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杨恒均 | 穿越时空:我见到的未来中国

对话柏拉图:第四幕(剧终)   [画外音:老杨头,起床了,五分钟后,我们要出发 , 回到四千年前的米诺斯文明……]   米诺斯文明据说是欧洲有遗迹可查的最早文明,被公认为欧洲文明的源头,这里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游客前来朝拜。老杨头却始终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昨天晚上,与那个自称柏拉图的对话,让他心神不宁。   那个已经死去了两千多年、顽固反对民主的幽灵当然无法从根本上撼动老杨头的信仰。从米诺斯文明遗迹回来后,他早早爬上床,希望入睡后能够再见到柏拉图,他还有很多问题要和这个幽灵探讨。明天他就要回中国了。   可是,他无法入睡,竟然一夜未眠。柏拉图自然没有出现。第二天傍晚,他所在的古希腊文化与文明深度之旅启程前往国际机场,踏上归程……   飞机起飞的时候,老杨头向窗外瞥了一眼,不无遗憾地叨念了一句“再见,柏拉图”,随即一股倦意袭来,眼皮随着颠簸的飞机打起架来……等到眼皮刚刚合拢,旁边的旅客用胳膊肘撞了他一下,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老杨头终于被弄醒,很不耐烦地瞪向邻座——却意外地发现,那个大胡子的柏拉图就坐在他的邻座,而更让他惊讶的是,诺大的飞机空空荡荡,只有他们两人……   老杨头 :啊,这个情景我见过,在一个好莱坞电影里,一位乘客一觉醒来,发现整个飞机上只有他一人,而飞机却依然在黑沉沉的天空中穿行……   柏拉图: (笑呵呵地)那他一定是做梦了吧?   老杨头 :(有些感动地)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谢谢你来送我。   柏拉图 :(有些责怪地)我也以为见不到你了,哎,都怪你,你一晚上辗转反侧,不肯入睡,保持清醒,我如何来见你?   老杨头 :(开心地)莫非只有在我不清醒的时候,你才能乘虚而入?   柏拉图 :(笑而不语)……   老杨头 :我一夜未眠不说,今天在参观欧洲文明源头的时候,也一直在思考我们前两天的对话,我有很多话要说,有问题要问……   柏拉图 :我当然知道你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我得在飞机飞出雅典前消失,所以,你只能选最重要的问题。   老杨头 :啊,这个啊,我那些问题都很重要,但都不值得占用你我之间的最后半小时,(想了一会后)好,我只问最重要的问题,但你要保证满足我。   柏拉图 :我会尽量做到。   老杨头 :你真是柏拉图吗?如果是,你是怎么回到现在的?   柏拉图 :我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我是柏拉图,又不是,因为柏拉图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但柏拉图的精神目前正在你眼前,左右你的思想,你能够看到,能够感觉到,你说我是不是柏拉图?   老杨头 :嗯,你应该是的。没有人能够像你这样,给我如此大的冲击与反思。我想起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说的: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斯是开放社会即自由民主社会的首要敌人。   柏拉图 :(叹气)我至少不是你的敌人,否则,我不会冒险登上这种摇摇晃晃的飞行器,冒着再“死”一次的危险来见你。我死了,所以,能够穿越时空回到现在,坐在你旁边。这些你不要让我解释,我解释不清,它比我的哲学思想要深邃很多。向你解释超出了我的知识能力。你死一次就能豁然开朗了。   老杨头 :嗯,明白了,我还不想死,革命尚未成功啊。你既然能够回到现在,那么,我有一个请求:你一定能去到未来,对不对?那你一定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民主离中国还有多远?   柏拉图 :啊——你果然还是像你那些幼稚的年轻读者一样,问出了这个问题。我记得你在最新的博文里,曾经对那些问你这个问题的人这样回答:“不要问民主离我们还有多远,问一下自己对民主的到来做了些什么”,哈哈,我能用这个来回答你吗?   老杨头 :此一时、彼一时,他们问的是一位普通的民主小贩,而我问的是死了两千多年之后,穿越时空来到我身边的大哲柏拉图,这是两回事,你一定要帮我得到答案。   柏拉图 :即便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一旦告诉你未来是什么样的,一切都将改变。只有未知是一成不变的。   老杨头 :和我讲哲学了?我可不吃这一套,我是俗人,一个有判断力的俗人,我能看出来,你一定有办法去到未来。   柏拉图 :没错,我确实可以,但如果带着你,顶多只能十分钟。   老杨头 :太好了,十分钟已经足够了。   柏拉图 :我们需要定一个未来的时间,我带你穿越时空,到达那里,但你只能停留十分钟,而且,如果你还想返回人间,则必需紧闭双目,只能用耳朵听,用心去感受未来的十分钟。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事,否则,一切都将改变。   老杨头 :好,你带我去,快点吧,你说,选择哪年哪月与哪一天的十分钟才能帮助我对未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柏拉图 :没有时间挑三拣四,我的时间不多了,你得赶紧闭上眼,我会抱住你去到最有意义的十分钟。   老杨头 :好——   [“好”音刚落,老杨头突觉身子腾空而起,像夜莺似地在空中翱翔……不知过了多久,耳膜有些刺痛,身子在下沉……]   老杨头 :到了?   柏拉图 :到了。   老杨头 :啊,怎么会有雷鸣闪电?   柏拉图 :不是雷鸣闪电,那是雷鸣般的掌声,还有闪电般的闪光灯。   老杨头 :掌声?闪光灯?我们在哪里?   柏拉图 :天安门广场。   老杨头 :啊,今天是——   柏拉图 :你最好安静点,有人在讲话,你不想错过这十分钟的话,最好静静地听听他在讲些什么。   [画外音:……今天我站在这里,自豪地宣布,五千年的专制历史终结了,中华民族将翻开历史新的一页!今天我站在这里,带着无比崇敬与谦卑的心情,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历史!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而是以一名公仆的身份恳求你们: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与支持,建设一个国强民富的现代化中国。今天我……]   老杨头 :啊,这是谁在演讲?   柏拉图 :他是统一后的中国第一届民选总统,现在他正站在广场中央的人群中对全国发表就职演讲……   老杨头 :啊,民主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是谁?他说的话的声音怎么那么熟悉,我看一下他是谁,好吗?就用眼角看一眼。   柏拉图 :(冷冷地)除非你想永远留在我那冰冷的世界里,再也回不到那个有专制与民主的地球,否则,千万别睁开眼睛,用耳朵听,用心看吧。   老杨头 :(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我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的,是的,我知道这一天会到来的,我从来没有动摇过,真的……好,不看就不看,他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民选的,谁当总统,又有什么关系呢?   柏拉图 :你这样想就好,我提醒你,你只有五分钟时间了,别再浪费了。   老杨头 :好、好,别吵啊,让我仔细听听……   [画外音:(经久不息的掌声过后)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民主;有人说中国国家太大,不适合民主;有人说中国人太穷,不适合民主;有人说专制力量太强大,不可能民主……这些都不必回答了,因为你们——广西的农民、湖北的士兵、西藏的藏胞、上海的大学生、广东的小商贩等等全国各地的选民们,用手中的选票给出了答案,民主就是如此简单,如此美妙,然而,却来之不易……]   老杨头 :(激动得泪水从紧闭的双眼挤了一些,有点老泪纵横的德性)是啊,是啊,来之不易,不过,这不是来了吗?还提以前干什么?这声音是谁啊,怎么如此熟悉,难道是北京的……不对,好像有湖南口音,又像是广东的那位,啊,莫非是西藏的……到底会是谁呢?   [画外音:……在尝试了各种中国特色的道路,在民族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灾难之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终于像大多数人一样,觉悟过来……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华儿女,在关键时刻,他把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党、一己之上,他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不能像俄罗斯那样,忘记那些为了民主的到来而牺牲个人与政党利益的英雄,那意味着对民主的背叛……]   老杨头 :啊,这位共产党员是谁?我刚才没有听到名字,你能告诉我吗?   柏拉图 :你如果不赶紧闭嘴,还会错过更多的名字,你还剩下三分钟,就得回到过去和那架飞机上。   [画外音:……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些维权人士、律师、公民记者、普通教师与知识界的民主运动的推动者,他们活跃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民主的到来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今天,这其中有 28 位就站在我的身后,而其他更多的可能正忙着工作,甚至无暇收看今天的总统就职典礼,我要对他们所有的人说一声:谢谢你们。中国的幸运在于拥有你们这样一批先天下之忧而忧、敢为人先的优秀儿女……]   老杨头 :啊,这些都是应该的,不用谢的,他们如果真心希望民主到来,能够活着看到今天这个日子就是人生最大的荣耀。我真想看看那 28 位都是谁啊,可能我都认识吧,认识这样的人,是我的荣幸,啊,他们都是谁啊?   柏拉图 :还有一分四十八秒,你就啰嗦吧……   [画外音:……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专家学者都心系国家的转型与民族的前途,可有那么一批人,试图让中国的转型避开民主,为专制出谋划策,不但徒劳无益并且遗臭万年;而另外一批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则始终在促进中国向民主转型;在转型期间,每一位中国人都意识到民主是迟早要到来的,不同的是那些顽固派与利益集团一直在阻挡民主的到来,期盼民主不在他们有生之年光临中国;而另外一批仁人志士,则竭尽所能地促使民主能够在他们有生之年来到中国。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向那些投身民主转型并分秒必争做出巨大贡献与牺牲的人士致敬,他们中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些名字:老赵头、老钱头、老孙头、老李头、老杨头……]   老杨头 :啊,啊,总统提到我的名字了耶,我考,这个演说会不会像华盛顿的就职演说一样万古长青?总统提到我的名字了,原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烟消云散啊,他提到我的名字了,拉图兄,你听到没有?   柏拉图 :(叹息一声)我听到了,但你听到他还说了些什么吗?   老杨头 :哦,天啊,我又错过了最重要的?   [画外音:……他们中只有少数能够来到今天的现场,坐在大家的中间,有几位永远不能来到这个广场与我们分享这一光荣的时刻,但他们这些人对民主的追求,对未来的期盼永远激励着我们,警醒着我们……让我们时刻记住“民主小贩”老杨头曾经说过的:民主不是终结,而是开始。世界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终将被民主制度所取代,民主是所向无敌的,正因如此,民主唯一的敌人,就是民主本身,一旦我们放弃了对民主理想的不懈追求,对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民主就会变味……]   老杨头 :我没有听明白,我属于那些到不了现场的大多数?还是坐在广场中的?难道是那些永远不能再出现在广场的人?我没有听见啊,拉图兄,能不能倒带、回放?   柏拉图 :(没好气地)你以为这是看 AV 片?让你认真听,你偏要胡乱插话,老大不小了,还一把鼻涕一把泪,你就这点出息?人家提到了一下你的名字,就激动得要死要活?   老杨头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当年民主雅典的失败,反民主的斯巴达的成功让你误入历史的歧途,写下了《理想国》,堪称极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可你的理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所以,你此时无法理解我“梦想成真”的心情啊——   柏拉图 :哼,你小子就狂妄吧,你大概忘记了是谁带你来到未来的。   老杨头 :我不是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坐在广场,或者已经永远离开,我只是想知道,那一天还有多远,那时我多大了,是否还活着?   柏拉图 :(嘲讽地)如果我告诉你,不管你什么时候死,你死后三年,中国就民主了,你是否愿意为民主早点到来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或者你一定要坚持活到 80 岁、 90 岁?   老杨头 :(严重地皱眉头)嘘——小声点,让我听听——   [画外音:就职典礼开始前,他们说已经有秘书班子给我准备好了就职发言稿,他们说,以前都是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是专门的写作班子提前准备的。我说,我不是以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是那些工人、农民、学生和小摊小贩们,我是人民选出来为他们工作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所有的公务人员知道,他们为我工作,我为你们工作,从今天开始,我会对你们,说出我心里的话,而不是秘书为我草拟的演讲稿……]   老杨头 :唉呀,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了?怎么啦?   柏拉图 :结束啦,十分钟到了,你可以睁开眼睛啦。   老杨头 :啊,下雨了?   柏拉图 :没有,那是你的眼泪,我们在从希腊飞回中国广州的飞机里,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得和你说再见了。   老杨头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带我穿越时空。虽然我还不知道我们刚刚穿越到了哪一年,但我知道那一年一定存在,无人可以改变,无人可以阻挡!   柏拉图 :不知道自己的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我很佩服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拥有了知识,再结合信仰去战斗,我们就有了双重的武装。思想永远是宇宙的统治者,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虽然我是反对民主,你是追求民主的,我们却都是理想主义者,有一样的孤独,我支持你继续自己的事业与追求。前两天我使尽浑身解数都没有能够让你抛弃理想、改弦易辙,你经住了考验,克服了自己的弱点。征服自己需要很大的勇气,其胜利也是所有胜利中最光荣的胜利……   老杨头 :谢谢你的金玉良言,我会记在心里。   柏拉图 :(有些为难的样子)还有两分钟,我们就得说再见了,而且,我们今后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面,分手前,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能答应我吗?   老杨头 :这些天和您在一起,学生我受益匪浅,您有什么问题,只管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柏拉图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今年年初,你曾经在广州白云机场失去踪迹长达两天之久,引起众多网友的关心,不瞒你说,我也一度忧心如焚。后来你又出现了,说自己生病了,刚好手机也没电,当然很多人不相信,有说你确实被控制了,有说你因男女关系而出了状态,还有人说你为新书 《家国天下》 与 《黑眼睛看世界》 玩失踪,恶意炒作,当然,也有说得更邪乎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杨头 :这个……   柏拉图 :你放心,没有人比死人更会保密。   老杨头 :好,我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   [画外音突然响起:给位旅客,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收起小桌板,扶起靠背,打开遮阳板,系好安全带,飞机将在 20 分钟后降落广州白云机场……]   老杨头 :(睡眼惺忪地醒来)拉图兄,你在哪里?啊,白云机场到了……   (全剧终)   杨恒均 2011 - 8 - 11 于雅典——广州飞机上   参考阅读: 《对话柏拉图第一幕:没有反对者就没有民主 》                    《对话柏拉图第二幕:现代民主只适合高素质的人类》                   《对话柏拉图第三幕:民主不一定是个好东西》                                                     蔚蓝的爱琴海   “无友不如己者”,我很荣幸,拥有如此多亦师亦友的朋友 老杨头在欧洲文明的源头推销自己的两本书《家国天下》、《黑眼睛看世界》,很多年轻朋友不知道老杨头是干啥的,今后有人问起,就告诉他们,是一个整天推销自己的书的小商人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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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FT中文网:内在的审查

文/许知远 “如果你直接批评政府,会被关进监狱吗?”在学院的餐厅午餐时,我偶尔会被这样问道。剑桥的克莱尔堂里穿梭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人们相逢,又匆匆离去,表达着对别人短暂和浅薄的兴趣。 当坐在对面或旁边的人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时,除去感叹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就会对我的人身安全感兴趣。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形象的混合体,它是繁荣、也是禁锢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可能只有朝鲜、古巴、缅甸等为数不多的国家比它更糟糕,甚至俄罗斯都更好些。 我该怎么向这些陌生人解释呢?一切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危险,但仍旧很危险。除去那些头脑最愚钝、心肝最麻木的人,没人不知道这是个专制、腐败甚至可以说邪恶的政权。但是,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彻底的极权体制,你不必担心因私下的言论而获罪。事实上,从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到出租车司机,他们在餐桌上、闲谈时咒骂、讥讽现行体制,已经变成了一项娱乐。 你在公共空间上,很难看到、听到这种不满,到处是国家富强、和谐社会的赞歌。人们生活在一个二元世界里。这二元世界又加剧了虚伪与嘲讽的蔓延。中国似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人们都感到目前的政治体制问题重重。人们表示不满、充满讥笑,却又很少人准备真的改变它。似乎嘲讽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满足。在嘲讽中,人们自认已经改变了现实。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 犬儒主义的盛行,是因为现实的困境不能被传达到公共空间,私下的议论无法转化成公开表达的辩论,缺乏社会组织来将不满转化成正常的行动。这种公开性、组织性,正是一个专制政权最恐惧的力量,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压制它们的出现与存在。彻底的极权主义,会试图改造人的思想,甚至连私下的念头都要压制。而现在,政权给予以私下抱怨的自由,政权甚至会容纳、鼓励这蔓延的嘲讽,但千万记住,这只是私下的游戏。 但另一个同样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缺乏足够的内心力量去追求自己的主张,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主张是什么。比起外在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们缺乏对内在自由的真正渴望。自由很少被视作生活的目的所在,它似乎仅仅是一种手段。当自由只是一种手段时,它也就经常被交易。政权轻易收买了大学、媒体,让知识分子们用灵魂来交换物质生活。此刻的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这种内在价值观的坍塌,或者说我们从未建立起这种内心的价值系统。 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生活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是把被遮蔽与忽略的事实,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人。双重危机阻碍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很多议题是明确不能报道的,即使你报道了,你必然会被删除,你的个人可能也会遭遇不公对待,因为所有的媒体仍处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在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长此以往,我们的所有兴奋都将集中于说出那一句常识。 我想不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但是在所有黑暗的历史时刻、所有专制的地区,说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都需要很多人为此而做出牺牲,是一颗颗自由心灵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才让自由得以实现。这些鼓舞也经常来自另一个地区与时代。 二 “那么,你是写两个版本,还是只写一个?”米克洛斯•哈拉兹蒂问道。我们坐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闹哄哄、烟雾腾腾的餐厅里。虚伪的健康崇拜还没蔓延至此,很多人兴致勃勃地谈天、喝酒、大口抽烟。 餐桌中间摆着《天鹅绒监狱》,米克洛斯•哈拉兹蒂的一本旧作。一本薄薄的书,算上前言与作者简介,也只有163页。原书的封皮已经丢失,只剩下是红色绒布面硬壳,上面印有烫金的作者签名,潦草、有力,似乎表明作者曾是个不羁的诗人。 这本书有关匈牙利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1960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共产主义的体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东欧国家,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是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艺术家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变成了相互依赖。监狱的冰冷栏杆被套上了天鹅绒,人们忘记了它仍是监狱。 我在剑桥的一间小图书馆意外的发现了它。最初,我很不适应它的风格,通篇是陈述句,没有疑问,到处是斩钉截铁的判断。它也很少引用,除去提到了一次约翰•弥尔顿,似乎再没有引用过任何人的话,似乎它是从真空中跳出的。但它散发着一股奇特的魅力,似乎面纱被有力的撕开,污浊遭遇了强力去污剂,在不容置疑的口气的帮助下,混沌重又变得明澈。它似乎不是为了30年前的匈牙利,也是为此刻的中国而写。 我辨认出那么多中国社会的景象:艺术家们、知识分子集结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获取社会认同与现实利益。传统的审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直面抗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展览和发表,主动放弃了那一类的尝试。这令我愤慨,不止一次谈论他们的放弃。 但当米克洛斯直接询问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个自觉的自我审查者,我从未写过两个版本的文章,一个为我的编辑,另一个仅仅为我自己。我可以指责中国现行体制的严酷性,但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创造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暂时隐藏起来,但它是一个作家对世界和自己更诚实的认识。 我从未有过地下写作的经历。我写下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被发表。即使经常表现出的尖锐,都含有某种特定技巧。在批评政权时,我知道分寸在哪里,或者自认为知道。最好不要直接提到领导人的名字,不对他们做出具体、细微的批评。用执政党、政府、社会这些整体而模糊的词汇,作为批评的对象。自我审查的机制不仅来自于政治权力带来的恐惧,也来自于市场空间。我不能被市场遗忘,我要谈论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似乎积累起越多别人的注意,我自身的价值也随之提升。 无形中,世界的一部分被遮蔽了,因为习惯了不去谈论它们,它们甚至开始变得不存在了。而对于另一些人,这些禁区则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去探索,以至于除去禁区,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谈论。他们变成了另一种自我审查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与海外的异议人士,不正是这两个不同极端的自我审查者吗?他们经常相互指责,却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被缓慢地侵蚀,逐渐丢失了自己。 二十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的争端告一段落。它似乎也让“自由”、“专制”、“审查”这些名词过时,它们不是属于那个已经塌陷的共产主义社会吗?而昔日的异议者们,则被人遗忘。但中国的崛起,则让他们的论述变得再次重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原文被和谐,本文转载自: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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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做“群众”!

拒绝做“群众”! 作者:阎绍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9 本站发布时间:2011-8-9 23:30:16 阅读量:13次   汉字的结构有时候真是很耐推敲的。比如“群众”二字,推敲起来就颇有意思。“群”字的古体写法是上“君”下“羊”,显见得就是高高在上的君王统御着散乱的羊一般的臣民;后来汉字改革,“群”字没有本质性的改变,无非是把上下结构改为左右结构,成了我们现在通用的左“君”右“羊”。众所周知,我们中国自古到今一向是“左尊右卑”的,因而,看上去好像是把“君”从高高的神坛上扯下来放在了与“羊”并列的位置上,但却依然凸显了君王的尊贵和羊们的恭顺。再来看看“众”字的古今异同。古体字“众”的写法是“眾”,据说这种写法的象征意义是“一群在烈日下劳作的人”;后来简化为目前通用的“众”,一目了然的意思就是把单个的人拢在一堆儿就成了“群众”。   从政治学的角度上说,“群众”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但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上来说,把一个社会的人们作为整体的“群众”予以控制或者操纵,就有了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从20世纪到现在,我们可以从现代极权的历史经验中——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等等——寻找到许多对“群众”肆意进行操控的例证。   任何极权主义的政权都不喜欢社会分层结构或者是社会多元结构的存在。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层级或者社会单元,都毫无无例外地拥有自己的利益,并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而随时准备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政治解决的方式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承认社会分层和多元结构的合理存在,通过对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求得社会的平衡与和谐,这只有在宪政民主的制度下才能有希望实现;另一类方式是消灭社会分层,甚至为此而不惜采取国家暴力和恐怖,对所有社会层级或者社会单元实施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镇压以及从思想到行为的全面控制,从而把整个社会框入一个没有分层、只有“群众”的体制中,然后再通过这个既强大又无形的“群众”把个人淹没!   所有政治权力的建立和行使都必须有某种基础,如此,才能使政治权力具有权威性。比如古代罗马帝国的政治权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制造了一种“受人民委托统治帝国”的镜像,无论这镜像具有多少虚幻成分,但至少它导出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帝国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是以法律的认可和制约为基础的。中国古典专制政治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更加虚幻的“天命”论基础上的,历代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道德化身,以天子为核心的统治阶层是一个天命所归的“道德集体”,因而其权威的道德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也导出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分离——一切权利归权力所有者所有,也就是归那个“道德集体”所有,而臣民则只有服从的义务,毫无权利可言。演至近、现代,政治权力的权威性必须以人民的赞同为基础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以至于几乎所有国家的统治阶层都打起了“人民”这张王牌。极权政治的统治阶层自然也不例外。从本源上说,极权政治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因此,任何一个极权体制都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扩展和夯实自己的群众基础。这相比于天命论的古典专制无疑是一个表面的进步;但是必须作为深刻教训予以铭记的是,极权体制的群众基础并不是大众在自己的理性判断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而是极权政治的操纵者们通过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通过发动种种政治运动来给大众制造“主人翁”的幻觉,充分利用大众的盲目、盲从,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只是“群众”这个汪洋大海中的涓滴之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形成壮阔的波澜,离开大海,则迅即就会消失。民族主义的狂热、爱国主义的教育、集体主义的灌输、革命传统的宣传等等,是极权政治煽动“群众”热情、操控“群众”运动、建立“群众”基础的强效粘合剂。   极权政治的所有意识形态教育中,唯独没有自由主义的市场。现代社会主义的极权政治集团似乎彻底遗忘了他们的导师马克思同志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庄严宣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可以不很费劲地就能想象得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意味着什么?在政治层面上说,意味着每个人首先有政治选择的自由,而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选择时常露峥嵘的极权政治;在社会层面上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前提是:权利先于义务——你维护了我的权利,我才有维护你的政治权威的义务,否则,免谈!这又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另一个社会层面的常识性问题: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利益诉求多么合理,都无法抗衡国家机器的碾压;这就迫使每一个人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信仰、习惯、兴趣等等诸方面的需求,去选择一个可以归属的群体,以求依靠群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遭国家机器或者是统治阶层的任意侵害。这就是现代文明社会之所以有许许多多社团组织合法存在的一个基本原因。站在这个视角放眼现代所有极权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宪法中虽然也堂而皇之地赋予了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但是,实际存在的几乎所有社会团体都被纳入了国家政治机器的结构中,成为极权政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公民们自由结社的自由则在百般刁难甚至无情打压下灰飞烟灭!   说到底,“群众”的盲目、盲从,使得“群众”既成了极权政治的孕育者,反过头来又成了极权政治的玩偶。既然如此,我们干嘛还要踌躇满志地去做“群众”?我们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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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李小科: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

——兼谈对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翻译 [提要] 在英文中,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代表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和诉求的思想流派,且本来分属政治哲学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学科语境。由于它们都被翻译成“新自由主义”,当前国内学术普遍在批判Neo-Liberalism时,导致批判本身的错位和人们对New Liberalism的很大误解。将New Liberalism译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统一译为“‘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自由主义”有利于正本清源,促进学术对话。 [关键词] 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 新古典自由主义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大陆各类报刊刊登了大量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就文章而言,笔者在今年4月底利用CNKI数字图书馆进行的一次“新自由主义”检索表明,2003-2004年大陆公开发表的各类批判性文章中,以“新自由主义”为题的有117篇,其中92篇为2004年发表;以“新自由主义”为关键词进行讨论的文章有97篇,其中62篇为2004年发表。在此期间,出版的批判性著作有《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文献出版社2004)、《新自由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和《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等。正为因为如此,有的学者称2004年为中国大陆的“新自由主义”批判年。 权威专家和媒体对“新自由主义”的协同批判,已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们在批判各自所理解的新自由主义的时候,许多人似乎并没有太多考虑作为汉语的“新自由主义”一词所蕴涵的另外一层意思。因为,英文中的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另拼为Neoliberalism)往往都被人们译成“新自由主义”,[1-p53]而这两种“主义”却恰好指的是在二十世纪西方社会中并存和争执着的、有着相反诉求的两股不同思想流派。更有甚者,有的研究完全依据中译本,并不清楚有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之分,以至于将自己批判的Neoliberalism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望文生义”地标注为New Liberalism[2-p11]1。 另外,此前刊载在在国内哲学权威刊物《哲学研究》和《哲学动态》上的相关文章,在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的时候,也没有大注意这二者之间的细分和差异,即将原本属于New Liberalism一方的罗尔斯、德沃金与属于Neo-Liberalism一脉的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等不加细分地同列为新自由主义[3-p40-43] [4-p42-44] [5-p75, p81]。 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新自由主义”所蕴涵的内容有一个比较清楚、全面的了解,本文试图尽量绕开对以上诸多批判的评论,转而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专业领域出发,做几点必要的说明和澄清,以期让更多的读者知道,我们现下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实际上是从语词上对西方政治哲学史上早已存在的另外一种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劫持”。 一、此“‘新’自”(Neo-Liberalism)非彼“新自”(New Liberalism)2 在西方学术界,作为New Liberalism的新自由主义和作为Neo-Liberalism的“新”自由主义3,是两股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主张和诉求的学说。它们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多方面。 这种差异当然首先表现在各自所使用的英文名称的词形和发音上。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之间明显存在着拼写方式的不同,在读音上也有比较细微的区别4,用汉语的习惯来说就是“近音不同字”。 从严格的词义辨析角度来讲,“new”和“neo-”虽然都有汉语所说的“新”之意,但“neo-”所说的“新”更多地具有“复制、模仿(copy)先前事物”[6-pB8]之意味。例如,“neoclassical architecture”意指仿古希腊罗马之建筑;还有,在西方哲学中,大凡有“复兴、复古、返回”口号和倾向的“新柏拉图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它们的英文名称都戴着“neo-”这顶仿古的“新”帽子[7-p258-259]。 另外,中西方学者曾经用“new”和“neo-”分别与 “Confucianism”之组合去区分中国哲学史中的宋明新儒家和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新儒学;即,把以叙接被佛道中断千余年的孔孟儒学为己任的宋明新儒家”译为Neo-Confucianism[Eb/01] [8-p92] [9-p643],而将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新儒学”译为New Confucianism[EB/02]。不同的是,对于中国的儒学来说,Neo-Confucianism在时间上早于New Confucianism,且二者更多的是一种沿承关系;而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来说,New Liberalism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都要先于Neo-Liberalism,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者的批判和否定。今天,中国学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应该明白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之间有差异,就像西方学者应该了解中国思想史上有“新儒家”和“新儒学”之别一样。 其次,我们从西方学者对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界定,也可看出“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不同。此处谨以“维基自由大百科全书”的解释为例: 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也被称作“现代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是一种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广泛管理和部分干涉的政治经济立场;不过,新自由主义的这种立场要比社会民主党人所主张的规范和干涉要小得多。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社会虽无权从道德上去教化她的公民,但保障每一个公民拥有平等的机会却又是社会的任务。 新自由主义是生活于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对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回应。新自由主义者更为注重和强调积极(肯定)的自由,致力于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成员的自由。 不能把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混同起来。后者出现于二十世纪晚期,它倡导一种全球性经济体制,主张建立自由市场合作组织。由于“新”自由主义非常反感新自由主义者或后者所内含的New和Social之含义,因此,格外注意对二者的区分。[EB/03]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通常被用以描述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80年代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一种政治-经济哲学。“新”自由主义鄙视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涉,转而强调通过用鼓励自由市场、减少对商业运行和经济“发展”进行限制的手段来取得进步,实现社会正义。“新”自由主义的主持者们主张,在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纯收益在任何情况下都超过其支出。[EB/04] 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并不是约翰?杜威、伍德?威尔逊、约翰?M?凯恩斯、弗兰克林?罗斯福,或英国工党意义上的new 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而是19世纪的人们所理解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版。[EB/05] 第三、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不同,更表现在它们与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沿承关系上。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扩大和改变传统自由的“消极(否定)”含义对古典自由主义做出的否定,而“新”自由则又是通过“复兴”和“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而对新自由主义所作的再否定。因此,它们分别是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在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传统自由主义时流淌并汇聚起来的两股思想溪流。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它们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关系,我们这里有必要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演化和发展做一个非常简明的勾勒和回顾。 二、自由主义的逻辑演变: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 (一)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 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可追溯到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边沁、密尔等思想家的著述那里。在许多西方政治哲学史家的笔下,洛克被推为自由主义的第一人。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通过继承前人的自然权利学说,提出个体与生俱有不容被他人剥夺或侵害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由此奠定了自由主义的两个最基本的自由观念:经济自由和信仰自由。与此同时,洛克通过从自然状态推导出社会契约理论,从逻辑上确定了国家(政府)的消极地位:其权本为民所授,其权就应为民所用。因此,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服务,保护社会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政府的合法性在于不违背社会成员的意志,不掠夺和侵吞公民的个人财产。由洛克创立和奠定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不久分别为法国的孟德斯鸠和英国的亚当?斯密、边沁等思想家所发展。孟德斯鸠沿着洛克的分权思想,设计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和相互制约的政治定律,认为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没有对权力的制约必然出现对权力的滥用。[10-p185]三权分立与制约学说,从制度设计上有效地限制了政府公权可能对公民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侵害,效地消除了公民对政府的惧怕与担心,使得他们在没有多少畏惧感的情况下心情舒畅地去依法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则通过倡导“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发展了洛克的经济自由思想。Laissez faire(法语)的字面意思就是“让我们去干”。自由放任主义崇尚自由的经济社会,认为在一个由享有充分自由的理性经济人构成的社会中,自由市场通过一支“看不见的手”在合理有效地自动调节和配置着各种资源,社会资源将各得其所,效率达到最大;在这里,政府没有多少位置,政府只是社会和法律规则的被动执行者,是资本主义的忠实“守夜人”;“农业、工业和商业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就像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大帝提出的要求一样五年: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11- p72] 自由放任主义将追求自身利益的利己主义和以平等为中心的利他主义得到了很好地结合,从而解决了政治哲学上的一大难题。然而,理论上看似完美的古典自由主义却引发了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消极(否定)自由”,并不能改变其贫贱、困顿的生活境遇;规则不健全的自由放任导致了经济的垄断、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和雇佣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恶化,造成社会的危机和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继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自由主义从其内部发生了一次“现代”性的转变,以一种倡导“积极(肯定)自由”和福利国家的新姿态出现,这就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二)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起诞生于十九世纪后半期,是英国哲学家密尔、格林、霍布豪斯等人对传统自由主义所做的修正和改造。密尔在强调自由的同时重视公平分配。他“同意把社会主义当作人类进步的最后目标”,开启了使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化,“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之自由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趋向。[12-p219]格林等则进一步不满足于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狭隘理解和消极解释,认为“自由并不仅仅是不受强制的(消极)自由”,自由更应该包括那些与“实现自我”、表现和发展个人天资能力等相关的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将幸福美好生活的一切因素都包含在内”[13-p674]:吃饱穿暧,接受最基本的义务教育,享受住房、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的权利等;并且有条件去占有和享用实现上述权利的必要社会资源和机会,“以发展和实现个体的禀赋和能力”。[14-p67]为此,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积极的”自由和责任型政府,主张国家通过税收来干涉经济、调控市场,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奴役性契约、禁止使用童工、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认为国家有义务“创造这样一些经济条件,使身心没有缺陷的正常人能够通过有用的劳动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有食物吃,有房子住和有衣服穿”。[15-p80]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以上主张与社会主义的诉求比较接近,因此有时又被称为“自由的社会主义”(以别于苏俄式的“反自由的社会主义”)[15-p83],并成为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纲领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凯恩斯、罗尔斯和德沃金三人通常被看作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代言人。5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属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他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怀疑。凯恩斯将古典自由主义者们崇尚的“骑士精神”贬为“动物精神”,认为现实世界也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透明,相反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他在货币理论中提出“管理通货”和“投资社会化”概念,在经济方面提高财政政策的作用,以此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其次,他建议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途径去解决失业和危机问题,即在由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正常消费数量下降的情况下,可通过加大政府的支出和投资来拉动皮软的市场,以保持GDP总量的不变;具体地来说,就是通过加大GDP=C+G+I+X-M公式中的G(政府支出)和I(投资)的公共部分,来弥补C(消费)的降低。另外,他主张国家应当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因此,他的思想就实质而言,“与以格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1-p53]凯恩斯的干涉理论从罗斯福入主白宫起,开始盛行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二战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他所建议的政策”。[16-p30] 在凯恩斯之后,罗尔斯和德沃金则重新祭起“正义”这面大旗,继续“沿循密尔重视公平分配的观点,倾向为西方福利国家做辩护”,[12-p219-220]并分别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视角对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积极自由、义务政府和福利国家学说作了比较系统和解说。 罗尔斯为此设计出了用以规范国家制度设计和社会组织安排的两正义原则: A.每个人都有权利平等地享有最大限度的基本自由(basic liberty),且这种自由与他人所拥有的同类的自由不相冲突。 B.要允许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存在,须以以下两个条件为前提:(I)必须使那些社会处境最差者从这种不平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II)在机会公正平等的条件下,保证所有的公职和职位向所有的人开放。[17-p60] 在这两个原则中,A固定不变地优先于B,在原则B中的(II)固定不变地优先于(I)。也就是说,对平等的政治自由权的考虑永远优先于对经济的考虑,参与机会的平等先于竞争结果上的差异,不能用牺牲公民政治自由为代价去换取社会经济方面的增长或补偿。这两条原则高于国家,先于宪法,社会框架的设计、宪法的制订、具体法律的颁行,均应当以它们为指导。[17-p196]它从起点上规定了国家的福利性质和政府在维护平等、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义务。 德沃金进一步发挥罗尔斯正义原则中的“平等”思想和福利主张。他从要求政府认真对待公民的权利出发,阐述了以“权利平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在他看来,正义就是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平等地对待权利”,对它所统治的人们给予平等的关怀与尊重。德沃金所说的“关怀”,就是指政府应明白,人们“是会受苦及受挫折的存在”,政府应尽量地使人们免于受苦、挫折;“尊重”就是指,在何谓美好生活这一伦理问题上,政府应该保持中态度,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去教化人民,而是提供给人们一个平台,供其自由地去建立和追求他们的理想人生;国家的责任就是确保向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得以公正、平等地参与社会竞争、谋求发展的机会。 新自由主义倡导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既缓解了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负面效应,又避免了苏俄式社会主义的指令性计划经济(command economy)的许多弊端。然而,国家对经济的干涉中潜藏着民主政治“走向极权”、“通往奴役”的危险,福利社会隐含的平等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懒惰,影响了社会发展的效率。对这些问题展开正面思考和反面批判的,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下一个逻辑产物—“新”自由主义。 (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对于“新”自由主义,人们可以把它放在社会政策和政治哲学两个层面来分析。从社会政策层面看,“新”自由主义“运动”像许多国内外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在撒切尔执政英国和里根执掌白宫的80年代达到顶峰并取得辉煌,从90年代起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开始向世界各地蔓延。 国内学术界对这个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做了不少的分析和批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撰写的“新自由主义研究”为例。该课题组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归纳和概括为以下三点:在经济理论方面大力宣扬“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特别强调和坚持“三否定”(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18-p18-19]《光明日报》也曾发表相关文章、报导和访谈[19][EB/06],警告人们“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的后果及其恶劣影响。客观地说,他们的分析和批判有点偏颇。在对这些分析和批判持保留意见的同时,我这里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做一点补校和逻辑分析。 从理论渊源上讲,“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诞生于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思想家们对由于社会主义崛起后,国家大规模掌控经济而导致的“极权主义”的焦虑,诞生于他们对由于福利国家的建立而引发的各种新问题的担心和思考。出于这种担心和忧虑,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派思想家走上了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之路,以正新自由主义矫古典自由主义之枉过。哈耶克被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6。他的七十年学术生涯基本上荟萃和浓缩“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精华”。 哈耶克承古典自由主义之传统,重提“消极(否定)”的自由,视“自由”为最高价值目标,并在原始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自由一词,认为“自由‘就是独立于别人的专断意志之外’”这一古老说法,[20-p5]竭力将新自由主义(New Freedom)那里的“积极”自由或“新自由”(New Freedom)拉回到“消极”、“原初”的层面上。在哈耶克看来,自由通常被人们等同或混淆为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肯定自由”,政治自由,民族自由、意志自由等“自由权项”。这是原本意义上个体“自由”产生极大的威胁和伤害:选择政府、投票或缔结契约的政治自由,很可能使人们放弃原始意义上的自由,并使自己处于奴役状态,即“通往(社会主义所许诺的)新自由和对权力、财富的平等分配之道,实为通往奴役之快速之路(the Road to Freedom was in fact the High Road to Servitude);[21-p20] “对民族自由的追求,有时会导致人们倾向于选择一个他们本民族的专制君主”;内在的意志自由免不了成为“情绪的奴隶”;有能力或有力量去做干(做)某事意义上的自由,被社会主义者发展成用以“去支持那些摧毁个人自由的措施”。[20-p8-10]人们获得以上的诸项自由权并不是自由的表现,反而正是不自由的表现,因为“只有当缺失时,‘自由权项’才会凸现”。#p#分页标题#e# 哈耶克在复归传统的自由同时,指出了国家干涉经济可能招致的恶果。哈耶克把国家干涉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统统称为计划主义或极权主义,认为它们的相似之处就是用由少数特权人士的主观判断所控制的组织手段,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以此达到对个社会成员的全方位控制,因此它们皆为通向奴役的之路。哈耶克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以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为最。他认为,社会主义在欧洲盛行的1848-1948是的百年,将被历史学家视作“欧洲的社会主义世纪”。在这百年当中,社会主义运动7将“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国有化,并根据某种虚构的社会正义理想的全盘计划去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这种社会主义式的生产组织是对市场“自发性”的粗暴干涉和破坏,造成其“生产并不比私有企业高,相反,而是远远低于者”;社会主义导向的不是更大的社会正义,而是“一种新的专断的、更无从逃避的等级秩序”,“不仅没能兑现其允诺的更大自由,反而意味着新专断的出现”。[22-p5-6]因此,社会主义的目标和计划虽在伦理和道义上可欲可求,“但无论在事实还是逻辑上皆不可行”,其信条是彻底的谬误。[23-p7] 社会正义及福利国家曾分别是新自由主义追求的诸多目标之一。但哈耶克从其自由的自发性原理出发,对“社会公正”提出质疑,将其斥为人类“返祖现象”8,并历数了实现福利国家后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国家成为家族式的国家,控制社会大多数收入的“家长”,根据他所认为的社会成员的需求或应当满足的需求的数量和品种对财富进行分配;工会先是异化为谮越法律之外的特权组织,然后蜕变为新的强制和暴力;社会保障沦为对收入的强制性再分配;免费医疗更多的是对老年人和绝症病患者痛苦的减轻和生命的延长,而不是对有充分工作能力之人所得的非危险的暂时伤病的迅速医治;义务教育更是成为政府控制人们心智和实现平均主义的工具……。9 为了避免和克服以上问题,哈耶克倡导建立一种健全的现代国家提供法律制度,用遵循普遍原则的“法治”(the rule of law)代替特定社会和情境下的“人治”和“具体规定之治”(a rule of the law)。10 哈耶克的学术视野跨经济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等多个领域。事实上,以他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流派纷成,非一文一书所能全部涵盖。但是,通过以上几点,我已经足以窥见“新”自由主义与上面两种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和巨大差异之斑。这种差异不容我们再听任对“新自由主义”的笼统和含混的使用。 三、正本清源:对Neo-Liberalism的翻译和对New Liberalism的“拯救”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知道,New Liberalism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意义上都先于Neo-Liberalism而存在。但这种“先在”的优势并没有能使它免于在被翻译成汉语时遭到Neo-Liberalism的“劫持”和由此引起的、被中国学术界遗忘的厄运。以笔者在04年底进行的一次电子检索为例,大陆在94-04年间发表的、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关键词的504篇文章当中,只有区区几篇是在纯New Liberalism上使用“新自由主义”的。[24-p27-32][25-p49-54][26-p53] 考虑到大多数人在阅读、写作和交流时,不便(也不可能)直接使用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因此,要想“拯救”New Liberalism,或想从根本上改变将二者混淆的局面,唯一的选择似乎在于从汉语当中为它们寻求和确立较为合适的新译法,以统一和规范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研究。 依笔者之见,一如我在前文中已经部分使用的方法,将那否定古典自由主义,赋予原始的“消极(否定)”自由以“积极(肯定)”内容的New Liberalism仍旧译为“新自由主义”;将那否定New Liberalism、力主回复到原始自由和古典自由主义那里的Neo-Liberalism,或译为已经为当下政治哲学领域所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或在充分考虑此前经济学界的译法的基础上,将其译为“‘新’自由主义”。原因在于,Neo-Liberalism的“古典”味道更浓于它的“新”味。 为了进一步地旁证我的处理方法,我在结束本文之际,不妨再摘录当下为国内大多数研究者常常引用的、由美国左派人士乔姆斯基给Neo-Liberalism所下的定义,以促进国内正常的跨学科交流和对自由主义的多学科深入研究,尽早打破和结束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研究的话语垄断: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将亚当?斯密尊为它的守护神(patron saint)。该理论体系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即倡议一种全球秩序。……其实,“新”自由主义并不新,它的基本思想来源于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在维系和滋养着自由主义传统的那些内容。[27-p19] 【参考文献】 [1] 李强、庄俊举. 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J], 2004(2). [2] 梅荣政、张晓红. 新自由主义思潮[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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