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共识网|林彪素描

林彪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功大还是过大?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认识并不容易统一。过去虽然有结论,但未必能为将来的历史认同。但有些认识还是可以统一的,比如说林彪是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林彪还是一个怪人,他的五官外貌——耳鼻嘴眼眉,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都与常人有较大的不同。如果我是一个画家,一定要为如此生动的他画一幅传神的素描;可惜我不能为之画,所以就想写一篇素描似的散文。一、林彪的外貌作为一个湖北人,林彪是一只很典型的九头鸟。林彪的身材瘦小干枯,身高估计在1.65左右,面庞清癯,面容黄枯。在群星璀灿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林彪只能算作一名“丑星”。林彪是那种有阴柔气质的男人,内向而寡言,有较明显的女人气。所以,当年在红军队里演戏时他常常扮演的是女角。当他还能被开玩笑时,也只有极个别的人敢与他开玩笑。黄埔大师兄陈赓常常与他走着走着就将胳膊往他脖子上一勾,戏谑地称其“林妹妹”,他总是身体一甩,口中说道:“去!去!去!”林彪从不喜欢玩笑,更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但对于陈赓这个黄埔一期生,年龄比他大,资格又比他老,又是没皮没脸的那种人,他这个黄埔四期生显得很无奈。其实,邓小平的个头似乎也并不比林高,甚至还要矮一点,脸盘子也并不比林好看到哪儿去,但邓大人绝不会让人感到有女人味。邓的五官虽然算不上富丽却很端正,身材虽然矮小却很敦实,邓是一个有厚重质感的矮个子男人。上海人讲话“盘子扎得老稳”或称“脚底有根”。据说,西南刚解放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吴宓先生曾有缘得识邓小平一面,归来后竟向友人预言道,邓小平骨骼清奇,龙骧虎步,贵不可言,后必为中共中兴之令主。果不谬言矣!林彪的脸型有点猴,有点狐,脸型薄,不厚实,下颌尖了一点,有骨感没有质感。说是尖嘴猴腮,有点了,不过也没到“獐头鼠目”的程度。也许因为少年时头上长过黄癣的缘故,林彪的头颅过早地秃了,没几根毛。“九一三”后,官方称其为“林贼”,而中国的老百姓一般都称其为林秃子。“林秃子”不是一个好称呼,但也不完全是贬义,人们由“聪明的脑袋不长毛”,联想到那颗光秃秃的脑袋实在是一座智谋的仓库。林彪的鼻子是尖的,谈不上“隆准”,相书上叫“通天鼻”;林彪的耳朵大,没注意有没有“垂珠”。据说耳中有“福气毛”,是贵人相,但毛太短,贵不长;林彪的腮帮子也总是瘦得鼓不起来。据说林彪从东北战场打了大胜仗回西柏坡开会,毛泽东当着文武百僚开他的玩笑:林彪你吃了那么肥(指东北的胜仗缴获丰硕),怎么还那么瘦呀!大家哄地大笑,林彪也尴尬地笑笑,不说话,毛见状也不再继续开。也只有毛敢开这样的玩笑,别人谁也不敢。林的腮帮子虽然鼓不起来,但刚好配上下陷的双颊,再加上不苟言笑的表情,是一种有力量的阴沉,。林彪的眼睛是小的,且是那种三角型的,眸子漆黑,有精赤的异彩,阴鸷而有神;林彪有两道极其浓黑的扫帚眉,这样的浓眉极少见,立地生威;林彪说话的声音极有特色,凡在文革中听过他的讲话或是讲话录音的人,几十年后都不会忘记他那特有的声调,那是一种变性了的老女人一般的尖利的声音。即使当着老毛的面做报告,即使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着全世界的面做报告,林彪也是拿腔拿调的,总是刻意地将尾音拖得很长很长,听的人虽然不习惯,但谁也感觉得到林彪的声调里有一种恐怖与威蹑的力量。如果说,林彪的眼睛表明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两道浓眉则是杀伐威武的象征;而他说话的声调却表明这个人是有点变态的。所谓“非常之人”嘛,从里到外都“非常”。就是这样一个瘦小干枯、尖嘴猴腮、通天鼻、福气毛、扫帚眉、三角眼、尖嗓门的“湖北佬”,却是中国当代史极为重要,且魅力无限的人物,他无疑是千古良将,也可能是千秋佞臣。他有点像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也有点像唐初二十四凌烟阁功臣的侯君集,但他还是最像历史上的韩信,用兵如神,百战百胜,功盖天下,毁誉参半。有反意,有反迹,却也不见得付诸了多少行动。他的功败得失将永远是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他的名字也将永远挂在中国人的嘴边。二、病中的林彪毛的保健医生李郎中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1966年8月,正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不难考证出这个时间段应是在1966年8月7日—12日之间。8月5日,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经写好了,林也于8月6日上午回到了北京。此时,凡中共高层的圈内人士都已感到林彪正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炙手可热、如日中天。有一天,林彪忽然就病了,毛的大内总管汪正要设法接近并结交这位即将钦定的“新太子”,于是拉上李郎中,借口看病一起前往毛家湾。但李的这段回忆是有问题的,因为林彪从大连回京后住在人大会堂浙江厅,那里有空调。当二人刚一走进林彪那宽敞的卧室,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那位身经百战、功勋彪炳的林元帅此刻正斜躺在那张宽大的床上,妻正歪坐在床头,妻的玉腿垂沿在床边,脚上搭拉着一双皮拖鞋,元帅的光头颅就依偎在妻的怀里,哼哼唧唧地哭着,发出因病痛折磨的痛苦声音。那位白皙肥硕的妻正无限温柔地抚着丈夫光溜溜的脑袋,口中喃喃地发出软绵绵的女人的声音,倾情地抚慰着怀中这位大名声的老男人。经过诊断,林彪得的是输尿管结石,那肯定是一种相当痛苦的病。病人在忍受的过程中发生痛苦的呻吟那也是极正常的。但中国人的认识上有一个传统的误区,总是将武将的形象与“关云长刮骨疗伤”联系起来,所以就很难想到这位运筹帷幄、骁勇善战、百战百胜的战神居然躺在老婆的怀里作孩童般的哭泣及哼唧。即使一般普通的男人也不会如此脆弱的,那只是三、四、五岁刚刚断奶的儿童们,或是起腻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小男人的行为。虽然失望,但那是真实的林彪。没啥啦!人的多面性。三、烟火味最少的人人类由类人猿进化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火的应用,生食变成熟食,不仅易消化而且易吸收,于是进化加速了。所以,人作为地球生命进化的“终极物种”(笔者自注:这个说法也许是不科学的,无论是进化或变异都不可能有“终极”,人类将来会进化到哪里去?谁知道呢?),虽然几近全能,却无不带烟火味。人人都吃五谷杂粮,个个都要打嗝放屁。一旦拥有财富和权力,私欲更是爆炸式的放大和增长。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声色犬马,所谓“饮食男女”,所谓“七情六欲,人皆有之”,说来说去,仍然是人的烟火味。但如考察一下古今中外那些长期处于权力与财富宝塔尖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之中,大概没有什么人的“烟火味”能比林彪更少的了。林彪的日常生活习惯奇特得令人难以相信,他似乎长期处在一个近于“半人半仙”的境界。林彪怕光、怕风、怕水、怕骤变的温度、怕一切剧烈的声音;怕人多、怕疲劳、怕罗嗦、怕迎来送往、怕人情酬酢、怕正常的礼仪、怕虚伪的客套、也怕朋友、战友之间假模假势的掏心窝子的讲一些什么所谓的“肺腑之言”。林彪几乎是不交朋友的,他的同僚、战友、部下大把大把,就是没有什么“朋友”,没有“知已”,连“红颜知已”也没有。估计办公室里的女秘书总会有的,但到不了内室来。能到内室来的除了被人称为叶主任的妻子外,就是警卫战士及文职秘书,一群雄鸡头儿。林彪基本上没有社交生活。对待同僚,他从来也不与陈仲弘之流推杯助盏;也不与叶参座之辈诗词唱往;对待部下,既不疾言厉色,也不嘘寒问暖。至于与部下喝酒谈心之类的事,在林彪那儿就如同天方夜谭。部下来了,我们的林总最多也就拿出装炒豆子的袋子往桌上一扔,不咸不淡地招呼一声“吃一点吧”。部下如能遭逢此等待遇,骨头轻的就无不屁颠屁颠乐上好多天。其实林彪原本也并没有什么“死党”的,他实在不是那种善于结党营私的人。所谓的“四大金刚”,也只不过是几个战争年代比较得心应手的老部下,在文革初期受到中央文革的迫害,他们的林总将他们从中央文革的手中保了出来,在文革的大乱局中重新集结,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而已。他分配他们各掌了一个军种的权力,与他们工作上联系当然是有的。迄今为止的资料显示,他也并没有将“四大金刚”召集到密室里开个“黑会”什么的,更没有将所谓的“谋害最高”、“另立中央”、“叛国外逃”之类的大事,与他们商量过一星半点儿。林彪的日常生活与一般人有着太多的不同。许多在常人眼中极普通、通常被忽视的东西,往往却能刺激他的神经,并引起他的恐惧。在所有的这些“怕”之中,他最怕的却是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水”。尽管水是“生命之源”,但林彪却与全人类采取不同的立场。他不喜欢看到直接的“水”,也怕见到“水”的各种物理、化学或有机的形态。因而他不愿意看到下雨、下雪以至结冰。他不喜欢喝水,当然他也更不喝酒,无论是含水分少的烈性酒,还是含水分多的啤酒和饮料。甚至连水分较多的水果,如西瓜,他也不喜欢吃。他怕看见“水”,一见到水就会联想到水的流动,于是又会联想到“拉稀”,那也是一种水的流动形式。久之,甚至一听到流水的声音肚子就咕咕作响,然后拉稀。虽然在“怕水”这一点上他和常人类是不同的,但在“怕拉稀”这一点上他却是和常人类所共同的。因为怕拉稀,所以更怕水。他平时尽量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后,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或用干的布或纸反复地擦拭,或是伸出手来,内勤就把这一类事做了。他身材虽然瘦小,手和脚这一类身体的延伸部分却是大的,且是骨感的。这一点和某些人正好相反,某些人个头儿很大,手脚却是小的,且肉嘟嘟。那么高大的个头,肉嘟嘟的小手,肉嘟嘟的小脚,肉嘟嘟的下巴,想着都起腻。当然,林彪的身体同样也是需要水分的,没有水分的身体是木乃伊。对于这一点,林彪自己也明白。因为平时不喝水也不吃水果,于是他不得不喝粥,虽然喝粥也会有联想,但没有办法,只能用毅力克服。或在吃馒头时,先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身体所需的水分,就用这样可笑的方法供应着。少量的水分仅只够维持生命的需要了,就没有多余的水分滋润身体,所以林彪的身体和面容始终是枯黄巴巴的。林彪的饮食堪称老一辈革命家们艰苦朴素的典范。常吃的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副食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子,不加油盐,有时也吃“蒸肉饼”和“清蒸鱼”,但不吃“红烧肉”补脑子。汤是喝一点的,质量也比较高。对于衣服和被褥,林彪又有一套自己独创的特殊的严格要求。他丝毫不讲究衣服的款式和质料,更谈不上品牌,而只注重衣服的温度。他认为衡量衣服的唯一指标是温度,并由此别出心裁地发明了“穿衣数字化”。他将每件衣服都设定为一个温度,比如衬衫为2度、外衣为4度、大衣为10度——然后根据气温的变化对所穿衣服进行增减,达到与外界的平衡。林彪通常不喜欢毛衣、也不喜欢棉衣,天气凉了,他只是将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他的毛巾被、床单等也都设定了温度,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再安闲地入睡去。于是,林彪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温度计了,就像战争年代离不开军用地图一样。林彪当然也要拉屎撒尿的。要撒尿了,还是能坚持百忙之中亲自上卫生间。要是拉屎,则又有自己发明的解决办法。由内勤将干净的便盆放在床上,他于是从被窝里爬将起来再坐将上去,内勤随即用棉被将他包起来,从脖子一直包到脚,只露出一个脑袋在外面。于是林彪就在被子里完成一系列的吐故程序:放屁、撒尿、拉屎,一点点风也吹不进来,一点点气也出不出去。事情完成后,通常也并不要求更换被褥。元帅一生在枪林弹雨中闯荡,没有那种资产阶级的娇气。伺候他完成这一生理行为的通常是内勤,但他的妻也偶尔为之的,并不嫌弃。说他养尊处优是可以的,但不是穷奢极侈。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走上百十步,坐下来歇一歇。林彪青年时期也是向往过女人的,传说他暗恋过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看来也是真事。要那件事真成了,林彪成了周恩来的干女婿,那历史就肯定不是后来的那个样子了。但那事终于没能成。林彪与叶群结婚后,总的说来,他对妻子是忠贞的,并没有文工团员,但也并不等于就没有想法。孙维世从苏联回来途经东北时与林彪重逢,林彪就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心,有旧情复燃的苗头。可惜还没有等到行动,就给一个姓李的大嘴巴搅黄了。除此之外,林彪就再也没有过什么花边新闻。叶群这个女人不简单,她对林彪看得死死的。其实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他自己,久病之身就像一盆火,早将他的花心燃尽了。老头子多次放出话来,一再反对当领导的由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的。林彪知道这样的最高指示是专门冲着他来的,但他就是装傻充楞不予理睬,仍然坚持由叶当主任。文革前,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写匿名信告叶群,说她嫁给林前已经少女失贞。林获悉后大怒,不仅“大义凛然”地为他的爱妻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处女证明”。而且在中央的会议是拍着桌子骂陆定一:“老子恨不得一枪崩了你。”这个老丘八一旦发起丘八来,与会者全都很恐惧。一些与会的老帅们觉得林太过分,很丢脸。但林不在乎,为了老婆的名声,更为了自己的名声,林丢得起这个脸,丢不起那个脸。作为一个女人,叶群也应当感到知足了,总的说来,她还是得到了她男人的爱情的。四、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沉思林彪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沉思。沉思中,他打败了蒋介石的百万雄兵;沉思中,他从中共群豪中脱颖而出、一飞冲天,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沉思中,他的内心纠结于与他43年的老同事、老上级是否要分手?并选择怎样的时机,采用怎样的方式来分手?在无声、无色、无风、无光的世界里,这个精瘦如猴般的男人几小时、几小时地静默着、沉思着,如枯木、衰草般孤立,如僧道尼入定般地承禅。他的沉思在老一辈中太有名气了,连一向同是深居简出,话语不多的邓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佩服林彪的沉思和寡言。”虽说那是在林得势时讲的话,却也是当时真心的赞服。林彪沉思的形式是多样的,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林彪所喜欢的。坐着的沉思、站着的沉思、躺着的沉思、走动着的沉思。战争年代,他喜欢倒骑椅子,将下巴壳搁在椅背上,盯着墙上的军用地图没日没夜地沉思。与常人相同的是,林彪在沉思的时候偶尔也会像一个傻瓜似的自言自语,但没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与常人不同的是,他在沉思时既不会微笑也不会叹气。有时,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将一粒炒熟了的豆子,抛进张开的嘴中,然后咀嚼着走上一个来回。当又一个来回开始的时候,他再将一粒豆子以同样的方法扔进嘴中。他的牙口一直很好的,井冈山和江西时期也抽过烟,早就戒了,到64岁的年纪,牙齿仍然又白又硬。有时,他站在窗前,划上一根加长了的火柴,擎在眼前,火柴燃烧着,闪着豆状的火花,直至火柴棍快将燃尽,将要烧着手指的那一瞬,才慌乱地扔进烟缸中,短促的青烟在缸中只继续冒了一个极短瞬的时间,轻烟缥缈在屋中,很快就没了。缸中剩下一小截弯曲了的、黑色的“烬”,就像多年后他在温都尔汗烧死后那弯曲了的、黑色的骷骼。不过火柴棍儿是微雕。黄昏时分,林彪会走到院子里的小道上,边散步边沉思。雨天,他则躲在窗帘后沉思,那浓厚的窗帘,将真实世界的雨隔离了,一会儿他就根本感觉不到了,物我皆忘,此时他的沉思越发是沉沉的思。每天,他都那样作着五、六个小时的沉思,上午两、三个小时,下午也是两、三个小时。即使睡觉,在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或是自己记录着梦中的灵光闪现,那是他的上帝给他的启示。他在沉思中最不能容忍任何外界的事物的干扰,突然的干扰会使他的肾上激素产生一种有毒的物质,这种物质更是转化为一种情绪。林彪的一生中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到底是什么?他自己固然说不清,他的妻子说不清,医生也说不清。这种情绪是万分怪异的,虽然并不经常发生,但一旦发生,就会显示两个非同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这时,这位“战争之神”的“生命之钟”似乎停摆了,什么都不能做,不能看书,不能听汇报,连吃饭都有困难,只能绝对的卧床休息。轻微时只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重时则要休息四五天,要等到一切恢复以后,他才能继续那种沉思的生活。他没有黑夜也没有白天地沉思着他的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拉条子”,通过“拉条子”的方式制定着大大小小的军事的、组织的、政治的预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圈。当他表示同意时,就抡起胳膊在空中飘忽地划上一个大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认真地划上一个小圈子;如果他有话要说了,就由秘书记下来;他不同意时,嘴一撇说“不予答复”。常常连这四个字都懒得说,只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这就叫“留中不发”了。沉思需要寂寞,沉思也煅造了寂寞。但沉思绝不仅仅是寂寞,沉思中也有风暴骤起与战马奔腾,忍不住冷落与受不了窝囊气的拍案而起;沉思中“彪式语言”电光竦起,数词堆堆砌砌,副词重重迭迭,也是另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文学意境,也是再无别人能写得出来的华采词章;沉思中也有料敌如神、算无漏着、计不虚发的锦囊“神机”,沉思中也有阴郁的等待、无奈的叹息,也有棋错一着,满盘皆输的懊恼。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一年的九一三,那个月黑风高的子夜,林彪已经吃了安眠药,却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给他带来无数光荣和梦想的中国。这是他一生中最最没有“沉思”的盲动。及至飞机上了天,或许安眠药的药性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渐次退去的时候,林彪又能有限地恢复“沉思”了,然而就在这一刻,飞机炸了。五、毛家湾的皂角树林彪的主要住所有三处:毛家湾、苏州的别墅和人民大会堂。春天时他喜欢住在苏州,江南的春天就像少女的脸,那一种恬静、文雅而活泼的风景最是令人神往了。曾经年轻过的林彪不可能不喜欢江南,有时他甚至在苏州一直呆到秋天的来临。夏天天气炎热时,他和其他大人物一样,往往会住到人民大会堂,独自盘据在一个空调房里住上两、三个月。他习惯住浙江厅。那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面积不亚于一个篮球场。两架高大的屏风伫立在门的前端。屏风里的一面绣着孔雀开屏的图案,外面则是放大了的毛的诗词《满江红》的手迹。大厅的整面墙壁都被墨绿色的金丝绒帷幕掩住了,沙发是大红的,各种华贵的吊灯和壁灯照射着这个密封而高贵的世界。因为临时客居的主人并不喜欢灿烂辉煌,它们难得有全部打开的机会。林彪来了,他的微型秘书班子也在这里办公。每天这里都在重复不变的情景:为数不多的几名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轻重不同的说话声,缓急各异的电铃声,自制的咳嗽和风格不同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林彪在这里要过滤从五湖四海汇集来的消息,他必须和必须的高层人物交换必须的意见,他不得不随时理顺与游泳池、钓鱼台的关系。他在这儿下钩,起钓,扑杀与屠宰;纠缠与和解,冲突与松弛,倾斜与平衡,上层的勾心斗角与平民的温饱生死,从瞬息万变的世界风云到花样翻新的鸡毛蒜皮丑闻逸事。常言说:侯门深似海。这个表面平静的海整天也都暗流汹涌的。那些车队司机、厨房师傅、分管各种事务的秘书和管理员们,整天也都忙忙碌碌。秋天天高气爽,北京的秋天更有别处难以比拟的神韵。林彪与叶群一起回到毛家湾,这里才是他真正自己的家。虽然这里没有香山的红叶,但他尤其喜欢毛家湾院子里那几棵高大的皂角树,那螺旋状的褐色的大皂角在树上密密地悬吊着,林彪隔着玻璃窗在屋内盯着它们看。风大的时候,皂角们摇晃着碰撞在一起发出阵阵的响声。在所有的声音中,林彪最喜欢听也尚能听的就是这种声音。这种声音不是沙沙的,不是飒飒的,也不是当郎当郎的,而是介于几者之间。这声音有一种亮丽、有一种圆润,有一种金属的质感,似乎那是年代遥远的战场上声音的回放。虽然也不像,但有一点点意思。就那么一点儿意思就能使人产生弥足珍贵的回忆了。林彪站在窗前,聆听着,也沉思着。他虽然喜欢听皂角在风中摆动相撞产生的声音,却不能接受驱使皂角摆动的风。风小了一点,皂角虽然摇晃却因摆幅稍小,互相不能碰撞,或是虽然碰撞但并不激烈,因而也不能发出声音,这样的时候,风虽然小到他能接受的程度,但皂角的声音又没有了。他平静地叹了一口气,不由得学着老蒋的口气骂了一声:“娘稀匹!人生就没有两全俱美的事!”夕阳西沉后,长夜未临前,有一段白天和黑夜交接的过渡时光。当落日余晖尚存许许,几不能清楚地显示物体的轮廓之时,那风和光的度数就是适合于他的,这是他一天之中唯一可以走出寝宫散步的机会。在没有皂角响的日子里,林彪就注视南边那一柱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毛家湾四周都是高墙。东边是一家医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向来安静。北边是地安门西大街,但平常车子少,噪音也不大。毛家湾北部并不临街,它的邻居是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有人曾要设立115路电车,终点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但没有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也是声音。西边是一些民房,要走好远才达到西四北大街。那些民房通常是非常安静的,居民吵架事常有,但声音传不到毛家湾来。南边更安静,如果不是茅屋胡同那里有个解放军文艺社,来往的人就更少了。就在毛家湾和大红罗厂大街之间,有一家小工厂。工厂里有个烟囱,一天到晚都冒着懒洋洋的半黑半白的烟。当那里的烟囱里的烟如能垂直地向正上方升三、四米高处而不发生倾斜,那表示那天的风的大小也是恰到好处的,也是林彪可以散步的机会。当年,全中国的人民都在高呼着“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时候,当中国最杰出的大学清华大学的七千学子高唱着用林彪语录谱成的《四一四战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敢于牺牲,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下定决心,今天就死,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而同样杰出的对立派一万多清华学子们则将称其为“完蛋歌”。这些大学生们唱着、骂着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首词的主人林副统帅此刻正在同一座城市里,蜗居在斗室中过着如此这般平淡、寂寞的、不革命的生活。如果他们知道了,或许他们就不唱了,也不骂了!为什么呢?没意思!太没意思了!但这仅仅是或许;太平淡!太平淡了!或许正因为太平淡,才太不平淡了。2014-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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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林彪——殉国还是叛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真正让我敬重的人为数不多,从陈独秀、张闻天、朱德,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等,最多10几人而已,而林彪是在这“不多”之列的。林彪之所以值得敬重,理由主要有四:其一,善战而不好战,是一个一定意义上的伟大军人。林彪善战,广为人知。他以其政党利益和军事意义上的卓著战功(所谓三大战役居其二,渡江战役居其半),创造了一个战争史上罕见其匹常胜不败的神话,这一点,谁也否定不了。但是,仅凭这一点,也就是一战争机器而已,林彪也就不成其为林彪,就不值得敬重了。林彪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还能够从国家利益考虑问题,懂得哪些仗该打,能够打,哪些仗不该打。前者如平型关战斗,外敌当前,尽管知道毛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的指导思想,但仍然义无反顾地打了。平型关之后,林虽然由于负伤没有再上前线(其中也有毛对其积极抗日的态度不满,所以有意不让他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作用的原因),但他对国共合作抗日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贺龙的老婆薛明为了抹黑林彪,曾揭发过这样一件事:“在1937年,贺龙受毛主席党中央委托,同朱总、林彪、刘伯承等4人到洛阳去见蒋介石,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时贺等几人按中央精神,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唯独林彪,对蒋表示十分恭敬,正襟危坐,认真记着笔记。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贺问林:回去如何向部队传达,林当即写了一张纸条给贺,当晚虽看不太清楚,但大致意思是明白的,称颂蒋介石对抗战还是有决心的,可以给部队吹吹这个风。这说明林彪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薛明讲此事,意在丑化,但此事恰恰证明林彪行事不囿于一党之私,光明磊落,顾全抗战大局。后者的典型例子就是对出兵朝鲜的态度。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就中国派兵入朝参战等问题和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中,林彪从中国国内情况和军事力量两个方面坦率地讲了自己对派兵入朝作战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工作都未就绪。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贸然出兵,必然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他的意见是,中国可以派出重兵在东北驻扎,一方面保卫中国边境,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支持力量,而朝鲜人民军可以采取游击战方式与美国军队继续作战。后来,虽经毛多次做工作,林的这一立场始终没有转变。特别是考虑到林的地位和与毛的关系,林能始终坚守这一立场,就更为可贵。林彪反对出兵朝鲜,并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苏联空军协助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他在宴会上断然拒绝与斯大林碰杯。他曾对毛泽东说;“主席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需要休养生息。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当时采纳了林的意见,中国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所以,进攻不为追求功名,避战不怕受到惩罚,只知道保护民众,而真正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孙子兵法·地形篇》)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彪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军人。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的将帅中,林彪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作为军人,林彪的最大污点是辽沈战役时对长春实施所谓“饿殍之战”,结果导致十几万(一说三十万)平民百姓饿毙。对此,作为四野最高军事和政治主管(林为四野司令员兼政委)的林彪,不管是否是此事的最后决策者,都应负主要责任。这种以平民百姓做筹码,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做法,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卑鄙的,是不可原谅的。林彪的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认识到错误之后,能够当机立断,不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答复,就下达命令,放弃“饿殍战术”,让围城部队开放卡哨,允许难民通过,并开始组织救济难民。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在被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毛氏党文化改造了的共产党人中,能够做到这样,就很不容易了;特别是和从来“不下罪己诏”,从来不认错,反而一意孤行,将错误进行到底以证明自己永远正确的伟大领袖相比,就越发显得可贵了。其二,不整人,至少不主动整人;从来不落井下石。早在延安时期,林彪对“抢救运动”就“敬”而远之,没有整过一个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除了事后表态性的公开讲话,他没有在背后整过任何人;相反,总是尽一切可能保护同志。上世纪50年代高饶事件中,中央组织的批判高饶的会议,曾当过林彪秘书的谭云鹤参加了。他说只有朱德、陈云揭发高岗串连他们的材料,没有林彪揭发高岗串连他的材料(而高岗确实曾经拉过林,给林写过信,提出让林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打倒高岗是林彪没想到的,他认为高岗有野心,但并不赞成打倒。对于高岗的结局,林一直深为同情。1959年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开始林彪没有上山。7月16日,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批评信后,决定批判彭,并特别指令林彪上山“帮忙”。林彪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儿”。但他知道毛让他上山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能不表态。8月1日,林彪在大会上发言: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这种雄心、信心。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只有毛主席有。(我们)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在林彪的整篇讲话中,没有揭发彭德怀什么,反而从侧面替他解围,说国防部长还要你来当。毛泽东翻出长征中会理会议的旧账,说林彪那封让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的信,是彭德怀指使的。林彪立即当场澄清,说我当时给中央写信,没有与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这种时候,不顺水推舟,不落井下石,有几人能做到?更何况这样做很可能触怒毛泽东——给你脸你不要,不识抬举!难怪彭德怀心怀感激。林彪事件发生后,1972年8月,中央专案组向彭传达“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文件,彭听后十分激动地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指林彪)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当专案组要其交代林彪的问题时,他被逼之下,大发脾气:“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许多人根据庐山会议上林的批彭发言把林说成是批彭的干将,并不符合实情。虽然,在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时代党文化的大氛围下,林不可能不参与批彭——你不批彭,就是彭的同党,就会与彭一起被打倒;但仔细分析,林的发言用心良苦。他并不以一贯正确的姿态,站在与彭针锋相对的立场说话,而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试图把问题的性质定格在一般性的错误上,既让毛消气,又为彭开脱。而其他人——比如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贺龙、罗瑞卿等人的发言,相比林的发言,则要严厉得多;都是上纲上线,甚至罗织罪名,欲致人死地而后快。对此,彭从心里是领情的,否则,林出事后,他不会有那样的表现。否定林彪的人还把文革中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陆定一、罗瑞卿等人的罪责都记到了林彪的账上,也是不公道的。其实,上述诸人的命运都是由毛决定的,毛不发话,谁也动不了。在这当中,林充其量是个胁从者,而且是个消极的胁从者,相较于林,周恩来则要积极得多。上述诸人,如邓小平、贺龙、陆定一等人,与林彪都有历史上的恩怨,而且在这其中,林都是受害的一方。如邓小平,邓在高饶事件时就想追查林,对林反对出兵朝鲜一事,也揪住不放;这想让林对邓有好感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但林对邓除了文革中批判严厉一些,并没有过分处。如贺龙,除了前面提到的1937年的纸条一事(贺后来就此是打过林的小报告的),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贺龙老婆薛明更是望风扑影地举报叶群政治上有问题,害得叶群被审查。对此,贺龙竟然拍着林的肩膀说:你老婆有问题我老婆举报,我老婆有问题你也可以举报嘛!对于同志,且同为高级将领,贺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卑鄙无耻,无异于流氓无赖。经过此事,林对贺怎样想,不得而知。但心胸再宽阔的人,也不会没有看法。后来文革中贺被打倒,原因主要是因为贺同情刘少奇,站错了队,与林并无关系。对此,连贺龙自己在生命的最后都说:看来不是这个人(瘦子)的事,是这个人(胖子)的事了。当然,林彪大概也不会同情贺,毕竟,贺对林,对彭都很绝情。陆定一与林彪有私怨,但错亦不在林,而在陆的老婆。早在文革前,陆的老婆严慰冰便到处投寄匿名信,给林彪戴绿帽子。这样的事搁谁身上,都不可能不记恨在心。如果林彪是整人的人,完全有条件借文革之机,把陆定一夫妇置于死地,但他并没有插手陆案。否则,陆就活不到文革之后了。相较于周恩来,林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要消极得多。周虽然不是毛的文革同谋,但却一直主动紧跟;林虽然为毛所信任,但却是被动应付,用他指点陶铸的话说,就是“被动,被动,再被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即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作接班人,林竟然将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其消极可见一斑。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清楚,文革中如果不是林彪,而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彭真、陈毅、叶剑英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都会比林左,整起人来都会比林狠。在这一方面,刘、邓、周在1966年6、7月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表现(毛批之为“实行白色恐怖”,并没有说错,尽管他搞的红色恐怖更为恐怖),就足以说明问题。所以,在中国高层,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林彪都是最干净的。其三,“为民生而奋斗”,力主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搞国强民富。林彪重视民生的思想是一贯的。这一思想在其读书时做的批注中随处可见。他在读《四书章句集注》时批注道:“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在读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写道:“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党要在增加衣食住上去努力,为民生而奋斗。”“缺粮食,粮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资料为原则,何方法能达这些目的即用何法。”他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称之为“为大众主义”,强调必须“从大众经济需要上规定政策。”对于毛搞的“大跃进”,他在私下里则持否定态度,认为“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中毛、林分歧以致最终决裂也是从是否结束文革,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端的。这点可以从《陈伯达回忆录》一书中陈伯达的有关回忆得到证实。陈伯达这样回忆道: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从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林彪和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在委托陈伯达为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也是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不同的是,周在看清了毛的态度后,就不再坚持己见,而林则以军人的固执始终不改变立场。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但陈准备的政治报告后来为毛否决,在毛的支持下,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了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调的政治报告。对张、姚起草的九大报告,林十分反感。据曾任林秘书的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在“九大”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前,林彪事先一遍都未看。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林彪发展经济的主张并不是孤立的,与他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暗里持否定态度是一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存在一个对抗四人帮的强大力量,但这个力量的代表人物不是周恩来(周与四人帮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从来不对立,更不对抗),而是林彪(林之后,才是邓)。历史的可笑之处在于,数年后竟然把林彪和江青集团一块批判,称之为“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事实上,这是两个基本对立(对立大于合作)的集团,“四人帮”才是毛所认同的文革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林彪集团的基本政治理念是结束文革,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文革新贵张春桥批判林彪集团的同道陈伯达的罪状就是唯生产力论,两者的分歧可见一斑。林彪死后作为其罪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并明确提出要“变‘国富’民穷为国强民富”。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这里想多说几句。拥林派大都否认《纪要》的真实性,认为是四人帮伪造的,强加到林彪头上的罪证。其实,《纪要》的真实性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是否反映了林彪的真实思想。从林彪私下所做读书评注和解密的《林彪工作札记》中透露的信息看,在对毛和“毛线”(林彪的独特用语,指所谓毛的革命路线)的认知以及对付毛的策略方面,后者都和《纪要》惊人地一致,且语言和语气也极为相似。例如,“1967年1月9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林彪工作札记》)“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他要灭你,故你只好灭他”“东郭先生,中山狼,勿幻想狼不吃你。”“但有发动时机成熟与否之选,如同打仗一样。”(写在《列宁全集》第19卷415页上。该页原文是《革命的教训》)。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反映了林的真实思想,应当是毫无疑义的,至于是否是林授意搞的,对林的定性都无影响。我倒是希望《纪要》是林所为,这样起码可以增加林的光辉和我对林的敬意。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中国现代史上,《五七一工程纪要》都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毛氏文革路线由此破产,毛氏神坛由此崩塌,思想解放运动由此开始。从这个层面讲,林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之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表面看,林最终虽然悲剧性地失败了,但在历史上,他终将是胜利者;毛虽然形式上胜利了,但实际上,却成了一个从面子到里子都输得精光的彻底的失败者。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林是毛钦定的“亲密战友”和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而且谁也难以否认,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最大,对毛的了解最深;在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人物中,恐怕也是最少权力欲、最有头脑、对个人要求最为严格、最顾全共产党大局的人。所以,凭这样的身份,他对毛的批判自然是最有权威性的;面对林的揭露和批判,为毛所做的任何辩解都是不能服人的。像毛这样连林这样的“亲密战友”都要离他而去的人,除了说明他是彻里彻外的“独夫”,又能是什么呢?其四,坚守独立人格和尊严。在中共高层,在毛的极权淫威面前,林彪是唯一一个坚守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不但敢于对毛说“不”,而且敢于与毛决裂的,活出了“自我”的人。林彪在历史上无疑是忠实于毛泽东的,但他维护毛的权威并不是搞政治投机,而是出于他对毛作为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认同。他敬畏毛,但他从来都没有把毛当做神,对毛也从来不“盲从”和“迷信”。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说林彪“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是对林彪的污蔑。真实情况是,在公开场合,林向来是全力维护毛的权威,而私下在毛面前,又敢于陈述己见,甚至敢于顶撞,敢于抗命。如三年内战在东北战场,就几次违背毛的意志,独立行事。林忠实于毛,也有毛的原因。历史上毛、林的真实关系是,与其说林需要毛,还不与说是毛更需要林。正因为毛需要林,所以毛给与林以超出了其他一切人的尊重,包括容忍和接受林的不同意见。林的秉性毛也清楚,所以毛从来(九大之后另当别论)都是主动向林示好,不敢以主子对待奴才的态度对林。对此,林心知肚明。但林忠实于毛,并不意味着他对毛没有看法,意味着人身依附于毛。他臣服于毛,是别无选择,但这种臣服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他从来不把自己当做毛的家臣和奴才。毛、林最终分道扬镳,自然如前所述,有治国理念方面的分歧;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九大之后,毛改变了对林的态度——对于这位“亲密战友”,毛不再信任,又一次玩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故伎,到处煽风点火,欲致林于死地。中国封建皇权统治数千年,中国人早已对“龙座”上的最高当权者的暴行习以为常,只会逆来顺受,即使走投无路,也不会铤而走险。这种惯于作“奴才”的成王败寇心态潜移默化,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在中共党内,有毛一代,更是达到极致。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是,在毛时代,党内从上到下都已彻底“驯服工具”化了。面对毛的整肃,即使党内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大都乖乖地跪倒在地,自掌耳光,乞求宽恕;甚至刀架到了脖子上,被整得家破人亡,还不忘表忠心。所谓“视君如寇仇”,别说做,就是想也不敢想!如周恩来,为了让毛对自己放心,不惜自污形象;如邓小平,文革中复出时也要发誓“永不翻案”;如彭真,在宣判自己政治死刑的会议上,还要争辩“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唯独林彪,敢于藐视毛的淫威,敢于和毛公开决裂和对抗。九届二中全会后,在毛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深知毛的为人和手段的林彪自然不会不想到自己的下场,但他就是不检讨,而且干脆称病不出,撂了挑子;甚至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五一”晚会上,竟敢当着毛泽东的面拂袖而去。最后在陷于绝境时,更是演出了惊天一幕,以宁死也不向毛低头的倔强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从而让“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万岁精神几近崩溃,差一点就去见了马克思。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当年加到林彪头上的,诸如“主张设国家主席”一类莫须有的罪名,都已成为笑柄,但唯有一项“叛国”的罪名几成铁案,让其难以翻身。由林“出逃”定下的这一罪案似乎无人敢翻,即使林的女儿林豆豆也只是以林彪身不由己,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来为其开脱。其实,政治人物是否叛国与是否逃亡或流亡国外毫无关系。即使林彪真的主动逃亡国外(根据林的个性,我认为他不会外逃;即使外逃,也不会逃亡苏联,因为林对苏联一直无好感),也不能说是叛国。因为在专制极权国家,政治人物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逃往国外,在国外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在世界上是很正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来不会被视为叛国。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是司空见惯,赫赫有名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人都这么干过。他们或为清政府通缉,或被袁世凯打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往国外,而且首选目标还是中国的宿敌日本。以孙中山为例。孙“二次革命”失败后,立即逃到日本。孙到日本后,投奔的竟然是日本的浪人黑帮兼专门从事侵略中国活动的政治组织黑龙会。就是中共自身,在早期,其领导人在国内难以立足时,也是往国外,特别是往苏联跑的,例如,我们的第一烈士李大钊就是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中被逮捕的,并且被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洋政府以“里通外国”罪处以绞刑。中共在早期还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甚至是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最终能够夺取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了苏联的力量。所以,以出逃为由,说林彪“叛国”,只能忽悠中小学生和无知的愤青,成熟的国民是不会上当的。而且,林在温都尔汗死难,不但不是“叛国”,还有大功于中国。历史的正确结论应该是这样的:林彪的戏剧性的出逃和死难,就像核弹大爆炸一样,让国人从个人迷信的迷狂中惊醒。从此,“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顶帽子被牢牢地戴到了毛的头上,“毛天下”开始解体,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的未来。同时,林彪以实际行动告诉全国和全党,对于独裁者,不能“愚忠”,而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才是真正的爱党和爱国。附:“九一三”志感(毕唐书)之一当年惊爆九一三,从此民心不信天。真相初闻五七一,暴君空祭秦家店。接班铁定齐欢庆,叛国声讨急转弯。绝后空前天国事,夫妻公演二人转。之二伴虎伴君谨记心,岂知进退不由身。战场胜算全无敌,异域荒沙竟断魂。臣妾死生难自主,独夫心术乐杀人。英雄落败应怀恨,失在忠君毒太深。之三煌煌史册血殷殷,臣子功高即累身。韩信未央空有恨,林彪党国不招魂。从来定罪莫须有,何必公审假作真。可叹百年共和路,至今功过看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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