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

1949年1月12日，历史悠久的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转载了《纽约星报》(NEW YORK STAR，)邀请代表各种政见的几位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举行座谈的记录。他们讨论的是有关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两大问题： 第一，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 第二，对于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危机，美国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 所有这些专家都是重量级人物，有的与美国政府关系甚深。60年后的今天，重读他们当年面对残酷现实时说了些什么，发人深思。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只能摘译其中部分人谈话的要点，以飨读者。 ——译者张彦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斯诺，著名的"RED STAR OVER CHINA"即《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原《星期六邮报》驻华记者，后任该报副总编辑，并一度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总编辑) 已经矗立了20年的南京蒋介石独裁政权，在装备简陋但是善于动员群众的敌人面前，正在从内到外筋疲力尽、土崩瓦解了。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将一个能够满足人民大众某些迫切需求的纲领付诸行动。1927年，国民党赢得政权，靠的是耕者有其田和在政府里实行民主的口号。现在，失败了，因为它从来没有兑现过它所作的任何承诺。 共产党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实行平均地权，并让农民在斗争中享有经济实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政治联盟。由于有了这样的联盟，他们开展了群众运动。从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一股道德和文化力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的领导队伍。一个纪律严明和深为群众爱戴的政党。他们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是因为它能从大多数人民群众中吸取力量，并为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寻求答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支现代中国最有成效的军事组织。 面对这个现实，美国能够和应当做些什么?三件事：1)回到不干涉中国内政和民族自决的传统政策；2)坚持让联合国其他国家也同样这样做；3)向中国人民表达美国深切和持久的友谊，并为解决当前革命所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经济问题提供援助。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 拉铁摩尔，蒋介石的前政治顾问，美国新闻处太平洋行动组副组长，多本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著作的作者)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胜利，部分是由于他们领导得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高压统治，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希腊政府都不如。在我们国家，用马歇尔国务卿的话来说，我们总是把共产主义与穷困、饥饿、绝望、混乱联系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公式所描绘的一切正发生在政府管辖的地区里。所有美国记者发回来的报道，都证实政府一边的士气完全瓦解，为国民党而战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对于中国政府所给予的过多、过快的援助，已经严重地伤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尽管如此，我们的国家利益依然还在。我们的靠山就是中国人民对我们的良好愿望。要珍惜这个愿望，我们必须停止一切足以延长和加剧中国内战的行动。 但是，我们不应当全部撤出中国，使其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应当继续每项可能的行动，特别是经济建设。从长远着眼，这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不管他们将建立什么样的政府。 海罗德·伊克思(Harold lckes)： (伊克思，1933至1946担任美国内政部长，著有多本关于新政的书籍，为《纽约邮报》撰写每周三次的专栏。) 报纸上所报道的事实以及权威观察家最近发自中国各种信息，都使我不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在节节胜利，中国正经历着一个肿瘤的切除手术。毫无疑问，在造反者当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可以肯定苏联一定在充分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很久以来，我就认为，中国的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农民起来反抗蒋介石腐败、残酷统治政权开始的。然后，吸引了工人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他人群，包括教师、学生以及拥护孙中山人权自由理论原则的其他团体。除了这些道德因素，还得加上美国对蒋介石的大量武器和物资援助，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腐化的国民党人在溃败和投降中转到了共产党手里。在这样一片混乱之后，倒有可能出现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果真如此的话，我相信，我国会对它的经济复兴给予慷慨的援助。 约翰·费尔班克(费正清John K，Fairbank)： (费正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与中国》一书的作者，原美国新闻处处长，曾在中国居住17年以上。) 中国共产党正在取胜，是因为它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了。国民党有过20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是它却没有去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组织农民确有一套，泼辣、坚决，但是有利于群众、极具号召力。共产党的成功，恰恰反映出国民党在组织农民成为国家政权基础的无能和失败。 美国救不了现在这个蒋介石政权，也不应该为支持它成为流亡政权做出任何承诺。我们不应当再对它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因为已经不可能产生什么好的影响了。但是，我们应当为了人道主义或生产建设的目的继续提供经济援助。我们的主要政策是要保留行动的自由，以便在应对新情况时有个灵活的谈判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将美国的代表留在中国，并试图尽可能地与共产党地区保持接触。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国民党这个烂摊子以后，必然要面对极大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来寻求我们的合作，或者就很可能给反共运动提供了大好机会。 安娜莉·贾科贝(贾安娜Annalee Jacobv)： (贾安娜，二战时美国《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驻华记者，与美国名记者自修德(Theodore H，White)合著《THUNDER OUT OF CHINA》，中文译本名《中国的惊雷》) 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让农民看到为什么而战，而蒋介石却完全做不到。蒋从来不与他的民众商量，他只是命令他们。他粗暴地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无论是保守派的、自由派的，还是共产党的。他与他的政党总是镇压农民的暴动和起义，从来不留中间地带。中国人被迫只能在不拥护他就反对他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只能选择灾难较轻的路走。 美国放弃了三年前的一个大好机会，让马歇尔促成的政治协商会议方案(能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坐下来相互协商的方案)趋于瓦解，而没有坚持让他们双方相互妥协和改善关系以换取我们的援助。我们轻易地屈从于蒋介石的蛮横无理，而明知道正是我们的援助造成了这场战争。当中间路线人士纷纷被排斥赶走时，我们却在一旁袖手旁观。 我们能够提供的所有军事援助，都不可能帮蒋介石取得胜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重申我们的愿望，支持一个能够代表各方意见的政府。只要这样有代表性的政府一旦成立，我们承诺对它建设提供大规模援助。 共产党在军事上已经肯定取得胜利。然而，他们知道，在重建中国时美国的援助和建议是必要的。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技术人员远比他们自己的能干。他们也知道，战后如果发生骚乱，饥饿的农民也可能起来反抗他们。届时，我们将可能与他们建立一个和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那样脆弱的联合战线。这大概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后机会了。 爱格尼斯·史沫特来(Agnes Smedley)： (史沫特来，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甚深。《中国的战歌》和《朱德传》的作者。) 关于你所提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是一群普通的中国人，正在进行一个神圣的解放战争，将中国从封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由工人农民组成的民主军队，领导他们的是一些被证实为第一流军事政治智囊。这支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军队，是一支政治上有教育的、有纪律的、抗腐败的和全心全意奉献的军队。 它的战略战术是在反对一个独裁政权20年血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个政权统治的残酷、腐败甚至被其盟国视为比中古时代还要落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外国人的支持，这个政权是不可能生存的。 美国政府应当从中国，包括青岛和台湾，撤出它的武装力量，停止对南京或者地方军阀政客的一切援助。在我们的国务院、国防部里，应该清除那些南京政权的支持者，代之以懂得如何赢得新建民主中国友谊的开明美国人士。中国的革命者一向视美国人民为朋友和盟军，但是却从血腥斗争经验中认识到我们目前的政策决定者却是他们的敌人。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几亿亚洲人为敌，是一种愚蠢的犯罪行为。 纳桑尼尔·裴斐(Nathaniel Peffer)： (裴斐，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著有多种关于国际事务和远东问题的书籍，其中一本就是《我们必须在亚洲作战吗?》。) 中国的国民政府失败了，因为它已经被中国人民否定了。它的无能，且不说它的腐败，导致了中国人民对它的否定，也导致了共产党将其战败。 共产党胜利了，虽然他们在物质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与其说是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不如说是国民党宣告失败。国民党被否定了，出现了一片真空，于是共产党就进来了。现在，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现在，美国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改变这个正在走向结束的结局。国民党政府必须滚蛋。如果美国决心这样做，它可以取代它的地位，行使中国政府的权力，可以派去一支军队作为军事援助。那样可能就意味着将和大多数中国人以及俄国人开战。所以，这是荒诞的想法，最好放弃这种想法。 现在，对于中国，除了接受现实，我们已经不能有任何作为。如果俄国变得过于危险必须予以对抗时，就只看整个西方起来反抗了。 克里斯托福·兰德(Christopher Rand)： (兰德，《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刚从中国回来。抗战期间，在驻中国的美国新闻处工作。) 共产党之所以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比蒋政府更加关注中国人民的需要。他们是在一个原则的指导下行动，而不受蒋介石集团的压力。他们的军队和政权是在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明确思想指导下工作，更具有奉献精神和高效率。共产党力量来自中国国内。俄国人的物质援助，与我们对蒋介石的相比，少得可怜。如果外界列强对于中国的内战不予过问共产党可能早就取得胜利了。 美国应该在这次危机中，坚决保护它的公民。它应当停止对蒋的一切军事援助，因为它不仅徒劳无用，而且更增加对其继承政权的敌意。它应当继续它的经济援助，但是只在明确可以帮助中国人民的地方，而不是某个集团。它应当宣告它愿与任何有代表性的中国政府友好的愿望。它应当采取一个长远的政策，尽可能密切追踪观察中国的发展，试图用不侵犯睦邻关系的意愿，恢复传统的中美友好关系。基于中国的教训，美国对于亚洲以及存在共产主义因素的其他落后地区实行以下政策：不去支持任何陈旧顺便的职权，不用武力去反对任何强大的群众运动，建设性地和有意识地运用美国的财富和技术去缓和西方世界对古老农民社会所形成的撞击。(这是今日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如果这意味着支持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这样去做。 阿莫斯·兰德曼(Amos Landman)： ( 兰德曼，是纽约《下午新闻报》的政治、劳工记者，经常为《cOLLIER‘s》以及其他杂志撰稿，目前正在远东旅行。) 一个字就能说明共产党的胜利：士气。共产党，有；而国民党，没有。根据南京的报道，在前线，成千上万的士兵逃跑。 政府军队的挫败，不是因为缺乏武器，而是因为缺乏战斗意志。例如，在济南，国民党军队拥有充足的供应，但是只交战了8天，就撤离了。 在后方，人民已经无法容忍粮食和必需品的匮乏、以及货币的不稳定。连中产阶级也在最近的所谓改革中被剥夺走190，000，000元黄金。 我没有访问过共产党地区，但是我知道，他们成功的游击战靠的是农民的合作，共产党连续的胜利似乎证明他们军队的士气很高，得到民众的拥护。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去继续支持一个不为人民拥护而且不能有效使用美国援助的政府。现在，美国的问题是能不能利用它的力量和资源设法建立一个温和、有效的政府，实行中国大总统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实现中国的统一)，民权主义(立法、公决、召回权等)，民生主义(国家有责任提供必要的粮食、衣服、住房和旅行工具)。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618 次 更新时间： 2011-08-13 10:39:15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有感于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 标签： 王佩英 ● 杨银波 昭雪，以终审判决的方式 从当初写关于王佩英的第一篇文章《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到创作关于王佩英的摇滚乐《王佩英》、《为信念而死》，一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若非2011年7月下旬在香港与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谈起王佩英，我竟不知就义41年后的王佩英已于6月9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彻底昭雪，撤消了1970年、1980年的判决书，被终审判决无罪。回大陆后查阅消息发现，在6月22日的《中华工商时报》第五版，记者李锡铭发出了《张大中母亲四十年冤案终昭雪》的消息，并透露北京高院院长在院长办公室亲自把终审判决书交给王佩英之子张大中，且院长致歉。随后，在2011年7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最后一页，判决书被公开发表出来。紧接着，就是傅国涌、贾康等人，如我一样激动地在网上将此消息转告公众。 王佩英与遇罗克等人，都是在1970年被杀害于北京的。这个活了55岁的母亲，最早被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王友琴深入研究，并于两年前公开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文章题目是《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大陆这边在2010年有了真正的“动作”，曾经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的独立制片人胡杰做摄影，《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做采访，而后王佩英的儿子张大中在2010年3月27日邀请了500余人在北京公开纪念其母，刻录DVD光碟，自印书籍，广赠社会。《炎黄春秋》2010年5月号杂志刊载郭宇宽长文《寻找王佩英》，随后《纽约时报》、《凤凰周刊》、《中国经济周刊》、《中国青年》、《往事微痕》等媒体，持续介绍王佩英。互联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各人纷纷评论、转载，博客、微博、网刊、论坛等，皆对王佩英持续关注。2010年12月，张大中更因反思文革、继承直言精神、推动民间慈善，被《看历史》杂志等媒体推举为“国家记忆”2010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最终得票数仅次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樊建川。 从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15个月一晃，彻底昭雪王佩英之事进展得如此顺利，公道讨得如此有品格、有影响，确实令人振奋。中国冤假错案当然非仅此一例，由于个人境况不同，努力程度与运用方式不同，太多案件也就随风而去，直到被人们彻底遗忘，就像从未发生过一般。但像张大中这样，一方面做着企业（甚至还成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另一方面又为其母的历史冤案不计代价地奋斗到底，着实少见。我注意到《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今年3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国美涅槃》一书，写的虽多是各厉害人物的商界恩怨，但涉及到张大中时，则将“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列为单独的一章，且是最后的压轴之章。张大中为母亲讨公道，已不再仅仅是以家庭本位来考虑，而是将其作为一股民族精神，传之四海，甚至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又向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捐资百万，就是要以其母为线索，指向文革大潮之本质，激励国人痛作反思，让那个黑暗时代不再卷土重来。 纠正过去，启示当下 将终审判决书交到张大中手中的人，是北京高院院长池强。我看过他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他说：“任何案件出来，如果司法不公，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谁都有权力去监督。我们要重视人的尊严问题，要重视公平正义的问题，要让案件审理来得明白、快捷，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原事实真相，打公正的官司，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司。我们要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社会要发展，就要有规矩，司法公正就是社会秩序的指向。”且不论别的案件在他管辖之下做得如何，单说王佩英这个离世41年的文革冤案，他能有这么诚恳的表态和行动，确实值得一赞。但凡在位者做得不错的，我都勇于承认。本来我对中国的司法环境很没信心，尤其是司法不独立却要做到司法公正，靠的已不是制度力量，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突破。我欣赏池强在处理王佩英一案上的表现，确有道德光芒。 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网友在转载王佩英被彻底终审昭雪的新闻时，直接把这说成是“母凭子贵”，张大中有钱嘛，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又是全国工商联执委，还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呢？云云。我不特别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承认在中国要夺回尊严与自由，实力确实很关键，强大的公民个体是干成大事的基础。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事情本质，只看表象去了。须知，王佩英一案，是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普通女子，基于国家灾难而向最高独裁者吼出下台的喊声，而后遭受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迫害，直到这个人被杀掉，留下七个子女无人看护。此案不但是冤案，而且是正义被邪恶扼杀、光明被黑暗吞噬的有挑战极权意味的案件，王佩英乃是那个时代最有种、最决绝的英雄。 王佩英一案非常极端，她不像张志新那样到死还认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在那个年代，她甚至以宣告退出中共来表达绝望，还在广场、街道等处张贴大量传单，当众高喊“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别人被公审者称为“气焰嚣张”，她被称为“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即使放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说你看到中国有那么多的灾难，你认为这是统治者失职，搞独裁，欺骗人民，然后你要求退党，你去广场、街道发传单，支持党内改革派，要专制者下台，还高喊要打倒他，你很可能就被“颠覆罪”给拿下了。这样一个如此特殊的王佩英，在就义41年之后被终审无罪，不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纠正，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宁可遭受磨难和刑罚，也要讲真话，让统治者不再高高在上地沉迷于自欺欺人，而要迫使他们正视人民疾苦，痛作改革，这样灾难才会降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大中、池强在今天能把如此敏感的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已是奇迹。 还我真相，还我公道 我听过最毒的话是，有人把王佩英当成“疯子”，说她像泼妇骂街那样疯狂攻击伟大领袖，竟然还有人说她是“圣女”，简直想吐。说这话的人，没看过《我的母亲王佩英》这部纪录片，没读过《王佩英评传》这本书。在我看来，王佩英是铁了心要殉道的，不是出风头、发神经。她受过天主教熏陶，也曾为中共地下党付出一切，中共建政后她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放弃一切来当个普通人，在幼儿园带孩子，而后当清洁工。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看到当时的政府一直在拼命掩盖自己，并且内讧连连，从高层权力斗争，一直发展到全社会疯狂的阶级斗争，她就不会那么凛然地站出来。王佩英说过的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就是：“河南是饿死了人的。”她甚至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做到了“抛家”的地步。如果她想活命，只要低一下头，兴许就能躲过一劫。但她扛住了，心一横，宁死不屈，结果就成了以死殉道的英雄人物。 转过头来说张大中。他当年拿着母亲的1000元抚恤金，辛苦创业，越做越大，是邓小平经济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先富起来了，甚至还奋斗到有了政治头衔，确有几分体制内人士的色彩。但是，又有几个人在财富上做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愿意去冒政治风险，一定要重新触碰敏感的文革问题？多少人富裕起来以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别提父辈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了。又有多少人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进而扭曲、遮掩、逃避旧事，巴不得离那些N年前的事越远越好，以求“政治正确”。但张大中不这样选择，他选择还我真相，还我公道。他为母亲平反而奔忙，绝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成为亿万富豪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1970年他母亲被杀以后，他就没忘记为母亲平反而到处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终于，1980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王佩英平反了，这就是《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 然而，那一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是打圆场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他要的是彻底昭雪。多少年来，他不但在奔忙着，也同时在做文革研究，据我所知，阅览无数的张大中的水平，至少称得上是研究文革的“准学者”。在当今传播手段和大众接受途径多式多样以后，来自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王佩英这个具体的人，重新走进一般民众的心里，让人们在心灵深处去同情、理解、赞赏这个人，吸收其勇气精华，反思罪恶时代的种种成因，挽救社会矛盾激化背后的汹涌危机，这何尝不是“救心”之举？一张白纸，再盖个红章，是今天之于昨天的胜利，是民族精神没被埋没和压垮的胜利，这才是1968年林昭血写遗书所说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证明中国人的脊梁纵然会在某一黑暗时刻被压断，但终有一天还是会硬朗地挺直起来，表明这个民族并非全是懦夫和奴性，更有勇士和公道。 警示今后，勿蹈覆辙 历史总在循环着相似的苦难，多少人为了美好未来而发出震撼先声，因其受罪，却也无怨无悔，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许还会如此。人类历史和国家历程，一直都是这样循环着，但有这一个个英雄的参照，就会警示今人与后人，防止再蹈历史覆辙。王佩英一案的胜利，不仅在教育着当政者、抚慰家属，也同样在教育着民众、激励冤民，而且是以最具说服力的法律诉讼方式，这是让人最服气的有效手段。由于人人立场不一，现在和以后也同样会有骂王佩英的人，王佩英不会因为在死后41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无罪而停止备受攻击。我认为这很正常，就像有人看到美女不敢去承认，说这是跎屎，被玷污的其实不是美女本身，而是说这话的人，因为只有当他自己仅仅是这个认知水准并心有所想的时候，才会有如此肮脏的言辞。民众自己如何反思，是个人头脑里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靠自己来觉悟的，谁也强迫不了。 中国需要平反的事情实在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香港我就见到一批五七学社的老右派，他们至今还在为1957年的事情愤愤不平，反毛者甚众，出版、演讲，盼望得到社会认同和公正评价。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尚且如此之多，至于当今民众为生存而维权受压，如圈地、拆迁等平常事，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如此看来，有魄力解决王佩英一案的池强等辈，任重道远，未来的法治之路更需要无数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有志青年。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在重复着打倒又建设、建设又打倒的历史，如此周而复始，有时甚至还呈现历史倒退的局面。就像韩寒所言，拿90年前的中国言论开放程度，来衡量今天的言论钳制状况，许多人是要被笑死的。就像王佩英一案，别看终审判决无罪，可“百度百科”已删去“王佩英”词条，《王佩英网站》被封，许多关于王佩英的文章或新闻被不断删掉，我曾上传一些《我的母亲王佩英》的图片和歌，也被一一和谐…… 连法院都终审无罪的人，在网络世界却被一一抹去痕迹，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究其缘故，恐怕还是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有的是自我阉割，有的是被迫整容。好在经过一阵阵砍杀之后，网络尚留片甲，只要人们愿意去了解，同样能够将王佩英的形象与精神刻进他们的内心。遮，是绝对遮不住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能无远弗届的时代。 附（一）：杨银波填词摇滚乐试听 1、《王佩英》：http://yyfc.iq123.com/play.aspx?reg_id=3469212&song_id=4978834 2、《为信念而死》：http://yyfc.iq123.com/play.aspx?reg_id=3469212&song_id=5313560 附（二）：赠送王佩英纪录片光碟与书籍 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与书籍《王佩英评传》，由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免费赠送社会各界。你须提供你的四项信息（姓名、电话、地址、邮编），并把这四项信息发送到：wangpeiyingbj@gmail.com,wpyzl@vip.sina.com。秘书组将通过邮局给你寄去纪录片和书籍，并欢迎你介绍朋友或有影响力的人士继续免费索取。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八年 （本文首发于2011年8月5日《民主中国》）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06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杨银波：中国童工：禁而不绝的群体 相同主题阅读 杨银波：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我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回忆 黄方毅：在王佩英女士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王佩英年谱 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三——最后的审判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二——邦无道，至死不变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一——“反动立场”与舐犊之情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讲真话的“疯子”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九——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八——幸福安定的生活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七——解放了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六——地下工作岁月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五——“我们回开封吧”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四——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三——王佩英的闺秀时光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二——现在就开始回忆吧 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一——无念尔祖 聿修厥德 张大中：在母亲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稿 杨银波：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王佩英的道路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于2011年4月30日在美国费城举行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 参加研讨会的与会者有：张炜（原天津开发区主任， 现任牛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光（原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主任编辑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研究员，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王军涛（1978年团中央委员， 现任中国民主党主席），普度大学历史学教授洪朝晖， 以及苏晓康（著名作家，电视剧《河殇》作者）、李进进、胡平、陈奎德、何频，陈破空、辜建中、王天成、易改、王书君、孔灵犀等。 会议发言者重点探讨了中国未来的改革的道路。 1.王书君、李进进致开幕词 2.吴国光教授演讲“民变引发官变” 吴国光（原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辑、主任编辑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研究员，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吴国光教授演讲指出：“民变压力到一定程度，引发政治变革”。 中国变革有无希望？有无希望从上而下的变革？温家宝、习近平有希望吗？怎么看待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一只眼睛盯着常委，另一只眼睛盯着其它的东西（解读：万一共产党不行了，他直接争取大众的支持） 温家宝、薄熙来等近期表现，是精英裂变的信号。 民变后一般出现什么情况？镇压是当权者对民变的本能的反应。民变到一定程度，但当局内的野心家、投机者会开始分裂。 民变引发政治变革，如果共产党下台，谁能取代它？对这个问题，吴国光教授认为，精英的；裂变、跳船对变革后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吴国光教授告诉与会人员（大意），不要害怕中国的政治变化，到时精英中的野心家、投机者会撑起局面。 3.张炜评论吴国光“民变引发官变”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张炜、美国的苏晓康针对吴国光“民变引发官变”做了以下评论。 张炜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公开支持学生的中国最高官员。当时作为天津开发区主任的张炜，可能是最年轻有为的官员。会议现场有人说，如果不是六四，张炜应该是比李克强他们更有优势接班的。张炜说，他为近期的北非的茉莉花流泪，想到六四的情景，当时在广场上什么都没说，就是流泪。 张炜认为中国变革难度大，有以下几个理由：中共对民众的控制，精细到五一附加的地步。例如北非，腐化局限于最上层，但中国把腐化变成一种制度，从上到下人人有份。 经济增长不能为这样的威权政府带来绝对的合法性，但加上收买和强权，是可以苟延残喘的。 海外回去的“精英”对腐败政权维护最得力，用西方左派的理论，拿去在国际上进行辩驳。张炜说，西方左派还是有良心的，海归回去的这些精英没有良心。（张炜后面还有专门发言） 苏晓康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电视片《河殇》的主笔之一，《河殇》在六四后被批判是引发学潮的文化因素之一。苏晓康来美国后曾是《民主中国》主编。苏晓康认为，薄熙来现象显示中国高层裂变已经开始。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平稳交接，最近的大镇压就是为了平稳交接。 原世界日报编辑孟玄也做了评论，但没有录制。 4.吴国光回应评论，谈政府的控制手段等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张炜、美国的苏晓康针对吴国光“民变引发官变”做了评论后，吴国光教授又进行了补充。他以中国对出租车安装监控装置为例，说明了中国对民间的控制无所不在。 5.胡平谈领导人变坏、龚小夏谈中国的自由 胡平：中共领导人怎么上台了那么坏呢？ 著名异议人士、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对领导人在台上的作为非常不理解，胡平以前和一些现任国家领导人是同学、同事，他说，这些人当时都是不坏的人，怎么上台后变得那么坏了呢？ 龚小夏：民主制度需要结社自由，中国不具备 龚小夏曾以共和党身份参加美国议员选举，她也是茶党的组织者之一，有丰富的在美国行使民主权利的经验，她说（大意），中国百姓有了发牢骚的言论自由，外界误以为中国很自由了。但这些抱怨没有途径向政府施压，没有结社的自由，就不会有民主制度。 6.普度大学教授洪朝晖谈为共产党算命 本集是普度大学历史学教授洪朝晖的发言和讨论。 洪朝晖教授谈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后，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学者曾预言中共垮台的年头，但至今20多年了，仍未垮台。一些学者的解释是，中共内部出现分裂，有了一定制衡。 世界日报的副总编魏碧洲在评论时说（大意），这个讲演的主题是为中共会诊，我们不是中共党员，为什么关心中共能活多久？或者为中共延续生命而出谋划策，这是中共自己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民主人士要关心的。 来自Deleware大学的教授程映红也做了发言。 7.原天津开发区主任、现任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先生的发言和讨论 张炜用经济学的概念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以及中国近年的牺牲环境等代价发展的合理性问题。 张炜的演讲内容丰富、精彩，建议各界全部收看。摘录几个主要观点： 1、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不是中共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政策、理论，而是犯了巨大错误后的一个回归，向正常经济体制的一个回归。 2、中国经济发展牺牲环境代价惨重，有数据表明，中国GDP的10%被环境毁坏抵消，也就是说，算进环境成本，中国经济没有增长可言。 3、经济考核要分经济流量和存量，中国的建筑超级短命，说明经济的存量很差。例如，西方建筑可以延续100年或者更久，而中国建筑20年的寿命，这些投入没成为有效的存量。 张炜发言1 张炜发言2 张炜发言后的讨论 张炜发言后的讨论：吴国光、王军涛谈话 相关文章： 什么是民主？（精华） 什么是言论自由？（精华） [茉莉花推荐]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精华）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散步公告专页 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地点专页 中国民主化 天字第一号重要任务：传播翻墙技术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