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

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冉云飞      冉按:这是应《人物》杂志纪念王小波十五周年专辑而写的短文,已刊于该刊今年第四辑,故持全文载于敝博,以便大家关心王小波和在下者观看。2012年4月17日19:40分于成都      转眼间,王小波去世十五周年了。他所写的文章与林达的著述构成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道特殊的人文风景。王小波明白、有趣、幽默,于不知不觉中使人受到教益,甚至使不少人有“原来话还可以这样说”的先着我鞭的快感与心契。      我不是王小波门下走狗,甚至算不上他的忠实读者。我只读过他的随笔杂文,而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我对中国当代小说整体评价比较低,因为在这个现实永远比小说来得更有想像力的土地和时代,国人至今还没有创造出配得上这苦难大地的佳作。我想王小波的小说也许像有些读过它的人所认为的一样不错,但离成为配得上我们苦难的伟大作品可能还有一定距离。      但王小波的随笔杂文却算得上非常好的文字贡献,这些不多的贡献,不仅使大家知晓王小波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难,更接续了由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开创的平和理性、明白有趣的说理传统。这个传统经过六十多年来的涤荡,如批判胡适运动及出版《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册,已经使得许多人不知怎么说理、如何争论了,于是大肆谩骂、胡搅蛮缠、逻辑混乱的文章和言论流行,并俘获了许多人的心。不特如此,在丧失平和说理的同时,还丧失了有趣幽默的情感与智慧,这真是一个极其伤痛的事实,可是有不少人将此视作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学问的抄袭,没有原创,没有思想;写文章的人,老套八股,被意识形态大词所捆缚,不知逃离,还自得意满地在粪坑中歌颂这粪坑是多么举世无双。独独王小波从粪坑里跳出来,发现那些真实有趣的生活与事物,并用明白有趣的文字将其表达出来。      王小波不仅让大家学会思考,而且让人觉得真正的思考是件美好的事。真实地思考在不自由的环境里,虽然不乏痛苦,但仍然值得为此努力,因为真实地思考的确是一种乐趣。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事实上,有不少人的痛苦不是因为他有真实澄澈的思考能力,而是因为他脑子成了一锅浆糊,丧失了鉴别和思考能力,被别人卖了还帮着他数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当作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还自以为得计。虽然这是一种不幸的痛苦,但这痛苦的质量却比较低,因为它不会化为不痛苦而对人生有所增益。它只会增加痛苦,最终以至麻木消沉,人生因此而丧失生趣,只等了此残生。有些人清醒后更多的是无理智的愤怒,在思维上去做自己反对之人的俘虏,成为你所反对之人的思维复制器,在语言上成为你反对之人的应声虫。如此一来,你就容易被仇恨所束缚,为你应该抛弃的陈旧思维所围困。即便你再反对,也永远走不出那莫比乌斯圈的自咬,成为无趣人生巨大绞肉机上的牺牲品。思维是有乐趣的,但要获得真正思考的乐趣,要能从六十多年来沉重的意识形态大词里突出重围,却并不容易,王小波是其中少数成功者。      有很多人生时没有尊严,死了更默无声息,惟独那些为人类尊严而发声的人,将会永远被人纪念,王小波将会进入永远被人纪念的行列。王小波说:“尊严就是意味着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做一个人物来看待,而不是东西”。王小波无疑是个人物,而一些人既不是人物更不是东西。如果说王小波对我有影响的话,那就是一个人不仅要知道思维的乐趣,平和理性、有趣幽默地表达出来,而且一个人还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一个人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那苦难就是白受了,那苦难还会像魔鬼怨魂一样纠缠着你,使你不得安心,无法得到做人的尊严。王小波那代人几乎都受过被捏成泥团的“上山下乡”之苦,但真正配得上这苦难的人却不多,因为有不少人还“青春无悔”呢。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并不容易,但值得用一生去努力。如果我们在必将开往墓地的列车上能够坦然无愧地面对自己的一生,能够对自己的子女说我并不想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传递给你们,我为自由与有趣的生活努力过,现在该你们了。那么我们的墓志铭也许可以共有: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2012年3月12日上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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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治强奸的历史

蒙山野逸   苏军的胡作非为:      当年苏军攻进德国后,烧淫抢掠。有学者估计,共200多万德国妇女被苏军强奸,柏林50万。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1945年8月,根据雅尔塔会议决定,苏军经过数月秘密准备,出兵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可是同时,也对东北平民犯下滔天暴行。当时,苏军散兵游勇街上乱窜,喝得醉醺醺,偷东西,肆意杀人,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也被杀死。苏军打死许多抢劫日军仓库的德惠老百姓。八路军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苏军领导则辩称:我们在德国就是这么干的。     苏军占领东北后奉命掠夺日本工业设备和先进机械,对看见的女人就说“阿大咪上高”(音译)不管年龄多大,从7、8岁是女孩到70~80岁的老太太,不管是不是日本人一律轮奸,先杀后奸,先奸后杀比比皆是。     由于国共两党争相讨好苏联,他们只能对此不闻不问。    著名作家萧军曾批评苏军胡作非为。然而,遭到中国官方猛烈批判,“反苏”罪名一背就是数十年。这段历史也被掩盖了几十年,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渐被披露。 “沈崇事件”真相:     与苏军相比较美军在中国犯罪却极少的,比较著名的有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     “1946年12月24日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架到东单广场,遭到皮尔逊强奸。”     事件发生后,由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操弄,爆发了全国性的工人学生游行、罢工等反美运动,国民党一时间被搞得手忙脚乱,政府威信受到重挫,成为震惊全国的著名事件。     然而这是历史的真相吗?     据后来披露资料称,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0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        到这里,我们发现在强权的需要下历史不但可以被歪曲,而且可以被扭曲,它不但可以被丑化,也可以美化、被神化,被以黑做白、将是为非。    附:著名诗人 流沙河 的一篇演讲—— 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1900 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 “ 庚子赔款 ” 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 “ 庚款留学生 ” ,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 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 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 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 “ 山西农学院 ” 和 “ 山西工学院 ” ,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 “ 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 ” ,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 “ 山西基金会 ” 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 27 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 “ 山西工学院 ” 和一个 “ 山西农学院 ” 。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 “ 山西农学院 ” 和 “ 山西工学院 ” 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 “ 美元 ” 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 “ 山西基金会 ” 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 20 万美元就没有断过, 10 万给农学院, 10 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 20 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 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 “ 爱国主义 ” 这几个字。你要知道, “ 爱国 ” 成了 “ 主义 ” ,就是一种 “ 学说 ” ,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 “ 要爱国 ” ,余光中对我说 “ 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 ” 。 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 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 “ 贫下中农协会 ” 的主席,属于 “ 无产阶级 ” ,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 “ 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 ” 我说: “ 咋个喃? ” 他说: “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 ” 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 “ 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 ” (笑声、叹息声) “—— 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 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 “ 主义 ” 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 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 ” 我说 “ 台湾呢? ” 他说 “ 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 ” 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 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      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 —— 他们那个不能叫 “ 坟 ” ,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 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 “ 八宝山革命公墓 ” 分 14 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 “ 八宝山 ” ;有些家属还要去闹 “ 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 ” ,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 —— 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 “ 相当于副厅级待遇 ” !(笑声、掌声)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笑声、热烈鼓掌) 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长时间掌声)。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 AB CD 的顺序区分的,你叫  Adam 你就排在前面,在 A 区;叫 Zemota 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     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 “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 ——“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上帝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     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 : “ 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 ”—— 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 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 18 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     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 在 10 年前,二战胜利 50 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 13 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 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 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 B-29 ,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 B-29 有关的人员 —— 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 “ 那个 13 岁的年轻人为 B-29 修过跑道,我出钱! ” 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 “ 流沙河 ” 的名字 (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 “ 亲兄弟 ” , “ 鲜血凝成的友谊 ” ;而那个是 “ 帝国主义 ” ,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 13 岁的娃娃,修过 7 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美国至今没有占领我们一寸土地。俄罗斯等强占我大片河山至今不归还 。   类别: 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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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对海伍德死亡案反应迟缓遭质疑

据几名知情人士透露,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在去年11月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死后曾立即表示对其死因怀有疑问,但是由于一些英国官员认为要求中方进行调查会带来问题,因此没有继续深究。 上述知情人士说,一些英国官员去年11月就已经知道,这名商人的中国妻子受到了来自当地警方的巨大压力。海伍德的尸体在重庆一家宾馆的房间里被发现之后,警方曾要求海伍德的妻子同意在不进行尸检的情况下立即将尸体火化。 海伍德死亡案引发了中国20多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中国政府周二宣布,与海伍德关系密切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薄熙来被免去党内职务,而他的妻子薄谷开来因涉嫌参与杀害海伍德而被移送司法机关。 这一事件如今同样引发了对英国政府的各种严厉质疑。英国政府直到今年2月中旬才要求对海伍德的死因进行调查,并反复声称,最初并没有理由对海伍德的死因提出怀疑。 在海伍德死亡案引发棘手问题的当口,英国正在加大努力扩大对华出口以及吸引更多中方投资,希望借此帮助英国经济走出低谷。 海伍德在重庆死亡之后一两天,英国一名部长级官员访问了重庆并与薄熙来见面。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上周五晚间说,由于这起案件引发了我们更多的关注,再加上此后商界提出的建议,我们做出了要求中国政府对此案进行调查的决定;当我们对事件的关切让我们认为有必要这么做时,我们立刻采取了行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方已经开始了调查;我们一直在与海伍德的家人保持联系,让他们随时了解我们的行动。 英国对海伍德死亡案反应迟缓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质疑。英国议会议员、前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 party)领导人坎贝尔(Menzies Campbell)质疑道,为什么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领导的政府等了这么久才要求调查?工党(Labour Party)议员盖普斯(Mike Gapes)说,政府应该就这一问题向议会做出解释。 对海伍德死亡及随后发生的事件进行的调查表明,海伍德死后,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中很快就有人对海伍德的死因表达了担忧。 去世时41岁的海伍德生前曾告诉多位朋友,他是薄家由朋友和顾问组成的“内部圈子”的成员之一,但在与薄谷开来发生争执后他曾表示担心自己的安全。海伍德曾告诉多位朋友,薄谷开来认为“内部圈子”里有人已背叛了她。 据知情人士透露,驻华英国官员知道海伍德与中国政坛正在升起的明星、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过从甚密,海伍德曾为多家英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并曾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大使馆活动,还与英国政企名流会面。 据海伍德当时联系过的一个人说,他在死前一天对一位朋友说,他被临时通知与薄家在重庆的几名代表会面,他认为自己有麻烦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当地有关部门于11月16日向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通知了海伍德的死讯。当地官员说,海伍德死于饮酒过量。熟悉海伍德的人则说,他不太饮酒。 上述人士说,处理此事的领事馆官员向上级汇报说,海伍德的遗体直到他死亡36小时后才被发现,他们还对中国有关部门未经尸检就将遗体火化的做法向上级表达了严重担忧。 上述人士还说,领事馆官员还对警方就海伍德死亡案施压表示关切,并表示海伍德的死因尚有待厘清,因为海伍德在中国的家人从中国当地官员得到的说法是,他死于心脏病发作而非饮酒过量。 负责此事的英国官员们当时决定不再进一步追查,也不就此事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不清楚是谁做出了最终决定,也不清楚驻华英国官员的担忧是否传达到了伦敦。 在中国上周二宣布将按凶杀案处理海伍德死亡案之前,海伍德的家人也未要求对其死因进行调查,并仍说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直到今年2月中旬,英国才要求中方调查海伍德的死因。据几位知情人士,这意味着英国是在美国政府向其转交了王立军提供的有关此案的证据之后才提出调查要求的。王立军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知情人士说,今年2月6日,王立军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英国政府要求对此案进行调查一事直到3月底才公开。 就在英国驻华官员处理海伍德死亡一事之际,他们也在忙着筹备另一件事──为英国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布朗(Jeremy Browne)访问重庆做准备。据重庆市政府说,11月17日,布朗与薄熙来在重庆举行了会谈。 据一位知情人士说,布朗没有向薄熙来提起海伍德死亡一事,在他访问之前及期间也没收到有关海伍德死亡的报告,因为英国政府当时并没有按可疑案件处理此事。 在重庆市,布朗还在国营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Chongqing Changan Automobile Co.)试驾了一辆新款新能源汽车。该公司上一年斥巨资在英国设立了一个研发中心。 布朗当时说:中国是我们关键战略伙伴之一。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布朗没有进一步置评。 身为英国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人的布朗是近年来访问过重庆的诸多英国高层人物之一。 其中包括2010年当选英国首相的卡梅伦(David Cameron)于2007年访问重庆,2008年以英国外交大臣身份访问重庆的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等。欧盟前贸易专员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和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的次子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去年也访问过重庆。 一位知情人士说,海伍德好像并没有参与安排卡梅伦、布朗、米利班德或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访渝。另一个人说,海伍德也没有参与安排曼德尔森的重庆之旅。 安德鲁王子当时是以英国贸易特使的身份访问重庆的。他的发言人说,安德鲁王子与薄熙来的会面是英国驻华大使馆安排的,他不认为海伍德在其中起了作用。这位发言人还说,没有记录显示安德鲁王子见过海伍德。 卡梅伦2007年访问重庆时,强调了重庆对英国的重要性。他说,重庆可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城市。 卡梅伦在重庆大学发表演讲时说,21世纪重庆之于中国相当于19世纪芝加哥之于美国。 卡梅伦上周三说,欢迎中国调查海伍德死因。他还说,我们要搞清楚这起令人不安且非常不幸的案件背后的真相,这一点十分重要。 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坎贝尔也对中国方面进行调查表示欢迎,但同时也质疑对海伍德死亡案的最初处理方式。 坎贝尔说,一开始的解释完全经不起推敲,也经不起可信度的检验;如果英国官员去年11月就关注海伍德之死,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年2月份才由英国政府高层向中国方面提出此案。 盖普斯也是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他说,希望英国政府就此事向议会作出说明。 盖普斯说,政府应就所了解的情况通报议会。显然,议会外交委员会和其它委员会希望就此事提出问题。 相关日志 2011/08/19 — 严厉的判决?算了吧,少年暴徒们享受的待遇好似他们是受害者 2011/08/18 — 英国未考虑关闭社交网站 卡梅伦遭中文媒体曲解 2011/08/16 — 德国之声:卡梅伦考虑监管社交网站中国官媒拍手称快 2011/08/13 — “幸灾乐祸联盟”刺痛英国 2011/08/12 — Twitter拒绝关闭英国骚乱者帐号 2011/08/12 — Providence:伦敦小p孩这么猛 2011/08/11 — 宋鲁郑:谁应该为伦敦“骚乱”负责? 2011/08/11 — 伯明翰惊魂 亲历英国骚乱 2011/08/09 — 伦敦骚乱事态升级 骚乱呈扩散趋势 2011/06/14 — 林达:不光荣的“光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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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你中学时在读什么书?

最近,蒙高中母校舒老师盛情邀请,为高中的师弟师妹们推荐了几本书。舒老师将我的荐书内容打印出来,贴在了校门口的那棵罗汉松下。 为中学生荐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或许远比你想象中懂得更多,但又或许对很多事情一无所知。如果给他们推荐《西方哲学史》之类的经典大部头,多半会让他们读得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甚至望而却步;推荐世界文学名著则是最没有想象力的事情,因为这是被他们的课本、杂志、老师已经推荐滥了的读物;《民主的细节》之类的畅销启蒙读物当然适合,不过他们应该知道这些书,也用不着我来推荐吧。 虽然困难,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接过了这一重任,因为我觉得,中学时代如果有人为你的阅读提供恰当的参考建议,那将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如同大多数小城市的中学一样,我的母校也是一所以应试教育为核心和基调的学校,学生们的课外阅读时间很少,接触好书的机会也不多。十年前我读高中时,网络书店还不似今天发达,我所购买的书大多来自一家叫做席殊的民营连锁书店。现在回头看来,席殊书屋对小城知识文化的贡献不可低估,在以教辅书为销售重点的新华书店模式之外,它给我这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学生打开了一扇窗户。尤其是它的那本叫做《好书》的图书推荐期刊,更令我大开眼界——原来,除了当时流行的贝塔斯曼书友会邮购目录上的图书,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好书可以读。 由于去的次数多,我便办了一张席殊的会员卡。当时,店长对我说:这张卡在席殊的任何一家连锁店都能用,以后你去北京上海等地方读大学了,一样用得上。 后来,我真的把这张卡带到了北京,但一次都没用上。当时这家民营书店已经显露颓势,如今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了。 小城的那家席殊书屋估计也早已关门了吧,但那些好书对我的影响将长久存在。我读到了崔卫平的《积极生活》,读到了龙应台的《野火集》,如获至宝;我还读到了《顾城的诗》,读到了村上春树的小说。 我还曾兴冲冲地买了卡夫卡的小说,但看不太明白。我甚至还买过一本讲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书,妄图从中了解存在主义——这当然是徒劳,对于中学生来说,要想了解这样的艰深议题,必须有非常好的入门书籍。 这些经验告诉我:有的书虽好,但不一定适合中学生阅读,比如太过艰涩的、太过偏门的。依我的看法,适合中学生读的书,一定是明白晓畅、容易阅读,同时又能够传达一些基本常识,让他们爱这个世界、愿意了解这个世界。 基于这样的理由,我给母校的高中生们推荐了三套书—— 第一套是《青春读书课》,它由深圳育才中学语文老师严凌君编写,被港媒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私人编写的教材。我曾经采访过严凌君老师,他是一位有着人文教育理想和情怀的好老师。在我看来,这套书的质量或许超过他们手中的正式课本。 第二套是《读库》,它是一套“杂志书”,每年都会出好几本,在文化圈有口皆碑,值得长期关注。 第三套书是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包括《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如彗星划过夜空》《扫起落叶好过冬》五本。可以说,它是最基本的民主教材,文字优美,说理清晰。 当然,这只是很粗浅的、不成体系的荐书(成体系的荐书或许可以参考 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基本书目 )。而且,这些其实都是很容易了解到的书,也许对于一些中学生来说太浅了。不过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中学生来说,如果真的能好好地读一读这些书,应该能为大学及今后的进一步阅读打下很好的基础。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50年前读101中学 一种语言,一起公共事件,多种视角解读 荒诞新闻共欣赏(3)“澳1/4孩子非亲生” 互联网能变得有温度吗?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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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独特的高华

    聖誕後,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來信,說高華走了。        她同時向幾個朋友轉達了高華最後的問候,她說,“高華情況惡化後,口很幹,電話來了,都由太太代答。這天他接過電話,問我,聖誕節到哪裏去玩?然後讓我問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將一個個名字念出來。”        景明說: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她很懊悔地說:“我是那麽笨,完全沒有想到他是道別,失去最後的機會告訴他:高華,我們愛你。”我想,她不是沒有料到,是內心拒絕相信,高華病後五年裏,景明每隔兩三天會打電話去問候,不論對面出現什麽情況,她都會以最輕松得體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幾天沒接到景明電話,高華反而會擔心景明出什麽事了。如高華夫人說,景明是上帝給我們送來的天使。在高華面前,她是最無須懊悔的一個。        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來自天堂門前的問候,心被瞬間穿透,留下一個永遠不敢回望的處所。得到的太多,回報的太少太少。那種感覺,就象回想自己已經遠去的親人。相信這樣的感覺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語言貧乏。此後一個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在看有關高華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裏,高華為何如此與眾不同,沒有一個人如高華那樣,能得到那麽多不同類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處,他卻始終很自然就踏踏實實留在地面,沒有一點點虛飾,真實、幹凈。有朋友試圖在尋找塑造他的文化根源,我發現,沒什麽道理可講,別人也學不來,是上帝就把他造成這樣,對高華,一切只是順其天性。        2010年底,高華病重惡化來上海檢查。我恰在上海探親,就和朋友一起去醫院探望,順便一起吃飯聊天。去之前想到他的病情,我們不由緊張。可面前的高華還是原來那個透亮的高華,心態健康、積極光明、就象沒有病。高華不是“硬漢子”,緊張害怕難過都有,他只是給自己劃出一條線來,就能做到不跨越過去。見面後,還是他的歷史話題,還是對歷史細節的嘖嘖驚嘆和稱奇。探視變成了愉快聊天,聊得我們忘記了他的兇險病情。照料他的孫斌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對高華的照顧盡心、周到、細心。看後來的追悼會錄像,那個難以控制想去喚醒高華的,就是小孫。飯後他起身去廁所,因腹水起立緩慢,看他小心移步的背影,聽小孫匆匆談檢查結果,我們的心驟然落入谷底。高華回到桌旁,從我們不會掩飾的臉色猜到話題,就主動和我們聊了幾句自己的情況,平平靜靜。        所以,不論何時提到高華,我不由提到的都是他的“人”,而不是“學”。而高華是以其學術成就而成為高華的。高華有他獨特的學術軌跡。        我一直對景明說,高華其實是個特別的老實孩子。高華曾回憶,在文革中的1967年,他看到街上的大字報有“葉劍英講話”,說毛主席要活到一百五十歲。“看到這張大字報,我的腦袋轟的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註定要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了。”他趕緊去找了自己的小朋友賀軍,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們討論下來,才一致認為,這不可能,這“違反了科學常識”。那年高華將臨十三歲。        走過那個時代的孩子都會同意,童年的高華和賀軍並不尋常。在1967年,家庭受到文革抄家和沖擊的孩子不計其數,但是,因此就能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不要說小孩,成年人都屬鳳毛麟角。而對待一個毛澤東高壽年齡的細節上,又看得出他不但還是個孩子,而且是個認真老實的孩子。        高華是天生對歷史好奇,看他從小的閱讀方向、入迷地細心琢磨歷史時事和人物事件來龍去脈,這是天生素質。可是,是什麽決定了他的研究專題?感謝景明轉來了高華學生黃駿找到的資料,讓我看到高華內心深藏的情結。        那是高華父親年輕時代的故事,高華父親的好友殷毅為他寫的個人史《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沈》。高華為論文集《在歷史的“風陵渡”口》寫的序言中說:“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識分子,父親因家貧,十二歲就在電鍍廠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著做夥夫舅舅的撫養,才讀了小學和陸續讀完初中。”這樣的青年,很自然就希望改變社會不公,容易被左翼思潮吸引,他在1946年加入地下共產黨組織。由於學了報務,最後他作為共產黨間諜,進入了當時首都南京的國民黨情報機構核心,國防部二廳所屬電信總臺,此後又進入南京警察廳本部電信科總臺。他的經歷幾乎就是電影《潛伏》主角的翻版,出生入死,比電影還電影。1949年以後,高華的父親是南京市軍管會公安局電信科副代正科長。五十年代初,南京開始對原來地下黨作徹底清理整頓,和高華父親一起被送蘇州審查有十個幹部,其中八個是分局和局級幹部。結果,其中九名被認作“敵人”逮捕,有人後來死在獄中。幾十年後又全部平反。高華父親雖幸免入獄,也在1954年被開除黨籍;在1955年毫無證據被定為“國民黨特務”,調去小學教書;1958年在沒有任何“右派言論”的情況下被定為右派,被毆打、發配農場勞動;在1966年的文革,為避免被打死,他離家出逃,高華那年12歲。這是自己的父親,他是共產黨功臣,對“自己人”如此殘酷的肅整殘害,入迷於歷史的高華要尋找謎底,這和張鳴研究土改一樣。高華只有在參透了延安整風、張鳴只有在厘清了土改,他們才可能安心地轉向其他歷史選題。那是他們生命中必須先解的情結,而龍應臺,百轉千回,也必要傾其心力走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高華父親就是一個“後延安整風”的犧牲者。        高華是個老實人,在胡傑的采訪中,他承認自己認知的“過程”:“那本《革命年代》是我二十年寫的文章的一部分。這裏面有些變化,有些沒有變化……立此存照,讓讀者可以看到哪些變,哪些沒有變。這幾十年,我講的五零年代,就是我成長的(時期)、長期我們受到主流思想的影響,這個影響是相當大的,自己在寫作過程中,也是對這種影響在審視它、重新觀察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它再見。”        1999年,高華在他寫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之時,他的否定是有限度的。他有清楚的價值取向:“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同時,他不僅對紅色思潮的大量參與者充滿同情,他們就是他的父親,而且,他“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湧,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作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他的否定是聚焦在黨內“極左思潮”、“權謀政治”下內部整肅的“觀念和範式”,他父親遭遇的整肅,正是這一套路的翻版。我想,這是高華在1999年的真實認知,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紅色思潮是歷史進程的一個必然產物,另一方面,他也還在和主流影響告別的大半途。但是其後,高華的一系列研究如《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等等,他的否定已經完全超越了政黨內部整肅,而擴展到他父親在遭到整肅之前,也參與期間的那場旨在顛覆法治的革命。他在為他父親參與的革命所迫害的靈魂和被鎮壓的和冤魂伸張正義,那裏有張鳴的父親、胡平的父親、有他許多好友們的父親;待高華在最後歲月讀到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的反應特別強烈。在他俯首痛哭的時候,我想他一定會想到一九四九年自己父親的潛伏,他是此方的孤膽英雄,是彼方的內奸罪人,那千千萬萬青年,如他父親一樣,懷著美好理想,卻誤陷一個註定要進入的悲劇。而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另有一種超越“敵我”的價值在。高華寫道:“歲月無聲,江山有情,大陸的許多讀者,……已不全然是為了追憶歷史,更是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此時的高華,他早已經和父親參與的革命,和“主流影響”,徹底割裂。        高華寫作是平衡的。你可以看到偶有內心強烈的觸動欲躍出紙面,但他天性的溫和及學者修養令他克制。我也在想,為什麽讀《紅太陽》,一點讀不出高華當時的認知局限,為什麽它無疑能夠成為傳世之作?謎底就在於老實的高華要求自己“求實求真為依歸”,高華寫道,“我認為,重要的是,首先應將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因此,高華的著作只從“實證研究”角度作分析性論述。雖然他認為對這段歷史作理論分析也“極為重要”,但是謹慎的高華“又擔心過度解釋會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他著力於細節記錄、“個案研究”。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便不由自主地超越了他的局限。假如他不在後記中強調,讀者甚至不會感受到這種局限的存在。高華記錄的史實在說話,在突破這個局限。        高華走後,我重讀高華這七百頁巨著條理如此清晰。他選擇延安整風為主要對象,是極為明智的選擇。因為延安整風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全套整肅套路,它涵蓋了整肅“觀念、範式”的方方面面,配合編織的天羅地網已經成熟成型。而它的結局恰是絕對個人權威的確立,“紅太陽上升”。但是,高華的嚴謹記實,同時在指點一條他自己並沒有用理論去闡述的清晰路徑。        延安整風是一場內部整肅,而它是1930年至1931年“肅AB團”的一個擴大翻版。它依據是國際紅色思潮的理論,確立一個超越傳統法治中“罪與非罪”概念的階級敵人概念。這個敵對階級,就是有產階級。紅色思潮起於西方工業革命突發的勞資沖突,所以“敵我”階級對立中,資產階級成為這個“敵”,產業工人成為“我”。紅色思潮湧入中國後,高華指出,它演變為一場農民革命。毛澤東的黨變為“農民黨”。也就是說,地主富農甚至在極端時任何有地產的人,都可能成為那個“敵”,而國民黨被認為是“代表了”有產階級,才成敵對政黨。黨內“土地政策”的“極左路線”和非“極左路線”之爭,只是這個“敵”的群體是只含“地富”,還是再劃入中農甚至一切有土地者。毛澤東就曾經主張沒收所有私有土地。        於是,傳統社會“罪”和“法”的概念被顛覆。不偷不搶不殺人放火、但合法擁有土地者,是“有罪”的敵人,殺了這樣的“私產擁有者”,可以是階級鬥爭的正常行為,所以這樣“殺人”可以是“無罪”的。從“土地革命”(或者叫“土地改革”)切入的對“法”的顛覆,這是中共黨內整肅的理論根源。任何人只要被劃入這樣的“敵人”陣營,就可以任意殺戮。        高華讓我們看到,甚至在“肅AB團”兩年之前,最早的內部整肅,即毛澤東在1928年領導的“洗黨”,期間“打擊矛頭”就已經可以“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而“肅AB團”的借口就是:“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地富路線控制”,並且可以“給負責人任意扣上’富農帽子’”。“洗黨”起於在內部“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那些被戴“富農帽子”、被當作“地主富農”整肅的幹部,當然不是真的擁有土地的“真地富”,而是被指控其思想立場站在地富一邊,推行“地富路線”。此刻,說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路線罪”,對被整肅的幹部已經可以是遭受酷刑和被處極刑的借口了。沾上“地富”二字,就獲得了高華所說的“鎮壓的正當性”。        高華的如實描述,讓我們看到一條線索,延安整風之前是“肅AB團”、“肅AB團”之前是“洗黨”,再輕輕一扯,就可以扯出關鍵:起源於西方的紅色思潮理論在為中國共產黨內整肅異己提供“觀念”:每一個紅區的建立,“打土豪”都是第一要素。        地主富農成為可任意處置的“敵人”群體,成為受迫害的核心。法律被徹底顛覆後,定罪失去標準有罪群體和“罪名”就可以任意擴大,只要和無限擴大的罪名沾點邊就可以是死罪。罪名可以是有產者,可以是有產者的子女、可以是有利於有產者存在的政黨,可以是有利於保存有產者的路線甚至想法。“肅AB團”時,紅軍“群眾”有“動搖”、“表現不好的”,都“應捉拿”、“究辦”了。那是個人人自危的可怕社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名紅軍內肅出了四千四百余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 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為革命出生入死的紅軍遭遇尚且如此,遑論“外人”。        發端於蘇俄的逼供、酷刑、殺戮,劃罪、提供了肅、整“範式”,再結合中國式“個人權謀”的嫻熟運作,從打土豪、殺地富,發展到內部肅整,尤其是延安整風,高華展現了肅整不斷操練、直至爐火純青的細致發展過程,令人信服。        1949年,五萬萬四千萬中國同胞,許多人扭著剛學的秧歌舞迎來延安。他們對這段延安歷史毫無了解、對這套“觀念和範式”的實質意味著法治消失毫無概念,所以也不會料到,他們從此再沒有一個人能真正安全。他們沒有去延安,是延安走向他們, 還是從土改開始,紅區打土豪變為全國性土改,開始攪動漩渦,延安進入城市,敵人的罪名也在擴大。從此大家身不由己,一批批被慢慢被卷入一次次整肅,漩渦越轉越快,卷入的人越來越多,直至文革深淵。成千萬人成千萬的人,沒能幸存。更可悲的是,幸存者也還是一臉迷茫:不明白這到底是為了什麽?大家又速速接受官方解釋:噩夢只是起於中國偶遇幾個壞蛋攪局,現在一切撥亂反正,可以高枕無憂。        1989年,文革結束十三年。父親已經平反,高華進入紅後代的行列,而且是紅色功臣之後。隨文革後“平反”的逐步展開,父輩恢復名譽,這是許許多多紅二代的共同經歷。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忙於準備接手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一些人利用家族優勢拓展事業,許多人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在籌備將軍子女合唱團,歌唱悠悠延河水,巍巍寶塔山,頌揚父輩起於延安聖地的榮耀業績。        此刻,只有那個獨特的高華,已經老老實實讀了太多太多真實的延安故事,他在簡陋公寓的一個寫字臺前坐下,一個老式收音機裏,正在播放紅色先驅蘇俄的崩潰。        高華展開稿紙,是時候了,他要寫出這段幾近淹沒的歷史,領我們,他現在和未來的朋友們,領他的同胞們,去看看他們災難的源頭。      (轉載本文請註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以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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