这样一个调查的话可能会更细致地去说，参与的人怎么评价，参与的人反对的比例占了80%。 主持人曹景行 ：我们不说网友，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大学老师里边，会有怎么样的比例？ 贺卫方 ：我认为反对比例会高的多。 周孝正 ：评估我们也不反对，大学评估的机制是互相制约的，还有说你凭什么评估我？你的水平比我还低，你怎么评估我呢？总得把它说清楚，所以我们并不反对评估。比如发达国家据说一个重点大学出现一个教授的空缺，得七个教授推荐，不许是一个国家的，不许是一个大学的，你要想在全世界贿赂七个大学的也不容易。咱们国家就是弄其皮毛，只要一评估就出笑话。比如字，刚性，你得发表20万个印刷符号，在公开出版社，好，20万个印刷符号我就找出版社，我说我给你钱，你给我发，三千册我就拉家去，我有两本送评估去，其他的我拉回家销毁，你想抓我剽窃？我没有，我有出版号，能查出来，有样书，有送的那几本，你想想。所以说因为评估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这个人心都坏了，你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叫防君子不防小人。 贺卫方 ：其实有一个指标就可以评价这个评估问题，就是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校评估没过的，全部都过了，评估干吗？ 周孝正 ：全过等于全不过。但是你说人家都这么干，你不这么干不行，所以我们有一句难听的话，叫逼良为娼。 贺卫方 ：对，老师在课堂上说，同学们，我们要做诚实的人，一下课，同学们我们一块儿去造假，教育部的人不是不知道，但是明明知道，就是要这么做。 主持人曹景行 ：今年有一点，我觉得教育问题尽管没有像前几届那么集中，特别对学费这些问题那么集中，但是今年关于样板戏这一类教育方面的争议还是火头蛮大，大家关注蛮多，今天好像还跟那些委员，好像还把那个官员请去，大家一起在记者面前，有一些记者也在现场，都交换意见。然后我想在明天的教育部部长周济会出面领军的这样一个记者会上，一定会对教育政策，媒体也会提很多问题，至少我们现在有一个讨论的气氛，这是很重要的。我对这点，有这个气氛我觉得就是乐观的。实际上这几年教育方面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有许多不如人意的，但是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已经谈的够多了。可能在我看来，许多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也许不是我们谈几次就能够马上见效的，但是还得不断地谈下去，对不对？ 周孝正 ：对，那当然。 主持人曹景行 ：那今天的《两会三人行》我们就谈到这儿，明天两会继续开，我们还是三人行，继续行，再见。      女人的情色电影笔记本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