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

回声报署名法维亚，以“中国和台湾照常营业”为题的分析海峡两岸关系的文章写道，海峡两岸两个繁荣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活跃到能超过外交关系可以说举世无双。几年之前，国际社会总是视海峡两岸关系一触即发，每次台湾总统大选都是个关键的阶段，总是受到国际社会密切注视。而本次台湾马英九连选连任的总统大选却是在“照常营业”的情况之下完成。国民党人马英九与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截然不同。问题在于维持现状对海峡两岸都有利无弊，哪怕海峡两岸并没有像香港一样对“一国两制”达成共识。 回声报分析文章继续写道，台湾总统马英九首先与其强大的邻邦谈生意，而且马英九的功绩不小，既然2010年与北京签署的贸易协定对推动台湾经贸腾飞贡献了力量。而中国大陆领导人原则上希望谈政治。但是是否真的希望在中国国内抗议声音，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此起彼伏，又在忙着进一步加强镇压的时刻谈政治呢？ 台湾与1997年回归中国的香港不同的是，台湾是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实体，政治回归则有向中国引进颠覆危险极强的的发酵粉的危险。回声报分析文章认为这正是海峡两岸政治谈判悬而未决的真正原因。海峡两岸面对大陆定期提出的“和平条约”犹豫不决：对台湾总统来说，十年之后，在严格的条件之下，可以是考虑的一个可能性；对于北京来说，这类运作，难道不会有被诠释为把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承认的危险吗？此间，哪怕海峡两岸之间互相设防，部署导弹，但是大陆和台湾之间业务照常进行。 世界报发表的消息说，中国当局星期二证实警方在向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藏人示威者开枪，造成至少一人丧生和多人受伤。世界报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指出，“分裂组织”的目的是干扰当局并肯定地指出，“有部分人员冲击城关派出所。闹事者还向警察们开枪射击，警察迫不得已依法持枪自卫。”新华社还引述有关分析指出，色达发生的冲击派出所事件与星期一发生在炉霍县的类似事件一样，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而使用暴力手段攻击执法机关和人员，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允许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声明还指出“境外分裂主义组织歪曲事实，试图抹黑中国政府”。 然而，世界报表示，根据西藏流亡政府说，在四川甘孜地区发生的抗议逮捕藏人的示威活动完全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一则公告指出，当地的局势非常紧张。世界报消息认为这是西藏地区自从2008年在发生反汉人的骚乱以来最为严重的事件。而且，自从去年春天以来，至少有十六名藏人引火自焚抗议北京的镇压政策。 距离法国总统大选还剩下三个月时间之际，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实际心态或策略，法国好几个银行信誉级别下降以及法国手球队输给克罗地亚等三大主题占据今天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头条位置。今天是埃及起义一周年，法国各大报围绕埃及起义一年之后，埃及权力过渡进入决定性阶段撰文。埃及在紧张的气氛中庆祝穆巴拉克倒台，几乎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占主导地位的埃及人大开幕，埃及军队将领则一直在与立法大选获胜的伊斯兰势力谈判权力过渡问题。

而是你在海峡那边选总统，我在海峡这边看选总统.

——南方朔口述 韩福东撰稿 　　南方朔每天坚持用笔写作。他是台湾最负盛名的政论家之一，高产，而且质量上佳。这个“台湾新闻界最用功的人”，“替台湾读书的人”，自30多年前进入媒体以来，一直与台湾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亲历并见证了台湾媒体解禁前后的风云变化。 　　1988年元旦，国民党在台湾执行了近40年的报禁政策，跟在党禁和戒严令后面，正式成为历史的陈迹。 　　台湾解除报禁于今已整20周年，南方朔的口述，也只是为我们提供经由他记忆拣择后个人耳闻目睹亲历的片段。但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片段，让历史在我们面前变得丰满起来。 　　 软性威权到了尾巴 　　1972年，我进入《民主晚报》，这是一个很小的报纸，我的薪水一个月才1500台币。当时我已经是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的硕士，是第一个台大硕士毕业当记者的，算是学历最高的吧。我的专业跟植物化学有关，当新闻记者完全是不相干的，偶然进了媒体工作。 　　那个时候台湾还是一个蛮落后的社会。在媒体发展的初期，记者是没有地位的。报纸对低所得社会而言属于高消费品，销路因此不是挺多，它的生产规模小，加之新闻管制，不可能报道太多东西。所以无论从告知的效果，还是娱乐的效果讲，媒体都不是那么重要。 　　我在《民主晚报》的收入，在当时的台湾还是属于低等，不能活。所以没办法，我又去台湾省政府办的日报——《台湾新生报》里面兼职，不是正式职员。晚报是上午工作，中午就下班了，我再去日报。《新生报》是官方的报纸，那个时代公务人员系统的待遇还好，加上日报的销量在台湾总体比晚报好，虽然是兼差，但还是每月领3800块，两边收入加起来了就不错了。 　　那时候，整个政治环境的白色恐怖开始慢慢变淡。根据台湾的经验，由一个很严密的威权社会，变成柔软的威权，再由柔软的威权转变为开放，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 　　1972年，台湾的软性威权到了尾巴，尚未最终解体。当新闻记者不能乱报新闻，要老老实实，不可以在文章里面掺沙子，不可以指东骂西，不可以跟异议人物有太多接触……以免惹到麻烦。 　　我在《民主晚报》和《台湾新生报》跑政治新闻，那时，如果不是官方发布的政治新闻，报出来就会有麻烦。那个泛权威性，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 　　新闻记者都喜欢跑独家新闻，因为我在国民党里面当官的朋友还挺多的，所以他们有时会说：老王啊，弄一点新闻给你。诸如此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官方还不想发布的，甚至还是泄露了一点机密的消息。 　　我们小记者跑新闻，每天回去都要填稿单，报告我们今天跑了什么新闻。如果有政府机关没有发布的独家新闻，要特别注明。这种情况下，采访主任或主编一般会把我们找去，说这个新闻既然政府都没发，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发好了。那个时候《台湾新生报》这样的官方媒体中就有这样的麻烦。 　　 安全室与黑资料 　　那个时代的报馆，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安全室，专门管安全，看你是不是有忠贞的问题，匪谍的问题。任何一个单位都有的。在台湾，衙门里面的安全室，是人人都敬而远之的部门。他们也就是两三个人，到处串门，东打听西打听，然后记些资料，打小报告。 　　我就是在安全室有案底的。我跟《台湾新生报》的社长也算是朋友，我递了辞呈要去《中国时报》的时候，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当年一来这边兼职的时候，他就准备把我升成正式职员的（正式职员月入大概5000多块），但是安全室一直有意见。安全室的权威是比社长大的，他不让我升，我只好一直兼职在这干了大概三年。 　　我知道之前肯定有把柄落在安全室手里。在进新闻界之前我就有黑资料，我硕士读完，和一群学生搞团体，搞东搞西，被“调查局”抓到过。可是我们做的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就说对我们宽大为怀，不办我们。这种事情在全世界的特务系统运作中都有，有个术语叫做“设局陷害”，也就是用一个莫须有的小事情把你套住，不办你，让你紧张，以后要跟他们合作。 　　我是很早就被设局陷害的。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很长时间内，总是有“调查局”、“警备总部”打电话给我，约我去喝咖啡，“你跑新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啊。” 　　《台湾新生报》在台湾政治发展早期的时候，是一个案子蛮多的报纸。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的时候，福建人占多数，财经界、农业界、媒体界有很多福建人。那个时候国民党一下子来到台湾，人很多，位子少，就斗来斗去，福建人在1950年代被斗得很惨。《台湾新生报》早年还出过一些福建籍名记者，其中好几个人后来都被判成匪谍罪了。所以报纸就成了惊弓之鸟。 　　那个时候台湾的媒体，没有一点关系是不可能办的。《民主晚报》是政府里面一个管财务的官员退休下来办的。《民主晚报》也没有什么立场，那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必须根据上面的规则出报纸，还没有特别敢跟政府唱反调的。 　　台湾在很长的一个时段里，特务系统比较厉害，而且特务系统是直接进到印刷厂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都是检字工人根据手写的稿子检字。假设是特务系统派的工人，他就会把稿子影印一份，送给特务机关。特务机关根据笔迹就会知道是谁写的，躲都躲不起来的。最先的时候，大家是用匿名写，发现不行，笔迹会被认出来，后来就在把稿子交给一个杂志时讲明，这个稿子要重抄一份，再去检字。每个人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几乎天天都换笔名的。我在《民主晚报》时开始给外报写评论，都用笔名发表，我自己不知道有几十个、几百个笔名，搞不清楚了。 　　我第一次用南方朔这个笔名，是在1970年代末，在《夏潮》杂志上发表《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 阶段的量底分析》。那篇文章好几万字，很有学术味道。文章发表的时候，大学杂志已经关闭了。很多人还在猜那篇文章是谁写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特务机关都不知道。过了好多年才被别人讲出来，所以没有给我惹什么麻烦。 　　《大学杂志》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有的，我是杂志108个社委之一，正好是108条好汉。校园读书人办个杂志，上面会容忍一段时间，等杂志开始有影响力了，他们就会注意你。媒体管制也是看影响力的，报纸、周刊是最重要的，当然有电视以后，电视影响变得最大了，政府就开始注意电视。月刊没有那么重要。《大学杂志》是月刊，管制就松一些。 　　《大学杂志》在我去《民主晚报》不久就被查封了。它最先的时候是很有校园特性的一个杂志，谈些风花雪月、西方思想和社会变化，对新闻管制者来说无所谓。后来杂志的成员变了，开始关心本地新闻，谈论本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它关心台湾农村贫穷问题、政治不民主问题，以及“中央民意代表”不改选的问题。这就碰到忌讳了，踩到了政府的痛处。真正有影响力就是在转变之后，早期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注意。所以我们谈论《大学杂志》一般都是谈它的后期， 　　那个时候我是记者，很忙，有参与一点点，不是那么核心。后来杂志被查禁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台湾软性威权刚刚开始要瓦解，风气还是蛮紧的。坦白说，可以办个杂志作出气孔，已经可以偷着笑了。杂志被禁了后，在时事圈算是个大新闻，大家骂成一团，但被禁了也就禁了。 　　 松动是一个过程 　　1977年中坜事件时，我刚刚进《中国时报》。中坜事件是一个暴动，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台湾的大事情，但当时报纸都没有新闻报道，过了好多天，大概一、两个礼拜，《联合报》才敢登出来，大概是事情已经过了，加上他们跟上面有一定的沟通，所以才开始报道。我所在的《中国时报》一直都没有报道这个事件。 　　1970年末到1980年代，整个社会的发展比较松动。媒体的经营者，也比较会去争取，他们都去跟高层讲话，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可以登之类的。高层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整个社会的演变，高层的沟通，这两个因素使《中国时报》言论尺度会比较宽松。那个时候只要不替反对派宣传，有什么事件发生，是允许报道的。 　　我的角色比较独特一点，之前搞反对派的人长期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跟他们来往，还写文章支持他们。这些特务系统都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没事被盯得很紧的一个人。在“高雄事件”（美丽岛事件）之前，台湾政治情况已经开始很敏感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很紧张的，国民党里面所谓的打手派的人也都出来了，和党外势力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那个时候除了执政的国民党外还没有其他政党，反对者我们叫做“党外”。 　　那个时候媒体有一定程度的小小空间，但是不能帮党外势力宣传。上面的人跟《中国时报》老板讲，王杏庆不好好跑新闻，每天跟那些人搞东搞西。老板也不好随便开除我，就把我冷冻，让我不要跑政治新闻，改个角度，在报馆做改稿副主任，改一些小记者写的没什么水准的东西，坐冷板凳。当新闻记者坐冷板凳是很生气的一个事情，这明摆着叫我走路嘛。我就辞职，去了台湾高雄的《台湾时报》。因为是地方的一个小报纸，管制比较松一点。 　　“美丽岛事件”是媒体的大事件。事件发生以后，包括打警察什么的，媒体都有登的。这个事情是国际关注的焦点，那个时候不公开审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全世界都在看，所以媒体要全面据实的报道。庭审时每个人的讲话都是全笔录的，全场下来就是好多万字啊。所以每个报馆都是派一组人去，这个小时你来笔录，那个小时他来笔录。我也参与其中。 　　等到“高雄事件”发生后，情况改善了，《中国时报》的老板又叫我回去。1970年代末，新闻环境开始有些变化了。因为那个年代经济开始慢慢起飞，报纸广告就多了，记者们的待遇也就好了。战后出生的、学历比较不错的人，也开始进入新闻界了。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台湾新闻的扩张期。报纸发展比较快，基本到了1980年的时候，《中国时报》、《联合报》两大报，每天都能卖到一百万份。那个时候有一句俗语：办报纸跟办印钞厂一模一样。我去《中国时报》时，收入就是每月一万块了。在“高雄事件”之后，台湾才开始有环保运动的报道。很多话题，民权运动、环保运动都是外国人搞起来之后，台湾才跟着搞起来，跟着别人走。 　　 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回《中国时报》以后，我就开始做专栏主任。我在《中国时报》是二进二出。因为无论怎么讲，我都是有案底的。大概在1985年的时候，台湾的政治比较动荡，蒋经国的身体不好，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右派和自由派又斗得很厉害。有一阵子右派比较强，媒体又开始紧起来，压力就会转到《中国时报》老板这里。我当时是副总编辑，感觉自己受到限制，不爽快，就走掉了，开始变成党外的一员。 　　离开《中国时报》，我去了党外杂志《前进月刊》，它的前身是《前进周刊》。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新闻特性的刊物，专业性强一点，不是乱骂人的。在那个时代，非主流的党外媒体非常发达，有一堆周刊。这中间，《前进周刊》是最好的。很多新闻界的人都匿名在里面写稿。《前进周刊》后来被禁了，就改出月刊了。我去时，那个单位没有几个人，我当总主笔。 　　我在《前进月刊》呆了一年多。我在《前进周刊》经常被约请喝咖啡。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反正写文章的人，文章写出来了，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呢。而且没有什么大秘密嘛。只是要应付他们，打哈哈。 　　在《前进月刊》的时候，1986年夏天，《前进月刊》领导风潮，率先在台湾搞街头群众运动。所以他们说南方朔是台湾群众运动老祖父（笑）。那次党外人士林正杰要坐牢，我们就根据坐牢这个题目诱发一场群众运动。这基本上是台湾第一次和平的群众运动。之前的美丽岛事件和中坜事件不是群众运动，那叫暴动。街头都闹翻天了，但之后也没事啊，那些人胆子才大起来，赶着在1986年9月28号宣布组党，这次群众运动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开放报禁后 　　然后媒体就开始要解严了。民进党组党后，国民党才开始正式宣布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解除戒严。搞政治的都搞政治去了，我们不搞政治的一堆人就开始办《新新闻》周刊。 　　我只能说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媒体人。那个时候台湾需要客观公正、有一点批判性的公共媒体，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兴趣，我们的本业。党外杂志等于是造反的杂志，《新新闻》和党外杂志不同，是专业性的新闻杂志，都是资深媒体人在做。 　　因为我的个性不喜欢管人，我就只管自己的笔，管自己读书。《新新闻》创刊以后，我就专任总主笔。接触西方的新闻界，就会有很多感触。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很重要的记者会上，看到很多欧美的白头发记者，台湾没有，都是些二三十岁的记者。记者应该是越老越值钱，怎么变成越老越不值钱了呢？如果你没有经过几十年累积，你怎么写政治新闻啊？有鉴于台湾这种现象很难改变，改善不了，所以我改变角色，开始走学问的路线。我自己觉得新闻这个行业不是我的终极行业，那个时候不再抛头露面，开始读书，写一些评论，理论性的东西，写写文化。开始转型。 　　《新新闻》的创刊是在1987年2月，民进党组党之后，解除报禁之前。即使在解除报禁以前，在台湾要申请杂志也是很容易的，都会准的，只是事后如果违规了，很容易被查禁。它是事后审查制，很严格的，出了一点纰漏，马上就禁掉。曾经有人出了一大本资料档，搜集台湾到底禁了多少杂志，很多。 　　《新新闻》一直办了很多年都没有被禁过一期。《新新闻》的人都很有点知名度，不是马马虎虎、乱七八糟的人，在整个台湾社会的评价都是不错的，你凭什么禁人家？ 　　从《新新闻》创刊到解除报禁，还有一段时间，它基本上是解除报禁之前这段时间台湾最重要的媒体。解除报禁之后，台湾杂志开始无所禁忌，后来《新新闻》的功能就慢慢地被取代了。 　　媒体解严是大势所趋，管制慢慢放松是时代变化的风向。1984年“江南案”的发生，让右派——所谓的强力镇压派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发言权就变弱了。在国民党内右派和自由派，再简单一点说就是王升派与李焕派的斗争中，王升派就开始靠边站了，台湾社会就走向开放。那个时候也是蒋经国身体很差很差的时候。事实上，根据他们后来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蒋经国那个时候已经考虑开放党禁、报禁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选举了。 　　1988年1月，台湾解除报禁，当然影响很大了，非常非常大。台湾以前的报纸，是限张的，只有三张。因为张数很少，而广告很多，所以就把字缩到好小好小，一份报纸甚至可以排27栏，正常大概是21栏，这样可以多装些新闻内容及广告。因为报纸影响力很大，还不是随便申请的。解除报禁，限张也就解除，牌照限制也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