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

蔡逸儒:台湾大选前展望两岸关系 （2012-01-03）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分析员：美经济今年料继续疲软动荡 [中国早点] 香港「乱」世而不惊 [中国政情] 广东：转型升级进行时 [地铁瘫痪] SMRT：明天开学 地铁趟次更频密 ● 蔡逸儒 　　1月14日，台湾将进行总统大选及中央民意代表改选。 　　如果马英九获胜的话，以笔者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北京或许会提出一些说法和要求，主张早日进入政治对话或谈判，讨论高阶性的政治问题，但是大陆应该已然理解，即使马英九获胜，相对于四年前的大胜，这次他必然只能小胜，立法院也不会再是绝对多数的优势，一个相对弱势的总统，而且只有三年的时间，此后他就将进入后马英九的跛脚时期，马政府虽然有创造个人历史纪录的压力和期望，但他究竟能走多远、可走多快，而不受台湾内部政治局势牵制还是个疑问。 　　万一蔡英文女士获得胜利，两岸关系停滞、倒退、恶化三步曲恐怕一时难以避免，但我们也可预见蔡英文女士及其团队在上任之前及执政初期，一定会展现柔软的身段和灵活的策略，在没有九二共识的前提，北京不接受台湾共识的前提下，试图找出新的说法，来尝试缓解两岸局势，争取外国的同情和理解。当局势初步稳定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民进党还是会利用执政的优势和行政权力，在执行面上给两岸关系增加各种麻烦，凸显两岸一边一国的台独理念。 　　关于大陆方面，北京的政策一经制定就有某种程度的延续性。即或明年下半年中共要进行高层人事改组与换届的问题，习近平等人主政之后，虽然在细节及执行方面会可能有部分渐进式的调整，但两岸和平发展的主流思想和政策主轴应该不会有变。台湾目前有人说，如果蔡英文当选，大陆内部可能以此为借口，对北京当前惠台政策提出质疑，挑战高层决策，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台湾百姓做的错误选择，与北京对台政策无涉。笔者较倾向于接受后面的说法。 　　谈到欧盟、美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相关国家对台湾这次选举所采取的立场，表面上，大家都说这是台湾的内政问题，理当由台湾人民做出最后的选择，但是至少根据笔者与相关国家学者、政府官员、外交代表接触所得，大家都期望台海局势能够维持目前这种和缓改善、紧张降低的局面，这既合乎两岸，也与区域内外国家的共同利益有关。换而言之，排除外交用语之后，相关国家支持马连任的倾向性已然相当明显。美国最近宣布台湾列入免签证候选名单即为一例。 　　有关台湾内政方面，如果马英九获胜，国民党应可维持当前表面和谐的气氛，但连战、吴伯雄、萧万长等大老的影响力恐怕将会进一步慢慢弱化，王金平将继续在立法院内外发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马、王关系未来的发展耐人寻味。和其他中生代表比较起来，由于吴敦义已抢居较佳战略优势地位，他和郝龙斌、胡志强及朱立伦之间的互动将是值得观察的重点。 蔡若败选民进党必内斗 　　在民进党方面，如果蔡英文胜选，虽说蔡英文已表明，竞选团队并不就是执政团队，但蔡究竟能够抵挡多少的大老及派系压力还是让人怀疑。吕秀莲、游锡堃可以不论，但谢长廷及苏贞昌是否从此再无二志仍然让人好奇。民间多半相信，陈水扁案在走完所有法律程序之后，颇有获得特赦可能。民进党享受过权力，又失去权力，如今再度夺回政权，外界或可预见，民进党这回恐将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以确保能够长期执政。 　　反过来看，不论马、蔡谁输，两党内部立刻都将会出现检讨批评、追究责任的声浪，从而引发新一回合的党内权力角逐。以马的个性而言，其失业裸退，辞去党主席的可能最大，至少绝不会像李登辉、陈水扁、宋楚瑜一样，还想在幕后影响台湾政局的发展。以民进党勇于内斗的特性而言，败选的蔡英文理所当然的必须辞去党主席，届时多半又是派系大老进行角逐，静待热带气旋，志在大位，想要重新出发的苏贞昌恐怕绝对不会缺席。

　　2011年12月11日《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在深圳就“中国未来的选择”对话，现发表纪要如下： 　　30年前天津一见 　　杨继绳： 　　你与赵紫阳是哪一年去的天津? 　　徐景安 ： 　　1981年2月，是赵紫阳带我去天津的。 　　杨继绳： 　　我当时在天津分社，您在赵紫阳身边，我是小记者，我在台下仰视着你，很羡慕这个小伙子这么有出息。 　　徐景安： 　　1980年赵紫阳来北京当总理，当时财政困难，需要调整。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认为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是对的，关键是后面怎么办?要发展消费品生产。我对赵紫阳说，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消费品生产，就能满足市场需求，增加财政收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匮乏为琳琅满目，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赵紫阳将我这篇文章批示给薛暮桥、马洪、廖季立组织讨论。同时，从大城市启动，1981年就带我到天津、上海。 　　杨继绳： 　　当时，赵还夸了你几句。 　　徐景安： 　　他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 　　杨继绳： 　　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陈伟达。 　　徐景安： 　　赵紫阳讲话时，我插了几句话。天津都传开了，这是什么人，总理讲话敢插话。 　　杨继绳： 　　列宁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市场问题》，用数学推演出第一部类的生产必须优先于第二部类。第一部类是重工业，第二部类是消费品，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你的建议非常好，可以说是颠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徐景安：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造成宏观经济比例失调，老百姓生活资料短缺。我国搞改革起步的同时，就开始调整结构，发展消费品生产，起先搞“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后来加了冰箱、彩电变成“五大件”。这与后来发挥地方积极性、发展乡镇企业与中小企业作用的改革方向相一致。 　　杨继绳： 　　当时你是英俊小生，非常帅气，又有才华，我坐在下面非常羡慕。你思想比较前卫，有知识分子气质，所以官也当不大。 　　求真理无所惧 　　徐景安：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后来我变成制造新闻了。你是清华大学学工，到新华社做记者，搞新闻。后来又去搞“旧闻”了，写历史“大饥荒”。 　　杨继绳： 　　退休以后，不能采访新闻，就搞“旧闻”了。 　　徐景安： 　　我看到你说的这几句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杨继绳： 　　这是我的追求。 　　徐景安： 　　这在当今中国是不容易的。 　　杨继绳： 　　我是1967年12月份到新华社报到，当时正是搞文革，毛主席说文科的人不行，要一批学工的人做记者。到2001年退休，一直都是新华社记者。我虽不是学新闻的，但我发的稿子比新闻系毕业的同事发得多，有一年我在人民日报连续写了12个一版头条。不过第一个10年写的东西都是跟着政治推波助澜。“四人帮”粉碎以后，我把其中99%的稿子付之一炬。 　　徐景安： 　　你说的10年是? 　　杨继绳： 　　1968年1月10日到1976年。这段时间稀里糊涂，心里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其中有两篇文章是凭良心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批了，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全国军队纷纷退出了支左时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39万平米。另一篇稿子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写文化大革命中劳动生产率如何下降，工厂生产管理怎么混乱，技术人员怎么变成工人的。那时没有“四个现代化”的说法，我只能重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希望从混乱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看了后说，总路线还是要讲的，现在有多少人鼓足干劲了?我虽然没看到文件，但是中办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毛主席说话了。 　　徐景安： 　　那你比我厉害，我写的是赵紫阳批示，你写的是毛泽东批示。 　　杨继绳： 　　我的第一个10年就写了这2篇稿子，其他的稿子，包括12个一版头条都是废话，所以我说这10年我学会了4个字“实事求是”。这4个字虽然上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真正懂得它的含义，用了我10年的青春代价。 　　徐景安： 　　第二个10年呢? 　　杨继绳： 　　就是改革开放。我发了大量关于改革开放的稿子，赵紫阳他们批示很多，中央政治局、副总理以上的领导批了三、四十条，胡耀邦一个人就批了15条。 　　徐景安： 　　您是属于战略性记者，抓重大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提拔当社长? 　　杨继绳： 　　我和你一样的毛病，管不住嘴巴，而且也没有当官的追求。我从1985年开始写书，写了《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1990年我出了《技术贸易学》，1998年出版了《邓小平时代》。 　　徐景安： 　　《墓碑》是退休以后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