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

译者 | 《金融時報》中國的銀行:正在腐爛的核心

核心提示:中國在上星期三因為對經濟放緩的憂慮, 不得不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放寬銀根。 可是評級機構惠譽國際認為這樣細微的下調幅度對信貸擴張幫助不大 。中國銀行業未來將面臨現金頭寸壓力。 原文: China’s banks: a rotting core 作者:David Keohane 日期:2011/12/02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中國在上星期三因為對經濟放緩的憂慮,不得不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放寬銀根。可是評級機構惠譽國際認為這樣細微的下調幅度對信貸擴張幫助不大。 更令人擔心的是,惠譽國際質疑中國銀行業流動資產的水平,又說中國的銀行度過即將來臨的資產惡化的風暴的能力真的不如人們預期的那樣,因為評級修訂是有可能的。 在 2008-2009年的危機以前,每一年進入中國金融系統的新存款規模之大,而流出的資金卻是那樣微不足道,以至於債務有否收回對銀行贖回债券的能力通常沒有多大影響。惠譽在星期五發表的報告說,在當時,無論不良貸款的比率是1%還是20%,存款和其他資金流入要涵蓋所有負債,通常都足夠有餘。 現在不是這樣了。根據惠譽的報告: 從2009年起,整體營運現金狀況因為融資額和流動資金收緊而減小,以前穩定不動的存款現在流動性增強,融資需求居高不下,大量的信貸被逼不作記賬。到2011年底,預計中國二線銀行將發布大約1.6萬億人民幣的聯合營運現金赤字,而這些銀行在2009年的盈餘為4250億人民幣。國有銀行則預 料將繼續錄得最終經營現金盈餘,儘管比2009年下降了超過一半。 惠譽說中國的金融界面臨足以削弱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挑戰越來越多。該評級機構追溯問題的根源,指中國2009年的刺激方案 對正規和非正規銀行的槓桿作用推波助瀾,導致房地產和基建設施的大量過剩,侵蝕金融業界的流動資金,推高了通脹。   雖然惠譽不相信中國金融體系內部的壓力—對地產商,中小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貸款—還沒達到系統性的水平,但該評級機構 認為這些並不是壓力的個別案例,而是信貸過度熾熱,以及政策取向過於則重信貸控制和固定低利率、優先考慮國營機構而不是私人公司和存 戶、主張忍耐和支援而不是重組的表徵。這樣看來,近來的問題可能只是個開始。   惠譽預測短期內借貸者會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援,包括貸款延期、重組、以及發行債券。報告指出,假如這樣的話,也許可以在短期內掩蓋資產質素轉壞的問題,但隨著不良貸款的償還慢得若斷若續,最終違約率將通過流動資金壓力表現出來。 那麼就會使得中國的銀行的現金頭寸真正的受壓,新貸款受到制肘,中國的經濟增長因而受限。然而,惠譽認為目前商業銀行21萬億的信貸能力再加上16萬億的存款準備金,是足以防止任何重大的短期混亂的: 但要是目前的侵蝕速度繼續下去的話,可以想像,2012年的現金限制會具有更大制約力。一些小銀行拓展新信貸的能力減弱,可能 需要大幅度減免準備金的要求。 存款準備金率的減免必須大於剛剛實行的50基點減幅。惠譽的報告說: 中國人民銀行近期削減50基點的存款準備金要求,對舒緩流動資金緊絀儘管有幫助,但是規模太小,對信貸擴張能力沒有任何意義。在 2011年因為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緊絀、以及銀行面臨的財富管理產品賠付要求壓力增大,信貸能力大幅收窄。 但是,許多分析師視這一削減為寬鬆週期的開端,削減空間還多的是。因為自2009年起,存款準備金率的要求由15.5%上升600基點,從借貸市場抽走了四萬四千億人民幣。 報告指出,由2010年年中開始,由市場驅動的利率和許多其他指標已預示著銀行業界的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穩步收緊。 中國的存款按絕對值計算正在縮小,其基礎數字正在起變化。報告說,兩個重大轉變來自影子銀行體系那與日俱增的高回報誘惑,引走了資金;而本地銀行推出越來越多的財富管理產品。這些目前佔總存款額10%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問題在於它們增加了存款的流動性。 根據報告: 在過去,一個中國的存戶不論在哪一家銀行存錢,所得的利息都是一樣的。今天,哪一家銀行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回報最高,他就可以把存款轉到那裡。因 此,中國原先粘著不動的存款現在的附著力減低了。現在,中國的銀行第一次需要競相推出高額存款紅利,不然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者便會撤出資金,轉到其他地方 投資。在2011年發行的財富管理產品當中,有四分之一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有效期,意味著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者會不斷重新評估前景,繼而決定未來把錢存到何處。這一事實加劇了競爭。 而 當流動資金收緊,銀行便越來越依賴同業借款來還款給產品投資者。由於月底到期的財富管理產品的份額如此之大 – 從而使得資金能夠注入到需要填滿的資產負債表當中– 為了償付財富管理產品的利息,劇化了月底時的現金爭奪。從2011年8月至10月,7天銀行同業拆息(SHIBOR)在月份的中、下旬差距為170基點。 當然,如果客戶到別處尋求更高的回報的話,中國那些全線提供低收益儲蓄賬戶的銀行,真的只能責怪自己了。也許流動資金外流可能推動這些銀行體系的利率走高。 惠譽認為,推動人民幣加快國際化和開放資本帳戶,造成了對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的侵蝕: 離岸人民幣發行債券市場的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結算的開展、香港銀行向中國企業和銀行信貸的積極擴張、以及內地居民的消費和境外投資的 強勁增長等,都導致越來越多融資和結算在中國國內銀行系統以外的地方進行。 而因為對資本流入的限制,中國企業在境外所得的金錢很大一部分沒有帶回國內。可是,有時债券的償付資金是來自本土資源的。這樣,企業存款最終從大陸的銀行系統向境外債權人流失,也許這就是最近從中國外流的資本增加的一個因素。 即使是中國的大型國有銀行也感到壓力。根據惠譽的說法,這些國有銀行的最終經營現金頭寸由2009年的52950億元人民幣下降至2011年(估計到今年年底)的23860億元。這一現金流量墊的急劇減少,意味著中國銀行贖回债券的能力越來越取決於收回某些部分的現有貸款。 在一個預期未來幾個月資產狀況惡化的環境中,這是個壞消息。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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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纪贇:分配不公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核心

纪贇:分配不公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核心 (2011-10-06) 早报导读 [华商大会] 早报网追踪华商大会 [时事漫画] 美防长帕内塔:美无力填补北约预算 [中国早点] 大禹和蒋公的新魅力 [金融风暴] 欧洲银行或掀倒闭潮 ● 纪贇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先生就对中国的未来设计了分两步走的发展道路,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今一晃眼已经三十年过去了,第一步的发展目的已然达到,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确如邓先生所料,中国出现了一个看起来为数不小的先富裕起来的人群。据2010年胡润富豪榜的数字,大陆目前有5万5000个亿万富翁,其中拥有10亿财产的有1900人,百亿的140人。据最新研究表明,占中国总人口不到0.05%的最富的59万人,在2011年可投资财富就达2.7万亿美元。   但另一方面,即使以远远低于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的全球标准,甚至以低于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印度的标准,以中国每年人均收入1500元人民币的标尺来衡量,中国还有近亿的贫困人口。所以,近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惊呼,中国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   也正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如教育的贫富分化导致了寒门再也无缘名牌大学,中下层民众的贫穷导致整个社会的内需不足,但与之相应的是富人醉生梦死的畸形奢侈消费。贫富分化也会使某些局部地区的治安问题恶化,比如以治安差而闻名的广州,就是因为存在大量被剥削却没有机会在当地定居的流动人口。而这些改革开放利益分配的旁观者,自然会对整个社会充满怨恨,所以一点点小的火星都会激起民变,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民怨的宣泄口。   今天的中国,让我想起了我知道的一些1949年前的江南乡间士绅,他们中大多数都决非中共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些地主恶霸,其中不少还是地方的道德楷模,但在1949年以后却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精神上甚至肉体上都被消灭掉了。回想起来,在1949年之前,中国也是贫富差距与阶层分裂达到了临界点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一人振臂则万民揭竿,无论道德的素质如何,只要你是富人,都成了旧时代的殉葬品。由此我也看到了历史的一个可怕真相,即在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里,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与诅咒。今天中国富人的移民潮,也是这种不安心理的反映。   然而,即使中国过去的历史一直在上演着由贫富分化而激起民变,又经过流血的政权更替来达到全社会财富再分配这样一成不变的轮回模式,我依然有信心认为,中华文化中的基因有优良的因子,可以使这个历史的怪圈在当前的时代被打破。中国几千年来暴戾的气息太多了,我们完全应该,而且也可能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来解决当前社会中的矛盾,不要让它们日积月累,从而危害整个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稳定。   其实即使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之内,也还有不小的回旋空间,问题是他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性与事态的严重性,起码就我看来,如果不早作安排,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社会剧烈动荡的凶险是不容忽视的。要真正解决社会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可以通过治标与治本两套方法加以处理,治标的办法是针对目前最突出的中西部、城乡、不同行业间,以及企业中高管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采取直接的税收与财政调节,来弥合其间的矛盾。   其次是在政治上,重拾中国共产党工农阶层代表者的本色。我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资本家能不能入党的讨论,到了今天看看各级人大、政协之中,稍微有钱一点的企业主,都会用一个委员的身份来为自己的名片添加上一个可以炫耀的头衔。除此之外,就是各级官员与体制内的代表,真正从产业工人、农民和城市居民中走出来的民意代表,只有极少的点缀。   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也是当务之急,最近北大社会学系冯军旗先生写的长篇调查《中县干部》之中,就表明了政治家族在基层县市的普遍存在,这也验证了媒体中经常曝光的官二代现象。这与富二代一样,都成了阻碍中国社会正常阶层流动的大敌,也进一步造成了整个财富分配的不公。中国如其政府所诠释的,是一个代表普遍民众意志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应该容许这种封建社会才有的财富与官僚的世袭制度,只有打破这种制度,才能赢得民心。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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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梁家傑:法治 ——我們的核心價值

今年4月,在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中,原訟法庭裁定東涌居民朱綺華勝訴,宣告政府通過的環評報告不符合法例要求。 內地傳媒紛紛為「一名老婦喝停一條大橋」興奮報道,為香港的法治無懼無私歡呼。但與此同時,香港媒體卻一片負面,政府官員及建制黨派斥責朱婆婆和協助她打官司的人的聲音佔據絕大篇幅。香港素以崇尚法治而自負,這不可謂不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乘機抽水、撲擊 政府提出上訴,上星期,上訴庭裁定上訴得直,但同時在判決書中清楚確立了一個重要原則,就是政府有盡量減低污染的法律責任。判決書明言: 「這個責任,並非取決於『污染足迹』的大小;無論一項工程的『污染足迹』有多少,工程項目倡議人必須盡量減低污染。」 因此,這宗官司實是提升香港的環保標準的重要里程碑,而香港的環保團體亦馬上肯定了這項成果。 但市民大眾有沒有感謝朱婆婆帶來了這個改變?政府官員是否鬆一口氣,汲取教訓,肯定法治,見好就收?可惜不是。官員和建制黨派乘機抽水、撲擊,誓將所有加收工程的額外開支加諸他人頭上。連群記者守候朱婆婆的家門口,連連追問她會不會上訴至終院?是否有人在幕後唆擺她打官司?在來自四方八面的巨大壓力之下,朱婆婆終於捱不住,說她受夠了,不願再受困擾了。各種真的假的後果都怪到她頭上,任何人都能理解她只想擺脫一切麻煩。針對公民黨的攻擊、抹黑鋪天蓋地,在選舉年中,這種行為背後的政治目的路人皆見。 核心價值起了什麼變化? 其實,香港人是時候停下來想一想,到底我們的核心價值起了什麼變化。我們視為瑰寶的法治,根基在於政府必須守法,若政府違法,那麼任何因而受損害的人,哪怕是一介平民,都有權訴諸法庭,尋求法庭介入,命令政府守法。而正當的法律程序,是在法院嚴格監督下進行的司法覆核。這是我們的法律。 特別是在政治架構失衡的香港,司法覆核更有必要保存,因為它往往是唯一能夠逼令行政機關停止對公眾施行不公義的決定和政策的途徑。 近年來,香港見證了多宗重要的司法覆核,其中不少的共通點是它們都涉及兩組不同的價值之間的角力:一組是短線的眼前功利,另一組是提高生活質素的長遠可持續發展,幾乎每一宗都為香港帶來重要的貢獻。大橋官司是這個行列之中最新的一宗。 可是在大橋一案,我們似乎看到香港正在走向非常危險的境地。有官員指摘公民黨「濫用」司法程序,為了其政治利益叫停大橋工程;有政團和立法會議員甚至點名稱公民黨是煽動教唆朱婆婆打官司的「幕後黑手」、公民黨「包攬訴訟」。 公民黨嚴正否認這些指控,它們都是毫無根據的。終審法院已經裁定,在涉及合法的社會或公眾利益的訴訟中,不可能構成包攬訴訟。公民黨一直倡議推行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堅定不移,有目共睹,得到絕大多數市民認同。我們從不畏懼,為倡導保育和環境保護走在最前線。我們以專業知識,協助市民捍衛自己的合法權利。但我們從來沒有煽動操控朱婆婆或任何人去提出法律行動,這亦非出自她口中的指控。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行為決定,絕不會要求任何人按照我們的意願做任何事情。 備受爭議的司法覆核,特別是關係到環境保護和移民政策,並非香港獨有。問題是,我們的社會應該如何面對這些挑戰?我們是否尊重向法院提出訴訟的基本權利,並接受這是一個文明的途徑以解決爭端和澄清法律,並在有需要的時候,思考應否改革法律?還是我們各按自己利益立場和好惡,以政治目的來標籤提出挑戰的人?若提出司法覆核的市民全被視為尋釁滋事而大受攻擊,將來還有誰敢挺身而出?若任何為市民提供意見或協助的團體,都會被抹黑攻擊成煽動教唆、包攬訴訟,那麼誰還敢伸出援手,給予支持? 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一度引以為傲的司法審查,就會成為一紙空文,甚至是已佔盡政治優勢的人專用的工具。 大家應停止追逼朱婆婆 大家應停止追逼朱婆婆了。我們應該聚焦在真正的問題上,就是到底清新空氣對我們有什麼價值,和政府怎樣能做得更好。 颱風納沙讓裁判庭延遲了一日宣判另一宗備受爭議的案件:外籍傭工居港權案。這一次,莫大的民憤衝着公民黨而來,只是因為代表外傭的資深大律師是公民黨黨員,基於所謂的邏輯,必定是公民黨煽動這次訴訟,而代表律師必定是為了加強公民黨的邪惡目的,不管哪是什麼。 這種推論不但是百害而無一利,它更不配存在於像香港這樣先進的社會之中。這不由得我去對法庭的判決發表評論,不論是這或那,這事件最有可能是提出上訴。但我想說的是:尊重司法獨立和人們提出訴訟的權利。這正正是我們於法治保障下穩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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