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从前人人问我，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从香港得来。” 　　1923 年2 月20 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陆佑堂以英语发表演讲：“WhyI Became a Revolutionist?”直接将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定位在香港。历史学家罗香林将他的演讲翻译成中文：“回忆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功课完后，每出外游行，见本港卫生与风俗，无一不好，比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香港地方开埠不过七八十年，而内地已数千年，何以香港归英国掌管，即布置如许妥当……香港之腐败事尚少，而中国内地之腐败，竟习以为常，牢不可破……良好之政府，并非与生俱来，须人事造成之，数百年前，英国官僚多系腐败，迨后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产生。由是吾之革命思想愈坚，深知如中国无良好政府，办事必不能成。” 　　“中国有一良好政府，我心愿已足。现时香港有六十余万人，皆享安乐，亦无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愿各学生，在本港读书，即以西人为榜样，以香港为模范，将来返国，建设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责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达。” 　　学生们听毕，将这位民国首任大总统高高举起，欢呼雀跃。 　　这应该是香港百年开埠史上最荣光的时刻。民国之志由此地启航。 　　尽管“以西人为榜样，以香港为模范”并不全然可行，并且在其后百年的道路中引出了无数崎岖；尽管千年帝制的崩塌竟得益于这座被迫割让与列强的海岛，的确是一桩令人尴尬的事实——但是，从辛亥革命起始，香港之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意义毋庸置疑。直至今天，这意义尤显深远。 　　政论作者程翔认为，辛亥革命验证了香港的历史定位：“香港是促进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的强大推手”。他在文章中写道：“这是香港的光荣传统，也是香港的生命线。什么时候我们丢掉辛亥这个传统，那么这个时候也是香港没落的开始。” 　　那么，让我们首先回到荣光之地。为什么是香港？这一切如何发生？又会怎样延续？ 　　1 　　1996 年，孙中山诞辰130 周年之际，港岛中西区区议会设计了一条“中山史迹径”。这条全长3.3 公里、共15 个“景点”的步行径，基本上概括了孙中山与香港的渊源。其中，甘棠第（宅第原主人何甘棠是孙在中央书院就读时的同学）改建为孙中山纪念馆，更是可以见到不少辛亥时期的珍贵原迹。 　　1883 年，孙中山离开故乡到香江求学。此后九年光阴，他从拔萃书室（拔萃书院前身）到中央书院（皇仁书院前身），然后入读香港西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一路接受近代西方教育。学医的原因，他自己解释：“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而在异乡求学的日子，每每假期回故乡，香山与香港的差距，更让他深深相信封建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近代文明，而不推翻腐败的清王朝，中国就没有希望。1892 年，26 岁的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 　　求学期间，他广结各路同道中人，共谋“医国”大计。他与陈少白、杨鹤龄、尢列三人交情甚笃，常在一起讨论政事、谴责清廷。这班当年的愤怒青年言论大胆，还被时人称作“四大寇”。中环歌赋街的商店杨耀记，就是当年“清廷四大寇”经常聚会之所。 　　除了“四大寇”之外，另一个关心时局的青年圈子，就属以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文社着重购买新学书报，以“开通民智”、“尽心爱国”为宗旨。今天香港的中环百子里一号二楼，便是“辅仁文社”的旧址，如今原貌犹存。 　　在尢列的介绍下，孙中山认识了杨衢云。 　　1895 年2 月，孙中山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部，将一年前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由原先的议政组织，发展为有实质行动的革命组织。“辅仁文社”更与“兴中会”合并，由杨衢云出任兴中会第一任会长。兴中会会所就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 号，外悬“乾亨行”商号招牌做掩护。香港兴中会会员入会时，须高举右手对天宣誓。其誓词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监察。” 　　2 　　从1895 年香港兴中会建立，到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这十六年间孙中山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中，有六次是香港兴中会和同盟会香港分会，以香港为基地秘密发动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总指挥是杨衢云，策划就是在“乾亨行”进行，而起义所需经费港币三万多元，其中两万元就是由香港筹募得来。 　　香港既是指挥和策划中心，又是经费筹集与转汇中心、军火购制与转运中心，海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与招募中心，也是每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避难场所。 　　香港一代富商李升之孙、李玉衡之子李纪堂，几乎所有家财捐给革命之用，倾家荡产之后，自己所留的最后一个农场，所得的农牧产品也都用来支援革命。由于农场地点隐秘，它还多次作为兴中会的秘密基地，进行军事训练、储存武器、策动起义。农场今天正是香港屯门著名的青山红楼。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金强教授，将香港所扮演的这种特殊历史作用，称为革命的“香港模式”。他在接受访问时指出：“这种香港模式是1895 年广州起义开始的。革命党以香港作为革命的大本营，他们在香港策划、筹款、购买军火，再输送革命起义的部队进去内地。他们的目标就是广东的省会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撤退时也经过香港，在香港避难。这种做法成为日后武装起义其中一个模式。”他指出，之后的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都是香港模式。“整个晚清，孙中山所策动的起义中，香港模式是贯穿始终的。”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和杨衢云流亡海外，仍然到处成立兴中会的分会。杨衢云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再次失败，藏身香港。1901 年，满清政府派出杀手，在上环杨衢云教书的地方射杀了他。他被安葬在跑马地坟场，为躲避满清的耳目，坟墓的墓碑上，当时甚至没有刻上名字。 　　3 　　香港中环士丹利街24 号，位于香港最为繁荣的中环地铁站四周，一座数十层的贸易写字楼，楼下几层是闻名遐迩的美食地“陆羽茶室”。若不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的纪念碑，很少有人记得，百年前这里就是兴中会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创刊地。 　　1895 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满清政府向港英政府施压，革命活动几近中断。此时，孙中山指派革命挚友陈少白到香港创办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1899 年成立的报馆，随后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基地。 　　陈少白曾撰写《香港中国报经过略史》，全篇五百余字，开首写：“中国报者，唯一创始之公言革命报，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枢纽也。自乙未年广州事败，同志星散，团体几解，中国报出，以悬一线未断之革命工作，唤醒多少国民昏睡未醒之迷梦，鼓吹『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之主义，战败康氏保皇之妖说，号召中外，蔚为大革命之风。”《中国日报》之后，香港的革命报馆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以香港为基地的反清运动和革命宣传汹涌热烈。1905 年同盟会成立，代替兴中会，宗旨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国日报》亦改为同盟会机关报，继续在“建党、宣传、起义”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香港学者梁炳华博士认为，“香港对中国大陆而言，是一个地理上相连，但政治上却与外国无异的地方，是策动革命的『安全岛』。”香港的殖民地身份受到西方世界庇护，邻近海洋方便革命者及军火进出、联络，爱国华人多，方便招募志士以及军费，这些都是香港作为革命策动地的天然优势。 　　4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国日报》曾与改良派刊物屡屡展开论战。最知名的便是1904 年开始，与康有为等保皇派创办的《商报》之辩论。其时，《商报》支持改良立宪，鼓吹扶满保皇，《中国日报》则坚持革命，两边展开论战。论战扩大了革命派的思想影响，“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1905 年，冯自由在《中国日报》发表长达2万字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的文章，批驳改良派中国不必实行“社会革命”的观点，称此“为我国言论界畅论民生主义之嚆矢”。这场论战持续多年。 　　而另一方面，满清改革停留在经济、技术、行政方面，而全不涉及根本权利，满洲党反而因此更显专制，令立宪派失望透顶。 　　1907 年初，坚决反对激进革命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在与革命派激烈争论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从“温和立宪”转为“激进革命”后，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无奈地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清政府在1908 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学者雷颐分析，以明治维新为标杆的此次改革，却生成了一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温和的立宪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 　　从1910 年1 月起到11 月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以香港辐射的南方省份为主要请愿成员。而清廷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并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1911 年，武昌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满清帝国自此彻底覆灭。 　　5 　　在分析香港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时，梁文道提出一个他自称是“简单、粗暴”的说法：“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就是海洋中国对内陆中土中心主义的北伐。”他说，依照今天的角度来看，孙中山完全是勾结海外反华力量、颠覆国家政权，因为辛亥革命90% 以上的金钱支持都来自海外，其中主要是来自南洋。 　　而“这样一个南方海洋中国的存在，其实在今天也依然发挥其作用。有那么多在内地不方便讲的话可以在香港讲，在内地不方便出的书可以到香港出，有那么多内地朋友可以偶尔过来香港透透气，又或者是透过香港获取一些在内地无法获得的资讯。” 　　作为中国接触并传播西方近现代文明进步思想的源头，作为价值多元、言论自由、经济开放之地，自孙中山孕育革命思想开始，可以看到，香港扮演的，实际一直是对祖国母体政权敦促改革的角色。正如程翔所言：“香港从来都是每一个朝代里的政治异见分子，谋求改革中国大陆腐败政治的基地，不管这种改革是改良或者革命。孙中山之于满清、国共两党之于北洋军阀、共产党之于国民党，等等，都是藉着香港的自由、多元、政治人才汇集等特点来宣传自己的政见。换言之，香港一直成为人民反对大陆腐败政治的重要基地，每当大陆的中央政府变质腐化时，香港就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久而久之，香港就渐次发展成为中国的良心。”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