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彼得

转发此新闻: 近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共青团中央反馈专项巡视情况，对团中央提出一系列指控，其中给人印像最深的，是指控团中央「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中央第二巡视组指控共青团中央「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这显然是相当严重的指控，这容易使人们想起「文革」时代的所谓「帽子工厂」，大帽子扣上去，就等于政治死刑。但所谓贵族化、娱乐化到底所指为何？给人巨大的想像空间，但相当抽象，公众如坠五里云雾。大概这中央第二巡视组也不想说清楚，就是要达到一种模糊战术效果。 似乎有迹可循的是，巡视组在提出「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指控前，说团中央「改革创新行动不坚决、措施不具体，对下指导不及时」。但这类问题跟「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关系。团中央虽然是一个群团组织，但它跟中共中央一样，就是机关，在自身领域拥有行政权威，一直是党中央的接班人与预备队，巡视组指责它「机关化、行政化」是没有道理的。 对团中央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群团组织」提出如此指控，这在过去会被视为不「讲政治」，是典型的政治幼稚病，过去是难以想像的。但现在公开讲出来，宣示中外，影响巨大。 用中共的逻辑，指出问题和错误，有则改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但对于共青团中央来说，这类问题无解。共青团、工会、妇联这三大群团组织，在计划经济时代出尽风头，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他们实际上成了多余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全社会吃大锅饭，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是需要进行政治动员的。但在市场社会，劳动生产率是企业管理的核心目标，政治动员反而不灵了。今天，共青团、工会、妇联不仅是社会的鸡肋，甚至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鸡肋。江、胡时代，中共尚把共青团干部视为党的接班人；现在习近平上台，强烈认为共青团、工会、妇联假大空、百无一用，并且将这种看法公开化。 虽然共青团、工会、妇联百无一用，但它们都有「占领阵地」的功能，解散它们在政治上是行通的，于是习近平要求他们增强自我革新的勇气，承担起引导群众跟党走任务。但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空想。中国人已经被企业和利益很组织起来了，谁还愿意接受共青团、工会、妇联的引导？当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权威和引导力式微，要共青团去引导青年，完全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共青团的指控在政治上可谓空前。以前对其他机关单位的指控，即使是指挥「有的领导」、「有的班子成员」腐败，也不算什么。腐败总是有着具体指向，只要自己腐得不过份，一般毕竟是安全的。但指挥「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就有些往死里整的味道，甚至可以说是「帽子工厂」重新开张了。 不得不说，就算是在今天这个重新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红红脸出出汗的时代，中央第二巡视组的指控是创新过头了。说穿了，不过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近平对共青团里的一帮接班人的不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巡视组揣摩上意，加大指控力度，在中国几乎是必然的把戏。 我们不妨扒一扒中央第二巡视组负责人的老底。巡视组组长李五四，1988年就调入国家监察部，1993年起就先后任中央纪委监察部第二纪检监察室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主任。但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他到底有何业绩呢？说起来也不过是尸位素餐。2012年以来，先后任中纪委驻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卫计委纪检组组长，但也没听说他查处或预防了什么腐败案件。批评别人，倒是头头是道。 现在给团中央扣上一顶「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高帽子，其实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是团中央不改革、不努力，而是这个群团组织早就过时，它注定只是一具政治僵尸。来源：东网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几天前，上海富豪郭广昌「失联」或曰「进去了」，这一消息迅速成为中国媒体与社会议论的热点之一。为了突出此事的意义，媒体描述郭是「中国的巴菲特」，而且梳理他是如何集资2万元掘金400亿元的。但失联三天后，郭广昌又出来主持工作了。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件。郭广昌没事了，还是警检欲擒故纵？网上有人放出风声说，郭被限制出境了，但复星集团官方声称，郭近期有可能出境。但投资界人士分析，复星集团方面至今并增对事件作出进一步澄清，在此情况下，复星系上市公司的警报并未完全解除，相关公司股价短期或依旧承压。 但的确存在一种可能，即郭广昌没有涉嫌犯罪，已经没事了。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希望郭广昌被捉进来，期以印证他们关于官商勾结的想像与判断。对于炒股的人来说，焦点则在复星系股价的波动。媒体和公众唯一不曾关心的，是警检对郭广昌采取的措施是否合法、郭广昌的公民权利是否被侵犯，所谓「协助调查」算不算一桩罪恶。 郭广昌失联的官方说法是他「协助调查」去了，这是一个中性说法，但其本质却是法治社会的一个流脓的毒疮。「协助调查」不是规范的司法用语，而是警检、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在法外另搞的一套。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可采取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不存在「协助调查」。但正是一个法无规范的「协助调查」措施，现在盛行于中国大地。更要命的是，因为它与反腐有点瓜葛，很多人只要听说某某人被「协助调查」，就高兴得不行，以为公理得到伸张。 有法律学者将「协助调查」与传讯、收审、关押、作证等司法概念联系起来。《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询问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可以到其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必要时，也可以通知其到公安机关提供证言。」这就是警检要求人们「协助调查」的法源性依据。但作证就作证，证人不可能被警检从机场带走，从此与公司、家人和朋友「失联」。 在中国的反腐实践中，「协助调查」显然是一种强制措施，其第一位的显著特征是「失联」，手机打不通或无人接听。其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客观上失去人身自由。这都涉及基本人权的被剥夺。一个人如果涉嫌犯罪，警检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并展开刑事调查，这很正常。但「协助调查」这种说法本身就反映了警检并不掌握什么证据，但他们就要对别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事实。 一切规范的强制措施，都是有程序性规定以及时间方面要求的。比如拘留，必须送看守所羁押，而且不得超过24小时，且要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郭广昌未被宣布采取强制措施，但他却与外界「失联」3天，远远超过拘留的法定时限。「协助调查」既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它也就不受法律的规范，其本质就是一种不法行为。既然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警检方面自然可以想要当事人「协助调查」多久就多久。 但郭广昌「协助调查」事件将「协助调查」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复星集团控股5家公司6只股票，另有参股上市公司16家，总市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郭广昌「协助调查」3天，这些公司股票市值或多或少受到冲击，最高跌幅约为13%。这对于复星集团和股票投资者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问题在于郭广昌似乎并无作奸犯科的事，这就是失妄之灾。 中国人由于习惯了被政府与警检非法处置，一名公民被「协助调查」，人们是不以为非的。如果官员被协查，一定是举国欢呼。如果是福布斯富豪榜上人物被协查，人们也是「喜大普奔」。至于一名普通老百姓被协查，人们要么不置一词，要么自认倒霉。 但郭广昌协查事件凸显了「协助调查」对于法治、人权的毁灭性破坏。如果是普通老百姓被协查，你的损失自然没有郭广昌大，更不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但普通人的权利被侵犯，此对于当事人也是一笔莫大损失，对于社会正义来说也是致命伤。 公民当然有义务为警检作证，但如果警检没有证据证明一个人违法犯罪又需要他配合调查，那你最多只能传唤此人。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警检可以上门求教，而不是把人带走，让他与外界「失联」。国外不是有被调查人拒绝警方传唤的情况么？如果警检不尊重人权，人民有什么义务去「协助调查」？ 郭广昌无事出来，似乎属于无辜，鉴于「协助调查」给他和投资者造成巨大财富损失，他完全有理由提起诉讼，要求国家赔偿。但既然警检只是要他「协助调查」，并没有对他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郭广昌索赔即于法无据。这正是政府的滑头之处，也正政府无法无天的地方。这是人民和政府之间没法算清的一笔「狗肉账」。 来源：东网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