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

2011年07月07日 10:43:49 年总统大选，什么社会背景的人投蓝（国民党）投绿（民进党）？     过去一般认为主导台湾政治分歧的因素是族群背景或者国家认同，阶级因素不明显。的確，在八零年代，支持在野力量和执政党的主要区別是族群或者省籍：外省群绝大部分支持国民党，本省族群虽然未必都支持民进党，但反过来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却几乎以本省籍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威权统治时期，政治权力和文化政策上长期具有省籍分配不平等的特色，福利体制上也是严重偏向军公教（外省人大部分在这个部门）。民进党从八零年代的党外时期就激烈批评分配不平等，以本土化的诉求结合民主化的主张。以阶级分佈来说，两党差异並不明显，但民进党获得许多在既有党国体制下被忽视的中小企业的支持。     进入九零年代后的民主化时期，族群认同仍然是台湾主要的政治分歧。但阶级位置也有一定影响力。和现在许多人认知不同的是，农民和工人主要支持国民党。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在乡村地区一向以地方派系进行一种「侍从主义」的资源分配体系，並且深深掌握农村和工会组织。相对的，城市中產阶级与中小企业主则倾向支持反对党；根据台湾社会学者林宗弘的研究，约有45%的选民投给民进党，这个数字超过当时绿营的平均得票率。不过总的来说，国民党基本上在各阶级都获得支持。     这个社会基础的特质决定了民进党的政治主张。民进党在九零年代主要政治诉求是民主化与本土化；相对於许多其它国家的反对党具有左翼色彩，民进党並没有提出一套有系统的偏左翼纲领。虽然，不论是在选民认知上，或者议员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具体投票行为方面，民进党是明显比国民党左的。国民党也常指控民进党是反商。但民进党除了批评国民党的金权政治，或者偶尔提出一些福利政策如老人年金，並不是有强烈的阶级诉求，主要还是採取族群动员。因此，台湾的政治分歧，並不像欧美国家有阶级投票现象。     两千年之后，台湾政党的社会基础出现更清楚的转变。学者林宗弘等人的研究指出，到了2004年，农工阶级与中小企业主有高达65%的机率投给绿营，资方与专业管理阶级却只有33%。当然，民进党的政策並没有明显左倾，反而比以往和財团更近，不论是政策上或是私人关係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台湾常说「南绿北蓝」，亦即南方县市基本上属於泛绿势力，北部县市属於泛蓝，而南方县市比较多农工阶级。     为什么会有这种社会基础的转移？   这很大部分原因来自於这十年来的两岸经贸快速发展，使得中小企业遭受衝击，失业率升高，贫富差距恶化。世界各地的全球化或自由贸易都会导致国內分配问题恶化，因而影响政治力量重组；对外贸易的输家，亦即比较难以在对外流动中获利的农民和工人会反对经济开放，而具有高度技术能力或高度流动性资產而能在跨国界市场过程中获利者会支持开放。更重要的是，由於台湾的对外经贸是高度集中於中国，再加上台湾政治一向是围绕著统独或两岸关係，所以这个以阶级为基础的新社会分歧，很可能会衝击既有以认同为主的政治分歧：亦即原来泛蓝支持者如工农阶级可会因为是两岸贸易的输家而变绿，反之也可能有原来支持绿的財团或高技术、高教育者因为在两岸贸易中获利，开始不支持民进党的两岸保守政策。     林宗弘与胡克威两位学者去年针对民眾对ECFA的態度的研究发现，確实，中下阶级认为两岸经贸关係扩大將使贫富差距恶化，因而反对ECFA，资方与管理阶层则认为两岸经贸关係扩大將使经济成长，因而支持ECFA。而中下阶级的政治態度確实主要倾向民进党。     中研院今年二月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发现台湾大部分人是赞成与中国经济密切来往。学者吴乃德更发现，即使民进党的支持者中，只有一半对与中国经济交往持负面態度，且有將近一半认为「民进党过於反对和中国大陆来往」（但全部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认为「国民党太过於倾向中国大陆政府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全部受访者中，有將近七成认为两岸交往会扩大台湾贫富差距；即使对两岸往来持正面看法者也有六成如此认为。重点是，自认为是两岸经济受害者的，集中於民进党支持者。     所以，两岸贸易確实改变了蓝绿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阶级分歧当然没有取代族群和认同的分歧，而是同样都是关键因素。但这个变化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確实意义深远。国民党主张开放可能对选票有利，但他们只谈光明面不愿承认经济交流的负面后果，则不符合大多数人期待；民进党强调两岸交流会造成贫富不均是正確的，但他们不能只是反对两岸交流来吸引中下阶层，而是提出能更进步的社会政策，来面对开放造成的国內分配不正义。     (华尔街日报专栏 2011/7/1) 上一篇： 台湾政党如何动员青年？ 　 下一篇： 台灣的公民素質來自何處？ 阅读数(158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7月27日 23:47:35 台湾的民主之路，不论是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过程，或者民主化开展至今二十年的实践经验，都被视为开拓了华人文化的可能性。     然而台湾战后六十年来的政治歷程，对不论台湾內部，或是台湾以外的朋友来说，都充满了不少迷雾或者不同的理解。这些错误或不同的理解，有的是基於对事实掌握的不確实，有的则反映了分析者的意识形態限制。     李凡教授这一篇文章却是相当准確地分析了台湾民主之路，以及台湾民主实践的成就与问题。诚如李教授所说，一般的肤浅理解是国会打架、「让子弹飞」的选举、或者台湾民主就是台独。而要拿这些问题来认识台湾民主，或者说华人不適合民主，或者说民主本身有很大缺陷，都是十分不妥的。     台湾的民主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恰恰不是这些最表面的症状。在我看来，台湾民主的问题在於缺乏更多公民参与机制的强化，缺乏对利益政治更清楚的规范，没有做好转型正义，没有建立起更强壮自主的公共领域（如健全的媒体），以致於这个新民主並没有促进更多社会平等，纵容了政治人物的贪腐行为，並让威权时代延续下来的政客与官僚仍然欠缺人权与民主观念等等。     总的来说，人们获得了基本的公民权利，但是这个体制在实质运作上然仍然是有利於掌握政治与经济权力者，不过，一般公民有空间去动员影响那些不利於他们的政策，或者在选举时惩罚政客。     李教授文章中唯一值得商榷之处，是提到2004年大选，连宋组合本来大有贏得选举的机会，但是或许是因为两颗子弹所以让阿扁险胜。这也是许多人相信的观点。两颗子弹或许真的改变了选举结果，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选前民调中双方的支持率就接近，並非连宋有大贏的机会。也正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所以两颗子弹所衝击到的几万票可以影响选举。     认识这个问题不只影响我们对2004年选举的分析。事实上，两千年之后，民进党的支持者逐渐增加（我在最近一篇文章分析了两党社会基础的改变），到2004年双方基本盘已经实力相当。2008年大选因为阿扁贪腐问题严重，加上马英九的超人气，所以绿营大败；但是从去年的五都选举到明年大选，两党又再度回到五五波基本面。也因此，现在谁都说不准到底谁將贏得大选。       （张铁志为政治评论家，即將於今年出版討论台湾民主的专书）     刊于南风窗442期「名家评刊」   李凡教授原文http://www.nfcmag.com/articles/3020 上一篇： 台灣的公民素質來自何處？ 　 下一篇： 中国知识份子的走向：与李敖先生… 阅读数(3532)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04日 21:35:01 　　注：此文发表于2011年3月11日   　　三不合理   　　近年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三不合理”，特别是70/90的规定和“限购令”，一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伦理，二不符合法治国家的法理，三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市场经济的伦理是尊崇法律框架内的交易自由。交易自由是每一公民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效率。   　　现代社会的公平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其中包括了交易权利和交易机会的平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或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交易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或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交易机会。“国家利益”、“经济稳定”、“市场秩序”、“弱势群体”等说法都不能作为政府限制和剥夺公民权利的理由，在这些名义下的行政性垄断、倾向性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市场的任意干预却正是对社会公平的破坏。   　　用行政手段打压房价，购房者或许受益，但对房产所有者是不公平的，房价下跌，他们的资产缩水。住建部的最新数字表明，城市居民的住房拥有率已达89%，以低房价为目标的政策伤害了相当多人的利益。当然，笔者在这里赞同并强调的不是多数对少数的权利优越，更不是少数决定多数人命运的权力，而是对每个人权利的承认与尊重，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公正。   　　交易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易于理解，交易自由产生经济效率的逻辑就不那么直接了。自由意味着交易的自愿性，凡自愿之事，必为互利，一方获利而一方受损就不会有交易。既然是互利的，自愿交易就增加了社会总福利。交易越自由，社会福利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高。   　　交易自由因此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70/90的规定（70%以上的商品房面积必须在90平米以下）既限制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也限制了开发商的经营自主权，“限购令”则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购买权。这些行政干预措施均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伦理。   　　公民权利至上并不排斥对交易自由的限制。为了从交易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全体公民同意制定一些规则（立法），委托政府执行这些规则（执法）。规则当然对交易的自由构成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公民为了提升自己的利益，自发提出和自愿接受的，他们同意让渡出部分权利，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收益。例如政府可以在战争期间依法对经济实行管制，以限制交易自由为代价，保障国民的安全，因而得到全体公民对这项政策的一致拥护。   　　在很多甚至是大部分问题上，公民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当涉及不同利益时。为打破公共决策的僵局，全体公民同意建立决策规则，遵守这个规则，并接受这个规则下的决策结果。权利的公平就此转化为程序的公平。公平体现在程序和规则的全体同意上，尽管结果不一定是全体同意的。台湾的民进党人反对国民党的马英九任“总统”，但他们必须服从选举程序产生的行政权威，因为选举的程序和规则也得到了他们的事先同意。   　　由公平性的原则决定，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政府有权干预房地产市场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国务院的十八项职权，第（六）项为“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如此具体地干预房地产市场是否仍属“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范畴，留待法律专家论证，笔者质疑的是调控政策出台前有无制定法规，以及法规的制定是否符合程序。   　　以“国十条”为例，文件的全名是《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通知”就是法规吗？若是法规则适用于全国，但文件仅提到“部分城市”。若是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就应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在起草工作完成后，“起草单位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各方面对草案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送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审查”。如果“通知”不是法规，调控政策就缺乏法理依据。   　　至于地方政府颁布的“限购令”和开征的“房产税”，在《立法法》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者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而不是地方政府。   　　第三，调控政策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由此决定了政策作用的有限，而且是弊大于利。   　　房屋是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的商品，投资的目的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保值、增值都是未来事件，投资品的价格因此与当期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预期未来的供给和需求。以此观之，报社记者晚上到小区去数电灯，纯属浪费时间，因为灯泡告诉你的只是当期供需之差，而不是预期的供需失衡。很有可能正好相反，当期空置率越高，表明对未来供应短缺的预期越强烈。   　　不少人把房产投资说成是“投机”，由此找到了打压房价的精神武器，就像京剧中贴上一个白色脸谱，不需要任何理由，五尺汉子就立即变成龌龊小人。尽管贴脸谱的方法不可取，结论倒是正确的，因为无论从金融学、经济学还是法律和常识上，都无法区分投资和投机，投资和投机是一回事儿。但若因此将投资押上道德的审判台，那将是无知和愚蠢的胜利。   　　如笔者在另外两篇博客文章（“房价为什么还会涨？”，“房价为什么不会大跌？”）中所述，如果将收入、婚龄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决定的需求称为“刚性需求”的话，对“弹性需求”或者“投资/投机需求”影响最大的就是通胀预期、替代性投资品以及未来房屋供应。预期未来通胀越高、持续时间越长，购买实物产品以保护储蓄价值的冲动就越强，当期房价也就越高。预期未来投资渠道继续狭窄，当期的需求就越旺盛，带动当期房价上升。   　　未来房屋供应取决于土地供应，“18亿亩红线”使预期基本无悬念：地产商和百姓都认为土地供应会越来越少，房产将越来越稀缺。在这样的预期下，地产商捂地，放慢开发节奏，当期供应下降；在这样的预期下，消费者抢购，各地频现“日光盘”，开盘即销售一空。僧多了、粥少了，房价焉有不涨之理？   　　预期，同志们，预期是关键词。“国十条”、“新八条”、“限购令”仅针对当期供应和当期需求，对预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说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就是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令开发商更加谨慎，令购房的心情更加迫切。难怪调了这些年，房价越走越高。   　　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对未来供给和需求的预期有无影响？当然会有，但哪个方向还很难讲。地从哪来？钱从哪来？地方政府过去靠卖地弥补赤字，今后不仅卖地收入少了，而且还增加了一块保障房的建设开支，这一进一出的亏空谁填上？若无财税改革，又有谁能填上？在房地产市场复杂的利益博弈中，地方财政从来就是举足轻重的力量，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没有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地方财政依旧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改革恐怕是绕不过去了。   　　财税改革，平衡地方预算，消除土地财政。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场，彻底扭转土地和房产长期稀缺的预期。   　　这是一个“完全的”、对民众“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方案，就看政府能否笑纳。   　　  上一篇： 重回改革开放之路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177)　评论数( 5 ) 5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