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从哲学到经济学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28期 出版日期2011年07月18日 当我们回答问题时，我们从常识出发。当我们解释事情时，我们不仅依靠常识而且依靠系统化的知识 汪丁丁 　　事情之所以发生，有偶然也有必然，合称因缘。例如，编辑部主张由我来续写这个已由嘉映兄写了一年且因他出远门而不能接续的专栏。因此，我这篇文章的标题，不仅合辙，而且还有一层涵义，就是打算从哲学说回经济学。 　　嘉映在这里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哲学何为》，开篇提到他一辈子只是读哲学和教哲学。不过，我要替他说明：被他当做哲学来读的许多领域——包括经济学，许多人都要当做专业来读。经济学是我的专业，但我很少读经济学，不是因为看不起它，而是因为要追究它的根本问题，于是读许多经济学以外的书。这样，我和嘉映探讨的问题就有了相当的重合。 　　例如，嘉映在这一专栏里追问“人是自私的吗？”并提出反例：人的仁慈大度很难用自私来解释，人的贪婪、残暴、阴险又何尝能用自私解释清楚？我在教室里反复追问“合作何以可能？”并引用脑科学事实论证人类以及哺乳动物脑内原来就有利他倾向。孟子有“四端”说，早已阐述过两千年后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阐述的同情原理。人当然不是自私的。那又如何对待经济学家的假设呢？斯密从不主张普遍命题，他只谈论他知道的经验。继承和修正休谟，斯密主张源于自爱的自利动机和源于同情的正义动机，并首先撰写《道德情操论》，若干年后才撰写《原富》。而且，斯密对北美的自然农业发展模式由衷赞美，对欧洲的远途贸易发展模式由衷批评。在知识社会学视角下，我们可以解释，经济学在后来两百年的演化为何严重偏离了斯密的初衷，以致现代的经济学家不断重新阅读和评价斯密。 　　谁是罪魁？从学术思想史资料推断，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成为主流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难辞其咎。对芝加哥学派保持批判姿态的，主要是奥地利学派、卡内基学派、哈佛学派和MIT学派。熊彼特领导的哈佛学派是40年代的主流，萨缪尔森领导的MIT学派是50年代至60年代的主流，门格尔创立的奥地利学派与马歇尔领导的剑桥学派可说是并列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主流，西蒙领导的卡内基学派始终不入主流。 　　根据休谟的观察，人类基于同情心而普遍地具有两种“元情感”，其一是对他人快乐感的同情——称为“仁慈”，其二是对他人痛苦感的同情——称为“正义”。休谟的观察，得到2003年以来脑科学观测报告的普遍认可。在我的“行为经济学”课堂上，这是核心内容之一。 　　同情，我们继续探讨休谟的见解，普遍见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社会性哺乳动物，可称为一种“心理能力”，它是社会性哺乳动物个体的群性表现。注意，这一命题至今仅限于社会性哺乳动物，不适用于例如蚂蚁这样的社会性昆虫动物，也不适用于非社会性的哺乳动物。 　　难道有完全无群性的哺乳动物？我想不出来。哺乳动物，鲁迅最初介绍达尔文进化论时，翻译为“有胎盘动物”，以与“无胎盘动物”相对比。生命的演化，有胎盘之前，先有两性间的合作，也称为“有性繁殖”。胎盘或哺乳，意味着，与无胎盘动物相比，哺乳动物幼儿的孕育时间有了极大延长。或许存在反例——某种动物的性交时间居然比胎儿孕育的时间更长？总之，我们允许反例，故而可得经验的命题而不是先验的定理：胎儿的孕育，极大地延长了两性合作的时间。 　　两性之间的合作时间可以足够长，以致观察者能够称其为“家庭关系”。我们不能不承认，家庭是群性的一种。动物学家的分类，常以家庭为最小的群组。因此，哺乳动物完全无群性的例子，我这里没有。虽然，根据教科书的见解，同情心，仍是“社会性哺乳动物”而不单纯就是“哺乳动物”的心理能力。 　　钱穆指出，人而为人，因其兼有个性与群性。今天，多数人承认，个性是创造的源头，群性是合作的源头。奈特指出，一个群体最终能够达到何种文明水平，端赖于这群体里的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包容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并仍可维系他们之间的合作。 　　在我佩服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当中，奈特最让我佩服，因为他显著地比其余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更深刻。不难相信，历史上必定出现过一些包容了巨大个性差异的群体，却因个性差异巨大而毁灭了合作秩序，于是群体消亡。另一方面，历史上也必定出现过一些特别讲究合作的群体，却因不能容忍个性差异而丧失了创造性，从而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归于消亡。牛顿曾困苦万分，因为他所信的教派被当时的国王宣布为异端。洛克爱才，尤爱牛顿，有感于此，写出不朽的政治学信札《论宗教宽容》。洛克的思想，是现代社会“宽容”学说的基础。若无足够宽容，何来个体自由？ 　　有感于此，逃过了纳粹迫害的爱因斯坦指出：自由是整体性质。这是我们在数学分析中养成的习惯，我们将函数的一些性质称为“整体性质”，例如，连续函数的中介值定理或不动点定理，是函数在某一集合上的整体性质。自由也如此，虽然是个体诉求，却要求社会整体的宽容。 　　可见，深刻的思考是相通的。或许因为同时代的深刻思考者太少，所以往往发生跨越不同时代深刻思考者之间的交流。 　　自由是整体性质，这俨然就是说给当代中国人听的，可谓“振聋发聩”，又可谓“空谷足音”。我们相互见面不问“你吃了吗？”也不问“你自由吗？”我们见面要问“我们自由吗？” 　　假如我们整体而言缺乏自由感，我们怎么办？当然，你可以说你没有不自由的感觉。例如，钱穆相信中国古人有相当大的自由，他甚至相信古代中国的自由远比欧洲更大。我不敢如此相信钱穆所信的。首先，自由是可以相互比较的吗？我没有想清楚。其次，中国人的自由与西方人的自由是完全不可比较吗？我虽然还没有想清楚，但我相信有一些自由是中西之间可以比较的。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谈论选择的自由或自由选择的权利。对经济学家而言，这类自由首先是个体的。虽然，我提醒读者不要忘记爱因斯坦的话，自由是整体性质。即便我们假设整体性质允许个体有选择的自由，这一假设也嫌粗糙。例如，我们需要考察：中国人在哪些事情上可以自由选择，以及哪些中国人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当我们回答问题时，我们从常识出发。当我们解释事情时，我们不仅依靠常识而且依靠系统化的知识。对于上述的问题，常识是：一些中国人已经享有的自由选择权利，许多甚至多数中国人还不能享有。我们可以不使用“权利”或“人权”这类据说只适用于西方的词汇，但事实仍通过情境向我们言说。那位声称“我爸是李刚”的司机，杀人之后逍遥法外。也就是说，一些中国人享有为私利而随意杀人的自由，而多数中国人事实上没有免于被杀的恐惧感的自由。这里需要修正，因为，如果享有为私利而随意杀人的自由的中国人数目极少，从而当他们分布在全体中国人当中时，多数中国人永远不会与他们相遇，那么，多数中国人仍可享有免于被杀的恐惧感的自由。 　　美国人持有枪支的自由，虽多次引发争论却难有更严厉的限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每年他杀案件中至少百分之五十是亲友之间的枪击案。意识到这一因素，我们就需要澄清以上陈述中“随意”的涵义。假如亲友之间并不“随意”开枪，则每一个美国人的安全感将极大增加。中国法律禁止私人持枪，这一项因素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的安全感。可是，美国人有枪，政治的理由在于：当政府不能维护正义时，个人持枪反抗暴力是最后的手段。就此一因素而言，普通美国人的安全感，比普通中国人的安全感又有了极大的增加。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你的政府在某些中国人随意要杀害你时不能保护你，则与美国人相比，在这类情境内，你的安全感降低。拆迁，就是如此。假如有枪，你可能持枪反抗拆迁公司，而且，你相信拆迁公司派来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如你这般肯于拼命，除非那些人的工资高到了让拆迁公司亏损的程度。可是，你没有枪，于是你至多自焚，希望借此惩罚拆迁公司。 　　诸如“自由”和“民主”这类价值，经过多年思考，我越来越相信它们具有普遍意义。凡人，都有这类价值诉求，只不过诉求的时间或有先后。有人在温饱之前便诉求民主，有人要等到温饱之后才诉求民主。后者可能占多数，于是，恰好在目前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民主诉求旺盛得难以遏制。 　　那些在温饱之前有了民主诉求的中国人，未必先天就与众不同。我推测，可能经历过一些事情，体验过贪官污吏或暴虐统治的迫害，深信不求得民主就连温饱也难以求得。贫困地区的情况，我认为，往往就是这样。所谓“贫困地区”，更像是人祸所为而不像是天灾所致。 　　说到民主，其实不能不说自由。什么是民主？姑且不论“程序民主”的问题，在演化论的视角下，原本由国王和贵族享有的自由，逐渐扩散至大众，这一过程，称为“民主化”，又可细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 　　借用黑格尔《法哲学》的见解，当然，是我的重新表达：当一个自由意志选择落实一些可能的自由而放弃其余的可能自由的时候，它面对着其他自由意志的类似选择，于是最终，全体自由意志必须选择全体自由意志的等度自由。何谓“等度”？如果一族函数在某一集合上等度连续，我们知道，判定连续性的两个足够小的量，ε和δ，必须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函数。这套语言转换为社会理论，意味着一群个体的等度自由，必须有一套抽象规则限制每一个体的自由，这套规则不依赖于任何个人。投票人匿名，这是基于简单多数原则的民主程序的四项基本性质之一，由一位加拿大数学家最早证明，称为“梅定理”。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下面几章图描述了中国经济1992年以来的情形，可为新政治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今年秋季课程阅读和讨论的背景：       注意，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水平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收入都用来做什么呢？这是各国统计数据表现的通例，在这一阶段，人民的文化与精神需求迅速扩张，表现为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的迅速增加（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养生和医疗服务、阅读、影视、旅游、美食和社交、家庭生活、养老设施、修身与教堂、……）。当然，还有 Daron Acemoglu 近年发表和引起广泛关注的“现代化错觉”——以各国为样本的政治民主化指标（纵轴）与人均GDP指标（横轴）之间的分岔关系图：当人均GDP达到例如2000年不变价格3000美元水平时，政治民主化指标可能向上（民主化）也可能向下（独裁化），但目前已有的人均GDP水平最高（高于两万美元）的国家都位于这一分岔关系的向上部分。       最后这张图最著名，政治民主化指标与人均GDP的对数之间呈现的分岔关系。 下一篇： 秋季课程的设想

市委召开三届九次全委会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薄熙来作主题报告 黄奇帆就《决定（讨论稿）》作说明 图为会议现场。 记者 巨建兵 摄     陈光国邢元敏张轩出席     本报讯 （记者 肖竹）20至21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三届九次全委会，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思路和政策措施，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决议》。     市委书记薄熙来作主题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作《决定（讨论稿）》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光国、市政协主席邢元敏出席了会议。市委副书记张轩主持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黄奇帆就《决定（讨论稿）》作说明。他说，市委决定将缩小三个差距作为本次全委会主题，主要基于四点战略性考虑：一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在做大“蛋糕”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然而“蛋糕”始终没有切分好，我们若能系统解决这个问题，走好民生导向发展路子，就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一个“范本”。二是全面落实“314”总体部署的题中之义。重庆发展已呈现出“加快”、“率先”之势，但三个差距问题得到解决，才意味着我们全面完成了“314”总体部署。三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重庆投资率已高达80%，寄望长久性地“高投资、高增长”并不现实，必须通过缩小三个差距，推动经济增长向内需拉动特别是消费拉动转型。四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这些年，我们全面建设“五个重庆”，务实推进 “民生十条”，解决了老百姓关切的一大批民生问题，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社会建设欠账还很多，居民收入差距还很大。我们必须抓紧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让发展更多地体现共富与公平，不断增强老百姓的幸福感。     黄奇帆说，市委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全市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同步倍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圈翼”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基本建成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为此，市委将出台12条重点举措，努力实现充分就业，鼓励创业富民，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发挥国企调节作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区县发展和扶贫开发。     奇帆同志就《决定（讨论稿）》作了说明后，薄熙来书记以《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为题，向大会做了主题报告。     把经济规模做大的榜样很多，但缩小差距，实现共富，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     薄熙来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市委对《决定》反复修改，从1万多字压缩到4000多字，简明扼要、直奔主题，但含金量很高，总投入有1万多亿。我们不能讲空话、放空炮，要言出法随、说到做到，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形成一个真正管用的稿子。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现在，把经济规模做大的榜样很多，但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小平同志有句关键的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真是至理名言，不愧是大政治家，看得远，讲得深。30多年前，面对低水平的生产力，把经济规模做大是主要矛盾；但发展起来以后，各类矛盾、社会问题都陆续上来了，国际问题、法律问题也接踵而至。现在讲“发展”，可以说东南西北、世界各国，没有反对的，谁都赞成；但你讲“共同富裕”，可就大不一样了，国际国内都有争议。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得讲共同富裕！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这对于我们发展“三大成就”、经受“四个考验”、避免“四个危险”，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这次全委会，就是要仔细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薄熙来说，“十七大”以来，重庆多次全委会都和“共同富裕”的大题目密切相连。比如振兴农村特别是 “两翼”经济；比如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如加强党的建设，实施“三进三同”，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比如“民生10条”；又比如八次全委会把“缩小差距、促进共富”写进“十二五”规划。可以说，每次全委会都在为“共同富裕”做铺垫。在一系列问题初见成效之后，这次全会就明确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主题，最终来攻克这个大堡垒，向它发起总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逻辑！     30年后再来复习小平同志的讲话，真感其高瞻远瞩，通观全局，讲问题入木三分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盪F共同富裕。西方从英国1640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走向近现代已有370多年历史，他们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正像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宣言的：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只有在共同富裕的“沃土”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都在强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个“发展”同样扣紧了“共同富裕”，因为科学的发展，全面的发展，自然包括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各个地区共同的发展。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生活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健康发展和全体国民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就像种树，必须挖大坑、施好肥，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市委常委何事忠、马正其、徐敬业、刘光磊、陈存根、翁杰明、吴政隆、徐鸣，部分老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组成员，市纪委常委、市委巡视组组长、市高法院院长、重庆大学校长以及各区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党员副秘书长，市级各部门党员主要负责人，部分大型企业和高等院校党委、党组书记等共400多人，出席和列席了会议。会议还专程邀请了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李慎明、纪宝成、李捷、许志功、梁柱、李崇富、胡长水、李希光、崔之元出席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2011-07-25 Cui Zhiyu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个人网站: www.cui-zy.cn 财经网博客：http://blog.caijing.com.cn/cuizhiyuan        下一篇： 丁丁新作 可视为今年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的导言

为我的新政治研究班学生们提供动机，我准备了这张图：  Acemoglu 2009年出版的教科书《经济增长导论》第一章图12，资料取自 Maddison《长期经济史》。请注意我写在这张图左上角的文字，那里引用了四篇我们研究班今年要阅读的文献，今年的阅读文献，上引四篇外，还有十篇是关于“寻租”问题的文献。今年听课的学生，每人应提交一篇学期论文，且一律以寻租问题为主题。为什么？因为，如上图显示，中国向何处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怎样演变。寻租问题，已成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痼疾。这是第一讲开篇的议题，梁漱溟当年“中国问题”意识的现代版本。寻租盛行，怎么就阻止了经济增长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政治经济学议题，MIT的Acemoglu和哈佛的Robinson，与哈佛的Gleaser和Shleifer，他们之间有一些争论，但中国人不妨仍以中国人惯有的整体论态度来理解这些分歧。回到这张图，在1820至2000，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几个典型国家的人均GDP增长曲线，足可预示未来五十年的增长情况，而且不必计较模型和细节，我在中国曲线2000年处画出三种颜色的箭头，红色预示着保持高速增长趋势，蓝色预示着在2008年增长的顶点之后向下进入停滞或长期衰退，当然，绿色是这两极端情况的折中，也是我们中国人最愿意相信的。不过，根据绿色箭头的预示，中国与例如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在五十年后，人均GDP仍将保持一个无法忽视的差距。我在2007年以前曾有过一个估计：那时，中国人均GDP，大约至多达到日本的三分之二，但以目前我们教育的普遍素质而言，更可能的情况是只达到韩国水平，也就是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注意，我没有讨论最悲观的情况，也就是蓝色箭头预示的情况。何时可能发生最悲观的情况呢？很可能，就因为政治体制的彻底失败所致。故而，单纯为了中国经济，以经济学家的名义，我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下一篇： 贺卫方呼吁特别委员会调查动车追尾事故 转崔之元贴薄熙来发言

电视媒体广泛宣传本周美国股市狂跌，引我浏览道指长期走势图，结果得到下面的两张图，其一是这一周暴跌之后道琼指数的局面，实在很糟糕，而且后果难以设想。因为，结合这张图，考察下面的一张，1695年-2010年的长期股市走势，如艾略特研究所二十年来鼓吹的那样，我们承认，道琼指数似乎在“筑顶”，典型的“肩-头-肩”，不过，右侧的“肩”，在上周之前，很难说不是一个上升的前奏。尤其是，这张图截止于2010年，而现在是2011年7月刚刚结束时，上周末，关于新上升的想象基本破产了。因为，道琼指数，在第一图里，已显著跌破长期支撑线，向下到哪里？很难想象，初步判断，根据第二图的第二条横线，如果跌破10000点水平，就应返回1000点水平（即所谓“第四浪”）。不过，现在我们的世界，是徘徊在10000点水平的世界（所谓“第五浪”）。这样的前景，虽然需要未来的半世纪落实它自己，也仍令人难以置信。当然，我在2000年刚过不久，已介绍过这一前景。这一前景对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经济被普遍认为处于上升期。一个朝气蓬勃的孩子突然站在山顶了，只能望见前面的无底深渊？那么，听我讲课的这些学生在未来五十年里怎样筹划人生呢？我对我的悲观预言的最有效解毒剂是，以往多少年我始终这样悲观而悲观的事情始终没有发生，于是，这一次也如此吧？其实，全世界将要转入一个物质发展的低潮期，这是梁任公至梁漱溟那一代学者百年前讲述的未来故事。没有这样一个低潮期，世界怎样进入一个精神发展的高潮期？于是，我的悲观后面原来藏着一项希望——人类的大转折即将到来。     下一篇： 为什么中国人均GDP未来的增长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这篇报道，撰写之艰难，读了便知道。有辞章和语病等问题，可以谅解，因参与撰写的记者和实习记者人数实在很多，以舒立团队的“危险名声”，整理故宫之“故”，太难。读这篇报道时，我不断想到的，是晚清官僚，如出一辙呀。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1948年发表《美国与中国》，结尾预言，数千年官僚政治的沉重包袱，将如以往一样成功地拖垮这个新政权。刚才我在共享资料主页没有找到第一版，都是第四版，遗憾，正确的诊断，往往是第一印象而不是第四印象。可是，上传版本的同学只求新。 我心中的故宫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1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08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张进 　　伴随着故宫哥窑瓷器破碎的声音，本期杂志推出封面报道“故宫蒙尘”。 　　我们一直关注故宫，她是中国历史的辉煌，也是中国文明进程的折影。三个月前，故宫窃案发生后，种种事实表明，这不是偶然。调查开始了，我们与各路知情人士交谈，问题一一浮现：有的匪夷所思，有的愚不可及，有的骇人听闻，直让人跌足长叹。“故宫蒙尘”这个封面标题，即灵光一现闪入脑海。 　　采访必然地艰难。故宫，又名紫禁城，多年来自成一体，恰如其高墙深宫，外人难窥真容。只见其老大滞重，步履蹒跚，沉疴毕现。记者采访甘苦，不足一一道也。 　　掩卷之余，心有戚戚焉。30多年前，余尚童稚，居于苏北乡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来到北京，第一次进入故宫。那时，故宫辉煌和壮丽的气象，瞬间将我击倒，并从此让我立下“长大一定要去北京”的“壮志”。幸得高考，终偿所愿。后来在北京工作，有一段时间，每天骑车上下班，都要路过故宫北侧的神武门。那夕阳余晖中的紫禁城角楼，和护城河畔随风拂动的垂柳，伴随我一路骑行。 　　故宫，至今仍然是寄托了我少年时无限情怀的故宫。 　　行文至此，改动宋时一首偈子中的一两个字，作为本文的结语： 　　“我有明珠一颗， 　　久被尘劳关锁， 　　何日尘尽光生， 　　照破山河万朵。” 　　 本期值班主编 张进               故宫蒙尘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1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08日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中国头号文化遗产所托非人 财新《新世纪》 记者 任波 曹海丽 蓝方 卢彦铮 张艳玲   　　盛夏的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洒落在故宫正北的神武门上。朱红色的城楼，稳稳托住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重檐庑殿顶；最上端的屋脊两侧，两只俯身翘尾的琉璃瓦吻兽显得格外高不可攀。 　　宁静和庄严，是几百年来故宫留给人们最常见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在短短几个月间屡被打破。 　　7月30日，有网友在微博曝料：故宫摔碎了一件属一级文物的宋代五大官窑之一哥窑瓷器，并多方封锁消息。这件一级文物，是哥窑青瓷的代表作，造型为葵瓣口盘，极为罕见。其实，早在7月4日，它就被故宫工作人员进行无损检测时“失手”所伤，碎成不规则的六瓣。此后的26天，故宫方面始终保持沉默。 　　更早在5月8日，一蟊贼轻易躲过号称布防严密的警报器和监视器，在一个借故宫举办的私人博物馆展览中，成功盗取数件被收藏人称为“价值连城”的展品。 　　窃案嫌疑人被捕后，故宫博物院向公安人员赠送了一幅锦旗，上面竟然有斗大的错别字；紧接着，故宫西花园中的建福宫将被改造为富豪私人会所的消息，又遭知情人曝光。 　　接二连三的事件令世人瞠目。一向被视为中国头号文化遗产的故宫，在公众怀疑的目光中，一步步陷入前所未有的舆论漩涡。 　　然而，舆论质疑之中，故宫岿然不动，只是以惯有的“低调”，自行在内部悄然实施所谓问责。公众惟一可见的“改进”是：7月2日，故宫博物院推出“单向参观”措施，要求游客必须从南侧午门进入，游览后由神武门离开。其理由，是“为了故宫和观众的共同安全”，是“经酝酿、论证、试行之后才作出的”慎重决定。 　　自那日起，神武门外每日人声鼎沸；宫门和对面景山之间并不宽阔的马路，连同东华门外的弹丸之地，每日均被旅游大巴挤满；酷暑中车流缓慢，多处拥堵；护城河畔的角楼、垂柳和城墙，已不复往日沉静。期望中的“安全”也未必能因此到来。 　　故宫，这座有着600余年历史的明清皇宫，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宫建筑群。它不但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最高水平，还拥有多达180余万件难以估价的馆藏。在国人心目中，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象征符号，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容不得半点瑕疵。然而，故宫最近发生的事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公众的承受极限。 　　这所外人难窥真容的紫禁城，老大滞重，步履蹒跚，病态毕现。它究竟怎么了？ 哥窑瓷器破碎 这样严重的事故，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成立以来，前所未有 　　一件国宝级文物破碎的脆响，再次把故宫推上了风口浪尖。 　　7月30日，哥窑瓷器被损坏的消息曝出后，各界都在等待故宫博物院作出解释。 　　财新记者了解到，此次文物损坏事件内部相当保密，故宫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均不知情。面对舆论的“瞒报”质疑，故宫方面声称，这是在业务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损毁，需要依法报国家有关文物主管部门审核处理，但需要时间。 　　这种带有“撇清”意味的解释，公众并不陌生。对此，曾主持《文物保护法》起草、已有89岁高龄的著名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难掩遗憾。他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故宫方面出现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多位文博界资深人士均向财新记者表示，这样严重的事故，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成立以来，前所未有。 　　经多家媒体求证，故宫博物院7月31日方承认，确有发生文物损坏事件。故宫方面称，7月4日上午约10时，故宫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向古器物部提取上述文物，进行无损分析测试时，不慎损坏文物。事件发生后，故宫立即成立调查组彻查，并已得出初步结论，判定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实验室科研人员操作失误，导致样品台上升距离过大，使文物受到挤压而损坏。 　　但在此之外，故宫方面似乎并不认为有更多的不妥。担任事故调查组组长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强调，之所以迟迟没有向文物主管部门上报，是为了对事故的原因求得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回答”。8月1日，在一则电视访谈中，陈丽华进一步解释说，经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商量，决定暂不公布此事，是因为“当事人思想压力非常大”；在相关责任未厘清前，先把这个事情捅出去，会给故宫造成很大压力，而内部处理也是“对当事人的一种保护”。 　　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处长娄玮解释说，在业务当中出现的损毁，依法需要报国家有关文物主管部门审核处理，但并未规定时限。但事实上，《文物保护法》规定，馆藏一级文物损毁的，应当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核查处理。《国家文物局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管理办法》对上报时限更有详细规定，即“国有文物事业单位应当在知道突发事件发生后或者应当知道突发事件发生后，两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谢辰生强调，文物损坏事发后必须依法在第一时间上报，并由主管部门作出调查的安排，否则就涉嫌违法违规。他进一步表示：“不应该自己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也曾发生过一起文物损伤事故。当时是一幅被定为一级文物的字画在修复过程中不慎撕裂。谢辰生向财新记者确认，事故发生后，故宫博物院立刻向主管部门汇报，后文物主管部门参与了调查。 　　而在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界专家看来，如果确如故宫方面所言，文物属于人为操作的机械破损，完全不需要花费二十余日才得出调查结论；即便需要长时间调查，也并不会影响故宫在第一时间先对事故进行披露。 　　他进一步对导致此项事故的研究项目提出质疑。宋代官窑瓷器存世数量极为稀少，而故宫收藏有大量官窑瓷片，完全可以用瓷片代替文物本体来做实验。即便万不得已，需要动用文物，也不能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由操作人员一人完成；更需要事先用模型代替文物，将仪器调校到位，不能用如此珍贵的文物来试错。 　　知名收藏家、民办的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认为，文物损坏事件，暴露了故宫博物院严重的管理漏洞。他对财新记者表示，无论是谁的责任、事故性质如何，故宫博物院作为文物保管单位，都没有权利擅自决定“内部处理”，更不能在文物受损后故意隐瞒。 故宫窃案盲点 故宫窃案处理结果：主管安保的副院长纪天斌受警告处分；保卫处长记过，值班副处长和两个科长记大过；四个工人留院查看，其中三人是临时工 　　面对舆论铺天盖地的质疑和问责呼声，故宫博物院以惊人的速度宣布了对文物损坏事故的处理结果。 　　8月3日，故官博物院在其官方网站上登出公告称：对造成文物损坏事故的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该部门主要负责人行政警告处分。 　　故宫博物院对于此次文物破损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与此前的窃案如出一辙。不过，对于窃案的问责，故宫方面对外至今秘而不宣。 　　据财新记者了解，7月初，故宫方面在内部宣布了对窃案相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最高责任人是主管安保的副院长纪天斌，受警告处分；其下，保卫处长记过，值班副处长和两个科长记大过。处分最重的是四个工人，留院查看，其中三人是临时工。 　　但是，窃案发生时故宫的应对措施，至今仍存有诸多盲点。 　　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新闻发言人冯乃恩5月11日在发布会上的介绍，5月8日晚10点半，故宫内岗人员发现一可疑人员在院内走动，在盘查过程中向保卫处电话汇报，此时嫌疑人逃跑；随后按“安保有关规定进行追查”，动用了全部值班、备班人员二十多人，同时报告了驻院的派出所和武警，搜索整晚持续。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20分，发现展品失窃。 　　北京警方还原的作案经过是：嫌疑人趁下雨躲过清场，藏匿在展厅和斋宫西配殿的夹道，在西配房切断供电总闸，使一些安保设施失灵；然后破坏玻璃和内部展板进入展厅，盗取展品后爬上房顶，又爬上故宫内墙，后于凌晨逃离故宫。 　　事后重新审视当晚每一个细节，人们很难相信窃案的发生纯属偶然。 　　故宫的安保力量不可谓不齐备。公开资料称，保卫处人数超过240人，设警卫队、技术科、防火科等8个科室。按规定，故宫每天闭馆后须清查三遍。有媒体报道，依据预案，故宫被分成防护区、监控区和禁区，设有技防、人防、物防和犬防四道防线。 　　5月16日，故宫博物院在其官方微博上，把失窃的原因总结为七条，包括“闭馆清场有疏漏，对建筑地形复杂的区域清场出现漏人”“守机值班人员思想麻痹，安全警觉性不强”“低估了警情”“搜捕可疑人过程中，以为四门紧闭措施已经到位，未能及时对城墙布置防控和搜索”“对警犬的训练和使用方面，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等。这些概括颇为到位。有职工分析说，哪怕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能达到忠于职守的标准，窃案当可避免。 　　据财新记者了解，一个没有被清晰说明的事实是，当晚中控室安防警报设备的监视器多处黑屏，系统失灵，守机值班人员却没有向上汇报，也没有通知现场人员及时查勘。多位故宫工作人员均向财新记者确认，下雨或一般性故障并不会导致监视器黑屏。官方微博解释称，“案发当天下中雨，安防报警系统设备多处监控系统报故障，守机值班人员误以为大面积故障是天气原因所造成，未及时向值班领导汇报”。此类诸多漏洞叠加，已非个别人员失职或失察所能解释。 　　退休多年的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最初听到展品被窃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管理上必然存在多重漏洞。他分析，清场疏漏和守机值班人员失职，说明安保系统形同虚设，此外更有应急措施不力。可疑人员逃跑后，应通知值班负责人，由其布置彻查，占领制高点，在城墙上布员，并通知公安部门包围故宫外墙，要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此外应立即通知开放部检查展厅和库房有无失窃，没有明确结果，第二天不能开放。 　　按规定，故宫每晚都安排院长轮流值班，节假日和旺季必须在院内值班，平时在家待班。但据财新记者了解，应急预案规定的“逐级上报”，当晚并未落实，搜查部署缺乏有力调度。常务副院长李季5月9日上午仍前往文化部开会，会议中才获知失窃消息赶回故宫。 　　在更多了解故宫的人看来，无论是窃案还是文物破损事件，都只是冰山一角，更非简单的下属失职。 两依藏何以登堂入室？ 由参展方主动申请举办的展览，须参展方自行支付与展览有关的一切花销。两依藏方面向故宫支付了相当的费用，但具体金额未获双方告知 　　窃案过后，应警方取证、调查需要，位于紫禁城内廷东六宫景仁宫之南的斋宫闭门谢客。这个二进院落，是旧日皇帝举行祭天祀地典礼前斋戒的场所，近年常用于布陈各种临时展览。被盗的展品即在此展出。 　　至案发后世人方知，此处展品并非故宫馆藏。它们以上世纪中期的西式化妆盒、手袋为主，分属卡地亚、爱马仕、蒂凡尼、梵克雅宝等奢侈品品牌，属于现代工艺品；此外兼有少量中式梳妆用具与家具，全部出自香港藏家、65岁的企业家冯耀辉之私人博物馆——两依藏博物馆。 　　“两依藏”之名，其实由冯耀辉两个女儿的名字中均有“依”字而来。这家私人博物馆在香港开办已有九年，长期摆放冯耀辉的个人收藏，偶尔开办party招待朋友。至2010年底，冯氏在香港上环置业，设立新馆，才将两依藏转为对公博物馆，准备明年初对外开放。 　　财新记者了解到，此前外界所知的两依藏主要收藏是中式家具，在故宫展出的化妆盒则是首次公开露脸。两依藏在2010年出版新书介绍这批收藏，并曾和英国一家著名博物馆接洽，讨论过展览可能性。不过在筹备落实之前，两依藏忽然选择回到中国，叩叩收藏“殿堂”故宫的大门。 　　按常规，故宫博物院对各类展览设定了准入门槛，什么展览可以举办、什么不能举办，均有严格约定。根据《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管理办法》，两依藏博物馆的展览属于“引进展览”类别。对此类展览，该办法规定，“引进展览须与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和任务相适应，应以展示古代、近代文物为主”；至于现代艺术品，则必须满足“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条件，才可“适当考虑”。 　　该办法更特别规定：“对于非博物馆和文化艺术单位的临时展览，以及个人文物收藏展和作品展，一般不予承办。” 　　故此，故宫对举办展览有一套复杂的审批程序。须先进行资格审查，再进行可行性论证，后报主管副院长或院长办公会批准，必要时还要报国家文物局和文化部审批。 　　那么，作为私人收藏、且仅为现代工艺品的两依藏首饰盒藏品，是如何登上故宫的大雅之堂？ 　　起初故宫方面也表示拒绝。财新记者了解到，两依藏透过国内文博界人士在故宫穿针引线，也曾特地发出邀请，安排故宫人员赴港考察藏品，并多次承诺绝不用藏品牟利，不会借故宫之名抬价待沽。 　　收藏界对于此批展品的艺术价值，其实存有异议。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保险公司负责文物风险精算的人士看来，这些展品多数距今不过六七十年，只是一些奢侈品牌的精选品，并非文物，亦谈不上是艺术品，远远无法按文物的标准来衡量其价值。 　　据财新记者了解，是否引进两依藏展览，故宫内部亦有顾虑，最终仍决定敞开大门。 　　其实，在最初接洽展览时，两依藏尚无正式博物馆身份，而是在去年底才在香港正式注册登记，随后方以对公博物馆身份与故宫签约。此去故宫，亦有为私人博物馆正式开张造势之意。 　　据财新记者了解，故宫主动邀请举办的展览，费用由故宫承担；此类由参展方主动申请举办的展览，须参展方自行支付与展览有关的一切花销。两依藏方面向故宫支付了相当的费用，但具体金额未获双方告知。 　　据财新记者了解，类似两依藏这样的展览，在故宫并不少见。 　　对两依藏博物馆而言，付出一些金钱无疑是值得的。展览开幕礼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等人剪彩，各界头面人士高朋满座。 奢侈品展览鱼目混珠 商业和崇尚奢侈之风侵蚀到国家级博物馆一方净土。2009年，在午门展厅曾举办“卡地亚珍宝艺术展”，展品346件，主要为该奢侈品牌旗下珠宝、腕表、时计、饰物等 　　在故宫博物院的网页上，列有大大小小各项展览30余个。其中绝大多数为明清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和常设展览，如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外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内廷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原状陈列，设于咸福宫的慈禧垂帘听政史料展、设于储秀宫丽景轩的溥仪生活展等。此外，有大约不到十个主要为有排期限制的各种特展、临时展览、常设展览换陈，如即将在午门展厅展出的兰亭大展，在武英殿书画馆轮流展出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等。 　　展览看似琳琅满目，但多为历年积累。据故宫展览部副主任马继革介绍，质量较高的大展每年两三个。为数不多的特展中，近几年又夹杂一些参展方主动申办的展览。两依藏展览即属此列。 　　就在故宫设于延禧宫的古书画研究中心，去年春曾以三个月展期举办过一个“佛像典藏——夏荆山佛像艺术展”，展品为“夏荆山居士率众弟子、耗费数十年心血用工笔重彩绘制的佛像绘画作品”。展览介绍称之为“中国佛教界的一大盛事”。开幕式当天贵客盈门，到场者有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宁波慧日寺主持传禧法师等政府官员、宗教界人士共300多人。赵少华还亲自为该展览致辞。 　　展览的介绍资料，对这位“夏荆山居士”极尽赞美，称其为著名爱国华侨，追随海内外高僧大德修学显密教法长达50余年，系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善信檀越和佛教绘画艺术家。而在美国，夏荆山则以看风水极准而闻名，香港、东南亚一带富豪也常常请他看风水。据财新记者了解，夏荆山目前长期居住于密云水库附近一处大院，常年有信徒携礼前往拜谒，求其解读“命理相学”。 　　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引进展览，还有2009年在设施最好的午门展厅举办的“卡地亚珍宝艺术展”。展品有346件，主要为该奢侈品牌旗下珠宝、腕表、时计、饰物以及品牌史料等。 　　两年后，2011年5月31日，以“艺术、时空之旅”为主题的LV（路易威登）奢侈品展，于修缮一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共展出路易威登各类展品近200件，涵盖旅行箱、服饰等。一时舆论哗然。 　　随着争议升温，此时人们方才忆起，两年前就有类似的卡地亚珠宝展览进入故宫的先例。世人担心商业和崇尚奢侈之风侵蚀国家级博物馆的一方净土，更大的忧虑则在于博物馆为追逐利益，而冷落了其本应承担的文化职能。 大修还是破坏 故宫大修后，国家文物局一位官员对装修一新的故宫作出评价：“好像是进了影视城” 　　尽管故宫接纳了诸多类似卡地亚珠宝这样的奢侈品展览，但据员工透露，一些颇有价值的计划内展览，因诸如“不被重视”“缺乏经费”之故胎死腹中。更有一些已立项的展览半途夭折，甚至已筹备妥当却仍被搁置。 　　2010年8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一次会议上坦言，当前游客能参观到的地方不足故宫面积三分之一。大锁锁住了故宫数不清的宫门。 　　与此同时，故宫以保护文物建筑和更好向公众展示为目标的大修和日常修缮，一直未曾间断。 　　2002年，故宫启动了自成立博物院以来最大的修缮工程，是为“大修”。故宫称其为“百年一遇”，投资规模为每年1亿元，总计19亿元，全部由财政拨款。 　　整个大修按规划将持续到2020年，分近、中、远三期实施。其中近期已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结束，包括武英殿及中轴线上的开放区域，重点是三大殿。从2009年起，故宫维修进入常规修缮阶段。目前中期已经过半，修缮对象转至非开放区域的殿宇。 　　大修的启动，与故宫方面的积极争取不无关系。2002年3月，大规模修缮启动，总指挥为2002年9月新上任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当时还兼任文化部副部长。 　　这是一项在古建和文化遗产保护业界引起很大争议的工程。争议焦点是，故宫在大修中的做法，是否违反了古建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最小干预”原则，以及程序上是否存在瑕疵。 　　上述几项原则，来自国际社会共识和有关国际、国内法规的约定。故宫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修缮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在原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建筑与古迹保护中心主任张之平看来，遵循上述原则最直观的措施，即是“随破修理”四字。她认为，对古建进行维修，主要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就像人病了就得治，但要尽量少动，“少干预、多保护”，尽可能多地保存建筑所带有的历史信息。 　　“故宫一块砖的历史比美国还长。”张之平表示，文物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尽最大努力维持原状。 　　故宫在大修过程中出现大面积更换原有材料和油漆一新的情况，有的确是因为年久失修采取的必要措施，有的，在一些专家看来，则是不必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2006年启动的太和殿维修，是故宫大修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工程，亦引发激烈争议。 　　太和殿是往日朝廷举办登基大典、重大庆典、出师、传胪（宣布殿试结果）、恭上皇太后徽号、册封皇后、皇太子等重大仪式的前朝正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在故宫建筑群当中等级最高，体量最为宏伟，其建筑规制之高，装饰手法之精，甚至被认为当列中国古代建筑之首。 　　在对太和殿做勘察测绘过程中，故宫方面发现太和殿的一个柱角低于其他角，遂怀疑该柱角的檐柱或有严重糟朽，认为需要揭瓦来查看。修缮人员对屋顶一角打开探洞勘测，却发现并无结构性损坏。 　　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引发激烈争议。张之平回忆，当初业内不少专家提出不应再扩大维修规模。她指出，在古建并无严重损坏的情况下，大规模拆旧建新是严重违反“真实性、完整性”原则的行为。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不是这些提出反对意见的专家所能控制的。最终，太和殿的屋顶大部分被揭开重修。 　　太和殿的屋顶，属于明清官式建筑九级屋顶形式当中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顶”，上覆皇家专用的黄色琉璃瓦，垂脊檐角上的仙人走兽每列多达11个，为中国宫殿建筑史上所仅有。檐下一层装单翘重昂七踩溜金斗拱，檐下二层装单翘三昂九踩溜金斗拱。内部构件亦与其他殿宇不同。由72根大木柱支承梁架构成4大坡顶，跨度虽大但曲线优美。其中梁架之上椽檩层叠，椽上再铺望板，板上苫灰背瓷瓦，用的是其他宫殿建筑当中所未见、配方至今几乎失传的白泥灰背。一旦大面积揭瓦，原有的材料势必遭到破坏，特别是瓦和房梁之间的粘合、防雨防漏材料，如灰背、铅皮等，将无法复原，只能用新材料替换。 　　现实是，一方面，新材料的质量和原有材料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传统工艺已经难以复原，传统匠人也逐渐消失。原故宫负责古建的副院长晋宏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这两个问题是故宫在大修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因而有专家对“大修”如何理解提出质疑，认为“大修”作为落实“整体保护”的目标，应该是有计划的全面开展故宫文物建筑、包括其它各类遗存的维修保养，尤其应关注非开放区的文物建筑维修。 　　上述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无论怎么修，都必须遵守“最小干预”原则，一定要有严格的程序。如果要进行“重点修缮”，就更得拿出监测数据和分析报告来论证。但迄今为止，尚未听闻有任何监测数据说明太和殿需要大修，整个太和殿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结构性的失稳现象。 　　晋宏逵解释，此次大修是难得的一次全面“袪病延年”的机会，故宫方面认为彻底修缮是必要的；所有维修都是针对古建筑的残损，消除隐患。他强调太和殿保护工程贯彻了“最少干预“原则。 　　故宫方面大面积揭屋顶重修，引发了主管古建筑维护的国家文物局强烈不满，这在业内不是秘密。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财新记者，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和副局长童明康曾分别到故宫要求停止继续揭瓦，但未引起重视。 　　不得已，国家文物局找来了包括院士在内的多名资深专家一起前往故宫。当受邀前往的专家们登上太和殿的脚手架看时，屋顶的老瓦已被揭开一大半。这次声势浩大的专家团行动奏效，故宫方面终于歇手，但木已基本成舟。 　　不过，故宫古建部主任石志敏对财新记者表示，故宫大修有严格的程序，每一步都要层层报批审核，且会征求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他对财新记者确认，太和殿大修获得了上级部门的许可。 　　大修之后，国家文物局一位官员曾对装修一新的故宫作出评价：“好像是进了影视城。” 低效陷阱 巨额投资并不意味着文物安全高枕无忧。一个巨大的隐患是，多年来为数惊人的文物宝藏，至今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期清查核对，物账相符难获保证 　　故宫热衷于大修，也许未能明言的原因是，大修是故宫最大的一项工程，每年最高可由财政资金按1亿元的规模支付维修费用。这也是迄今故宫所获的最大一笔项目投入。 　　除了宫殿古建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和保护，故宫还存放着180余万件可移动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数量占全国的七分之一。要将故宫这一庞大的古代宫殿建筑转型成为现代化博物馆，故宫常年在安全防护、文物保护、殿堂改造方面的资金需求非常惊人。 　　作为享受财政全额拨款的文化部直属事业单位，故宫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收”的部分，主要是门票收入，去年达到5.9亿元，全部直接上缴财政部；支的部分，即故宫的修缮、改造和日常运营，另由公共财政拨付。 　　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冯乃恩对财新记者说，财政部并非完全按申请额度审批。由于故宫每年都有相当大数量的预算执行不完而形成沉淀，财政部在新预算申报额度基础上会有所核减。 　　冯乃恩承认：“这几年国家对故宫的支持还是很大的。”一位内部人士则告诉财新记者，财政部曾表态，原则上只要不超过故宫总收入，要求合理的支出都会全额支持，“可以说是故宫想做的项目都能拨款，全国毕竟只有一个故宫”。 　　但是，这些巨额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样难令人乐观。例如，多年来，为数惊人的文物宝藏，竟然至今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期清查核对，物账相符难获保证。 　　据财新记者了解，早在本世纪初，故宫便计划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系统，以便走上权责对应、绩效可查、账目明晰、监管到位的科学管理轨道。其中，馆藏文物的保管信息系统被作为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来规划设计。 　　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以来，就存在接收的藏品信息凌乱等问题。例如，仅在“碗”这样一个编目下，就可能对应着型号、花色、年代不一的成千上万件馆藏。此外，还存在大量物品分类不清的难题，如很多藏品，原本仅按存放的空间位置登记，其功能、用途和历史价值都未及评估。 　　至今，故宫共进行过七次文物清点。目前，第七次清点已告一段落。但这些清点在物品和账目比对方面仍有不小的缺陷。也就是说，可能发生有些文物尚登记在册，但实物并未收藏在账目记录的仓库或空间位置；抑或账目记载的文物，并无实际对应的物件。 　　现实中，故宫也的确出现过研究人员需要调取某件文物，而在其所记载位置并未找到的先例。要进行彻查，困难在于账目和实物多年来为两条线管理，库房众多，须由多个保管单位分工管理。账目庞杂，全部文物的历史账目就堆放了满满几个大柜子，许多文物的标签又相对简略，仅靠有限人工难以实现全面核查。 　　信息系统上马后，故宫有关信息部门与文物保管部门合作，集合五六个熟悉文物和保管业务的老人，予以辨识分类，在此基础上将90余万条文物信息进行双机录入，形成数据库；更花费近十年时间，将录入的数据和总账核对，并查实具体的收藏位置，责任对应到人。 　　至2009年，该系统完工上线，只要据此进行定期按适当比例抽查，即可大体保证账物清楚。然而，故宫分类库多达数百个，而故宫文物保管部门一年只象征性查验少量藏品。因而，这个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制作的信息系统，在不少当事人看来，如果制度执行不到位，也仅是摆设。 为了保护的破坏 斥巨资打造的现代化设备，有时还会因管理不善对文物形成伤害。一级国宝、五代时期画家董源所绘《潇湘图卷》，就曾被落地展柜顶端的空调滴水打湿受损 　　在信息系统建设之外，文物安全始终是故宫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上世纪80年代，故宫就开始总体安防系统规划，花了十年时间，在故宫院墙设置了第一套现代意义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2010年10月，故宫新的安全防范报警系统工程改造项目启动。该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达到5900万元，均由国家财政拨款。 　　至本文开头所提的窃案发生时，公开资料显示，故宫每日清场后，有至少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无间断运行。但事实证明，它们并未能阻挡窃贼的入侵。 　　窃案发生后，故宫在官方微博上公布整改措施，除提出将加快已有安防系统的升级改造，还提出几项新的安防升级需求，包括为紫禁城城墙加装安防设施、为重要展室门窗更换防爆玻璃、改造展柜、改造“安全防控不达标的展室”等。冯乃恩称，已“要求上级部门追加预算”。 　　由于故宫地面库房条件差，防火、防盗、防尘、防震等条件都难以达标，从1986年开始，故宫在西华门内，先后投资约1亿元，营建了2万多平方米的地下收藏库，80余万件珍宝级文物均保存于此。这也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地下恒温恒湿收藏库。2009年，仅对地库空调机组改造，即花费近600万元。 　　除了库藏，故宫还有约1％的文物在地面布展。将传统宫廷院落改造为展厅，投资同样巨大。2004年4月，故宫投入2000余万元改造午门正中门楼，在原建筑框架内打造出玻璃结构的现代化展厅，既保护古建，又为展品提供了恒温恒湿的环境。 　　“也只有午门能够这样做。”故宫一位文物保护专家介绍，午门内部空间充足，有搭建“玻璃壳子”的条件；而故宫内的绝大多数殿堂空间狭隘，改造难度大，每一个项目上马，古建保护部门和展览、文保部门都会发生争执。 　　最终的妥协，往往通过高额投资换来。例如被辟为书画馆的武英殿，在投资3200万元进行建筑本体修缮后，西南崇楼、武英殿、贞度门西南朝房内部，为适应展览要求的装修改造，仅展柜一项就花费数百万元。尽管空调、消防报警器、防盗器、供暖、供电、照明等设施的布线对武英殿的地面墙体造成一定损伤，但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对书画藏品的保护标准。武英殿内部有一系列恒温恒湿设备，灯光则是自动转换明暗，以减少灯光对展品的照射。所有展柜都具有防爆、防紫外线功能，珍贵文物都采用全密封的形式展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斥巨资打造的现代化设备，有时还会因管理不善对文物形成伤害。 　　2008年5月5日，一级国宝、被视作中国“南派”山水开山之作的五代时期画家董源所绘《潇湘图卷》，在武英殿展览时，被落地展柜顶端的空调滴水打湿受损。究其原因，竟是源于展柜上方空调换气口的“设计缺陷”——新安装的展柜湿度控制设备中的湿度传感器CPU死机，控制系统失控，并最终导致出风口滴水。 　　后故宫对外解释称，受损部位在画心下部，经鉴定为“未遭受明显损伤”，经处理可以恢复。 　　忆及此，多位故宫研究人员均扼腕叹息。《潇湘图卷》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一位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介绍：“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幅画是绢本的，要是纸本的，一定会被水滴击穿，留下一个大洞。”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由于事发数日后便发生汶川大地震，这才未能继续成为舆论声讨的热点，最终未见故宫方面作出实质性问责。 系统性故障 蚁害正在故宫蔓延，“部分木柱子基本吃空了”。如不彻底清查治理，故宫或有一日将毁于虫害 　　尽管不少内部人士都认为故宫“不差钱”，但故宫仍设法在财政收支体系外筹措资金。 　　2011年3月29日，由企业家捐资的私募基金会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下称故宫基金会）及北京故宫文化促进会（下称故宫会）宣告成立。也许是为了操作上的便利，这个基金会的理事长由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担任，秘书长则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冯乃恩。 　　业内人士质疑，中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不得由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兼任”，这与故宫基金会人事安排有明显冲突。 　　这种利益上的关联性，并未影响基金会获得北京相关部门的审批。故宫一位处长介绍说：“故宫基金会就是要弥补项目经费的不足。”其实，此类“弥补”不独故宫基金会一例。在门票收入之外，故宫还有大量经营性收入，不用上缴财政，而是列入博物院自己的财务预算管理，由故宫自行支配。 　　背靠故宫这座文化宝库，无论是故宫门票上的广告，还是收费的语音导游系统，可供经营的资源不胜枚举。规模最大的几项为：珍宝馆和钟表馆的门票、经营场地出租收入、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售卖纪念品和食品饮料收入、来院展览的展费、文物修复对外有偿服务等。为鼓励员工“创收”，故宫还专门制定了内部奖励措施，规定“各部处”通过“额外付出的劳动”为故宫带来的经济收入，每半年以净收入为基数，以超额累进的方式提取奖励，基准比例在20％以上，经院办批准可自行分配。 　　内部人士透露，这部分不进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收入，可以弥补许多“有政策没资金”的项目，如给事业单位人员发第13个月的工资。约在2009年，有人向文化部等主管单位发出举报信，揭发故宫内部“小金库”泛滥，此后故宫创收奖励的提取比例有所下调。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博物馆经营并非一件坏事。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改革指导处副处长郭长虹认为，博物馆并不是不能经营，而是需要对经营的目的和使命有严格的界定和监管。郭长虹强调，除了支付合理的人工成本，经营的收入应该明确用于非盈利目的和使命。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此类经营活动中，故宫究竟有多少收益？具体又如何分配使用？与此有关，故宫的管理现状究竟如何？还有哪些问题未曾暴露？外人无从知悉，更无从插手。作为属于全民的宝贵文化资产，故宫是否涉嫌沦为少数人实现利益的工具，乃是外界最大的质疑。 　　不过，亦有观点认为，故宫的管理并不存在系统性问题。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对财新记者表示，故宫的管理制度“还是非常完整的”，几乎“每一制度的细节都很规范”。他认为，故宫出现窃案等事故，真正的问题在于规章制度“没有执行好”，窃案等几件事情的发生，均源于下属或下级单位未能将有关问题及时上报。 　　然而，曾经为故宫建立起一整套全新规章制度的老院长张忠培，却有不同的体会。年近八十的张忠培，是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第三位被正式任命的院长。1987年，他上任不到一个月，故宫连续发生两起窃案，一起火灾。接二连三的事故，让初来乍到的张忠培如履薄冰，也让他意识到，故宫存在的管理漏洞和责任之重。 　　他决定拿出一套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由北京博物馆协会出版的《北京博物馆年鉴（1988-1992）》对这一举措有过描述：1987年，院里着手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新的规章制度分《故宫博物院部处职责和正副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故宫博物院规章制度汇编》两部。前者分别对全院21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部处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做了规定，后者将全院工作分为13类，列规章制度119种。年鉴称，这项工作还在国内文博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兄弟单位以有关条文为参考，制定了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这套制度的核心，在于严格分工，责任落实到人。但这种权责的划分，始终仅限于“单位”框架，由每一个责任人逐级向上对应，最终对“单位”的最高领导负责。回忆起当初那场改革，张忠培说，采取院长负责制，将人权、财权都集中到院长身上，是有风险的。 　　为尽可能化解系于一身的管理压力，张忠培想到必须以身作则，来激发起每个人的责任意识。至今仍有老员工怀念那个时代。据介绍，张忠培几乎每日都在参观线路内巡视。久而久之，据一位老员工介绍，每个员工亦都是如履薄冰，不敢懈怠。 　　但这样的自我监管模式，仍有寄托于“人治”之嫌。张忠培最终意识到，在官本位体制下，监督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而寄希望于领导个人的廉洁奉公也很难持续。 　　事实上，中国现有的博物馆绝大多数都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其资产属于国有。按照现有体制安排，此类公共文化设施均由政府直接委派官员进行管理，政府直接行使监督权，经费亦由政府直接拨付，以管理者单纯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管理模式运行。 　　故宫是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属文化部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幽泓说，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故宫博物院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院长向上级行政长官负责，而不是向公众负责。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巫志南撰文指出，这种围绕官员行政系统的运作方式展开的监管，对管理者的自觉性过于依赖，缺乏以公共文化产品的社会需求为标准进行有效约束和激励，给管理行为的随意性提供了潜在的空间。 　　不少学者认为，要消除这种“依赖”和“随意”，关键措施即是打破“官本位”监管模式，建立公共文化产品对公众负责、由公众参与监督与问责的机制。更有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以 GDP 和增长率论英雄的政治生态下，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对文化遗产的轻率处置“是一种犯罪”。 　　2011年的夏天，故宫的日参观人数屡屡突破8万，大大超过了往年的最高流量。就在故宫忙于内部整改、应对旺季接待压力的同时，一群白蚁也在故宫悄悄繁衍。 　　早在2006年，在位于故宫内廷西侧属于非开放区域的毓庆宫，就曾发现白蚁。毓庆宫最初作为皇子居所，后用作皇帝读书学习之处，乾隆、嘉庆、光绪帝都曾在此居住。白蚁一般生长在南方暖湿地区，是木构古建的大敌。一批浙江的白蚁防治专家随后来到故宫，布置了白蚁监测控制系统。他们中的一位技术人员告诉财新记者：“通过勘测，发现受影响的面积比他们发现的大”“部分木柱子基本吃空了”。 　　对于白蚁的意外出现，故宫方面不愿声张。上述技术人员表示，故宫方面对有关消息不公开披露“有要求”。他担心，即便杀虫装置效力明显，但白蚁造成的伤害仍是不可恢复，且防控过程亦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监测，更难以保证根除。他还表示，白蚁隐蔽性强，加之目前监测的面积仅占故宫一小部分，有必要扩大监测区域。 　　财新记者近日得到消息，早前得到缓解的蚁害又有扩散迹象。如果不彻底清查治理，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故宫或有一日毁于虫害。 　　 本刊记者王晓冰、陈慧颖、刘志洁、戴廉，实习记者潘佳娜、邹怡茜、蔡亚毅对此文亦有贡献 下一篇： 未来半世纪的熊市 —美股长期走势已向下突破 —人类进入转折期—精神发展取代物质发展