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

美国之音 |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现状调查

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中国的流动工人日趋年轻化、不安分,而且越来越多地通过罢工来改善他们的劳工条件。报告说,他们越来越擅长利用因特网来组织抗议活动。 *报告:农民工日益通过罢工改善劳工条件* 总部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在一份记录中国出口地区发生的劳资纠纷的报告中说,中国年轻一代的流动工人日益通过罢工来改善劳工条件,而且新生代的农民工越来越会利用因特网和手机等新的技术手段来组织抗议活动。 这个致力于推动中国劳工权益和尊严的团体表示,在过去,工人们一般是在他们的权益遭到侵犯之后才会采取行动,而新一代的工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有主动性。 与老一代的农民工所不同的是,新一代农民工无意回到农村,而是要在都市社会找到他们的立足之地,尽管这样做的代价很高,而且面临很多歧视。这些流动工人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工会这样的代言机构,因此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科罗索在接受路透社电视采访时表示,正是因为这些工人的要求更高而且更愿意站起来为自己说话,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中国的罢工和抗议越来越多。 这份报告估计,在2009年,中国发生了大约3万起群体劳工抗议事件。 VOA TV 图为中国某工厂工人在食堂吃饭 *中国劳工观察对农民工的调查* 总部设在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执行主任李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在今年8月到10月期间对珠江三角洲和上海等15家玩具工厂的500名农民工进行的调查显示,第二代农民工对工厂的满意度没有第一代农民工那么高。 他说:“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比如说把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对工厂的满意度有一个比较。第一代农民工对工厂很满意的有13%,但是第二代农民工对工厂很满意的只有4.2%。” *计生委:80后成流动大军的主角* 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表示,中国的流动人口超过了2亿。在这些流动大军中,“80后”一代正逐步成为主角。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他们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就业领域不断向制造业集中。调查发现,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为1660元,劳动强度高,工作压力大,每天工作达10个小时,每周工作至少6天。 研究人口问题的一些学者与劳工权益人士指出,这些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镇,但是无法享受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和权利,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认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必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李强:健全对农民工的保障体系* “中国劳工观察”的执行主任李强表示,政府的一个当务之急是要把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纳入到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保障体系之中。 他说:“政府应该要他们的劳资关系、医疗、养老保险等等这些都可以(纳入)他生活的城市,而不是说他在这里工作是一个短期行为。” 这位长期关注中国劳工状况的权益人士表示,当局还必须放松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由于没有城市户口,这些农民工在子女就学、就医等多方面都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可以享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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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民工学校教师不应成被遗忘的角落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代课教师”尤其是“乡村代课教师”,无疑是一个刺眼的符号。近日,媒体对贵州贵定县岩脚小学代课教师生存境遇的报道(9月11日《新京报》),再次戳痛了“代课教师”这一并未愈合的教育伤疤,同时也汇聚了人们对代课教师群体的焦灼心态。 媒体对这一没有“名分”、没有合理待遇、前途暗淡的群体的关注,值得我们赞赏。虽然对于代课教师问题的解决,媒体报道的力量微弱,但这总比遗忘、漠视要好。毕竟,“关注就是力量,围观就是压力”。 代课教师因其所具有的悲情色彩,是很容易受到媒体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除了乡村代课教师之外,城市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不应该、也不能成为被爱遗忘的角落。但遗憾的是,这一特殊群体远远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其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同样没有“名分”、前途暗淡。可以说,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和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舞台上两个悲情角色。 事实上,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境遇,并不比乡村代课教师好到哪里去。这于早些年先后在乡村小学代课和在城市打工子弟学校游走多年的我而言,是深有感触的。2003年我在广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任教。那时珠三角地区这类学校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行情”是,小学教师月薪在800元-1100元之间,而中学教师则不过在小学教师的基础上浮动两三百而已。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尚且如此,也就不难想象,其他地区是何种状态了。 但教师工资低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却是与薪酬严重不对等的工作量。在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一般每周都有18节课,有的甚至高达22节课。教师们除了教授“主课”外,往往还兼几个科目。比如,当时我除了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语文课之外,还兼有六个班的美术课。这还只是单纯的授课任务,此外还要完成学校附加的各种任务,比如每学期过半后就加紧学位费的收缴、学期结束后则要以各种形式外出招生,并分配给名额,完不成任务的或者扣工资,或者炒掉。 在这种学校里教书,自然是毫无保障可言的。退休金以及各类保险只能是一种奢想;签订合同是几乎不可能的,教师不过是一群随时被炒掉的临时工而已。这一特殊群体,不仅承受着经济方面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折磨——这是民办教育界的一群浮游生物,他们没有归属感,看不到希望,由于经济地位的低下而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在很多人眼里,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已无异于流水线上的工人,甚至还不如一些技术工人。 也正因这种境况,迫使我出走教育这片田园。上面我说的虽然是八九年前的问题,但至今这一群体的境遇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观。据我的了解,目前仅有一点变化的是,有极少部分学校已和教师签合同并为其买社保,而工资方面,中小学教师月薪涨幅大约在五六百元左右。也就是说,这一群体的月薪大部分仍在两千元以内。这有例可佐证: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广州多数民办幼师工资低于两千,调查报告显示,公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的月均收入差距高达4000元。 仅因为姓“公”,教师的待遇便冰火两重天,这显然是严重的教育不公。这种待遇上的不公平,最终戕害的是弱势群体的教育质量——廉价的薪资,必然会使得民办教师心理失衡,而无心施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民办教育质量的下降,这直接关系到外来工子女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富人接受高质量教育,穷人接受低质量教育”的知识鸿沟,加剧阶层的分裂。显然,鉴于私人办学自负盈亏的市场特征,弱势群体的义务教育和民办教师的待遇问题,不能靠市场来解决,而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出于同情未清退”实质是廉价盘剥 / 2011-09-14 22:15 / 评论数( 0 ) “教师慰问金”是师德领地的耻辱牌 / 2011-09-14 11:10 / 评论数( 0 ) 记者“制造矛盾”是时代之福祉 / 2011-09-10 15:16 / 评论数( 1 ) 公共财政不是权力任意打扮的姑娘 / 2011-09-10 15:16 / 评论数( 0 ) 腐败型专家是收藏界的“瘦肉精” / 2011-09-10 15:16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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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中国周刊:面孔—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提出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这个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现在是中国农民工的主力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农村、农业生产并不是那么熟悉。他们不再是暂居城市,而是更倾向于长期居住。有专家总结了他们的特征,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因为有一定的文化,他们思维活跃,不安于现状,不会像父辈那样,选择“一直打零工,哪里需要去哪里”。   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白领”,更注重生活品质、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父辈们“傻根”的形象早已不被他们认可。他们穿着前卫,热衷聊QQ、打游戏、K歌,渴望融入城市社会。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但他们已强烈地认识到,他们是城市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   在这个庞大的群像里,我们撷取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透过这些色彩和冷暖对比强烈的图片,我们似乎能感觉到一种潜藏在影像深处的冲突。在镜头里,他们平静,因为站在自小熟悉的空间里;他们不安分,所以昂着头骄傲地看着远方;他们尴尬,那份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就像灰色背景下,身上的一抹艳丽色彩。    技术我最大,走遍神州都不怕   我叫黄亮,27岁。进过工厂、也当过厨子,但是从来不知足。家住江西樟树熊家村的我,在外面已经混了很多年 ,现在是一家工厂的拌料工。   在外面的这几年里,技术是我饿不死的安身立命法宝。以前,每次发了工资,我都会叫上朋友一起去喝酒,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快乐,而现在,我最大的成就则是拥有了“两千斤”,一对双胞胎女儿,大牛牛和小牛牛。   千金难求,千金也是重担,我要更加努力才能赚到奶粉钱。我想再学门技术,参加市里搞的养殖培训班,技术我最大,走遍神州都不怕!等条件成熟了,我要搞个养殖场,丁磊不是都养猪吗?        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我叫杨洋,2008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加入了浩荡的外出打工大军,我生性喜欢城市,那里热闹、好玩,每天能去泡吧、宵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够High。         城里人觉得我是乡下人,乡下人觉得我是城里人。我自己觉得嘛,我多少还是有点“潮”。在杭州的两年时间里,连我的普通话都基本摆脱了乡土气息。        每次过年回到家,我反而有点不适应,家里太冷清了,不能上网,不能泡吧,连养眼的美女都看不到几个。我想更好地融入城市,我努力地学习制鞋,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始终拥有希望   我叫杨星红,16岁,文化程度不高,女孩子出门太远家里又总是不放心。于是,我留在离家乡不远的樟树市鹤立酒店做服务员。   我想,大多数和我一样文化程度的女孩子第一份工作应该都是这个吧,从哪里起步没关系,我爱八卦,很多明星不也是从端盘子起步嘛。   先做着吧,积累点经验,入行虽然不久,我却也从招呼客人的过程中学会了察言观色,甚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小有心得,也稍有心安。但是,可恶的是,这样的安稳没能维持多久,我上班不到一年,酒店就因生意不景气被迫关门。   回家休整些日子,我还是想借钱开一家自己的精品店,现在大家物质条件都好了,会花更多的钱来装饰,应该会有市场的。对于扎根城市,我还不能说掌握了诀窍,但却始终拥有希望。         饭碗不是找来的         我叫晓芳,22岁。我在学校学的是商务英语,现在在佳程大酒店当实习服务员,这和我大多数同学的选择不同。想法不一样选择就不一样吧。我就希望自己能从基层工作做起,在每个岗位上锻炼自己。         趁着年轻,我应该多学些东西,对于择业,我更看中能不能学到东西,更看中发展空间,尤其是公司的企业文化,虽然在我这个年龄段,我可以选择谈恋爱,可以选择任逍遥。但是,我喜欢逼着自己成熟。         今后的路还很长,我一边实践,一边开始规划,追求自己的理想。 饭碗不是找来的,是靠自己慢慢打造出来的。夯实好基础后,有机会,我还是想到深圳去发展,从事外贸方面的工作。 我还是想安定          我叫赵定,24岁。我的高中老师在读书的时候跟我们说,往前走,才有路。于是,在我高中毕业后,就一路走到广东。先是在东莞的一家五金模具厂做苦工,完全是卖体力的活,吃不消,又换过几次工作,辗转了几个城市,一直都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工资最高水平的时候也只有1000多块。不过,多走了几个城市,见识倒是增加了不少,就当是旅游吧,反正家里也没有经济负担。         折腾了几年后,我还是想安定了。于是回来跟姐夫学习修理电器。去年年底,父母出资本股,我出技术股,在长沙河西的银馨家园,我已经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门面。门面是姑姑家的车库,虽然只有24个平方,但我已经非常满足了,除了航空母舰,其他什么东西你都可以送给我修。 黑领也比“泥领”好          我叫卢永明,17岁,家住湖南省岳阳市钱粮湖古月湖村一组。          我看过一本书,上面有一句话,“永远有多远?”我马上想到自己,可能我的名字的意思是永远的明天,我一直在追寻我的明天,明天在哪里?有多远?我不知道。          我很早就离开家乡,15岁就到长沙,现在,我在一家汽车修理行当学徒。当学徒很辛苦,雨雪天气有时候都在户外工作,又湿又冷。现在车子这么多,搞这行应该会有些机会。在这个城市,我有个“白领”姐姐,在一个干净明亮的写字楼里上班,她常常大包小包的来看我。看着姐姐的斯文,而我满身油腻,兄弟们常常笑话我是个“黑领”。         我不喜欢种田,黑领也比“泥领”好。乡下的生活,一个字,闷,两个字,很闷。         我现在一门心思,学好手艺,艺高人胆大,以后会有更好的机会等着我的,不用晚上做事,不用黑白颠倒。         我也想挤进县城   我叫赵甜,17岁。初中毕业。不喜欢城市生活,没有出过县城。   “我没有背景,我只有背影,我没有身份,我只有身份证,我没有文化,一切靠造化。”这是我手机里储存的一条短信,也是我自身的最贴切写照。   嗯,我就这样,一个初中毕业出来闯荡的小妹子。我不算聪明,但也机灵,我不算漂亮,却也耐看。所以,靠着这么原始的条件我还是在城里的一个宾馆当上了楼层服务员。虽然每天重复的是几乎相同的事,却也能见识到不同的人物。   我想离开乡下,但也不向往大城市。待在小县城就挺好,麻雀小,五脏全的。混几天,差不多大半个城就熟了。同学有靠嫁人进城的,我也想挤进县城,但是,我还是靠自己吧。积累点资本,哪怕从摆个小摊开始,开个小店,也可以生活下去吧。 去大城市蹦跶   我叫张萌。一个人常常会面临很多种抉择,三四个月前,我就刚刚做出了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抉择,回到家乡。可能骨子里还是有些“乡气”,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一个高中毕业生,出校就想留大城市,我没有把握,多少人还正在逃离“北上广”呢?   我学的酒店管理,却安心地在家乡山西安泽的一个煤焦厂做起了办公室文员,迎来送往,搞搞接待。在大城市读书的历练让我足够应对一切。当初也就是他们认为我在城里见过大世面,才让我负责待人接物。我固执地保留了在城市里形成的一些生活习惯,譬如,哪怕在生产车间,我依然带着很浓的妆。   有朋友来看我,常常会说,你和黑不溜秋的煤焦厂太格格不入,更像一个机关的白领。但是,对照电视里的白领,我又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山寨”。这会是我的终点吗?我常常问自己。当然不是,兜兜转转,我还是要竭力摆脱这个小地方,去大城市蹦。    想永远留在城市   我叫田鑫,17岁 ,湘潭石鼓镇七家坪村人。   我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小伙子,在湘潭、长沙、广州、韶关工作了近两年,走了四个城市。做过鞋子、进工厂做过洗发水、也在饺子馆当过服务员。目前在长沙一家中西餐厅做厨师。我的拿手菜是“田氏”排骨,味道那是相当的好,我非常喜欢餐饮这一行,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花费在买菜谱上,这一项就让我变成“月光族”了。   每天我不是在看菜谱,就是在厨房里对照书本上学到的技术与现实融合、嫁接、创新,活到老学到老,希望今年能继续试做几道新菜,头顶上的帽子越戴越高。   我喜欢城市生活,想永远留在城市,待在城市。    我的目标是远方   我叫张雷,张飞的张,雷人的雷,19岁,湖南常德人。   没拿砍人的斧子却拿起了理发的剪子。我热爱时尚和一切好玩的东西。十几岁时就喜欢模仿电视里把自己的头发搞得花花绿绿的。我踏入城市,开始学习“顶上功夫”,我现在在一家叫“狂剪”的美发店工作,和店里的兄弟一起住宿舍,早上9点上班,兄弟们8:50起床,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起跑步到店里去上班,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充满激情。   老板是我的偶像,假以时日,我也要像他,自立门户,和兄弟们一起开间“狂剪”的加盟店。我很爱我常德的乡下,但我还是希望在长沙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在这个行业淘到第一桶金后,我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发展事业的同时,我太需要出去开阔眼界了,不怕大家笑话,我至今没出过省,到达最远的地方也就是长沙了。有了房,有了车,我的目标是——远方。    抡大锤也比种地强   我叫艾拥军,25岁。一没文化,二没技术。幸好还有把子力气。赶紧逃出农村,来到城市打工,抡大锤也比种地强。   其实现在,工地上的收入也还可以,几天前看电视,还说我们这些工地上卖苦力的收入有年薪10万的,超过了白领。我的收入虽然没10万,但也不错,不过,这还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没有保障,又苦又累。   老了连力气优势也没有了怎么办呢?我还是要尽快去学门技术,才有可能不成为城市的过客。 原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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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摄影师镜头下的中国民工

  中国的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增长,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却引来了更多的问题,比如,更多的农村人口生活处于贫困线之下,没有钱送子女上学。他 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城市进发,成为“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身心受到伤害。每天,他们冒着风吹日晒,为城市的经济发展而工作 某工厂员工宿舍 20平米的房间内有12张床,十五个人共用一间浴室、两间厕所。工人们需要支付税费、电费以及床位费。他们必须睡在这,因为工厂方面不希望工人们分散住宿。 摄 影师:Samuel Bollendorff,1974年出生,Oeil Public图片社会员。他通过他的镜头看社会,医院、学校、警察、犯人都是他关注的对象。探寻社会边缘人群的地位。2006年,得到文化部门的批准,他 开始了FORCED MARCH(强行军)的摄影项目,这个系列,是关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下被忽视的人群。这组作品就由这个项目的部分照片组成。 钢铁工业和煤炭运输的中心——临汾,也是中国十大严重污染城市之一。 60岁的齐女士,无业。她在工厂门口拾卡车掉落的煤渣,烃和其他有毒物质,用这些东西生火做饭和取暖。她觉得这里并没有被污染。 工人们在工作时没有口罩和手套,在空气不流通的、闷热的房内,周围充满刺鼻的化学涂料气味。有人昏倒,则他们离岗的时间就会被扣除相应的工资,而且还要自己掏钱去看病。女工一旦怀孕,她们就会被解雇。 被封的矿 私矿矿主:“我们等着巡查来检查,为他的到访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我们会小心翼翼的给他解释矿上的事,然后请他去饭店,边吃边谈。每次的结果都是恢复开采。” 矿工:“私人的矿容易出事故,但为了矿井不被关闭,矿老板每次都能找到办法糊弄过去。矿上死人了,不会张扬出去,给家属一点封口费就行。” 一名工人在要求结算自己的工资时,被八名保安殴打致死。 “工长连狗都不如。他们以各种借口无故扣钱,还强迫看上的女孩跟他们睡觉。我曾经答应父母会存点钱,但根本不可能。我现在那点存款连回家路费都不够。”李丹(音译),19岁,某合资外包工厂工人。 常先生,40岁,他说:“我们从凌晨干到半夜,还要避开巡警的检查。”虽然是违法开采,但山西省石千峰地区的私营煤矿依旧照常运作。 郝老五(音译)。当了20年矿工的她说:“他们说我们是‘中国工业的英雄’,但谁都知道那是是我们拼死拼活的成果。” 她在工厂里工作了十五年。实际上她的年龄已经超过了工作的限定年龄,这样她就不可能会被其他地方雇佣,所以她宁愿拿着每天十元的工资留在工厂工作。 15岁,这个年龄的大多数孩子要干农活,剩下的要外出打工,只有极少数的五十个孩子能在教室里进行学习。 秀于军(音译),山西省古交市的矿工,他说:“在毛主席的时代,煤矿工人被当成英雄,而现在,什么都不是。” 叶力轮(音译),43岁。他家世代以种植大米为生,但现在情况发生了转变。他的两个女儿外出到很远的地方打工,现在已经成为某工厂的工人。 山西古交,工人的工资无法让他们在“大洞”旁建立一个真正的家。棚户区的周围都是黒煤,这里没有活水,也没有社会保障,呼吸道疾病遍布四周,房子歪歪扭扭的一间接一间。 郭恩宝(音译),28岁,他说:“我们过去能挣两倍的工钱,自从五月份以来,我们的工资就变成原来的一半,剩下的都归上面。” 霞霞(音译),20岁,某玩具工厂的芭比娃娃装配工人。一周上七天,一天工作12个小时,效益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往家里寄150元。当有加班费的时候,她一个月能挣300元。 王先生。在矿上干活时失去了一条腿。不仅没给任何补偿,同时也丢了工作,他只能偷合法煤矿里的煤渣。他和父亲、妻子住在一起,他们能弄到100公斤的煤渣,可每个月只有几十块的收入。 老人说:“这里原来的螃蟹特别大,我们经常来游泳。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河水被污染了。以前这天还是蓝的,水特别纯净……但现在无论你在哪看,水都是黑的。”河里砷元素的比例已经超过人类饮用水安全指标55倍。 小 吴,35岁。齐家沟(音译)煤矿矿工。  上个月的一起矿难中,12个人遇难,小吴逃过一劫。“我太害怕了!”他说:“我再也不想下井了。这里腐败风气昌 盛,人们的命都不值钱,只有利益才是最重要的。”矿难发生后,矿老板逃跑,致使小吴没有钱回到四川老家去看他的老婆和孩子。 三岔口的一口私人矿。2006年11月一位矿难导致2名矿工死亡而被关闭。2005年曾因相同的原因被关过,但几个月后又重新开始运作。 数百万民工成群结队的涌入深圳。 外 地打工者不容许进入深圳市,只被容许进入方圆几百公里的工业区。两年前,和平村这里还没有工业区。  工业区的修建工作悄无声息的进行着,可已经有20万 人口在此工作。大多数为16到25岁的女性,因为她们比较听话。  几乎每个知名企业都在这里有贸易活动,比如,迪士尼,孩之宝,美泰。这里为它们生产了 米奇,蜘蛛侠和芭比娃娃玩具。 他们几个是被开除的、被捕的。他们的工厂是沃尔玛、迪斯尼和美泰玩具的外包商。 他们曾要求改变令人无法忍受的工作时长,并且表示反对双重合同制度。也就是说,工厂先跟他们签订一个内部工资合同,再签订一个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合同。后者是为了应付有关审查部门检查。 这几个工人的抗议,使得老板报警,随后警察将他们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进行拘留。 一双鞋的价格是工人一天的工资,而中国工人制造的玩具已经占世界总额的75%。 “爸,我不回村了。我要在厂里继续工作,会往家寄钱的。不用操心了,我交了几个好朋友,不是狐朋狗友。在这是挺难的,不过我会继续学习。我祝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霞霞(音译) 来源: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173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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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未来领袖:农民工子弟

未来的公公婆婆,未来的岳父岳母,请您关注一下农民工子弟 “卢美美事件”,媒体关注了很多关键词,比如华商会、希望工程、10%管理费、富二代、慈善事业……但或多或少忽略了这样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未来领袖”。卢星宇的职务,除了招惹争议的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最显赫的就是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 未来领袖——多好的概念,寄托了富一代多少的光荣与梦想。事实再一次证明,所有富二代的风波,其实都是富一代的问题。 未来领袖这个概念之所以现在风生水起,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富一代如今都开始面临接班人的问题。即便是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也要自己的子弟可以“管理”职业经理人啊。富不过三代的谶语时时响起,富一代的焦虑如影随形。但问题是,未来领袖可以自封吗?可以在俱乐部里诞生吗? 查各类词典,“领袖”一词都指向为他人做表率的人或者领导众人的人。可见他人是否认同你这个表率或者是否愿意被你引领,是你能否成为领袖的惟一标准。如今,那些炫富的富二代,不被板砖打死和口水淹死就不错了,可以“领”个啥呢,充其量“拎”个包吧,哪怕是爱马仕。 如果不能引领民众,只会拎个名包,那就无论如何做不了未来领袖,只能成为“喂!那拎包的”啊! 在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领袖人物的出身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个现象就是1949年以前,领袖人物相当多出身于中农、富农甚至小地主家庭。这些家庭善于经营,略有积蓄,可以供子弟读书,甚至出国留学,他们雇长工但自己也做工,所以子弟容易体会农民的疾苦;他们或许剥削人但自己也被压迫,所以子弟不难发现不平等的罪恶。他们不像很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子弟,难以自拔于既得利益和奢侈悠闲的生活圈子;也不像一般的贫雇农老实巴交,没有文化,无法靠自己找到方向。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一旦掌握了先进的理念并和劳苦大众结合在一起,就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领袖。 另一个现象就是1949年以后,领袖人物相当多地出身于小城镇。小城镇离农村广阔天地不远,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家族中就有农村的亲戚,但大城市的文明之风也最先熏陶着小城镇,图书馆、电影院、跳舞场、文学社……启蒙和聚集无数向往新生活的人们。直到今天,你在任何一个小城镇,都可以找到心怀天下的人们,他们会跟你讨论国家大事,关注南海风云,分析台海局势。在我上大学前后,发现相当多的大学生来自这样的小城镇,特别是来自中小学教师、医生、小公务员家庭。小城镇子弟中的出类拔萃者,取城乡各自之长,避城乡各自之短,终成气候。 由此,未来五十年,未来领袖的出身,或可能相对密集地出自农民工家庭,特别是孩子随父母打工的农民工家庭。 由于是独生子女,相当比例的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他们上不惯农村的厕所,晒不得太阳,经不起风雨。他们最令人担忧的通病就是不懂感恩,不愿付出,不懂得珍惜,觉得一切对他的好都理所当然。而至今留守农村的孩子,很多缺少电视,没有网络,读书还很困难,远离文明的脚步和科技的洗礼。独有随父母打工的农民工子弟,他们继承了父辈的淳朴、务实和农民式的智慧;跟随父母打工的步伐,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靠步行、坐牛车和挤火车走遍中国;他们住过各种宿舍,甚至以天为房,适应各种生存条件;他们知道一切都来之不易,对任何获得都报以灿烂的笑脸;而且他们亲身感受到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体会知识改变命运,网络改变生活;如果他们行万里路的同时,还读了万卷书,他们之间的佼佼者,没有理由不成为未来中国各行各业的领袖。 也许,有人这样反驳我,难道你没发现:近年来贫寒子弟离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越来越远了吗?我只能说短时段的波动,不会动摇长时段的历史动向。更何况领袖也不是靠大学培养的,即使出身于名牌大学的领袖,他也一定会承认社会的大学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所以,所有关注未来中国和中国未来的人们,特别是目前有能力进行资源配置、有条件跟踪学术研究的有识之士,不要忽视农民工子弟这一个群体。打破一切横亘于他们与这个城市间各种有形无形的藩篱,让他们有同等求学求职的机会,参与而且共享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其实就是给他们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作者为厦门卫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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