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周刊 | ANDREW ROSS：毛泽东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 摘要 在中国，人们对于毛泽东遗产的保存和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尤其是对“晚年的毛泽东”——他被官方定性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西方，我们记得毛的思想对冷战时期左派和1968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其对1970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70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Cultural Wars）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本文将通过考察历史的案例，尝试描绘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发展，目前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左派辩论，诸如提倡文化正义还是社会正义更为优先的问题，其实亦带有毛泽东思想的色彩。本文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的输出，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文化战争中，对于我们如何全面理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变化有着重大贡献。 在中国大陆，每过10年，在伟大舵手诞辰纪念日都会爆发一阵毛泽东热。中国领导人举办纪念活动蕴酿出毛泽东热，然后又小心翼翼加以控制防范，以防其扩展太大而不可收拾。1993年，民众藉庆祝毛泽东百年诞辰大肆购买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消费品，包括打火机、钥匙圈，有些商品具有公开嘲讽的意味——毛的肖像充斥世俗的劣品市场，瓦解了其伟大人格对一般民众的魅力。权延赤写的畅销书，书名就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那些在毛时代长大的人们正面临令人迷惑的社会变迁，毛的百年诞辰则是他们表达对五十年代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的怀念的大好机会，重温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荣光（或对长辈而言，社会解放本身的艰辛过程），让人可以略过毛晚年热衷于纠正错误的运动这一棘手问题。 不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中国革命历史 尽管时间一晃已十来年，但如何认识晚年毛泽东仍是一个极富于争议的问题。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官方定性为主席的“错误”）的独立研究仍旧或多或少属于政治禁区。毫无疑问的是，这有助于让人们把眼光望向未来，把心思放在照耀中国前程、如气球般日益增大的GDP统计数字。但这一道禁令对于国民心理有很不利的影响。只要这个议题被视为禁忌，中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其革命历史，亦或是现代化。下乡知青（被送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市民和红卫兵学生）用夸张的修辞语言要求讨回他们的青春——或要求从年龄中「扣除十岁」是一回事，而把整个十年从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删去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2003年冬，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纪念有了似乎更富于人情味的焦点。一大批传记与电视纪录片将毛泽东描绘为家中凡人或是内心充满挣扎的领袖（至少在官方看来，毛仅有七分正确，毛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过，中国目前的统治者为了方便也依样画葫芦，把毛的功过三七开）；一首饶舌歌（rap songs）的作者试图把毛泽东的教诲传达给年轻人，在今天胡乱盲目消费文化氛围下，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因为这首歌提倡毛的「两要」，原意是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企业管理和商战教程，这充分体现了商业文化在中共党内的普遍影响，这套书吸取了毛在哲学，政治，军事策略上的著作思想，为如何管理商业项目，签订协约，调动员工积极性和扶持新公司献策献计。 另一方面，胡锦涛上台后，实行稍加重视人民利益的政策，普遍认为当前领导阶层之所以热衷于纪念毛泽东的诞辰，是胡锦涛有意藉此更加显示他有别于前任的主席江泽民。一些没有变节的毛主义者则趁此大好时机要求将毛泽东诞辰定为国家纪念日。他们所建立的“毛泽东旗帜”网站（www.maoflag.net）吸引了众多的人流，公开宣称“高高举起毛泽东这面伟大旗帜，为建设一个真正独立、安全、统一、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尽自己一份力量”。 我休假到中国待的一年期间，平常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信息，这次却在网络上突然爆发出如此超乎常态的热烈关注。 2003年12月末，我受邀在武汉召开的毛泽东纪念会上演讲。武汉是毛73岁时畅游长江之地，毛在这里有一处居所。当时，我对于中国年轻一代对文革的了解之少而感到震动，当然，我对此并不觉得非常吃惊。听众中有些是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研究生，当我问及武汉720事件（这次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冲突对文化大革命的走向起了重大影响）的时候，他们坦承对于此事毫无所知。毫无疑问，官方阻拦人民对于那骚动年代的记忆应对青年人的知识缺口负大部分责任，但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气氛亦无助于历史记忆的复原和充实。 “毛泽东思想”为何在文革后仍深深影响西方学术文化界？ 今日，民众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政策与文革领袖们斥为“经济主义”的物质欲望和需求密切相关。这个官方名为“小康社会”的目标之能广被接受，靠的是社会主义不必等同于匮乏与贫穷的想法，这种想法与当年激励学生成立红卫兵把地方党干部赶下台和效法他们的工人造反组织的政治精神，有天壤之别。由经济主义驱动的社会与由政治挂帅的社会，其间的差异可概括在邓小平于1978年给中国人民提出的“新政”：你可以有经济自由，但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则免谈。今天政府最热衷的工作便是定期发布外国直接投资或是贸易数额的增长，这就使毛泽东下令造反的浪漫诗情不能不激发一些青年人的心灵。 青年人激发的热情将把中国未来导向何方？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统治者花了很大力气尽量削弱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现有的统治格局具有潜在的威胁。我也不想效西方的左翼东方主义者们（Orientalists）之所为，令人厌烦地为浪漫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消逝而感伤不已。相反，我将集中讨论毛泽东思想的输出，特别是毛思想对西方社会思潮与教育的影响。因为“毛主义”一辞包含了至少跨越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政策与倾向——延安时代的具有钢铁般纪律的共产党先锋队；国家社会主义的英雄时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在此我不能一一阐述每一时期毛对西方的影响，我将着重讨论毛泽东的思想创新对广义的文化政治的影响。 尽管“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仍是大学必修课程，但大部分毛所提倡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向，与50-60年代毛主义鼎盛时期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信仰、独立自主发展经济、蔑视市场力量截然相反。在西方,我们亦鲜少知道毛思想对于我们政治文化的影响。 十多年前，在我经手主编的一套丛书中，一位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华裔影视学者周蕾（Rey Chow）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批评观点。她指出，在全世界，文革至今只有在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界中生机勃勃。文革中周蕾女士在香港长大，曾亲眼见到尸体不时从中国内陆飘浮至珠江口，她很难以理解在美国学院批评家中竟然存在文革红卫兵式的思想习惯和方式。这些包括对一切西方事物未经思考即反射式的怀疑，道德指控的本能，以及坚信唯有受害者才能说真话。（注一）我仔细思考了这些问题，觉得周蕾的批评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未见得是因为她所引用的那些理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人文学术界受到欢迎，原因并不只是因为西方学者对于文革真实面貌的无知。下面我将说明原因。 没有人会否认西方当年所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毛主义与中国所经验到的不断变化的毛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农村集体化运动、大跃进与文革方面。因此，了解接受毛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时比了解其主义体系本身的说服力和逻辑性更来得重要。在1950～1960年代的西方社会，颇不乏理由认为，只要驾御得法，这阵东风可成为一股扫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腐败的伟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赋予新中国的活力仅仅是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反面。在这一概念的想象中，一个死气沉沉、生产力低下的“亚细亚社会”从俄罗斯东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封建体制。现有的历史研究证据表明，一直到19世纪，中国繁荣昌盛，城市化和技术水平都很高，这很难不让人下结论说，所谓静止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富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Eurocentric）、最可笑的一个。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长年昏睡不醒，西方的中国专家则认为，中国经毛泽东“唤醒”后，生机勃发，无可限量，两者所见截然不同，其实只是同一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思维相反的表述方式而已。 尽管如此，要不是在1960年代末的文革进程中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反复循环地发生造反和镇压的派系斗争，让西方那些真想追随毛泽东路线的人摸不清实际情况，毛独特新颖的思想对他们的吸引力，本应该快速退潮了。 把毛的吸引力浓缩于年轻一代人所喜闻乐见的媒体意象中则要相对容易得多。在贝托鲁其（Bertolucci）〈译按：意大利著名导演，有《末代皇帝》等作品 〉最近导演了一部 《梦想者》（The Dreamers），用苦中带乐的方式赞颂1968年5月的反叛运动，电影里的一位主角说毛泽东是一个把中国当作大舞台来上演一齣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的天才导演。哇！导演让我们自己来判断这部电影究竟是他对这位主角的天真幼稚所发的严峻评论，还是反映1968年西方社会氛围的令人亢奋的样本。 不论如何，贝托鲁奇的回顾反思情绪在今日相当普遍。今天大家通常认为，西方青年对毛泽东、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类的第三世界领袖偶像的着迷只是一时的喜好罢了，与第一代崇拜摇滚明星的人同调。那么，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30年之后，像周蕾所说的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这又究竟为何呢？这难道仅仅是塞义德（Edward Said）所称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芽成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在另一个新环境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的另一个例子吗？或者，我们能从过去几十年来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认知中，学到一些更经久的教训？ “毛泽东思想”影响西方人文学术界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1960年代初，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大略反映了他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受到赞扬，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体制死气沉沉的官僚统治中拯救出来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爱走基层民众路线，热衷发动民众继续革命，亦被视为明显不同于苏联依赖由科技精英指导的都市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说“我是中国土产的哲学家，你们都是外国哲学家”，尤其对莫斯科妄自尊大自以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上的各方面都是权威，更会这么说。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深获西方那些反对其自身社会由好战的的专家官僚严密管控的人们欢迎，同时，毛强调自力更生，力主区域平衡发展，提倡来自农民生活中的“有机专家 （organic experts）”，这与当时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不仅摆脱旧有的殖民霸权，也要破除冷战架构下美苏主控的体制正相合拍。毛主义对第三世界左派的影响最为持久，但是，对西方工业社会那些正寻找取代冷战的生死斗争的异议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另类发展模式与他们自己另择发展道路的追求不谋而合。 在西方，毛泽东反苏联的形象日益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终身信奉矛盾。外国人以为毛想固守田园式的社会，其实不然，他从未停止鼓励发展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生产力与快速工业化（他疾呼：“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他也从未忽视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却同时力促其他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以共享发展的利益；他虔信农村大众的革命潜能，同时又坚持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央集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偏离自身信念与党的官僚体制对抗而激发文化大革命之时，树立了在异国的偶像地位。 逸离苏联的经济模式使毛泽东赢得外国人士的赞美，几年后他转而关注文化则真正点亮了全世界的灯塔。1949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1950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坚持认为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社会的许多部门——被剥夺的地主、资本家，小农、买办、流氓、官僚、教师及从民国遗留下来的职员和专业人士。毛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许多人在政府，工业界和其他国家机关占居高位。总而言之，中国的大多数人仍旧倾向依照革命前的旧意识形态与思想方式来打造新中国。所以，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殊死战可能会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在那些对下一代人的成长具有影响力的人们中展开。 从理论上说，这场斗争可以有许多战斗方式，毛泽东选择了特别震动人心、激起年轻人热情的途径——炮打司令部。他宣称，真正的进步必须以公开的批评作为条件，必须打倒和取代那些占据党内、教育界及文化界高位、对年轻人施行反动教育的那些人。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当时这些学生——当中许多仅是中学的青春少女——接受毛的指示的热情是相当惊人的。在一个盲目服从老师的文化中，质疑师长的权威、甚至对其施予体罚，这大大的违反了原有的社会习俗。相形之下，同时期西方年轻人的激进主义则是比较谨慎的（尽管有许多令人惊异的新形式），因为他们大可从波西米亚式（Bohemian）的异议传统汲取经验。 “毛泽东思想”对西方的重要影响 尽管如此，文革的范例给了西方学生将目光转向学校权威与课程设置的额外理由（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理由）。炮打司令部以及课程的政治化成为大学校园运动的日程，结果是鼓舞了一连串延续至今的改革浪潮。同时，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的理论内涵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亦相辅相成，最明显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教诲。毛批评苏维埃经济模式的目的虽与西方激进思界不同，但亦获得那些长期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家的回应。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僵硬决定论，发展出对权力与抵抗更缜密更复杂的分析，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与他们有如同声相应。尽管发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进学界，文化与媒体机构——即阿尔都塞（Althusser）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成为争论与冲突的目标。 对毛而言，转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面对走资派暗地助长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化大革命保卫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果实是完全必要的。人们期待立竿见影的成果，经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品格、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风，至于在西方，向文化的转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召唤对抗那些确保民众同意社会和国家中的掌权者统治的机构；在中国，毛主义的运动由超越国家权力的最高魅力型领袖所发动，对国家和官僚政治的坚固堡垒发起攻击，西方青年爆发的异议运动则是由一群将接掌国家权力却不屑于社会既定工作的年轻人所促成。这两种环境上的差异或许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理解文化政治后来在中国以及在西方所展现出来的差异。 除了对权威的攻击之外，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广泛欢迎。例如“自我批评”就成为白人对自身特权的反省，进而快速扩大引用至个人对自身阶级、性别与性向特权身分的反省。这甚至成为一种惯例，演说者在演说前先为自身可能因此种身分特权而受到限制的观点而致歉。渐渐地，自我批评成为大众心理疗法与自助（self-help）当中重要的忏悔仪式，由此可见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样，文革对青年运动的注重，亦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即二战后出生的一代）的代际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产生共鸣。对年轻人而言，反叛成为一种“权利”，虽然它今日可能在对商业品牌的选择中更为重要，但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证明其对主流的影响力。在中国农村推动的“忆苦思甜”运动中所常用的提高觉悟方式，对第二波女权运动（second-wave feminism）有重大的影响力，从此其影响亦扩展到其他社会运动，而成为提升弱势阶级自尊的有效方法。总之，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则在西方有着比在中国更长久与更有成效的发展。 至于毛泽东本人，你可以从他身上几种不同的引人之处选择。对西方知识分子而言，毛吸引人之处在他应付时事的善于谋划。毛制订策略的原则不是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这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策略原则，目的是打败相继而至的不同敌人（殖民主义者、蒋介石国民党、日本占领军、苏联霸权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这套原则出自一位从战场上获得军事战略家声誉的诗人、哲学家。对中国作家与艺术家而言，亦正是毛的实践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学完全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僵硬教条。这种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国家文化政策之后，尤其在他的妻子江青积极推广样板艺术形式（如样板戏）之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对外人来说（甚至对很多中国人自己来说），如何理解此类实践的具体中国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鲜有人可以完全了解“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复杂性，这是毛主义的政治核心，也是理解路线变化的关键。“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词通常被毛用来描绘党内阶级斗争的表现，亦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者与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持久斗争。由于长期受到辨证法的影响，毛泽东的理论常常被刻意拿来解释或强调表面上的二元对立或矛盾。 以早期的延安时代为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区分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化政策。这主要是是一个策略上的区分，而非提供给士绅文人“为人民与革命服务”的普遍指导方针（后来鲁迅评论道，“为革命服务的作家就象是一个人两脚踩在两只船上”，即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注二）。更较为人知的例子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最早（1930年代末）是为了适应党内政策由国共对抗转向国共合作抗日。在1956年的赫鲁晓夫报告之后，这个理论出于对苏联的敌意升高，又重新解释，最后导致中苏分裂。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此运动打击了“百花齐放”中“背叛”毛的知识分子），乃至到文革之末，这一理论都用来证明发动全国运动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正确的。因此辨证唯物法的核心论述——毛总结为“一分为二”——越来越只用来区分忠诚的人与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人。 西方左派对待毛主义的态度各有不同 除了一些宗派团体戮力理解并捍卫毛式教义内涵的每一次变动外，大部分西方的诠释者比较喜欢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灵活理解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西方对待毛主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并成长的英国，托洛斯基主义在学生与工人的政治先锋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法国，广大的左翼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一些组织例如「革命万岁」（Vive la Revolution）和「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其宗旨则是典型的反对任何威权、反对官僚，其实或许与中国事务全然无关，从根本而言，卢梭、普鲁东和索列尔（Georges Sorel）（注三）的思想遗产决定了法国对毛思想的接受方式；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一些毛派团体例如激进劳工党 （Progressive Labor Party），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以及马列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ML））则相当强调道德和等级，他们的组织基本上是列宁主义式的，他们的争论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国的政治派别斗争。法国的毛派较受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影响，因而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美国的毛派则常常与处于萌芽期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相左——如反主流文化运动 （counterculture）、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与种族分离主义等等，美国毛派人士往往向他们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保守主义看齐，所以他们的服饰打扮、行为方式和宣传模式皆与此一致。对毛主义的许多更富创见的解释其实主要来自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者，例如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以及亚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内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ialism）理论的指导之下，他们认为黑色，黄色和红色美国人实质上是不发达殖民地的居民，与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们选择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例如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以及对抗行动等等。 毛主义对美国教育、学术、文化与社会运动的影响 在美国，这些民族主义团体有着明显的分散化和以社区为组织基础的倾向。这意味着新毛主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已渗透到社会之中，已被本土化，不再只是精英知识分子或先锋队专有的。这样的思想扩散，其影响比中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到工厂当组织者，更为深远，尤其那些工厂组织者往往如同中国文革中下乡或去工厂的城市知青对其努力感到挫折。在美国这一实践主要为大学生民主社会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注四）学生所采纳。正如在中国，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但在美国，这个理论在经济快速变迁的汪洋大海中搁浅。1970年代早期，发达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走向后工业生产形式的长时期结构调整时期，制造业生产逐步下降，非物质形态的附加价值劳动则越益重要。因此，传统的工人自我认同受到侵蚀，无法再宣称自身为迈向更美好社会的发动机。中国要到1990年代「铁饭碗」被打破之后，类似的情况才发生。但在中国，工人群体及其利益对国家政策有相对比较强劲的影响力。 在教育领域则是另一番情况。大多因为文革中断了一整代人的教育与学习，毛被认为是反教育，就像他现在被认为反知识分子一样。这两种看法都不准确。文革开始后两年，大学重新开放，教育制度的变革开始了，一切都在变化，从学校管理到教科书、课程准备，以及招收工人农民入学等等。总而言之，这些变革是在实践中进行的，而非仅是受抽象理论的指导。在西方，尽管没有建立起工人大学，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于使课程与教学方法尽可能的大众化，更可理解，更实际，更符合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毛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和Paolo Freire（注五）是同条共贯的。 更重要的是整个一代的左翼运动积极分子进入大学教职的行列。和那些进入工厂的干部相比，更多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进入了专业工作的行列，选择1970年代初期称为「体制内长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他们下决心进入「上层建筑的专业工作」——例如教育、法律和艺术等那些对于重塑国家和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领域。 正是在这些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的地方——新毛泽东主义的脉搏持续跳动逾三十年，在文革热潮早已退去之后依然不衰。在这个圈子内，法国知识分子诸如萨特（Sartre）、阿尔都塞（ Althusser）、罗兰．巴特（Barthes）和傅科（Foucault）等享有巨大影响。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长曾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对美国的文化批评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年在美国，许多人把法式的毛主义口号和教诲视为神圣律令。回顾起来，这种现象在今日已难以令人置信。 与此同时，新毛泽东主义的影响逐渐渗入社区生活，开始以代表大众要求文化认同的面目出现，涵括种族、族群、女权主义、同性恋及环境保护运动等各方面。这些社会运动各有各的诉求，但又互相联系，可谓是百花齐怒放。这些运动对立法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通常须历经数十年的司法诉讼，但它们在教育界的变革却有着直接的影响。文化批评家以及历史学者站在斗争的前线，努力修改各类教科书，提倡新的文化认同观念。最终结果是大大翻修了构成国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准则。在多元文化论者大幅改写了历史书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观点后，一些新兴的批评学派，如酷儿批评（queer criticism）、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等等，也加入战斗阵容。教科书为了跟上不断更新的的认同典范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在某些未显示的方面，已体现毛泽东思想中“不断革命论”的精神。就如同我先前举过的西方的大部分例子，影响它们发展的有几种思想，毛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系，但我要说的是，毛主义的重要性却一直受到忽视。就最低限度而言，这些批评家的主将自认为他们所作的这些“上层建筑”的改革是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本质上，这就有着很明显的新毛泽东主义热情的痕迹。 美国新保守派发动“文化战争”攻击进步思潮 并不是每个人都将这些变化视为进步的，事实上，有些人将此视为破坏力量，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的黑暗面。这样的反挫不只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发动了所谓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直至90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问题上的争端吸引了全国极大的政治关注。在有关国民道德的辩论中，美国的“文化战争”为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可效法的模式。争论最初系针对学校该教授何种教科书，但很快地扩展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挑起对“少数族裔优待计划”（affirmative action）、性骚扰、同性恋权利以及各种工作场所歧视的争辩。这样，冲突从通常处于非政府领域的文化政治问题，逐渐扩展到我称之为文化正义（Cultural Justice）的范围。在这些方面，争取承认公民权的斗争需要有国家行动的介入。 因为左翼文化改革者对主流历史观念的修正方便煽情报纸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画式形象在媒体中广为流传。新保守派分子将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重新定义的策略奏效〈编按：美国多元文化运动主张尊重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对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视妇女、有色人种的措辞，谓之“政治正确”，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击“政治正确”论有违言论自由，具极权思想，更把“政治正确”搞成讥嘲的贬词〉。连某些左派人士也发言反对保守派所说的“政治正确”，他们大部分是某一代的白人男性，认为自己过去左派主将的身分被剥夺或取代。就像保守派的文化战将一样，他们始终怀恋着从前的年代——在那个时代，政治目标清楚，而群众基础亦大致稳定〈这其实大部分不实在〉。这些左翼老将斥责今日年轻人仅有短视的政治热情。在他们写的某些逸闻掌故中，要求改革的学生被形容成像当今的红卫兵，怀着自以为正确的狂热，激动地追击犯了政治不正确的罪孽的倒霉老师。 如果我们能撇开这些是是非非暂且不论，这中间的确有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左派深思。对文化改革的热情是否真的分散了本来可以用来变革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精力？或者说，文化变革是否是社会经济变革的必要条件？那些持否定意见的人士认为，由于“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扎根于经济基础之土壤，因而不足以改变广大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此外，他们认为文化更多的是导致人们的分裂而非导向团结。另一阵营的拥护者则坚持认为社会与文化认同是在收入、医疗、教育、自由结社、宗教自由、住房与工作上获得平等机会的条件。从这一观点出发，文化自尊是言论、集会与社会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必要补充。许多人认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权利与获得社会薪资几乎同等重要。 文革的目的在创造“社会主义新人” 无论你我的立场为何（我倾向后者——虽然我认为不可能，至少也是浪费时间，去区分这些政治的差异），整场辩论都可得见毛主义的味道。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中国的文革批评者也做出类似的批评——文化不能当饭吃，而文革的拥护者则坚持革命不能被贬低到追求增加薪资或物质利益的经济主义。有人回顾文革甚至还认为文革走得不够远，认为毛泽东过早的收住了革命风暴的缰绳（这一观点对现在的某些读者来说可能无法理解，因为许多人在文革派系斗争中丧生）。尽管在文革中毛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打击对象，但作家与文化批评家在事件的进展中仍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战争中不至于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有生命危险，但文化工作者与管理者亦尝到第一线的痛苦、甚至残酷的反控。 这些日子来，已惯于把保守派运用文化战争的策略看成右派如何挪用左派政治策略的一个例证。换言之，新右派把握了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的精义，掌握主动权，夺回失去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文化战将实则是真正的毛派，他们是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狡猾的利用文化议题以达到自身利益。毕竟，难道毛泽东不正是利用文化来发动一场不久即失控的整风运动，以重新夺回党中央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一说法乍看似有说服力，然其分析的论证依据是假设毛泽东将文化视为工具，即毛将文化视为权力游戏的载体。对那些念念不忘文革亵渎文物和机构与迫害妨碍文革的文化工作者的人们而言，看不出毛泽东对文化的观点与纳粹主义有何不同。但是，文革所指称的「文化」主要并不是指书本或艺术家，它与改造人的主体性更有关联。培育新的社会人格和心态的努力取决于是否能彻底清除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毛的先辈是如葛兰西这样的思想家。葛兰西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创造“新人”，与毛同时代的切．格瓦拉也提出类似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 西方可以充分运用毛主义的遗产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图证明的那样，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确受毛主义宏伟的抱负影响，它却只能在一个备受限制的环境下始终谨慎将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个社会变革和改造规划的精神不仅保留下来，更延伸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的新领域，如废除家长父权和异性恋霸权，以及白人中心主义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旨教义派所驱动的人（那种也许才是最纯洁的认同政治形式）, 右派的文化斗士并没有可堪与毛主义比拟的蓝图，他们最主要是受反动的精神驱动。 我之所以提出前述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或应该把西方文化战争的环境和中国的文革直接加以比较。这种比较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中国的文革对西方的文化政治的确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可悲的是这种影响常常被忽视不见。全面研究理解文革对中国的学者有极大的价值，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革年代还是一个禁区，有待来日档案解密之后，才能充分探究。 这样看来，思考中国的文革如何进入世界思潮，改变我们对文化事务的社会政治意义的思考，这远比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争执来得有意义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对世界政治文化情势的影响以地下潜行的方式持续着，尽管在其原诞生地中国，它的声音已相当微弱。今日中国的官方观点认为有关文化政治的争辩已不再重要（特别是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消退之后）。大体而言，文革被中国主流话语视为纯粹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内部的产物，当今的全球化之风早把它吹得无影无踪。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相较于中国的武汉，今日在西方我们却拥有更多空间可能充分运用毛主义的遗产。 注一：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e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注二：鲁迅的原文是，“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继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见《上海文艺之一瞥》），校译者注。 注三：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社会理论家，主张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暴力哲学，校译者注。 注四：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新左派运动和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左翼学生团体，校译者注。 注五：Paolo Freire （1921-1997），巴西教育思想家和社会实践家，其《被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书对西方新左翼运动有很大影响，校译者注。 译自：《Cultural Politics》2005年第一卷第一期 (ANDREW ROSS ，美国纽约大学美国研究教授。译：郑洛，载于《批判与再造》第 28 期。原文链接 ： http://t.cn/zjwwhc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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