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中共建党已经九十年了。在中国，“九”为“大数”，而且吉利。命理学，有说：九是集一至八之知识、见识大成之类的话。盘点他们九十年的作为，好像也有这个意思。别的且不说它，仅从中共对外方针的改变上，就能看到其逐渐长大成熟的轨迹。 早期，中共被戏称为“卢布党”。因为她是苏共或曰共产国际一手诱导、组织起来的，主要干部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其生活费用和党务开销，基本仰仗苏联供给。在当时，中共中人并不认为不妥，因为“工人无祖国”，从事的是“世界革命”，此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难自圆其说。所以，遇到国家关系、统一分裂、领土归属类问题，中共的处理原则不是民族利益而是“国际主义”。  比如，那时的一个“内部口号”是“保卫苏联”：苏联刚刚建国，被帝国主义、反动派包围并仇视。因马克思说：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故需赤化其它国家与之互助帮衬。为此，苏联策动了去意已决的外蒙独立。时值袁世凯当政。老袁惹不起苏俄，于是宣布：搁置、不承认，以后再说。相当于邓小平后来的：相信后人会有足够的智慧，发明妥善的处理方法。国民党掌权，也没有承认这一分裂之举。倒是割据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5年的时候发表过一个“政府声明”，里面有这么几句：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在抗大给干部扫盲时也说：现在中国的国境：……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疆的“分离运动”也由来已久。“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承认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看似专供“疆独”援用。蒙、疆都与苏联接壤，如以左倾之姿独立，有助稳固苏联政权。那时的中共，以那样的表示，尽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义务。“民族”意识则在批判之列—–狭獈的民族主义、本位主义！  一遇“国际主义”，“民族利益”就退避三舍的例子还有一个：吉林的长白山与朝鲜接壤，二战中，金日成曾在这一带跨界活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韩向中共要求，把这个地区划一部分给他们，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中共就答应了，据说是刘少奇经手办的。理由也很充分：兄弟的朝鲜劳动党；唇亡齿寒的邻邦。这种做法、包括被沙俄割去的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引得某些百姓天真地问过：为什么不要回来？组织上的标准答案是：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属于谁、生活在那儿都一样。中越边境迟迟没有划定也有这个“理论背景”。甚至，缅甸曾因出现社会主义倾向，也沾“国际主义”的光，边界模糊了好多年。  放弃领土之外，在“国际主义”旗帜下，牺牲中华儿女、保卫他人家园，至少有三次：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和中越边境反击战。这其中，抗美援朝，有预防敌人进驻鸭绿江对岸的意义，算是带有民族观念；在斯大林面前表现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也占很大份量。援越那次，美国人不会跨过北纬十七度线是肯定的，所以，中国的死伤和物资消耗，基本上是配合“世界革命”的战略。“后方变前线”进攻越南，则是为了解救被越南入侵的柬埔寨共产党。柬共，是中共亲手调教出来的小兄弟，其极端和激进，令老师钦佩。待其被越南进攻，中越已经闹翻，所以才有围魏救赵、教训越南的一箭双雕之役。  人类文明迄今还在“民族国家”阶段，并不适用马克思、列宁等人在书斋里推演出来、超越国家民族利益的理论。国际主义、世界革命不但没有提升人类褔祉，给输出国带来的也只有负担和混乱。事实上，斯大林的民族利益观就很强烈，援助兄弟党的力度，视苏联的安危而消长。曾几何时，先是北韩逐渐不提中国为他们而做的牺牲，与中国面和心不和起来；越南也置中国勒紧裤带抗美援越于不顾，对华需索无度还远交近攻。幸而时代转型到“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共才最后一个从“世界革命”的迷梦中苏醒，唤起民族意识，睁开眼睛寻找中国的边界、哪里的资源是属于中国的……。

以民族主义的大旗掩盖市场失信大错特错   2011-6-14 FT中文网       以民族主义为大旗，用阴谋论的逻辑，来为造假者、失信者辩护，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忌，却在现实中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概念股在美国遭遇滑铁卢，许多人在怒告假的中国公司不争的同时，对于做空中国概念股的产业链深恶痛绝。       发布报告、做空中国的主力浑水摸鱼基金，受到中国国内许多人的攻击。由于该公司既发布研究报告、又做空相应公司，被认为兼做裁判员和运动员。       来看一份典型报道。       据美国媒体披露，在每篇“浑水摸鱼”报告发表后不久就卖出这些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获得了超过10%的回报。布洛克凭借着会说普通话的优势，专门“拦截”中小型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计划，并与投机机构一同布局赚取可观利益。事实上，无论最新做空案例所披露的预先布局，还是布洛克对获利客观事实的直言不讳，都显示了做空中国概念股获取投资利益的策略性布局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利益获取链条的日益系统化和公开化。目前，做空中国概念股似乎已形成了一条“产业链”。狩猎者主要有第三方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对冲基金等。在美国资本市场允许做空的制度下，他们先做空公司股票，然后曝光他们自己认定的该公司可能存在的问题，发布该公司的负面报告。       这种逻辑让人匪夷所思。当面临一项商业争端时，我们必须在规则的约束下行动，而不是在非理性的疯狂中划分敌我；在规则约束下双方各自亮明观点，       面对浑水公司，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搜索他们的做空方法是否符合美国法律、法规；第二件事是分析对策，如果符合法律，则做空者发布的报告是否真实，如何不符合法律或者做空者有污点，则可通过法律手段维权；第三件事是善后，考虑怎么对投资者交待，怎么维护自己的信用，怎么完善市场监管体系。       上市是以公开的信息让市场给企业定价的过程，信息的真实性是公司取信于投资者的惟一手段，也是投资者判断公司的惟一办法。这相当于特殊的交易，你给我信息，我给你估价。而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自2月以来，约40家中国公司或是承认自己存在审计问题，或是因审计问题被SEC或美国交易所暂停股票交易。与此同时，针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诉讼案数量激增，今年以来已发生近20起，占美国全部证券集团诉讼案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大型企业再爆造假丑闻，中国概念股将魂归故里。       市场中阴谋论固然存在，但阴谋论不可走遍天下。以小小的浑水公司对抗中国概念股，对抗实力强大的保尔森基金，绝不是一场资深金融玩家的阴谋，而是初生牛犊的成名之战。浑水自身也有水浑之处，在市场各路人马的烛照之下，必须给予大众以交待。目前围绕嘉汉林业的对决战如火如荼，一切尚在未定之天。但浑水公司之举，对建立新的秩序，对推进中美联合监管，大有助益。       在中国概念股中存在的微弱的民族主义色彩，在马云的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中大放异彩。       作为阿里巴巴旗下重要的资产，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于今年5月26日获得央行发放的首批27家《支付业务许可证》，这意味着阿里巴巴向金融业跨出了一大步，他们能将电子商务与电子金融结合在一起。此牌照将使支付宝获得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估值溢价。       利益到来之时，股权纠纷再次浮出水面。       5月11日晚，雅虎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显示，阿里巴巴集团已将全资子公司支付宝的所有权转让给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马云和阿里巴巴18位创始人之一的谢世煌分别持股80%和20%，转让价3.3亿元。按照雅虎方面的说法，支付宝的转让并未得到阿里巴巴董事会及股东的批准，作为阿里巴巴大股东的雅虎只是在交易完成多时后，才于今年3月31日“被告知”的。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为了获得牌照避开规则雷区，雅虎默许了资产转移行为，否则很难解释雅虎反击的软弱无力。也许雅虎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获得第一批支付牌照，支付宝股权有了第二次转让，2010年8月涉及30%股权的第二次交易让支付宝彻底进入了马云控制的公司。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用传统的“协议控制”即通过间接控股控制支付宝的方式被一口否决。“协议控制”方案(“VIE”模式)，即成立纯内资的企业获取运营牌照，用外资公司通过相关协议(而不是股权)实际控制内资公司。       对于雅虎与软银这两家外方股东而言，他们希望以协议控制方式支持支付宝获得牌照而不丧失控股权，对于阿里巴巴管理层而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牢永逸地解决股权纠纷，宁可在日后以长期分红权补偿两家外方股东，也不愿意重要资产被外方控制。因此，以法律为借口，避开协议控制的常规，就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商界另一位社会责任感受到诟病的传奇人物史玉柱对此拍手称快，通过微博表示：恭喜支付宝回归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年流水达2万亿元后，集团控股权如果仍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了。现在就该逼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向中国政府和企业卖部分股权，如果不卖，就该流氓点，所有新增业务不再放入雅虎和软银控股的集团公司，建议马云做个爱国流氓。       爱国流氓一词震惊四座，史玉柱不愧争议人物，但被恭喜的一方显然并不领情，爱国流氓，再爱国，也是流氓，这显然与马云对外声明中打造的遵纪守法、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形象大相径庭。       史玉柱不依不饶继续发表高见，表示支付宝涉及国家金融安全，法规不许外资持有，外资股东却迷信绕开中国法规，马云遵守契约精神提出依法转回国内获得牌照，给外资股东合理补偿。“卖国砖家”却精心设计：先制造3.3亿的支付宝超低补偿谎言，再批判马云侵占外资神圣利益，上升到道德层面。“帮外国逼马云交百亿天价补偿后，卖国砖家举杯愤青欢。”卖国砖家一词极具想像力，让一些自诩爱国的人士拍手称快。事实上，笔者并非第一次听到中国著名企业家有此观点，史玉柱口无遮拦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在捅破窗户纸的同时，史玉柱还出卖了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诚信与契约规则，作何一个交易者都必须为自己的交易行为负责，如果允许所有的人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撕毁规则，将在中国已经薄如蝉翼的诚信体制上，划上最后的句号。未来企业家将成为煽动者，在爱国、民族等等名词下，掩盖自己的失信与决策的失误，诚信体制将失去最后的堡垒。       失信已经遍布各方，从研究机构到市场人士都深陷其中。       最近一桩著名的案例将各方假借爱国与民族主义的疑似专利偷窃行为曝露于聚光灯下。据《财新》杂志披露，1994年，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刘修才回到中国继续从事研究，在购买了某项生物法制造长链二元酸专利技术后，进行改进，据刘修才介绍，其公司接下来耗资5亿元，摸索出生产高品质长链二元酸的技术，2004年5月，凯赛旗下的上海凯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一种正长链二元酸的生产方法”发明专利。2006年12月，专利获得授权。该月，凯赛完成第二轮投资，引进了高盛等投资者。       但2010年6月，另一家公司瀚霖生物以中科院微生物所专利获权在先、凯赛生物专利不具备创新性等理由，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布凯赛生物的这一专利为无效。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时任山东凯赛副总、全面负责二期扩产项目的王志洲，出资80万元成为瀚霖生物占比0.5％的小股东。又过了一个月，王志洲突然从山东凯赛离职，现身瀚霖生物。此后，瀚霖生物又挖走了参与凯赛二期扩产的几名关键技术人员。       一桩专利纠纷，本可以查得清清楚楚，成为保护知识产权的典范，却被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成为浑水摸鱼的又一案例。       瀚霖生物在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交的补充答辩意见中称，凯赛是美国独资企业，系国际风险投资，其背景和资金来源，决定了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新能源产业和新材料产业中，“很难像国有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一样，担负起相同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同年7月，光明网发表文章，把此事说成中美知识产权之争。同年9月出版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内部资料《每周知识产权舆情》，也特别引用《中国青年报》报道，指出凯赛为美资企业，刘修才是美籍华人。       这是一种可怕的认知，暗示支持瀚霖生物就是爱国，而无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如何。       就在凯赛生物上市前夕，收到来自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由于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中科院微生物所在此控告山东凯赛两家公司和上海凯赛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侵犯其专利，瀚霖生物提出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申请，青岛市中院在未经审理的情况下，要求凯赛生物的三家公司停止生产。青岛法院雷霆万钧，被某法律人士称为“未审先判”，给了凯赛生物最后的一击——专心从事研究者十几年者走投无路，刘修才似乎回到美国为美国服务，他的十几项顶级项目可能花落他国，而获利者竭泽而渔后可能无米下锅。       新技术的内生动力就此消失。       并非多余的话，一母同胎的江波制药有限公司和山东瀚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后者陷入专利纠纷，前者在美上市，而江波制药于北京时间6月1日凌晨停牌。根据该公告栏显示，停牌原因为T12，即有纳斯达克要求江波制药提供相关信息，符合标准后才可复牌。       民族主义与爱国是激情的表示，却往往成为造假者与失信者的最后堡垒，他们躲入其中，似乎就能刀枪不入。当大旗被一再利用，中国的市场诚信体制必定千疮百孔。

民族主义是当代中国众多意识形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端，但是迄今为止的有关讨论还没有触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个民族主义中包含相当强烈的种族主义因素。种族主义在中国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由于难得和其他肤色的人种大规模交流，中国人的种族观念向来淡薄；中国人本身就是西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中国国内复杂的族群关系限制了学术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民族和种族问题是由阶级问题派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种族主义与中国无关；中国一向支持世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等等。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在中国似乎成了例外。 概括来说，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概念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产生，但进入大众话语，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代早期，主要借助于大众传媒和娱乐的兴起。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一种全能型的意识形态，它把中国人分解为各种“分子”，个人的身份建立在阶级论和与政权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文革之后，“革命”话语被“强国”话语取代，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中国人”认同的基础。由于缺乏对种族主义的敏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种族主义的观念乘虚而入，不但混杂在民族主义中，甚至还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个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话语。它用“两黑一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和“炎黄子孙”来定义“中国人”，不但使用的是生物学的标准，而且相信这个种族来自一个单一的祖先，其血统的纯洁性亘古未变；它把产生这个“种族”的自然环境神秘化，在黄河和黄土地与“黄皮肤”之间建立了联系；它讴歌“血”和“中国心”这些既原始又有生物性的观念在维系“中国人”身份中的作用；它在原来只是民俗学意义的“龙”的基础上虚构出一条“神龙”，作为这个种族的图腾和受到神佑的象征，甚至自命为“龙的传人”；它把几十万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活动过的猿人作为今天中华民族的“祖先”，让人相信“我们”早在人类演化史上就与众不同，用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最后，它用种族主义的观念来解释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系统地延续下来的文明。这些种族主义的言说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本，而基本上是分散地表现出来的，尤其通过通俗文化、媒体文字和网络讨论，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学校教育中。它们合在一起对大众意识有着强烈的影响，并一直被误认为是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 “黄种人”和“黄” ——种族主义最直白的宣言 当前，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的种族主义因素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流行文化中。谢霆锋的《黄种人》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从来没有医不好的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载着顽强背上东方。 这种具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歌曲不但有人大声唱，而且受到热捧。谢霆锋的一个DVD专辑介绍《黄种人》是“宣扬新一代民族精神的励志歌”。一个自称“华夏的盾牌”的网民为《黄种人》作了修改，因为《黄种人》是数年前为庆祝中国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而创作的，时过境迁，要“由申奥的内容变为炎黄子孙版”从而永远唱下去： 源自女娲造人的黄/还是在从前的华夏/所有历史褪后的黄/其实夕阳仍在我身上/传承三皇五帝的血/还是我们黄金的人类/所有迷失在天下的黄/就让我来给他名状/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越动荡越勇敢/无尽世界让我开拓/一身坦荡荡到四方/三百年终于等到我出场！……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最疯狂/越动荡/越勇敢/大地印着我的黄/一身坦荡荡/后土在下/看我如何杀四方。 谢霆锋演唱的歌词中“五千年终于等到我出场”在这里被改为“三百年终于等到我出场”，想来是要说明中国只是在近三百年落后了，现在要索回这个领先地位。歌词说明作者具有相当的历史和文化思考，文字表现力很强。这两首歌的歌词中不但弥漫着种族主义的杀气，建立了以黄为美的种族主义美学观，而且表现了和种族主义有密切联系的男性沙文主义。 谢霆锋的歌把自1980年代以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政治文化现象推到了最引人注目的地步。这个政治文化现象就是在许多海外华人歌星作品中直接或间接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观念，它的开端是台湾歌星侯德健创作的《龙的传人》在大陆的流行。 “龙的传人”：1980年代 种族主义话语的开端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这两句歌词1983年在大陆开始传唱时，引起的是一种震撼的效果：原来爱国歌曲可以赞美人的种族生理特征！今天流行文化中所有那些有关肤色、发色、眼睛的颜色（其实多数中国人眼睛的颜色不是黑色而是褐色）、血统、祖先，并把这些和土地河流等等联系起来的种族言说，都是步这首歌的后尘。这两句歌词的种族主义内容既强烈又简明，它不但假定“中国人”千百年来保持着纯种，赋予“中国人”一种神秘的高贵的优越性—龙的传人，而且在含义上把“中国人”的历史延续这个社会文化过程归因于种族特性，还表达了这种种族特征永不改变的信念。 《龙的传人》的由来是1978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刺激了台湾当时以炎黄正统自居，视大陆为外来政权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时是大学生的侯德健创作了这首歌曲。歌词是：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巨龙脚底”指的是台湾，因不是在大陆，不能自称巨龙。“百年前”的“巨变”实际上表达的是美国和台湾断交后的悲愤、孤独和励志。“姑息的剑”原来是“洋人的剑”，指的是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对台湾的“背叛”，因台湾当局顾虑过于“刺激友邦”，在审查中要求改成“姑息的剑”。“姑息”在当时台湾语境下可以理解为西方对中国大陆的“姑息”。“巨龙擦亮眼”可以理解为对谁都不能盲目相信，要自强自立。和后来那些东施效颦、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打造”出来的“爱国歌曲”相比，侯德健这首歌创作于台湾本土政治危机的关头，是自发和真诚的，歌词和音乐都有相当的感染力，被台湾地区官方利用来鼓励台湾的民心和士气。后来，《龙的传人》很快就在大陆传唱开来，并正好赶上中国民族主义多年来第一次自发的表现。1980年代初，中国在一些体育赛事中创造了成绩，尤其是中国女排和亚运会金牌第一，为浩劫之余觉得自己处处落后的中国人提供了精神激励，而《龙的传人》为这种民族主义增添了表面上是历史的实际上是种族的因素。 歌曲中的种族因素迎合了寻找一个超越政见、历史纠葛和党派之争，能包容所有“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因此，一首有反共背景的歌却在大陆走红，人人都为自己是“两黑一黄”的“龙的传人”而自豪，为台湾青年人创作出如此心向大陆的歌而欣慰，很少有人问一声“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和“巨龙巨龙你擦亮眼”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侯德健本人很快发现，在台湾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教育下，像他这样的青年竟然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并非“两黑一黄”的中国人，这是他1983年第一次去西北看到少数族群时受到的震撼。后来，他公开向所有不是“两黑一黄”的中国人致歉，宣布把“两黑一黄”改为“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 《龙的传人》中表达的种族主义言说后来又被这首歌的原唱者李建复的侄子、台湾歌手王力宏发展了。王力宏出生于美国，在那里长大，后来回到台湾，现在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在大陆演唱。他对《龙的传人》做了以下增添：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我们全家人到了纽约 /野火呀烧不尽在心间/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 /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别人土地上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是对原歌词中的种族主义因素的发展。“龙的传人”假定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神秘神佑永恒不变的种族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但这一认同还和“土地”、“江河”相联系。侯德健虽然在台湾，但台湾自视也被视为中国，所以他可以说“巨龙脚底下我成长”；但王力宏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离“龙”十万八千里，他怎么说自己是“中国人”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土地江河和离“龙”的远近在决定“中国人”的认同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的“血统”，这就是“龙的传人”的本意。只要你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你在任何地方出生、成长、受教育、成家立业、宣誓成为公民，你的文化和族群认同都是“中国”。种族主义的要害就是血统高于一切。 从侯德健的创作到王力宏的修改，《龙的传人》清楚描绘了种族主义言说在大陆流行文化中发展的主线。这条主线也是其他海外歌星走红大陆的路线。张明敏唱红的很多“爱国歌曲”，有着强烈的种族色彩：“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的中国心》）；“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我们拥有一个名字——中国》），“中华血源根脉相连/同根同宗的姐妹兄弟/顶天立地的华夏同胞/炎黄祖先的子子孙孙/中华家园我们共同创造”（《根脉相连》）；长江浪黄河水啊，太阳照得万丈光，照得东方之珠闪闪亮。黄皮肤黑眼睛啊，凝聚万千古的力量，东方之珠依然放光芒。”（《东方之珠依然闪亮》）。 在其他海外歌星的演唱中，只要歌曲内容涉及国家民族，汉种族特征就是唯一最“动人”（即最煽情）最有力的言辞，通常都置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背景之下，衬托出中华民族外加的苦难和固有的美德，倾诉累积的民族怨愤，彰显种族的抱负和期待。例如“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刘德华《中国人》）；SHE唱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2010年央视春晚演唱的《龙文》则把种族特征和道德品质相联系：“黑发黑眼真善良/先人是炎黄/子孙血一样。 ” 海外歌星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如此具有种族色彩，是因为他们的国籍或者成长背景都和中国大陆无关，他们是成人后再回到“祖国”的，因此，在种族——即血缘和外貌特征——意义上的“中国人”身份和更抽象的“中国心”和“血”等等，就成了这些海外明星能够把自己和大陆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最强固的纽带，在表演时极度放大，成为传统和特色。用这样的“爱国主义”来进入和立足中国大陆的文化市场，可以说是“爱国主义的朝贡”。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海外歌星看起来比大陆歌星远为“爱国” 的根源，它反映了大众文化时代意识形态和文化市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爱国”情感是否真诚，外人难以也没有必要去评判；但他们借助强烈的种族主义语言在大陆文化市场上的亮相，无疑为种族主义言说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提供了捷径。 《河殇》和种族主义言说的发展 1994年英国《中国季刊》有一组围绕1988~1989年南京学生反黑人示威谈中国种族主义的文章，荷兰学者冯客写了一篇《种族身份在中国：背景和意义》。文章提到《河殇》，认为作为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大众文化产品，这部电视系列片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中的种族主义观念。冯客引用了《河殇》一段话：“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河殇》中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达。例如“大概每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华民族是黄河孕育的。”“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这些说法，放在中文语境下很平常，因为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但一翻译成外文，人们就会追问：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一个民族的种族生理特征并把它和自然环境相联系呢？ 所谓种族主义，是说一个种族或者族群在社会和文化（不是体质体能）上有特殊的品质（或者缺陷），这种特殊的品质既来源于特定的（往往是未经混杂的）生理构造和遗传，也在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孕育、发展和维系，因此是别人无法借鉴和模仿的。种族主义不但相信所谓人种的决定性作用，也相信环境的决定性作用。对“黄河”和“黄土地”的这种讴歌，很难不让西方人想起德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德意志土地”的赞美。而人种和环境之关系在种族主义言说中往往又是被神秘化的，试图让人们相信这个种族或族群之所以优秀（或低劣），是冥冥之中被决定的，地域的选择就是一种神秘力量的恩赐（或诅咒）。中国的爱国主义言论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说法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不坠，就是因为我们有源于同一祖先的炎黄子孙的凝聚力，有奔腾的黄河和深厚的黄土地，有龙的庇佑。这样，对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理性讨论就被偷换成对种族生命力的非理性信念了。 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其实早就超越了所谓“炎黄子孙”、“黄河”和“黄土地”这些一元论的神话，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种族、族群、地域和文化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但通俗文化和媒体宣传（甚至一定程度在学校历史教育中）中一元论更有市场，因为它符合“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更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因此对普通人的思想观念有更大的影响。 《河殇》是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文化热和学术论政的高峰，不但在当时，后来也引起过激烈争论。《河殇》批评中国文化传统，主张通过改造制度和文化心理完成融入文明世界和实现现代化的百年任务，创作动机毫无疑问是爱国的，但也是种族主义言说第一次以“爱国主义”历史阐释的形式通过大众传媒现身。在《河殇》对传统文化和制度的尖锐批判的背后，潜伏着对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性的信念。这个悖谬是晚清以来就存在的文化现象。 种族主义与“民族特色”　 从1983年《龙的传人》在大陆唱响“两黑一黄”，张明敏次年献上《我的中国心》到前两年奥运热中唱遍中国的《黄种人》，种族主义的言说在海外娱乐明星的歌喉里由低沉婉约到高昂豪放，由半遮半掩到肆无忌惮，由温文尔雅到杀气腾腾，由涓涓细水到“黄”流滚滚。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在网络上得到更系统和彻底的表达，特别集中在“汉网”和其他一些网站。和对《黄种人》歌词作修改的人一样，在这些网站上发言的人显示出相当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修养，对种族问题和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有深入的思考，并从种族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做整体的阐述，而不是零碎的意见。例如有一首“炎黄朝代歌”，用凝练的语言把中国历史概括为汉人统治的历史，最后到辛亥革命“汉人重执政，灭日射天狼。今看天下汉，挥毫谱华章”。他们主张中华文明就是汉文明，汉文明的核心就是汉血统。他们反对民族融合论，拒绝承认中华民族在族群和血缘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甚至把中华文明是多族群共同创造的这个结论视为“汉奸言论”，把今日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移民和通婚现象的迅速增加看成“中华民族”的大患，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种结构一旦破坏就是不可逆的，现在的美国就永远无法变成一个只有白人的国家！现在正是防止中华民族混血化的关键时期。” 在他们看来，捍卫汉族血统的纯洁就是“捍卫中国文明！以保卫中国将来的生存和发展！” 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可以用被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亡国灭种”这四个字来表达。而倒过来，今天则应该是“国强种盛”了，世界历史上有许多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或者同盟的例子，但是，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种族主义。美国社会学家George L. Mosse认为，种族主义不能单独存在，必须借助于民族主义，但是，种族主义虽然必须借助民族主义而存在，它本身却是一种“全能性”意识形态，囊括的是人的“身体、灵魂和生活方式” ，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绑架民族主义。“如果民族长期一贯地强调自己的‘民族特色’，那么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就走得很近了”。反过来，“如果种族主义建构出一个‘理想种类’，民族主义迟早会寻找一种相应的‘民族特色’”。这些看法，对理解“两黑一黄”和“中国特色”之间的潜在联系有相当意义。另一个对认识今日中国种族主义言说有启发性的观点是对“文化种族主义”的研究。今日世界上公然用生物学语言和外貌特征来鼓吹种族主义的言论，已经不常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把某一个族群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上的一些特殊表现归因于其“文化”，在实际表达中达到将文化“本质主义化”的程度：即不受社会和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这些“文化特征”都会表现出来。这样，“文化”实际上成了“种族”的替代，因为它们都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 种族主义言说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但又跨越不同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通过流行文化和网络交流，在中国大陆民间政治表达中赢得了相当空间，成为当今所谓“中国人”之认同和下意识的一部分。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中，“两黑一黄”、“炎黄子孙”、“黄河长江”这些言说公然把相当数量的族群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充满了大汉种族主义的霸主气息，然而很少有人挑战这种毫无伪装的种族主义言论，或者意识到这是种族主义。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种族主义，他们以为这是爱国主义。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问题：当毫无遮掩的种族主义被当作爱国主义的时候，也就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消亡之日。纳粹当年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它说的是日尔曼爱国主义和雅利安民族主义，是净化和捍卫种族。日本当年也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相反，它说自己是带领“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意大利人当年也没有说自己是种族主义，他们说自己是古罗马的直系后裔、一脉相传，等了1500年，现在要恢复自己昔日的光荣。 某个族群的种族特征只是它外在的生理特征，和这个族群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兴衰强弱没有必然联系。其次，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和多族群的国家，能声称自己的国民是“同宗同祖”，“血管里流的是一样的血”，有一样的肤色、眼色和发色。即使是在被认为是“犹太人”的国家的以色列，也有大量阿拉伯族群的公民。中国汉种族主义所讴歌和崇拜的“两黑一黄”、血统、祖先、“神龙”以及被置于这个言说背景下的黄土地和黄河长江等等，用非理性的、原始的、生物性的元素来定义“中华民族”，建立族群和国家认同，突出自己的独特性甚至优越性，不但是种族主义，而且是一种粗俗和低级的种族主义。 中国官方正式的政治语言从来没有吸收“两黑一黄”这类言辞来定义“中华民族”，而是常常说“不以肤色论华夏”。事实上，早在“两黑一黄”这类言辞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质疑。1984年六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米暂沉就写了“提请注意‘炎黄子孙’一词的用法转中央宣传机关参考案”的提案，认为“炎黄子孙”“是指今天的汉族而言”，不能包括少数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答复说，今后在正式文件和讲话中应该用“中华民族”。1990年3月，江泽民说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反应，“可以研究在国内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的词，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感召力”。所以，官方对“炎黄子孙”这个用法对少数族群的排斥是很清楚的，认为在国内官方场合不宜使用，但没有限制这个用法在非官方的公共场合的使用。从那时到现在，不但用“炎黄子孙”指代中华民族司空见惯，连“两黑一黄”甚至“黄种人”这样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辞都广泛流行了。这种发展是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 （作者单位：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文化纵横杂志的最新更新： 台湾社会的信任感是如何建构的 / 2011-06-01 10:35 / 评论数( 0 ) 《帝国》、黑客与茉莉花革命 / 2011-05-30 08:58 / 评论数( 6 ) 儒法传统与信任重建 / 2011-05-30 08:52 / 评论数( 4 ) 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 2011-05-27 22:09 / 评论数( 2 )

须知，利比亚的主权不属于卡扎菲政府，而属于利比亚人民。今天卡扎菲政府对其人民实行暴政，严重侵犯他们的人权，此时国际社会应利比亚人民的请求介入阻止，不但保护了利比亚人民的人权，且正因此也捍卫了利比亚的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