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毛澤東在62年前夺取政权之后，曾经把土地分给农民，但很快又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耕者有其田”在中國大陆成为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一些专家指出，中國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造成了很多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1949年毛澤東建政以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月，毛澤東中央发出指示，准备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階級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國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因此，表面看来，这场土改运动似乎就是要把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少数人手中转到多数农民手中，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 　　在毛澤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可以达到上述“均贫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國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是毛澤東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階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黨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和平手段本来可以达到分田地、“均贫富”的目的。但是毛澤東弃而不用，其原因只能是毛澤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另外的目的。 　　1956 年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黨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階級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农。” 　　在刘少奇的这段话里可见，土改的成就并不是分田地和均贫富，而是农民跟黨走和打击地主富农。正如一位当年在四川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土改队员引述当年上级官员的话说：“土改是一场階級斗争。”当年参加过土改的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喻权域解释说：“‘和平土改’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人们把土地改革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恩赐’、‘救济’，打不掉几千年形成的地主階級的威风，农民不能真正地翻身站起来，成为农村的主人和国家的主人。几年、十几年后，地主階級又会骑在农民头上，控制农村。因为地主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农民，还有境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支持他们。” 　　不管喻权域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至少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共產黨担心农民轻轻松松地拿到土地，就不会仇恨地主，也不会积极地控制农村。 　　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喻权域的这番话起码可以说明，当年的土改干部没有严厉制止打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农民打人。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的思想。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澤東的批评。1951年11 月，毛澤東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澤東将陶铸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有评论家说：“早在1920年代的时候，毛澤東就写了《湖南农民運动考察报告》，他就认为通过暴力的群众运动是毛澤東起家的一个好办法。所以后来毛澤東在中共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他就积极地推广在湖南农村掀起的这种暴力的农民運动，这种流血的农民運动。他对这一点很欣赏。所以这一点，毛澤東个人对这种土改有非常大的影响。毛澤東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它主要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走投无路，只能够就跟着共產黨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也让农民最初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然后觉得共產黨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的。另外，毛澤東也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他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巩固基层政权，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產黨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鎮壓和專政的对象。所以他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评论家分析说：“一个意思就是‘杀人立威’，他们很相信这一点。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重新组织階級队伍。他要造成一种翻过来的形式，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倒过来，处于上层；使原来处于上层的人，他要把他压到下层。他就在农村有了更强的政治基础。我想这个也是他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还有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毛澤東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公开声称的“均贫富”目的。毛澤東早在1949年3 月毛澤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毛澤東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毛澤東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后，农民刚刚分得的土地又被另一场合作化运动收回了。 　　评论家分析认为：“我想它有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从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讲，他们还是认为革命得是有阶段的，得一个阶段完了才能进行第二个阶段。所以他们当时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共產黨领导人和共產黨的干部们心中都有数，那将来是要走集体化道路的，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当时我们分了，当时我们是在骗你们。他们觉得是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所以他们主观上并不认为我们是成心在欺骗大家。这就是那么多黨的干部当时并没有一种他们在哄人、骗人的犯罪感，他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这么做下去的原因。他们就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从实际的政治权谋上考虑，当然它也知道，在最初分土地，对农民特别对贫苦农民多少有些号召力。如果一下子变成了收归国有，变成了国家的财产，那恐怕对于农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共產黨、毛澤東提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口号就和过去包括历史上一些农民希望平分土地，‘均田地’的这种诉求就有相当的吻合之处。”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階級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毛澤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階級，是打击对象。从此，中國农村階級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階級，即地主和富农。中國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階級成份’，这划定的階級成份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令这些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感到无奈的是，他们被压制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论这些土地是如何获得的，而且是根据“解放”前3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确定的。 　　毛澤東当时说，地主富农3年后改变成份，使农村中3年后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階級。然而，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一戴就是30年，家属和子女也被压迫、迫害了 30年。尽管土改中有几百万地主被杀，30年中也一定有一些人被迫害至死或者病故，到1979年鄧小平给所有地富分子“摘帽”时，竟然还有4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其受迫害者的数量相当可观。“因为共產黨的階級斗争的理论是讲一个階級消灭另一个階級，或者一个階級统治另一个階級。因此在它的理论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只有敌对的观念。他们表面上讲要把地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他却让这些人成为二等公民，成为人下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共產黨统治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它就可以永远地教育老百姓或者说服老百姓：就因为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把你们解放了，把他们踩到了脚下了，所以说你们要支持我们。”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山东等地的一些大地主的子孙曾经写信给中國的人大常委会，要求否定当年的土改运动，把土地退还给他们。 　　喻权域的观点也许反映了中國官方的一些观点。他说：“我坚决反对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我国宪法，我主张只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是根据《土地改革法》分得的，这是‘合法的财产’，国家要予以保护，不许老地主的后代来索要。” 　　然而至今，中國农民并没有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土改时，中國农民在欢天喜地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毛澤東随即又将土地收走。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 1951年9月9日，毛澤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毛澤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中國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 　　血腥土改对毛澤東来说，好处是无穷的；而且一直到今天，由于产权不清，产权不明，到1978年改革的时候说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将土地租给农民，而且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而在毛澤東的字典里面，国家等同于政府。所以土地就是政府的。一直到今天，政府的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他们可以随便地征地、拆迁，随便地制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的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当政府需要的时候，它欲取欲夺，农民是毫无办法。所以血腥土改，一直对于毛澤東，对于毛澤東各级官员都有好处，把土地收归国有之后，收归了黨有，对他们的统治，对他们任意占用和使用资源、调动资源、组织资源，都十分便利。 　　时至今日，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但是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然与土地所有权无缘。 　　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收回来。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所谓建立公有制、建立人类大同的共產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官有制，黨有制，最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一无所有。 　　来源：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344194.html 　　作者: 颜昌海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2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血腥“土改”？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能够下令进攻台湾 (4)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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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人物杂志刘畅主笔去年的约稿，拖至今日才完成，我已是怀着十分的歉意！在反复斟酌后，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目，是因为读了那些老前辈写给爸爸的信和爸爸在一封封信上的批复。信中提到了70多年前的抗战，更提到在“文革”中他们蒙受的不白之冤。来信中的内容与爸爸的批复使我感受到他们共同对信仰的执著及对那段历史评价的“心结”！这篇文章我认真查阅了资料，而此文试图在这些书信基础上(限于篇幅只能引很少的一部分)来展现历史的真实。我也想在研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感悟爸爸的心路历程。 　　75年前的三晋大地风起云涌，是全国抗战的模范。冼星海为之作歌：《牺盟大合唱》；李公朴为之著书：《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要打日本鬼子的热血志士纷纷来到了山西，“决死抗敌”！其中不乏北大、清华的优秀学子——“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身处陕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山西在抗日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1937年9月，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这是一段不该被淡忘、忽视的历史！而在“文革”期间，“牺盟会”、“山西新军”更被污蔑为“反动组织”、“反动军队”，那些当年慷慨悲歌以赴国难的青年，由于这段他们一生都引以为豪的历史而备遭摧残，人生坎坷。 　　此文从爸爸接到的老部下的来信说起，讲述了老战士们与他们的政委薄一波在“文革”中的共同抗争，又以书信为线索、视角，回顾了75年前的那段艰苦卓绝而又辉煌传奇的历史。 　　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书记，太原地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31年被捕后，被关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任支部书记。1936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受北方局指令，回到山西，和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改组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抗战爆发后，组建山西新军(首先成立青年抗敌决死队，以下简称决死队)，任第一纵队政委。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攻打新军。此后，新军列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任太岳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部长、国家建委主任、经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是中共七届、八届、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顾委副主任。 　　薄一波一生共有7位子女，依次为西莹(女)、洁莹(女)、熙永、熙来、小莹(女)、熙成、熙宁。 　　写给当年薄政委的信 　　不少信没有提什么个人要求，只是鉴于“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的教训，要求他将山西抗战的历史说清楚 　　2007年1月15日，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整理遗物时我看到那些成捆成捆的来信，其中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来信大都是当年抗战时期“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老战士(其中有工人、农民、军人、干部)写来的，有200余封。这些信大部分是通过信访办转到老人家手中的(信上盖着中办、国办信访局的戳，有的来信上还别着信访办的条子)。翻看这二三十年前的来信，首先吸引我的是爸爸在这些信上写的大大的字，当时爸爸已年过七旬，又刚刚恢复工作，头绪万千，怎么会有如此的精力来一一阅读、批复这么多看似普通的来信？细读来信，我被其中所述说的往事深深打动。虽然其中的行文用语未必那么流畅贴切，但实实在在的“故事”却让我真切地感触到那段历史，也使我连缀起爸爸平日和我们谈到的点点滴滴。 　　来信记录真挚感情 　　1978年底，爸爸平反了。消息一经传出，来信便如雪片。现在我能看到的应该远远不是来信的全部，因为不少来信显示，那已是第二或第三封信，他们此前已接到过爸爸的回复(或批写在原信上寄回，或亲笔复信)。我想在此文中摘录这些信的原话，因为那是最真实、又是最真挚、生动的记录： 　　“直到我给您写信那年(1979年)(我的问题)一直迟迟不予以平反。您老人家得知后，在我的信上写了几句话，您让我等待落实政策，并说等问题落实后，有机会见见面，有什么问题给您写信。当我看到您那父亲般的亲切话语，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到了1979年11月份，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落实。”(烈士冯彦俊之子、牺盟会通讯员冯永义，1981年12月19日) 　　“接到您的复信，我们非常激动，真没想到伯伯会在百忙中那么认真地亲笔回信。……我妈妈看完信感动得流出眼泪，伯伯的亲笔信对她多年来受了无数次打击和挫伤的心是莫大的安慰。”(崔振三之子崔云宁，1980年1月1日) 　　“去年王新三同志带来你亲笔为我写的有关历史证明，使‘文化大革命’以来拖了多年关于我参加革命年限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许铁民，1980年1月11日。秘书记：薄老已于1980年1月18日复信。) 　　“您在百忙中亲自看了我的信，并给予了回信，使我万分感激。关于我要求证明的问题是这样的。”(张儒英，1980年1月23日) 　　“近从王世荣同志处，得悉首长回信，当即使我如同久压胸中重石落地。”(樊印才，年份不详，12月4日。秘书记：已复。) 　　“那时您正住院治疗，您的儿子熙宁同志代笔回了信，我老泪横流，因为这封信为我解除了身上的枷锁，洗刷了我心头的积怨。”(原决死队特务中队中队长李景荣，1994年2月19日) 　　“首长在百忙中很快把我的信批转北京军区，使我深受感动。军区已于1983年9月20日确定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7年5月参加国民兵教导团算起。”(张希诚，1984年3月12日)…… 　　抗日武装却被诬蔑为“伪军” 　　记得当时还有不少人找上门来向爸爸倾诉，有老战士也有他们的亲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是抗战时期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武装，而对这一组织、这一军队的评价有着曲折的过程。尤其在“文革”中，被污蔑为“阎匪”，甚至“伪军”。可想而知，当年这些与“薄政委”共赴国难的牺盟会员、新军战士在“文革”中承受了怎样的磨难： 　　“我母亲能投身到党所领导的山西新军参加革命是件大好事，是走对了。……1968年7月，我母亲被迫害致死。在她去世前，我回家见她最后一面的那个夜晚，她特意向我叙述了在新军时的一幕幕生活，她提及您时说‘也不知薄政委怎样了’。……受我母亲的株连，我兄妹五人几乎到了家破人亡、一贫如洗的境地。”(马英之子马建生，1979年1月10日。爸爸在信头上批嘱弟弟薄熙成回信：“爸爸看了你的来信，说马英同志是他的老战友。说你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苦了，这是历史现象。所遗留问题可向组织继续要求解决，估计在三中全会后的形势，问题是会解决的。”) 　　“您虽然不认识我，但您在我的心目中却很熟悉，因为从小就常常听爸爸讲他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许许多多事情。……整整十多年我们全家都因爸爸的‘罪过’而过着被人欺凌侮辱的日子，爸爸的胳膊被打断不给医治以致成了残废，妈妈双腿被打残至今寸步难行……”(崔云宁，1979年12月6日。爸爸在信头上写了大大的几个字：崔振三，暂存。) 　　“父亲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薄伯伯的亲自指导下，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林彪‘四人帮’掀起的‘肃薄(一波)肃李(成芳)’恶浪的冲击，并被坏人踢伤肾脏，以至于右肾脏被切除。”(梁中玉子女，1980年5月17日。信上秘书记，爸爸发了唁电，并与其子女面谈。) 　　“我是张翼天的女儿，我父亲曾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和您一起生活和战斗过。……公安局人告诉我：‘因你父亲态度顽固，被拘留了。’……公安局的人当时指示我说‘你父亲不能写字(半身不遂)，你帮他好好回忆，交待他过去在山西决死队的情况，要写详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张彬，1980年1月2日)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对我们的关怀。……我父亲和其他许多在牺盟会决死纵队工作过的同志一样，‘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员、反动军官。”(樊建德之子樊向群，1981年7月5日)…… 　　“希望你为牺盟会多说几句话” 　　不少信没有提什么个人要求，甚至是匿名的(还将可能透露信息的信纸字头部分裁掉)，只是鉴于“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的教训，希望尊重历史，要求爸爸将山西抗战这段历史说清楚： 　　“牺盟会这个组织是革命的，而且在抗日战争初期它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了革命队伍，这一点我是了解的。但是这个组织在别的地区的一些人，有的就不太了解。……现在你老人家这一辈健在，这个问题容易说清，假定在百年之后，由谁能说清这个组织(牺盟会)在革命历史上的作用，我曾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去信，烦请你老人家给其他老一辈人考虑，可否说明这个牺盟组织在我们的伟大的革命历史上的作用，以便后人能够知道革命征途上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史事。”(霍仁秀，1981年2月1日) 　　“我是一个退休工人，在1936年，山西一开始成立牺盟会，我就在太原同蒲铁路上，参加由你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由于没有中央文件，这里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历史不了解，也无文件可查，……‘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整了你，我参加过牺盟会的历史也成了不明不白的历史问题，连提都不敢提。……我认为牺盟会决死队是当时革命组织的一部分，中央应该有个明文规定。”(邱生云，1979年1月5日。爸爸在信头写：“简复，信收到了。谢谢。”) 　　“但就在长期的频繁的拳打脚踢、火烤、棍棒打、烈日晒、蚊虫咬……残酷的折磨下，我都没有丝毫改变你是好老师、好党员、好首长、好领导的信念。十年中我没有说过你一句(坏)话，没有写过你一个坏字。……关于山西抗日决死队和牺盟会，山西人民是有公正评价的。但有一些不明历史情况和有意贬低决死队和牺盟会的人。……‘十年动乱’中更是把决死队、牺盟会打成了‘最坏最坏的反革命组织’。……你是牺盟会、决死队的头，我们跟你走过一段艰苦的路，希望你为决死队、牺盟会多说几句话，把党的这部分历史讲清楚，恢复决死队、牺盟会的本来面目，为牺盟会、决死队恢复名誉，为我们牺盟会员、决死队员恢复名誉。……三中全会以后，你见报的两篇文章里曾说到牺盟会和决死队，这使我们很高兴，但我觉得话说得少了点、轻了点，以后有机会请你多说两句。因为这不仅是你的事，也不仅是我这个写信人的事，而是涉及到千万人的事，涉及到千万人流血牺牲的事，涉及到党的这部分历史本来面目的事，你应该把这事说清楚。”(匿名，1981年7月11日。写信人提到他曾在晋绥军区第八军区司令部工作，1943年曾护送过爸爸通过离岚公路封锁线去延安。爸爸在信头写：未署名的来信，存晓予［秘书］处。) 　　“1982年8月是山西抗日决死队成立45周年，恳请你写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到人民日报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个人、党派、团体(有的比决死队大，有的比决死队人还少)常见到纪念他们的文章，写一篇纪念山西抗日决死队的文章上报，也是有益的，因为它是千万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行动，而且有许多烈士流血牺牲。”(匿名，1981年8月8日，从笔迹上看似与上封信同出一人之手。) 　　抗战初期，山西人口也就1300万。到1939年夏，牺盟会的会员竟发展到300万之众！山西新军主力50个团加地方武装达10万人，参加这一由共产党实际领导的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组织、军队的人及涉及的家属该是怎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我要活着出去” 　　父亲说：“‘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1967年1月1日，爸爸从广州被造反派押上火车，开始了长达8年的“监护”、4年的“管制”。经历了136次批斗、206次审讯(即“过堂”)、武力批判、单独监禁、家破人亡(我妈妈胡明于1967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三个兄弟被关押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5年之久)。2007年，爸爸去世后，我才看到一些《动态情况反映》(专案组人员及看守写的简报)的复印件，才了解到爸爸在“文革”时期遭遇的一些细节。 　　“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 　　1967年1月3日，爸爸被押到北京“监护”，7日开始写“交代材料”，10日开始提审，21日写完《关于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斗争始末——兼答1936年9月出狱经过》(已收入《薄一波文选》)。29日在批斗会上得知妈妈被迫害致死，看守记“自1月29日斗争会后，情绪不太正常，常问他给孩子去的信，给他发出去没有，怎么不见回信”。 　　2月1日到11日，爸爸写在人民日报边缘的“日记”里，总要提到妈妈和我们：“2月5日……我这几天除了想到胡明同志之死以外，就只想到小孩们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不得已今天给孩子们写了封信，不知能否发出去？我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还在。……2月7日……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们如何活。……2月9日……今天农历元旦，……我脑子里，只能不断想到你们。” 　　从2月开始，由于不间断的提审和批斗会，加上旧病(爸爸当时59岁，身体本就不太好)，爸爸越病越重，常常在“日记”里自我勉励：“2月1日……今天浑身无力，大有支持不住之势，这不行，我要努力挣扎，如果病倒，那还有谁来说明我们的冤屈。……2月15日……要挣扎，身体无论如何也垮不得。……2月21日……今天是第八次斗争会。……吃药效果不大，药继续吃了，看明天怎样。精神实在有些顶不下来，但应努力支撑。”看守们的汇报中也记录了爸爸曾对他们说：“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写出来，为了把身体搞好一点，我要多吃饭，我要求你们给我买点醋酱油吃，刺激胃的消化，不知是否可以？”而看守们的态度是“没有答复他”！ 　　“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 　　从爸爸的“日记”看，3月开始，爸爸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批斗会对他的批判内容上，他尽可能记下大会的发言及他的答辩，尽可能不再去想家人。我联想到爸爸曾给我们讲过，当年(1931—1936年)在草岚子监狱，先后关押了400多人，绝大部分陆陆续续变节、叛变走了，其中有的人本来很坚定，就是将他们的父母、妻儿抓来后，顶不住了，最后只剩下爸爸他们50余人坚持斗争。为了不使自己被“软化”，孤军奋战的爸爸必须自我调整，自我珍重。难怪爸爸曾劝诫过我：“人不能沉溺于一种情绪中，尤其是消极的情绪。”看来这是爸爸坎坷遭遇的经验之谈。尽管如此，人非草木，我发现爸爸在被“监护”期间看过的书上面，记录下每次阅读的起止日期(爸爸将经典著作通读了数遍)，那日期大都是我们这7个子女的生日！爸爸后来曾跟我们说，在狱中他给自己定了三条：“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又觉得“不自杀”太消极，改为了“不气馁”。 　　因为爸爸不肯屈服，“武力批判”就成了家常便饭：“7月6日……我今天受了一次毒打，身上到处是伤，衣服全被撕破。……8月8日……两人反绑手，是训练过的，不只是反绑，而且扭折，后面一人专门踢打，……押我的3人‘一班’，大约15—20多(人)，共换了6班，每隔2分钟折腾一次，扭坐飞机式，两臂反扭几次，腿伸直头压到地下，但必须抬起头来立正，抓头发踢打……8月8日补记，昨天回来发晕，手臂不能动未记。”…… 　　爸爸被折磨得曾几次昏厥，但态度始终强硬，不肯低头，专案组的汇报常写道：“截至目前，薄一波仍负隅顽抗，态度极为恶劣，拒不认罪。在批斗和审讯后，常在看过的报纸上写东西，大放厥词，发泄不满。……表现极不老实，气焰嚣张。……无论是提讯还是斗争会，在会上公开反驳、顶撞。……薄一波在黑帮里是最坏的，根本不低头认罪。” 　　……1975年9月1日，中央专案一办上呈的简报中又提到爸爸是少数始终不认罪的人之一；9月5日汪东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给主席、中央的报告称：“我们收到一些受审查人的信，原来只有薄一波不同意审查结论，其他都表示同意。最近不同了，有少数人在闹翻案。” 　　因为任何手段都不能使爸爸就范，“薄一波专案组”多次受到康生(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训斥。1968年1月，“该组成立至今，始终未将薄之反动气焰打下，可见该组工作之弱，应彻底检查工作之缺点。”1968年4月，“你们为什么进展很慢呢？……薄一波专案组没有头绪，没有进展，你们思想很乱！”康生还批示：“这个组人员要调整，正副组长不强。” 　　“关键时刻我挺住了” 　　“文革”中给爸爸安了三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所谓“山西问题”。大约是在1967年8月间，爸爸在批斗会上听到了新内容：“8月27日……本周共揪出8次，连同专案小组一次为9次，……也开始了‘新’的，如：清算所谓‘牺盟路线’，投靠阎锡山等。” 　　这是康生直接授意的：1967年8月4日，康生召集“彭真专案组”及各组办案人员讲话时向“薄一波专案组”授意：“彻查有关敌伪档案，弄清薄一波与阎锡山的红皮白心的关系问题。”1968年4月26日又指示：“薄一波专案组当前的问题就是抓特务关系，投靠阎锡山的问题也是特务关系，要好好把这个问题抓住。”1968年7月20日，专案组提交了《审查报告》，其中将爸爸受北方局指令去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说成是“投靠阎匪，做了阎匪的大特务”；将“十二月事变”后爸爸率新军加入八路军序列说成是“钻进革命队伍”；等等。7月23日康生在此报告上批示：“此件整理得好，可做呈阅件。”转报了党中央。 　　被诬陷为“红皮白心”的那段抗战历史对爸爸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那是他亲历的、辉煌的、艰苦卓绝的历史！我有一份当年爸爸在被“监护”期间写的有关牺盟会、决死队的“交代材料”——《在山西搞统一战线工作的三年》，这份材料是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回忆的情况下一气呵成的，约1.5万字，内容涉及当年如何受命、如何与阎锡山约法三章、阎锡山为什么会用共产党人、如何接办改组牺盟会、如何争取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包括营救王若飞出狱)、如何组建新军、秋林会议后的对策、“十二月事变”等被歪曲污蔑的关键问题。爸爸将这3年分为3个阶段来叙述。其中提到各方人士多达40余名，时间精确到月、旬。 　　彭德怀在狱中被问及牺盟会、新军时，有这样的书面答复(1969年9月12日)：“……牺盟会在上党区各县都有公开机关，多数牺盟负责人是共产党员(秘密的)或党的同情分子，也有少数坏分子。上党区有一、三两纵队，一纵队司令是薄一波兼，三纵队司令是董天知(秘密党员)，经过党的秘密关系进行领导。他们也以救国名义，进行一些群众组织，如妇女救国联合会等。……也没有听说，在牺盟会中有三青团组织(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1939年夏阎锡山开了秋林反动会议，是与蒋介石当时反共高潮同呼吸的。会议后，薄一波来到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时，同我谈到阎锡山又退回到抗日以前的反共时间(时期)，要用电鞭式政策对付共产党，意思指共产党是老虎，玩老虎的人要用电鞭才能制服它。……当时我和薄一波交换了意见，……决死一、二、三纵队要有协同动作，统一的抵制阎锡山的反动政策，薄表示同意。” 　　不知是爸爸无数次的抗辩，还是专案组找不到证据，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这种诬陷是“无稽之谈”，1972年9月以后，其上报的《受审人员处理意见表》也不再提“投靠阎匪”、“阎特”，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想到爸爸这12年的遭遇，其中8年是单人监禁，形单影只，家人音信全无，面对的只是谩骂、污蔑、侮辱、殴打，他已是近70岁的老人……我觉得爸爸有1000条理由倒下、放弃、绝望、崩溃。然而事实上爸爸的心里却有1万条理由要坚守，即便是独自一人，他也要坚守在那块阵地上！因为那不仅仅关乎他个人，而且关乎到他身后千千万万人的清白，关乎历史的真实！ 　　爸爸居然挺过来了，天地间果然有正气！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1977年，爸爸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我的一生是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做过一些工作，也犯过一些错误，问心无愧。‘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一次，我与爸爸谈及这段经历，爸爸的自我评价是：“关键时刻我挺住了！”我想，经历过“文革”那场劫难的人都应该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一道道的山来一道道水” 　　爸爸似乎仍有着无尽的牵挂：“我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们了！” 　　当年毛主席做了战略设想，要使山西成为整个华北抗日的战略支撑点，同时要求八路军部署在晋东北的五台山、晋西北的管涔山、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山脉和晋西南的吕梁山脉。1937年9月21日，爸爸率领着经过50天训练的决死队北上五台山，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朱德总司令指示爸爸率部占住晋东南，准备打持久战！阎锡山也很看好晋东南，评点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从那里起家的。上党居心腹之地，当四达之冲，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毛主席的战略设想后来实现了，八路军总部1937年离开陕北，前后转移数十处，都是在山西境内，三大主力师的师部也基本在山西，在这一道道的山中间。 　　爸爸总是念念不忘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念念不忘那些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魂牵梦绕他曾战斗过的那些山山水水。 　　关注烈士遗属的处境 　　牺盟会、山西新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据不完全统计有万余名干部战士。给爸爸的来信中就有不少烈士遗属。爸爸晚年提到这些人时，仍很激动，比如凌则之烈士。 　　凌则之烈士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冬日寇进攻绥远、察北，凌则之受党派遣，率一批平津青年奔赴太原，参加牺盟会，后又成为决死队政治工作者，一纵主力团二十五团政治委员，1940年率团参加百团大战，10月22日日寇合击驻武乡县的八路军总部，二十五团奉命阻击，掩护总部转移，与敌激战9小时，壮烈牺牲！年29岁。爸爸曾委托他人收集资料，希望能为其立传。在爸爸的回忆录中也写到这一段历史，一纵主力二十五、三十八团，在一二九师直接指挥下，10月20日—22日的保卫八路军总部之战及7天后的关家垴歼灭战，打得异常惨烈，出发时两团配备齐全的4400人，回来时只剩下1000余人。爸爸十分怀念那些能赴国难的青年！他们中有的家境很好，他们有条件躲避残酷的战争，甚至有能力出国，他们有可能成为科学家、文学家……但他们选择了投笔从戎赴国难！ 　　凌则之烈士的侄子来信：“承蒙您老人家关怀，屏山县党和政府于1983年5月承认了我是凌则之烈士的亲属。……恳求您老人家，促成四川省屏山县党和政府落实政策，恢复烈士的合法遗产(故居)遗物的政治名誉。”爸爸批转(只剩下第一页复印件)：“中组部阅核。请酌转杨汝岱同志。信中所讲凌则之同志在我处山西新军任过三总队政委，在百团大战中进击关家垴日军时英勇牺牲，是非常好的一个同志。信中要求合乎政策，似应允准并速处。” 　　爸爸是从基层走出来的，很能体察世道人情，他非常关注烈士遗属的处境，担心他们孤儿寡母受人欺负。对来信中提出的落实政策、子女解决户口、工作等要求都按制度政策尽量帮忙，甚至帮助求医问药，调解家庭矛盾。 　　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的“围困沁源”战，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战果辉煌。在“围困沁源指挥部”的领导下，沁源军民采用破路、伏击、地雷战、麻雀战、窑洞战，并空舍清野，使1600平方里的地方成为无人世界，粉碎了岡村宁次调集重兵对太岳根据地进行的扫荡、“驻剿”，及搞“山岳剿共试验区”的图谋。其中1943年10月24日歼灭日军赴太岳“山岳剿共试验区”战地参观团，因电视剧《亮剑》而为大家所熟知。 　　爸爸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这段历史时，悲愤地提到那些先他而去的老战友：“当年坚持沁源围困斗争的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同志，就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横遭折磨而早逝的。1978年夏季的一个晚上，蔡爱卿的妻子带领着5个孩子，突然找到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泣不成声地对我说：蔡爱卿病已垂危，念念不忘地希望见老首长一面。”但当爸爸赶到医院时，“这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坚持沁源围困斗争的猛将，已经与世长辞了。”还有当年参加围困战的沁源县委副书记(后任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太岳农救会主席(后任山西省委书记)卫恒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85年6月27日山西省委发了“为卫恒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爸爸感慨万千：“李立功、王森浩同志并常委各同志：省委对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我接到后，很沉重地读了两道，很受感动，十八载奇冤大案，终于得到昭雪，这说明什么呢？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山西省委是认真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方针路线的。我建议用什么方式，把决定的最后一段话能在山西日报上公布一下。专此，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书信背后的追忆 　　在一捆捆的书信中夹着不少爸爸写的唁电稿，在唁电中爸爸总要回忆与逝者共同战斗的往事，追忆他们的功绩： 　　“……得悉开基同志逝世，不胜悲切！……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北岳根据地中心沁源县城后，太岳区党和太岳军区决策选择了‘围困沁源’的方针。他当时是沁源县委书记，立即率领沁源群众、民兵，积极协同主力部队参加了长达两年半的‘沁源围困战’，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用围困办法战胜敌人的先例，党中央对此曾给予了高度评价。开基同志在斗争中创造了多种办法，如地雷战，在二沁大道上伏击敌人运输队等等，屡建奇功。压倒敌人，始终组织不起‘维持会’，功不可没……感思很多，仅写这么几句话，以示哀悼。望你和孩子们节哀、保重！”(1993年2月25日) 　　有些唁电是爸爸偶然得知消息后主动补发的： 　　“山西省定襄县政府并转刘君实同志家属：惊悉君实同志逝世，不胜哀悼！君实同志逝世消息，我是在前来北京参加人大会议的山西代表团阎武宏同志处才听到的。所以未能在君实同志追悼时发个唁电，送个花圈，真是一大遗憾……抗日战争开始，本班同学刘济荪(后任湖北副省长)、刘元璋(三专署秘书，负责保护隐蔽“赵城金藏”三年，1945年在日寇进攻时牺牲)、刘君实同时参加抗战，并差不多前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人讲，可称之为刘氏三杰。事实证明，他们三人都为抗日斗争作出贡献。刘元璋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济荪、君实都看到了全国解放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不幸他俩也去世了，能不感慨系之！这不是唁电又是唁电，借此数语，聊表哀思，君实安息吧！”(1991年3月29日)…… 　　阎寨村村委会曾致信爸爸，他们希望能改善学校条件，但苦于经费短缺。爸爸心里一直挂着这件事。1997年爸爸将稿费20万元捐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帮助革命老区沁源县建一所希望小学，校址就选在了当年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所在地——城关镇阎寨村。 　　晚年无尽的牵挂 　　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虽然这个纪念日不放假，常常也没有什么活动，但爸爸很记得这个日子！每到这一天，他都会提醒身边的人说：“今天是抗战胜利的日子！” 　　爸爸曾给我们讲过，在山西，有的村子的乡亲会在同一天给亲人上坟，为什么他们亲人的忌日是同一天？那是因为他们的亲人是在同一天被日本人杀死的！老人家常对我们感慨：山西当时人口并不那么多，物产并不丰厚，但出了那么多的兵，出了那么多的粮！山西人比较绵，不是那么强悍，但抗日却一点没含糊！ 　　爸爸会唱的歌基本上都是抗战歌曲，他曾告诉我们，那是他听会的：1936年主持牺盟会，在国民师范大楼里办公，校园里集合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志士，那时，青年们的歌声此起彼伏，爸爸便也就耳熟能“唱”几句了。 　　与年过九旬的爸爸聊天，有时他会走神，并常会有些恍惚地问道：“×××还在吗？”现在想起爸爸那时的眼神，心里很难过，我竟完全没能体察爸爸的那份心境！病重住院期间，有故人家的子弟来探望，爸爸似乎仍有着无尽的牵挂：“我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们了！” 　　垂垂老矣的爸爸常常闭目养神，一次客人来看望，问道：“闭着眼睛想什么呢？”爸爸说：“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那些山，那些水！” 　　——更多详细内容，欢迎阅读2011年5月26日出版的《环球人物》杂志(2011年第14期)。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