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

曹思源：“六个不搞”毫无道理 ——吴邦国同志不妨作点自我批评 进入专题 ： 六个不搞 吴邦国    ● 曹思源 （ 进入专栏 ）       吴邦国同志2011年3月10日在人大会上所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六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反复阅读，觉得问题严重，事关党和国家的安危，涉及普世价值，不能不进行一番商榷。          我的商榷文章《六个不搞究竟是何道理?》首先寄给了吴邦国，尔后公开发表于报刊和网络，引起了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数月之内有八十多个网站转载，阅读点击量达到32724，评论有250条。许多人都批评了“五个不搞”、“六个不搞”，唯独吴邦国同志本人按兵不动，既不作自我批评，也不作反批评。无声无息无反馈，委员长同志似乎无动于衷，于是我等公民不得不再三撰文言事。          一、靠什么来保证党的执政地位          吴邦国同志声言“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那么他要搞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一党执政了。如何实现一党执政？他在同一个报告中说了，要从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导核心。这里就暴露出问题来了。众所周知，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中共的执政地位或曰领导地位应当靠的是民心，即选民发自内心对共产党的拥护来实现。对于共产党所提的候选人，选民有权投赞成票，也有权投反对票，即使投反对票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选民投了赞成票，使大多数候选人有了法定的多数票，光荣当选，从而使得共产党享有了执政权或曰领导权。每一张反对票对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无疑都是一个负面因素；但是，只有当反对票同样受到法律保护，选举制度才是民主的，获胜者的执政地位才是合法的。这就是相反相成的道理啊！如果要以法律的强制力来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那就要对每一位敢对共产党投反对票的人予以法律制裁，那就等于剥夺选民的自由投票权，那就意味着把共产党推到反民主、反历史的地位上去了。          想当年国民党就是以强权暴力维持其政权，最后却没能确保其执政地位，而是被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殷鉴不远啊！          应该说，共产党并不害怕批评者，因为共产党向称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可怕的倒是以维护党的名义，制造党与人民群众的对立。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看如今，2012年2月14日，在我国宝岛台湾，国民党与民进党举行了竞选，国民党不再依靠强制力，而是依靠选民投票取得了连选连任的权力。面对这种历史的变迁，不知道吴邦国同志有何反省？          二、思想岂能垄断          吴邦国同志宣布“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其意是说，指导思想只能是唯一的。其实这个意思并非今天的新发明，远的不说，至少林彪就有这个意思。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中说：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革期间风行“七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早已成为国际大笑话。那时无数“造反兵团”、“战斗队”都不敢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打的旗号都是唯一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虽然那时毛泽东本人还健在，但是谁也判断不了究竟谁的指导思想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事过境迁，人们终于知道了，这种“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思想带给神州大地的悲剧竟是如此之深重而惨烈！          其实，思想不能搞垄断，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状况。一个人的思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另一个人的部分思想，但是要强迫另一个人接受别人的“指导”，改变其思想，则不可能。不但革命领袖做不到，警察对囚犯做不到，父亲对儿子也常常自叹“做不到”！不同思想观点相处的最好方法就是平等讨论、充分说理、求同存异。如果需要作出决定的话，那就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三、谁能对抗世界宪政潮流？          在被舆论称作所谓“五个不搞”的指示中，吴邦国宣布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这里已经包括了两个不搞，此前此后分别还有两个不搞，算起来一共有六个不搞了。          当今世界94%以上的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三权不得集中于同一个机构。三权分立，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这就是民主宪政的世界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谁也不例外。          权力需要制约，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不得了。人类反封建、反独裁的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任何国家都应当分权制衡，而不能高度集权。不能允许有一个至高无上、统帅一切、不受其他权力机构制约的权力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经过痛定思痛，也早已认识到：“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此外，为什么不能搞两院制？令人不解。          据统计，当今全球各国议会中，实行一院制的占55%，两院制的占45%。显然，这与姓“资”姓“社”无关。仔细考察，世界上中小国家大都采用一院制，大国大都实行两院制，而中国则宣称坚持一院制。          不过，中国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召开两会，即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请问，每年两会是不是可以改为只开一会呢？我想那恐怕做不到。两会都要开，一个不能少。既然如此，为什么就偏偏不能搞两院制呢？这两会与两院制有什么本质区别？我倒是想，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不妨出份材料，讲讲一院制、两院制的来龙去脉，分析它们各有何优劣，让天下人独立思考，进行权衡比较。          这样做比委员长一个人简单地宣布“不搞两院制”，是不是要有道理一些？          四、联邦制问题不妨研究之          吴邦国同志在不讲明理由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不搞联邦制”，确实让天下人大吃一惊，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味道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至今在国家结构上一直是个单一制的国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来也没有提出讨论要不要搞联邦制的问题。就我所知，倒是中国共产党1922年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本党任务和奋斗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七个国家中，有印度、美国、巴西、俄罗斯、巴基斯坦等5国实行联邦制，所占比例为71%；而在国土面积最大的七个国家中，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等6国全部实行联邦制。因此，如果说联邦制比较适合大国的发展，应当是有根据的。中国既是人口众多，又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对联邦制的经验，很有认真了解和借鉴的必要。          1960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对到访的日本友人木村一三先生说过：我们从中国自己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美利坚合众国在短时间内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从结论上讲，就在于“合众国”。美国这个秘密，对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新华社《参考消息》2003年12月9日第九版）          吴邦国同志，看看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您有何感想？看来无论搞不搞联邦制，都大可不必把联邦制一棍子打死，不能拒绝加以研究。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对联邦制问题不妨多多研究、集思广益，最后按程序民主办事，慎重决策。          五、不搞私有化是什么概念？          吴邦国同志要求不搞私有化的这句话很含糊。简单地说，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您所说的私有化是什么概念？用什么统计口径计算？譬如说，如果在中国工业经济总产值中，国有经济降为零，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上升到100%，就是私有化，那请您放心，这种单一所有制经济谁也办不到，欧美各国都不可能，中国也永远不可能出现。          如果说，中国工业经济总产值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总产值降到50%以下，非国有经济总产值上升到50%以上算是私有化的话，那么，中国工业经济早已私有化了。据《中国统计年鉴》系列数据，中国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在1998年便已达到50.4%，尔后各年的此项比重依次是：1999年为51.1%，2000年为52.7%，2001年为55.6%，2002年为59.2%，2003年为62.5%，2004年为65.2%，2005年66.7%······          第二，如果按私有制占50%以上的标准判定经济私有化，中国经济早已私有化了。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现在再要求“不搞私有化”，恐怕为时已晚。如果现在吴邦国同志还要力挽狂澜，恐怕得发出以下号召：“必须降低私有经济发展速度，降低私有经济的比重”、“坚决打退私有化浪潮”……          真要照此逻辑搞下去，那岂不是极左路线大回潮？那还不把经济搞乱、把整个中国搞乱？我想委员长的本意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吧。          六、国家大事要让天下人共议          委员长的报告除了以上问题外，还有一个工作方式、工作态度问题：          吴邦国同志给读者的印象是不讲道理，或不屑于讲道理， 甚至概念不清、不知所云。这“六个不搞”的文风，倒有点像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过这种文风现在已经吃不开了。21世纪的中国老百姓已经敢于向领导干部问问“为什么？”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包括常务委员和委员长）的工作职责和权限由宪法和人大议事规则等法律予以规定。根据这些文件规定，全国人大的基本工作方式不是一言堂而是共同议事、表决，即逐项审议和表决通过具体的议案和法律案，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任何名义对重大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做什么报告，要求全国公民和全国各单位遵循。对事关国家全局的重大制度问题的决策，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的职权范围。          吴邦国同志，您去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只用一句话（总共50个汉字加5个逗号和一个句号）就做了“六个不搞”这样的“指示”，您不觉得太匆忙了么？您心里就那么踏实吗？您不觉得这样讲“六个不搞”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越权行为吗？          事情已经过去360天了，吴邦国同志至今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我希望今后委员长能谦虚一点，能以商量的口吻对全国公民讲话。我想，如果换一种现代政治家的演说方式，把“六个不搞” 改成“六个搞不搞”，把相关概念交代清楚，把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个人意见讲出来，征求各位人民代表和全国公民的意见，鼓励天下人各抒己见、热议国事，或许效果会好一些吧？          以上意见仅供读者朋友参考。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曹思源          2012.3.2重订      进入 曹思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六个不搞 吴邦国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8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蔡逸儒:民进党败选检讨报告评议 （2012-02-28）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在曾荫权带头搭‘顺风车’下…… [名家专评] 蔡逸儒：民进党败选检讨报告评议 [中国政情] 网民散布沙斯谣言被劳教 [香港政情] 曾钰成不参选特首 两岸话题 蔡逸儒 　　2月22日，民进党败选检讨报告正式出炉（《2012大选检讨报告》），其中重点包括两岸、中间选民及蓝绿板块等问题。民进党为此提出一些改进建议，诸如策略上必须更为细致，让民众安心，务实加强与中国双向、具体交流，摆脱反中、锁国形象，塑造治国能力，培养人材，以争取中间选民，同时还要展现企图心，并深入艰困选区，贯彻以地方包围中央的策略等等。 　　其实若要检讨得失，从战略到战术，从两岸到内政，从选举动员、派系、经费到文宣、组织没有不可以着墨的，连候选人本身的人格、操守、特质，领导风格与偶发事件，抹黑攻击都应该加以讨论。而且检讨得失不但要看自己的缺点，也要兼顾对手的长处，唯有全方位的检讨才能找出问题的症结，而其目的在于了解缺失，以励来兹，而不在进行内部的清算与斗争。 　　外界批评容易，要鸡蛋里挑骨头更是易如反掌。一如既往，台湾各界对这次民进党的败选检讨有很多的批评，有的说是没有把握重点，避重就轻；有的说是找错了方向，还在讳疾忌医；有的说败选根本与两岸无关，民进党上了国民党及共产党的恶当，搞错了问题的本质。不论如何，反正大家的共同结论都是：如果不能找出核心问题，民进党不但找不回它的最后一里路，恐怕还要长期在野。 　　当然其中有些批评或许出于意识形态，有些出于讥讽挖苦，有些出于爱深责切，但若要说蔡英文所主导的检讨报告一无是处显然并不尽合理。至少，民进党认为，台湾一般民众，尤其是中间选民及中产阶级对民进党执政的信赖感及支持度不足，这次大选中的“中国因素”和“九二共识”被国民党成功地用“安定与成长”做为诉求，把问题包装成经济性议题，显然都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 对中国关系的除罪化、制度化 　　民进党在检讨报告中主张，要摆脱反中、锁国的印象，改采防中而不反中的政策，说是要寻求与北京对话的空间，从互动中来增加对中国大陆的了解，要采取主动出击、正面处理的方式，来扩大互信的基础，避免共产党只和国民党联系，得到的都是片面的讯息，以增加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妥善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及重新执政的信赖，争取再度执政的机会。对此主张外界基本上或应抱持理解持的态度。 　　诚如民进党要角所说，蔡英文的主张其实就是对中国关系的除罪化、正常化及制度化，虽说民进党内不同派系及不同世代对其中部分观点仍有不同看法，但其党内未来进行中国政策大辩论，恢复中国事务部，加强与中国大陆智库互访，进行县市首长交流，建立常态性的沟通平台，甚至建立互动机制恐怕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在大陆设立代表处，陈菊、蔡英文访问大陆一事则应暂无可能。 　　在部分肯定之余，外界不得不质疑的是，民进党一贯反中、锁国的主张并非外界的刻板印象，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民进党到底是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还是想要回避问题，不敢承认自己的政策失误，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及其在两岸关系中的影响力，所以才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词加以搪塞？蔡英文等人到底是真的不了解中国，还是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刻意要与国民党区隔或受意识形态影响？

　　龙应台小档案 　　1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县，祖籍湖南衡山。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之后赴美深造，获得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曾在台湾中央大学、淡江大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学院以及德国海德堡大学任教。1985年出版《野火集》，红遍全球华人社会。其后相继有《人在欧洲》、《美丽的权利》、《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我的不安》、《百年思索》等多部作品问世。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辞职。2012年2月15日，正式就任台湾“文建委”主委，而5月20日后，该委将改为“文化部”，因此她也是台湾首任文化部长。 　　海峡两岸驰名的作家龙应台最近从香港回到台湾，正式接掌“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建会）主任委员，引起海峡两岸三地高度关注。文建会即将于今年5月改制成为权力更大、资源较多的“文化部”，龙应台也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 　　这不是龙应台第一次当官。此前是在1999年底，当时在台北市长马英九力邀之下，从德国回到台湾筹办并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当了三年多局长之后，2003年初未再续任，又恢复她的学者和作家身份。 　　相隔十三年两度为官，同样都主管文化事务，也同样是呼应马英九的召唤，只是这次她的官衔从“局长”变成了“部长”。没有人知道龙应台这次会当多久，何时会恢复她的作家身份，若随马英九同进退的话，未来任期还有四年。 　　28年前，在《野火集》序言里龙应台说：“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有趣的是，历史不理会她的预言，事实上不仅有人请她出来做官，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官越做越大。 　　二度为官 　　1986年底，蒋经国宣布“解严”的前一年，龙应台放的那把野火，烧进了台湾的大学校园。二十多年来，龙应台当年手上的火把仍然依稀在握，而且不时吐出新的火舌，每隔一段时间在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地引起各方瞩目。 　　新官上任后的龙应台会放哪三把火还有得瞧，而且她显然不会只放三把火而已。 　　作家龙应台可以挥动如椽大笔，放言批判，点出问题而不必负责解决问题。身份从作家转换成官员后，龙应台曾告诉媒体记者，当官后她才发现“大立实在要比大破难上百倍”，建设比破坏困难，批评比做事容易。 　　自视甚高、颇有傲气的龙应台，自认“杂文写得比鲁迅好”，曾说过自己是“现代的身体住着‘五四’的灵魂”。十三年前首度为官之时，直率耿介的文人风格一时难以适应官场生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曾在接受议员质询时，一时按捺不住脾气，公开在议场以“抗议”二字回呛议员，引来朝野两党议员炮轰。 　　局长龙应台很拼命，一天花十五小时处理政务，刚开始当官时她经常失眠,工作压力大到食欲不振，没时间运动使她自嘲变成“肥胖的女人”，也一点一滴失去了她最珍惜的发声批判时政的权利，有时忙里偷闲逛逛市集、享受自由自在之后，必须返回官署办公的龙应台也曾无奈地说：又要回去坐牢了。 　　在台湾《商业周刊》一篇名为《龙应台官场挣扎一千天》的报道中，龙应台这样回顾为官三年：“我当年完全不知道，这艰难的程度超过想象！”上任第一个月，因为议员陈淑华质疑她不是台湾人，她高举右手大喊“我抗议”的惊人之举，大大撼动台湾政坛。外界不了解的是，龙应台磨合了三年，怎么还是学不会政坛上那套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处，龙应台手握拳头。她学着压抑自己，但这些挫折还是一度波及到“老板”马英九，上任两三个月不到，马应九就会在半夜接到龙应台的求救电话。 　　这次接任“文化部长”新职，当官似乎对龙应台仍是艰难的决定，她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咬牙下决定之后，已严重失眠，每天心情沉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 　　2月15日在就任新职的记者会上，龙应台忆起前次为官期间不时与台北市议会针锋相对的情景，说自己此番已有深刻反省：10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态度要调整，希望这次可以做到。 　　对于龙应台二度为官、出任“文化部长”，台湾文化界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重量级人士普遍都抱持正面看法，但也对她寄予深切期许。“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成员之一的文化评论者张铁志指出，龙应台当文化部长是件好事，任命龙应台这么一位较高规格的人来掌管文化部，凸显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为。但是，“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作为一个关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团体，也会持续检验龙的施政表现。 　　台湾本土文学前辈黄春明则期待，龙应台应多关注基层文化，照顾庶民文化品位，“不要只重视知识分子的声音。” 文化评论者胡永芬和郭力昕表示，希望龙应台不要只有文化论述，而期许她在经济挂帅的执政团队中保持文化的创造性思考，关注包括完善公共广电媒体的文化政策，使文化部在政府部会中不再是弱势部门，摆脱文化过去聊备一格的政治花瓶角色，拒绝被当做服务政治的工具。 　　作家陈文芬对于龙应台此番重出非常感慨，“这份期待非常复杂，四年过去，人事全非。龙仍然是龙，马却已非马。”她提到，“当年议会议员想博版面上报，骂哭龙应台，那是四十八岁的龙应台。六十岁的龙应台要有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精神，气贯丹田，声震议场……我盼望她有面对马英九团队的能力与勇气，最大的敌人是执政团队胜选而对体制的怠惰，对正义的口是心非。” 　　知识分子的傲慢 　　擅长社会批判、拆解威权，同时不信任政府的龙应台，上次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表现如何？ 　　严格说，一开始是格格不入，适应不良。她说在三年任内随时把辞呈带在身上，放在衣服口袋里。她也对“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衙门名称反感，坚持把“政府”二字拿掉，挂上“台北市文化局”的牌子。 　　头一两年她也做错了不少事，或至少必须为这些错误负起一定责任。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续约风波、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的解职风波、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谢长廷等五位县市长联合抵制事件、客家民谣歌手陈永淘抗议文化局等事件。固然这些争议至今仍各说各话，或存在着误解或缺乏互信等因素，但龙应台当时的表现也有理亏失当之处，很难不让涉及争议的对方感到她的跋扈、傲慢，以及缺乏足够的自省。 　　在2007年发表的《孟子与小科员》中，龙应台也对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有过反思。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称，“（龙）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这沟通对外是‘立法院’的质询（譬如文化定位、资源分配），以及对内的内阁团队间异议的磨合（施政的优先次序、预算的争取）。” 　　龙应台对马英九特别优待，甚至独厚马英九。这种情况，不只当官时如此，卸任后的龙应台对马英九也只有感谢，从不曾公开批评过马英九。她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马英九的感谢和称赞：“感谢一个具有文化视野、宽容大度的市长，我才能放手挥洒。” 　　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直面权力、说真话，但连龙应台在当官后也不得不改变，例如虽然她对马英九施行废公娼、取缔摇头吧的政策作为颇不认同，但为了“顾全大局”，身为下属的她曾说这种事只能“关起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外界不清楚的是，在那道关起来的门后面，龙应台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异议？马英九如何回应？意见未被接受时，她“生气”了吗？据理力争了吗？还是就这么算了？ 　　龙应台恪守的这种官场伦理，确实是一般官员的为官之道，龙应台侧身其中也比照办理，是有其不得不然，但对于官员龙应台抱着更高期待的人难免感到失落：连龙应台这样是非分明的知识分子，当了官之后也得把知识分子该讲的话吞进嘴里，也得对提拔自己的长官表现出“愿为小相”的忠诚和谨慎。这或许不能苛责龙应台，历来爱放炮的官员都没有好下场；既来之，则安之，犯不着为了理念差异而铆上长官，更何况是公开让马英九难堪？ 　　回到1999年马英九飞去欧洲、夜访龙应台德国居所请龙当官时，龙马两人之间曾有的一段对话（龙应台的《百年思索》记载如下）：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马英九在跨洋“三顾茅庐”龙应台的同时，除了承诺会尊重龙应台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也特别强调是林怀民的推荐；龙应台踌躇再三，最后终于回台从政。但外界也有人担心：从文化人变成政治人，她的转身，会不会变成从属于政治、为政治利益服务，而失去知识分子独立精神；那样的话，转身等于是弯身，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被政治这个肮脏的酱缸所渍污？ 　　减法美学 　　二十多年前，龙应台曾在《野火集》里说，“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生气，没有用吗？》），那个“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生了梅毒的母亲》），她也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发出这样的喟叹和呼吁：“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小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座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当了台北市文化局长后，她不能像过去只作批评，而是有责任让这个城市变美，变得更有文化。她怎么做？ 　　一般官员喜欢用“加法”，龙应台用“减法”。她不热衷盖新房、拆老房，更重视“隐性”的文化建设。她不迷信砸大钱，更信细水长流。她逐渐收敛脾气，不断开拓创新的视野。 　　三年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用她的努力与胆识，将台北带进新的文化境界。局长龙应台带来了新的文化观念，包括提倡“台北学”，重视台北最宝贵的城市特质，也就是“人文的厚度”、提倡文化平等权，推动艺术人文向下扎根，她看重历史记忆，重新再造了许多被弃置或未被善用的文化资产。 　　局长龙应台敢为天下先，推动“亚太文化之都”，为台北在亚太文化地图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为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 　　她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私底下，龙应台是个怎样的人？有位曾经近身观察龙应台，并在1990年代造访龙应台德国家中的朋友告诉我，龙应台像个新闻记者一样，对德国环境保护事务充满关心与好奇心，喜欢发问。当时，龙的两个孩子安安和飞飞还小，但说起中文字正腔圆，因为龙应台坚持和孩子说中文。朋友这样描述他所知道的龙应台：写文章很快，一气呵成，听她讲话，则是另一种气候，话不急，也不算多，会仔细听别人说话。 　　在这位朋友看来，龙第一次当官的经验应该是不愉快的，“但她似乎就有她平衡的方法。而且她和文化界的朋友关系, 比历任文化事务主管官员都更为真切深刻。” 　　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当官，她的人味还是比官味重得多，人的血性压倒官的僚气。“另一点很难得的是，”朋友告诉我，嫁给德国人并旅居欧美地区多年的龙应台，“至今只拿一本台湾的护照，没有变成美国人，也没有变成德国人。” 　　“部长”的考验 　　龙应台毕竟是文人，文化政策理念清晰，具有足够的高度与宏大的格局。 　　2004年3月，局长龙应台在恢复作家龙应台身份之后，在《中国时报》发表了长文《文化政策，是什么？》，系统论述了她所认识的文化政策，“文化不仅只是唱歌跳舞，文化发生的场所不仅只是音乐厅美术馆，文化政策也不仅只是大厅大堂的形象工程。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 　　2008年5月初，正值马英九当选“总统”、尚未就任之际，龙应台在《中国时报》发表另一篇长文《文化，是什么？》。文中提及她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如何在半夜三点市议会审查预算之际，被要求回答议员突如其来的“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龙应台答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龙应台在文中指出，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而自由需要文化政策的制度保障才能长久，属于公民的文化平台得以建立，是看不见的工程，是“立国”的依据，更是支撑民主前行的力量；这个道理，龙应台说：“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 　　这些关于文化政策的理念思维，相当程度能够解释十年前的局长龙应台做的事，或许也可以用来预测或检验刚刚上任“部长”的龙应台今后做的事。 　　“文建会”2011年“建国百年国庆”大型歌舞剧《梦想家》两晚花费2.15亿多元，引发艺文界强烈反弹。节目主持人陈文茜在《新闻面对面》节目中指称“梦想家预算是马英九和吴敦义决定，盛治仁（文建会前主委）是代罪羔羊”。也正因此事，龙应台从确定接下“文建会”主委一职后，就备受文化界人士期待。 　　从局长龙应台到“部长”龙应台，中间相隔了将近十年。二度为官的龙应台，与前一次当官会有什么不同，令人拭目以待。她要面对的是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在蜜月期过后媒体也会开始使用放大镜检视她的言行举止和施政表现。 　　其次，她的层级变高，衙门变大，从编制150人（最初只有80人）的台北市文化局，这次换到编制达282人的文化部。可支配资源变多的同时，责任也变得更大了，因为她这次要照顾的不只是文化资源原本就很丰富的“首善之都”台北，而且有许多文化资源相对贫瘠的台湾中南部穷乡僻壤、农渔小村。 　　不过，龙应台对这些地方并不陌生，她本来就是生在台湾中南部乡下也长在乡下的孩子：她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住过高雄县茄定乡和苗栗县苑里乡，在台南市念完高中和大学。在这次就任时的谈话里，她表达了对城乡文化资源分配贫富悬殊问题的高度重视。 　　文化政策的要旨，不在规训、指导人民如何变得更有“文化”，而在于让人都拥有创作和欣赏的自由。二十七年前出版《野火集》时，收录了龙应台写的一篇当时报纸自我审查后不敢刊登的文章，映衬并描述了她所期待与反对的文化氛围与土壤： 　　“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而台湾的艺术家则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群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奥韦尔的台湾？》） 　　“文化不是一块石头投入水杯，而是一块方糖溶于整杯水，”龙应台引用法国首任文化部长马乐侯(André Malraux)的话说，“法国不是一个文化部，而是四十四个文化部。”当文化部推动的文化政策渗入整个政府，成为所有其他部会共同投入资源协力推动的工作，就是方糖渗入整杯水的调和作用。 　　她说得很对。 　　但龙应台应该也知道，1959年就任文化部长的马乐侯，直到卸任之后仍无法让文化政策免于长期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长期陷入统/独、南/北、本土/文化、菁英品位/庶民品位、公共服务/商业营利之争的台湾，以及越来越明显可见的财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另有所图，文化霸权力量为文化资源的掠夺与垄断，如何确保“梦想家事件”不重演，摆脱竞放华而不实、高空烟火式的文化政绩工程，都是龙应台即将要面对的天人交战。 　　相信她对这些早有自觉，2005年在为《野火集》出版二十周年写的序文里，龙应台已经写道：“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 　　她也清楚知道，恶性商业竞争的新闻媒体也正在啃噬文化：“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变为虚假和童呆式的愚蠢统治？” 　　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无法与政治绝缘。关键在于，民间也正这样高度期待着，“部长”龙应台能兼容并蓄，这次不只应放下身段，也应为所当为，同时扮演好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角色，让政府的力量为文化打工，让政治为文化服务。 　　局长龙应台的功过是非 　　主要政绩 　　为台北市开窗和加强国际交流。打造“亚太文化之都”，短短两年，大概有四百多个城市的市长跟文化局长到过台北，还有源源不断的艺术家进驻。 　　善用“减法”，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提出“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口号，把平常认为是高级精致艺术的东西，带到广场、公园、庙前，让艺术进入底层的住民生活圈里。 　　为台北市掀起一场“全民绿色革命”，促使市议会审议通过“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规定凡是树胸直径零点八公尺以上、树高十五公尺以上都是市政府保护的树木。 　　运用个人关系的“明星效应”为台北市的文化建设，争取了超过三亿元新台币的企业捐助。马英九赞许：“她不只会烧一把野火，还能鼓起一阵旋风。” 　　争议事件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续约风波 　　台北文化局成立后，台北市政府从台湾和平基金会手中收回对二二八纪念馆的经营权。前馆长叶博文认为，政府因为想要找一个比较好控制的单位来经营纪念馆，才会收回经营权。续约风波炒得很热闹，龙应台与叶博文之间，也一来一往针锋相对，外界指斥龙“强力干预”续约。 　　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解职风波 　　陈水扁的贴身女艺术顾问林曼丽，1996年11月起担任台北美术馆馆长。龙应台上任台北文化局长后，两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2000年7月，在没有主管机关举办交接仪式的情况下，林曼丽黯然辞职。这场被称为“两个女人的战争”，被解读为背后是“政党轮替”后两个男人（陈水扁和马英九）的战争。 　　客家民谣歌手抗议文化局 　　陈永淘是台湾知名客家民谣诗人，因为对台北彻底失望回到自己的家乡新竹北浦走唱，在台北市文化局的邀请下，2000年再度来到台北参加艺术节表演。没想到因为执行的台湾有线电视TVBS台担心冷场，在他不知情下加入“清凉秀” (半裸体演出)，陈觉得这样的安排有如文化强暴，要求台北文化局和TVBS台公开道歉。 　　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抵制 　　以全台各县市大串联为号召的首届“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到多数民进党执政县市的抵制。外界有声音称该活动已沦为党派角力的议题，高雄市长谢长廷公开质疑台北市强势主导，认为“民进党都执政了，我们为什么要向台北市申请补助？”，龙应台则呼吁不要泛政治化。 　　公开赞成设立色情文化专区 　　媒体报道，龙应台造访公娼馆时，对外表示支持设立色情文化专区，并指万华、大同就是最好地点。此言遭民进党市议员王世坚、颜圣冠抗议，要求龙应台向大同、万华地区居民道歉。龙表示，她未说过文化局要在大同、万华两区设立色情专区，而是说在做好所有配套措施下，赞成台北可以有色情专区。至于议员认为她“不当发言”，她表示，不管是公娼或娼妓都是任何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无须以此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