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

中共太子富豪大观

作者:田园树 来源:http://www.tystree.co.cc/2011/03/blog-post_19.html 英国籍的卢森堡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是英国注册会计师,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文,对中国富豪问题发生兴趣,一九九九年首创“百富榜”,成为研究中国富豪情况的权威。今年四月一日,胡润在海南三亚发表 《二○一○胡润财富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全国的千万富豪有八十七万五千人,其中有亿万富豪五万五千位,包括十亿富豪一千九百位,百亿富豪一百四十位。胡润还列出一个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在全国三十一省市分布的人数,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富豪最多,列表如下: 但胡润没有列出这些千万和亿万富豪的名单,我们无从知悉其中是否包括亿万太子富豪在内。通常,像胡润这类人,要在中国生存,都知道避免接触敏感问题,所以他公开发布的中国富豪,都是民营企业家,顶多也只提到似民似官的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真正的太子富豪,他便不敢提了。 所谓太子富豪,就是指中共权力核心分子的子女,他们凭着老爸在朝的权势,拥有取得资本、资源、土地、注册和商机的便利,与民间企业站在迥不相同的起跑点,一切比民间企业条件优越。有些太子贪婪放肆,他们其实不是在经营企业,而是乘机囊括财富,中饱私囊。有些太子会顾虑老爸清誉,低调自处。自从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之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影响到太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况且有不少太子留学美国,在美国企业中经过薰陶,亦将西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带进中国。更有一些西方企业在中国投资,需要依靠太子们的人脉关系,于是部分太子便成了西方企业猎头对象,身价百倍,由此致富。所有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中国集权官僚体制的产物。因此,所有太子企业和太子富豪,都是共产中国这个特权社会所特有的,凡在法治健全、民主政治成熟的国家,决不可能产生中国这类太子富豪。 太子富豪的老爸,有些居心不良,行为不检,但并不个个都是贪官,有些人在官位上尚能自恃,保持清白。但无论如何,都无例外地会纵容子女,维护子女。有些老爸希望子女承接他的权位,但有些子女对此没有兴趣,也不准备在权斗中磨炼自己。自从中国经济开放之后,金钱和财富对太子们的诱惑远比官位为大,所以才有这么多太子弃政下海从商。于是父从子意,成了子女从商的庇护伞,以溺子之心,促成子女致富。 上世纪八十年代,像邓小平这位最高权力者,没人说他是贪官,但他的子女和女婿,就在他推行改革的时候,几乎个个发大财。大儿子邓朴方,一个残疾人,一样有人怂恿他出来成立康华公司,倒卖进口物资批文,臭名彰着,成为“六四”反官倒的主要对象。次子邓质方,好端端留学美国学量子物理,得博士学位,返国后不从事物理工作,竟去成立首长四方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珠海到处圈地,当时被视为“地产大王”。邓家长女邓林丈夫吴建常,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成了邓家首富。么女邓榕丈夫贺平,原是将军贺彪之子,在解放军总参装备部当官,也搞起保利公司,成为军火大贾。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了要打破封闭局面,建立对外经济关系,特请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出来设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王震安插他的次子王军进中信。起初,王军在中信业务部担任总经理,后来升任中信总经理,一九九五年出任董事长,执掌中信大权。荣毅仁之子荣智健起初主持中信在香港的分公司,一九九○年香港中信收购泰富发展集团,借壳上市,改名为中信泰富,表面上似乎独立,实际上仍归北京中信控制。在这段时期,王军和荣智健都被视为太子中的成功富豪。毕竟中信是国有企业,二○○六年王军自动退休,离开工作了廿七年的中信,让位给孔丹。孔丹是从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也是太子集团中人。王军退休后自己另创 “中国天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新疆发展。新疆是其父王震在建国初期开创的地盘,于是王军的“中国天然”入股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持绝对控股权,有了此地方金融机构之后,他便进而投资十亿元收购三个煤炭基地,加以扩充,又投入二十至三十亿元进行煤炭化工和煤电项目投资,且在乌市建设一座大型“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给新疆输入新的投资观念。这些投资,才真正属于王军私人财富。 荣智健在香港执掌中信泰富,他本人也是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占有约百分之十九股份,因此胡润曾连续几年将荣智健列为百富榜首位。二○○八年十月中信泰富爆出大新闻,该公司因炒澳元的外汇杠杆交易,亏损一百多至二百多亿港元,据说是财务董事在董事会主席荣智健不知情下签订合同,有人则说是荣智健女儿荣明方作的主,无论如何,亏损太巨,荣智健被迫于二○○九年四月下台。下台后的荣智健与王军一样,自立门户,另外成立私人公司:“耀星发展”和“帝港企业”去海南岛发展,以一点九六亿人民币购得海南万宁神州半岛五十四万平方米土地,折合楼面地价,每平方米仅约七百元,远低于市区海景楼盘每平方米六千多元的市值,因此引起外界?疑是否中信泰富给他开了后门,因为开发神州半岛原是中信泰富计划之一。 自九十年代以迄于今,太子富豪更多,有李鹏家族、江泽民之子,朱镕基之子、李瑞环之子、胡锦涛之子、温家宝之子、吴邦国女婿、李长春之女、刘云山之子、曾炎培之子等等。 众所周知,李鹏这位欠有“六四”血债的前总理,其家族控制着中国电力系统,他的长子李小鹏是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他的夫人朱琳,外界传说她是华能国际的董事长,但她自己否认,只承认自己担任过华北电管局外事处负责人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这些官职也都属于电力系统。有关李氏家族腐败贿赂的传闻甚多,这些传闻很难得到证实。而李鹏幼子李小勇卷走“新国大期货公司”集资的五亿多元资金,逃到新加坡,至今还被“新国大案”受害者群体公开声讨。 在所有太子富豪中最受人注目的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他在美国费城一间不著名的大学取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科学上毫无建树,而且年纪轻轻,却当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但他无意于科学,一门心思要下海从商抓银。凭着老爹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上海一批江家班便将上海市计委名下资金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仅以几百万元象征性的价格售给江绵恒,江绵恒那时哪里有钱?几百万元全是银行给的贷款。“上海联合”属下有十多家企业,如上海资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给江绵恒奠下成为“电信大王”的基础。 当时江绵恒曾与台湾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合办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设晶圆体,计划生产八吋和十二吋蕊片,初步集资十六亿美元,中国官方银行承诺提供超过廿五亿美元贷款。后来据传江绵恒与王文洋两人都没有出过一分钱,全靠银行贷款,两人又发生不和闹翻,一个烂摊子由上海市委接管,邀李嘉诚入股。现在宏力网上写明,它的主要投资者是香港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其他投资者有美国超捷、日本三洋,以及私募资金湛思国际和UCL Asia,己不见江绵恒和王文洋的影子。过去所吹的江、王合创宏力,完全是一场胡闹,哪有认真办企业的作风。 江绵恒在历朝太子富豪中风头最劲,初任网通董事长时,豪气十足,计划要在沿海十五个省市铺设光纤,开办网路电信服务,与“中国电信”争强,又扬言要吞并“北方电信”,全是气大才疏。实际上网通凭其经营能力是吃不掉北方电信的,后来江泽民心生一计,下令将全国电信分为南北两块,硬将北方电信并给网通,使网通平白地占有北方电信原有在北方十个省的固定资产,让网通突然坐大。 上海是江泽民势力地盘,官场中人纷纷拍马,拉江绵恒进入上海大企业董事局。因此江绵恒除了网通董事长外,又是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和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副董事长,连上海过江隧道、上海地铁都请他当挂名董事,俨然是个上海滩的大哥大。 但是江泽民下台后,江绵恒便风光不再。二○○八年十月,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以电讯体制改革名义,下令将网通并入联通,从此,江绵恒的网通便烟消云散。不过网通的事还未了,今年一月七日,前网通总经理张春江(现任中移动党组书记和副总裁),突被中纪委拘查,指他在网通和联通合并时虚报网通有盈利五十亿元(人民币,下同),事实上网通是一盘烂账,亏空高达二百亿元。张春江是江绵恒马仔,他当网通总经理,上面还有董事长江绵恒。国务院明知是江绵恒带头掏空网通,但江绵恒是江泽民之子,目前还碰不得,只好先拿其马仔开刀,反正这马仔也不清白。不过江泽民和江绵恒都心中有数,此举是敲山镇虎,一旦老江肉身有不测,小江便难逃被清算的命运。曾庆红早有预知之明,懂得在党内权斗中,太子的命运取决于老子的寿命,所以他先让自已的儿子曾伟夫妇移民澳洲,在雪梨买豪宅叹世界。 太子发达的途径,随时代而改变。现代电子通信发达,不少太子都进入电子企业,成为领导。新的中联通总经理陆益民是曾庆红的秘书。李长春之子李慧镝,在中移动里从总裁助理最近升为中移动副总裁。习近平姊夫吴龙,是广州新邮通信的幕后老板。有些太子则进入金融机构。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简称中金)总裁,这间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方的中国建设银行占大股,摩根士丹利占三成四,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占百分之七点三五。中金在朱云来主持下,已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因此,朱云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排名第十五。这类公司出名高薪,有消息说,朱云来年收入二○○六年有一千万美元,二○○七年更增至一千七百万美元,相等于一亿三千多万港元。去年,摩根士丹利受金融危机拖累,想出售中金股权,中方为了分薄摩根的份额,将二成股权以影子股票(只能分红,不能流通)方式配给管理层,朱云来作为总裁,必定占有相当影子份额。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则任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任总经理。五月底中银香港提升朱燕来任助理总裁。 现代的金融业非常复杂,新花样不断出现,一种称为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的行业近年来甚受中国太子们青睐。私募股权基金,在西方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初专替未上市公司上市,上市后放掉手持的股票而获利,到了八十年代,它进而从事融资和并购,九十年代更运用各种杠杆工具和汇差息差进行投资,美国百仕通(Blackstone) 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温家宝儿子温云松于二○○五年与他人合作首创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它是一家以美元为资本的外资公司,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主持的淡马锡控股公司,以及日本企业家孙正义旗下的日本软件银行。温云松非常低调,公司的董事会名单没有公布,不知董事长是谁,只知道董事总经理郭子德,他是新加坡大学毕业的金融投资专才,曾是大华银行首席代表,主持大华创业投资公司,有三十年工作经验,加上温云松的人脉和背景,新天域发展迅速,开办至今,已完成廿一个投资案例,包括四川美丰、金山软件、金风科技、英利绿色能源、天骏传媒、久游国际、融创中国、新世纪百货、喜得龙、金丝猴食品、重庆百货等等,光是新天域属下的天域景湖所持有的新世纪百货股权,帐面浮盈已达八点六五亿元,重庆百货浮盈十九点四亿元,业绩非同一般。 同样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太子有李瑞环儿子李振智,他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在美林任职,通过李鹏之女李小琳的关系,替美林夺得集资额四十亿美元的中国电力国际上市承销生意,声誉雀起,后来他被瑞士联合银行挖角聘任该行亚洲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年薪超过一千万美元。李瑞环次子李振福,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硕士,被瑞士制药巨头诺华公司聘任诺华中国区总裁,替诺华在中国打开西药和疫苗市场。今年初他离开诺华,自创私募基金“德福资本”,发展与环保有关的绿色金融,除自任德福首席执行官外,又是国际组织“大自然保护基金”中国区理事。 吴邦国女婿冯绍东(Wilson Feng),曾经担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他本拟自建私募基金,却被中广核集团拉去,出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经理。该基金是国务院批准的国有产业投资基金之一,以私募股权基金方式集资,预定总集资额一百亿人民币,首期已集得七十亿人民币,投资者有中国双维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银投资公司等。去年九月揭牌,主要投资项目有岭澳核电站二期、红沿河核电站、宁德核电站和阳江核电站。 主管宣传的中常委李长春,其女李彤,掌管香港中国银行属下一间私募基金。前副总理曾炎培之子曾之杰(Jeffrey Zeng)是北京“开信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同时也是中特物流股份公司董事长。他毕业于日本长崎大学,是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曾在三菱商事和香港中信泰富任职,供职开信之前是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开信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信资本共同设立的。曾之杰说,国家开发和中信资本只是两个LP(Limited Partnership 有限的合伙人)平台,不同于GP(General Partnership,具有行政权的合伙人),它们不会多管公司业务,只要你成绩好、赚钱多,有交代便可。当这样公司的总经理,等于自当老板。中共宣传部长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CEO)。此前,刘乐飞曾是中国人寿投资部总经理和首席投资官。现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信产业基金由中信证券和中信集团创立,于二○○ 八年六月成立,首只代筹资金的是绵阳科技城基金,最终筹得九十七亿人民币。第二批有五只产业基金,在募集中。 胡锦涛儿子胡海峰的从商途径与上述太子不同,主要落户清华大学。胡家一家人都是清华出身,包括胡锦涛、胡锦涛夫人刘永清、儿子胡海峰、女儿胡海清、媳妇王珺。王珺去年六月升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清华作为中国最高级学府,在邓小平式的经济改革中,同样也兼营商业,设有清华控股,属下有同方股份、诚志股份、紫光股份三家上市公司,此外,还有启迪股份、阳光能源、紫光集团、博奥生物、清尚装饰、科技创投、华环电子等近七十家企业。胡海峰原任同方集团威视公司董事长,威视取得非洲纳米比亚机场和港口的扫描设备一千三百二十万美元的合同,其实,这一千三百二十万美元就是中国给纳米比亚的软贷款,其条件就是要向威视购买这批仪器。 贷款的四成作为威视定金,但纳米比亚财政部发现这笔巨额定金几乎马上转入三人合开的帐户,其中两人是纳米比亚一间顾问公司的老板,另一位是威视公司在纳米比亚的代理人杨帆,因此,纳米比亚反贪委员会以涉嫌诈骗、行贿及贪污罪名将这三人逮捕,闹出国际丑闻。胡海峰身为威视董事长难逃责任,但中方说,胡海峰于二 ○○八年一月已升任同方集团党委书记,藉此撇开责任。去年十月,胡锦涛索性叫胡海峰离开清华控股,出任清华大学副秘书长,表面上说起来,胡海峰已弃商从学,实际上这个副秘书长,主要是负责联系清华控股及其属下所有大学产业。中国官场,太子有老爸背景,像川剧变脸一样,顷刻间便换了一幅面孔,远在非洲的小国,没奈他何。 追求财富,人之常情。现代一般富豪,靠的是初始资本、时机、胆识、眼光和谋略。中国民间有句话叫做富不过二代,原因是富豪的第二代未必有第一代同样的才能和魄力。太子富豪不同,他们靠的是老爸的权位,当老爸有权有势的时候,予取予求,什么都办得到,一旦老爸去世或失势,不要说富不过二代,连一代都不保。 三十年来已让我们见到太子富豪几代浮沉。最早是邓氏家族,老邓一过世,其子女便不再风光。其次是江氏家族,江泽民只是下台,并未失势,其子已失去“电信王国”。江泽民之所以争着要在公众场合出场,原因之一就是护子。胡锦涛在这方面有前车之鉴,懂得克制,像驸马爷茅道临这样巨富,至今未见出现钱权纠葛,便是克制的一种表现。 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以及现代金融融资制度的输入,改变了某些太子们求财致富的方式,使他们考虑到市场和协议的约束。但权力不受监督的体制继续存在,始终是太子特权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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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宣称“五不搞”,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被党的领导继续矮化和虚化

夏明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访问研究员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三月14日在北京落下帷幕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三月14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次会议在“茉莉花革命”的大背景下召开,重点议题包括讨论和通过“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人民的代议机构,全国人大在今年的会期不缺少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多方面的热点问题,它也不乏历史的机遇来为中国的未来探寻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民主政治模式。但此次会议突出反映出的却是,在中国领导层内智慧、远见和勇气的匮乏。 “ 两国当道” 现在的中国人大系统是“两国当道”(吴邦国和王兆国)。在此之前,中国的人大系统上上下下采行的“迈小步、不停步”的改革、扩权策略,给中国政治生活增添了活力和亮点。尤其是人大系统委员长和常务副委员长的“黄金搭档”格局,例如彭真和陈丕显, 万里和习仲勋、乔石和田纪云、李鹏和田纪云,成为人大活力的源泉。“地方人大建设”、“依法治国”、“执法检查”和“评议制度”都搞得有声有色。我在2004年完稿的《中国人大与治理》(2008年英文)一书中乐观地期盼:中国人大系统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最可望成为宪政民主发育和成长的制度平台。 然而,人大“两国当道”的格局导致“黄金搭档”废弛,“铜铁兄弟”撑门户。吴邦国带来了他在上海与黄菊当下手的经验:接受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甘愿将人大变为“被协调的一方”,与政府、政协、工青妇组织相提并论 。王兆国则把统战部的工作方针和方法用于人大。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被党的领导矮化和虚化,党高于人大和宪法成为公开的秘密。 选举纽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现代代议民主制出现后的变异。所谓“代议”就是把人民的利益诉求输入整合进立法程序中。 所以,代议制的合法性首先表现在选举提供了“选举纽带”把人民和议会联结在一起。真正的民主选举(公开、竞争和直接的)势必成为代议制的前提。为此,全国人大内部享有最高学术声望和国际尊重的宪法学家蔡定剑在《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2003年)中呼吁实现民主选举。 蔡定剑在书中阐述道:“是否建立选举制度与公民的素质、文化传统并没有直接联系,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就是要看能否把选举行为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让他们切实看到他们的投票是在决定自己的命运。”直白地说,中国民主选举被搁置半个多世纪,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素质低,而是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意识差。 曾记得我采访过四川一位下岗工人变成的黑道大哥,他对我说:“共产党要我们‘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如果我们要共产党‘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它就把你往死里整。”在全国人大办公厅直接领导王兆国看来,蔡定剑主张竞选,这是“吃体制内的饭,说体制外的话”。2003年蔡定剑被排挤出全国人大系统。长期抑郁,结果积郁成疾,2010年末蔡定剑死于肝癌。 “五个不搞” 正如王兆国把全国人大系统最优秀的宪法学家逆向淘汰出体制,吴邦国现在又把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精髓拒之于国门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吴邦国宣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如此化地为牢,中国势必出现的只会是一个思想、一个政党、一个权力中心的党国寡头制。 尽管政治科学其科学地位并未完全确立,但以下的公理在政治学界却已经得到认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寡头政治铁律”,“人民主权”原则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议会主权”原则。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民主制是优于专制政体的必然选择。民主的第三波在二十世纪末已经确立民主制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选择。面对这样的大背景,吴邦国的“五个不搞”堵塞了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接受,同时也把他的前任为人大制度争得的权力和为中国宪政改革创造出的空间丢失得一干二净。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人大系统近两届不思进取、甘愿平庸,是中国政治体制症候群的一部分。有网民总结中国的权力体系现状,概括如下:“党中央煳(胡),国务院瘟(温);人大无(吴),政协假(贾)。” 难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零八宪章》,积极上访维权,策划群体性事件,或者手持茉莉花,闲庭漫步,看你“河蟹”横行到几时。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读者反馈 从先让少数人先富裕起来,到力保少数人巨富不移,再到今日的撒泼玩命确保这代少数人到老死期间安定。 中国政府时间多, 非大陆 文章的前提就有问题:西方式政治=民主?中国式政治=专制?这是被洗脑后的想当然。东西方并不存在民主和专制的统一定义。这个世界也不存在黑白两种单一的颜色,而是灰色的,政治不也一样吗? ak103, usa 吴岁数太大,脑子固执。这就是中国老人当政的弊端,根本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用19世纪40,50年代的思维来控制20世纪的现状,使得整个国家一直在社会控制之下,没法施展活力。 lovelife, china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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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台湾草根性政治人物黄顺兴(史东)

普通话主页 > 特约评论 已故台湾草根性政治人物黄顺兴(史东) 2011-03-16 黄顺兴是台湾草根性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在台湾当过立法委员,而且在80年代的大陆政坛上也非常活跃。 他生于1923年3月12号,祖籍台湾,是地地道道的台湾本省人。但是他早年流落他乡,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才回到台湾,成为农业问题专家。 60年代台湾工业逐渐起飞,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摧残,林木伐光,水土流失。黄顺兴立志保护环境,以环保来搞草根政治。 70年代初期他被选上台湾的立法委员,与执政的国民党公开唱对台戏,组织以环保为名的群众性政治团体。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但是到了80年代末,黄顺兴组织培养起来的环保运动骨干,在台湾成了举足轻重的知名人物。 黄顺兴虽然成名于台湾,但是却风流于大陆。1985年,身为台湾立法委员的黄顺兴顶住各种阻挠,只身进入中国大陆,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情。 黄顺兴回大陆本来只想做一个旅游家,走遍中国各地。但是当时中共急于搞对台统战,一心一意要让黄顺兴做统战的花瓶,硬是把他拉进了全国人大,当上了人大台湾省的委员;而且还加官一级,让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黄顺兴的政治旅途的生涯一下子变得更加离奇。 作为统战对象,他开始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但是黄顺兴具有台湾民主抗争的经验,并不甘心只做一个花瓶。在统独问题上,他坚决主张统一,但是又强烈反对使用武力。1987年他当面向胡耀邦表示,如果中共武力攻打台湾,他要回台湾组织义勇军对抗。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黄顺兴公开站在学生一边,并戴上表明“人大常委委员”的标志,到天安门广场声援民主势力。天安门大屠杀之后,黄顺兴悲愤离开中国。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的黄顺兴,在1989年3月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奇迹。在讨论李鹏总理的“深圳特区授权法案”的时候,黄顺兴在人大历史上第一次对大会提案程序的不民主过程,公开提出质疑。 1990年黄顺兴又破纪录,要求成立一个民间性的“中国环境保护促进会”。江泽民接到这个要求之后,不知如何应付,居然不予具体回答。但是黄顺兴将计就计,把自己的人大常委一职看得很认真。 1992年中共头脑发热,又提出要修建三峡大坝,在3月份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三峡议案》。作为环保专家的黄顺兴,对《三峡议案》的完全不符合民主程序大声抗议。同年9月,中共在全面压制反对意见之后,强行付诸表决。黄顺兴根据议事规则,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三峡议案》作为重大议案而重新考虑。 黄顺兴的提案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但是会议主席完全不理睬这一合法的投票结果,拒绝给黄顺兴发言权。他退席抗议,在人民大会堂外面召开记者招待会,进行抗议。人命关天的《三峡议案》就这样在完全没有公开辩论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但是三分之一的人大委员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这是中共政治史上的第一次真正的投票危机。 黄顺兴在中国大陆走了一圈之后,对中共政治的虚伪有了彻底的认识。1993年他回到台湾,不过那个时候真正的民主已经在台湾结出了美丽的果实。 我们认识了解他,衷心希望腐败、专制、愚昧的大陆政坛上,有一大批像黄顺兴式的人物。因为振兴中华,非走这条路不可。不幸的是,黄顺兴于2002年3月2号在北京去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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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中国:“五个不搞”,哪儿还有搞?

夏明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访问研究员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三月14日在北京落下帷幕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三月14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次会议在“茉莉花革命”的大背景下召开,重点议题包括讨论和通过“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纲要。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和人民的代议机构,全国人大在今年的会期不缺少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多方面的热点问题,它也不乏历史的机遇来为中国的未来探寻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民主政治模式。但此次会议突出反映出的却是,在中国领导层内智慧、远见和勇气的匮乏。 “ 两国当道” 现在的中国人大系统是“两国当道”(吴邦国和王兆国)。在此之前,中国的人大系统上上下下采行的“迈小步、不停步”的改革、扩权策略,给中国政治生活增添了活力和亮点。尤其是人大系统委员长和常务副委员长的“黄金搭档”格局,例如彭真和陈丕显, 万里和习仲勋、乔石和田纪云、李鹏和田纪云,成为人大活力的源泉。“地方人大建设”、“依法治国”、“执法检查”和“评议制度”都搞得有声有色。我在2004年完稿的《中国人大与治理》(2008年英文)一书中乐观地期盼:中国人大系统是中国权力体系中最可望成为宪政民主发育和成长的制度平台。 然而,人大“两国当道”的格局导致“黄金搭档”废弛,“铜铁兄弟”撑门户。吴邦国带来了他在上海与黄菊当下手的经验:接受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甘愿将人大变为“被协调的一方”,与政府、政协、工青妇组织相提并论 。王兆国则把统战部的工作方针和方法用于人大。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被党的领导矮化和虚化,党高于人大和宪法成为公开的秘密。 选举纽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现代代议民主制出现后的变异。所谓“代议”就是把人民的利益诉求输入整合进立法程序中。 所以,代议制的合法性首先表现在选举提供了“选举纽带”把人民和议会联结在一起。真正的民主选举(公开、竞争和直接的)势必成为代议制的前提。为此,全国人大内部享有最高学术声望和国际尊重的宪法学家蔡定剑在《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2003年)中呼吁实现民主选举。 蔡定剑在书中阐述道:“是否建立选举制度与公民的素质、文化传统并没有直接联系,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就是要看能否把选举行为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让他们切实看到他们的投票是在决定自己的命运。”直白地说,中国民主选举被搁置半个多世纪,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素质低,而是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意识差。 曾记得我采访过四川一位下岗工人变成的黑道大哥,他对我说:“共产党要我们‘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如果我们要共产党‘竞争上岗、优化组合’,它就把你往死里整。”在全国人大办公厅直接领导王兆国看来,蔡定剑主张竞选,这是“吃体制内的饭,说体制外的话”。2003年蔡定剑被排挤出全国人大系统。长期抑郁,结果积郁成疾,2010年末蔡定剑死于肝癌。 “五个不搞” 正如王兆国把全国人大系统最优秀的宪法学家逆向淘汰出体制,吴邦国现在又把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精髓拒之于国门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吴邦国宣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如此化地为牢,中国势必出现的只会是一个思想、一个政党、一个权力中心的党国寡头制。 尽管政治科学其科学地位并未完全确立,但以下的公理在政治学界却已经得到认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寡头政治铁律”,“人民主权”原则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议会主权”原则。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民主制是优于专制政体的必然选择。民主的第三波在二十世纪末已经确立民主制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选择。面对这样的大背景,吴邦国的“五个不搞”堵塞了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接受,同时也把他的前任为人大制度争得的权力和为中国宪政改革创造出的空间丢失得一干二净。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人大系统近两届不思进取、甘愿平庸,是中国政治体制症候群的一部分。有网民总结中国的权力体系现状,概括如下:“党中央煳(胡),国务院瘟(温);人大无(吴),政协假(贾)。” 难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零八宪章》,积极上访维权,策划群体性事件,或者手持茉莉花,闲庭漫步,看你“河蟹”横行到几时。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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