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译者 炫耀至极 IF NOBODY else, at least Kim Jong Il, North Korea’s leader, appears to have found something to fillhis belly with during the annual Chuseok harvest festival in North Koreathis week. “His face beaming with a smile,” as his propaganda machine put it,he dropped into a shop in Pyongyangselling pancakes stuffed with meat.         如果朝鲜的民众在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没有什么东西吃的话，至少他们的领袖金正日还是有东西吃的。早些时候，金正日顺道光顾了平壤一家经营肉煎饼的商店，“他的脸上堆满了笑，”他的宣传部门这样描述他吃煎饼的表情。    Outside the capital there are few such treats. Much of the rest ofthe country is suffering a severe food shortage, say aid agencies. On September9th the UN’s World Food Programme released video images from a trip to theNorth Korean countryside showing listless orphans, their growth stunted bymalnourishment.

　　“文革”时期，海外的许多知识分子，或许是雾里看花的原因，有许多人都对“文革”抱着赞赏的态度，不论是科学家杨振宁还是历史学家何炳棣，都曾有这般迷思。后来有两本书对海外人士理解“文革”比较有帮助，一本是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另一本则是郑念写的纪实小说《上海生死劫》。这两本书在海外的影响可谓无远弗届，许多人就是从这两本书中认识到了当时极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状态。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而遭非难，致其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及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到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自由与平等的消逝 　　说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论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统治下的民众，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宪法。而那个时代恰恰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 　　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 　　“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 　　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 　　一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儿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而唯有根正苗红的贫苦大众才可以拥有这种权利。书中写道： 　　女儿曼萍，是个可爱聪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后成长的，因此她并不意识到，一个像她这样教养极好且出身于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这个提倡平等的社会恰恰就是她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与他人一视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个童年时代，就常因为家庭出身而遇到种种麻烦。比如她想进一个质量高一点的中学，那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就必须在八十分以上，而工农出身的学生，六十分就可入学了。……以后，她屡遭这种区别对待。每每这时，她总是自感负罪，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极权统治与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这样人人都成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不敢说真心话。对于天高皇帝远的暴君专制而言，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统治更加令人恐怖，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松的时刻，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说中，郑念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画像，因此当人们在商业区行走时，似乎有成百双毛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这一“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描述不仅让人再次想到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好：“文学比历史更加真实。”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状态下，监视与告密也就层出不穷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论与郑念同在监狱的狱友，还是她出狱时来跟她学英语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邻居与保姆，都在时刻监视着她，并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种隐私自由为零的状态很容易使人崩溃，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这种不论在狱中还是在家中都遭受严密监视的状态，迫使郑念做出了离开中国的最终决定。她回忆道：“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应该说郑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黄苗子与聂绀弩、冯亦代与章伯钧、英若诚的经历等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一幕。许多知识分子在平反之后都写了控诉那个时代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但仅仅有控诉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反思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罪恶。 　　或许郑念是基督徒的缘故，郑念在小说中不仅有控诉，更有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了郑念对幽暗人性的深刻认识，她曾写道： 　　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轻，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这里，郑念反求诸己，表达了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观点。或许在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导致了集体灾难的降临。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或许这种每个人所有的“平庸的恶”才是极权主义起源的人性基础。郑念的这本书也为此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后悔与无悔 　　1949之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文革”劫难之后，大多会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设。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陆，那自己的人生又会怎么样呢?多数知识分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把自己的行为跟爱国联系在一起，并对自己在1949年的选择表示不后悔。 　　与这些知识分子不同，郑念是明确表示自己后悔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郑念有些像陈寅恪，陈寅恪就曾在诗中对自己的选择流露出后悔之意。得知女儿曼萍的死讯，郑念曾自责道：“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郑念还写到在大学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妇。“文革”后，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诉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 　　郑念及其朋友对自己选择所表达的后悔，表现了她的诚实。许多知识分子用爱国的言辞来表示自己的不后悔，难道离开的人就不爱国吗?书中曾写到她其离开祖国时的感受：“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在此书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对中国的种种关注。这一切无不体现郑念的爱国精神。 　　或许他们对于爱国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陈寅恪、郑念看来，爱国的前提应该是国家爱护我们。一个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么能激发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呢?对于这样没有人权的地方，最好的选择恰如《诗经》所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园”。  

每一个现代极权国家都有地标性的建筑：一是一个统帅一切，冷酷铁血，权倾天下的伟大领袖，如纳粹德国的希特勒，苏俄的列宁，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朝鲜的金氏父子，古巴的卡斯特罗，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另一个就是宣传部，这个机构苏俄有，纳粹有，中国有，朝鲜有，伊拉克也有。由于现代极权制度的衰落，目前仍保有宣传部的只有四个国家：即：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其他则随着极权制度的崩溃，一同覆灭了。 纳粹宣传部与中宣部都是极权制度最重要的两个经典机构，对比它们的异同，颇有意义。 20 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两大极权毒瘤，一是极右翼的纳粹，一是极左翼的苏俄，极右翼的纳粹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极左翼的苏俄，则活了 70 余年，也彻底垮台。这两大极权集团，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最少 2 亿人死在它们的魔爪下。其余孽至今仍在祸害着人类。 纳粹宣传部活跃在极权主义最鼎盛时期，它的主要特征：一，散布谎言、愚弄人民、二、控制封锁言论、三、美化魁首；四、强行灌输；五、整肃手段异常残酷；六、给隐瞒事实真相贴上维护国家利益的标签。 纳粹宣传部有一种霸气，有一种为了夺权，巩固政权不择手段的痞子气，有一种蔑视乌合之众，利用乌合之众的卑劣心理，甚至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这和中共红军时期，直至文革时期有很多相同之处。看看希特勒戈培尔的名言，虽然令人不齿，毕竟还算坦然。 希特勒名言 每一种宣传都必须满足的首要条件，就是有计划的片面态度。……宣传决不能对真相进行客观调查……宣传只能陈述事实中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对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支配思想和行为的是情绪，而不是清醒的理智。 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我们在俄国人身上就看到这一点。 战胜理智的最轻松的手段是恐怖和武力。 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 弥天大谎比微不足道的假话更容易让广大群众上当。 少了扩音器，我们就无法征服德国了。 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 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 士兵不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 民众是盲目和愚蠢的。 只有那些疯狂的大众才是驯服的。 大众就像是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 想法和大家不同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 给小人物的灵魂烙上自豪的信念，他便会自以为是巨龙的一部分。 戈培尔名言 ：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 在我们纲领中的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捉鸟的笼子。 选民的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要对第四种武器致敬，这第四种武器就是宣传。 1936 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宣传“宣传”的大幅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 今日的中宣部再也没有戈培尔，毛泽东时代的那种霸气，才气了，蛮横之气，暴戾之气，无赖之气，阴鸷之气，鬼魅之气明显增多。焦国标写了《讨伐中宣部》，列举了中宣部 14 条罪状，但笔下留情之处甚多，并未将这个极权毒瘤淋漓尽致地全面展现。 中宣部是什么？是谎言的制造厂。明明没有飞夺泸定桥，硬是编得煞有其事，还拍成电影，欺蒙一代代人。明明是逃命，硬说成北上抗日，而且来到抗日“前线”延安。明明是假抗战，真打抗日“顽固派”，硬把抗战胜利的成果归功于自己的领导。赵高只是指鹿为马，有实物；而中宣部竟可以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撒下弥天大谎。 中宣部是什么？是真相的灭迹灵。瑞金时期打 AB 团，残杀十万自己人，真相几近灭绝；给王明下毒的是谁？暗杀刘志丹的是谁？ 57 年打了多少右派？ 59-61 年饿死了多少人？ 70 年云南海通 7.7 级地震， 75 年河南板桥水库垮坝， 24 万人死亡，为什么要隐瞒 30 年？还有多少真相被掩盖？还有多少真相永无出头之日？ 中宣部是什么？是天桥的滚刀肉。那一道道禁令，一个个不许，其蛮横，其霸道，其不讲理，当今社会鲜有其匹，只有骨子里流氓透了的泼皮才有此行径。 中宣部是什么？是鬼鬼祟祟的魑魅魍魉。它那些禁令，那些不许，从不敢公之于众，只是通过电话下达，而且不许记录，不许录音，像个幽灵似地，从不露真容，从不露踪迹。 中宣部是什么？是干脏活的恶犬。那些最卑鄙，最下作，最令人不齿的勾当都由它承担。比如，封杀河南艾滋病蔓延的消息；封杀萨斯流行的真相；封杀三鹿毒奶粉的报道 …… 这些毫无人性的做法，人神共愤，丧尽天良。 中宣部是什么？是灵魂的刽子手。它戕害了多少正直的灵魂？践踏了多少美好的灵魂？它强奸了多少灵魂？它阉割了多少灵魂？它扭曲了多少灵魂？它使多少灵魂堕落？它使多少灵魂下贱？它收编了多少卑鄙的灵魂？它网罗了多少丑恶的灵魂？ 中宣部是什么？是贪官酷吏的保护伞。多少贪官酷吏在它的卵翼下，逃脱制裁，更加肆无忌惮。 中宣部是什么？是民族脊梁的摧残者。只要是正义之士，都是它打压的对象，只要有良知，它就不能容忍。它关押了大量的中国的脊梁，比如刘晓波，高智晟，艾未未，刘贤斌 …. 它让良知，正义在中国缺席，什么美好它就消灭什么，什么邪恶它就包庇什么，纵容什么。 中宣部是什么？是中华躯体上的毒瘤，历 2000 年之久而成。秦始皇焚书坑儒产的卵，每代专制王朝都给它输送毒汁，明清开始发育膨胀，十月革命给它授了精，如今长成称雄全球的巨无霸。每日喷着毒汁，发着毒气，就跟柳宗元笔下永州的那种异蛇一样，毒焰熏天，触草木，草木尽死，咬了谁，没治。这样的毒瘤只有切除一法，然后在它影响过的地方，喷洒巨量灭害灵。 中宣部是现代极权制度烂熟的象征。它继承了极权制度兴起时的霸道，蛮横，无耻，又经过中国文化大酱缸的浸泡，厚黑，卑劣，阴鸷，毒辣，几乎无敌于天下。不过，现代极权制度已经开始腐烂了，它身上寄生的一切都要随着它一同溃烂，毁灭。 中宣部是中国人养育出来的，中宣部的罪恶每个中国成年人都难逃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