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原始来源：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2007 　　十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庆节”，其实，当代中国人的所有苦难，都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它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因为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以大规模杀害平民进行暴力统治的专制制度。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染红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忍的一页。下面这些数字和资料，是平常读书阅报中随手摘录，它只是共产邪恶的冰山一角∶ 　　 　　一，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导致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专着《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 中国共产党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现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 被杀“地主”为100万到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从1950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 从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两阶段进行的“镇反”，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国共产党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 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国共产党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於“扩大化”了5,700倍！ 　　 　　据上述199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 “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国共产党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份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份子被迫害。 　　 　　三，中国共产党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当局把人口下降归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 “在中国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失败後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 “毛泽东时代，有2,700万人死於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着《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 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国共产党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後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着《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於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资料。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徵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於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国共产党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 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後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国共产党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於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 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於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在此召开着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 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着，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 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资料∶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麽自己家吃过人，要麽被人吃了，要麽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亳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後，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着都没有的资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於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资料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 “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後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 　　 　　四，中国共产党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着《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导中引述的数字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 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国共产党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400人被批斗，其中2,9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後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 “1984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中国学者中，对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写出50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专着，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个案。据该书列表，红卫兵最残暴的1966年“红八月”时，每天打死人数高达三位数；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综合上述数字， 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国共产党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国共产党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着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 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国共产党新华社记者（六四期间担任该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该书援引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说， “六四事件死亡人数有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这个数字显然比当时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少很多。 　　 　　从1989年天安门屠杀至今20年，中国一直是全球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国死刑观察》说，“中国每年处决的犯人人数，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处决犯人的总和。”有时甚至达到全球处决人数的90%。据意大利反对死刑的民间团体Hands Off Cain的报告，2006年全球处决5,628人，其中约5,000例发生在中国。 　　 　　这些被处决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以及基督徒等。根据海外人权团体的报告，从1999年之後十年，超过一千名法轮功练习者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两万多人未经法律程序被送进劳改营，一万多人被非法逮捕和监禁；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多达3,242名被迫害致死。 　　 　　对基督徒的镇压也相当严厉。据美国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的年度报告，仅2007年，家庭教会遭当局迫害的案例就波及中国18个省，有788人受害，693人被捕；受到拷打、折磨的基督徒人数，被上年增多325%，被虐待人数上升400%。 　　 　　六，中国共产党在内蒙、西藏、新疆的屠杀 　　 　　在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也数量惊人。 据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在文革中，因内人党冤案，内蒙有34万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图克公社，2,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内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严重伤残270人。据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文革中，内蒙有5万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况更严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国共产党遭镇压，据西藏军区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藏人起义被镇压後，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 　　 　　藏人起义被镇压後，接着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研究∶“藏人在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关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饿鬼》引述中国共产党官方人口普查数字指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降至250万，下降率10%。达赖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西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区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接受我采访时说，“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国共产党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几百人被打死。随後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初，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报告，有三千到五千维族人被逮捕，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几小时；“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有上万名维族人等上街游行请愿，结果遭当局镇压。海外维族人组织说，有几百人死亡，几千维族人被逮捕。 　　 　　七，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60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着《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於“饥荒”，1,800万人死於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000万。”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500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国共产党建政後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无数人成为终生残废；数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几代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无论现在中国在经济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都仍是那个杀人政党的延续。而只要这个政党继续统治中国，屠杀就不会停止。 　　 　　——原载《纵览中国》2009年10月1日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政府丑闻》RSS广告： 捐赠《政府解密》，帮助我们尽快上线！Paypal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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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来源：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70580 　　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苏联政府闻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 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 　　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后向毛泽东汇报，被毛泽东一口回绝。 　　毛泽东说： “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 这就是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 　　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接受美国粮食援助 　　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噩梦般的大饥饿，说不清有多少人倒毙在家中、田间和逃荒的路上。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并未袖手旁观，而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并制定了援助方案。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埸：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宜。 　　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政府丑闻》RSS广告： 捐赠《政府解密》，帮助我们尽快上线！Paypal账号： Donate@UploadLeaks.com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

国家领导层临近换代之际，是国人政治神经比较兴奋的时候。喝酒聊天时，谁上谁下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中国的传统文化流失殆尽，如此小道文化倒是从未中断过。这也反映了国人积极的参与意识，在眉飞色舞的神态下面，藏着能够对国事说上几句的急切之心。《经济学家》杂志搞出了几类民主指标，在民主文化这一类上，中国的得分还是比较高的。那些喜欢政治闲聊的人大概增加了“民众支持民主的程度”这项指标的得分。因为中国的政治闲聊尽管根源于传统，但与现代政治的发展有关，尤其是与民主观念的普及有关。 　　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项共同的业绩就是在中国普及了民主观念。国民党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让民主观念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共产党继续着这一事业，并让民主观念走向底层。一首红歌唱道：“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有政治学教授认为这句歌词是人民与共产党订立的社会契约： 人民支持共产党的前提是民族独立、民生发展、民主进步。 　　实事求是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忘记这个承诺。共产党在取得民族独立后便着手履行民生与民主的承诺。执政之后的一些错误也是在履行这种承诺的过程中犯下的。譬如说，毛泽东想发展民生，却搞了人民公社，想推动民主，却搞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指责他的这些行动中有权力上的私心，但难以否认其兑现政治承诺的冲动。出生入死，革命一生的人不愿意看到革命理想的破灭。然而，政治现实非常复杂，以民主为目标的行动有可能走到反民主的方向。 　　邓小平改革初期是想促进民生与民主的双发展，但遇到挫折后，就轻易地搁置了民主目标，只强调经济的发展。这种政冷经热的思维一直维持至今。不过，由于民主承诺深入人心，老百姓不容易忘记，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民主目标。 　　无论庙堂中人，还是田野中人，大都知道语言上的“重申”与实践中的行动有相当大的距离。行动还是有的，中国共产党每次换届选举后，都会在民主的方向上做一些事情。比较有意义的成果就是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这两项民主其实是共产党的传统经验，而不是什么改革开放后的大创举。共产党领导大家干革命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在基层发动群众搞民主，无论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延安时期，基层选举都搞得热火朝天。毛泽东甚至认为普选是新政权的最大特征。党内民主更是源远流长，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堪称典范，他希望通过党内广泛的参与和充分的竞争来打造一个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是知道这种情况的，所以他们也注意发展这方面的民主。集体决策、民主生活会、“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等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做了个报告，试图扩大党内民主，但后来没有了下文。 　　简单地回顾一下这点历史，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估改革开放后的民主发展，不能夸大这种成就。总体上说，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党内民主，今天的状况没有超出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经验，甚至在有些方面有所倒退。尤其是党内民主，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与列宁时期相比，都大大地倒退了。 　　因此，改革开放后的民主发展，可以说是共产党早期民主经验的一种恢复性发展，没有出现超出那种经验的一个大发展，或者说，没有出现进一步履行民主承诺的一个大发展。如果我们清楚地了解这种民主承诺，再对照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那么对已经发生的“中国式民主”做任何过高的评估都是自欺欺人的。我们不需要按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确有自己的标准，然而，如果根据中国共产党曾经承诺的标准，当今的现实离得更远。 　　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当有清醒的认知。现在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还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为实现民主而奋斗。在当官发财成为党内事实上的主流价值观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心中还存留的那点良知需要在民主的旗帜下重新凝聚起来，为改造我们这个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无论如何，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不能成为掠夺人民，压迫人民的党。但是，有相当大的一股力量推动着共产党朝着这个方向蜕变。 　　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人的良知并没有泯灭，中国还没有进入霍布斯式的野蛮状态。那些野蛮的行为一旦曝光，立即招来铺天盖地的愤怒，这种愤怒叫义愤，它是维持一个社会的情感基础。如果野蛮的行为出来后，全社会鸦鹊无声，那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危险和悲哀。 　　然而，尽管中国人还能够生产这种愤怒，但单靠这种愤怒已经阻止不了野蛮行为的扩展，其增长的速度堪比这些年的房价上涨。重庆打黑，打出那么多的人和枪，就是证据。有的地方和基层政府本身就黑化了，成为压迫人民的力量。这句话并不夸张，一些地方领导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运用各种专政工具，对人民群众予以残酷打击。跨境抓捕新闻记者，肆意殴打上访人员，暴力侵占公民财产，精心制造冤假错案，在当今世界各国，只有为数很少的国家频繁出现此类现象。这的确类似敌我矛盾，只是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面对这种日益野蛮化和滥用国家暴力的社会，无论你持哪一种民主观，都会有一种予以拼击的冲动。我们可以通过个别克里斯玛式领导，暂时地、局部性地抑制一下这种趋势，但要长期地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法治的轨道上大力推进民主。不说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哪怕给人民以切实有效的制约工具，那些野蛮之人就不可能继续野蛮下去。 　　中央领导层似乎体认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胡锦涛同志关于“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讲话，温家宝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得而复失”的讲话，都隐含着对这个社会的深度忧虑。胡温一代的治国思路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他们在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平衡考虑社会发展。他们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不能强求他们在任期内做出惊人之举。这一代领导层仍然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框架内，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已发的和潜在的各种矛盾，防止其对国家稳定构成威胁。然而，“行政吸纳政治”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一旦行政无能或缺乏自律，那些被试图控制的矛盾就会加倍地释放出来，对国家稳定构成更大的威胁。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不像香港、新加坡那样的弹丸之地，行政吸纳政治很容易出现崩解，从而走向失控的、松散的、野蛮的寡头治理，甚至出现无政府局面。 　　反对西方式民主，并不能减轻民主的压力。前面说了，中国式的民主承诺标准更高，人民要求更强烈。试图通过反对西方式民主，而拖延民主的步伐，这个算盘肯定打错了。前不久，湖北政治学会召开三十周年纪念会，表彰那些为湖北省政治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元老。几位元老的获奖感言非常精彩，让年轻人备感振奋。他们都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但都发表了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强大的民主国家的演讲。这也许是他们一辈子在公开场合发出的要求民主的最强音。 　　如果说，经济落后能够成为拖延民主的理由，那么，现在这个理由不那么有力了。中国近些年来经济持续增长，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均也迈过“三千美金”的门槛，人均四五千美金也很快就能实现。根据现代政治发展的规律，这个时候，民主可以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 　　如果说，教育水平能够成为拖延民主的理由，那么，现在这个理由不成立了。自改革开放后恢复国民教育体系以来，中国已经培养了大量的能够熟悉民主操作的人才，普通公民的受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更关键的是，对教育落后论反驳最有力的还是实践。这些年来，民主发展最迅速的恰恰是在教育落后的农村基层。那些没上过多少学的农民，只要告诉他们民主的规则，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操作。 　　如果说治理混乱可以成为拖延民主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可能永远成立。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只看得惯上面命令，下面服从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一打破，他们就认为是混乱。民主所导致的治理混乱存不存在的呢?答案是肯定的。就像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一样，民主也有好坏之分，导致混乱的民主是坏的民主。好的民主意味着人民对周围的公共生活有一种自主的控制感，这种自主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反映人民意见和利益的公共意志得以彰显，也就是需要一种集体决策过程。在那种混乱无治的状态中，民主的集体决策无法做出，或无法执行，那不是一种好的民主状态。问题是，中国发展民主，不是发展无治的民主，而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让人民的力量和声音有序地进入治理过程，防止权力被少数人滥用，保证权力为人民做好事。那些担心民主导致混乱的人，如果是个真诚的好人，那么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如何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防止各种混乱现象的出现。对于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我们就必须予以揭露和驳斥。 　　如果说社会分裂可以成为拖延民主的理由，那么其相反的观点可能更容易成立，也就是不民主会加剧社会分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分裂的危险来自三个方面，也就是民族的分裂、阶层的分裂和地区的分裂。民族分裂的危险是当今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跟民主没有多大关系。人类对此还没有太好的办法。一个好的民主国家会让这个问题进入某种温和理性的轨道，但不能保证有理想的解决方案。不想搞民主的国家一般会更多地运用强力解决这个问题，但那也只是短期的控制。如果中国发展更多的民主，大多数国民的国家统一要求只会更强，不会更弱。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能否带来民族问题的长期解决，还很难说，但决不是像少数反民主论者说的那样，一搞民主，西藏、新疆就独立出去了。阶层分裂的危险现在几成事实，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亚洲最不平等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少数国家之一。这是让每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痛心的事实。他们一辈子追求平等，现在却让自己的国家戴上了最不平等的帽子。有人强辩说，这是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实，这些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不是发展的结果，而是掠夺的结果，是在国家暴力的支持下，疯狂侵占国民财富的结果。这种掠夺被GDP数字掩盖了，有人以为它是发展的一个原因，其实，它是发展中的毒瘤，最终会导致中国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掠夺财富而带来的不平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负面的，只能造成双输的结果。民主不一定能根除这种毒瘤，但可以起某种限制作用。有的学者用统计数据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的不平等在加剧，说明民主不能治疗不平等。其实，这种数据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为什么呢?西方国家近些年来的不平等主要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方的权力相对上升，劳方的权力相对下降的结果，恰恰是不够民主的结果，怎么可能怪罪到民主的头上呢?如果西方不是有点民主制约的话，资方的权力会更加膨胀，不平等会更加严重。民主不是治疗不平等的唯一因素，但决不是相反的因素。地区分裂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没有上述两个危险那么严重。目前除了台湾这种特殊的地区分裂外，无非就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分裂问题。这个主要是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作为政府来说，可以通过包括财政转移政策在内的平衡化发展战略加以解决。这种战略在民主发展起来之后，只可能扩大，不可能缩水。沿海发达地区到了加大力度反哺内地的时候了。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为了促进沿海的发展，采取了杀贫济富的政策，也就是让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流往这些地区，几乎举全国之力，造就了少数地区的繁荣，刻意养肥了几个孩子，而让大多数孩子勒紧被带，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然而，人是容易忘本的，这些发达起来的地区，以为他们的富裕，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鄙视、排斥内地还很贫穷的兄弟。这是违背中国传统之大义的，也是违背民主之精神的。随着中国民主向前发展，内地的人民在要求政策优待的同时，也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谋取快速的发展。总之，民主不一定能根除社会分裂，但社会分裂需要民主来治疗。 　　反民主论者只要让这个清单不断地延续下去，民主论者就要不断地反驳下去。这种工作已经不仅是学理性的工作，而且是公共性的努力。为了让周围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更为公正，更可持续的社会里，那些支持民主的人需要大声地呼喊。我们这个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显露出重大的危机，财富和权力以极不正常的方式被少数人攫取和运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还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都无法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因此，在当前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不心怀鬼胎，应该可以合作起来，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而坐到同一条船上。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第五代领导层，再也不能固守过去的治理思路，应该牢记第四代领导层发出的警告，大力推进他们想推进但没有来得及推进的民主事业。如果没有大的民主动作，执政党既可能失去右边人民的支持，也可能失去左边人民的支持。剩下的只有那些极右或极左的分子，他们将把中国引向一个疯狂的方向。 　　我们还难以确定第五代领导层的构成，但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习、李会正常接班，另外，在地方治理中有着不平常业绩的薄熙来也会在领导层中扮演关键角色。这样，在邓-陈体制、胡-赵体制、赵-李体制、江-李体制、江-朱体制、胡-温体制之后，改革开放后的领导层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三驾马车，即习-李-薄体制。这种体制是民主发展的某个阶段所需要的。因为前面的那些体制都是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格局下形成的，强调的是党政关系如何协调合作，共谋经济的发展。第五代有可能形成的体制则要让行政所吸纳的政治因素部分地释放出来，放到民主的管道中加以运行。在这种体制中，一个抓政党，一个抓政府，一个抓人大，从而形成谋求民生与民主双重发展的治理新格局。 　　中国已经脱离神秘化政治的时代，国家领导层的安排也不是什么个别人的锦囊妙计。广大民众和专家可以参与到这种讨论中来，我相信集体的智慧是无穷的。在广泛讨论和交流的基础上，国家领导层的决策肯定会更加英明。 　　 当前的中国，民主需要有新的发展，国家需要有新的战略，治理需要有新的体制，高层需要有新的作为 。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8226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我们一般爱说延安是“革命圣地”，事实上——正如我在《延安打仗不要钱？》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延安也种鸦片什么的，也不那么革命。不过，要说延安是毛泽东的“圣地”，那倒名至实归，因为延安的确是毛泽东最后奠定自己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地方。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真正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一般以为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官方的说法是：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会议集中全力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