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罗对话 2002年12月，黄宗英发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一文，令人毛骨悚然。事情发生在1957年7月7日，即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个月，正是毛泽东“引蛇出洞”取得成果的得意之时，他在上海接见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也在其中。会上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1]如所周知，鲁迅是毛泽东最赞赏的知识分子，曾被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现在却翻了脸，竟公然把鲁迅也当“右派”那样的敌人。 这件事是一年前鲁迅之子周海婴首先公开披露的。他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了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这段对话，却招来了一些知名文人的质疑和批驳。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周海婴本人思想有问题。正当周海婴陷入围攻之际，黄宗英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发表了上述文章，并提供了当时刊载着新华社的报导和会场全景照片的报纸，可谓证据凿凿。为避免蹈周海婴的覆辙，黄宗英还郑重其事地向律师咨询。黄文不但为周海婴解了围，更重要的是她证实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史实，揭露了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鲁迅生前替共产党说过不少好话，从未向它“猖狂进攻”，为什么要“关在牢里”呢?只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支笔，要写;只是因为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使毛泽东感到是一种威胁。对付的办法就是他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对敌人要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据黄宗英回忆，当时罗稷南听了毛泽东的回答，“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黄宗英感到毛在“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吓得手心冒汗”。 其实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并非从此时开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强烈地表达了他这种心态。 (二)把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定为开卷篇。该文原载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和3月《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2]随后又在广州和汕头出了单行本。现在我找到上述三种刊物所载的三篇《阶级分析》，它们在文字上作过一些改动，但所有观点都没有改变，而在收入《毛选》时，篇幅删去将近一半。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加以评论的文字，《毛选》版却全部删去;与此相关，原文有一张说明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也全删去。因此，《毛选》版与原文相较，已面目全非了。 《阶级分析》发表于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得到汪精卫赏识，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3]毛泽东这篇《阶级分析》同时在三个刊物上发表，并在两地发行单行本，影响极大，致使1926年部分北伐军提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不满和恐慌，纷纷着文质疑批驳。[4] 《阶级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泽东，特别是他的知识分子观的重要资料，可惜至今未见有任何介绍和评论文字。因此有必要把《阶级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公之于众，并与1951年《毛选》版进行比较分析，以引起有志者的进一步研究。因收入《毛选》的《阶级分析》一文是根据1926年3月出版的《中国青年》，本文也就以《中国青年》所载的该文作为原文。 原文把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一类“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选》版把第一类的阶级属性从“大资产阶级”改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删去了上述“反动派知识阶级……”这120多字。文章结尾部分用“一部分反动知识界”取代原来的“反动派知识阶级”，范围似乎缩小了，但“反动知识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并未交代;这顶“反动”帽子，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知识界的头上。 关于第二类，原文说：“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 原文所列表格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说：“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原文结束语说：“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原文还说：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可见，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 《毛选》版这一部分主要改动的地方是明确“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关于“高等知识分子”的反反复复的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关于第三类“小资产阶级”，原文说：“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欢迎(革命)。” 《毛选》版对小资产阶级这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动，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为小资产阶级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 第四类“半无产阶级”和第五类“无产阶级”，原文都未涉及知识分子。《毛选》版改动不多，最重要改动的地方是：原文把工业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都说成“是我们的朋友”;《毛选》版则改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综上所述，被《毛选》删改的《阶级分析》原文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原文虽然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把它与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平列，同称为“我们的朋友”，这有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基本原理：工业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在此文发表前11个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特别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作出决议。这一问题，1951年的《毛选》已作了改正。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毛选》只是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毛选》中虽然删去了这些可怕的文字，但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依然如故。 (三)毛泽东为何敌视知识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帝王思想。 毛泽东青少年时就狂妄自大，霸气十足。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距(邵燕祥按：疑为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5] 就暴露了他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但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并不如意。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只有8元(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二三百元)。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直到1936年他还告诉美国记者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6]自视甚高的毛泽东，把这种遭遇视为奇耻大辱，屈辱感又转化为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五四后他接受了与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而接受过科学训练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思考，不愿意人云亦云和盲目服从;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关心国家命运;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评头品足。他们不愿做驯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严的独立的公民。毛泽东自然无法容忍这些不听话的人。1942年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开始满足他当皇帝的愿望。最明显的是1945年发表的旧词作《沁园春·雪》，公然自比“秦皇、汉武”。反右运动大获全胜后的1958年，更是得意忘形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自夸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而且在坑儒的手法上他远比秦始皇高超。 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搞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7]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简单消灭肉体的“坑儒”，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由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第一次发生于1942年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党内领导地位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到两年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类运动，几乎每年一次，甚至两次。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已是“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随后又有“拔白旗”运动。1966年开始历时十年的对文化进行“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毁灭文化的民族大灾难，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达到了荒唐的疯狂程度。下面对这些运动择要作些评述。 (四)制造王实味冤案和“抢救运动”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1935年，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调整与各阶级的关系，改善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得到主张抗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共产党对进步知识分子更具有吸引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 毛泽东对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喜忧参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泽东为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整风于1942年2月开始，一些知识分子不知就里，积极响应号召，天真地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不料犯了禁忌，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和继之而来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历来人们把发生这两件事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康生，直到2002年12月出版的《百年潮》发表《王实味问题第一次公开平反纪略》，仍沿此说。事实上，康生只是从犯，主谋是毛泽东，是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大暴露。 王实味是1937年到延安的中共党员，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干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并在墙报《矢与的》上鼓动群众向“大人物”提意见。王实味对共产党权威的挑战，引起毛泽东恼怒。据当时主管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回忆：毛泽东深夜去看《矢与的》，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随之转为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级为政治问题，最后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等罪名，由领导整风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该委员会主任为毛泽东)、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下令逮捕。[9] 揪出王实味后，毛泽东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0]，并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双方都派遣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一次组织审查，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群众揭发检举。于是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掀起“抢救运动”高潮。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运动通过大小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用酷刑，在极端恐怖的情形下，坦白检举出大量“特务”。毛泽东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而行政学院，他认为，“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12] 据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称：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13]许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外来干部，大多是经过共产党地下组织介绍来的，这些地下组织因此被打成特务组织，如甘肃、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14] 更荒唐的是把“一二九”运动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据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1945年3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东的外来的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抢得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抢救运动中“90%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南翔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进行“普遍肃反”。[15]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16] 象李锐、于光远这些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都曾被当作特务，关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鉴于各单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打成“特务”，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决定对“抢救运动”中被定为特务的人逐个甄别，大部分人得到平反，但王实味却于1947年被处决，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也没有平反。不少人的历史问题当时没有作结论，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 据亲历延安“抢救运动”的温济泽、韦君宜等回忆，“抢救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甄别以后，毛泽东为挽回影响，曾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赔礼道歉，为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责任。[17] 但道歉管道歉，他对这次运动始终没有认真总结，吸取教训。相反地，蒋南翔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后，却“留中不发”，而且遭到批判。以上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从蒋南翔的遗稿中获悉。[18] 对王实味的冤案，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自己搞错了，1962年还毫无根据地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当时把他“杀了不好”，应该“让他劳动去”。[19] 直到1982年共产党为所谓“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1991年，在温济泽等大力推动下，蒙冤将近50年的王实味才获平反昭雪。 (五)借题发挥的《武训传》批判 中共夺取政权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附属物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主要打击对象。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远比消灭地主资本家复杂，何况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教工作都需要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着重点显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根据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经验，用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于1951年5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黄宗英的丈夫赵丹演武训，黄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师。影片于1951年初放映后，报刊上发表不少赞扬的文章，同时也有人认为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学“不足为训”。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批判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学术性争论变成一场政治批判运动，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社论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名作者，充分发泄了毛泽东的恼怒。 随后他又派江青等人在武训家乡进行所谓调查，写成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7月23—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续刊载。《调查记》断言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指责《武训传》是“利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借《武训传》大做文章、搞政治运动呢?1957年1月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20] 原来他是把文化人看作复辟势力，当然要把他们打倒在地。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党员、团员、宣传部门、文艺界、教育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全都卷入这场批判运动。被社论点名的48人，以及影片编导、主要演员都被迫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进行检讨，接受批判。各报刊发表批判和检讨文章数百篇。不但影片《武训传》从此禁演，各地为纪念武训创办的“武训学校”一律更改校名，有关纪念石碑、塑像、画像、纪念亭统统拆除。推崇过武训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世多年，也遭到批判，而且殃及他的子弟。 (六)对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武训传》批判硝烟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1] 接着，《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12月23日和24日，毛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不久，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运动的目的是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尽力挖掘自己内心的所谓反动思想，不顾事实地丑化自己。官方还鼓励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充当领头羊，在报上发表文章咒骂自己。如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罗常培的《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但他们的检讨往往不为各单位党委组织的群众性学习会所接受。有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象斗地主一样对他们进行揭露批判，稍有辩解，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辱骂。为了“过关”，他们不得不颠倒是非地丑化自己。比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上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却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 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美国参加过一个时期军事科学研究，为抗日战争服务，却检讨说：从事这一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24] 经过上述“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示与旧社会割断联系，效忠共产党，但他们的人格却遭到严重侮辱，知识分子应有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视为反动。加上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号令全国知识分子学习苏联，在中苏两国官方意识形态严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探索自由和实事求是精神，再也不可能产生出上乘的精神产品。 (七)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组成部分，文艺界于1951年11月开始整风。胡风的文艺思想成为整风的靶子。胡风是党外进步作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鲁迅合作同国民党文化“围剿”作过斗争。因他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左，被视为“异己”，屡遭批判。胡风为了批驳对方，说明自己的文艺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观点，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写成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胡风的30万言书对毛泽东的《延安讲话》表面尊重，骨子里却大相径庭，引起毛泽东极大愤怒。1955年春，胡风与朋友之间来往的信件被其中一个“朋友”告密，落入毛泽东之手。信中有对毛不敬的语言和对文艺界现状不满的牢骚，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命令《人民日报》于1955年5-6月分三批发表这些信件，并加上标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亲自为之写“序言”和“按语”，毫无根据地捏造罪名说，“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说他们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5]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胡风夫妇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风分子”也陆续入狱。凡是与“胡风分子”有过来往，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无一例外地受到群众性揭发批判、停职审查，或剥夺人身自由的“隔离审查”。据1980年司法部门所作胡风一案复查报告称：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据知情者称“真实数字远不止此”)。[26]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才开始复查。1980年司法部门复查结论称：“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27]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坐牢25年以后才得以无罪释放。但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平反通知书中对胡风的政治历史、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仍存在不少不实之词，经过三次长达8年时间，才从政治上到文艺思想上予以彻底平反。这已经是他蒙冤33年以后，胡风去世也已3年了。 继反胡风运动以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揭发出来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肃反对象，造成不少冤案。 比起《武训传》批判、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在性质上升级了。前者虽然态度粗暴，乱扣“反动”帽子，毕竟在思想批判范围之内，批判对象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胡风运动则把持不同文艺观点的知识分子打成反革命，送进了监狱。从此，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程度进入一个新阶段，动辄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帽子。 (八)使民族走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平静和舒畅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改变科学落后状况，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 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受到了动摇。为挽救极权统治危局，毛泽东提出缓和矛盾的“十大关系”和博得知识分子欢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进而公开鼓吹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宣传唯心论的自由”。于是有人欢呼，中国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可是这不过是毛泽东设计的一个圈套，他一年后把它美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实际上是无比阴险恶毒的阴谋。1957年1月，他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28] 原来，他的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争鸣”;“百花齐放”，不过是香花与毒草之间的“齐放”。而毒草必须被铲除，被统治者只能作驯服的奴隶! 为了使他设计的圈套具有诱人的光彩，一个月后(2月27日)，毛泽东抛出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5个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改动)，用“人民内部”的美名来麻痹人心。3月12日，又抛出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为鼓吹“鸣放”，毛泽东从3月6日到20日这15天内，在北京、上海等地对各级干部至少讲了9次话，他批评老干部中有90%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下旬，开始了所谓“整风鸣放”，号召党外人士消除一切顾虑，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4月30日，毛泽东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达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经过连续几年的思想批判运动以后，知识分子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只因毛泽东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人奉命热忱相邀，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使1957年5月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 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说，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并说：“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29]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毛泽东，当他听到统战部长李维汉汇报时，觉得一年来不断进行谋划张设的大罗网已经可以考虑收网了。5月15日，他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交的底也向一般党内干部吹吹风。他把鸣放中表示“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是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30] 在毛泽东亲手策划和总书记邓小平卖力执行下，6月8日终于开始收网，全国开展所谓反右派斗争，把鸣放中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己作为“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四类之外，又加了第五类右派分子。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人，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500万的1l%。他们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此外，在反右运动中，小学教师和农村区乡干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计人数达50万;但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干部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就改戴坏分子或地主这类帽子，遭遇比一般右派还要惨。反右运动后期，在右派之外又划了一大批属于“内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数估计在50万以上。总之，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30%左右成为专政对象和异己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灾难。 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灾难，不仅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和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1958年，毛泽东为他自己精心策划的“阳谋”取得“辉煌战果”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地公然自比秦始皇，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夸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并说，对资产阶级还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泽东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说过：“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1] 如今，他连良心也要否定，使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人性、没有良心的比秦始皇还要暴戾的暴君。在视良心如敝屣的骗子和暴君的威慑下，造谣、告密成为时尚，出卖灵魂的咬人、整人者官运亨通。中国进入一个恐惧与谎言相交织的时代。 在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以后，毛泽东的权力欲大大膨胀，1958年春在反右运动尚处于收尾阶段时，就发动了要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的所谓“大跃进”。大跃进从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炼钢开始，全国到处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到处出现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田”。毛泽东再一次为他的“胜利”所陶醉，提出今后农田只需要三分之—种粮食，以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同时提出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美梦。结果适得其反，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全国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和废铁渣如山;农业放卫星的谎言造成饿殍遍野，从1959年到196l年三年间，饿死4000万人，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灾难。这是反右运动所施展的欺骗与镇压两种手法的必然恶果。 (九)毁灭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以“大跃进”的美名，制造了4000万冤魂的空前大饥荒，由于已丧失了人性和良心，他不但毫无自疚自责之心，反而把这场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灾难归咎于“自然灾害”。事实上，这三年中国气候属于正常，并无大旱大涝。1962年1月，被毛泽东封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干部大会上说了半句实话，认为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于是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是他“身边的赫鲁晓夫”，罪当诛灭。但精于计谋的毛泽东，当时不露声色。8个月后，他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发动一场批判“翻案风”运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提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实指刘少奇。 由于毛泽东已于1959年宣布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并主持党的日常工作。为诛灭刘少奇，毛泽东采取双重大包抄策略。他盘算着，要打倒刘少奇，必须先打垮由刘少奇掌握的整个共产党组织和除军队以外的整个国家机器;而要实现这一步，最有效的办法是从意识形态斗争入手，先向知识和文化领域开刀。知识分子就成为刘少奇的殉葬品。 经过多年精心策划，毛泽东于1966年5月宣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避而不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只说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第二个文件，8月8日抛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才点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又再次提出，要对“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进行批判。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毛泽东一年后把它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32] 为了对所有知识文化领域实行绝对专制的“全面专政”，毛泽东鼓动年幼无知的中学生起来“造反”，开展所谓“破四旧”运动，意图把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消灭。于是书籍被烧，文物被毁，知识分子受尽羞辱，以至遭毒打、杀戮。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的“臭老九”(在它前面的8类革命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于是，知识成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髦的口号。这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 毛泽东为诛灭刘少奇而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要毁灭知识和文化，还要通过镇压和欺骗手法制造一场尊他为神的造神运动。通过他长期豢养的打手、文丐(如林彪、江青之流)的鼓噪，毛泽东被说成是“心中的红太阳”，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人人都必须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人人都必须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随时随地集体跳“忠字舞”。这场荒唐的弄神装鬼的滑稽剧，不仅愚弄了愚昧的群盲，也使毛泽东自己深为陶醉。他在临死前还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的革命并列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毛泽东死后一个月，这场历时10年又4个月的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浩劫也就寿终正寝。不过，毛泽东的阴魂依然未散，谎言和鬼话依然大有市场，“毛泽东思想”依然被奉为指导思想。 2003年5月于北京中关村 【注释】 [1]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 [2]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选读》(上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注释称：“本文原载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以后又在1926年3月广州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6、117期上发表。”现在我除找到上述两种杂志外，又找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月刊第一集第二期，也刊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99页。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4] 《现代评论》发表张奚若《中国今日所谓知识阶级》(1927年1月)，宇文《打倒知识阶级》(1927年2月)，《一般》杂志发表心如《“打倒知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的》(1927年9月)等等。 [5] 邵燕祥《“咏蛙”诗的故事》，见《夜读劄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据邵文介绍，这首诗最早见诸文字的是1988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所载《毛泽东〈咏蛙〉诗》一文，署名张湘藩。同一家报纸在那年5月22日刊出黄飞英写的《〈咏蛙〉诗的作者是谁》，指出此诗出于清末湖北名士郑正鹄之手。原诗是：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 明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少年毛泽东借郑诗略改数字，应付入学考试，并受到校长的夸奖。 [6] 爱德格?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页。 [7] 参见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447-452页。 [8] 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同上书，第105、108页。李维汉：《回忆与思考》(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91页。 [9] 同注释[8]。 [10] 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388页。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11]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辑，第208页、217页、210页。 [12] 《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1943年8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3页。 [13] 同注释[11]。 [14] 同注释[11]。 [15] 文聿：《中国“左”祸》，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0、140、143、149页。 [16]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5页。 [17] 王素园：《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辑，第229页。温济泽：《延安的抢救运动》，《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7月24日。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18]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页。 [19] 《毛泽东着作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6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33页。 [21] 同注释[20]。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6、620、627页。 [23] 《光明日报》1952年8月13日，转引自丁抒《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第46-47页。 [24] 《光明日报》1952年4月8日，转引自丁抒《阳谋》，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第47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1、163页。 [26] 晓风：《九死未悔──胡风的一生》，《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27] 转引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50页。 [29] 罗隆基：《我的初步交待》，1957年7月15日的发言。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11-312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32]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7年11月6日。

在国共两党都积极筹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当口，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脑际：一百年来中国的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思考这个问题越久，越纠结于一个词——革命。 决定中国命运的近代国内革命主要有三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倒蒋革命。三场革命对应的主要事件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1927-1937十年内战和1946-1949四年内战。 三场革命的背后站着两位总导演，分别是近代祸害中国最烈的日本和苏俄。考查这两位导演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的革命家们对它们的依附关系，有助于解析开篇所提出的问题。 1、孙中山·民主革命·日本导演 孙文一生领导了三次半革命。1912年以前的早期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反张勋复辟)，统称民主革命。孙去世前五年(1920-1925)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包括派蒋率团访俄、创办黄埔军校等，属于国民革命的前期工作，算作国民革命的一部分，犀利公称之为孙的半次革命，因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北伐)及其最终成功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的。 孙的前三次革命(1895-1917)，有太多的史实可以证明，其背后的总导演、支持者，甚至是起义军骨干，都是日本人，而孙的经费来源和武器供应，也有相当部分依靠有日本政府背景的所谓民间组织。如1895年10月第一次广州起义，完全由孙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资助并组织。1915年孙、宋联姻也是由梅氏撮合并在其家中举办，孙宋还与梅氏夫妇义结金兰，1978年梅的女儿千势子应邀访华还专程去上海拜会宋庆龄。梅是玄洋社成员。玄洋社是由头山满组建的专门对中俄从事间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臭名昭著，1901年又由其骨干内田良平重组为“黑龙会”，这是一个比玄洋社更加凶恶的组织，以中俄界河黑龙江命名，目的就是要吞并黑龙江流域，“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纲领)。在孙中山几乎全部革命生涯中，都有内田良平和黑龙会的身影。如1900年帮助孙组织惠州起义，1905年7月30日在内氏家中召开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内田良平及多名黑龙会成员同时也加入了同盟会。 孙的后半次革命(1920-1925)，其背后的支持者已由日本换成了苏俄。因为列宁这位革命的小弟弟在1917年所取得的意外成功以及1922年苏联的成立，极大地刺激了辛苦一生却毫无建树的孙中山，以俄为师成为孙当时的思想主导。 基于当年拿着德皇5000万金马克潜回俄国闹革命的成功经验，列宁在得手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派人提着金卢布四下里寻找革命的下家，一方面是为了推销他那套暴力革命的“真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革命阵营以对抗列强。在南面这个最大的邻国，列宁首先看中的是手握重兵地盘最大的吴佩孚，没成想这位“秀才大帅”根本瞧不上列宁那一套，将来人轰了出去。1921年的中共仅有57名党员，难以担负列宁的重托。在此当口，广州的孙文却主动找上门来，双方很快便打得火热。从1923年年底开始，苏俄送钱送枪送顾问，帮助国民党办军校、扩队伍。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纵观孙文一生之革命，背后的支持者和总导演主要是日本。 2、蒋介石·国民革命·苏俄导演 国民革命是一个边界不甚清晰的概念，通常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起算点，而终止点并无定论。但有两点是史学家认同的，一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北伐战争，二是北伐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蒋也是一个言必称革命的狂热份子。看他的演讲和日记，自1926年7月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以后，所有活动他都自称为革命，连其领导的八年抗战，蒋也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本帖只考查国民革命的最主要部分——北伐战争，并前伸到北伐前孙中山尚健在的准备时期，以说明国民革命实际是苏俄在幕后作总导演。 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依附于列强的各家军阀以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初的设想是以苏俄为后援，集结部队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往南攻下北京。为此，他于1923年1月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要求苏俄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苏联政府电报同意了孙的请求。5月10日，孙设宴招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一是答谢，二是研究派遣军事代表团赴俄访问事宜。8月16日，蒋率领由张太雷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登船，启程访俄。自此，国民党与苏俄双方进入了蜜月期。据统计，从1923到1927年，苏俄向国民党援助了至少3000万金卢布、12万枝枪、500多名军事顾问。国民党一直嘲笑共产党是“卢布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依靠这些援助，并借鉴苏俄党代表制度的组织形式，孙、蒋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经过两年多北伐，打垮吴佩孚和孙传芳，逼降张学良，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统一，组建起新的南京国民政府。 尽管在1927年4月，因“清党”而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蜜月期终结，但改变不了国民革命由苏俄导演的历史事实。 蒋早在1919年就通过阅读《新青年》等刊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蒋介石日记》)，在1927年以前，其思想相当左倾，认为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而中共领导人也这样认为，周恩来甚至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观察民生主义得以实现的今日之台湾，的确如此。既然蒋是左派革命家，那为什么后来与中共和共产国际闹掰并血腥“清党”呢?犀利公认为这是“一推二逼三离间”的综合结果。 “推”。1925年9月，蒋派胡汉民代表中国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正式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但遭到了婉拒。1926年11月，蒋又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遭到了拒绝。这样就把蒋推出了国际革命大家庭。当然，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激进标准，蒋的确是“不够格”的。蒋于1923年8月至12月在苏俄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考察访问，亲眼看到了高昂的红军士气与萧条的市况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完全印证了孙中山的论述：“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孙中山选集》之“民生主义”第1讲)。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主张，即中国革命需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能实行三民主义，第二阶段才能够推行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认为国民党仅仅是“同情党”和朋友党，算不上是一路人。 “逼”。自1923年国共合作到1926年北伐开始，蒋一直赞成并支持“扶助农工”政策，北伐军打到哪里，中共的农民运动就开展到哪里，但蒋不赞成激进的红色恐怖做法。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的“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以及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扬的到地主家里“杀猪出谷”“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做法，恪守儒家理学道德观的蒋介石难以认可。更糟糕的是，“痞子运动”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干扰了经济贸易、影响了北伐军的经费来源;还严重动摇了军心、打击了士气，因为许多出身“不好”的军官的亲人被农会拷打甚至杀害，连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游街示众。现实的危机逼迫蒋介石果断出手“清党”。 “离间”。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亲共左派逐渐占据上风，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全面掌权，引起了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以王柏龄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这两大国民党右派的忌恨。他们联手于1926年3月20日导演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详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Ⅰ)》之“中山舰事件之谜”)。尽管蒋介石怀疑这个“谋害自己”的事件是汪精卫所为，但也严重伤害了蒋与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信任。 3、毛泽东·倒蒋革命·苏联导演 大陆官修史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以示区别1919年以前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民主革命”更是一个边界模糊内容庞杂的大东西，官方定义说它分为北伐(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抗日(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5-1949)四个阶段。北伐和抗日是蒋领导的，功劳很难记到新宇他爷爷的头上。而土地革命大部分时间的领导人也不是毛，至少在1935年以前是这样。到了1936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彻底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这才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共的统治地位，此时，所谓的土地革命已近尾声。毛主政时，党史专家说土地革命时期毛虽然不是最高领导，但指导思想是他的，这也牵强。即便如此，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只能包括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两场事。 所谓的“新民主”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毛和中共当时的言论与主张的确是民主自由(参见笑蜀《历史的先声》、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这不过是其手段而已，事成之后实行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一套，复归两千年前的皇权专制，何“新”之有?反观孙、蒋的“旧”民主，尽管存在在军政时期孙文要求党员宣示效忠其个人的历史污点，但按照其本人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程序，孙、蒋一路走下来，大致方向并未偏差。“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制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马英九《2011元旦文告》)。可见，孙蒋采用过专制手段，但行的结果确是民主;而毛共口号是民主，行的却完全是专制。 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都是内战，在犀利公看来，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所发动的历次倒蒋战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权力之争。为了区别国民党内部的“倒蒋战争”，姑且称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为“倒蒋革命”。 1927-1937年的倒蒋革命，名为共产国际领导，实为苏联领导，历史依据看中共党史就足够了。 1945-1949年的倒蒋革命，苏联的配合与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苏联先是将日本关东军和驻朝日军的大批装备交给中共，迅速武装起近百万的林彪军团;后又将占中国80%工业份额的东北工厂全部交给中共。另据统计，1945-1949年间，中共依靠苏援组建了200多个步兵师，而同期依靠美援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师不到50个。这是毛敢于在1948年说“原来以为需要五六年现在看只要一年多就可以夺取全国胜利”的底气之所在。在争夺东北的战役中，苏军甚至直接派出炮兵、装甲兵和空军加入林彪的部队作战。 事实上，自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之日起，斯大林就彻底抛弃了国民党，专心扶持起苏式革命的代理人——中共。 由上述简略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附于日俄这两大恶邻。这才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大特色。概略地说，孙的民主革命是携日变华，蒋的国民革命是携俄统华(八年抗战是携美救华)，毛的倒蒋革命是携苏乱华。 这些不幸的革命为何会降临到中国大地?为何没有降临到印度这样一个与我们一样拥有庞大愚民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不仅拥有两大恶邻，而且拥有擅长借恶邻之力谋求一党甚至是一己之私的诸多革命家，而印度却没有。 4、引狼入室的代价——革命家的卖国史 清廷垮台之后，中国仍然发生了许多重大利益的丢失，几乎每一次都是由革命家亲手所奉。革命家卖国成为国共两党都极力掩饰的史实。有学者统计，孙文的卖国事实有3件，毛有8件，蒋有0.5件。这里按时间顺序，列出几件对中国危害较大的事实。 (1)1931年：满洲 满洲泛指东三省。这是一块曾经脱离中国控制的土地。脱离时间有两种算法：从1905年5月日俄战争日方胜利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主导权起算，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满洲国”解体为止，长达4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到1945年9月止，是14年。前者更接近实际情况。 出卖满洲是孙中山从不避讳的事，因为他认为那是“鞑虏”之地，不是中国的。1915年，正当日本压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而老袁又极力周旋的当口，孙竟然抛出比“21条”还要优厚许多倍的《中日盟约》，以换取日本人倒袁挺孙之承诺。但日本人觉得孙文及其革命党不成气候，没有把他当回事。最后在国人抗争及列强干涉下，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孙文如此献礼，却使得日本在压迫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实与汉奸无异。 满洲在1905年的半沦陷是因为甲午战败后的清廷的无能，而1931年的全沦陷则是张学良的全责。“九一八”事发当晚，张在没有请示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指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抵抗，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飞赴北平，动员张学良率领已经退入山海关的东北军对日“小加抗战”，而患了严重“恐日症”的他仍拒不出战，致使东北尽失。这位被大陆捧为民族英雄的“不抵抗”者，常常自称是“爱国狂”，颇有点不知羞耻。如果我们把对侵略者搞的“事变”消极而对自己人搞起“事变”来却积极的人捧为“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仍将会面临被灭亡的命运。有一点倒还像张的胡子世家遗传的性格，那就是在中共及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竭力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扣到蒋介石头上的时候，张从未附和过，相反，他在多种场合坦承是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Ⅱ)》之“‘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一章，对此有详细的史料论述。 (2)1950年：外蒙古 外蒙独立，共分四步，最早便由孙文肇起。1895-1912年，孙在海外寻求革命外援的活动中，手里一直提着两件礼物，那就是蒙古和满洲。尽管当时的孙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送出这份厚礼，但却向日俄发出了“满蒙可任取之”的错误信号。内田良平回忆说，孙文一直讲“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外蒙也如此，然而当1912年各省开始重新统一组建中华民国时，外蒙却在沙俄的操纵下宣布独立建国。袁世凯不同意，沙俄被迫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要求实行自治。总之，在袁的手上没有弄丢。这是第一次蒙独，失败了。 1921年2月，白俄军队勾结蒙古上层王公，击败中国驻军，占领库伦，成立外蒙君主政府，中国军队退守买卖城。同年5月，蒙古人民党(共产党)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打败白俄，夺回库伦，同时将中国军队赶出买卖城。7月10日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红军从此驻扎下来，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才撤出，前后长达71年，而中国军队再也没能踏上自己的领土。当时的曹锟政府本想出兵夺回，但一面摄于苏联不断增兵，一面又要防备张作霖等国内军阀趁机作乱，只好频发外交文告谴责。这是第二次蒙独，成功了，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 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答应了斯大林的无耻要求，强迫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于1946年1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独立。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控下，以97.8%的赞成票率通过公投，宣布独立。这是第三次蒙独，成功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出于对斯大林支持中共的愤慨，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承认外蒙独立。今天台湾中华民国地图的北部是填平的，那就是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这就是前文所说蒋介石“半次卖国”的由来。 由于联合国接受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关于“不承认外蒙独立”的声明，因此，从国际法上讲外蒙古就还是中国的。但事情在1950年2月又起了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由于大陆在1971年成功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因此，毛对外蒙独立的承认也就发生了国际法效力，为外蒙独立的合法外衣缝上最后一针。这是蒙独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爱国愤青们如果想要收回外蒙，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华民国重新取代大陆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有学者建议两岸组成联合政府，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将来就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 (3)1957年：白龙尾岛 原名浮水洲岛(越南称夜莺岛)，位于北部湾中部。1955年7月，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守军夺取该岛，并设立“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1957年3月送给越南，并附赠一艘小型舰艇，以帮助越南抗击国军。1965年，又改口说租给越南，帮助其“抗美”。该岛至今为越南占领。 (4)1960年：江心坡-南坎地区 江心坡-南坎地区(今缅甸克钦邦，缅甸称江心坡为myitSone(河水汇合))，位于高黎贡山以西、迈立开江以东、察隅县以南、尖高山以北，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1926年被驻缅英军侵占，但民国政府从未承认。1960年10月，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将这一区块让与缅方，理由是“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但背后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将占据此地的国民党孤军引向国际争端(柏杨《异域》)。这种基于两党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领土让渡，不仅使中国永久性失去了对高黎贡山以西主权的声索权，而且也因为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而为印度段的解决树立了恶例，两年后艰难的中印边界谈判和战争证实了这一点。 (5)1962年：长白山、皮岛 1962年，中朝签订边界协议，“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发”，将一半长白山(朝称白头山)划归朝鲜，此后又应金日成的请求将皮岛(朝称椴岛)送给朝鲜。利用这座山，金日成为自己的革命英雄史编造了许多闪光的足迹。其子为自己的出生编造了诸多“祥瑞”和“神迹”，官方通稿说：1942年2月16日的凌晨，在白头山密营，“霎时出现的两道绚丽斑斓的彩虹和一颗圣星(光明星)宣告着他的到来，忽又飞来一只喜鹊——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金正日诞生了”。其孙金正恩将会为自己编排出怎样的神话，犀利公难以揣测。利用这座山，金正日修建了许多核基地，最近的金仓里基地距离中国仅40公里，如果点爆，第一个挨炸的一定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声称的敌人——美国。 (6)1963年：坎巨提地区 坎巨提地区(今巴基斯坦罕萨一带)，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1956年周恩来访问巴控克什米尔，主动提出将该地区让给巴方，1963年中巴签署《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正式确认。 (7)2001年：唐鲁乌梁海地区 唐努乌梁海地区(今俄联邦图瓦共和国)，位于唐努乌拉山以北，原属外蒙之一部，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1921年，在苏俄操控下，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唐努图瓦共和国”。1926年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又更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1948年5月7日，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声明“唐努乌梁海是永远属于中国的神圣的领土”。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承认唐地为俄领土(条约第六条)。经过国共两党的接力，这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归俄人所有。 (8)藏南地区 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曾经收回，但旋即退出，并且比“麦线”还要往北移。藏南如今被印度完全控制。印度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多党制政体，任何一个党派都不敢公开提议让步(只有独裁的政党才有可能“代民”让步)。中国期待印方妥协以达成分割协议，实属幻想。未来双方必有一战，当早定决心，勿在外交上抱幻想。 5、革命家为何热衷于向邻居送山送岛送土地? 一切皆缘于虚幻的革命目标、错乱的革命逻辑和自私的党权保护。 (1)虚幻的革命目标 对狂热的革命家而言，为了所谓的革命目标，送再多的土地、物资和人命，都在所不惜。 毛的革命领袖目标在三个时期有三种定位：1950年以前想当中国革命的领袖;1950-1964年想当亚洲革命的领袖;1965年开始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目标越大，卖国越狠。 1950年以前只是“卖蒙”，那是为了尽快签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结束在苏“吃饭睡觉拉屎”的无聊而又屈辱的冗长访问。 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斯大林当面说过将亚洲的革命交给中国负责，毛对此相当兴奋。参加朝鲜战争可以继续实施其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宏伟计划，这是他比中南海的将领和智囊们“高瞻远瞩”的地方。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做说服工作，直到1950年10月13日凌晨，最终“统一了思想”，做出了出兵决议。这样，18万条志愿军战士的性命就成为毛实现“亚洲革命领袖”的第一次献礼。为了“援越抗美”，1957年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是第二次献礼。1960年把江心坡-南坎地区送给缅甸，是第三次献礼。1962年将半个长白山和整个皮岛送给朝鲜，是第四次献礼。1963年将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是第五次献礼。这是大礼，更有小礼无数，犀利公略去不表。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年，毛一面酝酿清洗“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面做起了当世界革命领袖的美梦，这才是中国人噩梦的真正开始。毛几乎同时在亚、非、拉、欧四大洲施展其“毛式革命”的宏图。不仅送武器、送粮食、派“志愿军”出境帮助中南半岛各国共产党闹革命，而且把切.格瓦拉、尼雷尔、卡翁达、波尔布特等“好学生”们请进来，传经送宝。一时间，“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郭沫若《宇宙充盈歌颂声》)。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多匪夷所思的“革命景观”：宁愿自己人饿死无数，也要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宁愿自己的铁路不修，也要无偿修建非洲历史上最长的铁路;宁愿自己的军队使用旧武器，也要把新武器送到“援越抗美”的前线…… (2)错乱的革命逻辑 列宁说“无产阶级无祖国”，我们就把苏俄当作自己的祖国。 1921年，苏联红军占领外蒙。1922年，正当北洋政府要求苏俄撤兵之时，孙中山却与苏俄代表越飞商洽签署《孙越宣言》，支持“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1929年，正当中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为争夺中东铁路而打得异常艰苦之时，远在南方腹地的中共却高呼“武装保卫苏联”，并计划派中国红军去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以策应苏联红军。 1944-1945年，苏联出动正规军和飞机，在苏军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策动伊犁地区叛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屠杀大批汉民，进攻中国守军，国民党将领陈伯良、高炜、杜德孚、曹日灵先后自杀殉国。中共不仅声援叛乱，建国后还将此事美化成“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1960年代，苏联再次策动这些致力于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的“革命者”搞叛乱，毛才停止了“三区革命”宣传。“革命家”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先是逃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等一干文人的文章，为“蒙独”大唱赞歌。“卖蒙”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国际共产主义壮举。晚清时期发生过多起令中国人痛断肝肠的割地悲剧，但从未出现过象毛时代这样举国欢腾的卖国场面。这种以耻为荣的革命逻辑亘古未见。 以上这些史实所反映出来的革命逻辑，已经不能用“错乱”来形容了，简直就是混账。 革命家不是以“爱不爱国”而是以“爱不爱党”来区分敌友、评判好坏。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534页)。在革命家眼里，几近亡华的侵略者倒成了我们的恩人。屠杀了近30万华人的波尔布特也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学生。 为抗日丢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不是爱国者，因为他曾经和共军作战。而投靠汪伪并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的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却是“爱国者”，因为他参与了西安事变并抓住了委员长。 唯一存世的“八百壮士”、90岁的杨根奎只能到“台湾找国民党落实政策”(四川金堂县政府关于杨的养老金问题的答复);而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原书记耿促进，虽然因出卖国家情报被判入狱，但工资补贴福利照拿，别人加工资他也照加，因为黄冈市委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党纪政纪处理，他还是党员。 我们不应当对逯局长和钱村长的事感到意外：逯局长必须官复原职，因为他是党的好儿子;钱村长不得不死，因为他擅自为民请命。 (3)自私的党权保护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革命家的口头禅。所谓“党的利益”，就是一党永霸政权、独享利益。只要能保住党的权位，送山送岛送人送物都在所不惜。 1894年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其《章程》犹如项目投资广告：“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对利益的诉求可谓赤裸裸。 对革命家而言，最近的威胁莫过于邻居，所以，安抚好邻国就成为执政党的首要选择。为了防止美帝通过邻国搞渗透搞颠覆，即便是再弱小的国家，也要向其作最大的利益让步。“固边”的目的就是要将邻国变成中美之间的隔离圈。周边国家个个都摸准了中国政府的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状：只要承诺不干涉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内政”)，就能够得到中国的利益让步;只要与美国表示一下亲热，立马就可以让中国神经紧张。南海周边五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甚至连朝鲜都常常拿与美国单独约会来吓唬中国，以敲诈更多的援助。 可见，只要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更谈不上什么人民的利益。 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卖国并不罕见，但像革命家这样没有底线却是罕见的。越革命越卖国，这是我们通览近代史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与偏执的孙中山和老辣的毛泽东相比，推崇理学、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其“革命性”要弱得多，正如诸多史学家总结的那样，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随着美、苏、日等国档案的解禁以及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历史渐渐显露出真面孔。戴在蒋头上的卖国帽子在一顶顶地被掀去，而戴在孙和毛项上的爱国花环却在一圈圈地被扯下。从蒋在大陆所处理的诸多国家重大事件来看，他没有因革命而卖国。如果说孙、蒋、毛这三位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家有什么区别的话，这就是。 有两位近代“反革命”军阀的行为，似乎更颠覆了官版教科书的标准结论。 曹锟，布贩出身，1916年9月担任直隶督军，实控北洋政府，1923年10月通过向议员发出573张银元支票而贿选为民国第五任总统。1921年7月，苏联红军出兵帮助外蒙独立，曹督军大骂，坚决不予承认。1937年12月，日本扶持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汉奸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土肥原贤二请曹锟出面当头，曹断然拒绝：“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去世后，国民政府感于他的忠贞不屈，追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 吴佩孚，秀才出身，1924年9月8日，以“中国最强者”(BiggestmaninChina)的声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成为上该杂志封面的中国第一人。1921年，吴拒绝苏俄邀请其为中国革命代理人的“美意”，公开宣称“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做督军”，人称“四不将军”。1935年，日本人发起“华北自治运动”，多次引诱吴出面组织伪政权，吴严词拒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土肥原又多次登门请吴“出面工作”，吴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1939年12月4日，汉奸齐燮元带日本特务川本、军医石田及护兵若干进入吴宅，切破吴的喉管，“血流如注，一叫而绝殉国。”吴的长孙吴运乾当时10岁，亲眼目睹了罪恶的经过。 6、帖后语 (1)本帖无意为讨回“革命家已经出卖的领土”提供支持。在人权与主权同等重要的文明时代，不讲人权却热衷于高谈主权，无异于帮贩卖自己的人贩子数钱。唠叨几件领土的往事，是想告诉大家近代中国的革命家们没少折腾。 (2)本帖无意下“近代的中国革命都有罪”的结论，仅是指出借恶邻之力闹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危害。孙、毛结交的日俄两国，贪得无厌，勒索无度，每一次签订中外不平等条约，不仅割走我大片土地，索银也是其他列强的十倍甚至百倍，让中国背上难以翻身的沉重债务。 北边的壮熊贪婪成性恶习不改，而南边的肥羊却好大喜功毫无记性，这是一百多年来中俄双方形成人喜我悲的关系现状的根本原因。在去年朝鲜半岛的危机时期，不少“智囊”建议中国重建“中俄朝联盟”以对抗美国，犹如绵羊因为对大象产生无来由的恐惧而愚蠢地拉豺狼作朋友，真是愚蠢透顶!在未来某个关键时点，如果中国再次在俄国人面前丢失重大利益，犀利公不会觉得意外。 正是由于孙在国土意识上的模糊并以日为友，才导致以攫取“满蒙西(西伯利亚)”为目标的日本大小间谍，打着“帮助中华，驱逐鞑虏”的旗号，蜂拥入华，遍布于中国的军政商各界。满清时期他们是贼，满清之后他们是友，成为各地讲武堂和各家军阀的座上宾。他们拥有正义之名、合法之身，公开搜集中国的情报，大力培植亲日代理人。以至于抗战期间，日军的地图比国军的精，日本政府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比国民政府要准，组织起汉奸政权和汉奸队伍来得心应手。 (3)本帖也无意下“联外反内就是卖国”的结论。华盛顿接受法国和西班牙的军援，推翻自己的政府(英国是美国人地地道道的宗祖国)，就没有卖国。华盛顿也直接借助外国军队的帮助。1777年6月，20岁的法国陆军上尉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率领他自费购买的一条军舰和士兵，登陆美国，参加两年前爆发的独立战争，两个月后被大陆会议授予大陆军少将军衔，这是美军当时的最高军衔。总司令华盛顿直到21年后的1798年才晋升中将。拉法耶特参加了宾西法尼亚战役、巴伦山战役、远征罗德岛等多场战役，并在白兰地酒战役中腿部负伤。1778年1月至7月，他又回到法国招募一支援军，重返美国，用自己的存款支付士兵粮饷，参加1781年的约克镇会战，迫使英军投降，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当年底，拉法耶特回到法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并两次出任法军总司令。美国人感谢拉法耶特的无私援助，分别于1824年和2002年两次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其后代也同样享有这个称号。历史上得此殊荣的仅有6人。华盛顿与拉法耶特建立了父子般的感情和友谊。1787年主持制宪时，华盛顿征询拉法耶特的意见，他指出了宪法存在的漏洞——没有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力。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0条“权利法案”，这就是成为美宪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修正案”。 美国革命家接受的外援，不仅自掏腰包不索取任何报酬地帮其闹革命，而且还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权。中国的革命家邀请的外援，不仅割我土地、抢我矿藏、淫我女人、烧我城池、毁我文明，而且崇尚专制与压迫。乔治·华盛顿的“美式革命”带给世人很多有益的启迪，这不是本帖的话题，以后再叙。

  历史的宏大总是被语焉不详的记录，而具体的所思所为所言却被淹没在这宏大之中。每个被记载的人都看起来面目僵硬，甚至有些还会被脸谱化，全然体会不到那是一个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体。那些被历史记住的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他们的一生无比有趣，经历无比丰富，生活和内心不可能像书中记载的那样干巴巴。他们其实与你我一样，会身陷困境，会迷恋姑娘，会吃喝拉撒。在他们的眼中，天也是蓝的，草也是绿的，他们也曾如你我这般鲜活。其实，翻开书，去探究只言片语背后的故事，才是读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重评袁世凯   文/叶大宽（斯图加特大学）     一：题引   今年恰逢民国百年，也说说民国的那些人。 通常说起民国，最多被提及的应该是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以至现在逢年过节什么的孙老还是会被请去广场做客。如果说孙文算是民国的“亲爹”，那第二任总统就该算是“继父”。无奈这个继父名声一直不好，甚至背着“窃国”的骂名。平心而论老袁这么些年有点冤。论文治武功，项城都可以说是不世出的人才。以致被后世所诟病的两大罪状，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说是在历史的岔道口没看清楚路。 袁世凯从根本上说是个出色的旧官僚，从底层一点点爬到国家元首的位置。中国自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必有过人之处。如果因为一个大错而将其一生否定，实在有失公允。袁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且非常聪明的人，这点非常难得。智慧和聪明是两码事，有智慧的人能做好大事，聪明的人能做好小事。能同时有这两个特点的人，堪称人杰。袁的聪明和手段曾将他带向辉煌，但他却也最终栽在自己的“手段”上，真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早年间也曾纠结于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颇有些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后来逐渐明白，英雄生于一个时代，天生具备一些性格因素，在那个时代摸爬滚打，磨练自己，最终有能力改变时代；而一个时代，又为这些英雄提供舞台，成就他们，并被他们改变。二者之间本就是相互作用，很难分开来看。这也是我为何不喜欢马列主义史观的原因。在那里，一切都是必然，全然抹杀了人的个性，似乎只要精确分析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推导出下一步历史如何发展一样。尽管从宏观上看，马列史观还是没错的，但那也要以三五百年为一个单位去考察，而且不免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在一个人短暂有限的生命中，想要靠马列史观预测历史的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试想，如果孙中山在清廷驻英使馆被秘密处决，如果摄政王载沣一念之差将前来暗杀的汪精卫斩首，袁世凯在朝鲜被日本人抓到，如果胡长保没有替毛泽东挡那颗致命的炸弹，如果希特勒在一战的前线被一颗流弹击毙，历史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么？ 历史的宏大总是被语焉不详的记录，而具体的所思所为所言却被淹没在这宏大之中。每个被记载的人都看起来面目僵硬，甚至有些还会被脸谱化，全然体会不到那是一个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体。那些被历史记住的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他们的一生无比有趣，经历无比丰富，生活和内心不可能像书中记载的那样干巴巴。他们其实与你我一样，会身陷困境，会迷恋姑娘，会吃喝拉撒。在他们的眼中，天也是蓝的，草也是绿的，他们也曾如你我这般鲜活。其实，翻开书，去探究只言片语背后的故事，才是读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二：袁氏起家   民国初年的历史初读起来就是一笔糊涂账，牛人太多，你唱罢来我登场。通常，历史上记载的这类人物个个都像奥特曼似的，一出场就会打小怪兽。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导演和编剧的现实生活一定不会是这样子的，“人，生而牛逼”是一件一直听说却从未见过的极端不靠谱事件，再拉风的人生也是要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一般说起袁世凯，通常世人对他最早的印象就是小站练兵。但一出场就被西太后钦点操练新军，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袁家祖上读书做官，祖辈四兄弟皆中功名，袁甲三甚至做过曾国藩的同学，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又和李鸿章一起办过安徽团练。袁世凯幼年时正值项城闹捻军，袁氏家族修堡寨防止捻军来抢地主家余粮。小袁同学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寨子里，看惯了真刀真枪的砍杀，骄矜胆大也就是情理之中。等到小袁七岁时，被过继给叔父袁保庆做子嗣，生父袁保龄则一直受李鸿章器重，官至二品，结交到不少如刘铭传、丁汝昌这样的高级将领。作为如假包换的官二代，一般说来花钱大手大脚，倒也能结交到不少朋友。不过小袁同学运气实在不错，仗义疏财竟然还笼络到了二十多岁的落魄秀才徐世昌，从此收为谋士。有时读史书不得不感慨，牛人们真的是从年轻时就扎堆出现的。从刘邦青年时聚集起来的班底，到朱元璋从军营带走的那一小撮人，再到青年毛祖结交的朋党，那些年轻人在当时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甚至是落魄苦逼，谁能想到数十年后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 少年袁世凯也是想过要考取功名，走父辈祖辈老路的。无奈实在不是考试的料，屡考不中。但要是就此认为袁世凯不学无术那就大错特错了，袁属于那种典型的“非考试型人才”。尽管连清末名士张骞都教不会这个学生写八股，但好在人家课外书看得多，兵书时文读起来没日没夜，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仗着家里有背景有关系，安排一下工作是没问题的。1881年，怀着“考场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悲壮心情，22岁社会青年袁世凯，以本科毕业之龄，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 第二年6月，袁世凯随吴长庆率领的军队入朝平定“壬午之乱”，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吴长庆曾跟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想必是从小看着小凯凯长大的。自家叔叔大爷，照顾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个侄子还聪明伶俐办事靠谱，属于提拔的起的。三年后，吴长庆辞世。这时候人才在小公司任职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袁世凯一跃成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当时朝鲜实际掌权的是闵妃，袁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远不是后来那个胖子的造型。据说两人还有一段私情。都是年轻人，谁还不犯点生活作风错误。这段私情必然是不能写入正史的，不过既然连日本史学家兼袁世凯在朝鲜的跟屁虫佐藤铁治郎都一口咬定，再看看小袁后来在朝鲜收沈舜泽的婢女，此事恐怕也并非子虚乌有。另外插一嘴，袁虽然花，但谁能想到后来的“洪宪皇后”竟是他17岁迎娶的原配夫人？比比同时代的其他领袖，袁几十年不离不弃，我们又相信爱情了。 不过光凭女人缘当然不可能有他后来的成就。袁世凯在朝鲜治军还是相当有一套的。部队嘛，都是大小伙子，军营里漫天飞舞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撒出去的大兵调戏个把姑娘也是常有的事，驻朝的军官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这个袁项城，绝不手软，连自己的马夫都因为这类事给斩了。做他刀下鬼的还有主将吴长庆的厨师。连老大的人都敢杀，这种人想要训练出一支军纪不严战斗力低下的军队也难。至日本人侵朝时，袁的部队力敌日军，战斗值远高出当时普通的中国军队。当了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仗着年轻力壮，大小政务一手抓，颇有当年劳模朱元璋的风采，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那一年，袁26岁。看着现在满街啃老的26岁青年，不得不感慨，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袁世凯前后总共在朝鲜呆了12年。这12年间，日本完全无法染指朝鲜。肿么样，有没有点袁崇焕守辽东的意思？直到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酝酿已久，一万多人扛着大炮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过来抗清援朝，袁才傻了眼。不过在绝境中他也没少了好主意，请求叶志超派兵围住皇宫，让日本人干瞪眼。无奈叶志超一边打点行装准备跑路一边回信“别理我，烦着呢”，那就神仙也没办法了。袁一生手腕甚多，每逢绝境总有良策，恐怕也是从小不读迂腐之书的缘故吧。   三：小站练兵   尽管在朝鲜表现不俗，不过毕竟是在小公司，人才少，回到大清就不同了。你一个科举不第无奈投军的毛头小子，谁把你当回事啊。不过袁世凯之所以是袁世凯，就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要说小站练兵，得先从大清军队私有化讲起。军队本应该是国家所有（不许联想），怎么到了清末军阀们都各个拥兵自重了呢？要说大清第一支成气候的私有军队是曾国藩的湘军。太平天国起义年间，八旗军没有丢了中国历史上末世军队的优良传统，把“不堪一击”这一技能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一时半会还看不到技能冷却的趋势，半壁江山拱手送人。朝廷不得不令民间办团练。当然了，朝中有人好办事，作为朝廷命官的曾国藩操练起军队来自然是得到了清廷的大力支持，湘军势力也不断做大，最终平了天平天国之乱。只是，军队聚起来难，解散就更难了。百十来万上过战场砍过人的家伙，一下失业散落到民间，朝廷又一时制造不出那么多就业岗位安置，只能等着再被造反了。不过曾国藩也是明白人，怕朝廷觉得自己拥兵自重，分了不少势力给李鸿章和张之洞。但不管怎么分，也都还是私人军队，一时解散不了。这时候军队尽管实际上私有，但基本还是听中央政府调遣的。当然，作为另一支优秀的末世军队，湘军淮军毅军也没丢掉老传统，战力急速下滑，甲午一战全线溃败。朝廷当然是捉急的，好不容易有点能打仗的军队了，还是这个德行，外敌又打到家门口了，肿么办？木法办，再建一支新军吧。于是就着手准备在小站编练新军。 这时候恰逢有志青年袁世凯从小公司调任到总部，自然对这一新开设的前途光明的部门很有兴趣的。当然，公司的高层领导也是要结交的。因为在朝鲜出差期间工作出色，李鸿章对袁世凯颇是赏识。小袁也会来事，早请示晚汇报各种马屁拍的领导心花怒放。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荣禄，也是相当欣赏袁世凯。本来嘛，工作出色又会来事的员工谁不喜欢，加上又是公司急需用人之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早在光绪十二年十月（1894年11月），胡燏芬就已经受命开始编练定武军了。原本人家屁股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应该就没袁世凯什么事了。相传小袁那时重金买通赛金花，从王修直那里得兵书一套，李莲英也从中帮忙，让袁世凯在慈禧太后面前句句说的都是老太太爱听的，再加上在朝鲜有带兵的经验且出手不凡，甚至还帮朝鲜训练过“新建亲军”，比广西按察使胡燏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愣是把人家给PK掉了。 乱世英雄，手里一旦有兵权，就算蛟龙入水再也不回浅滩了。新军编练，朝廷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枪炮足量供应。袁世凯带兵也确实有一手。作为从底层爬上来的官僚，对军队恶习是相当熟悉，所以每次发饷都亲自监督营官。由此看来，基层工作经验是多么重要。纵观历史，真正能做成事的，都须熟悉底层官僚是在制度内怎么个玩法。那些身居高位却整天凭空想象的，终究会见识什么叫人民群众的智慧。以袁多年的工作经验，深知一盘散沙的军队到战场，除了给对手平添胜率和经验值之外毫无作用，于是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抓一抓，在军营里特别强调士兵的绝对服从意识。这样一支军队的战力在当时的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当然如果只做这些，也不符合他老谋深算的工作作风，个人势力也是要培养的。有次袁视察士兵操练的时候赶上下雨，手下赶紧给领导撑伞，被袁呵退。士兵看到老大跟他们一样站着淋雨，心里的感动真是乌央乌央的，啥也别说了，跟着老大好好干吧。再看看今日有些领导让手下给撑伞还自我感觉良好的熊样，顿生感慨：没出息的玩意。其实人民群众要的并不多，能给个公平，他们就能卖命干。新军士兵出操前，也要训话：“咱们吃谁的饭?”“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咱们给谁出力?”“咱们替袁宫保出力！”至于手下的军官嘛，生于乱世，跟着袁宫保能打胜仗能活命，封赏也舍得给，自然没有生二心的道理。所以即使后来袁世凯被开缺回原籍，全国上下也依然只有他能调动北洋军。   四：镇压拳乱   先说一句：如果有人认为义和团是革命行为不是暴乱，请自行阅读相关文献书籍，基础教育工作不打算在这篇文章里做。至于想争论袁世凯镇压拳乱是反动举措的高中以上学历者，请将鼠标移至屏幕右上方那个小红叉，并轻轻点击。 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能带大军的成功官僚，只要有钱有政策，他想守哪块地，对手就休想染指。 当时山东的拳乱非常严重，袁世凯手里的兵又是有限的，要是换个草包“处处有匪，处处增兵”，齐鲁大地就算被折腾死了。所幸当时山东来了个好巡抚，百姓才得以安宁，生灵才免遭涂炭。 袁在山东平乱，颇有如今“维稳”之风。先是发公告予以取缔，当然了，公告是没用的，要是有用还要手下的军队干嘛。不过公告一发，算是确立了义和团在山东为非法组织的性质，法理上占了优势，动起手自然就方便许多。毕竟1898年11月，朝廷发谕令，效仿平定太平天国的举措，责成四省办团练，义和团在当时还是个合法组织，不方便镇压。（其实现在“维稳”也是一个道理嘛，先要招告百姓，你们虽然按照宪法有集会自由的权利，但这次是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不一样，再闹事就别怪国家机器很黄很暴力。）之后再发一篇告示，说如果你们真的是扶清灭洋、爱国的话，那么天津前线更需要你们，你们赶紧上天津前线，谁不去的话那谁就是伪团，需要开刀镇压。发过公告后就是设兵丁盘查，取缔非法集会，悬赏群众举报，挑动群众斗群众，稍有常识的官僚一贯都用这个手法，不足为奇。能让人称奇的是袁宫保与义和拳大师哥们的那顿鸿门宴。 话说袁项城换走草包巡抚毓贤走马上任后，就请义和团的几个大师哥赴宴。席间袁宫保要几位大师哥当场表演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希望能开开眼。当然他是不信的，当然大师哥们也是没这个本事的，所以理所当然的大师哥们都被洋枪打了个透心凉，估计死前特后悔来吃这顿饭。首恶已死，拳民们也知道此人不好惹，于是一行人马卷铺盖走人，在哪不是混嘛。其实说实话老袁这招挺缺德的，但如果仅凭这点小聪明，那也就不是他袁世凯了。大师哥被打死后，拳民们也是相当愤怒，发誓报仇也是情理之中的情节。不过一想到那近万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怒气瞬间就消了，纷纷表示情绪稳定。加上之前的种种措施，义和团之乱在山东破坏是最小的。 政治正确，兵力调配得当，手段高明，软硬兼施，未杀得滚滚人头，对社会破坏小。总之，做的滴水不漏，不由得你不暗暗佩服。   五：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袁世凯一生最受后人病诟的就是两大罪状：窃国称帝，签订二十一条。 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评价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人支持他复辟，全盘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意如此，非原文）想当初年幼无知，还真相信过，现在想想，图森破乃义唔了。纵观袁世凯一生，最痛恨的国家就应该数日本。从二十多岁在朝鲜跟日本作战，直到晚年被迫签订二十一条，真找不出哪个阶段他对日本满怀友好之心的。再说了，为了称帝签这样一个条约，那称帝接手这个烂摊子不是脑子坏掉了么？而且，已经坐上国家元首位置的人，面对这样的条约，总归是要顾忌身后骂名的，袁还没有路易十五那种“哪管死后洪水滔天”的气概。其实《建党伟业》里说的还算属实，袁是在被逼无奈愤慨不已的情况下签的，而且真正签署的和日本最初提出的还是有差异。 如果没有日本，1914年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会是舒心愉悦的一年。欧洲那边一战开打，列强们都无暇东顾了，外部压力骤然小了许多。经过最近两年的文攻武斗，各方政敌也基本被扫平，至少近期内是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民元国会被搞垮了，“大总统”权力扩张，一些法规制度逐渐被制定出来，动荡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眼瞅有机会走上正轨了。可偏偏上天不想让袁世凯过好日子，欧洲战事一起，日本就对德宣战。倭人们没胆子打到欧洲，但借宣战之机欺负中国的胆子他们还是有的，而且大得很。于是乎五万多日本远征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要从德国人手里抢夺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当时驻守青岛的德军大部分是德国海军，对于陆战不管是训练还是装备都差了日军一大截。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还是不辱盛名，硬是抵抗了两个多月才投降。 日军历来的传统就是胃口越喂越大，从一战到二战历来是这个样子。占了胶东的日本不甘扼守一隅，1915年1月18日，正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全部条约有5号，共计21款，所以习惯上被称为“二十一条”，并勒令中国政府必须完全保密。现大抵概括每一号内容如下：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2.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4.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这些条约中，有些是日本实际已经在中国取得的权益，只是之前没有正式文件确认。真正最恶毒的，是第五号的七款。其实这第五号，本是“建议”条款。根据曹汝霖的回忆，当初赴日本游说疏通的有贺长雄报告说，日本的政治元老们根本就不知道有第五号。而且这二十一条也没有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完全是大隈重信内阁私自采取的保密行为。日本人向来有“争功“的传统：大隈内阁为了争功炮制出个二十一条，不过好歹还把第五号列为劝告条款，不抱太大希望；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则更进一步，极力促成这第五号。除了武力威胁，日本人也没忘记怀柔政策，妄图双管齐下。只是这些怀柔政策仅限于“保护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全”“帮助取缔革命党活动”的程度，万没有看出有支持袁称帝的意思。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外交危机，稍不留神，不是大兵压境就是丧权辱国，将重蹈甲午之覆辙。常年混迹于官场的“老油条”袁世凯打太极的功夫甚是了得。他给当时中方谈判代表陆征祥下达的指示就是“拖”，拖得越久，就对中国越有利。毕竟要花时间搞清楚日方底线，而且这样的密约一旦有机会被透露出去，英法列强也不会坐视不理。谈判桌上慢条斯理的背后，是一连串紧锣密鼓的秘密外交行动。重金收买的日本间谍，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这些人一刻也没闲着，兵分两路，一方面打探日方底线，一方面悄悄把消息透露出去。1915年2月13日，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泰晤士报》就刊登了有关的社论，引得西方列国哗然。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国际压力却是日益增大，气急败坏的日本人终于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如果48小时内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袁世凯 如果觉得两国交涉之事太过难于理解，不妨换一种表达： 有天一群看上去像拆迁队的人端着AK-47冲到老袁家，要拆了他家的客厅和主卧。老袁在家翻了半天，能用于搏斗的除了菜刀就只剩下擀面杖了。于是老袁一面跟拆迁队嬉皮笑脸打哈哈，一面安排儿子联系拆迁办，又让老婆去天涯上发帖。终于，儿子打听出其实只要拆了主卧就行了，天涯上也是上万的回帖声援。这时拆迁队也怒了，说一个小时内不让我们拆了主卧就把你家连根端。没办法，一家老小也只能接受现实。 大体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不管怎样，城下之盟还是签了，不过对比最终签订的条约和日本最初提出的条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最凶残的第五号被废除；第四号被删除，改由中方自行声明，多少保全了一些面子；无限移民和日商课税“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 而签订的内容，有很多也被袁世凯以各种手腕破坏掉。想在中国租地购地的日本人发现中国的土地市场像是中了邪一样，一寸土地都买不到，因为他们不知袁有密令，对于胆敢卖土地给日本人的国民一律按叛国罪论处杀无赦。日本移民渐渐发现一走出附属地，生命就有危险，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暗中派了帮会盯着他们随时准备找茬。被请来当顾问的日本人，也觉得政府一直也没顾得上问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袁本来就没打算理他们。至于日本当时在山东的权益，本已是即成事实，无力改变，唯有接受。 “创巨痛深，引为惭憾，以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招侮，事非旦夕。”—袁世凯 弱国外交，平心而论，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另外必须要说的是这时候的革命党人。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如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人，尽管在袁世凯的通缉名单上，日夜面对被捕杀的危险，非但不趁机发难，更是号召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在美的黄兴写信给冯自由，让他转劝孙文“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不趁国难谋利，这是何等的胸襟大义。纵使功败身死，却也名耀青史。呜呼，读圣贤书者，当如是也。而卖国之父中山樵此时却正忙于与日本签订比二十一条更苛刻的《中日盟约》以求获得日本支持。政治操守，人格品行，高下立现。 附注：《中日盟约》相关链接 http://baike.baidu.com/view/5349206.htm   六：窃国者乎？（上）   事情还要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说起。 其实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已经发动过若干次起义了，每次都被当地的政府军镇压。但这次武昌起义却是政府军所为，只能从外地调兵镇压。10月14日，朝廷下诏，命袁世凯任湖广总督，节制诸军，平息叛乱。鉴于1908年的时候，袁世凯曾受朝廷欺负，以患有足疾为名被开缺回原籍，这次老袁傲娇了一下，说老子脚还没好，不干。朝廷再催，老袁说没钱，出不了兵。最后逼的隆裕太后孤儿寡母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朝廷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再不开工就不厚道了，10月25日，袁命段祺瑞、冯国璋奔赴前线。革命军遇上北洋六镇，被叮咣五四的一通修理。段祺瑞深谙主意，把革命军吓消停了，便隔岸观火起来；而冯国璋却不明就里，拼死卖命，至11月27日，冯国璋手下军队已经攻克汉口汉阳，武昌唾手可得，袁老四生怕失去革命军这支最重要的筹码，急电令冯国璋停止作战，由此也可以看出老袁身后段、冯二人的手段高下了。老袁拦住冯国璋后，转身又跟朝廷说：军费用完了，给钱，不给钱这仗没法打！这下龙椅上的孤儿寡母可傻眼了：上回就把私房钱都搭上去了，现在从哪变出白花花的银子啊。这期间朝廷里有一帮主战的大臣们不断非议袁世凯平反不力，袁滑头干脆上折子，动员这些个王公大臣们凑军费。这下那帮叽叽喳喳的老头子们全老实了。那帮王公大臣们其实是有钱的，从祖宗开始，捞了两百多年了，再怎么没落，搜遍北京城的深宅大院，凑几年的军费是不成问题的。但很显然，这帮善于捞钱的货没有毁家纾难的觉悟。毕竟天下不是自己的，捞回家的库存可是自己的。于是乎，纷纷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表示为天下苍生，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所以说，“腐败让政权更稳定”这话虽不假，不过也只用于太平年间，到大厦将倾之时，呵呵，你懂的。 革命党这边，热情奔放的干革命，起义了这么多次，终于眼瞅要成功了，可这老袁一来，鼻子里明显能闻到成功的味道越来越远了。看来，中华之内，能够“驱逐鞑虏”的，唯有项城一人。早在1911年11月8日，被糊里糊涂推选为“大元帅”的黎元洪就写信给袁世凯，推举袁为大总统，袁见信笑而不语。12月2日，各省代表商议，如袁反正，则公推为大总统，袁继续笑而不语。12月9日，黄兴复电，表示如袁投奔革命，举为总统。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随即电联袁世凯，强调自己“临时”的身份，随时准备让位。1912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再次强调，清帝退位即解职。孙与袁之间，颇有点类似刘邦项羽约定的“先入关者王之”。孙这个先入关者，实力不如人，尽管心里一百二十个不乐意，也只能拱手将王位让与袁世凯。天下本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说袁公“夺权”或者“另立政府”尚有情可原，这“窃国”之罪恐怕是有点冤枉他了。以今观古，难道能说项羽是“窃国”吗？秉笔写史，历史轮回耳，不宜做诛心之论。 “革命”期间纷纷宣布独立的省份大抵上都是“墙倒众人推，起哄凑热闹”的。待到中央政府重建之时，自然会乖乖回到祖国的怀抱，重新沐浴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形势到这个份上已经很明显了，两边的命运全在袁世凯手里。而袁世凯倒向革命党人，也是意料之中。“养寇自重”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如果效忠清廷，再怎么功勋卓著，也是人臣；而倒向革命党，终结气数已尽的满清，那自己可就是开国之君，与权臣不可同日而语。 老袁一辈子善用手段，即使他已经决定推翻清廷自己坐江山，也不会玩什么跟革命党人兵合一处然后杀回中原这种评书里听起来很过瘾的把戏。用“凑军费”的理由让朝中主战的大臣们闭嘴后，他就开始给寡妇隆裕做思想工作：你看吧，仗是打不下去了，可咱们不打那帮革命党就要打到紫禁城来，到时候您老不想学前朝的崇祯爷去“自挂东南枝”吧？现在全国各省也独立的差不多了，玩不下去了，不如体面一点自动退位吧，趁着我这把老骨头还在，给你担保退位后的优待费，那帮革命党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与此同时，又暗令冯国璋部兵变威逼，段祺瑞率领北洋军诸将领向孤儿寡母发出了逼宫通电，电中甚至扬言要率北洋军上京，终于吓得最强硬的良弼和溥伟也统统闭嘴，举双手支持共和。自始至终，袁老四都不愿意撕破老脸，始终在双方之中斡旋，把黑锅全部推给部下去背，不得不感慨其手腕之高明强硬，干净利落。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 两千多年的帝制，就这样被袁世凯终结了。没有血流成河，没有火光四起，没有鸡犬不宁，就这样平静的终结了。倘不是袁世凯，换做第二个人，燕赵之地，怕是免不了一场兵灾。 按理说，袁世凯逼退清帝，革命党应该按事前的承诺推举袁为大总统。但要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真是让人浑身上下的别扭。按照辛亥年间的政治设计，中国本来是要采取美国式的“总统制”，即大总统有至高权力。等到革命党要交出权利时，突然舍不得了，加之又不信任袁世凯，非要搞“内阁制”，即大总统是虚君，真正的权利由内阁掌握。这事平心而论孙、黄干得有点太理想化，怎么能幻想让手握重兵的枭雄袁世凯甘心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呢？再者说，中国历史上开国的皇帝个个雄才大略，哪里会有一开国就做虚君的道理呢？袁世凯心里也别扭，毕竟逼退清帝的是自己，却要接受孙、黄所立的法统，从他们手里接过“大总统”一职，真是万分不甘心。 不要小看这个“法统”问题，这可是政治继承中最关键的问题。《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纪纲是也，通俗地讲就是法统。继承了一个法统，就要在这个法统的框架内行动，不得逾越，而袁，很明显是想自己另立法统的人。且看今日之政坛也是这个德行，每一任领导人上台后，都要提出一个“思想”“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玩的都是法统之争。立了法统，才能算得上“一代”，不再是前任的延续，不必再受前任政策的制约，可以拉起一票人单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常常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调侃嘲笑，领导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的缘故。有句话说的好，中共历来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深以为然。而对袁，这个“法统”问题，对他后来的称帝之殇，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管怎样，溥仪退位，孙中山在南京宣布解职，参议员随即于2月15日全票选举袁公继任。但这时袁世凯所担任的，还是个“临时大总统”。善了个哉，本来想逼宫后承清廷之命，开国会自立为“大总统”，不曾想到头来只是个孙中山的接班人，还是个“临时”的，另附诸多限制，这算是白忙活了。 在当时，论全国范围内的声望，袁还在孙之上。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许多人不服，章炳麟就曾说过“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袁世凯就任后第二天，孙中山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确立了“责任内阁”的政府组织原则。3月13日，袁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3月29日，组阁完成，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解职。至此，经过短暂的混乱，新朝初建，南北统一。无论怎样看，袁当这个“临时大总统”都算不得“窃国”。乱世江山，有力者居之。   七：窃国者乎？（下）   孙解职后，并未出任新政府官职，而是开始了全国巡讲，宣传他那套革命理论。革命党人大多数被安排到新政府中无关紧要的衙门，甚至孙、黄也被袁世凯建议去实业救国。新政府虽然是组建起来了，内部运作却是一团混乱，莫要说袁本人，就是袁手下的重臣谁也不听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话，搞得唐只干了三月不到就挂印辞官走人。总理走了不要紧，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需要在十个月内召集国会。对新召集国会，袁世凯和革命党都是相当有兴趣：袁需要国会选举他做正式大总统，革命党则想要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新国会仿效美国，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各省和海外有固定的席位，共有274人。众议员席位则依据各省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既然有了议会，就必须有政党。想要入朝做官，不加入一个党派是不行的。一时间中华大地大大小小的政党遍地开花。唐氏内阁解散后，宋教仁光荣下岗。于是这位老兄高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开始了轰轰烈烈建党伟业，最终于1912年8月25日在同盟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在随后的大选中，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参众两院841席中的39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股东。高层方面，唐绍仪和赵秉钧也都被说服加入国民党，真可谓是盛极一时。 国民党选举获胜，依法应由作为党首的宋教仁出任总理并组阁。袁对宋并非在一开始就动杀机，本是想先加以笼络，如果能相处安好自然是最好不过的，如果实在不能为我所用，再除掉不迟。一上来就想着杀人，那是麻匪，不是政坛老油条的做事风格。袁虽有心重用宋，但继唐绍仪后出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可是有点坐不住了，如果等到宋教仁到京城入阁拜相，就没他什么事了。可能是知道了袁本有除掉宋教仁的腹案，赵秉钧就自作主张的张罗起这事来。但这个笨蛋事办得太不利索，找了个失业军人当杀手，杀手行刺完后也不知道保密，要不说业余选手靠不住呢。事情败露后，警方本着替杀手界清理门户的想法，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笨蛋雇这么个杀手办这样大的事。一路上查，终于查到赵秉钧头上。一般说来出了这类事情，就算是受袁指使，自己死扛下来就好了，后台老板铁定是不会动真格处罚你的。可这个笨蛋竟然宣称是“受上意”，那就活该你倒霉了，最后也未得善终。真是活活笨死的。 宋教仁案至今仍是民国著名的疑案之一，学界也一直没有定论，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孙中山陈其美密谋主使的。如果当真是袁世凯下的暗杀令，以老袁一辈子做事滴水不露的风格，警察全然是没有机会查到赵秉钧头上的。但不管是谁的主意，这帐算是妥妥的记在袁世凯头上了。但换一个角度看，既然这事能一路查到内阁总理的头上，没有抓几个无证电焊工当替罪羊，可见当时司法还是相对独立和公正的。黄兴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一直主张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宋教仁遇刺案。但近代的职业“革命家”普遍法制观念淡薄，都觉得法律不是挡箭牌。等孙中山3月25日从日本回来，一怒之下，要来个“二次革命“，起兵讨袁。当时国民党高层，除戴季陶附和起兵外，大多像黄兴一样主张走法律渠道。当时国民党作为第一大党，政治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袁投鼠忌器，多半不敢背负主动开战的恶名。 当时虽然全国表面统一，但实际仍是各地割据。国民党所掌握的粤赣皖三省是全国最大的藩镇，袁也有意趁着镇压“二次革命”之机在全国内削藩。既要用武力压制国民党，又要让对手先开第一枪，为此老袁可谓是煞费苦心。他先后将江西部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和皖督柏文蔚免职，又大捕地下党，同时军队也是步步紧逼。终于，7月12日，李烈钧公开布檄反袁，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这时国民党尚没有自己的军队，能够调配的只是慕义投靠的新军，和一些当兵吃饭的杂牌民军。加之补给不足，军纪不整，战斗力着实有限。不足两个月，孙军一败涂地，孙中山本人被迫远走日本。其他军阀，有些像蔡锷一样被解职，剩下的如黎元洪张勋阎锡山张作霖唐继尧等人，在袁恩威兼施之下，也暂不敢有二心。如此看来，“二次革命”真是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袁公只赚不赔。 武力平定“二次革命”后，袁发通缉令，对人不对党，只通缉孙文、黄兴、陈其美等“匪首”，对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只因当时国民党仍旧是国会第一大党，袁世凯如想自我扶正，从“临时大总统”变为“大总统”，还需国民党议员手中的选票。由此看来，选票真是个好东西啊，（呃，不能说得太细，此处省去八千字）。当时袁世凯自我扶正面临一个先选举还是先立宪的问题。主张先立宪的人认为如果没有一部宪法，选举出来的“大总统”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主张先选举的人则认为立宪为大计，不可操之过急，当务之急是先选出总统，将国家带入正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两派意见之争早在孙文主政期间就有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和“宪法会议”里也是吵得不可开交。经过“二次革命”袁世凯权柄徒增，自然是倾向于先选举，选上大总统后在操控立宪，而“两会”也在袁的压力下变为附庸。 4月6日，国会开“总统选举会”，选“大总统”。其实袁此时还是比较有信心的。“二次革命”本就是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意气用事，很多党员并不认同，被平定后袁也没有难为国民党议员，此为一“恩”；藩镇已削，国家大体统一，军队和国家实权全在袁手里，此为一“威”。如此恩威并重，竟还是在第一次投票中没有获得法定当选票数，使袁大为惊讶，也意识到自己专权招致不满。但事已至此，于“里”于“面”不正式当选袁都不甘，袁再一次使出自己的“聪明”，暗令组织流民、地痞、流氓、乞丐甚至妓女，组成“公民请愿团”，围攻国会，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一定要选出大总统。此一事，民间流传诸多艺术桥段，个个描绘的绘声绘色。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袁果然当选。在袁看来，这次只不过时自己生平使用过的无数手段之一，并不足为奇。却不料在他人看来，实在太过不堪。诚如唐德刚先生的评价：“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一生聪明，却最终因为这份聪明，身败名裂，为后世病诟百年。 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诚如是焉。 今日回首，重看那段历史，会发现那时国会尚不是橡皮图章，有其尊严。那些围攻国会的流氓乞丐，至少是看的见的肮脏。而如今动辄“全票通过”“一致赞成”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仔细想来，真可谓是百倍不堪于当年。 “大总统”被选举出来后，果然得到列强承认。偌大的一个中国，也算是有了一个“话事人”。既然选举完毕，就该着手制定宪法了。1913年10月，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所谓的“天坛宪法”。有趣的是，这部“天坛宪法”对袁的约束，竟更甚于“民元约法”。然而袁只有兴趣做大总统，对于“宪法”一类的东西，是没有兴趣的。所以“天坛宪法”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纸空文。不过袁跟其后的领导人比起来，还算厚道，至少没有让人甩着《宪法》打内阁总理的嘴巴子。 大位既正，理所当然的要搞一搞“三反五反”之类的运动，打击一下“走非袁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上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未逾月，11月4日便宣布解散国民党，勒令国民党机关三日之内一律解散，国民党议员一律上缴议员证书与徽章。一夜间，国会中半数议员遭解职，这国会就彻底瘫痪了。其后袁授意熊希龄组阁，史称“熊氏内阁”。后经各省代表召开的“行政会议”，袁指定成员参加的“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以及一些列运作，一部完全符合袁世凯意图的《中华民国约法》终于在1914年5月1日问世。臭名昭著的“大总统终身制”和“父传子”也存在于这部新宪法。 至此，袁世凯权利到达顶峰。但若说是“窃国”，也太冤枉他老袁了。辛亥革命后，天下未稳，能够占据河山的本来就是袁，而非孙。袁逼退清廷后，若执意全灭革命党，不肯接受“中华民国”这一称谓，恐怕“民国”在历史上也就是个短暂存在的地方割据政权。如此一来，遭苦的还是天下苍生。袁接受民国的称谓，放弃做开国“国父”，不论怎样讲，数万生灵免于涂炭。至于后来上位后专权独裁，平心而论，他做过的哪件事后来的独裁者没有做过呢？只因其接受了孙、黄所立的法统，便谤之为“窃国”，未免有失公允。   八：黄粱帝梦（上） 在说袁世凯“帝梦”之前，非常有必要简单讲述一下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记得早年间求学时，政治老师为了论证中国为何不能搞议会政治，常拿民国初年的中国举例，说那时是议会政治，中华大地乱象丛生，如若再回代议制，必国将不国。少年时竟深信不疑，足见天性愚钝，绝非早慧少年。民国初年议会和政党的形成发展，有大把的专著论述，恕不赘叙，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来看看。尽管大多数著作都基于马列史观，读起来索然，但对于搞清楚民初国会的来龙去脉，还是大有好处的。 民国初年，中国精英阶层几乎一致认为，必须以西方为师方能救国。当时尽管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已经是精英阶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具体政见上，还是有非常严重的分歧。那些各怀政见的政客们组成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经过迅速的改组合并等一些列“毁党，造党”的活动，最终有实力在国会和国民党抗衡的是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些政党里聚集了一批清末民初了不起的人物，黎元洪、张謇、章太炎、梁启超，个个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也因为政见之争，分属不同派系。本来嘛，“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就是自古未尝有之事。若是利益之争，各方互相妥协还是有望达成一致的，但政见之争就复杂得多。各方都觉得自己手握真理，不愿按他人的意志行动，加之国会议员中又多是固执的老朽，所以每次国会开会，场面那叫一个热闹。 民初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共有议员841人，史称“八百罗汉”。看这个称谓就知道，那些议员个个都不是善类。按当时规定，在议会内打伤人不违法，所以每逢说不到一块，就动手好了。经常是会开着开着，就有人私自把会场当成擂台，直接开打了。武林高手过招，不比流氓打架，拼的是轻功内力暗器。鉴于会场太小，轻功施展不开，众高手们纷纷在内力和暗器上苦修。那时文案用品尚是文房四宝，没有什么钢笔圆珠笔中性笔。石质的砚台，铜质的墨盒，拿在手里运足内力，都是相当趁手的家伙，抡起来效果一点不比板砖差，而且好歹是文具，骨子里都透着那么股有文化的劲，合身份；带着铜帽的毛笔，随手丢出去当飞镖也是相当好使。经常就某些重大问题开会讨论过后，会场一片狼藉，不堪入目。难得啊，这么多文武双修的罗汉议员，上哪找去？现在台湾泥轰棒子们的议会打成一锅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每次看心里都冷笑：到底是番邦属国，至今还拿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烫剩饭。到后来，迫不得已，国会内砚台一律用螺丝固定在桌子上，毛笔也都拴上铁链。打架打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千古奇观。 当时仿照欧美确立的议会政治，放在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议员而无选民”。当时的议员，大多是旧官僚，抱着入朝做官的想法参加议会。年轻的读书人，没了科举，想要入朝也只能竞相加入各政党，期望有一天能成为议员。民初毕竟去古未远，想让那些老官僚搞清楚“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实在太难为他们了。别说那时，纵使是今日，又有多少肉食者搞清楚了呢？ 这还只是议会里的乱象。因为革命，没了中央政府，“本省人不得任本省督抚”的回避制度完全被破坏，地方军阀纷纷坐大。这些人，长期在本省任职，势力盘根错节，在感情上又容易被当地人接受，终于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军阀。中国帝制两千余年，不论现代人评论封建制度如何腐朽，但很多配套制度还是非常适合中国集权社会的，毕竟这些制是度付出了无数鲜血才发展出来的。君不见即使是今日，各省大员也是调来调去，并且不得由本省人出任，跟当初的回避制度无二。 京城里政客们抡胳膊打来打去，地方上军阀们操枪杆打来打去，搞得中华大地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一时间民怨四起，莫要说那些前清遗老，就是普通国民也有“民国不如大清”的感慨。至“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也好，袁世凯也好，都很有默契的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不适合民主，唯有继续走专制一条路。袁世凯在国内忙着抓权当正式大总统，孙中山则跑到海外建了一个“中华革命党”。光听名字这个党好像还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但要是仔细研究一下其中的各项规定，就知道这个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该党的所有高级干部均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直接指派。而且，每个党员入党前必须宣誓：“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怎么样，有没有立刻联想到“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每个党员入党时，不单要宣誓，更要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曾在孙文身边效命的居正回忆起孙公关于“中华革命党”的著名言论：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卧嘞个去，谁能想到国父曾有如此言论。公然叫嚣“应该盲从我”，根本就是“句句都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水平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个“中华革命党”都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政党。“国父”一生未掌军权，可以说是他之不幸，也可以说是他之大幸。倘若让孙公手握大军，八成也会搞出个独裁政权，到时哪还有他当今之盛名，恐怕早被骂死了。还好当时他无兵无将，国民党内大佬如黄兴、李烈钧、汪精卫等人对孙这套寡头政治也没兴趣，使这个“中华革命党”未能成气候，最终不了了之。 九：黄粱帝梦（中）   孙中山在日本搞独裁政党，袁世凯在国内也没闲着。自从他当上正式大总统，并操办出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国会后，便积极着手准备称帝的事宜。在称帝这件事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袁手下的僚属大都是前清旧官僚，几乎没有长期生活在西方，见识过西方民主社会，学贯中西的人才。因此，他们大抵也不知道，纵使是在英美国家，议会制也是经过长期发展才日趋完善的，哪有一引进中国马上就能适应并发生作用的道理呢？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政治生活习惯、各种传统，并且衍生出配套的制度，都需要时间。在一个古老的国家，新制度要想扎根，总是要经过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社会结构改变，动荡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阵痛期”。但如果因为害怕阵痛期，或者以阵痛期为借口，拒绝改变，甚至开倒车，最终都会落下千古骂名的。呃，别紧张，也别瞎联想，我说的是老袁。 既然袁世凯和他手下的幕僚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民初的混乱后，深信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想要恢复中华，还需要独裁。尤其是全国上下都在抱怨“民国不如大清”，甚至连“国父”都回头搞独裁去了，更是坚定了袁世凯废民主复专制的决心。在袁世凯及其幕僚的心中，专制就等同于帝制，称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历史上，武将做大、入朝拜相、逼宫受禅、称帝篡位，这一套把戏几乎变成标准化流程了，魏晋宋齐梁陈，一篡六朝，全是这个德行。因此在袁氏集团看来，此次老袁称帝，也只不过是历史重演。那些人的认识水平仅限于此，做出称帝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史家不宜做诛心之论，将袁氏称帝写得罪大恶极。袁公眼光受历史局限，在历史的岔道口上没有看清楚方向。当然了，要说袁世凯称帝没有私心，那是打死我也不信的，毕竟黄袍加身登九五之尊，这诱惑太大了，非大圣至贤是不足以抗拒的——而公等真相信这世上有大圣至贤么？ 尽管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当上正式大总统，实权在握，但经过几年议会政治的折磨，他还是发觉这大总统跟皇帝还是不一样的。当初国会乱象丛生，处处掣肘，指望这样的国会“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不靠谱的。即便是一手操办起来了一个御用国会御用内阁内阁，自己也还是要受宪法的制约。更何况，乱世中若无一个强硬而高效的政府，任由议员们久拖不决——试想，让清末的那一批主战派和主和派没个主心骨，互相攻讦；或是让各省军阀代表推诿责任，厚己薄彼，这国家还有无宁日了？在袁看来，所谓的“帝制”和“共和”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只有哪个更适合中国。而在他犹豫不决是否要做皇帝的时候，一连串的机缘巧合又逐步把他引到这条不归路上。呜呼！天命也。 更改国体这么大的事情，舆论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袁公手下有个著名的杨度，一篇《君宪救国论》写的入情入理，今日重读也不得不佩服杨老理论功底着实扎实。要说袁运气也真是不错，大洋彼岸的古德诺适时写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著跟杨度相呼应。要知道民国初年知识精英在认识上几乎都有崇洋的通病，因此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议人、当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古大爷的话是有相当分量的。说到这个古大爷，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要说到他手下带过的一个中国博士生，恐怕没几个人不知道——顾维钧是也。袁府内，袁家大公子袁克定更是卯足了劲窜捣老爹称帝。尽管大总统也能传位给其子，但毕竟不保险。老爹要是当上皇帝，他这个太子就做的稳稳当当了。这个袁家大公子知道老爹最在乎日本政府的态度，竟搞出一份假的《顺天时报》每天给老爹看。别小看这份假报纸，它可是对袁世凯下决心称帝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徘徊在岔道口的人，霄壤之别，往往始于一念之差。袁世凯死前留下遗言“他害了我”，普遍被认为是说袁克定欺父误国。胡适先生（或者说是吴彦祖先生？）教育我们，“他害了我”是四个字，换成网络语言两个字足矣：坑爹。尼玛如假包换的“坑爹”啊！！！！ 具体称帝的过程，实在是演绎过无数次的老套路。无非是手下人承意，组织各地上表劝进一类的把戏。不过既然是民国了，国民代表大会也是要开几次的，筹安会更是投主子所好，组织“公民请愿团”。袁假意推却一番，然后无奈的表示：“不是我要做皇帝，是全国人民选我做这个皇帝。”用发哥在《建党伟业》里的台词叫做“国民拥戴，感慨莫名。”每次看到这种无耻的话胸中脏话都不断翻腾：谁TM拥戴你了！谁TM选你了！要点脸不会死啊亲！！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即中华帝国皇帝位，年号“洪宪”。 “帝国”啊有木有！！！！！！！！！！ 尼玛听着扬眉吐气啊有木有！！！！！！！！ 岂止是霸气侧露！简直就是霸气裸奔毫无掩饰啊有木有！！！！！！！！！！ 多少“网络义和团”梦寐以求的国号有木有！！！！！！！！ 一听就让人顿觉梦回唐汉金戈铁马啊有木有！！！！！！！ 现在的史书写到袁世凯这一段，总免不了强调一句，说袁世凯称帝后，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其实这种说法相当的不靠谱，也不符合史实。当时激烈反对称帝的仅限于精英阶层，对田间地头的农夫农妇或生活在城市中的贩夫走卒来说，国家还是要有个皇帝才像样子，如今没了皇帝，各路诸侯打来打去，苦的还是百姓。甚至的当时的士兵，哪管共和还是帝制，既然投军，只管服从上级，好好打仗，争取活命就是了，所谓信仰对当时的普通人实在是太过飘渺。这话还真不是信口瞎说，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李宗仁的回忆录。 数千年的帝制传统，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可能通过一两次革命就改变的。是时中国有四亿人口，真正反对袁称帝的到底有多少，暂无据可查。单凭拍脑门子瞎猜，恐怕怎么也不会超过四千万吧。也就是说，当时全国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只可惜，这些“沉默的大多数”通常被淹没在历史中，能留下声音的往往是一小撮人。   十：黄粱帝梦（下）   袁称帝前，是有认真考虑过风险的，毕竟这么大的事情，不可不查。只是帝制在中国大地气数已尽，苍天不垂。袁世凯也没想到自己一称帝，各方矛盾一下全集中在他身上了，众叛亲离，连原先的亲信都要么公开反对要么消极不战，真的成了“寡人”。 舆论方面，杨度《君宪救国论》写得已经足垂青史，谁知一山更比一山高，梁启超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竟把老杨和古德诺大爷驳了个灰头土脸，败下阵去。现在官方历史书总把梁启超归为保皇派，其实是非常不妥的。梁老一生并不特别保某一派别，他只是坚持认为，国体一旦确定，断无轻易更改之理。因此从帝制改共和他反对，从共和改帝制他照样反对，总之就是两头不讨好。可想而知如果梁公活到中共建政，肯定是第一批被三反五反的顽固分子。 舆论上被人骂骂没什么大不了的，搞议会政治的国家，元首被人骂实在正常不过的事情，老袁玩了两年也多少习惯了，郁闷的是文臣也不陪他玩了。袁为了称帝，先搞了个筹安会，筹备各项事宜。结果筹安会没闹腾几天，时任袁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就撂挑子走人了。要知道，徐世昌从二十多岁还是落魄秀才时就跟着袁大总统混，到头来竟弃袁而去。老袁很忧伤，一边抹眼泪一边念叨：徐卿，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袁项城么？徐相国一走，李经羲、张謇、赵尔巽一干人等也都歇班了，文臣里只剩下一帮废柴了。 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文臣歇班虽然让人很忧伤，不过政务天才加劳动模范袁世凯同志还勉强应付的过来。可是手下的武将离心离德不听调令可就彻底要人老命了。辛亥革命以来，袁世凯忙于政坛，北洋三杰之“龙”王士珍早已告老还乡，手下替他带兵掌握北洋旧部实权的是“虎”段祺瑞、“狗”冯国璋两人。一起打天下的老伙计们掌权后离心离德，实在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再常见不过的事情。铁杆般的定律岂有为袁大总统谋个例外的道理？更何况在正位之后，他起用陈宦，忙于削藩，将虎狗驱离各窝，另掌他军，段统冯部，冯统段部，将两人的得力干将通通发配封疆，对二人防心甚重。二次革命平定之后，段祺瑞、冯国璋和袁的关系已经变得像70年代林彪同毛祖一样。袁名义上还是北洋旧部的最高领袖，不过只是个精神领袖，大部分指挥权都落在了段冯的手里。他俩有强烈的反帝制动机。作为民国开国元老，就盼着大总统任期届满自己也上台爽一把，出生入死不就盼着这个嘛。结果现在老大要当皇帝，自己永远都只能是个打工仔，换做是谁也不会服气。冯国璋反袁就更有趣了，除了有想当国家元首的小算盘外，还有面子问题。冯听闻有共和改帝制的传言后，特意跑到北京找袁世凯核实。袁安慰他，说这是没有的事，不要听风就是雨，要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云云。冯信以为真，出京后四处替袁辟谣。结果刚辟完谣，北京那边竟然要登基了，自己一张老脸往哪里放？于公于私，叛袁都是必须的。 另外，段冯的叛袁，都和那位大太子袁克定有莫大的关系。二次革命后，段祺瑞已经开始不再对袁言听计从，袁克定竟然怂恿自己的老爹启用王士珍替代段祺瑞。可想段知道后能有多生气。冯国璋跟这位大太子就更合不来了，甚至公开称袁克定为“曹丕”。有这么个儿子，老大登基坐殿数年后归西，哪还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如此看来，搅黄袁氏帝梦的最大功臣还真是非克定莫属。不过要段冯公开起兵，他俩是没有这个胆子的，带着士兵去打军队的缔造者，怎么听都是一件极端不靠谱的事情。对他俩来说，最多也就是不听调令，心里祈祷赶紧出来个什么人把老大结果了，自己坐收渔利。 这个人还真不负重望，松坡将军蔡锷终于闪亮登场。松坡将军在“云南讲武堂”有没有个叫张牧之的手枪队长，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手下有个相当NB的学生，名叫朱德。能教出朱同学的老师，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这样的人物老袁是不会放归到地方上任其做大的，硬是把他困在北京干了三年经界局督办，后来还是在小凤仙的掩护下才借道日本跑回昆明。此时的昆明，经过蔡锷老部下唐继尧多年的经营，已经网罗了一批反袁人士。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通电，要求取消帝制，并限袁二十四小时内给出答复。 蔡锷造反，西南不稳，并没有太出乎袁世凯的意料。那个时候，封疆大吏们隔三差五的反对一下中央不是什么新鲜事，况且云南地处偏远，实力又不济，怎么也构不成心腹之患。那支护国军，起兵的时候才号称有九千人。联系数千年来发兵讨贼必夸大其词的优良传统，恐怕实际上也就五千上下。就这么点人，竟还兵分三路，更加过分的是三路人马连个主帅都没有。用这样的部队对抗八万九千人的参战袁军，怎么看都是去作死的，难怪老袁没把他们当回事。但就是这么支护国军，竟然稀里糊涂的把护国战争打赢了，只能说帝制天命如此，气数已尽。 蔡锷在川南就被陈宦挡住了。小陈显然没有要为主子彻底剿灭护国军的觉悟，加上手下的北洋军也不是非常听话，只求把蔡锷从自己的地盘打走就行。于是兵力多于蔡锷三四倍且装备精良的北洋军，有一搭没一搭的打防守战。现在书中记载的川南战斗的惨烈，多半是夸大其词。就那么几千人，装备也跟不上，竟然还打了一个多月，最终获胜，如此战斗能惨烈到什么程度？恐怕护国战争一个多月的伤亡，都赶不上后来国军在淞沪会战中一上午的伤亡。关键时刻，员工消极怠工，真是害死老板啊。 湘西和滇桂方向也差不多，不过湘西战场更有趣。在那里统领北洋第七混成旅的，是袁世凯的好基友唐天喜。小唐唐本是戏班里唱豫剧小旦的，细皮嫩肉面容娇好。在袁世凯还是小袁的时候，便对此君一见倾心，收为“同志”，颇受宠幸，就连去朝鲜出差都带着。哎，看看人家青年袁世凯，泡妞搅基两不误，而且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正事办得也牛B，比北斗那帮整天叫嚣的家伙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至北洋时期，唐天喜升任陆军第三镇标统，成了袁世凯的亲军卫队长。护国战争枪声一响，听说外面有人要打自己的达令，小唐唐便死缠烂打领了兵奔赴战场，算是为爱情而战吧，尼玛可歌可泣啊！！镇守湘赣的是老袁手下难得的一名忠臣马继曾，原本由他镇守，湘赣防线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古人有云，那啥无情，那啥无义。作为那啥加那啥的唐天喜，彻底无情无义了一把。仗还没开打，就被湖南军副司令赵恒惕用三十万两银子给收买了，临阵倒戈，第二天就带队偷袭北洋军西方向第一路司令官马继曾，逼得老马兵败自杀。 马继曾一死，湘西就算是丢了。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一仗没什么大不了。可有些时候周围的人在观望，谁赢他们就帮谁，这种仗就万万输不起。不幸的是老袁偏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丢掉的湘西，这一下引起了骨牌效应。他这个大皇帝，要是没有小唐唐，再多拿些银子犒赏部下，鹿死谁手还真是未尝可知。至于用什么“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之类的话来证明袁氏必败，大可不必理会。这类屁话多半是获胜者为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掌握了话语权后给自己脸上贴金，潜台词就是“你看，我获胜了吧，所以我就是正义的一方，你们都要服从我，不然就是邪恶的一方”。试问元蒙灭宋，满清入关，国共内战，胜利的一方何谈正义？ 基友的叛变给了袁世凯很大的打击，死前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嘴里还念叨“天喜反了”。尽管前线失利，举国汹汹，但要说他这个洪宪皇帝完全当不下去了，却也未必。毕竟手中兵权尚存，收缩兵力守住京畿重地，任那几千人的护国军一时也推翻不了他这个王朝。而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本来也就不是他的地盘，即使不独立也不受他的控制。不过比起今日出动战机轰炸平民的卡扎菲，或是将坦克开上长安街的邓公，他这个洪宪皇帝还算是底线尚存，人性未泯。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退位，结束了83天的洪宪王朝。顺便插一嘴，辛亥革命也是闹了83天，种种巧合和偶然，让历史读起来更

[36]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这次毛奴们哑巴了 也不说是造谣了 也不说是下面违背圣旨 用户： 中国蚂蟥 发表于：2011-8-16 0:07:00 支持 (2) 反对 (0) [35]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一边宣传日本侵华的残暴，一边又感谢，为那般？不就是为了忽悠某些二货么？ 用户： suidegg 发表于：2011-8-16 0:01:54 支持 (2) 反对 (0) [34]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不用责怪凤凰网 它不这样写能发表出来吗 它的珍贵之处就是再次揭露了事实 这已经够了 用户： 中国蚂蟥 发表于：2011-8-15 23:59:56 支持 (3) 反对 (0) [33]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毛泽东感谢过美帝国主义，感谢过蒋介石，等等，最好都来一一分析，我也会感谢各位的分析的 用户： hujiabao 发表于：2011-8-15 21:48:41 支持 (0) 反对 (2) [32]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中国这个没有民主宪政法治制度的悲哀民族，集权专制者就是看重的是至高无上和主宰一切的生杀大权的暴力权力；他们几乎没有把整个民族每一个人的权利放在自己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只要有利于自己夺取和巩固个人特权，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这样；他只管他有生之年的风光无限，而不管他身后的洪水滔天；没有宪政这个体现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制度的制约就是这样的后果。这是极权专制制度无法改变的权力独裁特征和规律。 用户： GAOHUO 发表于：2011-8-15 20:38:40 支持 (14) 反对 (0) [31]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毛痞们今天骂这个是汉奸，明天骂那个是卖国贼，后天骂这个是带路党，那个是西奴，现在谁是汉奸，谁是卖国贼，谁是带路党，谁是西奴还需要争论吗？其实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带路党、西奴正是毛和他的奴才们 用户： 12-34-56 发表于：2011-8-15 19:52:21 支持 (25) 反对 (0) [30]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看到多次这方面的报道了。 日本侵略，永远没有感谢一说，从哪个方面也没有感谢一说。因为掌权了，说感谢，丧天良。 用户： 芳草碧连天 发表于：2011-8-15 19:49:27 支持 (19) 反对 (0) [29]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九十年代时去过几次越南，有次路过山西省的一条土路，看见公路边不很远处一个墓园，问及陪同我的越南公安部朋友陈警官，他竟然说那是你们中国军人的墓园。看见那座不算很大的墓园养护得很好，还有时日已久的旧花圈，我不敢相信。他扭转方向盘把我们一直送到墓园大门口，跟一个老头说了些越语，我们大概获准进入了。不高的围墙里三十多座坟茔整齐干净，墓碑正面刻写的是中文，背面是越南文，全都是“援越抗美”时阵亡的解放军指战员，某支队的。陈警官把老头的话翻译过来，知道当地政府几十年来一直维护着这个墓园，发工资请专人负责打理，无怪乎它如此整洁干净。忽然想起从友谊关到河内的公路附近，远远近近似乎好些类似的墓园，陈警官说其中有很多都是你们中国当年牺牲在越南的军人墓地，口气平淡似乎天经地义。 当时的感觉没敢说，怕惹出不快来。“自卫反击战”时，同登、谅山两座市镇都被我英勇的子弟兵炸平了，越南掀起的仇华情绪也高涨万分。难道他们就没有愤青之类，去把这些中国军人墓给毁一把？不要跟我说什么援越抗美之类高调，留着咱自个儿哼哼算了。越南早就定论说那是一场阴谋，中国把越南推向战争，害的他们人死屋倒地荒。早跟美国佬谈判早就胜利了，范文同还举例说毛、周如何阻止他们谈判，就连巴黎和谈，也是顶住中国压力自主决定去谈的。结果签订和平协定，很快就解放南方了。然而几乎都在路边、村边的那些中国军人墓园，没听说有哪座被亵渎过，即使在那些“极端反华”的日子里。没瞧北朝鲜，难道“志愿军冬木”不算英雄么？中国政府一直捧大爷般侍候那个小朝廷，小心翼翼丝毫不敢怠慢，金日成还是一声令下，掘墓砸碑朝鲜人民干得极其卖力。 或许越南那儿敬重死者墓地是个传统习俗，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理性。比如在柬埔寨，波尔布特这个万民诅咒的恶魔，他的坟墓从来没人去宣泄一下仇恨。有朋友去参观红色高棉最后的根据地，跟我说起看到的波氏墓地的境况，也说是很完整的，但不奢华，甚至还有一点破败感。柬埔寨人说，是他原来的警卫员把他活捉回来的，是你们中国要求不能活着把他交给洪森或者联合国，以免他爆料出见不得人的勾当来。于是柬方红色高棉特区将其匆匆审决毙掉了。现在这个墓成准旅游景点了。 我们的文化有一种现象，很敬爱自己的母亲，于是张口就骂：“操你娘！”很敬畏祖坟的风水，于是“掘祖坟”就成最解气的报复方式。孔子不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么？干起来都是“己所不欲，专施于人”的事。自己家的墓碑不希望别人来涂污，于是就去亵渎别人的墓碑。很古老的故事说过“伍子胥鞭尸”，《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及吴兵人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当时的人谴责伍子胥，他自己也承认是“倒行逆施”。只是后世却不乏赞美之声、仿行之效，明成祖不就掘方孝孺亡父之墓，拉僵尸用刑的么？ -4 用户： rbe888 发表于：2011-8-15 19:33:19 支持 (5) 反对 (0) [28]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延续到毛朝，掘墓砸碑这种文明人皆不齿的下三滥行径泛滥成灾。最热闹的当数文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为掘墓路线，谭厚兰奉命率一伙北京红卫兵跑到孔府去“发扬五四精神”，打砸抢烧把孔墓都给掘了。据介绍说是县委紧急报告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来电批准掘墓。又有介绍说因为他们掘墓掘出了金银珠宝，乃至于革命群众都动了邪念，没多久，三千余亩地的孔墓被彻底掘了一遍。既革命了，又发财了，何乐而不为？那时中国一片掘墓之声，炎帝陵、舜帝陵、成吉思汗陵园、朱元璋孝陵、万历定陵、蒋母墓等自不待言，霍去病、王羲之、柳宗元、岳飞、包拯、海瑞、张居正、袁崇焕、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秋瑾、蒲松林、武训、齐白石等等，文革正是从掘墓砸碑开始的，就连抗日名将张自忠衣冠冢、衡山忠烈祠、腾冲国殇墓园，无一能够幸免！在那个“五四精神”遍地开花的年代，举国上下到底掘了多少墓砸了多少碑无数据可查，毛痞子确实痞到家了。 对历史，我们敬畏它的缘由首先在于它的真实性。扭曲的戏说只能用来搞笑，不该被敬畏。然而现实生活中常有颠倒，方正县的墓碑记述的是真实，它被涂污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始乱终弃，据说宣泄了对日寇的仇恨。重庆有座“解放碑”，它原本是“抗战胜利纪功碑”。民族仇不如阶级恨，内战重于外战，改掉了，相当于另一种涂污。非但没人去冒犯它，更没人去恢复历史原来的面貌，似这等明摆着的事都能赤裸裸地篡改，说什么“民族尊严不容侮辱”那才是贻笑大方了。 如今，方正县的日本开拓团民墓碑被彻底砸掉了，都是出名惹的祸，小流氓没干完的事大流氓干完了，皆大欢喜。“人在做，天在看”，什么样的权力才会热衷于此类掘墓砸碑的勾当呢？当年把抗战英烈的遗骨掘出来遍地乱扔，墓碑纪念碑被改被砸，今日则以抗战的名义延续同样下三滥的举措，全世界都在看笑话。谁在侮辱祖国尊严，谁在玷污祖国领土，时间必然会给出答案来的。 我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参悟：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今日中国早已不是那时的中国，今日日本也不是那时的日本；我们不能永世背着战胜国的包袱，日本人也不能永世背着战败国的包袱。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终结了两国间非和平状态，进入和平友好状态，至今延续有效。恰如邓公当年所说：“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此乃正道，日本是世上最先制定和平宪法之国，六十多年来恪守无误。日军未再打过一仗，既无伤人记录也无自身伤亡记录，多少证明了一些问题。矛盾和纠纷当然不可能从此不复存在，历史纠葛也不可能随风飘散，但成天拿着过去的恩怨来搅合现在的矛盾，就很无聊。历史的真相、是非是应该讨论的，但绝不该跑到死者墓地上去折腾，两者不是一码事。（2011.7.31；8.11修订） -5 用户： rbe888 发表于：2011-8-15 19:33:29 支持 (9) 反对 (1) [27]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首次踏足昆仑关以来，我去过总有十次八次，最近一次恰在方正县立名录之今年七月。曾经问及住在隘口近处的农民，他们说起当年也有红卫兵来此欲掘墓砸碑，四乡八里的农夫村妇自发起来阻止，把他们赶走了，保住这块圣地未染毛毒。据我所知全国似这等乡民自发起来保卫抗战烈士陵园的，没第二处。但跟他们聊起来，发现那些老农民并不会唱民族国家抗战的高调，只是认为掘墓砸碑是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更何况这里埋葬的是打败鬼子的英烈，阻止这些比盗墓贼更可恶的行为则属于积德。至今这些曾挫败了红卫兵小将暴行的乡民，每年都会在五月“关帝节”自发举办隆重的祭奠仪式，他们把道德的最高境界赋与山上万余抗日英灵，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山野里大致不怎么识字的农民，其文明程度显然要高于县城里的中学红卫兵，有时候“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是成立的。 鄙人也曾经付钱给农夫买油漆描清楚那些淡漠了的碑文，那时政府尚未投资修葺整个墓地园区，“原生态”的昆仑关似乎更显苍劲古朴。如今成“教育基地”已感受不到青山忠骨、马革裹尸那种悲壮，倒是无处不在渲染出来的浮华。杜聿明留在昆仑关的诗句：“北海风迷骑士道，昆仑月葬大和魂。扶桑万里樱花节，雨夜千家数泪痕。”又寄托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怀？显然扯不上家仇国恨，却有缠绵的哀怜；没有胜者功业之豪迈炫耀，尚存对亡敌由衷的惋惜之情。鹰之境界绝非燕雀之流可以揣摩的。唯不知“昆仑月葬”的中村，得知打败他的杜聿明、击毙他的郑庭笈两位将军都成了发了国难财的同胞之阶下囚，会作何感想。 从九十年代第一次找到中村墓时，我就注意到中村墓碑前有一些被风吹日晒过的香烛祭品，那时还没有修台阶，要爬上两三米高的陡壁不那么容易，是谁爬上来钻进这荒草丛中祭奠他呢？村民说有日本人来过。后来一次在简陋茶棚下老乡们说起，一帮台湾来的祭客中有参加过昆仑关战役的老兵，更多年轻些的是死了的老兵的后代。他们在山顶上隆重地祭奠那些忠魂，下山来也给这个日本人烧香摆花。更得知，来祭拜中村正雄的日本人同样不会忘记祭奠山上第五军将士，我并不觉得奇怪，时过境迁，后来的人们更应该反思的是那场战祸的起源，戒以杜绝，而不是装出比当年厮杀双方更激昂的仇恨。 在网上还看见几份“后代签名”抗议方正县的“人名录”，大抵是些毫无历史感的文人联络些后代人士所写。于是联想起去年瞧见梅德维杰夫在大连接见中、俄二战老兵，照片上那两位挂着“抗联”符号的老太太，居然身着山寨版旧式苏俄军服，也算“民族尊严”？签名最为壮观的是一篇题为《民族尊严不容侮辱，祖国领土岂能玷污！》读下去却感觉颇为滑稽，任何人都有权发表意见，亮出什么人之子之孙以壮行色，所发意见就增添分量了么？这种“八旗遗风”已经不是第一次瞧见了。现在的中国网民都知道，真抗日的是那22次气壮山河泣鬼惊神的大决战，任何民族的尊严都是大决战打出来的，而不是在哪里埋了颗地雷、哪里挖了条地道倒腾出来的。注意到这支颇为壮观的“亲友团”并无抗战名将之后，直可谓“真佛不露面，露脸非真佛”也。 譬如有位名叫李讷的，姑且不论如今中国网民都耳熟能详的她爸爸那些感谢日本入侵的说道，他领导的队伍究竟是以抗战为纲还是以发展为纲？比如1944年10月25日在中央党校训话：“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的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以来我们中央就是这个政策。”（《毛泽东军事年谱》，P425）所以，他老人家掌权后，无数抗日将士被处决于“肃反镇反”，举国推行掘墓砸碑决不放过抗战英烈之遗骸。以衡山抗战忠烈祠为例，1953年湖南省政府下文“彻底消除反动遗迹”，责令将忠烈祠内外所有碑文尽行凿毁。怕不彻底还派员复查再次扫荡个一干二净！并刻意选择日本投降21周年之1966年9月3日，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掘抗日烈士墓行动，以抗日“无敌军”第37军60师在湘北抗战中阵亡的2128名将士墓为核心，忠烈祠周边7座抗战墓群万余英烈被戳骸抛骨，就连日寇占领衡山时也没做得如此之绝！现在突然高调捍卫“民族尊严”了，真要捍卫亦欢迎，先清算老毛之反人类罪行，连这点都办不到，我们这个民族不会有什么尊严可言。 再说了，即使真是抗战英烈后代，无论是抗联之后还是正面战场名将之后，即使中国抗战最高统帅蒋家后人，都不具有说一不二的抗战话语权，话语权只能在历史真相里。如这篇檄文这般“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只能展示自己的浅薄，即使能得逞于一时，不会得逞于一世。 -3 用户： rbe888 发表于：2011-8-15 19:32:48 支持 (11) 反对 (0) [26]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尊重死者的姓名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任何理由，无论是民族的、国家的、正义的、意识形态的，来搅合对于死难者姓名权的尊重，都是对人权的蔑视。在西点军校，纪念碑上铭刻着所有阵亡于南北战争中师生的姓名，不分南北；在冲绳，和平公园的“平和之础”纪念碑上，刻着每一个阵亡者的姓名，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中国人、法国人，不分军民敌我。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冲绳峰会时向全体死难者鲜花圈以示悼念，美国人民并没有责其为“美奸”。这是一种境界，凡夫俗子们难于理解的境界。 受一片讨伐方正名录之声的鼓舞，很快就有五个“斗士”挺身而出，泼红漆、砸铁锤，再现当年牛二之勇。只是我恍惚之间似乎瞥见那眼神不对，总有些微微向上，散射些乞怜之光。无论动口之君子或动手之小人，我倒是想提醒你们：中国最大的外国人公墓在大连，更具体些说是在旅顺。那座陵园东部是苏军陵园，葬有两千余人，西部是沙俄1898年强租旅顺时修建的俄国公墓，葬了约两万人，其中有14873具遗骸系1907年日本政府安葬的旅顺争夺战阵亡的俄军官兵。不去说苏军跑进东北抢桃子以及他们干的那些比日军更无耻的奸淫抢掠暴行，也不去说日本人认真、细致的安葬敌军遗骸之方式，还有保存完好的《沙俄纪念碑》。日本政府还在12座“露兵之墓”中建造了仿希腊圣殿式《旅顺阵殁露兵将卒之碑》，正面白色雪花石柱上用俄文花体字母镌刻着“这里是在保卫旅顺口的战斗中悔过的、阵亡的、俄罗斯士兵的遗骸”，至今赫赫在目。按我们那些激愤人士的逻辑，日本政府也是“日奸”，居然花那么多钱、如此精心纪念被打败的敌军！ 在此地赤裸裸地被纪念的当年沙俄侵略军，正是他们夺去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百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以“江东六十四屯”为标志的血腥大屠杀就是他们亲手所为，其罪孽根本就不是“开拓团”可以望其项背的！你们怎么不去讨伐、不去掘墓砸碑呢？你们敢吗？权力党是靠着苏俄扶持登基的，权力者是唱着苏俄歌曲长大的，光是小小旅顺一地就有纪念苏军占领的“五大碑”，当知权力者之感恩情结，以及维持苏俄那一套之意愿。莫斯科扫荡华商劫掠数十亿、俄海军公海上击沉中国轮船，我们那些“民族主义者”全都鸦雀无声，不要跟我说什么民族大义，不配！不过一群看着权力者眼色行事的奴才罢了。 再说了，中国政要祭奠苏军陵园并非什么新闻，但此陵园所葬90%以上是大量杀戮中国无辜百姓的沙俄侵略侵略者，而且斯大林及其下属将帅明言出兵东北为报40年前败给日本之仇，马力诺夫斯基元帅刻意选择沙俄公墓建苏军陵园；去年9月俄总统特地拜谒了俄军将士、苏军烈士墓，昭示苏军俄军一体，意味着什么？日本那座靖国神社供奉的250万亡灵，涉嫌甲、乙、丙级战犯者不到1000人，算比例的话不过万分之四，且龟缩于“游就馆”内。抗议日本政要拜谒靖国神社固然可以理解，拜谒苏、俄陵园呢？政要陪护、国礼接待。是否日本人杀中国人须记恨，俄国人杀中国人就该感谢，这才叫维护民族尊严？ 窃以为，开拓团当年固然如张教授所言是“日本关东军组织实施的武装殖民团体”，亦如张教授所言死难者也很悲惨，为之立块低调的名录墙、提醒后人勿忘记战争带给人民的只有灾难有何不可？难道就是“把账算到中国人头上”吗？我看这说法浅薄得有点莫名其妙。至于“无需中国人来纪念他们”更显狭隘得可以，中国人该纪念谁？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苏俄红军，或者白求恩、张思德、雷锋，反正不该纪念未经圣上钦定的草根百姓。碑文所纪勒的明明是那段历史，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日本人同样也不应该忘记。如果说有什么错误的话，决策者低估了中国愤情，有冒进之嫌。 在广西昆仑关，中国军队首次攻坚日寇所夺取的山岗上，有陆军第五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其后三块巨大的墓碑上，密密麻麻刻满了死难者的军衔、姓名与年龄。山坡下公路边有日寇“钢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的墓，他战死在昆仑关。这位可是不折不扣侵华日军将领，所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直至昆仑关战役。你不知道他欠下中国人多少血债的，但肯定比开拓团厉害得多！可却是死对头杜聿明将军以军礼为之安葬，还亲自为之题写了碑文。那块一人高的墓碑确凿无疑是中国人替他立的，也是中国政府掏的钱，至今仍立在昆仑关，是否也该质问：“把账算到中国人头上”，或者“无需中国人来纪念他”呢？我相信杜聿明将军无论抗日情结还是战功都绝对要比你们高得多，轮不到谁来说三道四的。反过来，张自忠将军战死鄂西南瓜店，日军首领以上等棺木、军礼厚葬，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此乃国家军人尊严所致，尊重对手才会尊重自己。 -2 用户： rbe888 发表于：2011-8-15 19:31:42 支持 (9) 反对 (1) [25]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http://www.blogchina.com/article.php?id=1179772 掘墓砸碑，中国特色？ 作者：钱文军 2011-08-12 18:05:40 发表于：博客中国 哈尔滨市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设立死难者名录墙碑的事，一度热闹非凡，现在看来已经尘埃落定，那座名录墙碑已被铲除。这件事很有些说不清道不白之韵味，它留给思想之余地很大，还远不到尘埃落定的地步。 我最先是从网络上看见方正县为当年日本“满洲开拓团”死难者立了块墓碑，瞧这消息有些来意不善，便给了些关注。然后又瞧见张鸣先生有网文：《日本“开拓团”不应被纪念》，开篇第一句便是：“日本满洲开拓团是日本军国主义造的孽，无需中国人来纪念他们。”大致也就是全文的核心了，没想到我一直挺尊敬的张教授这回也“愤”起来了，可见此事复杂。接下去，网上的反应看来挺强烈，一片讨伐之声，赞同者弱势。 凤凰网有带照片的介绍，大概知道这个日本开拓团死者公墓已经存在好几十年了，今年7月县政府欠考虑立了个名录墙，上面刻着当年为参加满洲开拓团之死难者姓名，大概是250个。此举无疑有着人性化冲动，据媒体公布的考证，开拓团进入东北共313327人，回到日本的只有1.8万人。仅方正一地，死难者约5000，刻名录无非不过彰显死难者是人，而不只是一个数字。但在中国，敏感的东西比比皆是，县政府显然也考虑到了，故完全对称地立了“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墙碑，作为4500妇孺被方正县百姓收留之纪念。而那座公墓据报道说是日本遗孤远藤勇先生此前捐资兴建。 从网上搜得方正县日本开拓团死者碑文以及养父母逝者名录墙序言如下： 碑文：“为人父母者，最痛恨骨肉分离。我中华儿女、舍生取义、公而忘私、尽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于中华。天地动、苍穹泪。因不堪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开拓团民15000余人集结方正县域，欲取道回国。时适饥寒流疾，有5000余人殁于荒郊野外，简而埋之。其后历经余二十年，方正县人民不忍其尸骨散落于荒野，遂以仁义之心将其集中安葬。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建设‘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遂将尸骨集中埋于公墓。1984年，‘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亦迁移于此。墓中亡者多轶失姓名，经各方努力，搜集到一部分，是故今将其姓名刻录于此，一为告之日本后人，有其先人长眠于此，切勿以忘之；二为展示人类至善至爱乃人性之根本；三为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故立此名录，以警世人。” 同时设立的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墙的序言：“天苍苍，野茫茫。1945年秋冬之际，日本开拓团民罹受战败之困，撤离方正，多有幼童弃落于此处，沦为遗孤，其羸弱之体难以抵饥寒露宿之势。方正父老不以其为敌国之遗后而漠然视之，而以炎黄传承之礼拯救其于水火。经年数月，含辛茹苦，胜若己出，穷己所能抚其成长，并忍生离之痛送其回扶桑故里。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是有遗孤远藤勇建立中国养父母公墓，以彰养育之恩，天地难酬之情。为其彰表养父母养育之功，尽显其不计怨恨之德，故将养父母名字刻录其上，流芳于世，以育后人。” 看得出来，这两段文字是经过精心斟酌、反复推敲组织起来的，来龙去脉、蕴含意义皆交代得很清楚。我只能从中读懂日本军国主义者蔑视民命，以及中国百姓秉性仁慈，读不出其他意思。而且只要看看，无论网络还是传统媒介，所看到那些激昂之语几乎未涉及两篇碑文，可知其无懈可击之程度。反对者只能打“外围战”，拉扯一些与名录墙真实内容之外的事情来说三道四。这也无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抒己见应该是正常的。唯具中国特色的是，讨伐者摆出站在正义制高点的架势，如鲁迅所说：“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鲁迅：《革命文学》） 读罢上述相关文字之后，我不想隐藏自己的观点：为无名公墓设置名录墙是一个人性化举措，无可非议。它并没有去颂扬那场战争，也没有纪念开拓团之设置与行为，彰显的仅仅是对生命权利的敬畏，不要说是普通团民，就算是侵略军官兵，恢复其姓名也是无可指责的。“生命数据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之障碍，对于历史，是陈腐的一页。斯大林曾对丘吉尔说：“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一千万人就是一个数据了。”堪称对“生命数据化”最经典的诠释。正因此，他才会肆无忌惮地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反人类惨剧。而社会对于“生命数据化”之默认，则导致一茬又一茬暴政与暴君不断涌现。我看过一个介绍，说是在一个阵亡美军士兵的墓碑上刻着他母亲的悼词：“对于世界，你只是一个士兵；对于我，你就是整个世界！” -1 用户： rbe888 发表于：2011-8-15 19:30:36 支持 (6) 反对 (1) [24]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需多人都知道毛有健忘症，他在与日本访问团谈话时为了套近乎(为什么与日本人套近乎？文革后期中国穷困撩倒，迫不急待需要人家的援助，林彪事件毛的负罪感等)，却忘记了自己家里在战争年代死了六个亲人，他也不怕亲人地下有灵惩罚他!也不怕地下有灵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几千万烈士惩罚他!另外这也是日本民族直至今日瞧不起中华民族的主要原因，首先毛泽东不长记性，忘记民族的苦难和牺牲，文革期间把自己的同志、几十年生死战友当敌人迫害致死，当了现代皇帝，使中华民族又处于兴亡周期律之中，是外敌入侵又成为潜在的危险，比如林彪如果叛逃成功，四人帮不被粉碎(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领导骨干的原因)，一切事实都说明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八大以后，毛的不断专权，扩大至高无上的特权，给他在党和国家机构内部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破坏了党内和人民民主，也就严重的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使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积弱积贫，民不聊生。这也是新中国没有及时建立宪政民主法治制度的结果。 用户： gaohuo 发表于：2011-8-15 18:36:52 支持 (11) 反对 (0) [23]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在百度稍微搜了一下：在“李大伦”项下，尽是些“李大伦落马”、“李大伦及其情妇的腐败问题”、“李大伦曾特约余秋雨做客”、“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判决书” …这类背景文字。 本星球叫这个名字的肯定不止一位；但本星球本世纪里，以为自己 /理//大/得可以乱/伦/的主儿，怕是只有此位。 用户： 不识字 发表于：2011-8-15 17:16:57 支持 (6) 反对 (0) [22]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越来越感觉凤凰网已经被太监了。用户：chen012 发表于：2011-8-15 ” ——本文在“共识网”上，注明的作者为“李大伦”。 用户： 不识字 发表于：2011-8-15 16:48:24 支持 (2) 反对 (0) [21]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毛泽东天不怕地不怕，就喜欢说真话。他的另一句真话是：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 用户： 龙泉庄主 发表于：2011-8-15 14:12:02 支持 (27) 反对 (1) [20]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假设没有日本的侵略和张风流的兵谏，共产党可能存在吗？这是一个三岁小孩都能回答的问题，毛的感谢日本的话是真是假不是一目了然吗？任何抵赖和狡辩是徒劳的，还把人民当白痴是不是太不道德了 用户： 12-34-56 发表于：2011-8-15 13:57:42 支持 (47) 反对 (1) [19]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在那个所谓“莺歌燕舞”年代里，普通民众并非“六亿神州尽舜尧”，而是不幸和苦难不堪回首，只是由于长期的蓄意隐瞒和精心掩盖，我们对何以会有亘古所无的人间悲剧，至今还所知甚少。由于生病住院，我结识了一位当年在涪陵的农村工作组成员。据他回忆，在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头昏脑热年代，“西南王”李井泉在重庆召开西南地区三级（省、地、县）干部会议，进行“打擂比武”，要求粮食产量“敢想敢干”“放卫星”，后一个上台“放卫星”的县委书记，该县亩产必须高过前一个县，否则便是思想右倾，要挨批判。全西南各县一轮“打擂比武”下来，亩产量已瞒心昧己抬得很高了，“西南王”为了媚上邀功求赏，仍犹嫌不足，又从那第一个县开始，再进行下一轮“打擂比武”，将亩产再抬高上去。如此一轮轮逼各县平均亩产“放卫星”，直到“西南王”满意为止。接下来，便是以此逼出的“放卫星”天文数产量为基数，计算并确定向农民征购的余粮数。农民当然交不够如此“放卫星”出来的征购粮，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瞒产私分”之罪，在全国开展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最近，又看到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才更明白了1958年所谓“大丰收“后，全国竟有大饥饿的原因。毛在会上是这样说的：“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他还说：“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此后，又在1959年8月19日下命令给各省委书记，要求“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全国开展的“反瞒产运动”中，农民交不出按“放卫星”的天文数产量计算的征购粮，奉“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的圣旨，各地就动用了专政力量抢！据所见到的材料，在贵州，“反瞒产运动被省委书记李景膺创造性地称为＂捉鬼拿粮运动＂”。被视为“鬼”的“农民家一般都有用竹竿编成的天花板。抢粮队担心农民将粮食藏在竹竿里面，连这样的天花板都要用刀一根根劈开检查！” 经如此抄家搜查，尽管农民被迫交出了全部口粮，已经没有粮可吃了，仍未能完成征购之数！如此横征暴敛的结果，据上面那位当年农村工作组的成员讲，在饿死人名列前茅的四川，涪陵地区更是祸从“天”降的最重地区，常有人行路上，忽然饿至倒毙，而指派去掩埋者，未及掩埋前者，自己又饿毙其旁的伤心惨目情景。住院时的另一病友，部队转业成都铁路局汽车运输队的驾驶员，正是涪陵农村人，据他说，他家三代七口人，除其时在部队的他和在家的妹妹外，祖父母、父母及小弟均死于饥饿。由于人口的减少，而体衰力弱的存活者又生产积极性受挫下降，农村生产力立时骤然大降，尽管风调雨顺，地里却是庄稼不长野草疯长，不见禾苗只见野草高过人，更使灾祸重上加重。作者居涪陵乡村的一同族嫂子，曾是受过师范教育的教师，知书识礼，娴雅温良，不幸也被饥饿折磨得人性扭曲，以致虽竟至煮食了死婴，也未能够免于饿死！ 用户： chenjida 发表于：2011-8-15 13:54:53 支持 (36) 反对 (0) [18]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感激的表白，配上图上喜不自禁的表情，会让多少中国人不寒而栗 用户： maomaoyu 发表于：2011-8-15 13:45:57 支持 (36) 反对 (0) [17]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1、凤凰网是太监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2、大家看看凤凰网的背景，看看刘长乐的背景就知道了； 3、这是某集团一贯的手法，花纳税人的钱在“海外”建媒体，然后对国内称是海外媒体，欺骗国内公众； 4、小骂大帮忙，这就是凤凰的本质！以小骂赢得公众信任，以一些搅水的手段来帮忙！ 5、选举网不是有个资深五毛就是这样的吗，说是在巴黎，说是在欧洲时报，其实在欧洲根本没人睬，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关键的时候，冒充欧洲的意见，对国内无知百姓进行欺骗。 用户： bgws 发表于：2011-8-15 13:28:22 支持 (30) 反对 (1) [16]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因为这是毛皇帝的心里话，如果不是日本人助一臂之力，打垮国民党，毛怎么可能做皇帝，还不是要跟石达开一样，抛尸荒野！ 用户： bgws 发表于：2011-8-15 13:23:30 支持 (34) 反对 (1) [15]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作者 这段话是说日本教育了中国，说不过去吧？而是分明在说，日本人打国民党，使中共有了喘息的机会，从而借着抗日之由，发展壮大自己，为从国民党那里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无论如何解释，都不能解释为日本的侵略使中国人民得到觉醒。 文字写着，还要抵赖！ 用户： Darwin 发表于：2011-8-15 13:19:52 支持 (41) 反对 (0) [14]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说得真好听！ 此地无银三百两！ 用户： 童言无忌 发表于：2011-8-15 12:31:01 支持 (28) 反对 (0) [13]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外侵就有内乱！攘外必须安内！可惜蒋先生知道这个道理，没有坚决这样做的勇气！被美国顾问一反对就放弃了 用户： 草雍巷 发表于：2011-8-15 12:28:18 支持 (27) 反对 (0) [12]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毛 如果感激的理由这么出自肺腑，战争赔款免掉都嫌少了，没倒贴都心感自足甚至愧疚了吧！ 没有日本侵略，一些人还会在山里。这倒是真的。 曾经斥责有人发国难财，看来这样的人不是绝无仅有 用户： maomaoyu 发表于：2011-8-15 12:24:25 支持 (32) 反对 (0) [11]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没准还要与“皇军”联合消灭台湾的国民党呢，那时，钓鱼岛就不会有争议了——直接签约归日本。 用户： 有话要说 发表于：2011-8-15 11:47:44 支持 (22) 反对 (0) [10]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究竟如何看待毛泽东说的“感谢日本侵略”的话，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如果联系毛泽东慷慨拒绝日本政府的战争赔款，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的。 用户： 邵益山 发表于：2011-8-15 10:56:20 支持 (41) 反对 (0) [9]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一九**年七月十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去北京，与毛泽东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 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页。）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用户： YYXUN 发表于：2011-8-15 10:46:38 支持 (47) 反对 (1) [8]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我党什么事了， 用户： stoneyin 发表于：2011-8-15 10:40:32 支持 (33) 反对 (0) [7]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对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理不清。无论是抗战时期三方面政治势力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关系，还是甫解放便建立“世世代代友好”的中日关系。谁能说得清？任意两国之间的民间关系非常容易理解，即通商互利。有友谊，也有龃龉；谈不上特别亲近，也谈不上特别疏远，犹如跨省隔海的远邻。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政治关系，而近代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是否有不方便告诉老百姓的东西？ 用户： sppaxlc 发表于：2011-8-15 10:17:16 支持 (18) 反对 (0) [6]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共产党最想感谢的还有“张少帅”，可惜张明白过来以后，至死也不领情！ 用户： 大地 发表于：2011-8-15 9:55:13 支持 (48) 反对 (0) [5]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事实就是事实.只要我们把事情剥离了神化和妖魔化就看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说实了没有日本鬼子就没有共产党.没有日本鬼子就没要新中国.宇宙的运转是六亲不认的.天体的运行是不分党派的.是没有民族的.也是没有国界的.今天的共产党员都得向小日本磕头. 用户： tx134563 发表于：2011-8-15 8:52:36 支持 (58) 反对 (0) [4]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越来越感觉凤凰网已经被太监了。 用户： chen012 发表于：2011-8-15 8:50:47 支持 (45) 反对 (1) [3]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长征之后，中共的红军主力损耗很大，被困于陕北一隅。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共来说，是一大转机。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原先“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从此，中共在抗日的大旗之下，可以在全国广大地区合法活动方便行事了，中共生存的空间得以空前的扩展，生存条件远非昔日可比，红色的种子再度抛撒各地，发芽生根，假以时日，是可以成就大气候的。 事情正是如此发展，历经八年抗日战争，国民党的实力在正面战场上被大大消耗了，而共产党的势力却在敌后广大地区得以保存壮大。时移势易，力量对比和战场态势终于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问鼎天下的时候终于来到了。 用户： wgjhbls 发表于：2011-8-15 8:40:53 支持 (54) 反对 (0) [2]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对于“感谢日本侵略”，，，不知白岩松先生会做何种深度解读？ 白岩松先生对方正县施展的高超技艺也要有新滴用武之地嘛，不能专挑软柿子捏，是不？ 用户： 胆小草民 发表于：2011-8-15 8:19:33 支持 (23) 反对 (0) [1] 回复：毛泽东为何多次感谢日本？ 不论毛泽东说“感谢日本侵略”是反讽、奚落还是发自内心，抗日战争给长征后处于困境的共产党以转危为安的机会，并借机在日、蒋双方兵力都很空虚的“敌后”建立根据地，既避开了蒋军的围剿，又避免了和日军主力的正面交锋，还落一个“敌后抗日”的好名声，通过与地方军阀闫锡山的“统战”，立稳了脚跟，从而大力扩展了军事力量，为以后的“夺天下”积蓄了力量，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人所共知的历史现实，毛泽东即使真的从內心“感谢”日本，也不必遮遮掩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外交文选》”的官方记载，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令人存疑。 用户： ltqf 发表于：2011-8-15 7:36:35 支持 (76) 反对 (0)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