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刘昀献：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十大执政风险 进入专题 ： 中国共产党 执政风险    ● 刘昀献   　　 　　摘要：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13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在当代面临的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内源性风险，也有外源性风险，突出表现为10个方面：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我们党历来具有战胜任何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已经化解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风险，在新的形势下，只要全党勇于担当，不断提高应对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就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科学应对并战胜当前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各种风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当代；内源性；外源性；执政风险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处在充满矛盾和挑战、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党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在客观分析风险的主要来源，深刻认识执政风险与党的自身建设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防范和化解了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风险和考验。随着所处内外环境、历史方位和肩负任务的变化，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改革开放领域的风险，也有来自全球化领域和自然界领域的风险。虽然风险来自多领域多方面，但从风险源来看，不外乎是两种基本的风险，即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内源性风险是因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外源性风险是由党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 　　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是内源性风险，因为我们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掌握公共权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是当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党无法比拟的。如同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党强则国盛。只要党自身肌体健康、足够强大，就可以化解各种风险，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国际领域的风险；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历史事实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执政风险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危险性，同时也具有双重性、不确定性和可控性。执政风险不只意味着危险，也潜藏着机遇，如果应对科学，可以化险为夷，成为党自身建设、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源泉。要科学应对执政风险，首先必须客观地分析和把握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进而才能适时采取相应对策，以提高党应对风险的能力。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我们党历史及现状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有：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官僚主义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以及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其中前九个方面为内源性风险，最后一个方面为外源性风险。 　　 　　（一）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揭示和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规律，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2（P16）。邓小平明确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P371）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2（P16）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根本在于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结合。既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凯歌行进，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始终毫不动摇的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30多年的实践中，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党内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在两个基本点之间，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上却长期存在争论，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都始终存在。有的人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有的人则试图把改革变为改向。当前在党内和社会上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尤为严重。少数人歪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把对外开放变成全盘西化；甚至有人公开要求在宪法中删除四项基本原则，实行私有化。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之本，其中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事业不断胜利的政治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事业的行动指南。离开了其中的任何一项，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和政治基础，我们对这种倾向决不可等闲视之。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结合，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片面性。邓小平曾深刻指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3（P248）。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我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既反“左”的僵化观点，又反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如果动摇了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两个基本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会给我们党带来巨大危险和灾难。 　　 　　（二）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旗帜，是政党整合力量、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我们党一成立就明确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共产主义不仅是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理想。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反动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严峻挑战的态势。这种态势突出表现为：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激烈交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关键的是一些党员群众理想信念的动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日益泛滥，无信仰或信仰宗教的人在增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淡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些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试图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影响我们党的政策和决心，一些境内外势力打着淡化意识形态的幌子，大肆散布传播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甚至反动的思想文化，公开或秘密地与我们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然而，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却有一些人，在“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影响下，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麻木不仁、人云亦云，从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削弱。邓小平曾把“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的情况称为“精神污染”，并严肃指出：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p45）因此，“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3（p156） 　　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高度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导致党心民心涣散，行不成统一意志和行动，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和我们党的历史使命。 　　 　　（三）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 　　 　　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和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基本的组织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4（P543）。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所处的地位、面临的环境、肩负的任务和自身队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敏锐观察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新风险，进一步指出：“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5（P46） 　　虽然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党内民主，但由于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党的组织建设要求整体上必然偏重于集中。建国后，我国的政治体制设计又别无选择，主要是借鉴苏联的做法，而这种政治体制在苏联的实行本身就是不成功的，其“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随着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时间的延长，这种过分集中的体制逐渐成形，并且制度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0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发表后，中央在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总的看党内民主不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仍然存在并有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情况突出表现为在党的组织中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在党委中权力又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由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党内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等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在一些基层组织中党委书记的权力往往难以监督和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其人身依附；书记凌驾于党委之上，重大建设项目的决策、重要工程的发包、重要人事的任免等都由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民主加集中”，先民主后集中，你民主我集中，(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中国共产党 执政风险   

  （维权网信息员上官清明报道）据消息人士称：甘肃兰州网友陈平福近日接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自称姓丙的法官电话通知（09318563257）：陈平福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将在9月5日开庭审理。 陈平福是因在自己博客上撰文谈政治，被兰州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详见本网相关报道（陈平福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因病被监视居住（图）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7614.html） 据陈平福本人介绍： 起诉书主要内容是: 本案由皋兰县人民检察院报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查明: 2007年7月至2012年3月,被告人陈平福先后在网易、百度、搜狐、时光网、新浪、天涯等网站发表、转载了30多篇文章（文章题目略去）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和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共产党执政只知道欺压百姓，不让穷苦人谋生；现行制度不够民主，应该实行民主宪政等煽动性观点。 本院认为，被告人陈平福无视国法，在互联网上针对不特定的网民散布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诋毁、诬蔑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检察员：王海龙 目前，陈平福因为经济困难，无钱为自己聘请律师，希望愿意为陈平福提供法律帮助的公益律师，与本网联系。

今天的我们看文章一开始的那种“斗争”说辞，都会从直觉上感到荒唐。但我们必须明白，之所以能成功地抵御这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不是因为我们足够的聪明，而是因为有幸不是生活在那种革命话语所泛滥的年代。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文革时代的人们就那么心甘情愿地走进了这种语言的陷阱之中。须知要从根本上识破这种“双重表意”的宣传伎俩，才能抵御极权主义不断翻新的宣传花样。等今年的十八大开完，可能明年就会有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出炉，至于这套体系用来替代“和谐”的核心词汇是什么，姑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斗争、和谐及其他   文/丰钊（华中科技大学）     “斗争”——特指与泛指 今天中午上线，无意间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有了更新： “在音乐中所用的音，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为了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特意挑选出来的。——李重光《音乐理论基础》” 李重光是谁？对于学习乐理的人而言，李重光之于音乐理论就如同谭浩强之于C语言。这位老先生出生于1929年，而他的权威著作《音乐理论基础》一书最早的版本成书于1965年。那个年代的“斗争”一词，就如同今天的大学教科书前言中“和谐”、“科学发展”遍地开花一样，是意识形态语言在他那个时代打下的烙印。这部本来与政治毫无瓜葛的乐理书籍，同样无法逃脱这个命运；我们也有幸从这本书的只言片语之中，依稀嗅到了那个“斗争”口号满天飞的时代所特有的味道。 现在对于这种“万物皆由斗争生”的说法，可能不少人都会本能地从心底感到有问题，想反驳，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本文的分析，就要从李老先生的这句话开始。 首先我们把目光集中在“斗争”的使用上。“斗争”在引述的那段话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生产斗争”，一次是“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斗争”一词，概念是很明确的。它既可以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的，特指的概念，也可以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国人更为熟悉的那种“阶级斗争”：在49年以前，这个词指的是农民和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地主和资本家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以及提高待遇等行动；在49年以后，这种“阶级斗争”则往往指代对各色“无产阶级敌人”所进行的检查历史问题、游街、批斗、戴高帽等各种“人民民主专政”手段。无论是哪一种，大家在写作和阅读时对它的理解都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问题就出在“生产斗争”上。什么是“生产斗争”？“边生产边斗争”？显然不是。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并没有“生产斗争”一说。所以李重光所说的“生产斗争”，实际上指的就是“生产”；而这里之所以要加上一个“斗争”，是因为在《音乐理论基础》初版的那个时代，“斗争”一词已经随着国家机器的宣传而在整个大陆被滥用，成为了一个泛化的概念。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响应伟大领袖“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号召，上至各层宣传机构，下至街头巷尾的普通百姓，在政府公文和日常用语中，都刻意增加了“斗争”一词的使用频率，在一些原本和斗争无关的概念后面加上一个“斗争”的词缀，就是一种有效增加该词使用次数，保证行文说话政治正确，又不显得过于生硬的好办法。（这一点和今日的各级宣传部门想尽办法提出各种与“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沾边的口号，可谓是一脉相承。）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仅要在大局观上正确认识到中央关于反帝反修的各种斗争的正确性，甚至在私人领域，也出现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说法。“斗争”一词已经从最开始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变为了一个类似于“做事”这类词汇的泛指词语。 如果这种局面延续到今天，“斗争”一词仍在泛滥，肯定还会出现“消费斗争”、“升学斗争”、“旅游斗争”，以至“刷怪斗争”、“推塔斗争”和“爆头斗争”等层出不穷的新说法。这一些加上“斗争”后缀的行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带有各种类型的“互动”：既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也包括人和社会、自然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泛化以后的“斗争”一词，已经涵盖了人类一切具有互动性的活动。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李老先生的那句话还原为一个正常的表达方式：“在音乐中所用的音，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为了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特意挑选出来的。” 把“生产斗争”改为“生产”，把“阶级斗争”改为“生活”，整句话是不是看着舒服了很多？ 而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也可以回答文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我们之所以对这一句话觉得奇怪，就是因为“音乐”这一领域，本来就和特指意义上“阶级斗争”是不沾边的。而那个年代的人们，已经习惯使用泛指意义上“斗争”，写下的文字在我们今天从特指意义来解读“斗争”一词的人的眼中看来，无疑是非常别扭的。   再来聊一聊“和谐” 如果仅仅是就事论事地谈李重光先生的那句话，前文就近于废话了。为了真正引出本文想要揭露的一种意识形态宣传伎俩，在做出最后的结论之前，我们再用特指/泛指二分的方法来分析与“斗争”类似的例子，它就是这个时代的流行词汇，当局从十六大以来力推的概念——和谐。     抛开“斗争”与“和谐”这两个官方宣传中常用词汇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别不论，从本文的角度看，“和谐”和“斗争”是异曲同工的。一方面，“和谐”会有一个泛指倾向，力图涵盖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先一起检讨这几年“和谐”一词的使用：社会要和谐，军民关系要和谐，民族关系要和谐，细到个人，生活方式要和谐，与大自然相处的方式要和谐，人际关系也要和谐，乃至XXX也要和谐。随着“和谐”这一概念外延的扩大化，意识形态也悄悄达成了对个人生活和视听渠道的全面染指。 另一方面，“和谐”又有一个特指含义，就是四核当政期间所提出的重要思想，这个概念是一种以国家强力作为后盾的狭义特指，其本身也就代表着一种政权的合法性。那么狭义的“和谐”到底是指什么？这里可以引用构建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开宗明义的一段话来说明：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可以看出，狭隘意义上的“和谐”一词是指一种政治目标，其基本含义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达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后的一种状态。如果单从这段话来看，“和谐”在这里的含义，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和谐”是大相径庭的。 与“和谐”对应，“不和谐”也带上了特指和泛指两种含义。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音律，形容家庭关系，形容夫妻感情，这些都是泛指意义下的“不和谐”。然而大家现在可能对“不和谐”的特指含义更加熟悉，那就是“与政府不合作，或者与政府的宣传步调不一致”。帖子内容可以被形容为不和谐，人的思想可以被钉为“不和谐”。而由“不和谐”反推，我们也不难理解特指的所谓“和谐”的真正内涵：别看官方围绕它的发挥多么汪洋肆恣，说穿了，就是三个字——要配合。 作为狭义概念上的“和谐”与“斗争”一词一样，都散发着一股国家机器的腐锈味，最典型的一个体现，就是“和谐”一词今天的论坛里的动词用法。“楼主要被和谐了，细软跑吧”、“和谐前留名”，这种用法背后所透露出的辛酸与无奈，和70年代的革命小将们动不动威胁要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人民民主专政”的豪迈，算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了。 要说“和谐”与“斗争”在构建宣传话语时有什么区别，只能说，“斗争”一词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并不是“显式”的。以儒家经典所构建起的一套传统话语体系中，只有“忠恕”、“慎独”、“中庸”这些平和的概念，“斗争”一词并不能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这并非是说古代中国人就不搞斗争，而是说在古代，这些东西从来都只是帝王术和厚黑学的范畴。作为一个儒者，如果对标榜阴谋与权斗的法家思想公开表示赞同，会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个例子，《宋史》的《李诚之传》） 而49年以后，“斗争”一词借助暴力机器作为后盾，将一切不适应这个话语体系的人从肉体和思想上进行全面镇压与改造，从而硬生生地扭转了中国传统话语谦和抑己的叙述方式。如果说“和谐”只是因势利导地利用人们的认识观推销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么“斗争”则是代表了一种对人们的认识观和话语体系双管齐下式的再造运动。这种近乎强奸的手段太过于残暴，以至于只能在特殊的“革命年代”使用。在今天这个时代，理想既然已经去魅，那么就只能换一套说辞了。要知道，意识形态宣传永远都只有工具价值，对于“斗争”与“和谐”这两个同时存在于官方宣传中的词是否存在矛盾，是不必太较真的。   双重表意下的宣传效果 无论是“和谐”，还是“斗争”，都可以从中提炼出“特指”和“泛指”两方面的含义。以带有“双重表意”的概念为核心，构建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从49年以来，似乎一直就是当局宣传部门的一种“自然法”。看一看共和国的历史，几十年过去了，“大民主”被大大咧咧地写入宪法，然后又被急匆匆地删除；对一个领袖的绝对效忠被写入宪法，领袖死后又立刻被撤下，历次政治运动如旋风般的强劲数年，过后就立刻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唯独各种意识形态的话语依旧风光，几十年屹立不倒，在今天中小学的语文、政治和历史课本中，还能看到“阶级斗争”、“三个代表”这类词汇神出鬼没、巧兮盼兮的身影。而在这些如过江之鲫的词汇中，最核心的总是本文关注的这种具有双重表意效果的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整个意识形态宣传体系的核心，并非没有原因的。 首先不难看出，双重表意词汇中泛指的一面，实现了对其治下的社会及个人的全面覆盖和干涉，从而让它的臣民从思维到语言上都不知不觉地进入预先设定的宣传话语体系之中，并利用人们的生活经验，诱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在内心产生对宣传的认同。“和谐”难道不对吗？你觉得社会不需要和谐吗？既然日常的生活经验给了我们一个“需要”的答案，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对以“和谐”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慢慢产生一种接纳感。 而另一方面，“和谐”的狭义特指又是在位者合法性的理论支撑。利用概念外延的不确定性，特指的“和谐”与泛指的“和谐”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民众的生活经验被用来给政权的合法性保驾护航，宣传上的诡辩让极权统治甚至在道理上都无懈可击。很多时候面对他们的宣传，我们只能从直觉上感觉到它不对劲，细究起来，却又总说不出问题在哪儿，说穿了，就是这个原因。 如此，也难怪这么多年的宣传里，被各套意识形态作为核心的那些词，包括“斗争”、“改革”、“先进性”、“和谐”、“科学发展”，以及那些宣传话语中的次级概念，如“大局观”、“稳定”、“政治原则”、“党性”、“清污”等，在具体的使用上总是显得有点模棱两可，甚至稍微带点形而上的味道。其实想一想就能释然：若非含义模糊，如何有随意发挥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70年代的那些“斗争”尽管在大部分场合都意味着狭义的“批斗”，但宣传机器却宁肯使用“斗争”，而不用后者去替代使用的原因。而若是不用那些稍微形而上的概念，而使用太过于贴近生活经验的概念，就会让普罗大众也都有能力去检验概念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是否匹配。这也是为什么某组织在上世纪末总喜欢把“先进性”这样一个乍听上去莫名其妙的词挂在嘴边，而从不肯用“清廉、高效，让人民有饭吃”一类平白朴实的说法的原因之一。 回顾过往，之所以这种宣传手法能够屡屡得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非自然科学领域的概念的外延往往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而中文本身也是一种逻辑语法非常不严格的语言，更是让这种宣传伎俩的泛滥大行其道。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前政治格局下，既得利益集团对宣传的全面干涉与洗脑式的意识形态灌输，非此，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民族语言的语法逻辑相当严谨的德国和俄罗斯，也会在纳粹与苏共这两个极权怪胎的宣传战争下匍匐在地。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让读者，还有作者本人对这种政治宣传在逻辑上的狡诈跳跃保持足够的警惕。今天的我们看文章一开始的那种“斗争”说辞，都会从直觉上感到荒唐。但我们必须明白，之所以能成功地抵御这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不是因为我们足够的聪明，而是因为有幸不是生活在那种革命话语所泛滥的年代。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文革时代的人们就那么心甘情愿地走进了这种语言的陷阱之中。须知要从根本上识破这种“双重表意”的宣传伎俩，才能抵御极权主义不断翻新的宣传花样。等今年的十八大开完，可能明年就会有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出炉，至于这套体系用来替代“和谐”的核心词汇是什么，姑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采编：佛冉；责编：佛冉）     您可能也喜欢： 中国养鸡场 喜雨 法则 为什么偏偏拿孩子下手？ 关于泡妞的一些误区 无觅

核心提示：重庆沙坪坝，一个最近在新闻上曝光率很高的词。8月14日早晨，悍匪周克强在这儿，他的出生地，被击毙。如果你的记忆力上佳的话，也许你还能记得，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打黑唱红”中的另外一位主角，文强，也是出生在这里。或者，你还能想起，文强的人生定格画面之一，脚下所踩的悍匪张君也曾在沙坪坝抢劫金铺。沙坪坝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何以能聚首这么多凶悍之徒？这一章节将带你走进沙坪坝的前生——中国唯一的红卫兵群墓。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电子版图书封面】 节选自Phillip Pan（潘公凯）所著《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 of Mao's Shadow）。本章是全书的第八章。本书繁体中文版近期将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译者说明：因为本章的电子书制作提前于繁体中文版截稿之前，因此并非官方译本，可能与最终出版的书中章节略有不同。 本章，给重庆。 以下是本章节选： 文革在中国的国民意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离开它震撼全国的时代还太近，并有太多人直接被它影响过，因此无法完全被忘记。毛泽东利用全国的青年发起了”无休止的革命”，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和他在领导层内的对手。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波及。如果反右运动只是小小摇晃了一下，那么文革就是一场地震，毁掉与失去的生命数量远远超过前者。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持续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时。考虑到其破坏性的规模，党非常有效地压制了对其内幕的讨论。它还非常有效地把发生的一切描述为某种警告，告诫人们民主改革的后果就会造成那样的混乱局面，而实际上文革正是一党专政带来的症状。党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已经在自愿配合这样的遗忘行为。他们当中有太多人被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言论所迷惑，太多人参与或默许了暴力，因此党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全社会忘掉过去。妻子因为丈夫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而离婚，子女谴责家长，兄弟姐妹互相揭发，无数的家庭因此变得支离破碎。当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之后，不再谈论它，而是向前看，对许多人来说更容易做到。即使是那些遭受许多磨难的人也渴望忘记，因为他们的双手也很少是几乎完全干净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只有含糊不清的理解。如今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在文革结束后出生的。许多家长选择不与子女讨论这个噩梦，而党也确保文革的话题不会出现在教室里。因此，很可能是党的执政史上最可怕的一章，已成为一个不安的微笑就可以打发掉的灾难，悲剧在记忆中只变成一个印有毛泽东形象的手表，或者媚俗的红卫兵主题餐厅。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国内外人士而言，他们只记住了它的荒谬——铺天盖地的人群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在天安门广场挤成一团，横冲直撞的青少年高呼着愚蠢的口号打碎珍贵的古董，教师被强迫戴上可笑的高帽并坦白荒谬的罪行。当然，文革的确是荒谬的。但它远不止这些。它的恐怖与邪恶被变得模糊和微不足道。根据政府自己的出版物所估计，在农村有3600万人以上被迫害，其中约75万至150万人死亡，同样数目的人遭受到永久性伤害。在全国城市里的伤亡数量不太确定，但可能有几十万之多。在北京，根据官方的报告，仅仅在1966年的两个月之内，就有超过1770人被杀害。在上海有100万人受到迫害，仅1968年一年就至少杀害了5000人。 这些数字本身已经是惊人的了，但是数字的背后，还有更加令人发指的暴行——不分男女在街头被殴打，或在体育场的人山人海面前被殴打，子女被迫谴责和殴打自己的父母，因不堪虐待而有无数受害者选择自杀，有的还是和他们的亲人一起自杀。杀戮不仅发生在狂热的红卫兵手中，或在对立造反派的街头武斗中，也发生在由党员干部组织实施的农村屠杀行为之中。这些大规模屠杀的对象，往往是以前的地主，或其他阶级敌人及其亲属，他们已经被迫害了很多年。刽子手有时甚至对儿童也不放过，因为他们担心年幼的会长大报复。1966年夏天，在北京南郊的大兴县，五天血腥屠杀之后，有325人被杀害。最年轻的受害者是1个月大的婴儿。在湖南省道县，在短短两个月内近5000人被杀。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在会上被大声念出来，并由投票表决来确定那些人的命运。人们被打死，被绞死，被枪杀，有时甚至被活埋或被迫跳下悬崖。在广西，至少在5个县有吃人肉的证据。 这种暴力行为并没有从中国的集体记忆中被勾销，只是被压抑了下去。而被压抑的记忆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冒头。在中国一直存在着要求国人面对文革野蛮行径的呼声。他们认为，只有对那个时代做出忠实的记录和深刻的反省，国家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人们的道德败坏和缺乏诚信等遗留问题。早在1986年，小说家巴金就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并树立文革受害者纪念碑。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伤口的愈合，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正视过去。但是，党绝不允许全国范围的反省讨论，因为它害怕可能由此导致的情感释放，以及可能产生的对一党专制的质疑。2006年，在文革开始40年后，党的宣传部长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媒体提及这个周年纪念。2007年，他们再次发出指令，要求”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利用文革诋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党提醒其宣传审查员说，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都必须符合政府在1981年做出的官方历史结论。 …… 置身于墓地中，回忆总是会汹涌而来，把他拉回到当年埋葬这些死者时的重庆，他青少年时期的重庆。他仍然能感受到炮弹的爆炸和机枪的扫射。他仍然可以看到空荡荡满是弹痕的大楼，死者的尸体散落在被坦克履带轧出痕迹的街头。他仍然可以闻到空气中的硝烟和火药的味道。他也仍然可以听到他还是红卫兵时，被他殴打并折磨之人的哭声。当他闭上双眼，席庆生还可以想起他母亲的面容。他还记得母爱的温暖，以及母亲保护自己孩子的决心之坚定。他记得她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而去卖血，在大跃进的饥荒期间，她挖来野菜给她的孩子们糊口。他记得文革期间她来到他的学校里，从他所加入的红卫兵组织中把他拽走的那一天。他还清楚的记得，她躺在菜地里，头枕在他手中，鲜血从她胸前的枪伤中涌出，她的眼睛直瞪着他，然后渐渐翻白，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 就是在这个消除文革恶果的运动中，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成为一个问题。廖伯康上任前，市里其他文革受害者的墓地已被拆毁，但沙坪坝墓地幸存了下来。它所处的位置在当时还是城市的边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其中大部分曾是八一五派成员）悄悄把它保留着。但是现在，党内有股想要拆掉它的势力。由于政府已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并试图抹去与这一运动有关的所有其他痕迹，因此拆除这个墓地也是理所当然的。许多干部认为，保留这个墓地将发出一个信息，即党认为八一五派是正确的，武斗是合理的。但是，意见远远没有统一。在1985年，如何处理墓地的问题摆上了廖伯康的办公桌。 点击 这里 向”译者”捐赠USD0.99即可下载阅读全章。 点击下载可以直接在iPhone、iPad上阅读的本章试读章节（ epub版 ） 点击下载可以直接在Kindle上阅读的本章试读章节（ mobi版 ） 另外，为防止盗版，本书的第八章 《诚实的医生——蒋彦永》已经下架，曾经购买下载的读者仍可阅读，其他欲购买本章的读者请等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纸质书后购买实体书。我们不再推出这一章的电子版。本章内容在下一章推出后也将下架。 本文版权属于©译者和作者及相关出版社所有。©译者遵守知识产权协议并保留相关权益。未经允许的传播会被视为非法。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