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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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崔武年: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

崔武年: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崔武年            前缀          10月6日下午,我按手机短信的通知参加了名为《人民的胜利——庆祝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通知”告诉我,这个会是“受叶帅后人委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主办”的。会开的挺好。这么些年了,难得还有人记得在三十五年前,中国还发生过这么一件惊天动地、人心大快的大事件!难得还能在它的纪念日的时候,开会座谈一下(当然,纪念这个伟大事件,对叶帅的后人们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多若繁星,但是,象粉碎“四人帮”这样真正令全中国人民都发自内心的拥护、庆祝、高呼万岁的真的是寥寥无几!粉碎“四人帮”,在当年被评价为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事件更是使后来的一切变化都成为可能的黄钟大吕!对于我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也算是“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当时,我正处于因为“天安门事件”(是“四五”那一次)被“隔离审查”,写“交代”、追“后台”,天天大会批、小会斗,被搞的“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     哦,话说远了——我是说,那天的上午,会议的主办者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下午的会安排你一个发言”,我挺意外,犹豫了一下,也同意了。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最近我正好有一个稿子,是呼吁和探讨政治改革的,虽不很成熟,也算一家之言吧,拣其要点,在这个会上讲讲,也应该是“纪念”的题中之意。但是,很可惜,到了下午,“因为时间关系”(规定每人只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什么我对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打了引号?是因为后来也有没有“因为时间关系”而讲了三十多分钟的——没有讲完,“十三点”只来得及讲了“九点半”。会后,很多朋友希望了解剩下的“三点半”是什么内容。我想,既然说了大半,索性就都披露出来,以供当政者参阅,也供关心者讨论。是啊,这些话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嘛,公开说说又有何妨!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的人口增加了近十个亿,财富增加了数千倍,当政者的雅量当然也早已非梁漱溟时候所能想象了。     以下为全文。          崔武年于2011年10月8日          正文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因为在此之前就是那个人类历史上超级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破了天,善良的中国人也不会想到,“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会忍心把他们带入到如此灭绝人的本性的长达十年的灾难之中而“运动”得如此疯狂颠痴,如此高潮迭起!     所以,如何避免此类一定会留给万代后人耻笑的悲剧加闹剧,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尽义务——所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政治进步问题,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要关心的问题。     记得1986年,中央组织部曾经成功地召开了一次“第三梯队建设理论讨论会”,那是中央工作部门有史以来召开的第一个“理论讨论”性质的大型会议。这个会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当年参加这个会的今天在座的就有若干人。现在,二十四年过去了。大家都垂垂老矣!深深困惑中国的,依然是政治体制改革!今天,既然有机会,就说一些看法,作为思想资料提供出来。数了一下,一共十三点——唉,其实说也无用。可是无用还是得说。     一,中国两千多年迄今的主要时间,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或者说,是一个“中央专制”的大一统国家,文明传统延绵五千年而百折不绝,人口繁衍世界第一而无可动摇;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年份更是超过了十余年!可是,境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前景却普遍不看好,认为它可能在某一个早上会轰然倒下,而后便“烽烟七十二,反王三十六”,不知有几人称“孤”、几人道“寡”,“藏独”、“疆独”等等揭竿而起,内乱,内战,社会失序,百姓遭难,国也不国,党更不党,从而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这个看法有道理。     二,为什么它可能“轰然倒下”?是因为它坚持了一个没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适价值观。     三,前些时候,有些热心人开了个纪念《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十周年的座谈会,我有幸聆听了,挺好的。中共历史上有两个决议,第一个在1945年,距建党二十四年,第二个在1981年,距第一个三十六年。我心存疑惑的是,又一个三十年过去了,中国旧貌换新颜了,可是还有条件再形成一个或名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现实问题的决议”吗?政治上有这种权威吗?思想上有这种共识吗?理论上有这种指导吗?甚至,经济上有这种基础吗?再往前追溯到上世纪这个时候,正是清末民初,风起云涌,改朝换代的时候,是“立宪”还是“共和”,好象也比一百年之后的现在好掰扯。一百年过去了,“革命党”携带着他们的激情远去了,“保皇党”也不“恭请圣安”了,但是,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可是,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却都是大的吓死人!所以,还有基础吗?     四,没有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是当政者,以及相当一批党政干部,以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很多“智囊”、 “精英” 和“企业家”们基本上已经“进化“成了既得利益的占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国家的兴起和衰落》。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利益分配、政治机器,包括行政和法律,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调整。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精明、成熟、有技巧,它们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来越丰厚;同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也越来越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进而,使得这个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积蓄和尖锐;最终,导致国家和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同归于尽。奥尔森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那些多党的、三权分立的、法制健全的欧美国家都在里面,所以它肯定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中国一定是这个“奥氏理论”的典型标本!中国当前是“稳定第一”,而且这个方针已经实行二十多年了,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了一个甲子了,你不让他生成“特殊利益集团”都难!     五,毋庸置言,中国的国内问题很多,很严重,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国内。可是,我倒是不这么看。我以为,中国当前的危机主要的是来自于国际,而且越往后越是如此。依据嘛,大略有四:一是世界已经是“地球村”——并且越发是“地球村”了,在中国发生的事都是“村”里的事——并且越发是“村”里的事了;二是以欧美为首的“国际社会”,也就是“地球村”的“村委会”经过了二战,经过了冷战,再经过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二十年“乱战”,对中国当政者在政治进步上顽固的抱残守缺已经不抱希望;三是那个“村委会”所倡导的普适价值观与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对中国当政者所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产生着既铺天盖地又细润无声的冲击和侵蚀作用;四是“村”里诸事都难为你,什么政治歧视、经济陷阱、贸易摩擦、科技封锁、人权抨击、军事戒备,无所不包。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不是你制定的,而你要与那个“村委会”制定的所有的规则“接轨”!除此之外,在打了十年的“反恐”之后,美国正在高调返回亚洲,俄罗斯则一心融入欧洲,南海各国对你的“搁置争议”不削一顾,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朝鲜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看起来大家都和你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实际上“村”里人没有谁可以算作你的“铁哥们”,你的那些老问题,没有一个真正得到了解决!我说,在度过了江泽民的十三年(其中三年是续赵紫阳的未了任期)和马上就要度过的胡锦涛的十年之后,对于习近平来说,恐怕不会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     六,即便如此,众所周知的,中国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国家安全战略的大国。毛泽东时代,它的国家安全战略先是“一边倒”,接着就是毛的“世界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领袖”“战略”;1989年“六四”以前,国内百废待理,国际雾里看花,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处于混沌时期;从那时至今又是二十二年了,在国家安全上,大概还是没有脱出邓小平“韬光养晦”那四字真言的桎梏。原因何在?我以为,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国家安全始终是意识形态驾驭之下的骡子。这个“骡子”累啊!它被罩着眼睛,压在它身上的是那个“上是黄泉下碧落,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意识形态!它的依据经常只是最高领导人的只言片语,而后就是在这些只言片语划出的圈圈里作道场,并且很难越出雷池一步!它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科学论证,缺少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本依托。作为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最恶劣的!这么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可是谁又能跨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骏马纵横捭阖一番呢?可怜啊!悲哀啊!     七,总之毛病都归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中国的政治制度叫“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党制”。我以为,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个“形而上”的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搞不清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更没有兴趣去搞清它们——只要能过上好日子,什么“主义”都是可以接受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一党制”。“一党制”起源于前苏联,搞了七十三年,垮掉了。到现在还原汁原味地搞的,只有中国、朝鲜和古巴。对于这个“一党制”,我们这个“地球村”的“村委会”肯定是认为不好。但是中国还是坚持。中国坚持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在这个体制下,中国取得了辉煌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但是,很遗憾,人们同时还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党以代政、机构庞大、官僚特权、腐败遍地、贫富悬殊等等;还总是记得曾经发生过的暴力土改、五七“反右”、三年饥荒、“革”文化大革命、“六四”开枪等等!只一个党,风险太大了!好起来还可以,万一坏起来,那可怎么得了!就跟投资不能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一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总不会就心甘于——或者说,就愚蠢到——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托付给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正确”上去吧!更何况实践已经证明,它的确不是经常的“英明”、“正确”的。所以,“一党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     八,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这一点,现在连胡锦涛总书记也不否认了。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改什么?在中国,这是个十分古旧的问题。我说它古旧,是因为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由辛亥革命用实践提出来了。开始时我说,一百年过去了,这个“选择中间的选项还是这么多”:是“立宪”还是“共和”?意即是“专制”还是“民主”?现在我发现了,其实我说的不大严谨——“立宪”是“君主立宪”的简称;应该说,这个“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本质上都是要民主而不是要专制,“君主立宪”也是君主虚位、议会立法、内阁行政;至于“民主共和”就更不用说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辛亥革命的“革命党”老祖宗们和辛亥“被”革命的前清的亲贵王爷们实际上就都摈弃了“专制”——不管它是“皇权专制” 还是“政党专制”,也不管这个“摈弃”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总之,在辛亥年间,这个“专制”就已经被排斥在革命的“选项”之外了!可是,我们搞了一百年,一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推进政治改革(一百年之前叫“革命”)的时候,这个“专制”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选择中间的一个“选项”——是继续坚持“专制”,还是逐步实行“民主”?痛苦。荒唐。无奈。     九,刚才我说了“一党制”和“专制”。这里再专门加上两句话以强调我的看法:第一句话,“一党制”和“专制”的内涵不完全一样,在理论上“专制”不等于 “一党制”,在操作上“一党制”绝对等于“专制”。第二句话,中国是需要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的对象主要是“专制”或曰“一党制”。     十,可是在今年的“两会”闭幕式上,吴邦国还是高调讲了“六个不搞”。当然,国内国外有相当多的人都认为他讲的唐突了。地球天天在旋转,社会天天在进步,人类天天在接受新事物反思旧事物,那六个声明说“不搞”的东西,“村”里的很多人都在搞嘛!而且搞的时间都很长了嘛!而且搞的都还不错嘛!怎么就不可以有一点借鉴意义呢!这“六不搞”实在是有问题,而且实在是在常识上都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不必我在这里饶舌批评。但是,积极地看,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吴邦国的高调讲话,虽然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但是却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啊,既然规定了国家是“六不搞”,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怎么改?答案就只能有一个了:只能眼睛向内——向党内,作党内的文章了!就是说,“村”里人搞的东西,国家不能搞,党内还是可以搞搞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三个代表”,当然具备这个素质。我觉得,这倒是也符合我们历届党的领导人关于“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是搞好我们这个党”的一贯思想精髓的。方向很明确:中国的政治改革,要面向党内,要从党内开始。     十一,我生而逢时,幸而是中国人,又幸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到我是三代共产党人——我的外婆、外公和父亲、母亲以及岳父、岳母两代人都“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我自己也有了三十八年的党龄,年过花甲,也快“一生”了,所以,我又幸而是“救党派”。我以为,虽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搞政治改革是等死,搞政治改革是找死”——“选择任何选项的成本都是大的吓死人”;但是,政治改革还是要搞,好的选项还是要选。中国的当政者一定要确立这个基本态度。     十二,这一条原本是我对“从党内开始的政治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这里就省掉了。在这个场合,我想说的是,我想起了蒋经国。是的,想起了蒋经国!我们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说:大陆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蒋经国!一言一出,举座默然。都知道历史是不能复制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国能再出一个蒋经国!台湾的民主改革,是蒋经国生前伟大的政治举措。蒋经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毅然决定放开党禁、报禁,解除“戒严”,他不畏惧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不担心新闻自由后国民党会遭到清算,不担心放开党禁后会天下大乱,乃至不担心国民党会丢掉政权!当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后来有人评论,“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万夫所指;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国民党是个“百年老党”,历史旧账不胜枚举,蒋经国又是靠蒋介石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是个标准的“世袭”的“蓝二代”,可是国民党就出了个蒋经国!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有九十年的奋斗历史,出类拔萃之辈聚若河汉——又一位女性朋友说:“不信就出不了个共产党的蒋经国!”我深以为然。     十三,对于中国,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对于中国的当政者,的确是没有第三个太平十年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空前的严重!中国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说过:“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引自2001年11月11日的《杜导正日记》)赵紫阳真是高瞻远瞩!真是深谋远虑!真是忧国忧民!真是爱党爱国!根据中国国情,我再补充一句:中国培植反对党,从党内开始。至于现有的那几个“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由统战部安排的,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期内,就由统战部继续安排,继续“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也罢,以后会怎样,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年。一百多年前,满清王朝有选择“君主立宪”的机会,可是那些皇亲国戚们为私利所累,愚顽不化,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求“立宪”而不可得!孙中山先生有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顺昌逆亡,中外历史上已经有太多的先例。我希望历史不要重演——正面反面都不要重演。          草于2011年10月初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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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北京加强对赵紫阳故居的监视 重点防范上访者、异议人士和外国媒体

今年的10月17号是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诞辰92年纪念日。有海外媒体报道说,北京当局已增派人员,加强对赵紫阳故居的监视,重点防范上访者、政治异议人士和外国媒体。 博讯网星期天的报道说,今年赵紫阳诞辰到来之际是在中共高层面临交接班的关键时间段,所以格外敏感。北京已经全面启动了国家机器,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特别是要严防上访者、政治异议分子和外国媒体的聚焦报道。现在美国的原《人民日报》编辑吴学灿认为,现在令中国当局紧张的敏感日越来越多。 “敏感日为什么越来越多?这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你看五一二地震,天灾是次要,人祸才是主要的。再比如胡耀邦。胡耀邦他做了好事,每年胡耀邦四月十五日的忌日都成了敏感日。因为老百姓想,胡耀邦这个人虽然当过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主席,还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但是他有良心,想为老百姓做点好事,不想让老百姓太苦,所以老百姓怀念他。赵紫阳也是。赵紫阳就是因为八九年反对戒严、反对镇压学生。他认为学生以及我们这些北京市民都是为了把国家搞好才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腐败。赵紫阳自己也知道, 说腐败可以从我自己儿子开刀,所以赵紫阳有觉悟了,而共产党就不允许有觉悟的人出现,不允许别人做好事,因为他们自己做的坏事太多了。” 报道说,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华门派出所政委刘威在不知道博讯记者真实身份的情况下,透露说,位于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的赵紫阳故居一带会被无死角地拍摄监视,10月17号当天,军队保卫部门、国安、公安三方总计有大约120名人员参与行动,富强胡同所在区域不仅会出现大量便衣人员,也会出现少量东华门派出所的着装民警,进行“执法”。为了降低由敏感事件所引起的巨大社会效应,当局还安排了约40名社区工作者参与行动,这些人大都是些退休人员,还有少量由街道安置工作的低收入者。这些人会统一佩戴红袖标,微笑着站在灯市口西街一侧富强胡同最明显的地方,成为一张粉饰太平的活名片,以淡化政治意图,达到迷惑外界的目的。 谈到中国当局对赵紫阳故居的严防死守,原香港《文汇报》驻大陆记者姜维平表示: “赵紫阳在中国历史上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最近出了一本书,是由赵紫阳的一个部下原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杜导正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做《赵紫阳晚年又说了些什么》这本书我看了之后很感动。他提出赵紫阳在晚年悟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中国必须要走宪政民主这个道路,也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共中南海的领导人最担心的就是赵紫阳思想的传播、他遗留的精神财富的传播,这个他们是非常恐惧的。你看现在民间的上访也好或其他形式的民间抗争也好,这些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而是一个专制统治的社会,是一个一党执政的社会。赵紫阳根据自己晚年的切身经历,特别是六四血与火的考验,他被囚禁了十几年。在这些日子里非常可怜,他和一只猫整天生活在一起,他的思想、回顾过去,得出结论。这个结论是中国领导人最担心的。” 姜维平指出,由于中国领导人可以任意决定把税收用于何处,所以在赵紫阳诞辰纪念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维稳不足为奇。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维稳经费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去年增加了21.5%,也超出了中国官方公布的2011年军费预算 6011亿元人民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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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12]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理解资先生,支持资先生,学习资先生! 祝资先生保重。 用户: 诚言 发表于:2011-10-12 1:23:38 支持 (0) 反对 (0) [11]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启了又蒙,蒙了又启”—-资中筠         ===============     还有两个问题。:         1,从幼儿园开始就有政治方面的教育,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还得从幼儿园开始;       2,有些大师有时也讲假话,有的网站在某些方面也造假。打假真难! 用户: zmx1941 发表于:2011-10-11 21:29:47 支持 (7) 反对 (0) [10]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资先生非常真挚、非常质朴的发言令人感动。我们湖南耒阳人(此地近年来似乎名人不多,见报率出镜率很低)以您为骄傲,不是因为您的成就、您的荣誉,而是因为您的绝对“不合时宜”的常常“感时忧世”的人间真情! 用户: 缪一轮 发表于:2011-10-11 18:41:27 支持 (25) 反对 (0) [9]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很认同主贴的很多观点。 我都60岁了,想来也没有机会在自己家乡享受出了海关后的那种轻松自由和做主人(出国后真的是老看见仆人的)的感觉。 只能祈祷和祝福:中华民族快快长大吧,别老憋屈在幼稚园的样子了。 用户: 迷途汉 发表于:2011-10-11 18:24:40 支持 (22) 反对 (0) [8]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资先生真乃智者,佩服之至! 另,女士也可以称先生的,特称德高望重的女性,她很配这个称谓。 用户: 古道西风 发表于:2011-10-11 15:51:55 支持 (28) 反对 (0) [7]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非常遗憾!好几个留言的朋友还不知道资中筠是一位女士!!! 大家去看看她的容貌吧。非常可爱的一个仁慈的老奶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101046705.html 用户: 沉默很好 发表于:2011-10-11 14:44:10 支持 (24) 反对 (0) [6]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中国缺乏胡适、李慎之、谢韬、李普、蔡定剑、杜导正、江平、吴敬琏、资中筠、袁伟时、周有光先生这样坚持真理、有良知、用所学知识推进中国文明进步的大师和学者!大学出不了大师也就罢了,千万不能出伪君子,出魔鬼化装师——丧失良知,倒行逆施,回避民主和法治,为专制和倒退涂脂抹粉,祸国殃民! 用户: 晒先生 发表于:2011-10-11 13:40:39 支持 (47) 反对 (0) [5]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祝资先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多写这一类启蒙性质的文章,看起来无大用,但水滴石穿、集腋成裘啊。 用户: LJJ 发表于:2011-10-11 11:25:50 支持 (41) 反对 (0) [4]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令人宽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资先生这样的人,这些人竭尽全力的推动国家走向正确的方向,草民们知道还有人在想着这些事情,在睁眼一抹黑的环境下也能看到了一线希望。 用户: YYXUN 发表于:2011-10-11 10:56:54 支持 (48) 反对 (0) [3]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我们的下一代也难逃这种悲剧掩映下的人生。我们的教育在恶性循环,在拔苗助长中摧残创造力。大面积沦陷的各行各业正持续失去活力。失血的青春和躁动不安的社会环境互相支撑,未来必有一番血污之挣扎。 用户: 大侠尼采 发表于:2011-10-11 10:21:26 支持 (41) 反对 (0) [2]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非常认同资先生讲的五点,真难听到如此真诚恳切的谈话了,我们这代人身老了脑子还没老、技废了思维还没废,活着有口气总是要思考的,“感时忧世”此生难弃。 同资先生一样,时下我基本上是悲观态,曾经认可话已说尽、事无可为。然而也同样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资先生道出了我辈的心声。 说句犯忌讳的话,如果没有突来灾病,我们应该还有个十年、二十年继续思考的日子,心不死则“感时忧世”不已。中国人苦难沉重,总还要看到来日,让我以一个鲜活、自由、独立的生命思考,以壮大“自由联合体”之声势,为来日增添点微弱亮色! 祝资先生健康愉悦! 用户: 墨汀 发表于:2011-10-11 9:38:20 支持 (54) 反对 (0) [1] 回复:资中筠:我为什么常常“感时忧世” 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资先生说得好极了,说得十分到位。因为现在有不少人是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有意地作相反的努力。 用户: 银杏树下 发表于:2011-10-11 9:27:08 支持 (61) 反对 (1) 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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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光明日报:民主还是中国的好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光明日报》日前发表官方学者房宁的文章,称中国的民主优于西方民主。但有评论认为,中国学者的官方观点既缺乏逻辑,也不能反映中国的政治现实。 《光明日报》星期三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房宁的文章,题为“民主还是中国的好”。作者总结出中国特色民主的三大优势:一是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二是有利于统筹各方利益,三是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制度也有三大问题:一为金钱政治,二为集团政治,三为腐败政治。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和制度缺陷。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杨建利博士表示,房宁所指出的有关西方民主制度的缺点确实存在,但程度却远远比不上当今中国制度的缺陷。 “最好的民主制度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是和中国来比较的话,他说的这三个缺点中国比谁都严重。一个是金钱政治,中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金钱和权力的结合;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集团政治,现在中国的集团政治不光是集团政治,而且已是趋向于黑社会化;第三个就是政治腐败,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 美国中文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分析说,有关民主的问题,目前中国基本上有三种官方说法,房宁的表述,是目前中共官方的公开态度。 “谈到民主的问题,现在有好几种替中共当局做辩护的论调。一种就是理论上也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强调中国要渐进改革,实际上是把民主的实现推迟到无限的未来。另一种那就是干脆否定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的领导最适合中国的制度。象房宁这样的是中共当局最标准的论调,就是强调我们现在就是民主,而且是比你西方民主更好的民主。” 胡平认为,所谓中国民主更好的说法实际上缺乏理论逻辑,及政治现实的支持。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共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但在房宁的文章中,这些体系已被弃而不用,变成了一种不顾中国政治现实的强词夺理。 “他比起过去经典的论述还差得很远,因为那毕竟有一种说法,象经济上层建筑、公有制、私有制。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这是从何谈起呢?所以他没有任何论证的基础,纯粹是强词夺理。” 杨建利博士认为,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一套有别于世人的话语系统,最重要的特点是把名词之前加上若干定语,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从而改变相关词语的定义。他认为,这是粗糙的偷换定义的手法。 “就象说什么叫苹果,一定要满足几个生物特征的才能叫它苹果。至于说到苹果的品种,我们看到很多品种。民主也是一样,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必须满足那几个最基本的条件才能叫民主。总不能拿出一个萝卜来说这是中国特色的苹果。” 杨博士表示,世界上有各种类型的民主制度和体系,但一种制度是否民主,则有几个简单而基本的衡量标准。 “最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各级政府必须民选;第二就是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必须分离;还有一些,比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符合这些条件了才能叫民主。” 海外中文多维网发表文章分析说,《光明日报》最近两年多次刊登房宁关于民主的文章,要求分清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发表的时间都正好在中国总理温家宝有关政治改革的言论之后。最近,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再次提出要政治改革,而《光明日报》也再次刊登否定西方民主的文章。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则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反驳说,民主就是民主,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只有姓真姓假之别。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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