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半个世纪以来，大饥荒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它不时激起激烈辩论，折射出不同群体对现实的不同态度。 　　 　　近来，中国大饥荒重又成为争论的话题。一年多前，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孙经先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马列所主办的学术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称，“那种认为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 　　 　　相关文章 　　记录大饥荒人相食的惨剧 　　大跃进的遗产 　　麦克法考尔：毛泽东的遗产 　　这篇长14页的论文通过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作者的数学演算，指出，造成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而是在1960-1964年期间，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漏报了户籍造成的。 　　 　　此后，他又陆续写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等数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广为传播，受到中国左派人士的热烈赞扬，并主张参评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奖。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他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于2009年5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中提出，1958年到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此书至今在中国内地仍属禁书，但经过互联网等途径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大部分反响都很积极，当然也不乏批评之声，但据杨继绳称，“几乎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谩骂”；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认为“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因此“有责任回答”。 　　 　　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走访，杨继绳写成《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在文章中，杨继绳指出，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并不可靠，因此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 　　 　　孙经先依靠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据杨继绳在文中介绍，这一官方数据是中国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四处当事人至今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当年户籍处处长，今年86岁，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今年82岁，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60年代在四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 　　 　　杨继绳曾就大饥荒死亡人数问题采访过他们。张庆五回答说：“我们户籍处没有统计，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也没有上报。我个人估计2000多万吧。”王维志的计算结果为：1959年-1961年三年里，非正常死亡大约3500万人。 　　 　　2012年5月11日上午，杨继绳再次采访张庆五。为什么人口数据中总人口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不一致？张庆五回答：“笼统地说，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当时，中国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数字。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一个人死了，如果上报了，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难免会影响仕途。对省级和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在人口统计中，有一些外人无法得知的操作技巧，如1964年在总人口中消除了800万。据王维志透露：“当年死亡不报，并不是下一年补报，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时候就一次性注销。……人口普查时会消除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 　　 　　孙经先称其结论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的”，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对此常识，杨继绳与孙经先没有分歧。但是，对于孙所宣称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杨认为，这一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杨继绳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 　　 　　孙经先在他的文章中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杨继绳就此反驳：这些人吃什么？但孙经先的文章并未回答这个问题。 　　 　　杨继绳先生的这篇回应文章长达万字，且同样包含许多数据和数学公式。杨继绳说，专业的批评需要专业的回应。 　　 　　经杨继绳先生授权，纽约时报中文网独家刊登这篇回应文章。阅读全文请点击这里。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9/17/cc17yangpreface/cc17yangpreface.pdf 　　 　　 　　 　　 　　 　　 —白衬衫 　　 　　

    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的新著《墓碑》于09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这是一部长篇调查报告，约一百万字，详细记述了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的史实。      对于这场大饥荒，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刘少奇又对毛泽东说：“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但大饥荒过去四十多年了，中国还没有这样一本书出来。这一段历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杨继绳义不容辞肩此重任，决意将这一旷世历史灾难写下来，以警后世。为写此书，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大小官员、饥荒的幸存者、及见证人。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文件、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料等。经十多年辛劳，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终于写成了这部巨著，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必须指出，在这场大饥荒中，大量的死亡发生在农村。中国的城乡双轨制下，当时占百分十几的城市人口仍能得到有限的粮油供应，城市饿死人不多。故话语资源稀缺而苦难深沉的农民往往被时代所忽略。杨继绳出身农村，父亲也死于这场饥荒，有切肤之痛，由他完成此一历史使命实在也是某种必然。      先前读到过香港作家倪匡对此书的介绍，他希望更多的人们能读这部书，以了解历史真相。但又劝谕人们不要轻易去读此书，因怕一般读者在心理上难于承受。虽然有倪匡“预警”，当我真正读到此书时，还是难于承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      饥饿而死是一种漫长的痛苦过程，它对人的肉体、心灵是极其残忍的折磨，摧毁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伦、良知和尊严，然后才是生命的死亡。      老实说，在看到此书之前，我对当年大饥荒的认知还是相当有限的。尤其对饥民相食的事，以为是极其个别的现象。但此书记述的大量事实，说明当年吃人的事件相当多。作者引述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话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作者采访纪录的此类事件，资料详实，证据充分，时间、地点、当事人姓名一应俱全。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当然，因为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悲剧性、严肃性，作者只能以极其严谨的笔法，作冷静客观的记述，文字辞藻尽可能朴实简洁。故不能写得文彩飞扬，是写史的另一笔法。      作者在上篇着重介绍了全国大饥荒中其中十二个省的情况，是为详写。这十二个省是他一一实地考察过，并详细阅读过档案资料的，写得相当具体。对他没有实地考察的其他省份，则根据通过各种渠道查阅的资料，在书中作了介绍。对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实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真实可信，无可质疑。      作者在前言中说，书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那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他说，我立的这块碑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让世世代代记住这场灾难，永远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二      这场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于主要当事人已离世，原始统计资料已销毁，应该说难于得出完全准确的数字。中外人口专家们计算出来的数字有所差别。作者参照了各种资料，认为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      作者曾采访了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及其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      因此，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大饥荒中与人口死亡相关的统计资料。但现在看来，就是此一份统计资料也未必完全准确。因为当时各级官员害怕承担政治责任，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      后来的人口学者、人口专家们用以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的《中国人口》丛书等。      这种计算方法涉及到统计学等多种专业，复杂而繁琐。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统计表和各类图表。一般读者要完全了解较为困难。只能看看他们的计算结果。大体上，他们是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与1959年前三年，及1961年后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作比照。因为死亡率包括自然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所以要从中相对科学的计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有一定的难度，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也会出现偏差。      作者自己的计算结果，较接近中国学者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3年出版）、曹树基（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王维志（见《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情况》）的计算结果，认定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      这也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如果以一些中国官员自己作的统计，三千六百万这个数字显然是偏低的。如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说，四川省在大饥荒中饿死一千二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是约八百万人。原毛泽东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认为安徽饿死五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结果为两百六十万人。薄一波曾说山东省饿死三百万人，而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为一百八十四万人。或许这些官员们提供的数字有他们的根据，但专家们只能以手头的资料为依据，计算出比官员们所说低得多的死亡数字。尽管专家们知道这些资料并不那么准确（如上所述，地方官员们怕承担政治责任，往往隐瞒或少报死亡人口）。      这些数字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专家学者统计出来的。一直以来许多人总是有个误会，以为60年代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都是“西方敌对势力”或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      三千六百万个生命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几年前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是1945年美国投放到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口的四百五十倍；或相当于日本在中国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人口的一百二十倍。这个数字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一千多万），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约四千多万）。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近代史上记载的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死亡人数为一千万人，已经是历史最高纪录。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写道：（中国60年代）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纪录以来最大的一次饥馑。     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三年间全国减少生育的三、四千万人口。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堆数字。我知道有许多人对这样的数字早已无动于衷。然而这堆数字背后是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多少个人及家庭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多少千万堆的森森白骨。      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八万多人罹难。中华举国悲痛，全民哀悼。但有几人记起大饥荒死去的三千六百万生命？有多少人为他们恸哭流泪？      三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得到的资讯都认为，这场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加上当时的“苏修”逼债。连《墓碑》作者本人对此也曾经深信不疑。      但作者后来经深入调查研究，查看了这些年间的大量原始资料，发现以上这些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先看看所谓的自然灾害。作者曾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经他们帮助，找到了许多相关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有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年），及金辉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      高素华的这本图集是中国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分布在全国350个气象点站资料作出的分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1958年至1961年间的详细气象资料。      而金辉先生提供的资料图表，是国内许多著名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详细纪录了1895年以来80年间全国各地的旱涝情况。      作者在《墓碑》一书中大量列举了这些资料。同样，这都是些相当复杂繁琐的图表、数字和专业用语。而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1958年――1962年间根本没有出现特别的灾害性天气。如果与别的年份作比较的话，这几年堪称是风调雨顺。      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象条件复杂，每一年中，总会有某些区域出现程度不同自然灾害。可以说是无一年无之。而在资料中显示，以大饥荒三年间所遇自然灾害作比照，则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等等年间的受灾面积都超过这三年。      再说，在通常情况下，即使局部地方出现灾害粮食歉收，以中国地方之大，一般都能自行调适，以丰补歉。中国有俗语说是“湖广熟，天下足”。又说是“四川熟，天下足”。可见这种调适余地是很大的。历史上，除非出现特别严重、遍及全国而又持续时间特别长的自然灾害，否则都不会大量饿死人。      再看看所谓“苏修”逼债的情况。作者对此查阅了大量相关文件，证明根本没有苏联逼债的纪录。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沈志华也在其著作中指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记载苏联曾经向中国逼债（见《援助与控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      中苏间的关系是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逐步恶化的。一直到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才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陆续撤走他们的专家。      而苏联撕毁的这些专家合同与科技合同，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更主要的是，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大量的民众已经饿死。将大饥荒的责任推给苏联逼债，毫无事实根据。      相反，沈志华教授还在资料中发现，苏联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主动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食糖。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总额为66亿旧卢布（折为14亿新卢布），中国是在1964年自己主动提前一年还清的。提前还清是我们为了面子，并非是由于苏联的压力。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还拿出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别的“兄弟友好”国家。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宣布：在困难时期，我们不仅基本还清了外债，“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外援机构，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      事情非常清楚，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逼债，而是人祸。是中国政府1957年以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人民意志的错误方针政策（包括对农民超限度的强征粮食），造成了这场大劫难。      不幸的是，在赳偏救灾的过程中，又一错再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没有及时扭转错误路线，饥荒遂继续恶化。而在全国实行的专制统治也阻断了民间自救之路，各地基层干部派民兵持枪拦截饥民逃荒要饭，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也加剧了死亡。      当时执行的封闭政策，更对外部世界封锁消息，拒绝国际社会救灾。可以想象，如果能象现在的北朝鲜那样接受国际救援，情况将会缓解很多。      对这场人祸，刘少奇在1962年毛泽东中央七千人会议上，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被迫在会议上勉强做了检讨。刘少奇处在当时的位置上，不能不顾及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毛泽东的面子，他说这句话显然是有所保留，打了折扣的。实际情况全是人祸。      但刘少奇因为这句话，得罪了毛泽东，惹下了大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惨遭整死。至少，这是个关键的起因。据毛泽东在文革中透露，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也就在此时开始，毛泽东决定除掉刘少奇。     据许多专家考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因之一。      四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足可以“天翻地覆”来形容。不管存在多少社会问题，不管贫富如何悬殊，社会已经进步，物质生活水平更是大大提高了。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无论人们拥有多或寡的财富，肚子已可以吃饱了。在城市，已出现肥胖问题。有的农村也出现卖粮难现象。      同是这片天，同是这片地。而现在的耕地面积已比60年代减少很多，人口却增加了近一倍。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松开农民的手脚！      这就从反向证实了四十多年前那一场饥荒悲剧，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不折不扣的人祸。      历史事实证明，以中国土地的肥沃，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以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只要有十把年休生养息，没有横征暴敛，没有战争，没有特别超常的自然灾害，不管谁当皇帝，神州就会富足，人民就有温饱。      就是在生产关系并不先进、生产技术落后的封建时代，中国也出现过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一个个“盛世”。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的贞观之治，史载长安斗米三文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的物质条件，让任何一个古今中外强国都自愧不如。     中国走到了今天，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作者并非只是为写史而写史。      《墓碑》一书以相当的篇幅对这场大饥荒作了深刻客观分析。对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历史背景作透视扫瞄。并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场历史， 指出其起因、过程、及结果的必然联系，对历史人物该褒的褒，该贬的贬。并以强有力的证据印证了产生这种悲剧的根源是极权政制。这其实也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      当然，极权体制确也能创造许多奇迹，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繁荣和五光十色。但由于缺乏起码的监督与制约，极权体制更大的可能是出现失误，且往往是重大的致命失误。而一旦出现失误，又因机制的缺失很难得到纠正。60年代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都是此种极权的产物。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考证，世界饥馑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民主、自由、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如此重大的饥荒。包括人口众多的印度在内（《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三千六百万条人命，天大的罪孽。如何清算？历史有时很无奈。一经岁月淘洗，再大的恩恩怨怨也随风而逝。岳飞的《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名句。但后来连南宋王朝都灭亡了，靖康耻如何雪？臣子恨如何灭？清兵入关后，杀人如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血海深仇。但两百多年后，满人汉化，八旗子弟成为街坊，这些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大饥荒的当事人、主要责任者都已离世。如今的领导人也都是当年饥荒的受害者。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城市人口，有低定量的粮食供应，不至饿毙。他们都不是这场大灾难的直接责任人。      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使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循环往复。而现代文明社会已为人们提供了和平理性的发展路径。作者明确地意识到，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实现政治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记住历史，记住这场灾难，给一个说法，吸取教训，则是必须的。      作者在前言的最后写道：在极权制度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注：本文为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一书前言。作者曾长期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副社长。他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记者良知，数易其稿，终于写成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大跃进饥荒这段惨绝人寰的痛史，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说明，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和平发展年代里所发生的惨剧。作者还深刻地指出，这个中国当代史上的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也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本书篇幅宏大，材料丰富，许多史料乃为首次披露，内容震撼，触目惊心，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感。现在还活着的五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应还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亦是为那千万受难者所立下的纪念墓碑。作者说：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出版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阵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囔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冲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 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1950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①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颗原子弹中较大的一颗。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②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③。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④。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⑤” 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⑥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等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⑦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1955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1956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1956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 恩 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 恩 来差一点丢了官。1958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1958年底到1959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1958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 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⑧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１1958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1958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 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 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1958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注释 1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 3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427页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 5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6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7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69期). 8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杨继绳，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原文为《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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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徐文致 ：既然林社长编辑过毛选，那么贴出毛自己说河南信阳饿死人文字记录 @吴铭 ：201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第563页称：“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请注意，这是一年的净减少人数。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版。 @章立凡 ：【中国第一座大饥荒纪念碑】2004年，中国河南省光山县十里乡高店大队吴围子村农民吴永宽，自筹资金，为本村在大饥荒中饿亡的74位村人修建了两座纪念碑，以慰饿魂，以昭后人。 @包正忠 ： @林治波 先生，我知道你不赞成公开公职人员财产状况，我听说你有一辆卡宴，挂人民日报的牌照，我还听说你爱人开过一个饭店，有地县出于宣传需要找你时，你大手一挥说，吃个饭呗，然后就去了，我还听说你爱养狗，办公室里都养过一个大狗，估计是有人污蔑你，你辟个谣呗。 @醒来的大鸦 ： @林治波 声明摘要：①卡宴是老的，老婆是新的。②饭店来钱不快，另路勤劳致富。③小人坦荡荡，苍蝇不怕脏。④饥荒饿不死，我有观音土。⑤我是鸭子嘴，死硬咬不放。⑥今夜我很忙，等下吃胶囊 @吉四六 ：有卡宴和饭店的人在拥护毛的打土豪分田地，多搞笑的一件事情 肉唐僧 ： @林治波 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的大讨论，真是功德无量。我一直认为，告诉49以后的历史，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启蒙，也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功德，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 @北京朱维民 :为了奖赏他敢于大声说谎，今天的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发表林的文章，为他压惊。 【2】我远远看到有一群人在林昭墓前矗立 @独立纪录片人胡杰 ： 昨天，4月29日，是林昭的祭日，我去了灵岩山祭拜。我远远看到有一群人在林昭墓前矗立。有朗诵诗歌的声音。我停在石级下，静静听着一行一行的诗句。有一个人读着读着泣不成声，另一个人接过诗稿又在继续朗读。我把我的影片献到了林昭和她父母的墓前。 【3】90后衡水市政协委员 @王小塞 ： 继郭美美后，微博将爆红【多雪松】，此人微博名 @多一- ，30万的屌鼻子，炫醉驾，晒宾利，微博追明星熊乃瑾，泛华多氏钢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多氏企业董事，90后衡水市政协委员，这些都不足为奇，刚刚被某深喉挖出——此人是央视曝光的毒胶囊之一河北衡水“学洋明胶”的实际控股人，难怪如此嘴脸。 【4】他可能得到了其中一名同情其处境的狱卒的帮助 @变态辣椒 ：有关安迪逃离监狱的很多细节仍不清楚，但支持者们说，他可能得到了其中一名同情其处境的狱卒的帮助。他们还说，在安迪逃跑的前一天晚上，他可以通过手机跟支持者们讨论他的计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细节，因为那些看守们一直在努力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 美国专门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9日凌晨突然访问北京。坎贝尔在凌晨二点过后乘坐美国大使馆专车抵达入住的酒店，他没有回答为何会突然访华。 FedEx 使命必达 【5】英媒：中国向南苏丹提供80亿美元发展基金 @禾XX皆 ：【英媒：中国向南苏丹提供80亿美元发展基金】中国已经成了世界最大凯子，谁都可以来敲竹杠。立国还不到一年的南苏丹，总统第一次来华求援就拿到80亿美元(约合500亿人民币)。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钱给不给，根本不用国会批准通过，好比物业可以随便用你交的物业费给情人送人情。外国在UN的票比你重要。 【6】菲律宾总统：相信中国不会动武 阿基诺29日表示，因为使用军事力量“不会让任何一方受益”。他声称菲律宾在黄岩岛的行动目的是让紧张局势“降级”，他已下令菲律宾军方“不要让这个问题升级”。菲总统发言人陈显达称，菲当局正在收集中国“欺负”菲律宾的相关“证据”。 【7】南京蛤蟆上街引担忧，地震局称正常 @土生阿耿 ：【通报批评（165）】南京蛤蟆上街引担忧，地震局称正常。土生阿耿认为，成千上万只小蛤蟆集体出行，不仅惊吓市民，而且惊动地震局解释、辟谣，徒增行政成本，现通报批评。望各有关蛤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及时进行生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一蛤两栖”制向“一蛤一栖”制过渡，只宅水中，禁止逛街。 【8】翻新水洗土豆 大多有相同“面貌”：外表光滑，几乎没有泥土或有少量泥土，储存时间短，易腐烂。商贩将老土豆用水洗翻新，装包，洒土，这样包装好的土豆就像刚从地里刨出来一样。专家观点：吃翻新土豆易中毒。 老土豆(左)、水洗土豆(中)、新土豆(右)。 【9】央视主持人书画展开幕 赵普络腮胡亮相 【10】求职男饿晕街头 江西南昌，一名外地求职男，跌跌撞撞摇摇晃晃，一头栽倒在地。原来是活活饿昏了。路人紧急救助，买来吃的，求职男吃了东西，爬起来道谢离去……求职男，求职难。难就在难在企业太悲惨，大家都考公务员。可是企业才是创造财富，消化劳动力的正常通道。政府如果只收税，不松绑，大家都难熬。（ @雾满拦江 ） 【11】游客朝大象扔石头 大象回扔砸伤一人 4月29日，武汉动物园发生一起意外。一名游客扔石头逗弄大象，大象随即捡起石头回敬，将另一名游客砸伤。据悉，这是大象第二次抛物伤人，园方在大象馆外安装了一道3米高的防护网，并挂上警示牌提醒游客不要乱扔食物和石块，但仍有游客向大象乱仍食物等。 【12】南宁“万人比基尼狂欢节” 4月28日，广西南宁第二届“万人比基尼狂欢节”拉开帷幕。当天，众多国内外美女清凉上阵，引得众多游客惊叫连连。 【13】有时候，事情并不像你表面所看到的那样 【14】青岛早报你太牛X了！！！！！厉害！！！！第二张图见真相。。（ @Tsingki ） 【15】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逝世50周年之际，新书《玛丽莲》公布了两张罕见梦露写真。镜头前的梦露穿一身粉红色纱质礼服，金发红唇、眼神迷离。摄影师菲利普·哈瑟曼（Philippe Halsman）拍摄于1952年。 【16】台湾一中学强令700名女生脱外衣检查内衣颜色 台北市私立静修女中学在早会期间不顾现场有男教官、男老师，要求700多名女学生当场脱掉校服背心检查内衣颜色。校方称，学校制服衬衫是白色的，会不定期抽查，如果内搭黑内衣 ，恐怕“有碍观瞻”，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 【17】生活模仿艺术：古巴演员叛逃美国 @变态辣椒 ：他们参演的电影《一夜》讲述三名古巴少年少女试图乘木筏逃离家乡，前往迈阿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在影片中扮演兄妹，但兄妹俩在凶险的旅程中只有一人幸存下来。影片的成功及各项海外首映式的邀请，促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作出了离开古巴的决定。 @老榕 : 补充：迈阿米移民局律师代表两名演员告诉Reuters，基于“他们返回古巴可能受到迫害”，他准备材料为他们提请政治避难。 【18】波兰男子有新欢后提分手被牙医女友拔掉满口牙 马雷克·奥尔谢夫斯基现年45岁，另结新女友，向34岁的牙科医生安娜·马科维亚克提出分手。马科维亚克给前男友施用大剂量麻醉药，拔掉他的全部牙齿。奥尔谢夫斯基新女友和他分手，因为不能找个没有牙的男朋友。马科维亚克可能面临3年监禁。 【19】新引擎开创民用航天未来？4小时抵达世界任何角落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反作用发动机公司正测试通天塔航天飞行器的引擎，确保其完美无瑕，以便在法恩伯勒航展有上佳表现，为最后设计阶段募集2.5亿英镑资金。通天塔航天飞行器可在地面以上29公里飞行，速度是音速5倍，4个小时内可抵达世界任何角落。 【20】20%的司机愿意花3千美元买自动驾驶功能 谷歌自动驾驶的汽车实现投入生产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然而研究调查表明，一些美国司机已准备好购买该技术。20%的汽车用户表示：很有可能甚至绝对会为自己的下一部汽车花3千美元购买该自动驾驶功能 【21】南非林波波省的草原度假区旅游项目：牵狮子尾巴散步 【22】血染茅台 @北马南山 ：三年（59—61年）大饥荒时期，茅台酒合计产量2079吨，出口139.86吨，1939吨中国自饮。三年实际用粮合计1.13万吨。贵州从全省调集原粮支援，被紧急调粮的思南县三年减少5.1万人，湄潭县死亡12.2万人，铜梓县减少41734人，习水县减少42624人，毕节县减少人口53990人 毛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1959年，周林指示:“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23】《墓碑》：饿死3600万人是什么概念 @福布斯中文网 ：【假日读书：杨继绳《墓碑》】这部记录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作品，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自己作品，“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他尽力走遍全国档案馆，访查资料。试图还原“三年饥荒”这场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曹思源 ：“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 http://t.cn/zOYp5ZM 【杨继绳：饿死3600万人是什么概念】这数字相当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人的450倍···相当于76年唐山大地震的150倍···1战死亡1000多万,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以上.大饥荒惨烈程度远远超过2战.2战死亡4000万到5000万.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24】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199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25】因为这践踏了人类基本良知和道德底线 @历史的谎言 ：1944年，战场濒临崩溃的纳粹德国加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一次，一个小女孩即将被推进坑里活埋，她抬起头，对拿着铁锹的纳粹士兵说：叔叔，请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这样我妈妈就容易找到我了。二战后很多知名人士因否认大屠杀而获刑，因为这践踏了人类基本良知和道德底线。 【26】不彻底反思文革、不彻底否定文革，这样的人不会绝种的 连岳 : 没有法治，不反省历史，薄这样的人迟早成功，路线图很简单：大幅举债，通过大工程和发钱取悦在地民众，同时养肥自己的家庭企业；控制舆论与司法污名化一切反对者与受害者；收买部分网媒、全国性媒体及知识分子（因左受保护，不会被打压）造势以逼宫和大规模洗脑。这次没有王这一意外，薄会成功。 之所以薄XL敢重回文革，之所以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敢否认大饥荒饿死人，根子在于这个体制总想留着民粹和毛左以资利用，无勇气正视历史，也无智慧将彻底否定文革落实。 【27】修鞋者说 @于建嵘 ：修鞋者说：老弟，不要对你的新鞋就坏了有意见。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有本事，只能穿一百多元一双的国产皮鞋。现在这个中国哪有什么真的东西呢？当官的骗老百姓，有钱的骗穷人，穷人互相骗。骗得鞋子不能穿，牛奶不能喝，食品不能吃。你看这满街的治不育不孕的广告就知道，中国人真的到了断子绝孙的时候了 【28】我不是为那头猪 @雾满拦江 ：林昭在日记里讲过一个故事：林肯有天回家，途中见到一头公猪，陷进泥沼中。林肯有心去救，可是怕弄脏自己的新衣服，就匆忙走了。可是他的耳边，始终回想着公猪的惨叫，最终林肯又回来了，弄脏了自己，把公猪救出。人们嘲笑林肯，可是他说：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 【29】会说话的眼睛，来自俄罗斯摄影师Сотсков Николай （ @视觉志 ） 【30】每一个年轻人都以为可以永远活着。 ——海明威 http://t.cn/zOlTkKG  ( @喷嚏意图 ) 现在每天身上流的汗，完全就是当年填志愿时脑袋里进的水~~~~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1061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