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由于对西方国家的仇恨而将其民主制度妖魔化，从而加剧了国人普遍存在的“民主厌食症”，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只要美国的，我们就不能学；越是美国希望我们做的，我们越不做。如果我们做了美国所希望的，我们就没有了尊严。

米塞斯日报 星期五，2009年1月2日 作者：大卫.戈登                                   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金融机构关门倒闭和大公司濒临破产的新报道。紧急援助和政府干预正在传言中。即使那些一贯声明支持自由企业制度的人也已经动摇了。难道我们不是火烧眉毛，需要立即行动“拯救”资本主义？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要比以往更加坚定地维护自由市场，无论如何也不需要政府管制。假如我们不能挫败这些措施，我们就将面临极度的险境。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记录表明，政府干预导致彻底的社会主义会有多快。这种情况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在多年前就警告过。 当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在1933年1月30日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时，人们对新政权将采取的经济政策无法预料。国家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激进改革给大家种种不安的印象。不说别的，1920年纳粹党的党代会提出的“永不变色”的25点纲领中就有，“所有的非工薪收入，和所有的非劳动所得得被废除”；“所有托拉斯企业国有化”；“大型企业利润分红”；还有“根据国家需要进行土地改革，颁布为公共目的可以无偿征用任何土地的法令。废除地租，禁止所有的土地投机买卖。” 在对沃尔玛和类似商业连锁店的指责声（有时遗憾地出于自称的自由主义者之口）充斥耳膜的今天，纲领的第16点值得一提：“我们要求……立即公有化大商店，将其廉价出租给小零售商人。” 其他迹象同样指向激进的方案。费迪南德·齐默曼，纳粹当局重要的经济计划者，在国家社会主义掌权之前，以笔名费迪南德·佛里德向汉斯·泽尔编辑的杂志 Die Tat（《行动》）投稿，并且是被称为Tatkreis（“环形运动”）的国家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团体的领导成员。佛里德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分析资本主义所用的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对佛里德著作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资本主义的终结》）的一个可能存在的英文译本的书评中，以赛亚·柏林指出：  “在终结个人主义，扩大大规模生产、集体主义等方面，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桑巴特主义的前提，自然从中得出结论：既然集体主义迟早会到来，最好通过将托拉斯集体主义转化为生产资料国有制的方式，从而既公平又有效率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切当然是德国社会民主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1932年1月4日以赛亚.柏林致吉奧佛瑞.费伯，见以赛亚.柏林书信集（1928-1946年），享利.哈迪编缉,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第638–639页)  威廉.罗利克笔下对佛里德的辛辣时评，现在可在他的译文集《反潮流》(雷格奈利出版社, 1969年)中查阅。而对佛里德观点最好的学术陈述，包括对其在纳粹政权中所作所为的探讨，可见于沃尔特.斯特鲁维的《精英对抗民主:德国布尔乔亚政治思想中的领导理想（1890–193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3年). 但在该政权成立之初，许多人推测他们的激进措施是否只是宣传。众所周知，该党也分成左右翼；人们对反资本主义观念是否限于该党左翼充满疑惑。也许最出名的党内左翼是格里格.斯泰泽及其兄弟奥托。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后来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长，也是个狂热左翼分子。古特里德.费德，20点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因谴责“私欲的暴政”而闻名，成为当局的经济计划者。 但为什么认为左翼不会胜出？希特勒在掌权之前和企业家们会谈，保证对工商业没有敌意。（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纳粹的观点相反，希特勒绝不是大企业的工具。在享利.艾希比.特纳《德国大企业和希特勒的兴起》[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大量记载，在1933年之前大部分工商企业的支持贡献给了其他政党。）经济部长希尔玛.贺瑞斯.格利里.沙赫特并不是激进分子，并且希特勒自己拒绝使德国货币贬值。也许在那时，希特勒并不被大家视为认同党内左翼的观点。更深一层来看，希特勒未能马上获得完整的权力。恰好相反，他领导着一个联合内阁。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如副总理佛朗茨.冯.帕彭，认为他们仍能控制住希特勒。 当希特勒利用国会大厦纵火案引发的危机，确保通过《授权法案》获得独裁权力之后，这一切当然就改变了。（和流行看法相反，国家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亲自点火。参看弗里茨.托别斯《德国国会大厦火灾》，普特南出版社，1964年。）尽管纳粹当前已可随心所欲地治理，但这被证明并不是党内左翼的胜利。希特勒在著名的“长刀之夜”清除了激进的冲锋队，而格里格.斯泰泽也在此次血腥事件的其他受害者之中。戈培尔依然有影响力；尽管保持着左翼经济观点，但他完全屈从于希特勒。古特里德.费德辞去他在政府的职位，去大学任教。 那么，究竟什么是希特勒的经济政策呢？他会强行实施“永不变色的”纲领，抑或是采取克制的，支持工商业的路线？实际上两者他都没有选择。他的政策不妨说是相机而变。(A.J.P. 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有争议地主张这同时也是希特勒真实的外交政策。)但他在这样的行动中，揭示了米塞斯经常强调的一个关键：“任何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会使进一步的干预成为必要，因为最初的措施无法达到目标。假如干预持续下去，对市场的全面国家控制就会接踵而来。最终的结果必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正如米塞斯在《人类的行为》书中写道： “一切干扰市场现象的措施，不仅不能达成设计者和主张者所想达到的目的，而且会引起——从设计者和主张者的观点来看——比他们所想改变的原先事态更不好的事态。如果对于这些更不好的事态再用干涉的办法纠正再纠正，那就一定走向市场经济的完全崩溃，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境地。” 这个过程恰好就发生在1933年以后。正如亚当.图泽所指出，希特勒1932年在创造就业方案上饶有兴趣，这当然需要政府开支。但一旦掌权后，他的兴趣就从创造就业转向重整军备。这需要更多的政府开支；于是军备迅速地扩张。 纳粹党直到1932年晚春，才把创造就业作为计划关键，但此状态仅维持了18个月，到了1933年12月，此时为平民创造就业正式从希特勒政府的优先考虑中移除……（创造工作岗位）和三项将民族主义右派真正团结起来的议题形成鲜明对比……这三项优先议题包括扩充军备、废除德国的外债和拯救德国的农业……正是希特勒在这三个议题上采取的行动，而非创造工作岗位，在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真正划清了分界线。(亚当.图泽,《毁灭性的工资》，维京出版社, 2006年, 第24–25页)[1]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伯顿.克莱恩，在《德国的战争准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一书中，早就指出德国在1939年尚未有充足的武装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德国的军备只足以应付一场较小的冲突。 实际上，德国实施的是凯恩斯的政策：政府开支在引导经济进入希特勒所欲的军事通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约翰.T.弗林指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使美国摆脱萧条的国内计划失败之后，效法了相似的政策。 “这里他（罗斯福）手上的萧条，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克不容缓地需要在每个财年花掉2或3万亿赤字的金钱，最为糟糕的是，正如他对杰姆.弗利所说，没有办法花掉这个钱……现在天赐良机……现在联邦政府有地方真正可以花钱了：陆军和海军装备。”《罗斯福的神话》，福克斯与威尔克斯, 五十周年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凯恩斯自己也看好纳粹的努力。在他的《通论》德文版的序言（1936年9月7日）中，凯恩斯表示，书中的思想在一个独裁政权下能更容易实施： “尽管作为同一整体的理论产物，书中接下来旨在提供的（思想），比起在自由竞争和大规模自由放任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理论及给定产出的分配理论，更容易适用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 正如唐纳德·莫里奇指出，《通论》德文版（但非凯恩斯原稿）中还有如下语句： “尽管我是根据盎格鲁—撒克森国家的情况来搞懂它（凯恩斯理论）——那里极其自由放任的经济依然盛行——但它仍然适用于国家统制经济居更突出地位的情况。”(唐纳德.莫里奇,《梅纳德.凯恩斯:一个经济学家的传记》, 路特里奇出版社，1995年，第611页)[2] 一旦这个计划开始，米塞斯提醒的连续动态就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模式发展着：一个干预导致另一个干预，直到整个经济都被带到国家的控制之下。不情愿遵守“新秩序”计划的企业被强迫协调一致。一项法令允许政府实施强制性的卡特尔。到1936年，由赫尔曼.戈林领导的“四年计划”改变了德国经济的本质。 “1936年10月18日，戈林被希特勒正式委任为“四年计划”的全权代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颁布法令授权自己掌管了几乎每个方面的经济政策，包括控制商业新闻媒体。”(图泽, 第223–224页。) 当然，在一个计划体系下，国际贸易必然受到严格的控制。米塞斯所提醒的干预措施递增也在这个领域产生效果： “德国经济，如同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体，没有食品和原料的进口就无法正常运转。为支付进口，它需要出口。但假如货物流被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紧缩政策所阻碍，就使德国别无选择地依靠对进出口更大规模的政府控制，转而又需要一定程度的其他干预措施。”(图泽, 第113页。) 有一种类型的贸易干预政策是国家社会主义政府的特色。在和美国的贸易大幅度地萎缩后，沙赫特和东南欧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双边贸易。这些协议涉及特定的商品，在德国和外国货币之间采取的汇率“是固定在一个和真正汇率不同水平上的汇率……易货贸易也给予德国一种与东南欧国家的贸易垄断，成功地使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和帝国联系起来” ” (《人的行为》，学者出版社, 第 797, 799页。) 德国经济再也不能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确，私有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政府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国有化生产资料。但名义上的业主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定价。政府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正如米塞斯所说： “[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典型（我们可把它叫做兴登堡型的或德国型的）名义上表面上保留生产手段私有制，也保留市场、物价、工资、利率的面貌。但是，再也没有企业家，只有一些工场店铺的经理（在纳粹的立法术语叫做Betriebsfuhrer）。在被授权对企业的经营当中，这些经理们都如同是些工具；他们做买卖、雇用和解雇员工、给员工发薪资、借债付息、乃至做质押。但是，在这—切的活动中，他们必得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上级管理机关所发的命令。这个机关（在纳粹德国叫做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吿诉这些经理们生产些什么、如何生产、按什么价格从谁买进、按什么价格向谁卖出。它指派每个工人的工作，也规定每个工人的工资。它命令资本家把他们的资金按什么条件委之于什么人。市场的交换只是一个幌子。” 与弗兰茨.纽曼所著《巨兽》(哈柏出版社,1944年)为例的宣称相反；纳粹并不是一个“极权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 今天，许多人呼吁用严厉的措施去应对经济衰退。如保罗.克鲁格曼在《大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 (诺顿出版社, 2008年)一书中所述：“不得不下个断言需要更多的政府控制——事实上，它将接近于对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临时性的国有化。 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发生的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迅速过渡揭示了这个进程的危险。 禅心云起译 原文地址： http://mises.org/daily/3274 来源：奥地利人 链接： http://austrians.blog.163.com/blog/static/18314031420113141114724/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2105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当法律不是挡箭牌，地球将成了什么？（转载） 颜昌海 2011-04-08 13:33:27 浏览 28250 次 | 评论 151 条 外交部发言人最近掷地有声抛出一句名言：“法律不是挡箭牌”。众所周知，外交部振振有词的反对 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 ，所找得到的惟一依据就是国际法中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且天天把它挂在嘴上。人们不太明白的是，在她眼里，国际法算不算法律？如果国际法是法律的话，可为什么总是要用它来充当自己的挡箭牌？真想问一下外交部，需要何等理由，才能解释这种自相矛盾？！ 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平民不受卡扎菲军队屠杀。在当初表决这份决议的时候，由于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需一票即可否决。中国投了弃权票，也就是并不反对“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惩罚卡扎菲政权，尽管外交部明明知道惩罚卡扎菲政权是“干涉他国内政”。 但弃权之后，又有所不甘，于是满足于一贯的喋喋不休和老生常谈，作为常任理事国，却不发挥积极作用。有时候真想教育一下外交部，与其天天反对，不如一票否决。中国有一票否决权，关键时刻为啥又不用？！每次都要让决议表决通过，事后又要拼命反对，天天向人倾吐你的怨气，烦不烦？是什么让你们这样胆怯，不理直气壮的行使否决权？！ 不干涉别国内政确实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外交部说起来也似乎是振振有词，但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一点他们实际上非常明白。 在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劳秀斯他们当年编撰国际法时，就为国家内政的行使范围设定了一个明确的限制，那就是人类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人类良知，也就是说，国家主权在内部的行使不能违反人类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人类的良知。当一国内部发生严重违反人类公认行为准则的行为以至于震惊人类良知的时候，各国都有权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可用四个关键词来描述 人道主义干涉的特征：外国、武力、生命及意愿。 “外国”系指一个或多个外国对他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武力”系指干涉所使用的手段是武力，其它如经济、外交和舆论的干预都不能视为人道主义干涉； “生命”是指外国武力干涉的目的，是为保护他国公民生命即为人道主义目的而进行的干涉； “意愿”系指外国武力干涉无须考虑被干涉国家政府的意愿，更无须获得它的同意。 很显然， 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完全符合人道主义干涉的四个条件，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实质内容上看都完全合法 ，这就是外交部不公然加以否决的原因所在。 自从有国际法以来，大多数法学家们都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被称为“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力。而且，如格劳秀斯这样的法学家则更一步认为， 为人道主义干涉而发动的战争是正义战争 。和不干涉他国内政一样，人道主义干涉也一直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虽然对于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诉诸人道主义干涉，以及人道主义干涉应该采取何种手段，存在很多分歧。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人道主义干涉原则本身已被习惯国际法广泛接受，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格劳秀斯和很多法学家一样，属于学术上的自然法学派。他们认为， 在人类的法律之上，还存在着更高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 ，上帝虽然是自然法的渊源，但上帝本身也需要遵循自然法。人类的立法属于意志法，必须借助于自然法的标准才能检验正义与否。 不正义的法就是恶法，而恶法非法。 因此，法与正义是完全等同的。实际上，这样的理念还可推溯更远。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几乎所有西方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当中，“法律”一词都包含有正义、权利的含义在里面，法律与正义、权利等词经常只是同义反复，是同一回事。 但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灾难深重的世纪，对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普遍漠视，是灾难能够最后发展到空前绝后规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民族主义、马列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最终都有可能演变为彻底的极权主义，在本国内部制造出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 ；而国际社会往往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灾难的发生、加深及蔓延。其中，极权专制国家的御用文人们以及西方左派对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恶毒攻击也束缚了这个世界上正义人们的手脚，道德相对主义的流行更是严重干扰了人们对正义的追求，以至于国际法也落入实证分析的陷阱，如凯尔森等人更明确提出要排除其中的价值判断。国际法一旦失去了正义的基础，人道主义干涉原则也只能随之放弃，从而让极权主义统治者们得意忘形于一时。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对巨大灾难的痛定思痛，也出现了让这些极权主义统治者胆颤心惊的变化，那就是人类道德水准的逐步提高让他们再也难以忍受人道主义灾难的普遍发生，干涉往往就成为最后的选择。联合国以及民主国家在索马里、南斯拉夫以及科索沃所进行的人道主义干涉尽管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但已足以让这个原则重新明确起来。 但这个原则的重新明确，也充满了艰辛，哪怕是在民主和人权为立国基石的美国。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解释为什么美国要介入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他说：“如果美国将作为领袖的责任放在一边，更重要的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放弃对人类同胞的责任，那就是背叛了我们的准则。”但奥巴马又向人民保证，美国介入的目标并非政权更替，虽然美国的目的显然是要推翻卡扎菲政权。讲话过后，西方媒体上出现了各式各样对“奥巴马主义”的讨论，大量的批评来自于原来支持奥巴马的左翼自由派。 有意思的是，历届总统在外交政策上都有自己的“主义”；最著名的当然是门罗主义（“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亦即反对欧洲对新大陆进行干预），里根主义（在世界各地积极支持对抗苏联的势力），还有刚刚过去的布什主义（美国有权为保护自身安全而出兵别国）。什么是取代了布什主义的“奥巴马主义”呢？按照奥巴马在大选期间的承诺，就是主张以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争取更多地与伊朗这些关系交恶的国家进行对话与接触，而不是去追求美国霸权，尽量不充当世界警察。 然而，任何理想原则在实际政治中都难免会碰到不少难题，奥巴马主义也一样。在中东各个国家出现大规模示威之后，美国政府在对策上相当一段时间处于手足无措的状态。对于现政权，美国是应该保持关系继续对话还是支持反对力量？如果出现对示威者的大规模镇压，美国是应该动用武力还是不去干预别国的事务？如果美国去干预的话，那么选哪个国家去干预？如果多个国家同时出现血腥镇压，美国是否有能力四处动武？如果仅仅选择一处，又如何去对世界进行解释？但现实事态的发展不允许白宫对奥巴马主义进行更多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在对利比亚的行动开始之后，白宫与国务院都一再解释，这并非是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相类似的战争。很快，左派媒体便将利比亚行动冠之以“非战争”的称号。 如何打赢一场“非战争”？是以卡扎菲下台为标志还是以进行民主选举为告终？这在美国，目前还是非常含糊的问题。而中国大陆，就更加矛盾了。 中国外交官经常自诩理性务实，贬低“歇斯底里”，理性务实等提法也经常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可是，自己却经常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 “法律不是挡箭牌”，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民主国家，轮流执政是一种常态，且德才兼备者就应该被选举出来担当大任；多党制，政党轮替，哪个政党好，公民们就选举哪个政党去执政，去组成政府。无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只代表执政的一小撮人的利益，去专广大民众、或者是其他政党的政。相反，它必须照顾到各个阶层和各个利益团体的利益，否则的话这个政府就立即被颠覆。 在西方社会， 颠覆或者推翻一个政权、一个政府，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是自由国家的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以加拿大为例，国家政权是每四年就被颠覆一次，省政府是每四年就会推翻一次，市政府是每三年就要被推翻一次。有的时候，三级政府的大选赶在一年之内同时发生，公民们就三次的走进投票站。因此在西方， 颠覆推翻一个不令人满意的政府，是公民的职责和义务，更是公民们的权利，没有人敢把公民们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管理国家，管理众人之事是每一个国家公民的职责、义务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只有在极权专制独裁的国度里，统治者们时刻担心政权被颠覆，被推翻，时时刻刻的高喊着要保卫政权。 卡扎菲就是这样的典型，独霸权力41年，且用血腥暴力对付和平要求其下台的人民。这说明， 这些政权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不可赦的大罪。 所以当人民要求民主、人权和公正的时候，这些统治者不惜用惨无人道的屠杀镇压来保护政权。有人说这是它们在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利益二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其实质是它们在为自己的身家性命作拼死的一博。因为它们知道， 一旦失去掌权者的外衣，它们个个都是杀人犯、贪污犯、抢劫犯、卖国贼。 一旦罪行暴露，等待着它们的是什么，它们太清楚了。 利比亚的卡扎菲用战机和导弹去轰炸要他下台的抗议民众，把人炸的是血肉横飞，尸骨无存。对国民如此的恨之入骨，正说明了丧心病狂的独裁者，在知道了自己的大限来到的时候的恐惧和无助。而联合国通过了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的决议，目的就是禁止卡扎菲这个疯子用战机轰炸人民。中国投了弃权票，即代表不反对联合国对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干预。 政府屠杀国民永远都是政府在犯罪，这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奥巴马被人称为“美国社会主义者”，“奥巴马主义”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但也不能不维护人间的正义。而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写道，如果政府破坏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有权推翻政府，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利比亚人民就是这么做的，先是以和平的方式要求卡扎菲下台，在军队开始屠杀以后，人民就拿起了武器，去对反暴政。利比亚人民知道，反抗和革命是他们光荣的权利。在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对对峙了近一个月后，国际社会采取了行动，去支持和维护利比亚人民应有的和不可剥夺的反抗和革命的权利。 在3月18日，在邻近的也门，数万的民众聚集在首都莎娜大学的广场上，要求当政了33年的总统沙利赫辞职、下台，埋伏在周围高楼大厦的阻击手们向人群开枪，52个人被当场射杀，270人受伤。愤怒的民众抓住了6个凶手。可总统沙利赫马上就否认这是政府的行为，并且立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携带武器和实行了宵禁。3月20日，由于联军对利比亚政府军的打击，也门总统沙利赫马上宣布解散政府，由内阁负责在新政府组成之前行使看守政府的职责，并且还打算与人民谈判。 3月18日的屠杀，立即使得也门政府的多位部长和外交官们辞职抗议，也门人民的回答更是清楚干脆，拒绝了总统想与人民谈判的要求。在屠杀人民之前，这位总统还有和人民谈判的余地，人民或许还会让他光荣的辞职，带上家眷和钱财出走。但是屠杀发生之后，也门总统就把自己的退路彻底的断绝了。总统把人民看作是草芥，人民当然就把总统看作是仇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上了，总统必将受到法办，否则无以对死伤的人民。也许，该国会有继续的人民流血，因为这个世界的正义力量，不可能同一时间对所有的邪恶开战，也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全球都实现普世价值，有时候，正义的彰显必得用时间和生命来换取。因此，独裁者手里若有军队，就可以为自己苟延残喘而挣扎，直至军队的普遍觉醒。 日前，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英国的军情6处已经对利比亚忠于卡扎菲的军队指挥官们发出了一个警告。在警告中说，将军们，我们的全球定位系统已经掌握了你们指挥部的行踪，并且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导弹射程之内，你们将如何选择。从这个警告中使用了选择这个词，正是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文明程度。作为军人这个职业，纳税人千日养兵，为的就是国家危亡的时刻去用兵。当这个时刻来到的时候，军人是抱着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信念走上战场的，这里没有生与死的选择，只有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职责所在，为正义、自由和人权而战。但这个警告中的选择的意思，是要利比亚的军人们选择，是保卫卡扎菲的独裁政权，还是保卫利比亚的人民。在这里，其实就是价值观的选择。 站到了普世价值的理念一边，就是功臣，反之就是人民的罪人。 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对于中东和北非那些仍在下令开枪射杀抗议民众的国家而言，利比亚的战争和突尼斯、埃及的革命都是个警告。并且说，所有的国家都有义务发出声音。潘基文说这番话的含义是很清楚的，那就是 任何政府胆敢开枪射杀民众，都不是可以用内政，或者是国情作为理由的。国际社会的制裁、干涉，或者是用武力去制止对民众的镇压，不但不是干涉内政，更是必须的行为。 如前所述，法律与正义、权利等词经常只是同义反复。 法律与正义、权利，都是人民的挡箭牌，否则这个世界就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整个世界，就成为了一个屠宰场。 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没有双重标准地、不自相矛盾的对待法律与正义、权利，那么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就真正地提高了，中国就实现了真正的崛起。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20110409星期六转载自20110408凤凰博报颜昌海的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0770014.html ）

来自: 脑残莫入-康康博客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09日,  已有 5 人推荐 转载一个关于《动物庄园》的介绍资料： 《动物庄园》 Animal Farm ，作者：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奥威尔另一部著名的小说为《1984》。两部政治寓意小说，精彩无比。可找来看看。 故事概要 农场里的一头猪(Major)在提出了“人类剥削牲畜，牲畜须革命”的理论之后死去，若乾年后农场里掀起了一场由猪领导的革命，原来的剥削者——农场主被赶走，牲畜们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尝到了革命果实的甘美，农场更名为“动物庄园”并且制定了庄园的宪法——七戒。 但不久领导革命的猪们发生了分裂，一头猪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此后，获取了领导权的猪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越来越多的特别待遇，逐渐脱离了其他动物，最终蜕变成为和人类完全一样的牲畜剥削者，动物庄园的名字也被放弃。 影响与意义 《动 物庄园》的故事脉络被评论家分析为与苏联的历史乃至整个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惊人的相似，在很多共产党正在或者曾经执政的国家都能看到动物庄园 的类似影子。作者在书中藉由对动物庄园的发展变化，对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命运的预言也被1991年的苏东剧变和后来的历史所印证。但《动物庄园》的意义远远 不止于对历史的预言，这部寓言体小说以文学的语言指出了平均主义和极权主义在根本上的联系：由于掌握分配权的集团的根本利益在于维系自身的统治地位，任何 平均主义社会无论形式上有着什么样的诉求，其最终结果都会与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诉求背道而驰。 《动物庄园》自出版以后引起很大反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还被改编，以其他艺术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2002年11月话剧《动物庄园》在中戏小剧场上演。 主要人物 —动物 * 老麦泽（Old Major）——猪，提出了动物主义的思想，影射马克思和列宁 * 斯诺鲍（Snowball）——猪，动物庄园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后被驱逐并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影射托洛斯基 * 拿破仑（Napoleon）——猪，动物庄园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后来成为庄园的领袖，影射斯大林 * 鲍克斯（Boxer）——马，动物主义理念的忠实追随者，积极响应革命领袖的号召，后被拿破仑卖给宰马商，象徵着相信“革命理论”的广大善良群众 * 本杰明（Benjamin）——驴，对拿破仑的所作所为始终抱有怀疑但明哲自保，象征有独立思想对极权主义有所怀疑但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宣称本杰明是影射自己） * 无名的很多狗——拿破仑在动物庄园实施暴力统治的工具，象征极权主义国家的各种暴力机构（如克格勃） —人 * 琼斯先生（Mr. Jones）庄园农场的旧主人，影射尼古拉二世 * 皮尔京顿先生（Mr. Pilkington）福克斯伍德农场的主人，影射西方国家（如英国的丘吉尔和美国的罗斯福） * 弗雷德里克先生（Mr. Frederick）平彻菲尔德农场的主人，曾经与动物庄园达成买卖协议，后来毁约并入侵动物庄园。影射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 温普先生（Mr.

恐惧与自由   【缅甸】昂山素姬 (井蛙译) 导致腐败的不是权力而是恐惧。那些掌权者恐惧丧失权力及无权者恐惧权力的蹂躏，都导致了腐败。大多数缅甸人熟悉这四种腐败：（一）贪婪的腐败，由欲望导致的腐败，是由于受到诱惑或出于那些人们的喜好背离了正确的道路；（二）偏狭的腐败，是采取错误方式去敌视那些心怀恶意者；（三）愚昧的腐败，是由于无知所带来的失常；（四）恐惧的腐败，这也许是四种腐败中最坏的一种，因爲它不仅産生了恐惧，窒息并缓慢地摧毁了所有的是非观，大多数时候，它还是其他三种腐败的根源。正如贪婪的腐败一样，不纯粹是贪婪，恐惧匮乏或恐惧失去他们所爱之物，都能带来这种后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恐惧被超越、被羞辱或受伤害，都是恶意的种子。因此，除非摆脱恐惧的枷锁、自由地去追求真理，否则无知将难以驱散。恐惧与腐败的关系如此接近，一点儿也不奇怪。在任何社会里任何一种恐惧都充满了腐败。它根深蒂固地难以根除。 公衆对经济困难的不满看起来像是1988年由学生示威所导致的缅甸民主运动的主要原因。这是真的：多年来不连贯的政策、无能的官方措施，萌发了通货膨胀和实际收入的下降，已经使国家变成经济的废墟。但是比起难以接受的生活水平，更爲严重的是，它已经侵蚀了传统忍耐的美德，沈默的人们也由于腐败和恐惧扭曲了生命的羞耻感。 学生们不仅仅抗议他们的同志们的死亡，而且还反对否认他们生活的权力、剥夺生活的意义与未来希望的极权主义制度。并且，因爲学生们的抗议与民衆的普遍受挫相关，示威活动迅速演变爲全国性的运动。其中一些热情的支持者是富有经验的商人。他们不仅扩大了必要的联系，保存了运动，而且还使运动在体制内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但他们的富裕使得他们缺乏真正的安全感或满足感。然而他们意识到，不管他们自己以及其他同行的市民的经济地位如何，爲了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即使不是充分条件，至少也需要一个负责任的行政部门。当缅甸人民的权力就象捧在手中的水一样的时候，他们已经厌倦了毫无保障的不稳定的政局。 　　也许绿宝石那样凉爽 　　就象捧在手中的水 　　但是啊也许我们的权利 　　只是破碎的玻璃 　　捧在手里 这种锋利无比的捍卫著试图粉碎他们的闪耀著力量光芒的玻璃碎片，可以将其视爲那些企图摆脱镇压的人们身上所闪现出的勇气的本质特征的一种生动的象征。 伯格由克昂山（BogyokeAungSan）在他被审讯期间，把自己看作爲一个不屈不挠地探索著缅甸问题之最佳答案的革命者。他激励人们鼓起勇气：“不要仅仅依靠别人的勇气与无畏。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去成爲一个无畏的有勇气的英雄。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需要努力去保持一个没有腐败的环境，在那儿，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恐惧由于受到法律的控制，而不直接地威胁到人们的幸福。法律不只是通过对罪犯采取公平的惩罚从而防止腐败。它们也促进创造一个没有营私舞弊的、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保存人的尊严的社会。哪儿没有这样的法律。那儿维持正义与公共尊严的重担便落在了平民百姓身上。需要他们持续不变的努力与忍耐，才能把一个理性与良知由于恐惧而受到扭曲的民族，改变爲一个法治的国家；在把人天性中的破坏力降低到最低点的同时，促进人民对于和谐正义的渴望。 在这个已经创造出致命武器、科技一日千里的时代里，它能够并且已经通过这种强大的、非人道的技术，控制了弱小与无助的人们。这时候，迫切需要在民族与国际水准上，建立起政治与道德之间的更爲亲密的关系。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声明，全人类不分种族、国籍和宗教，每一个个体和社会机构都应该力争促进基本的人权和自由。但只要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强制而不是民意之上的，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驾于长远的和平与繁荣之上的，那麽，爲保护与促进人权的国际性的协调性行爲，将仍然是最可行的一部分斗争，将继续建立斗争的舞台，在那里，受压迫的被害者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内在力量去捍卫他们作爲人类家庭中一员不可剥夺的权利。 革命的精髓是精神。它出自于一种理性的信念。爲塑造出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需要改变精神上的态度与价值观。革命的目标如果仅仅是瞄准在改善物质的条件上，改变官方的政策与制度，它就很少有真正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革命的精神，那麽産生了不公正的旧秩序的力量，将会继续不断地威胁改革与重建的进程。仅仅是呼吁与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不够的。必须万衆一心地去坚持斗争，以不朽真理的名义去献身，去抵制由于欲望、憎恨、无知和恐惧的影响所带来的腐败。 据说，圣徒就是不断努力去尝试的罪人。因而自由人就是阻止自己继续做尝试的人，并且在这过程中，使自己适当地承担起维持一个自由社会所需要的责任与纪律。对于那些向往生命尽可能圆满与完整的人说来，免于恐惧的自由，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目的的基本自由。 一个想要建立强大的、民主制的、并且坚定地确保反对国家滋生权力的民族，首先必须学习将自己的思想从冷漠与恐惧中解放出来。 爲实践自己的思想，昂山自己总是坚持不懈地表现出勇气——不仅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从而使得他敢于说出真理、遵守诺言、接受批评、承认缺点、改正错误、尊重对手并勇于与敌人谈判，从而在人们的心中赢得了当之无愧的领袖角色。正是因爲这种道义勇气，使他在缅甸永远值得人们去爱与尊敬——他不仅是一个好斗的英雄，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泉与良知。尼赫鲁用来描述圣雄甘地的话，正可以用在昂山的身上：“他基本教义中的无畏与真理，以及与此相关的行爲，永远将被视作爲大衆的幸福。” 甘地与昂山，一个是伟大的非暴力倡导者，一个是国家军队的创始人，两者的个性截然不同，但因爲向独裁统治的挑战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里都不可避免地有著相同点，因而，在那些起来迎接挑战的人身上存在著内在本质上的相似处。曾认爲甘地一项最伟大的功绩是给印度人民输灌勇气的尼赫鲁，是个现代政治家。但是，在对20世纪独立运动要求的评价时，他发现并回顾了古印度的哲学：“一个个体或一个国家的最大的天赋……是勇敢，不只是肉体上的勇气，而且还是出自于精神上的无畏。” 勇敢也许是天生的，但通过后天努力得来的可能来得更加珍贵。勇气来自于习惯性地拒绝唯命是从。勇气可以被描述爲“压力下的优雅”——所谓优雅就是面对残酷、持续的压力不断地更新自己。 在一个否认基本人权存在的制度内，恐惧往往成爲了一种时尚——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産或谋生的手段，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失败。最爲阴险的恐惧方式是化装爲常识、乃至于至理名言，将有助于保存人的自尊与内在的人性高贵的日常的勇敢行爲，谴责爲愚蠢、鲁莽、没有价值或琐碎无用的。对由于恐惧而习惯于在铁幕统治下生活的人们说来，将他们从使人虚弱的恐惧的泥沼中解放出来，也许是不容易的。但即使在最爲残暴的国家机器下，勇气也在不断地産生，因爲恐惧不是文明人的自然状态。 面对肆无忌惮的权力，勇气与忍耐的源泉通常在于坚定地信仰神圣的道德原则以及身处逆境但仍然信奉精神与物质进步的历史观。人与纯粹的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他有自我改进和自我拯救的能力。人的责任的根源在于对完美的观念，欲望使之完成，理智使之发现面向它的道路。即使意志在这一条道路上无法到达终点，至少这段距离会産生超越个人局限与环境障碍的要求。这是理性的、文明人的世界观。它引导人们去挑战、去承受、去建设一个没有贫困与恐惧的社会。当真理、正义与同情的概念只是作爲抵抗残暴权力的壁垒的时候，那麽它们就仍然无法摆脱历史的陈词滥调。 〔这是爲纪念昂山素姬1990年获得由欧洲国会颁发的萨哈罗夫（Sakharov）自由思想奖编辑首次发表的作品。该奖于1991年7月10日在法国东部的斯特拉斯堡颁发，但昂山素姬缺席领奖。同一星期，此文全文或部分在《泰晤士文学副刊》、《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曼谷邮报》等刊物发表。〕    铁窗没有季节   昂山素姬 (井蛙译) 普遍认为缅甸没有四季，我们只有三季，暑季、雨季和冬季，春天大多不为人所知。尽管，在比较寒冷的边境，有一段像春天那样宜人的、我们称之为早夏的气候。除了部分地区之外，那里有枫叶般鲜艳的落叶树，照亮了寒季的头几个星期，我们也没有如日本人那样能轻易感觉到的秋天。 对一个粗心的观察者说来，缅甸人都似乎特别地对季节的更替不敏感。我们没有庆祝春天到来的保春花，我们不知道秋天的美丽的震颤，我们也没有把季节的主题具体地体现在我们的艺术表达或时装里。 我们一年里都穿著同样几款服装：差别只是在于暑季和雨季。雨季是一把伞，而冷天只是在夏季的衣服上加厚几层而已。我们对季节的更替，没有表示出太多的关心。但事实上，缅甸人却对他们日常环境里的时间变化极为敏感。传统惯例，认为我们有六个季节。我们也有一种诗歌类型，表现了阴历中的十二个月，就好像每一个月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季节。 十二月与拿特祷(Natdaw)月大致相符合，在佛教传入缅甸之前，它是礼拜印度神迦尼什（Ganesh）——象征财富的象头神的日子。在诗歌的传统中，拿特祷（Natdaw）是一只蛾。当薄雾和银光闪闪的寒露笼罩地球的时候，心灵充满著对远方的爱人的思念。 这是达芯（thazin）花盛开的月份：精致的小花蕾，像羊皮纸上涂了金黄色的雄蕊，从弯曲、透明的绿色□干上垂下。对缅甸人说来，达芯（thazin）是非常浪漫的，精致而难养的。当它绽开花朵的时候，它的优美几乎就是这个寒凉季节里的象征。 拿特祷组成何曼特（Hemanta）或冬天的第二下半季。最有趣的是，这是缅甸最令人怀旧的季节。天空一片澄净，天边像给地平线镶上鸭蛋一样的蓝色。在仰光，最冷的天也比不上东京樱花盛开时，晴和的日子那么冷。但对缅甸人说来，这是真正的冷。老伯伯早上出去晨运的时候，头上戴著毛纺的巴拉克拉法帽；老婆婆披著编织的围巾，裹著法兰绒，或半个世纪前流行的天鹅绒夹克衫。在何曼特期间，传统上受人欢迎的消费品是口味重的与“加热”的食品，比如肉，牛奶，黄油，蜜糖和干姜。那些吃得好的人，在早晨新鲜的空气中，他们的脸色变得圆润和充满光泽。 冬天一来，入夜时，我就开始蜷缩在我们家惯用的中国毛毯里面。这些厚厚的棉毛毯盛行条纹或方格花纹，通常有绿色、红色及红褐色各种不同的图案。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拥有自己的毛毯。记得那时我偏爱绿格子花纹的毛毯，一直用到它几乎变成碎布，我还坚持要用。如今，寒冬来临之时，第一条放置在我床上的毛毯，是我父亲的中国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条旧毛毯：白色夹杂著有点儿褪色的红条子花纹，我母亲在一个角落处绣上了日期，“ 25-3-47”。当气温急剧下降，我就将那张搁置在我父母婚床上的日本毛毯加在中国毛毯上面取暖。 八年来我在寒夜里都无法入睡。不去思考良心犯，以及别的被关在全缅甸监狱里的犯人。当我在蚊帐里躺著很好的床垫，躲在毛毯底下取暖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很多政治难友，他们在阴冷的牢房里，躺在薄薄的、渗透著寒气的席子特别令人难受的水泥地上。他们既缺乏充足的衣服和毛毯，也没有蚊帐可以防止蚊虫。虽然，冬天没有夏天那么多蚊子，但蚊帐有取暖的作用。我惊讶有那么多的犯人被冻醒，颤抖著度过长夜；有那么多的老犯人，忍受著骨头疼痛与肌肉痉挛；多少人此时此刻正梦见一杯热饮或家人的一点安慰。 这是我在监狱的第八个冬天了，一早起来就能看到一个清新洁净的世界。我讶异有那么多的犯人能够尽情享受美丽的何曼特时节，我们的诗人对此已写过如此令人伤感的诗。铁窗牢不可破的大墙，阻挡了银光闪烁的露珠与薄纱似的阳光，冬天花朵的淡淡香气，以及丰富而温暖的食物的滋味。此时此刻，如果能读到有关冬天的诗句，那该多好！ （1996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