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2012-06-05 09:56:49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4840 次  |  评论 11 条   杨支柱   我批判生育控制已经超过 20 年了，但把主要精力用来批判生育控制则是从 2007 年初叶廷芳先生率 29 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废除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开始的，因为叶先生的举动让我看到了希望。最近我整理了自己批判生育控制的文稿，已定稿 30 万字，秦晖先生正在给我作序。书名就叫《下岗副教授谈“人口问题与生育权”》，如何？只是不知道何时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 在这些文章中，我从方方面面阐述了自己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看法，尽管其中许多观点并不是我独到的观察： 对生育实行政府控制的“资源有限论”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经验依据。许多资源远比我国紧张的国家比我国更富有，而发达国家或地区普遍担心的是人口下降。资源是不断发现的、可以替代的。资源也是可交换的和以货币来计价的，资源的价格相对于劳动的价格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而非不断上涨的。不依赖自然资源的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是全球趋势。知识产品的可复制性使得它不会因为用的人多了而变得稀缺，只会因为用的人多而降低单位成本。 “人口增长无限论”同样没有事实依据。世界人口史已经表明人口发展是有规律的：人口高速增长仅仅是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低死亡率过渡中的一个短期现象，是由死亡率先于出生率下降引起的。人口高速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得太少，这本是应该庆幸的事！人口高速增长储备了丰富的劳动力，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兆。而一旦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工业国家，生育率就会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甚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需要鼓励生育。   “减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财富”蔑视人的价值，鼓励孩子要求父母减少、杜绝“该死的”兄弟姐妹以增加自己可享用的财富，是反道德的。即使人的幸福感完全来自物质财富的占有量（这显然不是事实），也不能容忍这种不顾亲情、不择手段的“致富”方式。如果人们普遍接受了这种不道德的 “人均财富” 观念，那么自称“减少人口为国分忧”毒死众多孩子的农妇 杜润琼就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地震灾害更是无需救助——经济损失已经造成，救助伤残者和非生产者在经济上绝对是不合算的。 “减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财富” 在经济学上也没有依据，这不但因为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通常一个人生产的价值比他消费的多，而且因为人口密集可以极大地节省公共设施的成本和私人间的交易成本 。 一国之内，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人种差异相对较小甚至不存在，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发达，还是人口稀少的乡村发达？当然可以辩解说，不是人多了才发达，而是发达了才人多。但是根据“人均财富论”，人多了就会摊薄人均财富，因此在那些个人有迁徙自由的国家城乡之间将没有贫富差别。这是事实吗？ 由于高性别比下有 20 ％甚至更多的不婚、不育人口，这些没有孩子的人退休后同样需要劳动力供养，残疾人也需要劳动力供养，所以全社会的养老负担必然重于单个家庭的养老负担。如果单个家庭需要两个健康的孩子养老才不吃力，那么人们普遍生两个孩子就不够，必须有不少人生三个、四个才能把那些不生的、生一个的人增加的养老压力缓解下来。 社会需要多样性，有人不生，多数人生一、二、三个，有人生更多，才是正常的社会。人才的多样性与家庭结构的多样性肯定有关联，只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都生两个孩子形成的家庭结构同质化社会其实也是很可怕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三胎，孩子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只有生到第三胎他们才能在家里旁观同辈人之间的关系，丰富其情感生活。 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适当多生，父母更富有养育经验，孩子也有更多模仿和交流对象，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生产的第一件产品和提供的第一次服务肯定相对质量是较差的。培养孩子显然也是越往后越有经验。由于孩子的培养是个长期的过程，父母养育老二、老三增长的经验又可反过来提高老大的家庭教养。弟弟妹妹的存在本身也会培养老大的责任感。至于玩具和衣服共享所节省私人费用和避免幼儿园、学校大量倒闭浪费公共财富，反倒是相对次要的。 ………… 如果我们能够不带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灌输给我们的偏见去观察中国和世界，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常识而已。     2012 年 6 月 4 日 附录：杨支柱告网友 在我5月中下旬回湖南期间，学校已经决定让我回到法律系，但暂时不让讲课，为我专设了一个科研岗，让我申报课题。据说给我安排工作是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不让我靠批判计划生育和从事计生维权吃饭。6月4日，人事处通知我到法律系报到。我当然还会继续关注计划生育问题，那是我的使命，但不当饭碗用更好些。看来，短期内我是没有机会再“要饭”了。  

2012-06-02 22:03:31 编辑   删除 浏览 452 次  |  评论 0 条   学习时报 | 2012-05-28 第04版：社会观察 |     作者：穆光宗  [编者按]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中国经济30多来的高速增长，一个基础的因素就是得益于人口年轻化而形成的人口红利，这在学界已成共识。但是，人口问题绝非仅仅关乎经济发展；本质而言，它还是人的基本权益问题。统筹考虑人口问题，需要有前瞻眼光，因为人类自身生产具有时滞。因此，如何评价实行近40年的人口和计生政策，这一国策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减少，从而导致一系列的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时候，是否需要调整，不仅仅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社会上争论也非常激烈。本文作为一家之言，从中国未来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大国人口观之重建这一命题，欢迎讨论。     人口发展攸关国计民生，人口发展规律有迹可循，长周期性和强大惯性最让人震撼，中国必须用瞻前顾后、统筹兼顾、高瞻远瞩的“历史巨眼”来省思和观照，用发展的观点来考量当下的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当各种人口问题进入集中爆发期，一切将为时太晚。问题恰恰在于，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少。     针对众说纷纭的中国人口问题，本文提出四个基本判断：其一，中国人口与其说是数量过剩问题，不如说是结构失衡问题。其二，中国人口与其说是总量过大问题，不如说增量萎缩问题。其三，中国人口与其说是老龄化压力问题，不如说是少子化亏损问题。其四，中国人口与其说是发展落后问题，不如说是政策偏差问题。     中国是一个地理大国，作为一个人口数量大国是自古皆然，顺理成章。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大，全球很多国家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从人口少子化趋势和后果看，当下中国的出生人口增加不是太多，而可能是太少。人口少子化的挑战比人口老龄化更为深刻，因为生育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源泉。人口少子化带来的巨大而且深远的挑战至少包括：     1.广义独生子女问题。中国的少子化、独子化甚至无子化是在一胎化政策的主导下产生的，所以少子化带来的一个大问题是综合的独生子女问题，独生子女一代责任大、压力大、风险大但自身脆弱。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那么独生子女空巢老年家庭本质上就是“困难家庭”，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家庭本质上就是“悲苦家庭”。规模巨大的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期待着人文关怀、政府帮助和社会保障。     2.年轻人口亏损问题。持续的少子化必将导致15年以后年轻型劳动年龄人口供给的减少，产生了持久的人口亏损问题：一方面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不足，另一方面是照料失能老人的人力不足。最令人担忧的是，有朝一日，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超级老龄大国会遭遇无可用之农、无可用之工、无可用之兵的巨大尴尬。地无恒主，唯有力者居之；物无恒主，唯有力者用之。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3.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一胎化生育政策挤压出了一个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进而导致人口学意义的女性人口亏损现象，影响人口性别结构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方面是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和强制堕胎漠视和践踏了大量女胎平等出生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另一方面引发了人口生态安全问题。人口具有自然生物属性和社会人文属性，但前一属性更为基本，与生俱来，后一属性的获得则是社会化的产物，成年就该结婚成家，这是正常的人生程序。食色，性也。性能量是生存本能，力量惊人，在自然生物属性的驱动下，几千万之巨的男性“光棍人口”有一部分会演变为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狼性人口”。没有配偶、没有家庭、没有温暖、没有希望，只有各种压力和内心的躁动，无偶男性群体必然成为痛苦失意、悲情愤怒的人口。一旦成年男性无偶人口的“狼性”集体发作，负能量倾崩而出，各种社会人伦悲剧将不期而至，令人不寒而栗！需要追问的是，人口不安定的根源何在？是否可能避免雪上加霜？     4.人口老龄化问题。或者说是人口的底部老龄化或者说少子老龄化，对应于人口的顶端老龄化和长寿老龄化。养老问题比较重要的是“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问题。养老问题谁来解决？一般人会立即想到，养老有困难，政府帮解决。政府是责任部门，解决问题的希望主要在年轻人力资源的支撑上。从人口学角度看，养老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的年轻人口解决了不工作的老年人口的问题，老年人分享年轻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轻人的照料。老年人口对年轻人口的需求和年轻人口的供给之间有一个平衡的要求，优良的人口关系才能维系老龄化社会的社会稳定。最好的人口格局是年轻人口的供给超过了老年人口的需求，从而形成一个有人力储备的人口安全格局。但中国现在开始遭遇老年人口的需求超过年轻人口的供给，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年轻人口亏损而且愈演愈烈的局面。     养老问题和生育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养老资源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其次是政策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是生育所创造和带来的。宏观上我们看到的是少子老龄化，微观上家庭遭遇的是独子老龄化的普遍挑战。在理论上，中国需要的是“适度老龄化”战略，也就是“双子生育主导的老龄化”战略。     独生子女家庭和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需要提出“强细胞”理论来支撑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为规避风险、减少风险，实现安全的和可持续的人口发展，中国的家庭政策要实现战略转移，即从家庭限制转向家庭发展、从计划生育转向优化生育，打造四边型结构为主、多边型和三角型结构为辅的健康家庭人口生态——不仅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而且有兄弟姐妹的关系。控制和减少“独生子女风险家庭”，鼓励和增加“双生子女健康家庭”。优化生育是实现家庭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     本文提出的“优化生育”不仅仅是指优生优育优教，而且是指：首先在权利的界定上，是个人、夫妇和家庭自由自主自觉的生育，也是对家庭、对孩子、对社会能够负起责任的生育；其次在决策的优化上，是适度的生育，是适量、适时、适龄的生育；再次在效用的预期上，是指低风险的生育、高品质的生育和有保障的生育，生育对家庭的核心价值是天伦之乐、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生育对国家的核心价值是能提供一代更比一代优、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新增人口，传承文明，创新文化，繁荣民族，以至永远。     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已经陷入政策和文化两个层面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如果我们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界定为“超低生育率”，那么中国从1980年9月以提倡一胎化为主导的《公开信》颁布以后就陷入了政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或者称“第一个陷阱”，TFR在 1.47左右）。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高抚养成本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晚婚晚育、少生不生，随着“80后”、“90后”的新生代逐渐成为生育主体人口，观念决定行为，进一步陷入文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或者称“第二个陷阱”），2000年至今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左右，已经低于政策性低生育率（1.5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到的超低生育率已经不完全是政策要求的结果，而很可能是公民观念转变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陷入的是“超低生育率政策—文化的双重陷阱”，缺乏对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代价和风险的警觉和省思，甚至还沾沾自喜于生育率下降的“成就”。殊不知，对于这样的“成就”，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还要付出更为巨大的新代价、面对纷至沓来的人口风险。低生育率必须确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多低才合适？无论是什么社会、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允许自主生育、普遍生育两个孩子是毫不过分的要求，即便在生活贫困的年代，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年代，中国人口控制理论的先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也遵循了人口发展规律和人文关怀伦理，提出“生育两个孩子有奖”的正确主张，从来没有提出过提倡更不要说只允许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观点。     根据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假定1980年独生子女母亲的平均生育年龄是25岁，成为需要照料的依赖性老人的平均年龄是70岁，那么2025年以后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赡养—照料危机”将逐渐爆发，严重困扰21世纪的中国。当然，对不同家庭来说，情况不同，“危机爆发点”的到来可能早也可能晚。这个时点大致与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点趋同，届时微观家庭承受的压力和宏观社会承受的压力一起爆发，留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大概只有15年。     “双重陷阱”说有几点重要的警示意义：一是政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容易跳出，文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则很难跳出。二是中国和发达国家一样，都已经达到超低生育率，但走过的道路不同，实现的机制不同，不像其他国家是自然实现，中国是先强制后内生。三是在后果上，中国人口强制少子化的养老风险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其他国家是先富后老、边富边老，虽然少子化，但养老储备丰厚。中国的年轻人口储备和养老资金储备却双重不足。中国有超过1.5亿的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自我养老能力普遍受到质疑。四是在超低生育率的认识和应对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区别是：不仅缺乏对长期超低生育率负面后果的清晰认识，而且采取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应对之策。种种事实表明，发达国家在鼓励低生育率回升，中国却在继续鼓励超低生育率。一些地方的TFR甚至低于1.3，属于极低生育率；一些大城市更是低于1，属于不可忍受的低生育率。但各地对超低生育率的巨大危险却不加讨论。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重建中国的“大国人口观”已时不我待。简单说，就是要从增量而不是总量、从结构而不是数量、从长远而不是短期、从反思而不是自满来看待中国人口问题。适度的人口增长完全必要。人口负增长应该只是短期的现象，如果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将后患无穷。目前，中国的生育水平太低，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被大大削弱，人口活力大大丧失，人口风险危机四伏。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4左右，人口增长率只有0.57%，生育和人口增长水平已经低于正常的、可持续的水平，双重意义的“超低生育率”持续太久必将引发人口雪崩式减员，将大大削弱人口的发展力、生产力、消费力、竞争力、威慑力和战斗力，从而拉开一个人口大国老化衰落的序幕。     过犹不及，古有明训；不察时弊，必失未来。超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提出了严重预警。 本文的主张是：鼓励生育，持续发展；优化人口，强我中华。在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上，及时修正、完善人口生育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努力修复人口结构，降低人口风险，健全人口功能，实现长治久安，早已迫在眉睫。

2012-05-06 11:01:54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1129 次  |  评论 0 条   杨支柱按：这封来信突出反映了计划生育保护流氓、惩罚良善的作用。我的复信是：“让孩子当几年黑孩再说。计划生育总有废除的一天。”   杨老师：   您好！   我是个未婚妈妈，孩子的爸，一个没人性的骗子。骗光了我的积蓄，在孩子出生前1个月就跑了。我要面对的是街道的罚款，到底是要罚双方还是我单方？双方的钱也要从我这里罚？我是独生子女，自由工作者，目前，我除了9年义务教育外，没享受过任何社会的保障。这是我第一个孩子，为什么要罚？   再说，我被骗，去报案，得到的只是警察的一句话：没办法。以后聪明点，好好养大孩子。连个笔录都没有。咨询过律师意见，也说，没办法将这恶人惩治，说现在法律还是不完善。这样，街道又会认为我是为多生孩子而骗他们说那男人跑了。这男人可是骗了很多女人的。   现在这笔社会抚养费，交了，那就是倾家荡产。不交，孩子上不了户。是该等政策变吗？有这样的可能吗？社会抚养费可是一块大肥肉，无本万利，那帮腐败的人会放弃吗？   一个未婚妈妈 2012年5月5日

2012-05-06 15:43:00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1237 次  |  评论 1 条            作者：梁建章       如果借鉴和中国文化类似的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的生育率即使完全放开，也不会达到更替水平。这一点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与人均GDP的关系中可以推算出来。除了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生育率都非常低。就连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的越南的生育率也只有1.8，越南并没有强制性的一胎化政策。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是4000美元，按照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而且在今后10年内将会下降到1.5的水平。如果把上海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来看，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0美元，按照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当日本、韩国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时，生育率就自然地降到了1.5。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会自然地降到1.5左右，有了计划生育，实际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问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8个和1.6个。在没有任何生育政策的限制下，意愿生育率只有1.7。而实际生育率会远低于1.7，因为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孕或不婚，还有很多人虽然想多要孩子，但是经济和事业上不允许。所以如果没有限制生育的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7的意愿生育率。       还有一个有力的论据，可以说明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会大幅上升。在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20世纪80年代，有四个地区作为试点，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它们是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这四地是典型的中国欠发达地区。经过20多年的观察，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也就在1.8左右。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放开生育政策，生育率会大幅反弹甚至超过更替水平，真正要担心的是放开二胎还远远不够。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可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才完成了一半。今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移居到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0%上升到20年后的70%。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是低生育率的世界冠军，只有0.7，如果上海是中国其他城市的未来，用70%的城市化率来计算，加权平均生育率就是0.7×70%+1.4×30%=0.91（农村姑且假设为1.4）,也就是说，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灾难性的1.0以下（华人社会的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1.0左右，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样依靠移民维持繁荣）。          更多内容，详见梁建章、李建新合著《中国人太多了吗？》   

2012-05-04 17:05:05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607 次  |  评论 0 条 杨先生：       你好！       拜读了你的文章，真的写的很到位，也让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可是面对现实又很无奈，我是一个很普通的青年人，也是一个即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我还只有10几岁的时候，就见识到了计划生育对于平民的残忍和无情，当年我的嫂子跟人跑了，整个村子和村委会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偏偏计生办的一口咬定我之前的嫂子是怀孕了出去躲起来（我哥当年是早婚，所以还没到法定年龄不能生），于是到我家来抓人，我们全家5口人除了我在读书没被抓，父母，大哥和大姐都被抓去关，春节的时候也不能回家过年，只能一个个轮流去替换出来，到后来全部放出来后竟然还要收羁押房的房租费，人被抓去关还要收费，这世界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甚至有一次计生办的人到我家来抓人，其中一个还恐吓我要打我，要知道当时我还在读初二，他们真是人民的好公仆啊。       如今时间一晃到了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的第一胎是个女孩，由于我们夫妻都是农村户口，根据现有的计生条例我们还可以再生一胎，但是必须有一个时间间隔，就是要第一胎要满3周岁零2个月，或者女方满30周岁，否则不予办理准生证生小孩，我的妻子在生第一胎没多久之后就被强制要求去上环，就因为这个上环，我的妻子不适应上环导致身体妇科疾病缠身两年，后来万不得已去申请把环拿掉，之后我们也一直有做防护措施，但是在去年我的妻子意外又怀孕了，可离国家规定的生育年限还差3个月，很多亲戚朋友劝我去打掉或者去B超一下看看，如果是男的就生下来，女的就打掉，但是我并不是个迂腐的人，跟妻子商量一下后我们还是决定无论男女都要生下来，毕竟是一条生命啊，但因为没到间隔年限（第一胎差3个月，我妻子离30周岁也还差几个月）无法办理准生证，就是这一张证明搞得我的妻子要整天东躲西藏的，不敢呆在家里，最可恨的是到医院去检查，所有的公立医院都不让做各项检查，就因为没有这张证明我们要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对待，难道没有准生证的孕妇就不是人，医院的天职本是救死扶伤的，但是竟然也要受到计生办的干预，真的是个莫大的可悲，全世界也就中国才这样吧，国家还整天鼓吹优生，连检查都不让检查还有脸说优生，但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可是后面我们要面对的是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如果说超生是占用社会资源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我们是符合生二胎的权利，为什么还要收社会抚养费，这对于我们这么困难的家庭来说真的是个很大的负担，现在整个家庭只有我在赚钱养家，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父母要养，妻子孩子要养还要上学，哪里来的钱让他们罚，也许我的孩子生下来就要做一个黑户口，一想到这我心里就很难受，但是对于计生办的人员来说，平民的死活根本就不关他们的事，只要有钱收管你的死活，只要他们的手上还拿着不让你上户口这张王牌就可以让我们痛苦不堪，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我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允许生第二胎还要规定什么间隔年限，这不是多余吗？这不是留个空子让计生人员贪污腐败吗？为什么广东省可以取消这个年限间隔，其他省份就不可以呢？我真的太累了，我的孩子马上就要生了，我知道计生办人员马上就要找上门来要钱了，他们就是在等这个机会了。      之所以会给杨先生你写这封信，是因为希望能通过你让更多受计生毒害的人能够一起来呼吁，期待国家能早点取消这泯灭人权的政策，当初规定是执行30年的，可是30年过去了还不取消，希望高层能够有大的决心不再受既得利益集团的绑架，真心希望十八大之后能有改变。 网友“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