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 六月五日，杨恒均博士离开悉尼飞往上海的前一天，在悉尼与一些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聚会。期间，一些同学说起了悉尼中国留学生在火车上遭暴打等事件。杨博士就此议题分别从个人、华人团体与国家的角度谈了如何保护海外留学生。我们觉得可能会对国内即将出国留学的童鞋以及家长有帮助，故由 Lucy 整理主要内容刊发如下。由于杨博士已在飞机上，故未来得及经他审核 ］ 关于个人：法律，法律，还是法律！   从每一个个人来讲，保护我们最重要的法宝是法律。如果让我多列几条，依然是：法律，法律，还是法律。中国人移民留学较多的国家几乎都是法治程度较高的。不高的话，大家可能也不会来吧？可令人不解的是，很多中国人来到一个法治国家后却忘记了如何利用法治国家的优势，倒好像“法治”只是写在宪法上的条文，与我们关系不大。   其实，在法治国家，法治不只是白纸黑字的条文，更不是大家为之奋斗的理想，“法治”早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渗透进民众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之中。在一个法治社会，最重要的是要知法懂法，要掌握法律，并要学会“利用”法律。   我常常对要出国的中国同学说，你要去的是一个法治的国家，犯法了没有人可以靠关系保你出来，开豪车撞人了也很难找人顶包，不想受到法律惩罚，你就得遵纪守法；同时，正因为这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你受到侵害时也千万不要忍气吞声，一定要拿起法律这个武器，要学会“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在法治国家，法律并不是你们在书本上学的那一套，是当权者用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法律也不只是用来保护富人或者白人的，法律更不是一纸空文，法律是实实在在的，你懂了掌握了，就能够用来保护自己，即便你是一名外国人。   可这恰恰是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所不认同，或者没有认识到的。我发现，在中国来的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的“法治”抱持怀疑态度。就拿这次有澳洲青年在火车上暴打中国留学生（造成重伤）来说，这是严重的犯罪，罪犯已经被澳洲警方控制。我这次来，接触了几位留学生，他们一开口就对我说，抓住了（行凶的白人）也没有用，他们不会重判的。甚至有人对我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是中国人打了白人，就会被重判。   听到这话，我脑袋都炸开了。要知道，这种指控是非常严重的，尤其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于是我继续问他们，有什么证据显示澳洲执法者包庇白人凶手，重判华人凶手？结果他们都只是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却没有任何证据。   其实，要证据非常容易，只要稍微有点法律知识的人调出过去二十年发生在澳洲社会上所有类似的案件——不管是谁打谁，就事论事，看一下案情（伤情），对照一下宣判结果就一目了然了。我当时就告诉这些中国过来不久的留学生，如果有这种情况，你们学法律的帮我整理出案情对比，只要发现判刑中有对华人的任何不公，我们明天就应该到澳洲的国会山与总理府门前支帐篷进行抗议。   法治的国家也一般都是允许公民言论、出版与游行示威自由的，法律条文上早就公正了，如果在实际操作上有不公正，当事人一定要申诉，相关团体一定要抗争。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法治，而不是只有法律。澳洲和美国就是经过公民抗争而确定了法律，同时又经过无数次的抗争而迫使执法者严格执行法律，实行法治。在法治国家，没有人或者利益集团可以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也自然没有人敢把你置于他们之下。   我能够理解一些大陆来的留学生对西方的“法治”保持一定的怀疑与警惕，这并不是坏事。但是，如果我们带上有色眼镜的话，甚至在心里认为这种法律和你所在国家的一样，那可就糟糕了，你在这里无亲无故，更不认识什么“领导”，如果这里不是法治而只有法律，那法律当然是用来对付你的。而你有了这种心态，自然就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有法治了。你甚至可能会想当然地认定警察就是用来欺压普通老百姓的，用来保护富人和政府那帮既得利益者的。于是，你在受到欺负的时候就不去寻求法律的保护，在应该报案的时候也犹豫不决（曾经有华人为此而遭殃），你甚至从蔑视法律而去作奸犯科。这就糟糕了。   如果你真认为自己受到的法律上的不公正待遇，去找律师，去寻求舆论支持，或者来找我，我们一起去他们政府门前抗议、发传单。我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帮你，其实也是帮我自己。我绝对不想自己的儿子生活在一个有法不依的人治国家，在那里，法律沦为一小撮人用来对付大多数人的工具。   关于团体：团结、团结，一定要团结！   刚刚说了个人，那么作为海外华人团体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团结与互相帮助。有什么事了，尤其是发生了损害华人的事，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该上街的上街，该到国会山抗议的就不要犹豫。   但实际情况也是让我感到困惑的。在西方人看来，海外华人团体像个怪物一样挤在一起，有自己的社区（唐人街），有自己的报纸，有自己的“组织”（亲北京侨团与大使馆），现在还有了自己的学院（孔子学院），可这却是一群最离心离德的人。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华人受到欺负的案例，但看上去紧紧挤在一起的华人却很少像其它族群（例如非洲美国人）一样为遭受欺负的个体而采取集体行动，他们大多忙于窝里斗了。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舆论。华人华侨在美国和澳洲有几十份华文报纸。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报纸杂志向北京拿钱，这倒没什么，北京有的是钱嘛，可拿钱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拿“新闻”。弄得很多留学生到了国外看的还是国内的“旧闻”，一上网也是中文网站。对主流社会一知半解。说起华人处境，他不到主流社会去寻找事件与证据（人家是绝对公开的），却去大陆中文互联网寻找，看到的往往像广州的小蛮腰一样，扭曲得像麻花似的。   澳洲主流社会是根本不把中文媒体当回事的，估计除了人家的情报人员不时翻翻看哪一个报纸又从北京的“ 4 万亿”分了一点，主流人群根本不看。而由于有了太多华文报纸，弄得一些华人根本不看当地主流媒体。与此同时，当我翻看西方主流媒体报纸的时候，也就发现了问题：很少有华人的声音。   没有代表华人的评论员，没有反映华人声音的专栏。大概有才华的华人都去用母语在华人媒体上写作吧。可如果大家都这样，你怎么让西方主流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真出现了歧视华人的事件，我们在自己的媒体上自说自话，有啥用？   所以我建议，应该有更多的华人（不是指那些完全融入主流社会，只有名字还显示他是华人的香蕉人）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发出能够代表华人与留学生的声音——不是代表北京政府的声音，而是海外华人的声音，这个要区别开来。必要时可以团体操作，会翻译的和善于用中文写作的结合起来，你写我译，一起在主流媒体占上一席之地。   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以及是否会遭受歧视，和我们是否能在主流媒体——第四权——上占多大的位置有重要的关联。   关于国家：服务、服务，要以服务为主！   说了个人以法律保护自己，团体要团结起来，发出让主流社会听到的声音，必要的时候走上街头。捍卫某一个华人的人权，也就是捍卫整个海外华人团体的利益。下面简单说两句国家与政府在这里应该扮演的角色。   目前，在西方遭遇了一些问题与困难的主要是新移民与大量的留学生，他们大多是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在国外由于不是公民，人家政府提供的很多“服务”顾及不到他们，而中国政府部门虽然多如牛毛，但却独缺对这么多旅居海外中国公民提供服务的部门。当初大清国派遣了几百名留美幼童，还设立了专门机构，并派遣了“官员”去美国“管理”，今天显然不用管理，但却是需要一些服务的。这可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你想，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移民与留学生散布在世界各地？   说起留学生，我们的政府还是老思路，外交部、使馆与一些侨务部门越来越“关心”华人社团与留学生，可就我所知，基本上都是“思想”上关心，行动上指导，很少向人家提供服务。而留学海外的人需要的恰恰是服务。从打算出国的那一天起，从开始找留学移民机构开始，就需要政府的某种“服务”，为他们提供正确的信息与资讯，以及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我看到国内那么多孩子被送出来，很多家长又无力跟出来，别说孩子，连一些家长也对外面糊里糊涂的，我就想北京可以做点什么。例如，既然他们可以设立那么多孔子学院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为啥不开办一个机构，给准备出国或者刚刚出来的孩子提供一些咨询、指导性质的服务？   当然，一定要请我这种人讲才行，否则，他们又会搞成继续洗脑，不但没啥用处，且弄得孩子出来后更加困惑与不适应。   Lucy 根据杨恒均博士 2012 年 6 月 5 日在悉尼的谈话整理   推荐阅读：   走遍中国之：你的孩子在哪个国家？  

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香江上空灿烂的烟花再次把“东方之珠”照亮，每年的七月一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香港，而我也会被拉回到十五年前的七月一日，当时我就站在九龙尖沙咀码头上，欣赏回归之夜的烟花汇演，心里充满了激动，也有些许的不安。激动的是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不安的是，香港还能一如既往的繁荣、自由吗？“香港已死”会一语成谶吗？   我从 1992 年到香港中资公司工作，断断续续一直到 1997 年 7 月份，见证了香港回归前许多个激流暗涌的日日夜夜，同中国大陆那边紧张激动的喜庆心情相比，香港民众以及全世界的观察家大多持焦虑、怀疑的心态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冷战刚刚结束，别说那个时代，就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一个主权国家实行两种制度的做法也并无先例，港人与国际观察家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连美国等西方这些极具包容性的国家政权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国家里弄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别行政区，中国能允许香港实行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吗？香港的高度自治、完善的法治与骄人的自由是否会受到破坏？说实话，连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我心里也没有底。   虽离开了香港，但十五年来，我始终密切关注香港。回归后不久，香港遭遇了罕见的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地位受到了冲击，北京政府不但没有“乘人之危”，借机在港扩大影响力与话事权，反而出手相助，默默帮助香港度过难关。随后，中国大陆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国际地位迅速窜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幅提高，香港，作为一个人口只有六百万，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严重依赖大陆的城市，若说在此过程中遭到大陆政治、经济甚至意识形态的“侵入”、“渗透”，也并不出奇。然而，我们看到，香港竟然奇迹般地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根据国际权威机构每年的评比，香港始终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法治健全以及最适合投资的城市。香港依然光彩照人。   若要“论功行赏”，我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一国两制”政策。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两代领导人始终如一地执行了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没有对“一国两制”政策的坚守，就没有今天的香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继续坚持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并与时俱进，稳中求变，香港的未来可能堪忧。十五年并不算长，那些一早发出“香港已死”的预言家们尚未放弃自己夹杂着担忧与期盼的预言，如何与时俱进地坚持“一国两制”政策，如何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笔者就长期对香港的观察与思考，提出三点简单看法：   第一，“一国两制”能否成功，端视我们对“一国”与“两制”的清醒认识。有相当部分的专家学者、政府工作人员在说到“一国两制”的时候，要就是偏向“一国”，要就是只提“两制”，没有能够真正体会“一国两制”中“一国”和“两制”的意义与重要性。   强调“一国”而忽视“两制”的大多是北京的专家学者与政策执行者，他们没能深刻理会小平的精神，也不愿去收集、研究港人的意愿，很容易犯干涉香港事务的错误。就我所了解到的，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始终没变，但一些官员包括涉港事务官员，就因为对“两制”认识不够而弄出事端；另外一方面，那些故意把“两制”抬高到压倒“一国”的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粗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对此问题没有深刻认识，由于担心北京破坏“港人治港”而对北京保持过份的戒心；另一类则是少数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不满或者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做法极不认同，而用“两制”来否定、攻击中央政府，否定国家宪法。   香港人有表达任何政治意愿的自由与权利，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分别是国家与香港的基本大法，不容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下，北京当局绝对不会允许香港成为一个反华基地，成为一个恐怖主义的温床，更不用说“港独”了。香港方面任何过激的行为，尤其是否定“一国”的行为，很可能最终破坏的是“两制”，甚至有可能对香港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一国两制”是历史上的创举，这个创举本身也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认真理解与落实“一国两制”，对我们解决当今的一些实际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所做的民调显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度有所下降。这个民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于是很多有识之士建议要在香港加强学生的国情与爱国主义教育，从小培养他们爱港爱国。这个提议一出，立即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担忧，认为这是大陆意识形态的入侵，是“洗脑”，是破坏香港的“两制”。   笔者认为，作为“一国”，加强对香港学生的国情教育是应该的，澳洲学生一定是学习澳洲历史为主，而不是美国的历史，作为香港学生，当然应该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但作为“两制”则决定了香港不可能照搬大陆的方式方法，更不可强推大陆的教育模式。香港用什么办法实行爱国爱港教育，应该根据《基本法》，根据香港的制度，更要以符合港人的意愿与习惯为主。例如，香港刚刚颁布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就被指责为“一面倒地唱好中国国情”，故意回避、淡化一些负面事件。这就凸显了“两制”的区别，香港的制度下，无论是国情教育还是爱国主义，都应该是允许批评与揭短，兼收并蓄的。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随着中港两地交流的加深，尤其是打破了国界与区界的互联网的普及，香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80 后、 90 后）开始关心大陆的人权状况，有些甚至顶着炎炎烈日走上街头。一位北京的官员以此为例对我抱怨说，这是港人不认同“一国”的、对国家的认同度下降的表现。我打断他说，正好相反，港人关注大陆现状，恰恰说明港人的国家认同感在上升，他们如果不认同这个国家，会为这个国家的人权状态上街吗？你什么时候看到港人为悲惨的北朝鲜人上过街？我们的对话反映了在两种制度下，对“国家认同”的不同认识。   第二，要保持香港“五十年不变”，就必须促成香港的“变”。同“一国两制”一样，“五十年不变”也值得认真领会的。就笔者的思考，香港“五十年不变”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中央政府保证香港的“现行”的制度与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所谓“马照跑，舞照跳”，“反动杂志”一个也不能少）；另一层意思就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至少保持“五十年不变”。而香港的繁荣稳定就是要在这两个“不变”的保证下，不停地“变”！   我们现在却有一批专家学者与政策执行者僵化地解读这个“五十年不变”，他们把这个“不变”理解为香港现状不变，香港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不变，你要改革，港民要民主，他竟然用十五年前的条条框框来压制你 ，要求你“不变”。其实，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形态，如果“五十年不变”，那么肯定会死翘翘的，到那时，也不用外国人来宣布“香港已死”了。   我们看到，从 1997 年前英国派遣港督到香港，到 1997 年后由香港特区政府的选举委员会票选特首，到今年引进了部分竞争的特首选举，再到我们大家都期盼的 2017 年开始将要实行的双普选，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不排除还有一部分人对 2017 年的普选抱持怀疑，多方设限，试图用“不变”来抵抗变化。但如果他们得逞，香港可能会失去发展活力与前进动力。所以我说，要保持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五十年不变的关键就是要“变”，与时俱进，要变得越来越好。   第三，发挥香港优势，回归小平设计“一国两制”时的初衷，在大陆“再造几个香港”，把香港的自由、法治与经济管理模式带到内地。在全球化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的时代，要想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不能“以守为进”甚至“以退为进”，不是封闭香港，更不能孤立香港，而是让香港的经验走出来，走进大陆，造福大陆。   当初小平对香港的考虑是双向的，对于香港，小平发出了“一国两制”，允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于大陆，小平则发出了“再造几个香港”的呼吁。这些年，看到很多大陆与香港的学者研究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却发现他们都忽视了当时的“香港模式”对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影响。包括小平倡导的特区政策，都和当时非常成功的香港分不开。在小平的整个讲话折射的思想里，“再造几个香港”的情结甚至要重于“一国两制”与“五十年不变”。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经济特区”之后，本来应该更进一步的“文化特区”甚至“政治特区”就此偃旗息鼓，而香港本来应该成为后面两个特区的样板，在小平“再造几个香港 ”的计划中大展宏图，如今却沦为靠大陆“自由行”与“输血”来维持。 笔者认为，相对于“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在大陆“再造几个香港”的构想具有更加远大的战略意义。如果说，十五年来我们成功的执行了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再造几个香港”是不是也应该提上日程？   “一国”与“两制”不可偏废，甚至可以说是互为前提的。不承认“一国”，自然有借口不让你搞“两制”；如果不允许人家搞“两制”呢，人家起而反对“国家”也不足为奇。“五十年不变”的关键是“变”与与时俱进，而不是“不变”，至于“再造几个香港”不但是香港未来的出路所在，更是大陆下一步改革的明智选择。   从“一国两制”到“再造几个香港”，五十年的“变”与“不变”，不仅仅关涉香港的命运，更攸关国家与民族的前途。   杨恒均 2012 年 7 月 5 日 随州   延伸阅读（看完下面几篇文章，你不用去香港“自由行”，也能理解什么是香港的自由了）：   如果把香港的制度引进到上海   ( “人民网”离人民最近的文章 )   你所不知道的香港    （视频哦）   在香港感受“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对当今大陆处理群体事件有借鉴作用）   从香港立法会质疑特首看北京两会    （别有用心的老杨头指桑骂槐）   带你周围看选举：香港要假戏真做？  （假做真时真亦假）   十年后的香港人，依然还能感动我     （哇噻，老杨头卖萌了） 卖完萌的杨恒均博士，开始一本正经地卖书     屌丝老杨头的真面目      

法大老师吴法天与四川电视台记者周燕微博约架，把网络上的观点之争搬到现实中，演变成拳脚相向。按说，两人网上争论、吵架，结仇了，微博约架，见面一言不合，大打出手。原本没什么奇怪的，全国各地每天打架斗殴的个案大概不少于十万起吧，不过，这次约架不同之处是卷入了左右之争，围观者都是一群有点知识的人，双方又都还有点名气（这次约架后双方的名气肯定更大了），据说各有一群粉丝。   观点不同，因争论不休而约架的事，世界各地都有。往前推几个世纪，西方人解决吵架与争端的常用办法就是相约决斗。最早是用剑，两人见面拔刀互插，后来发现还不够爽，于是就发明了用手枪对射。双方相约一个地点，见面了，互相鞠躬表示荣幸，然后抽出手枪，一、二、三，“啪啪”两声，血溅五步，争吵结束，干脆利落啊。不过，那是野蛮时代的做法，现在文明社会不认同约斗，法律也不允许私自决斗。理性的人类，尤其是有点知识的人，发现要“击倒”对手，文字比拳头更有力。近百年来，通过知识分子手下的文字传播的普适价值理念，几乎是所向披靡。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的知识人放弃文字而回到人家几个世纪前的决斗时代？是什么让他们感到如此愤怒、无力而不得不赤膊上阵，斯文扫地？我想，首先是和客观的环境有关，尤其是意见表达平台分配的不公，以及存在普遍的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例如很多人对《环球时报》不满是冲着他拥有传播谬误的强大的平台，而我们却连博客上纠正他传播谬误的文字都要不时被删除。我早就告诉读者，如果给我一个相同的平台，我的读者不会比他们少，最终读者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   第二，和这些人对自己的理念的认识有关。他们大多对自己所选择的价值理念没有多深的认识，也就没有多少信心。有些人知道自己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左派们攻击别人是汉奸卖国贼，却连爱国与爱政府都分不清，他们甚至对压制低层的体制颂扬有加；右派呢，以为反对专制反对集权就是民主，难怪动不动就滑向用专制的办法去追求民主的错误轨道，客观上损害了自己的追求；第三，和网络尤其是微博有关，大家变得浮躁，都想用 140 个字来说服与征服他人，都想出快名，没有几个人会沉下心来耐心解释自己的理念，说服大家。互联网不同程度地为左右各派提供了一定的意见表达与理念传播的平台，可在这个平台上，左派和右派的语言都贫乏到只能用口水与拳头来代替。   当然我这是往好里说，相约打架的，并不一定都是为理念而战，也有意气用事，或者天性喜欢抬杠，更不排除有人故意炒作。看看互联网历史就不难明白，过去十几年凡是在网络上出名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靠某种炒作，男的骂骂名人，女的脱脱衣服，意见领袖来几句出位的言论，大多数“名人”是靠搞好和某个媒体的关系，有事无事炒作一番。你说现在有几个知识人是靠自己的学术与作品出名的？要想出名，干一架，或者设计几个风头出出。不过，这不能怪他们，网民也好这口。尤其是有了微博，我眼睁睁地看到大批大批的网民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口水仗上。   在我看来，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或者你什么派也不是，只想借用网络表达意见，展示自己的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言论（例如写作）或行动（例如深入大众，或者帮助需要的人士去维护他们的权利）彰显、推广你的理念。我能理解一些网络名人很想去说服那些不赞同自己观点的对手，但有些人能够说服，有些人无法说服啊，你为啥一定要争出个结果？你什么时候靠争吵说服过对手？学术与思想界，争鸣比争吵更重要。   西方人过去用剑与手枪约架，现在人家文明了，最激烈的“约架”，也是最文明的“约架”就是西方的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那不但是观点之争，更是利益与政权之争。在中国，这种层级的“约架”一般是靠大炮和地雷来决定的。我们大家不妨看一下人家是如何“约架”的：首先，有一个双方都遵守的规则，相同的平台；其次，大家用相同的时间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再次，保持不要越过一些道德与行为规则的底线（例如进行人身攻击）。   西方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总是显得非常理智、温文尔雅，当然，让他们保持理智与温和的关键还在于：他们其实谁都不想说服对手，他们的听众是围观者，他们的观众是旁观者。对他们做出评判的不是对手，而是全国民众。如果他们眼中只有站在旁边的对手，倒不如上去抽他两耳刮子，踢他两脚，不行的话，一刀捅死他。要不，搞暗杀也比搞辩论更行之有效。   总统候选人很清楚，他们要说服的是广大的观众与听众，是全国民众。其实，中国这些所谓的左派、右派，以及传播自己观念的各色人马，又何尝不应该把传播与说服的对象定为更广大的读者？你的理念与观点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否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普遍价值，应该由大众来决定，不是你，更不是你的对手可以决定的。你应该跳出自己与对手的那个小圈子。   整天同对手打口水仗，不但无法表明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为了压过对方的观点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惜扭曲自己的观点来攻击对方，结果弄得自己面目全非。我看到不少左派和右派都在这种争论中失去了自己的理念。我亲眼看到一些以追求民主、自由、法治，拥抱宽容的朋友在同对手的争论中变得暴躁不安，甚至口出狂言，弄得活脱脱一个暴君似的。例如，一些人动不动就要置“五毛”于死地，可是，你想没想过，如果他不是“五毛”，只是借用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只是这意见刚好和你的相反，你就口出恶言，声称要灭了人家？你追求的言论自由难道不包括左派以及反对你的那些人的自由？你让旁观者如何追随你？当然，也许那些批评你的人真是“五毛”吧，那么，你要置他于死地，那他的主子——比你强大好多倍，手里不但有笔杆子，还有枪杆子的强权，是不是也早就应该置你于死地了？   我承认，在当今环境与氛围下，要想冲破重重阻扰宣扬普世价值而又不失谦恭与包容的心态，把手段与目的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实在不容易，需要百折不挠的信心与恒心。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网络上攻击与辱骂我的人不在少数，严重的时候，仅仅一个网站就有几十个专门建立起来针对我的博客，批评我还无所谓，有时看到一些年轻人一上来就辱骂家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有时真忍不住想对骂几句，甚至想请朋友帮忙查到留言者的地址，重操旧业，给他和他的家人一点真正的颜色，但我每次都会为有这种违背自己价值理念的想法感到羞耻。后来我决定不看一些让人难受的留言，只看针对文章观点的那些评论与批评。久而久之，心态也就平和了。   结果怎么样？我可以告诉大家， 2007 年到 2009 年在博客留言里批评与攻击我最严重的十位网友（所谓严重，就是至少留言过几百次以上，批评与攻击我的数量与质量都排在前十位的），目前为止已经至少有六位亲自写信向我道歉，他们说，一直看我的博文，终于理解了我，也接受了我的部分观点。   设想一下，如果我当初不那么克制，只要开口回骂一句，不但把我降到他们当初的水准，可能引起一场口水大战，而且，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走到今天接受我理念的这一步吧。而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认真看完我们的文章，最终接受我们的部分观点，难道不是传播理念的人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   不理智的吵架与打架显然都无法达到这种境界。当今中国无奇不有，但所有发生的怪现状，要就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出现过，要就是可以在几千年历史上（例如秦朝）找到，问题主要出现在我们失去了价值理念，也就失去了判断这些怪现状的标准，社会也就显得异常混乱。作为一名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能够为传播正确的理念，凝聚共识做出一些贡献，善莫大焉。写作者能做的，当然是文字，不是口水与拳头。作为一名写作人，我坚信，要靠自己的文字而不是口水与拳头说服对手。   杨恒均 2012 年 7 月 10 日   该文纸媒精华版见 7 月 16 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   参考阅读（我对网络言论的一些看法）：   宽容与谦卑是民主的重要特性   “民主小贩”杨恒均   我的网上“遭遇”，值得政府借鉴   即便握有真理，也别伤及无辜   阅读日有感：网络时代还要不要阅读？   互联网上的对话是可能的吗？   对互联网上的谣言、暴力和混乱的一点看法   从“广场”到“法庭”的捷径是互联网   为什么不给每一位中国人发一台电脑？   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习武，当时主要是想长大后“惩恶扬善”，内心也想找机会报复那些欺负过我的“小恶霸”（ Bully) 。由于整个中学期间都做到“闻鸡起舞”、风雨无阻，一度功夫达到相当程度，弹跳一米七时的脚力超过百公斤。但我从没踢过任何人的脑袋。   “惩恶扬善”也成为我选择工作的标准之一。我干过的几个工作都是要为国效力，尤其憎恨国际恶霸欺负中国。那时，我对打打杀杀感兴趣，但我知道功夫已经不起作用，我喜欢搬弄各种武器（图片是偶尔领到了一支威力强大的五四式手枪，爱不释手——当时一般都用六四式手枪）。后来到美国时选择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中美关系与中国的核子武器政策”。 走过“家”、“国”，来到“天下”，放眼世界，四十而不惑，后知后觉的我总算认识到，拳头可以击倒对手，武器可以打败敌人，但真正让我们“胜利”并变得强大的，只能靠解放思想，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理念。从此以后，我沦落为一名“民主小贩”——多年前，当网络上反对我的网友用这个很有点侮辱性质的称呼讽刺我时，我决定坦然面对，并用几年时间，把这个绰号变成一种“尊称”。如果你是我的读者，你可能不会认为这个绰号是贬意的吧？  

中国为何投反对票？   7 月 19 日，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西方提出的涉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这也是中俄第三次联手在安理会否决涉叙草案。中国为什么投反对票？   一些网友认为这是要联俄抗美，不能让美国等西方太过嚣张、为所欲为。我认为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反对票最多表明了一种态度，并无实际意义，更不可能真正制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采取行动。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由安理会成员国投票通过的大规模国际军事行动，除了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还真不多见。冷战时美苏两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从来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冷战后的二十多年里，所有大规模的国际军事干涉（例如科索沃、伊拉克等）都是美国或北约牵头，没联合国什么事。   俄罗斯与西方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普京只是为了在国内制造硬汉形像，俄国同西方的经济联系本来就不深，加上俄国这些年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己丰富的石油储藏，在中东制造一些混乱对俄国实在是有益无害。而中国的反对票也只是表明了政治立场，中国不会真正去阻止西方人采取行动，也没这个能力，如果知道这张反对票会引起西方对自己的经济报复，中国不会投反对票的。   然而，这个政治立场表态是缺乏眼光的，关于这方面，我写过很多文章，这里引用在微博发表的一段话：   中国不应和独裁走得太近。时代不同了，独裁的历史终将终结，独裁政权会一个一个从地球上消失，这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更不是任何势力可以阻挡的——利比亚卡扎菲走了，埃及穆巴拉克也下台了，叙利亚政权的日子屈指可数，北朝鲜的政权也一定会成为历史……但人民却会永远存在，而且继续创造历史。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当叙利亚、朝鲜人民获得自由的时候，他们会质问中国人：你们当初为何同压迫我们的独裁站在一边？你们为何向那些残酷镇压我们的人民公敌伸出援手？为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正如那些遭受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压迫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一样。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同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中东国家是有区别的（见《 中国为何没有重蹈苏联与埃及的覆辙？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几届政府也都以小平改革思想为指导，做了很多工作。然而，这张反对票却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同叙利亚的距离，得不偿失啊！   国际上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投下反对票表面是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其实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国是叙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每年贸易额高达数十亿），中国是叙利亚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帮助叙利亚“维稳”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那些认为一切国际关系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利益决定的年轻人尤其支持这个观点。   然而，这种观点是极其短视的。尤其当我 20 日打开电视与报纸，从美国的 CNN 、 Fox News ，到英国的 BBC ，再转台到澳洲的 7 号台与 9 号台，看到各大媒体以鲜见的时段与强烈的语气批评、谴责中国，把中国列为邪恶轴心一员的时候，我感到了这张反对票的沉重，认识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反对票。   先让我们稍微绕一个弯路：全球首家孔子学院 2004 年 11 月 21 日在韩国首尔成立，目前孔子学院已在 106 个国家的 350 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达 500 多个，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十年不到，人均 GDP 在世界排名只在一百位左右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大多是富裕国家）开办了如此之多的免费教育机构，相比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难，与希望小学的雷声大雨点小，堪称奇迹。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不差钱，差的是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如果孔子学院真能够传播中国文化，推广我们的价值观，花一些纳税人的血汗钱，也算是无怨无悔吧。   让我们继续看看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事迹： 2011 年 1 月，中国国家形象广告“人物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广告屏，在国际上激发了媒体的集中关注和公众的热烈讨论。 2011 年 8 月，新华社从美国金融时报手中接手了一块 18 米高、 12 米宽的广告显示屏，更为中国广告出现在时代广场提供了方便。   好了，如果要列举的话，还有世界各地的报纸媒体等很多很多，现在让我们粗略算笔账吧，为了传播中国价值理念，提升中华软实力，拉近我们同现代文明国家的距离，我们国家一年在海外花费宣传与推广费应该不少于一百个亿吧？   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这一张反对票，在世界各国媒体中占据的比重几乎压过了我们所有的宣传与推广。如果你不相信， 20 日晚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做一次民调，中国的国际形像与“软实力”比一年前同期应该跌了至少十个百分点。我们一夜之间，疏远了文明社会，拉近了同叙利亚的距离。换句话说，我们一年花费在孔子学院与外宣上的钱算是白白浪费了。   谢天谢地，美国及时发生了丹佛枪击案，见异思迁的国际媒体立即调转了镜头，转移了公众视线……   保护自由的“蝙蝠侠”在哪里？   一名蒙面枪手在《蝙蝠侠前传 3 》丹佛首映现场朝观众开枪并引爆催泪弹。据警方估计，共有 70 人中枪， 12 人死亡， 58 人受伤。据说，这位变态杀手曾经模仿“蝙蝠侠”的对手，破坏自由的邪恶的“小丑”。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就常常为他们的自由付出代价。民主自由的国家，一边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限制了他们的欺压百姓的自由，另外一方面，却也释放了每一个自由人的能量。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如何阻止变态狂把你关进黑屋子里 》，按照西方一些研究人员的统计，人类中大概有占百分之四（这个数字并不科学）左右的人是天生没有良心的变态狂魔，他们是潜在的罪犯，是容易走极端的狂热分子。有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这百分之四上升到管理国家的高位，这是好事。然而，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却又总是能够让这百分之四的变态狂魔不受到“歧视”与事先的“预防”，于是，一些变态的行为往往率先出现在西方，有些甚至一开始会被誉为个性解放与特立独行。   美国民众对于枪支的态度几种显示了自由的珍贵与自由的代价。美国人坚信，拥有枪支不但是用来自卫，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来推翻暴政。但代价是：谁也无法避免有那么一些“暴民”滥用枪支，屠杀无辜的生命。   为了避免暴政，美国人民有权把政府关进笼子里，但政府却不能因为预防“暴民”而剥夺民众的自由。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叙利亚人。   叙利亚人正在为自由付出远比丹佛更加惨重的代价。叙利亚的平民与孩子遭到政府军的血洗，而反对派则使用自杀式炸弹炸死国防部正副部长与国家安全局局长。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下反对票的中国与俄罗斯是唯一两个率先站出来谴责叙利亚反对派恐怖袭击的国家政权。这两个国家都曾经经历了最血腥的暴力革命。仅仅在中国，当初为了人民翻身得解放，争取民族独立与个人自由，牺牲了几百万革命先烈，以及不计其数的平民百姓的生命……   但如今，破坏自由的“小丑”横行、残害生命。保护自由的“蝙蝠侠”在哪里？   杨恒均 2012.7.22 悉尼   参考阅读：   中国为何没有重蹈苏联与埃及的覆辙？   如何阻止变态狂把你关进黑屋子？   美国如何掩盖轰炸我驻南大使馆真相？   西方国家害怕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吗？   美国为什么胆敢轰炸我驻南大使馆？   世界开始对中国说“不”？  

左右两种思潮夹击下的中国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思潮潮起潮落、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无外乎三种：以回到过去 63 年历史中某个时期为号召的左派，以回归到过去两千年历史中某个时代为诉求的儒家，以及主张接受当今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效仿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右派。中国向何处去，将视乎这三种思潮的消长，民心的向背，以及执政当局的取舍。   无论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偏右的左派，还是那些死守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变、坚持在河里摸石头的人，又或者呼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派、毛派，他们万变不离马克思、列宁这个宗。形形色色左派们的主张在基层民众（尤其是被改革与飞速增长的 GDP 拉得越来越远的弱势群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拿来说事的历史并不长，一些“美好的”东西被他们夸大，拿来同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对照——例如那时全国从上到下基本上都一样贫穷，相对比较“平等”与“公正”；干部同群众还偶尔一起下地干活，干活之余他们顶多利用职权玩点通奸，性启蒙一下革命女青年，很少像今天的领导们那样肆无忌惮地包二奶、三奶、四奶、 N 奶……那时，知青们还能够在绿色的田野上享受处女处男们的初吻，流利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很可能让一位女青年投入你的怀抱，不像现在，没房没车的屌丝一族，学富五斗也没什么屌用。   左派的问题是，他们不承认那个时代当权者们犯下的各种错误，导致的人祸，更不用说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否定基本事实，掩盖真相，一味的美化来忽悠大众。这使他们在谈起那段时期的历史时，看上去与白痴无异。当然，他们更不愿意承认，他们试图把中国拉回到这样一条路上——从苏联时开始，总共有几十个国家，几十亿人民用民族命运与个人的生命财产参与了这场试验，试验的结果是：此路不通。左派们试图利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作为武器，要挟大众，试图劝说执政者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用大众的生命财产与国家前途再“试验”一次。   右派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广一种既无历史、无文化根基，也从来没有“试验”成功过的外来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在远远没有达到万分之一的中国人（这万分之一的中国人也大多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切身体验或者走马观花见识过这种制度的情况下，靠少数顶着压力的知识分子们的推销与“启蒙”，效果可想而知。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当然得“归功”于当权者的打压，以及肥沃的左派土壤。但右派们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   稍微分类一下就不难发现，左派中的新左们几乎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大部分还在海外工作与生活），而最早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宪政学者，几乎都无海外留学与生活经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现象，新左派在国际会议上侃侃而谈，吸引外国学者的眼球，右派们甚至连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的英语都说不好，只能躲在国内大谈西方。这虽然只是表面现象，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传播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都是从西方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虽然经过三十年的薪火相传，终于让当局把“民主”、“自由”与“人权”这些概念解禁，放进了宪法里，出现在媒体上，但以自由主义学者为主的右派，却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精疲力竭。   右派之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与民众始终隔着一层，同时对当今西方的现实问题很少关注与研究，更无答案。要知道，地球上没有一种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真正能够达到理论的高度与纯度的。理论是苍白的，右派中的务实派与实干家们如何把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融为一体，既开民智，更开官智，可能是最终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关键所在。   三种思潮，三足鼎力，逐鹿中央   世界离我们很远， 49 年后的历史又离我们太近，左右派的水火不容，使得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若即若离的儒家传统思想死灰复燃，并迅速坐大。儒家思想严格说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或者说，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儒家思想是流传了两千年的“乌托邦“，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接近过儒家主张的理想国的标准，历代统治者们（皇帝）既没有真正顺应过儒家的教导，也从来没有能够以儒家思想彻底驯服过国民，否则，就根本不会有动乱、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了。   当今中国的儒家们——无论是新儒家还是老儒家，无论是专制儒家还是儒家宪政，正在努力把我们拉回到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时代，或者说，他们正在构建一个新的“乌托邦”。很显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儒家追求的最美的境界也就在这里，只有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才是最美、最诱人的，这也是为什么作为道德说教与品格教育的儒学本来就是世界大多国家小学课本里的常识（绝大多数也成为了“普世价值”）的同时，在政治层面的儒学，却能够持续玩了两千年。其实，如果愿意，他们还可以继续玩两千年。尤其在当今因制度引起的道德败坏、信仰迷失的时代，他们的努力总是显得很伟大，很感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左右思潮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儒家反而在凝聚人气的原因。当然，这也和儒家是根基于中国历史，有浑厚的基础与潜力有关。这些年，左右两派一边向其他几种思潮挥舞橄榄枝的时候，也都开始羞羞答答地向儒家抛媚眼。左右未来的博弈中，谁能把缺乏政治纲领与建国实践的儒家收编，谁就能击败对手，结束三足鼎立的状态。从目前情况看来，右派们比较给力，但有时又用力过头，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不是寻求两者的优点与共识，而是不惜扭曲二者而试图把他们硬按在一张床上，颇有霸王硬上弓的态势，一些学者因此而误入歧途。当然，左派们也没有占到便宜，他们在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始终寻求不到任何对孔子与传统文化的支持。毛先生至今还能躺在天安门广场，孔先生站了一段时间后被悄然请走。但在不久的将来，孔老二很可能重返广场，取而代之。   前面说过，中国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右之争的结果，那么，目前左派与右派的势力对比如何呢？作为一名被大多读者划归右派的我，自然是参加右派学者与网友的聚会比较多，但每当看到他们信心满满的时候，我几乎都会唱反调，扮演右派中的反对派。就我可能不太准确的观察显示，知识分子中右派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普通民众以及体制内，则难分高下。   就拿当今比较活跃的两个群体，知识人群中的儒家与民众中的维权群体来说，既有持左派观点的，也有持右派观点的，而且长期以来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当然，这几年情况稍有变化，例如早期的维权百姓骨子里是左的多，可我们中国的那些左派很奇怪，他们不顺应马克思的学说去关心维权群体，反而选择站在欺压弱势的权贵与政府一边。这使得从 2008 年开始，维权群体的思想急速向“右”转向，现在他们不再拿毛主席来维权，而是高举“民主”与“自由”的招牌，甚至远涉重洋，到联合国去维权。   然而，左右思潮要想分出胜负尚为时过早，除了上面说的左右力量的变化，双方的基础支持群体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左右双方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最高当局身上。毋庸讳言，在目前三分天下的局势下，当局的举手投足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   你想让中国走向何处？   那么，最高当局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持什么态度，对左右互搏怎么看？作为右派，我个人肯定希望当权者励精图治，顺应潮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拥抱普世价值，在可控与渐进的安排下，一步一步把中国建设成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但左派们不也想建设一个理想国？儒家们不也在追求一个“乌托邦”？他们两种思潮的支持者加起来可不比右派们的追随者少，设身处地地问一句：当局凭什么选择站在右派这一边？凭你的群众基础？凭你设计的可行的路线图？凭你手里的笔杆子还是枪杆子？   这话虽然有些较劲，有些不讲原则，忘记了政治正确，但政治历来如此。中国也许至今仍然不乏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不排除正在高层左右观望，可是当今各种思潮割裂社会，三分天下的情况下，没有一定数量的觉醒了的民众，靠当权者的所谓“明智”选择，靠谱吗？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状，别说中国历史上，就是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如果当权者今天选择任何一种思潮主导的政治改革，不但会立即激起另外两股势力的联手反弹（以前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两个总书记都下台了），甚至会造成比这个更加严重的后果。   因此，以我的观察，当局在面对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时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也保持了相对的中立，力图均衡各派势力。 在行为上就表现为“务实”，“摸着石头过河”，不排除你们谁说的对我有利，我就用谁的，谁推出的石头稳当，我就摸谁的石头。 当局的这个态度看在左右派眼里，都是又爱又恨。例如，我的左右派朋友唯一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指责当局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左派认为当局不够左，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右派则指责当局走回头路，始终抵制普世价值。   而很有意思的是，当局在左右摇摆的同时，却左右逢源。最高当局在打掉极左与极右两个极端势力后（左的如重庆以及关闭“乌有之乡”网站，右的更不用说了，多了去，我说出来，你小子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对不那么极端的左和右都保持了一定的容忍度，也给了社会相对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这届政府在过去十年也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与主义收缩，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这种务实的事情上，尤其是从广大的农村入手，重视弱势群体。他们从互联网民意中提起建议，“从善如流”，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实力的强大后盾，争取（收买）广大民众的支持，让左右两派都相对显得有些“空洞”。尤其是执政者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民以自由，逐步实现法治与民主，几乎把左右两派本来互相排斥的“精华”思想都一网打尽。这种搞法，就更让无权无势也无钱的左派与右派有气说不出，有力无处使。左右两派眼睁睁看着追随自己身后的民众越来越少。   今年是政府换届的一年，对这一届政府过去十年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有必要的。首先，当左派与右派表达对当局的失望时，我想弱弱地问一句，左派们真设计好了路线图？你们的路线图会不会再次把中国引向毁灭的边缘？还有右派们，你们真认为自己周围的人觉醒了？或者问一句，你真看清了前方的道路？也许，这届政府在对待各种社会思潮上的一些做法不可取，但却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那可谓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事无巨细，到民众的卧室与厨房里的食与色，什么都被这种思想管了起来；到了小平时代，拨乱反正，提出了务实的“白猫黑猫”理论，但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务实”；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试图以改良党而迁就群众、迎合时代，而不是改造群众以适应党。再到这届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常听到有体制内的朋友向我抱怨，这到底是什么理论呢？到底想说什么呢？我说，能够让你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难道你那么怀念伟人帮你规定具体思想的时代？当这届政府提出一个让你可以自己思考与发挥的“理论”时，你反而迷茫了？   不难看出，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到这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这之中有一个脉络可循，那就是当局越来越放松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思想的指导与控制，给了体制内更多的主动权，给了社会更多的空间。问题在于，你如何利用这个空间去博弈，去推广你的理念，去发力，去把中国朝向你希望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坚定地推动？所以，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与其问中国向何处去，不如行动起来，把中国推向你所向往的道路，推到历史正确的轨道上。   杨恒均 2012.7.25 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