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指出，邓小平所构思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西方长期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是“党”的完全掌握之下的“资本主义”，其模式大致如下：共产党变成一个大资本家集体，所有重大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国企”，其实便是由党委控制的组织，所以应该称为“党企”。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模式称作“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能想像有“党资本主义”（party capitalism）这样古怪的东西。
从“党资本主义”去看11月的中国，就不难理解民营企业家的遭遇，因为在这篇访谈中，余先生指出：除“党企”之外，当然也有私人或公私合营的企业，但它们也同样直接在“党”的控制之下。试想从银行贷款到运输工具等等，无一不需“党”的允许，离开“党”如何能运作？私人企业家偶有不听“党”的话，不是破产，便是入狱，甚至死刑。
Read More10月23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时称，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 “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习近平在回顾这场与美国的战争时，依然重复着持续了70年的谎言，并在对外政策上强硬表态；
就在同一天，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通过视频连线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用中文发表了题为《贵在坦诚：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演讲。他提醒民主国家说，中共的统战活动在全球各地悄悄展开，正在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西方人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制度。
这两场同一天出现的针锋相对的讲话，可以说是当下世界形势的一个缩影。
反抗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意识到我们是自由主体，并主动向权力说不的时候。反抗不一定总是轰轰烈烈，也可以在细微日常的地方静默进行。这种有意识的反抗，只要持之以恒，甚至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由于我们活在世界之中，我们改变，世界必然跟着改变。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在7月12日的网络讲座《公共生活的意义》中，与年轻人一起讨论，在公共领域的环境持续恶化、公民社会愈收愈紧、公共活动愈来愈少的今天，如何面对利维坦继续公共生活。若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回顾九月，面对利维坦的反抗不仅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在细微日常中静默进行的。在公共领域持续恶化的今天，无论哪一种姿势，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抗，都是主动对权力说不：正是在这里，辛辛那图挽救了自己获得自由。
Read More在《长平：中共的升级版「一九八四」宏图 》中，时评家长平指出了中共的雄心：向全世界输出极权。八月，中共的这种雄心显然在全方位的彰显：在国内，微博、微信、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社交媒体再次遭到“严打”，各种审查一而再再而三的“清洗”各个领域的不同的声音；随着疫情而出现的健康码成了堂而皇之的监控利器；“光盘行动”以及可能到来的数字货币和电子粮票让人胆战心惊。在香港，国安法的实行让中共对香港自由人士的逮捕肆无忌惮。在新疆，一刀切的全封闭的管理让民众苦不堪言，连基本医疗救治都无法保障。在内蒙古，政府强行以“第二类双语教育”的名义在内蒙古所有学校用汉语取代蒙语进行教学。在国际上，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中共通过经济、商业、文化、学术等活动输出的价值观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威胁……虽是酷暑，但中共的升级版的宏图“一九八四”让人不寒而栗的，亦如陈光诚在共和党全代会演讲中所说 ：“中共是全人类的威胁。”
Read More七月，水灾、疫情、失业、香港国安法的实行、对自由言论的打击、对民怨的压制、对新闻媒体的管制、经济的下行，以及中美新冷战的到来，让七月的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然而，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识：每一个人的自由都是不可分割的，从中共手中确保我们的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7月贵州安顺公交车特大事故，52岁的司机故意把公交车开进湖里，造成21人的死亡。这辆公交车就像一个巨大的隐喻：我们每一个在车上的人的命运都是相连的，如约翰·多恩的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