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

近月不少爭議，像孔慶東教授言論、D&G拍攝事件、「雙非人」成為特首選舉議題等，均觸及新移民、內地遊客、使用本地公共資源的非本地居民等群組。在網絡世界，香港與內地網民就此連番激辯，互斥對方歧視；在知識份子圈子，也引發了不同門派學者的論戰。其實在宏觀角度，出現這些爭議是十分正常的，即使是兩德統一，德東與德西人至今也有不同層面的矛盾存在，重要的是如何表達、如何化解。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一直以自己的核心價值自豪，例如重視法治、人權、自由等，都是我們深信的理念。核心價值的重要性，正是維繫一個地方人心的根本，就像一個大熔爐，足以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融合。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到今日有深厚的社會凝聚力，不再自居「借來的城市」，就是因為我們深信這些核心價值，並希望來到香港的客人，都尊重我們的價值觀；對希望移民來香港的朋友，我們希望他們是認同香港核心價值而來。 筆者幾乎每月到內地交流、開會，遇過難以理喻的朋友，正如在國外，也難免遇過個別不快事件，香港也有極個別偏好人身攻擊的評論人。但理性的人，不應以偏概全，遇上一個美國人人身攻擊中國人，就把美國列為野蠻國家；事實上，筆者在美國入學的第一課，就是說明「hate crime」的破壞力，那才是留學予人最深刻的影響。同一道理，在香港個別內地朋友的作風，不能代表整個中國，而內地在港留學生的質素，就絕不比香港學生遜色；他們大多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並對港人港地心懷感情。孔慶東教授的言論、對香港法治的不解，令人反感，但製造二元對立，也是缺乏自信的表現；若港人只以眼前案例來論證自我優越，以十三億國人為蝗蟲，何嘗不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當然，以香港的面積，自不可能接納全國各地、乃至全球的移民。對孔教授的言論、D&G的政策、雙非人使用香港公共資源，筆者個人都不贊同。但對於希望如何制定移民政策、對公共資源如何避免被非本地居民濫用，香港市民自應直接發表意見，政府的人口政策也應該定期修正，這些都是理性討論足以解決的問題；若政府閉門造車，自會受到監督和批評，這裡針對的應是政策層面，不是人。對根據政策接納了的新移民，我們則應以我們的核心價值，盡力將他們融合在這個大熔爐內，這是香港人應該持有的信念，否則香港何以有今天？在這個「兩部曲」內，有根本方圓，不應有互相仇恨的空間，否則「hate crime」會變成常態，這是內地人、香港人都必須明白的。

刘安安：失焦了的核心价值观 （2012-01-0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薪资、人才、市场 [2012台湾大选] 李登辉李远哲登广告支持蔡英文 [朝鲜问题] 纪念两领袖冥诞 朝鲜下月大赦 [中美关系] 传美将设工作组监督中国贸易问题 热点话题 刘安安 　　对一向来以效率第一见称的公共服务之精英团队，地铁大瘫痪事件无疑是个醍醐灌顶的案例，在这个关键时机，各个公共服务机构须要好好地来个釜底抽薪的省思及变革，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将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导入正轨。正如叶鹏飞君在《地铁大瘫痪的教训》一文所说的重话：“地铁大瘫痪的意义，就在于宣判目前关于效率的主流论述的破产。国人还是希望公共交通系统有高效率，但那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效率，而不是通过各种手段如增加收费、削减成本来提高企业盈利的效率。如果大家能从在地铁大瘫痪里吸取真正的教训，痛定思痛并改弦易辙，也未尝非塞翁失马之福”。 　　个人尝试在这个课题上，再将问题抜高到更深更广的层次来讨论，即公共服务的精英团队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已经失了焦呢? 又，整个导航体系是否迷失了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的一位儒商，说到在企业家的身上，必须具备及精通两“学”，即“数学”和“哲学”。所谓的“数学”，是精于在整体规划上精打细算，并且生财有道，使企业有了赖以生存的源泉。所谓的“哲学”，即企业家所拥有的扎实的哲学底蕴，对个人一生的修身养性大有裨益；对企业来说，既有能力又善于将抽象的企业理念化为全体上下、人人能够理解的愿景，并且引领大家齐心合力，去创造企业能够永续发展的动力及企业文化。 　　倘若不能在“数学”和“哲学”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只一味地向“数学”倾斜，追求利润最大化，忘了组织原有的责任与使命，迟早是会发生乱子的。先说美国的例子，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凭着第一流的“数学本事”，出尽法宝以谋利，结果误国又误民，甚至是误了全世界。美国政府为了国家经济免于崩溃，动用国库来拯救银行，而这些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在国难当前，还在打政府援助金的主意，奥巴马总统气得破口大骂亦无济于事。 　　说回SMRT，自成立之初开始至今，单一的沟通语言及告示就一直为人所诟病，SMRT根本不为所动，最近的地铁大瘫痪事件，可以说是给SMRT一个狠狠的教训，也是给其它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一个殷鉴。 　　像类似以创造财富为贤能的事件不断地出现，民众不禁要问：精英分子经常告诉百姓不要视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百姓也要告诉精英分子，高薪养贤亦是理所当然吗？若只知道为集团创造财富以领取高薪花红而忘了使命感，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哲理为美丽的词藻，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神话故事，则社会有难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不禁使我想起有关已故文化人郭宝崑的新闻报道，在每年国庆的群众大会演说之后，郭宝崑总是在摇头叹息：领导人每年花几个钟头的演说，都在大谈特谈经济，人文及文化素养靠边站，这个国家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哲人先知先觉的话几乎成了预言，在今日验证了重“数学”、轻“哲学”的精英分子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缺憾。当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一切都以功利至上来算计，忘了为民服务才是本位，已非人民之福，更非社稷之幸。 作者是社团秘书

韩咏梅：反映核心价值的方程式 （2012-01-08） 早报导读 [特写天下] 三年分配11万套,重庆公租房改善房事 [李光耀新书] 李书再吹皱南大春水 [财经人物] 陈九霖：新加坡有我的辉煌与屈辱 [财经综述] 票息率高 零售债券秀色可餐 　　今天上午《联合早报》的一批同事将探访一些独居老人，让他们在这个农历新年增添一些快乐。这是我们第一次主办“送暖”活动，除了找商家赞助礼品，编辑室也发动一个小型募款活动，让我们可以给老人家一些过佳节的度岁金。 　　这个活动的出发点十分单纯，由一批年轻同事负责策划，他们预先去探访一些老人，写出独居老人的心声和愿望，然后动员同事们家家户户去给独居老人送礼。他们本来担心募捐的款项不够，不足以给200多名独居老人一个像样的红包，也担心义工不够，分派礼包时不够人去和老人家聊天。结果出乎意料，在完全自发的情况下，同事们十分踊跃，不论义款还是义工，全部达标。 　　送暖是一个小活动，而且是短期的，当然不能和全职做公益或社会服务，甚至为国家服务相比。但是，最基本的一点——回馈社会，这是共同的。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本质上都有参与和回馈的需要，这是一个富足，而且成熟社会应有的特质。 　　过去我们把人性阴暗面看得太透，总是相信人主要是自私，不会自发的，所以总想着用东西约束人。金钱是普遍的约束之一，要鼓励的时候奖赏，要制止的时候罚款。于是，金钱成了我们衡量许多价值的标准。所以，我很高兴由余福金领导的政治职位薪金检讨委员会经过七个月的辩论，提出了一套涵盖面更广的薪金计算方案，这个方案即使不是最理想的，至少它重新提醒我们，政治领导人应有的核心价值。 　　之前以六个专业，即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跨国公司人员与制造商等，每个行业最高薪的8人年薪为参考，再以这48人的薪金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为初级部长薪金标准的算法，存在着两个偏差。 　　第一，这48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新加坡公民，他们是跨国的人才，不应该在挑选我国政治领导的人才库中；第二，48人这个数目实在太微小，特别是全世界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难处理的今天，48个薪金最高者的年薪不断在上调，而中低层人民的收入却只能在原地做很小幅度的波动，就算通过各种津贴、补偿来拉高实质收入，贫富差距扩大这个世界性的问题不能解决，原有的方程式只会让政治领导在领取高薪时，越来越尴尬。 　　检讨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以1000名薪金最高的新加坡公民为基础计算，这组参照，至少大致上符合挑选国家领袖的基本条件。究竟为什么是1000人？虽然记者会上委员会没有详细说明，我估计他们是以一个初级部长的合理薪酬为100万左右，测试不同的数字之后订下的。这个1000人的参照大致上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它考虑到政治职务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奉献，有一定的牺牲才能得到人民的敬重，这是领导人必须有的精神气质，因此在薪金最高1000人的中位数基础上，再减40%。相对于以48人的标准来说，这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第二，政治职务的年薪有相当显著的一部分是花红，过去这个部分除了取决于个人表现，很大程度也在于经济增长。而在拉近贫富差距和增加人民幸福感方面，过去那一套并没有照顾到，于是人民对政府的其中一个不满是，把生活节奏、生活要求推得太高，一般小市民难以应付，形成压力，久而久之，对于加强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还有全国职工总会领导经常讲的“cheaper, better, faster”口号，对老百姓并不中听，甚至还认为，宁可经济放慢一点，让百姓的生活好过一点。 　　新的建议中，部长和总理的年薪配套中“国家表现花红”将和中低收入新加坡人的就业与收入情况挂钩，国家表现花红的四个指标和人民的实质工资收入有密切关系，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思路就更不能向经济增长一边倾斜，而要考虑人们的想法以及追求。这未必表示国家的经济会放缓，相比之下，政策的思路如果沟通得好，上下有更大的共识，更容易推动经济和社会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