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傅颐: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傅颐: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进入专题 : 天安门事件    ● 傅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走向。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人们既对未来充满企盼,也对过去进行反思。在这新旧碰撞和冲突的过程中,历史的发展是波澜起伏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广大群众看来,1976年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它平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这种合乎情理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很快变为现实,待到北京市委经中共中央批准,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间已经到了1978年11月。这一重大事件的平反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      沉重而敏感的话题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随后,中共中央制定“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统一部署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运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全国各级领导班子。随着揭批运动的深人开展,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这些要求又突出地表现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上。而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又是紧密关联的。   1976年3月底,首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掀起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这个群众运动在4月4日达到高潮。4月5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采取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该文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的邓小平被“四人帮”诬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四人帮”被粉碎后,轰轰烈烈的揭批运动址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在指导思想上,这场运动被限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框架内。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人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这种基调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自然不可能顺利解决。   10月26日,中央宣传口成立。华国锋在对其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应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四人帮”本质极右;批判中要注意,主席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批邓要按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准,以四号文件为准(四号文件即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 的通知》—作者注)。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但同时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被定性为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妄图扭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方向的天安门事件,自然属于“决不允许翻案”之列。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而一个月后,即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严重阻碍了全党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和拨乱反正的进行。1977年1月,北京市的李冬民等十余名青年在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李冬民等人以“反革命罪”被捕,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错案才得以平反。按照“两个凡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不能翻,这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王震等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说: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于我们旗帜的问题。他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讲话中,华国锋把天安门广场事件和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区分开来。前者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因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后者的行动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应予平反。这两种性质的区分,表明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表示,邓小平可以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到“两个凡是”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一封“揭盖子”的读者来信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但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北京市在一段时间内揭批运动没有能够深人下去,在组织上也没有进行调整,许多问题役有揭批,没有处理。如对北大、清华两校的清查问题、《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即黄帅事件)、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等影响全国的问题,没有及时、彻底地解决。群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1978年5月,贾庭三从贵州调回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他到任后当月,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开始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据那时刚刚调回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的许孔让同志回忆:在1978年5月底到6月初,北京市委召开全市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会议,在会议开始的工作报告中对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5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北京市落实干郑政策的情况做了估计,并布置下一步的工作。到会的很多同志对报告中关于前一段落实政策所做的不切实际的过高的估计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绝大部分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虽然有了落实政策的决定,但对很多人的结论留有尾巴,很不彻底,因此要求会议重新估计形势。   针对大家的意见,贾庭三同志在做结论的时候,讲了一段话。他说:我有一个看法,毛主席当年讲:“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条适用于北京。我想这一条要明确。贾庭三同志的这个说法看起来是一句老话,但是非常重要。对这一条,与会同志都非常拥护。因为在此之前认识是很不一致的,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还是不肯明确说北京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对许多给予落实政策的人,不说你受了冤屈,还说你有错误,甚至还说有严重的错误。这样,落实政策的结论留下了很多尾巴。   贾庭三同志接着说:许多同志不同意会议原来报告的估计,大家认为政策落实问题绝大部分没有完成,我看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比例。我们要按照现在的标准,实事求是地重新把落实干部政策、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这件工作做起来。贾庭三同志讲话前一天晚上,要我找市经委副主任张彭、邢军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斟酌后才将讲话稿定下来。他的话不长,可受到了与会者的拥护。会后,北京市委开始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2001年5月22日采访许孔让)   落实干部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纠正冤案、假案、错案。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为原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大会。在“文化大革命”期问被诬陷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原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邢相生,儿位副局长等23名局处级干部得以平反昭鱿;在这起冤案中受株连、打击和迫害的干警和群众也获得了公开和彻底的平反。在北京市委抓大力度落实几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对揭批运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第几版发表了署名杨西岩的人民来信《捂盖子的是谁》,不点名地批评在揭批运动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捂盖子”的问题。   据杨西岩回忆:当时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学负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受到冲击,下放到农村劳动。林彪事件后,回到北京,被分配到西城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改为西城区委党校)。那时的党校并不重视学习,主要搞所谓的大批判,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这一套做法,我心里很反感。   “四人帮”被粉碎后,按理说应该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可是,一段时间内,还在继续批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两个凡是”更是严重阻碍了揭批运动的开展〕1978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揭穿一个政治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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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褚宸舸:中国宪政建设要迈过“专政”条款这道坎

  我国主张“宪政”的学者通常回避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宪政思想同我国宪法“专政”条款之间的内在张力。因为三十年来宪政理念已被社会乃至学界广泛认同,成为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所以,宪政和专政的学理矛盾,在现实中就表现为中国政治社会实践同宪法文本之间的冲突。江平曾尖锐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后将和专政条款产生规范冲突。对此抵牾,郭道晖、马岭等学者试图通过区分专政和专政手段、法律制裁两概念的方式来予以缓解。刘山鹰认为,专政条款只能在“共产党领导”这个特定意义上理解才对。如何对人民民主,如何对敌人专政,宪政与专政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道无法回避的坎。职是之故,对中国语境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发生史加以梳理则实有一定之必要。   一、专政:经历“理论旅行”的概念   专政(独裁)和宪政相对,是颇具“卡里斯玛”色彩的国家治理体制。早在1937年,萧公权就指出,现代国家究其立国的根本原则,可以大致分为宪政与独裁两类,其区别在于,前者以人民的智慧为基础,后者以民众的信仰为基础。   古汉语“专政”一词本意是垄断政权。在1920年代初,专政和独裁两词是通用的。“?裁”(Dukusai)是日语中的汉字,被用来翻译Autocracy、Despotism,后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过程中,专政与独裁形成了表意上褒贬的分工。如在毛泽东那里,专政往往用来指革命政权的形式,独裁则用来形容反动势力。   其实,专政和独裁在学理上所指相同,均是Dictatorship的汉译。独裁者(dictator)体制是古罗马一种与紧急状态相联系的临时统治状态。近代欧陆一些宪法中,都有最高行政官在紧急状态下的专政条款,如《魏玛宪法》第48条的总统专政。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说法,在西方直到波拿巴时期,专政一词才具有了贬义。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首次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指称一种在革命之后短时期建立的工人阶级国家。“这种专政是……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来论述,在其中并没有专制、极权主义的内涵。   列宁将“专政”作为先进者镇压落后者的日常政治常态。他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劳工专政”“无产阶级独裁政治”等概念在中共党内开始出现。   毛泽东对专政的理解,主要囿于列宁主义的专政观。他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主要从阶级斗争角度界定专政:“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之后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还提出一个将宪政、民主、专政勾连起来的著名论断:“宪政就是民主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二、“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   首先,从“人民民主专政”提出过程看,其有别于无产阶级专政。1948年6月,毛泽东指示重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第二章前言中,其提出:“今天在我们的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1949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施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其次,人民民主专政在制度上渊源于二战后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制度。苏联为控制社会主义阵营,提出人民民主制度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规定,推动东欧等人民民主政权逐渐改组为共产党单独执政。1949年1月,毛泽东对苏也明确表示,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经历了从确认到废弃又恢复的曲折过程。《共同纲领》第1条这样表述新中国的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与此相类似,五四《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但是,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对党内高层发出的《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明确表明:即使五四《宪法》在国体表述中保留“人民民主”的提法,但政治实践中,国家政权的性质已经变为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专政。及至中共八大,刘少奇公开确认了这一表达。《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其未过时。在文革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变成配合领袖革命意志的重要工具。有统计表明,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人数高达上亿。在七五、七八《宪法》中国体均表述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概念被废弃。   “人民民主专政”重新回到党的决议文件中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关于两种专政的提法及关系,在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曾是争论的话题,并最终确定了现行的折中表述。   三、传统“专政”观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   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毛泽东的政治遗产需要扬弃。宪法应当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做与时俱进的变化,以适应三十年来民主宪政发展的要求。   首先,人民民主专政是建立在“人民”与“敌人”这种政治分类以及阶级划分基础上的。不论民主还是专政,在毛泽东时代都具有动态性和工具性。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会随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这种政治性区分缺乏客观标准,仅取决于政治权威的需要和意志。因此,被看作是一种阶级斗争策略。《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经典公式中,已有学者注意到,“对”字意味着人民之上,似有一个主人,这是政治生活中家长制流行的观念根源。   其次,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专政条款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党时期旨在夺取、巩固政权,讲“专政”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适宜的。但作为执政党,特别在已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宪治国等目标的情况下,就应当讲“宪政”。当代社会结构与毛泽东时代有很大变化,也很难用毛泽东思想对社会现实做出合理解释。因此,我国相继提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指导思想,但这些理论与建立在泛革命思维上的专政条款都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所谓“良性违宪”说实际就反映了这种张力。这种紧张一方面可通过宪法解释,另一方面通过提出新的理念,如“三个代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来消解。而《党章》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做了扩展,试图解决有产者阶层的政治身份和参政问题。但是,当一切宪法解释的手段被穷尽,就有必要对专政条款进行修改,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改为“人民民主宪政”。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0CFX021)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发表于《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八二宪法三十年:历史与实践”笔谈,发表时题目改为《“专政”与“宪政”》,引用请参考发表稿。   **作者简介:褚宸舸(1977—),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集刊《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副主编,主要研究宪法学、法理学。   即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宪法建立并完善宪政机制,在宪法规范的框架之内有效地限制公权力,以此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即八二《宪法》第1条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宪法》序言第六段中“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参见萧公权:《宪政与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3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2-683页。   参见晏乐斌:《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参见应克复:《“民主集中制”的由来与演变》,《炎黄春秋》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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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议|2012年10月号

一、 绪语 中国总算有了官家说的出口的诺贝尔奖得主。既然有那些官方说不出口、而且也不让公民说出口的中国获奖者,所以对这位官方认可的得主的“挑剔”,其实都是对官家的揶揄或批判。那位得主当然不是这场官民话语争夺的主角,那些以为他是主角、进而要求“文学的归文学”的所谓“持平”之论,因此也就显得如此脱离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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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李银河:转载一篇好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周舵是位老熟人。关于他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传言是:我的导师费孝通生前曾拟过一本书的标题,叫做《从胡适到周舵》。如果属实,那在费老心目中,周的地位可真够高的。能得到费老如此器重的人不会没点真东西的。没怎么见过他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很好,我很喜欢,所以转发一下。   中共18大闭幕了,评点18大自然成了热点话题。除了习近平就职后见记者那篇讲话颇受好评外,民间对18大的评价,负面的占了绝对优势,和官方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政改无望”、“言论自由免谈”成了民间舆论的“主旋律”,悲观情绪笼罩四野,一片愁云惨雾。但是,国外权威调查机构皮尤中心近年的“各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调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却遥遥领先,超过83%。根据本人的有限资讯,也证实了农民近年对政府的满意度确实大幅提升。这两方面之间的巨大差距应该如何解释?独立知识分子的看法,通常都会归因于皮尤中心的调查方法不科学。笔者忝为社会科学学者,却不敢轻下断言。轻信一己的判断,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忌。   比较合理的解释似乎是,我们从网民和自己身边亲朋看到的,仅仅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情绪,远不能代表普遍民意。从薄熙来以极左民粹手法获取到的广大民意支持度来看,应该也可以印证以上判断。   作家梁晓声有一个观点很有趣,他说,他眼里有三个中国:官方数字里的,网络上的,和身边人的。我认为还有第四个,海外舆论里的。这四个中国总是在打架,弄得大家一头雾水。我的意见是,把第一和第四个中国加起来除以2,或者把第二和第三个加起来除以2,大概就比较接近真相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满意度高,绝不意味着执政党就可以高忱无忧。恰恰相反,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政权最严重的危机,不是来自广大民众的不满,而是源于各界精英的背离。民众推翻政府的大规模反叛,也都是在精英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下,才有可能成功。列宁对此要比马克思那个在书斋里用黑格尔哲学凭空构造理论的书呆子清醒得多,现实得多,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先进阶级意识”这回事,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是要靠他们这一小撮“职业革命家”从外面“灌输”进去的。1989“风波”之后,对中共政权合法性基础最严重的侵蚀,就是各界精英–包括体制内精英–的离心离德。虽然二十多年来政府对精英阶层用经济利益刻意加以收买,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但是,恰恰是精英当中最优秀,社会关怀最热切,参政意识最强烈的那一部分,对这种手法不但不领情,反而对执政党更加鄙视。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政权更多了一层疏离和对立的理由;而到了政权的危机时刻,正是这些人的道德感召力、领袖群伦的组织动员力,才是颠覆政权的能量最大的。虽然“三个代表”对中共至今还在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试图赢取企业界精英的认同,但是,这套极左民粹的思想理论是和知识精英、企业精英从根本上敌对的,导致中共这个至今仍然自称代表工人农民,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党不但历来和精英阶层搞不好关系,更导致决策高层治国理念自相矛盾、一团混乱,严重阻碍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21世纪的高科技信息社会,工人农民不但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人口比例也不可挽回地要变成少数;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和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和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一个宣称代表工人农民、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戾气深重的党,怎么可能有前途?   中外媒体各种关于中共高层人事和未来走向的揣测,由于中共政治决策的极度不透明,其实都没有多少意义。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中国的未来更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现在就断言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启动,实在没有价值。我倒是宁愿试试用医生的眼光,通过观察18大的会场,来猜一猜执政党患了什么病。我的初步结论是:高层领导患了脑梗塞。   先引中央党校校报《学习时报》一篇文章“重新学习开会”的要点如下:   什么是开会?开会的目的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是没有等级的研讨平台;开会就是要每个参与者都能各抒己见。眼下许多会议走了样子,没有了集思广益的讨论,变成了一言堂;没有了凝聚共识,变成了权威发布;没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众星捧月;本该研究问题的会议演变成了“官云亦云”、“权云亦云”、“会云亦云”,上级开会下级层层开会“落实”,会来会去,会议成灾,不仅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政府形象和与民众的关系,成为误事的根源和批评的焦点。等等,等等。   –猜一猜,这是哪天的文章?一定是18大闭幕以后的吧?因为,这里批评的一切,和我们看到的18大会场的景象,简直是丝丝入扣、契合无间啊!   当然,这是胡猜,党校的校报,哪有这个胆子!文章是今年9月17号发表的,指责的自然也都是“基层会议”的弊端。   18大的开会方式不但和文章所言举世公认的“什么是开会”截然相反,充分说明被轰轰烈烈宣传的“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本不是开会;或者说,这会根本就没有开的必要–把最高层内定的人选发个通知告知全党不就完事了?更要命的是,18大会场的气氛,一片死气沉沉,没有表现出一点生机和活力,无聊沉闷到了极点,不要说和民主国家比,就连毛泽东时代,乃至中共13大,中共高层的会议也从来不是这副摸样。   这就足以说明,当下中国的种种弊端,特别是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见记者的讲话里指出的“许多严峻挑战”、“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根源显然不在“基层组织涣散”,不在“中层肠梗阻”,根子就在最高层,就在最高层的“脑梗塞”!然后,这个老年病,这个五十年代“一边倒”从苏联“照搬”来的“斯大林氏症”,上行下效,从最高层一路传染,祸及全党全国;不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就连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全都是中共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统编教材规定的“标准答案”对老师“一言堂”“权威发布”,然后老师对学生“一言堂”“权威发布”,完全是机械制造厂制造机械零件的办法,不但和“创新性思维”绝缘,而且正好是对创新性思维的绝杀。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来创新型人才,答案还需多问吗?   笔者在清华附中就读多年,曾亲耳聆听当年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阐述他的教育理念。他说,我们清华大学要培养的人才就是两条,第一听话,听党的话;第二出活,把党交给的活干好。毫不含糊,就是四个字:驯服工具。说难听点,就是好奴才。真是振聋发聩啊!难怪那位著名的红二代女导演胡玫钟情于清宫辫子戏,对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最杰出的代表雍正皇帝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光荣传统”养育出薄熙来、王立军式的大大小小无视法律、任意胡为的专制魔王,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这幅摸样,还幻想当世界老大?   幸亏当年邓小平力排众议,定下“废除职务终身制”的规矩,不然的话……嘿,不然会如何,诸位自己填空吧。   执政党决策层治国理念、思想理论的老化、僵化,和各界精英越来越疏离,和社会进步的步伐越来越脱节,这才是现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最严峻的挑战!   新一代领导人能不能解决这个严重问题?也许能吧。根据呢?–不是还有领导职务任期制么!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曾有名言说,理论的进步多半不是因为信奉旧理论的人们转变了思想,接受了新理论,是因为旧的一代死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   仅此而已。   周舵 201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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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 习近平的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领导人出席北京召开的两会,左起:贺国强、习近平、温家宝 陈苏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日前的一次讲话中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表示不能丢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习近平的讲话引起舆论关注,希望从他的话语中窥得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但分析人士认为,现在要想摸清习近平的执政思路还为时过早。 中国新华社11月19日全文发表习近平11月17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此次讲话被舆论普遍视为是习近平首次完整宣示其政治理念,表述其执政宣言和行动纲领。 上周四,习近平率领中共新领导班子跟海内外记者见面时发表的讲话被评论为简洁、平实,提及人民多于提及党,令人耳目一新。但习近平在这次针对中共党内的讲话显然有着很大不同。他以中共历届领导人的口吻重复了历届领导人的不少话语,有所不同的是,他几乎句句不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000字的讲话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提及75次。习近平的此次讲话已经被印成单行本,要求中共全党学习。 *习近平: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舆论曾经一度热议“去毛化”的可能性,期盼十八大能够抛弃毛泽东思想。而习近平的此次讲话再次表明中共没有去毛意图,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香港媒体表示,习近平捧毛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表述”。苹果日报评论员李平说,习近平的此番话恐怕不止是澄清“去毛化”的误会,也不只是为了安抚党内外的左派,而是习近平作为太子党、红色接班人及掌舵人的心声。 中国政治评论家、六四事件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周舵认为,由于中共的决策不透明,现在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习近平的执政理念。他说:“问题就在于这是不是他的一个真实的政策主张?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这个最关键,表面上说一说还是得说,可是如果最高决策层的真实想法就是这个,那就完蛋了,还有什么和谐社会,还有什么法治宪政?”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认为,习近平上台伊始无疑要团结全党各派力量,他的讲话需要与中共其他所有文件一样,要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左中右、过去现在未来、理想与现实、共产党的利益、老百姓的民生,保罗万象地罗列一切。鲍彤说:“在我记忆当中,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一般来说都是矛盾的结合体,没有一个文件不包含矛盾。有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有些是必须要讲的事情,有些是心里必须想的事情,有些是要人家认为的事情,他都必须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 习近平在讲话中引述了邓小平1992年在南巡时的话,“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为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鲜明,有效率,但不是尽善尽美,要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鲍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引述了邓小平的另一段讲话。他说,邓小平说,没人能说得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既然是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能够说得清楚?既然谁也说不清,那么我想,包括毛泽东、邓小平都说不清楚,那么就是,毛泽东邓小平都说不清楚的东西叫做中国特色。现在要坚持毛泽东、邓小平都说不清楚的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中国政治评论家周舵表示,如同共产党的官方话语全都是模模糊糊的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例外,是一种模糊战略:“这个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关键看你将来往什么方向去解释。你可以解释得非常保守,非常左,也可以解释成为跟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的内容。” 周舵希望中共新领导人能在未来两三年里清晰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要再走“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老路:“大家都说改革现在进入深水区了,几十米、几百米深的水你上哪儿摸石头?穿着潜水服摸?你摸着了后面人怎么走?13亿中国人民也穿着潜水服在水里趟石头去?人家发达国家现成的桥船走的好好的,大卡车轰轰隆隆地走了这么多年了,你非在河里瞎摸一气。” 习近平的讲话较受关注的部分还有,他要求全党坚定理想信仰,强调如果“理想信仰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习近平在讲话中以相当的篇幅谈反腐重要性。他要求中共官员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称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来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美国之音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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