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蘋果日報】要說香港無人才，大家肯定不服氣，於是自然就會找到最簡單的解釋：我們不是沒有政治人才，只是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制度不對，固然找不出人才；甚至連進去了的人才都會武功盡廢，埋沒得無影無蹤。 這種說法當然有道理，接近常識。但我想在這套港人最容易接受的常識之外，看看有沒有別的可能。比方說制度之外，我們是不是也該關注一下人的問題。雖然目前特區政府的體制和港英年代已經不太一樣，但也沒有變得太不一樣。既然基本格局沒有鉅大的變化，怎麼兩個年代的人才會表現得如此不同？同樣任職中央政策組，難道練乙錚和劉細良就真的比不過顧汝德？我覺得不必動輒就把問題拉到體制層面，一個更淺顯更粗糙但也可能更接近事實的答案是：領導這些人才的頭目不行。 然後我們又會抱怨，這都是阿爺的錯，是更大的制度之錯，假如我們可以直選特首，一定不會找出那些只懂乖乖聽話，但是沒有真材實料的傢伙。真的是這樣子嗎？如果我們人人有票，都能選舉特首，就一定會選出最優秀的治港人才嗎？那麼誰是那個既有才幹又孚眾望的領袖人才？是梁家傑？還是何俊仁？可別忘了，這兩位都曾參加特首選舉，但幾乎在所有的民意調查裏頭都遠遠落後於阿爺欽定的人物。這當然不是大家都和阿爺一條心，你揀嘅我中意，我中意嘅又咁啱俾你揀到。而是我們現實，明知這兩位只是陪跑，就乾脆在無甚實質影響的民調裏頭放棄他們。 這更是因為我們社會主流的迷信，真不以為議會出身的民主派能擔大任。在主流看來，何俊仁也好，就算黃毓民也好，在外頭反對還可以，在裏頭揸旗恐怕就不行了。

【蘋果日報】董建華下台，「商人治港」告終。於是我們迎來了曾蔭權，也等到了香港精英神話的第二條支柱：公務員。 傳說中的AO允文允武，個個都是天之驕子，人人都得從木人巷裏過五關斬六將地打出頭來。既然董建華代表的商界精英不濟，空有理念視野，拙於實際政務；現在換上一直被壓抑在他們腳下的政務群英，總算能夠撥亂反正，使香港回到常軌了吧？ 結果大家發現不空談理想藍圖，只想「打好呢份工」的曾蔭權居然連呢份工都打唔好。在施政計劃裏頭答應過的東西，完成率不到一半。非但如此，這一屆政府去到尾聲，就連港式官僚體制最引以為傲的廉潔招牌都保不住。先是人人都話佢叻仔的許仕仁被廉署逮捕，後有公務員典範曾蔭權在深圳廉租大屋。這下子，繼「商人治港」破產，公務員的精英形像也跟着徹底幻滅了。 曾蔭權政府完蛋，還順便拉了不少人陪葬。最慘烈的是長年在媒體論政，在學界叱咤的一群「民間」精英，例如經濟學家陳家強，又如我的老友劉細良；甚至剛剛嶄露頭角的所謂青年智庫，也都分別貢獻出了「三十會」的莫宜端與「圓桌精英」的陳智遠；全部都像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蹤。 現在的梁振英，勉強標籤的話，大概能夠算做「專業精英」的代表，也可以長年混跡政團的老手視之。無論如何，在他就任以前，大家都還覺得這匹老狼起碼是個有手段能辦事的叻仔。不料他不只專業不行（測量師界大佬唔識得有關僭建的法例），而且還沒有想像中那麼精叻。他的班子崩潰之神速，更勝從前。 商人完蛋、公務員完蛋，專業尖子加老練政客也完蛋了。我很想知道，香港究竟還剩下多少沒被開發沒被消耗的政治人才，香港究竟有沒有人才？

【飲食男女】在他的《純真博物館》裏面，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懷想所捕捉的那種「純真」，並不是青少年時代的純淨真愛；不，那種「純真」指涉的範圍要比這類浪漫的想像大得多了。 依我看，帕慕克筆下的「純真」，其實是一種第三世界後進地區剛剛遭遇「西方現代」時的朦朧心境。就像小說裏提到的第一部土耳其電視廣告，第一款土耳其國產汽水品牌，第一家引進新式酒店服務的希爾頓，乃至於那些仿造各種巴黎名牌皮包的冒牌貨；它們全都是「西方」、「先進」、「摩登」和「品味」的代表，全都對當年的後進國土耳其產生了難以抗拒的吸引力。上世紀七十年代，伊斯坦堡最富裕最時尚因此也可能是最洋派的那一個社群，努力地把自己浸泡在這堆物品及其構成的氛圍之中，小心翼翼地學習如何欣賞它們如何享受它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到了學生的位置，又驚慌又喜悅地逐步嘗試據說是很上流很時髦的口味，仰盼西歐文化的啟蒙。 為甚麼這種狀態叫做「純真」呢？請回想一下自己第一次吃「西餐」時的感覺，回想一下香港人當年去「車厘哥夫」和「波士頓」吃聖誕大餐的那個時代。那是種怎麼樣的心情，又是種怎麼樣的環境與認知呢？ 我還記得，小時候家在粉嶺，隔一段時間，家人就會說：「今天去吃西餐吧」。所謂的「西餐」，只不過是新界某家洋人公務員群體時常光顧的酒吧餐廳的簡單食品，例如羅宋湯和周打魚湯，又如龍脷魚柳與火腿扒。口味簡單，可是竟有在室內多開了一扇窗子的刺激；再加上刀叉，加上周邊陌生的語言和聲音，整個吃「西餐」的過程竟然成了一種富有魅力的儀式。簡單地講，吃「西餐」和平常出外吃飯是不同的；去酒家吃飯，也就只是吃飯而已；吃「西餐」，則徹底是另一類型的經驗。 大了一點，我又發現許多人很把「聖誕大餐」當回事。比方說許多港式西餐廳的平安夜晚餐，做得並不好吃，卻是大夥心目中「西餐」體驗的極致代表，豐盛、熱鬧且隆重，於是平添一層想像力所賦予的幻味。 細想這些記憶，我們可以發現一種類似於帕慕克所說的那種狀態：在一套西方的異文化跟前，自己忽然成了一個學生，而且是個欣喜不已的學生，有如少年頭一回打領帶穿西裝，覺得自己正在加入一個更上層的團體，日後會變得更加成熟更有身份。這套經由食物、環境以及用餐程序所體現出來的文化趣味，不止異國，更是高級，因而特別美好誘人。 終於有一天，我們發現「西餐」原來只不過是個誤會，正如「聖誕大餐」找不到準確的洋文對譯，很有可能都是我們自己的發明；就像歐美發明了所謂的「Asian food」一樣。終於，我們知道了法國菜和意大利菜的區別，甚至到了可以細緻辨析西班牙不同海岸之不同風味的地步。終於，我們從「皇后」餐廳出發，經過號稱由「一星廚師」主理的餐廳（意思是大廚曾在某個一星餐館的廚房待過），然後有了自己的正式的三星級法國菜館。終於，我們甚至吃遍天下，從以為「花之戀」就是壽司之最，來到喜歡白身魚多過拖羅的層次。 終於，我們長大了，可以更平和地看待所謂的西式餐飲，更理智地判斷食物好壞和高級與否的關係。這時候，偶爾我們或許會想起幾十年前的「火焰雪山」和「鐵板牛扒」，懷念其時的興奮期待，回味其時的新奇滿足。但你未必便因此衝動地立刻趕去「紅寶石」，讓小時候吃過的再來一回。不是它們變了，而是你變了。你懷舊；明明東西還在眼前，但你硬是要懷想它如記憶一個故去的友人，彷彿它欠缺了一點甚麼。那點甚麼，便是你的「純真」，我們的「純真年代」。

【蘋果日報】自從蔡東豪榮升「廠佬」之後，對人才的看法漸漸也有了轉變。曾經在中環精英圈子裏頭打滾的他，如今也看到了「觀塘式人才」那種沉實低調、埋頭苦幹的好處。見過那麼多人，也寫了不少時論，我很好奇現在的他對政治人才的看法。假如香港人才真像他所說的，可以分成「中環」和「觀塘」這兩大類，到底哪一種比較適合從政？哪一種比較能夠擔當得起管治香港的重任呢？ 我這麼問，是因為我發現回歸以來這十五年，原來是一場香港人才的消耗戰，不只幾乎打光了香港潛在的政治精英，甚至還在香港上空打了一個大問號。 粗略地看，三任特首可說是三類香港精英的代表。董建華不只代表商界，他的政府更被認為是「商人治港」的典範。這個範式，曾被中央認定是管治香港的不二法門，也是當年不少港人心目中的至佳配方。在前者言，理由粗糙得不能再粗糙了，那便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好讓資本家管理」；從後者的角度出發，則基於一則九七前普遍流行的迷信，也就是「有錢佬真係有本事」。結果呢？結果大家學到了一課寶貴教訓，資本主義是種複雜的社經模式，在裏頭混出頭的傢伙不一定就是能管好它的人。富商等於治港精英這則神話，就像李嘉誠的老外號「李超人」一樣，已經成了人人恥笑的過時傳說。 當然，我們可以爭辯，董建華儘管有錢，但並不算是成功的商人。假如換了馮國經或者吳光正，情況大概就很不同了，可是別忘了董建華在國際政商學界的聯繫，又是史丹福胡佛中心的監事，又是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委員，他身上那團謎樣的光環在當時何等奪目，真係唔知就俾佢嚇死，誰曉得最後竟是腳傷離場的下場。

【蘋果日報】莫非冥冥中真有定數？到頭來，看港的一切始終逃不開一個「住」字。 老百姓如何為地產霸權所苦，自然不必多說。沒想到就連達官貴人也要毀在房子的問題上面。先是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不誠實領取房屋津貼（大家還記得他嗎？），然後輪到陳茂波經營劏房，再來是林奮強偷步賣樓，現在乾脆連特首梁振英與房屋局長也把信譽押在僭建上頭了（假如這個曾經說過N屆都不會選特首的人還有信譽的話）。一個上台還不到半年，就已經垮到這種地步的政權，真是世所罕見。更有意思的是，這幫人或者是涉及刑事詐騙，或者是以房產謀暴利，或者是利用職權貪小便宜，又或者是想方設法搞大房子（「等屋企人住得舒服啲」？），總之全都離不開房產。單從這點而言，我們的確擁有了一個配得上香港的政府，因為房子正是那個最折磨港人精力心志，又最叫港人魂縈夢繫的冤家。 為什麼有些人難得休息飛去東南亞海濱渡假勝地，卻選擇足不出戶窩在別墅式酒店，吃在房裏，游泳在房裏，甚至還在房裏開枱煲劇？恐怕就是為了那間兩三千呎的別墅，它很像傳說中的那種豪宅。營碌半生，每天忙得半死不活，就是為了一間建築面積七百呎，實際用得上的地方只有四百多呎的「毫」宅；好不容易休假，還不趕快住幾天。真正豪宅過癮。 如今看到原來梁振英也嫌房子不夠用，大家或許就能鬆一口氣了，尤其是在那些舊區老樓的小單位裏用鐵枝膠板多給自己掙扎出幾十呎空間的「僭建戶」。這個政府還剩下多少合法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們對付草根市民僭建的合法性就已經所餘無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